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敬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墨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候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个时代都被称为“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墨子纪念馆山东省滕州市这里是位于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别的思想家不同，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墨子的一生，相伴着各种各样鬼斧神工般的发明，而这些发明被巧妙地运用到墨子的思想实践当中，在纷乱的战火间，墨子和他的弟子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兼爱、非攻主张，兼爱，没有任何亲疏贵贱的爱，非攻，就是反对战争。与墨子激进的救世思想不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政治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涌现出无数的思想家和学派，诞生了主张将世界万物变化归结于阴阳五行的阴阳家，依法治世的法家，游说各国的纵横家，他们从不同角度来探寻自然、人与社会如何相处的真谛，可谓众说纷纭。然而，所有的这些思想都与一个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学派就是儒家，儒家的创始人正是被后人奉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孔子呢，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反思对人的理解，人就是全面的人，而且怎么样通过人的自觉，人自己的努力，人自己的修养，能够成仁。十三经碑林北京市孔庙童声朗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以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为基本内容，孔子追求着个体、家国、天下的和谐，孔子的主张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孔子在世时，他的主张始终不能为各诸侯所用，颠沛流离时如丧家之犬。孔子逝世一百多年后，亚圣孟子，再次行走在宣扬儒学的道路上，然而，他的仁政主张，依然没能被任何一位君王接受，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儒学依然没能成为治世之学，甚至内部还出现了裂痕。大儒荀子的得意门生李斯，更因为主导焚书坑儒，而被众多的儒者视为最大的仇敌。秦朝时期，儒学坠入深谷，儒家思想似乎将永远湮灭于历史烟云之中。孔府文物档案馆山东省曲阜市在山东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圣迹图》大部分展示的是孔子颠沛流离的一生，然而其中的《汉高祀鲁》图却描绘了一幅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汉高祀鲁》彩绘孔府文物档案馆唐丽孔府文物档案馆副馆长唐：太牢礼主要指的是全牛、全猪、全羊，这个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刘邦祀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孔子墓地山东省曲阜市至圣林焚书浩劫十八年之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用最隆重的太牢礼来拜祭孔子，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似乎昭示着儒家思想重获生机。然而，刘邦仅仅需要用儒家的礼来感受与彰显一代帝王的威仪，刚从战乱中走出的汉王朝，整个社会需要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才是汉初统治者所需要的思想。儒家思想的真正复兴在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之后的汉武帝时代，这个时代散发着盛世的光芒，但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矛盾，急需一整套积极有为的治国新思想，这个时候大儒董仲舒应运而出。董仲舒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然而，所谓“罢黜百家”并不是废弃各种思想，儒家汲取了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众多思想的精华，成为经过改良后的新儒学，此时的儒学，在秉持仁、义、礼、乐的基础上主张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强调尊卑有序的王权等级观念，儒学一跃而为经学，儒家思想由此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统治思想。宋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实现了国家的长久统一，终结了历史的轮回。为了压制武夫悍将，宋还将一大批文臣放到重要的岗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整个国家重新稳定下来。其实，无论重用文臣还是武将，在中国历代政治中都有一个顽疾，这就是腐败，腐败解决不了，任何强大的根基都会腐朽坍塌。南京明城垣遗址江苏省南京市这里是南京明城墙，六百多年的风雨之后，明城墙一如当年巍峨，走近明城墙会发现，城墙的每一块墙砖上都刻写着铭文。杨国庆南京明城垣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杨：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都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几亿块砖都能找到准确的出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曾经深受元代官员腐败盘剥之苦的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便采取高压态势反腐，朱元璋还不惜使用酷刑来惩治贪官。洪武十五年，涉及空印案的一千三百多名官员全部受到处理，三年后，户部官员粮食贪污案被查实，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三万余人，几乎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当时说，一时世风丕变，无不洁己爱民，但是贪腐和反贪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你反的力量大，贪腐就会少，如果你反的力量小，贪腐就会大，这是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博弈，所以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这是是否坚决执行制度的问题。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在一个国家里面，它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主体文化，否则它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主流的，起主导作用的思想，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核心。在东汉后期，佛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盛唐时期，儒学和佛、道均活跃在政坛与民间，然而，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数百年战乱不已，混乱不堪，儒学又一次走入低谷。当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局部统一的王朝——宋朝时，一大批儒学思想家再次应运而生，其中，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新学说被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继续秉持着以礼治国的儒家基本思想，使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成为最能稳固宋朝统治的官方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由此再度振兴，然而，经过五百多年的发展，到了明朝前期，程朱理学被凝固在了刻板的书本当中，曾经活跃的思想已经变得保守与僵化，此时的儒家思想需要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和青春气息。在大多数科举士子陈陈相因，谨守朱子门户之时，这位十六岁的狂狷少年已游历了北部边塞，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就是王阳明。不羁的个性注定了他坎坷而传奇的人生，也在助推着一位儒家圣者的诞生。丰富的阅历和不辍的思考，让王阳明在儒、释、道之间有了崭新的领悟，他不拘于程朱教条，持续推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命题，构筑起他的阳明心学，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又一次自我更新。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他是吸收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后，他的认同更壮大，同时他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使得他能够一度一度地重新再建和重新发展这种比较宽广的这些韵律（？）呢，这是儒家使得中华民族能够源远流长的重要因素。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法、释、道等各种思想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演变，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这些思想广泛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礼仪道德、政治观念，影响着诸多政权的成败兴亡。公元前361年，精通法家刑名之术的商鞅，向急于称霸图强的秦孝公提出了以法家为指导的变法强国之术，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认同，商鞅制定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并得到实施，使秦国成功崛起，在商鞅变法一百三十八年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强大的秦朝，然而，严刑峻法在成就了秦的统一之后却又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仅仅十五年的王朝兴衰，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光靠严苛的法律制度。卜宪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卜：以法治国，这个是必要的，但是之前汉初的政治家对秦朝灭亡的总结所说的那样，“徒法不能以自行”，仅仅依靠法律也是不行的。从周初到秦亡，经过近千年的探索，以礼治国、以法治国两种方案均已提出并实践，然而，究竟该怎样成功地将二者有机结合使之合理地治国安民，这些问题秦始皇没能解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没能彻底解决，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的国策弊端丛生，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一度强盛的汉朝，走上了重蹈秦亡覆辙的危机边缘。公元前89年，汉武帝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颁布了《轮台诏》，宣布了以明（民）休息、思富养民的新国策。千古一帝的哀痛之诏，不仅挽救了即将覆亡的西汉王朝，它也为如何治国理政打开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得到成熟与完善。为了促使百姓大量垦荒种田，均田制在北魏时期颁布执行，并被隋唐所继承，三省六部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在隋朝被确定下来。隋朝开启了科举考试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三省六部制

《十八学士图》《二十五学士图》《八公图卷》《丝绸之路》绢本谢振瓯制度的完善，人才的涌现，生产力的提高，使唐王朝社会稳定、国富民强、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又一文明高峰。然而，强大的唐王朝也没能做到历久长存。卜宪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卜：封建制度它的本质是专制主义，那么如果说中央集权出现衰弱，或者说皇帝本人出现了昏庸的情况下，再好的制度它也很难坚持下去。少林寺河南登封市在历代传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套神秘的拳法被称为长拳三十六式，据说，正是宋赵匡胤所创立的，从乱世走出来的赵匡胤，差不多只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就通过陈桥驿兵变实现了黄袍加身。五代十国时期，兵变与政变竟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如果这个难题无法解决，中国将可能永远分裂而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才真正显示了一位开启伟大王朝的帝王的风范。朱元璋倾其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但腐败与封建制度与生俱来，朱元璋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遏制住腐败。

当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来临时，所有的官员早已不见踪迹，这位勤勉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他只有用血衣遗诏表达对腐败官员的痛恨：“朕自登极十七载，三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的衰亡悲剧曾不断上演，当后庭花的歌声在陈朝后宫不断响起，沉溺于荒淫玩乐的陈后主已离亡国之君不远了，当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以烽烟召集诸侯，将执政大事视为儿戏的时候，西周的灭亡也就迫在眉睫，当商纣王相信只要天命护佑，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荼毒生灵的时候，商朝的灭亡也就同样在所难免。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矛盾激化到无可调解的时候，残酷的战争往往成为唯一的解决之道。这是三千年前的一次重要占卜。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集结大军即将出兵伐商，在那个年代，世人无不信奉天命鬼神，并以占卜的方式来探知上天的旨意。兆象并不吉利，然而周武王果断下令出兵，天命难违，不吉利的兆象似乎开始应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与商军决战在即之时，狂风暴雨横扫大地，天气突然间异常恶劣，上天似乎在发怒，周武王的战前动员令响彻夜空，回荡在天地之间，周武王再次违抗了天命，流血漂杵的牧野之战随即打响，周军大获全胜，周朝从此取代了商朝。战争不仅考验着指挥者的决策，更印证着中国人如何战胜旧我，开辟新天地的决心。周武王冲破了夏商以来奉行的天命观，使中国人从迷信天命与鬼神的世界中开始走了出来，注重伦理道德的周礼出现了。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武王伐纣就是一种摆脱天命，初步摆脱天命，走向以人事为主的政治理念的军事行动当中的一种具体体现。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不仅以最激烈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命观和世界观，同时战争更以超乎寻常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考验并塑造着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两千多年前，一场重要的战争从一个谋略开始酝酿，汉武帝首先派人引诱匈奴首领前往马邑，然后派出三十万军队埋伏，要全歼匈奴大军，汉朝建立的六十多年时间里，一直饱受匈奴的欺辱，汉武帝希望改变这个局面。然而，匈奴首领察觉到埋伏的军队，马邑之谋没有成功，汉武帝不得不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委曲求全向匈奴求和？还是举全国之力与匈奴展开一场凶险的决战？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匈之间展开了长达五十二年的战争，汉南、河西、漠南三大战役随之开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先后诞生，“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壮丽的诗歌无数次再现了他们的英魂，他们的铁血豪情、壮志凌云从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经过三大次战役以后，基本上彻底解决了匈奴的边患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健康发展，没有军事上的这种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就不好说了。

战争不仅考验着战场上的将士，同样考验着整个民族。战争全面爆发后，军需供应花费巨大，多年以后，汉王朝积攒下来的财富已消耗殆尽，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汉武帝并没有妥协，通过财政改革，汉王朝重新集结起强大的国力。河仓城遗址甘肃省敦煌市西汉时期，这里曾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疏勒河，军队以及粮食、兵器、战马等战略物资，正是通过疏勒河源源不断从内地运到这里。呐喊声、号子声、嘶鸣声在这里彻夜交织混响，在西北荒漠中，西汉与匈奴进行过西域有史以来最长最大的阵地战，匈奴军队彻底臣服，汉军最终控制了西域门户。陈湘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陈：汉代的雄风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战争打出来的，最后我们才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样的决心和这样的意志。中华民族并不是好战的民族，也不是保守的民族，闭关锁国只是某些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开拓精神和对外交流的愿望，丝绸之路最早便是由中国人开拓出来的，在汉武帝之前，东西方之间的道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走过，公元前138年，张骞踏上了凿空的征程，在长达二十三年的艰苦探索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使中原与更远的西亚、南亚、欧洲、非洲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丝绸之路由此成为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最重要的通道，从此再也没有间断，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宝贵遗产。吴宗国北京大学教授吴：我们对这样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要进行开拓，我们要了解，要跟他进行交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顽强的精神。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形成，到元朝时，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海上贸易空前活跃，它们为明代早期的对外交流奠定了基础，最终产生了世界航海史上更璀璨的奇迹：郑和下西洋。这是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形成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然而，即便有再强大的力量，他们并不去征服和侵略别国，而是积极传播着中国人和平友好的价值观，并将各种各样的先进技艺带到四方。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郑和的这个行动，那么和外国的所谓地理大发现等等一些行动，它的性质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是要张扬国威，有宣传中国的这个文化，最后达到了同样的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这样一个结果。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展示着中国人探索、创新、包容、开放的精神风貌。《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南都繁绘图》仇英《大唐伎乐图》谢振瓯一个个开放的都市也因此形成，盛唐长安、北宋汴梁、元大都，无一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都市。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达到一百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异域风俗随处可见，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的琵琶演奏者，还有那些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她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事实上，正是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也展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吴宗国北京大学教授吴：唐朝的文化，它是表现出一种很宽阔的胸怀，你没有文化的自信，你就不能够大胆地、大量地吸收外来文化，更不能够在自己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因素，来创作出新的文化。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的民族从远方而来，宁愿舍弃自己的传统，也一定要融合到这片土地，有的民族则通过和亲、归附的方式，自然地融合到这片土地，还有的民族以战争等激烈的碰撞，最终融入到这片土地。公元493年九月，北魏孝文帝亲率三十万大军和文武朝臣，开始了他们的南迁之旅，沿途上风雨交加，道路泥泞，行军十分艰苦，最终，孝文帝如愿迁都中原腹地洛阳，由此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孝文帝带头与当地汉族通婚，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将鲜卑族姓改为汉姓，加紧修复孔庙，祭拜孔子，他还颁布了一道法令，将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全部改为河南郡洛阳县。北朝壁画山西省太原市王家峰出土北朝仪仗俑大同市博物馆如此激烈的改革，激化了各种矛盾，北魏政权迅速消亡。然而，作为鲜卑族的首领，魏孝文帝完成了他最神圣的使命，鲜卑族群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并于这片土地世代生息繁衍。卜宪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卜：通过民族间的和平的交往，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都是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贡献。公元641年，一支队伍即将从长安出发，这支队伍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十六岁的女子，她披上了嫁衣，化上了红妆，即将离开故土，远嫁到土蕃，成为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她就是唐朝的文成公主。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而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科学技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六百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为五百年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卜宪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卜：欧洲往往有多少个民族，它就有多少个国家，但是在中国往往有多少个民族，它是只有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向，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分裂，有统一，但是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这不是哪一个政治家个人的喜爱，而是有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的道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公元1124年，一支一万人组成的队伍即将被迫离开这片土地。金灭辽之后，辽朝的皇族成员耶律大石，不得不带领部下奔向西部，这显然是一个痛苦的旅程，重重艰险横亘眼前，绵延不断的雪岭，广袤无际的荒原，风沙漫天的沙漠，都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他们越走越远，最终落脚到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古城巴拉沙衮，建立了西辽。然而，这里并非他们最终的心灵归宿，耶律大石，这位辽朝曾经的状元，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最终成为漂泊海外的游子。比什凯克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契丹部落的人口达五十多万，虽然，距先祖离开中国的时间已近千年，然而他们仍保留着祖辈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他们依然遥望着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千百年来，无论是走西方，还是闯南洋，无论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的华人，他们无不思恋着故土，即便他们留在异国，他们的心灵归宿，仍然寄托在这片土地上。吴宗国北京大学教授吴：乡愁，这个乡愁是一个很伟大的力量。这是一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土地，在这种向心力的驱使下，民族的团结，版图的统一，是人心所向，不管在什么时代，统一的意识，已深深融入到各民族的血液当中，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总是无法分割，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断裂延续至今的文明。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学、宗教、艺术，还有历法、建筑，各种文化蔚为大观，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无数美丽的传说，也诞生出无数的英雄，他们都将自己满腔的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土地，唱出了一曲又一曲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古绝唱，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穷的英雄魅力。

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我们人生，中国人，都是把做一个君子不要做小人，甚至再高一步，我们要成圣成贤，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担当的意识，这个担当就是为天下担当。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从遥远的古代走来，带着精深博大的思想，带着凛然不容侵犯的风骨，带着包容和平的心态，带着永远探索、不断向前的精神追求，带着深厚宽广的文化底蕴，带着风和雨，带着沧桑变化、世事沉浮，迈着或沉重或轻松或坚韧的步履向我们走来，它是我们的过去，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可以鉴戒的无穷宝库，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财富，我们可以从容面对一切难题，正因为有如此坎坷的历史进程，我们更懂得珍惜，正因为有如此浩瀚的历史智慧，我们正充满底气，海纳百川，奔向美好的前程。

梦想，人类前行的动力。

从远古到现代，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追寻梦想的历程。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有着最古老的文明。我们有过辉煌，也曾经历苦难，但是，梦想一直照耀我们前行。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我们在铸造新的辉煌。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与梦想的时代，铭记梦归处，不忘来时路，我们将带您回到远古聆听我们祖先最古老的故事。

泥河湾遗址群（河北省阳原县）

桑干河婉蜒延伸，由东向西，横贯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全境，将一片叫做泥河湾的地方切割成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峡谷，这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地方，却是迄今发现的我们远古祖先最北端的活动地点。

成顺泉（河北省阳原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

成：在大约二百万年以前，这里是一个大湖，这个湖的面积是九千多平方公里，当时是最大的一个古湖，淡水湖。

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把泥河湾的名字同中国漫长的石器时代以及人类的起源联系起来。1978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一个叫做小长梁的地方，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这是泥河湾首次发现史前遗物。2001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另一处遗址的发掘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在现场，一具远古猛犸象骨骼化石出现在人们面前。

成顺泉河北省阳原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

成：当时，发掘出草原猛犸象的肋骨16条，还有它的门齿。

令人惊奇的是，这具化石除了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的痕迹外，一件大象肋骨附近的燧石刮削器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成顺泉（河北省阳原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

成：其中有一条大象肋骨，它上面就放着一块刮削器，这个就说明当时人类刮骨吃肉以后，把石器放在大象肋骨上，现在从16条肋骨上看，都有刮削器刮的痕迹。

这个发现向我们展现出一幅二百万年前人类餐食大象的生动场景。

远古的泥河湾，一只猛犸象步履缓慢地走向沼泽，那里的水源是它身体正需要的，突然，它的前肢陷入泥泞并越陷越深，杀机正在陡然逼近，埋伏在丛林里的古人快速冲向大象，用最原始的石器和木棒给予它致命的一击，大象无力还击，慢慢倒下，那些猎食者用锋利的切割器割下鲜美的象肉，享受自己的午餐。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泥河湾一带出土了众多的打制石器和古动物化石，却没有发现一件百万年以上的古人类化石。我们的祖先在哪里呢？

《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先秦重要的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山海经》讲述了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后，一尊天神女娲降生了，她独自一人来到凡界，见景色优美却独少生灵，便照着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一个个小人，后来，她嫌捏弄泥人太费力，就用枝条沾了黄泥乱甩，顿时，贵贱人等应运而生，繁衍生息。

这是我们孩提时听到的关于中国人起源的故事，然而，这只是一种虚幻的传说。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一切与传说、神话、考古论证，甚至每一个人的想象混杂一起，成为一个神秘、遥远而又模糊的话题。

随着大爆炸，宇宙形成了无数的星系，在太阳的周围，有一颗蔚蓝色的行星，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大气层和液态水使得地球成为我们已知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大约在四十亿年前，地球上诞生了最初的生命，而人类的出现则是数百万年前的事情。

禄丰古猿化石遗址云南省禄丰县

刘建荣（云南省禄丰古猿博物馆馆长）

刘：这是云南省禄丰县金山镇石灰坝，这个具体的地方小地名叫庙山坡，这是出土禄丰古猿（化石）的地方。

我们的祖先来自于一种数量稀少的古猿，以致今天很难发现他们的遗迹，他们在森林里腾跃飞荡，靠采集植物为生，采摘果实和嫩叶的生活为这些古猿带来了发达灵巧的手指和上肢。

禄丰古猿头骨化石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从1975年开始，考古人员陆续在云南禄丰县的地层内发掘出一具残缺的古猿头骨，若干个颌骨和上百颗牙齿，它们距今约八百万年，这是中国迄今知道与人类最为接近的动物，被国际古人类学界定名为腊玛古猿禄丰种，但，他们依然还是栖息在树上的猿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古猿告别树上的生活来到地面，走向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类呢？答案众说纷纭。德国著名古植物专家汉斯，从一个独特的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汉斯（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

汉斯：在过去的五千万年里，地球上曾发生过很多次大型气候变化事件，大约四千五百万年前，地球经历了最后一次升温事件，导致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炎热，然后开始降温，一直持续，一直持续，然而，在这期间出现一些持续很短的回暖时期，白从中新世以来，我们知道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发生了降温事件，在这段时期，地球上首次在南极出现了冰川的时期，今天，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任何雨林的迹象。

数百万年前，随着气候的变化，食物逐渐短缺，古猿开始从树上来到了地面，它们不得不经常搬动石块寻找食物，或者用棍棒挖掘野生植物的块根充饥，在这些劳动中，古猿的四肢逐渐产生分化，前肢逐渐从支撑身体的作用中解脱出来，分化成手，后肢则单独承担起支撑身躯的作用，分化成脚。

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人的两个腿走路跟恐龙，跟鹅这个是不一样的，它们的身体不是直的，我们人的身体是直的，这个叫直立两条腿行走，那么这样一直立起来呢，头骨就在上头了，不像其他的动物都在前头，那么，所以他的脊柱，我们不是有脊梁骨吗？这个脊柱形成四个弯曲，这样的话呢，他就把脊枉赋予弹性，所以人跑、跳的时候，不会把这个脑子给震坏了。

直立行走，打开了人类创造文明的源泉，我们的工具、武器、建筑、音乐、绘画以及后来形成的文字，都是建立在直立行走之上的。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住）

高：直立行走呢，它使人的双手解放出来，可以来制作和使用工具，然后可以来携带东西，当然还可以进行一些这个撕打呀、这个防护呀，所以对手的解放，应该说是使人类制作和使用工具的能力得到加强，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能力，实际上都与我们手有关系，另外就是说你站立起来了，你的视野可以更广，看得会更远。

当大地上出现了这些直起腰杆，昂头行走的祖先时，奇迹也随之发生，直立，使我们的祖先扩大了视野，他们可以发现更远的猎食目标，也能更加迅速发现远处的危险，而随着直立行走，他们的身体结构也逐渐改变，腿变得更加修长，这些都让我们祖先的生存能力得以大大提高，劳动促进了古猿四肢的分化，直立行走的猿人出现了。

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人类进化分的阶段呢，这个有个历史过程，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么分三个阶段，一个是猿人（直立人），古人（智人），新人（现代人）三个阶段，后来以后南方古猿也被纳入到人的范围里头以后，这里前头又加一个阶段，所以等于四个阶段。

元谋人遗址云南省元谋县

这里是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的大那乌村，1965年，地质工作者在这里进行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两枚牙齿化石，一颗是左上内侧门齿，另一颗是右上内侧门齿，对于这两颗牙齿，人们如获至宝，凭着经验他们判断这很有可结隐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我们祖先的重大发现。

元谋人牙齿化石（复制品）云南省元谋人博物馆

姜础（云南元谋人博物馆原馆长）

姜：后来晚上他们拿镜子照照，非常激动，可能就是人的，或者是古猿的，就特别包装了，不跟其他的动物化石放在一起了，就打着包装，后来就带回北京了。

这两颗化石被紧急运往北京，著名古人类化石家胡承志先生，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对比，元谋人牙齿跟猿类有明显的差别，而跟北京猿人的牙齿标本相当接近，而在那两颗牙齿出土位置不远处，更多的惊喜出现了，这里先后出土了七件石器，人工打制痕迹十分清楚，而使用石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证据，那么，元谋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期呢？

吉学平（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吉：元谋人的年代曾经有过争议，但是，这个年代的测定和地质背景的研究是元谋人遗址所做的最详细的工作之一，全国投入了非常多的力量。

专家们根据牙齿化石的出土层位伴生动物化石的研究，测出元谋人的生活时代是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人类化石，学者将其命名为元谋直立人。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

高：直立人呢，顾名思义他是能够直立行走的，这是因为在最开始发现这种化石的时候，就发现他能够进行直立行走这种性状，所以把他作为最早阶段的人，所以叫做直立人，相对于更早期的南方古猿和能人，他的脑量是增加的，大脑开始更加发达，大脑发达也表明他的智慧开始更加的发达。

二百万年以来，地球上至少已经历过四到五次冰期、间冰期的交替，每次冰期的数万年中，无边无际的永久性冰雪，从南北极推进到温带甚至亚热带，仅留下赤道附近的狭窄生存空间，海水退去，绿野变荒漠，气候寒冷干燥，大量物种灭绝，我们祖先的幸存者被迫在饥寒交迫中长途迁徙，寻求新的生存乐土。

云贵高原上，元谋人寻找着食物，他们没有猎豹的速度，也没有狮子的力量，更没有野狼有力的下颚，但是，他们拥有灵巧的双手，速度惊人的长腿，以及他们手中的长矛和石器。

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人类也没有像有些猛兽那样，尖牙利齿，所以他凭什么他能够活得下去，那么所以可能主要就靠用两个手，他能够利用自然界的东西来帮他的忙，这样他能够活下去，他可以用尖的石头块去挖块根这一类吃，他可以拿石头打动物等等。

狩猎改善了他们的体质，为了能够猎食成功，他们的双腿必须能够快速和长途奔跑，而在与体型较大的动物搏斗时，他们必须能够灵敏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平衡，这些需求会刺激和引导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和增长，并最终使人类变成了地球上最强悍的动物。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处发现了距今二百万年前后的直立人化石或石器，证明我们的祖先在一两百万年前就已经劳动、生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了。

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在12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准备收工，这时，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中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头盖骨”，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这是个复原的头骨，就是说真正发现的时候，就是上头这一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都是零零碎碎的，他的头骨你比如说，这个前头有一个眉脊，这跟我们不一样的，他这个头顶呢，比较低的，像现代的人呢头顶就比较高的，那么他的后头有个沟，很深的，现在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沟，他这个地方是比较收缩的，现代人他就没有那么收缩，这块儿是敞开的。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下半部宽大，顶部收缩，而现代人则恰恰相反，下半部窄小，上部宽大，所以，北京猿人的脑子并不算大，只有现代人的一半，但是，北京猿人的肢骨却和现代人的极为接近，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从这一点说，北京猿人完全可以像现代人一样行走，甚至奔跑。经过测算，考古人员得出北京猿人的身高，男性平均为156厘米，女性是144厘米。

在出土头骨的洞穴里，散布着大量的碎石片，它们就是原始人生前制造和使用的工具。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

高：自从二百六十万年之前，应该是更早的阶段，就出现了石器以后，人类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实际上技术是日臻成熟的，越来越复杂，工具的类型越来越多，原来的工具呢，一般是一器多用的，有一件，比如一块石头可能什么都来干，到后来就是被加工出各种的尖的、韧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工具一样，分门别类的，一种专门化的一个过程。

区别与动物的简单使用现成工具，我们的祖先开始自主地发明创造，已经腾出双手的他们，制造武器这一举动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

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它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

北京猿人遗址北京市周口店

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的地方竟有6米，这些都说明，在五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这个时候当时呢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拿来化验，在酒精灯上一烧，一烧了以后就发现呢里头有碳，黑颜色的东西是碳，不是别的，所以当时呢就认为，说明他是会用火，而且这个灰烬层里头呢还有一些骨头，这些骨头都变颜色了，变成蓝颜色或者青颜色了，那么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石头，这些石头呢也都烧裂了，裂了所以看出是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科学家就写了报告，1931年，就说是这个灰烬层说明是用火了。

火，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明，它帮助我们消化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之后再咀嚼食物，让食物更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同时，日益丰富的营养让人类的大脑飞速进化，我们的头脑变得发达，两百万年间，人类脑容量增加了一倍多。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

高：我们认为，他应该是取自然的火种，然后就是保留火种，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灰烬，集中的、很厚的灰烬在那个地方分布呢？就是因为他要保持它的燃烧，不能熄灭，熄灭他取不了火种，所以对于这个生活在洞穴里边，黑暗、潮湿的洞穴，作为有一些野兽、猛兽、猛禽不断地伺机去侵扰他们的这些人来说，火的熄灭应该是个灾难性的事件，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使这个火长燃不灭。

一位美国考古学者曾这样描绘北京猿人的用火场景：用火，是他每日生活的常项，他以紫荆的枝条作燃料，在开放的火塘上烧烤出肉香，火将温暖带进当时尚存的洞穴，使夜晚凶猛的野兽不作非分之想，对于他们来说火是珍贵的资产、无边的力量。

火的发现与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使人类第一次支配了自然界，从而最终告别了动物茹毛饮血的时代。

然而，北京猿人的生存环境并非太平，危险和杀机如影随形，大自然的各种考验锤炼着他们，他们不仅会同为猎取不到食物而挨饿，甚至会被凶猛的鬣狗追杀，吃掉。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

高：本身鬣狗是一个凶猛的动物了，我们人类很少能够把它们给捕食到，它更多还是人类的竞争者，同样会去攻击、抢夺一些食草动物，那么它也会对人类形成攻击，因为鬣狗这种动物跟人类的习性有相似的地方，它是群居式的，集体的力量去围捕。

在周口店发现的四十多个个体中约有三分之一活不到十四岁就死去了，他们生活在高山密林、禽兽遍野的环境里，仅靠单独的个人力量几乎无力抵御猛兽，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携手相伴，过着群居生活，由于有了群体的组织，有了简单的石器，有了火，北京猿人已经渐渐拥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甚至开拓新生活的能力。

猿人在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后，又逐渐发展到了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延续到距今四五万年前，此时人类体质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逐渐趋于消失，石器制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中国境内的古人化石和遗迹分布较广，特别重要的有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和许家窑人等，但是，在那些古人与今天的人类之间仍就有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面孔又是如何演变的呢？

木榄山智人洞广西省崇左市

广西崇左，一次意外的发现，吸引了古人类考古界的目光。1996年，北京大学潘文石教授，开始对广西喀斯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深入研究，在崇左木榄山，一个看似十分普通的洞穴里，潘文石有了大量的收获，这里出现了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一块残缺的古人类下颌骨，成为最为重要的发现。

智人洞颌骨化石（复制品）广西崇左壮族博物馆

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这是那个木榄山的下颌骨的断片，这是模型吧，那么，它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有这个突出来这个东西，你看，现代人呢这个地方也突出来，但是突出来很厉害，但是这个呢，突出来不那么厉害，有那么一点点，你看现代人这里是弯的，这样弯的，它呢，这么下来，这么过来。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

高：所以这就是从这个化石的证据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智人出现的一个证据，而通过这个一些釉系法对这个样品进行分析，认为这个下颌骨呢，出现的年代应该是在距今十一万年前，那么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一种学说认为，东亚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是大约在六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根据这一学说，中同的北京猿人等等，在距今约二十万年前已经灭绝，而现代中国人及中国的晚期智人都是来自非洲的人类后代，而崇左智人洞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人类的进化是连续的，早期现代人在十万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的祖先正逐步向更加成熟的现代人走来。

大约从四五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从古人进化到了新人，也就是现代人阶段，这时，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现代人体质逐渐形成，新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有内蒙古河套人，山西峙峪人，四川资阳人，山东泰安人，吉林榆树人，云南丽江人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遗址北京市周口店

贾兰坡，中国考古界一个响亮的名字，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荣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35年，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36年十一月，贾兰坡在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又连续发现了三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这次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山顶洞人出现了。

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山顶洞分四个部分吧，一个部分叫上室，是人生活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室，是埋死人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窨，它里头有好些完整的动物骨架，所以估计是天然的陷阱，动物掉下去的，一个是门厅，就是过道。

山顶洞人头骨化石（复制品）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山顶洞出土的人骨化石可还原为八个人，从头骨缝愈合程度和牙齿生长的情况来判断，其中五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起过六十岁的老人，一个十余岁的少年，一个五岁儿童和一个婴儿。山顶洞人的头骨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极为明显，下颏突出，脑量已达到1300到1500毫升，这意味着他们的神经中枢已经进化到与现代的我们相同的水平。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

高：应该说在形态上差异已经不大了，当时吴新智院士他有一本书里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周口店人）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是什么样子，假如要是说北京猿人到了王府井大街，他戴上帽子，戴上口罩，在王府井大街上走，他要不说话，别人可能也不觉得他是一个猿人，那么假如要是山顶洞人下到王府井大街上，他不用戴帽子，他不用戴口罩，他只要不说话，别人也不知道他是（来自）那么古老的时代，他的这种形态已经跟现在很接近了。

山顶洞人生活于距今三万年左右的亚间冰期里，那时，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虎、洞熊、狼、猎豹等生存于其间，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野兔和数百个北京斑鹿个体的骨骼，应该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

高：这说明什么问题，一个就是说，可能人口增加，那么会有些以前不需要吃的，现在我们人类尝试，知道能吃我们也需要，另一方面就是说你的技术发展了，你的工具进步了，你的行为能力提高了，这样使你就能够把一些动物，尤其是一些比较小型的快速奔跑的动物给捕捉到，能够吃到，所以这个时候，人类应该说在狩猎和采摘能力方面比以前是有很大的挺高。我们的祖先曾经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着，他们保持着对生命的崇拜以及不屈的尊严。

骨针，是山顶洞里最令人惊愕的发现，针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制技术，他们在直径只有3.3毫米的骨针上钻出俏致细孔。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

高：这个骨针呢，我们看到它制作是非常精美的，这个打磨光滑，有这个针眼，它比现在接触的针要大一些，有的针就是在针眼那个地方坏掉，因为那个地方，因为在骨头上要挖出一个眼，在制作的过程中或者使用的过程中很容易破损。

这是中国最早的缝纫工具，它说明山顶洞人已经穿上了服装，更重要的是，这些小小的骨针解决了我们祖先的保暖问题，使他们可以离开洞穴，走向更远的平原，走向寒冷的世界。

在山顶洞，人们还发现了141件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和刻沟的骨管等，7颗精致的白色小石珠表面被染成红色，散布在头骨附近，当为项链或头饰，山顶洞人懂得用赤铁矿粉来对装饰品染色，使其更鲜艳美丽，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已经封存在他们的内心里。在山顶洞的下室，人们发现了老年男性、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的头骨各一具，在老年头骨的左侧发现穿孔的贝壳和狐狸犬齿，在骨盆和股骨周围找到赤铁矿粉和赤铁矿石，这表明，下室是一处公共墓地，这，也是至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墓葬。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

高：首先它就表明人际关系的更加密切，这个社会的纽带，无论是家庭的，血缘的纽带都得到加强，为什么呢？当死者逝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被弃之山野，而是有人把他们给埋起来，那么这是这个人际关系增强，对生命的重视、珍视之后才会有这么一个处理的方式。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家族墓地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群落转变成固定而持久的大家族，并最终导致了我们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的产生。

从内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是一个美丽的中国，遍布着祖先的脚印，我们的远古先祖脱离动物界时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无所畏惧,手握石器，勇敢地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他们在寻找光明与未来的方向。

当泥河湾人，元谋人，北京猿人，崇左人，山顶洞人在华夏大地上匆匆行走时，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迎来了新石器革命的到来和中华文明的曙光。

公众号：乐享岛，持续更新中......

大千世界，宇宙万物，因何而生？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寻求破解的谜团。今天，地球的面貌因人类而改变，在城市，在乡村，人类的活动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大地艺术画卷，而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远古社会从蛮荒通向文明时代的起点又在哪里？这要从一颗小小的种子说起。

在人类最初的数百万年里，茂密的丛林为我们祖先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人们在丛林中采集野果，猎食野生动物，然而，在距今大约一万年时，我们的祖先开始走出丛林，种植农作物和定居，渐渐地放弃了他们擅长的采集、捕猎活动，最终由食物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生产者，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衣食来源，但是，人类在向大自然的索取过程中也伴随着生死之争。在生存的博弈中，人类不仅仅是狩猎者，也是大型食肉动物的被猎食者。除了丛林中的危险外，让我们祖先走出森林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气候的变化。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地球遭遇了一次冰川运动，随着冰期的结束，人类主要的猎物，食草性动物逐渐减少，到最后除了野猪等动物，几乎没有合适的大型哺乳动物可捕杀，史前先民迫切需要能够提供稳定食源的方法。

一万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风轻轻吹过，果实和种子随风飘落在地，我们的祖先经过观察，或许已经联想到，每年过冬后新长出来的草和食物就跟这些飘落的籽粒有关，这些籽粒中，一种生在中国南方的野草叫做野生稻，生在中国北方的野草，叫做狗尾巴草和野糜子，经过若干年的栽培，它们分别被我们祖先驯化成水稻和谷子，这也许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

赵志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考中心副主任

赵：农业起源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转变确实是意义非常重大。在农业出现之前，我们人类对自然而言是被动适应，就是自然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获取什么，对我们生活基本需求来说，但是农业出现之后，我们人类就拥有了主动地改造与改良自然的能力，从而能够从自然中获取到更多的我们人类的基本生活所需品。

仙人洞遗址江西省万年县

1993年，一位美国老人在留美博士赵志军的陪同下，来到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水稻的起源之地，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农业起源研究专家马尼士博士。老人曾经在墨西哥发掘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玉米遗存，他认为最早的农业应该是在人类的洞穴居住时期出现的。来到空旷幽深的仙人洞，经验丰富的马尼士有种直觉，水稻起源地应该就在中国。

赵志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考中心副主任

赵：他认为，要想寻找最早的农业起源的证据，应该是在洞穴遗址，因为呢，我们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呢，往往伴随着一个从洞穴遗址向平地遗址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仙人洞遗址我们已经发掘过，证明了仙人洞遗址的文化堆积的年代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而距今一万年前后恰恰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时期，因此呢马尼士博士就下意识地认为，他应该能够在仙人洞遗址找到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

两年后，马尼士博士参与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终于在一处堆积层中有了惊世发现。

中美联合考古队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水稻腐烂后的植物硅酸体。水稻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隐藏在土壤里面的硅酸体，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国内外专家通过植硅体研究分析方法认定这是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距今约一万两千年。这一结论让专家倍感兴奋，然而同时，他们心中又萌发出更加强烈的期望，能否找到万年之前世界上最早实物栽培稻种子呢？

200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终于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发现了5颗实物稻子，这几粒稻子既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是一种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栽培稻类型，断代测年显示，这些稻的种子距今大约一万两千年。

今天，我们的大脑已经开始探索宇宙的起源，然而在一万年前，原始先民要理解一棵植物的生长方式却并非易事，人类在何时拥有了联想的能力，这是未解之谜，但这种特殊的能力使我们的祖先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随着第一颗人工种植的农作物结出粮食，第一头野猪被人工驯养，改变地球命运的农业文明在新石器时代伊始正式拉开帷幕。

先农坛北京

位于老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祀先农诸神举行籍田典礼的场所，每年的仲春亥日，皇帝都要率百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神。民以食为天，这是历代统治者的金科玉律，直到今天，农业依然是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而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也就是说我们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育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有着怎样神奇的故事造就了我们灿烂的农业文明。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解决人口日益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的呢？

这里是宁绍平原，土地肥沃，降水充足，是今天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而六千多年前在这里诞生了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稻作农业。

2001年在浙江省余姚市三七镇相岙村，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六千五百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

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一百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它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六千五百多年。

孙国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孙：如果把现在的大米跟河姆渡文化时期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大米放在一起做比较的话，可以明显看出它的形态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果用数据来描述的话，在田螺山遗址当中的大米是比较瘦长的，长度跟宽度的比是二比一，而我们现在的大米应该说是比较粗短一点，或者说的白一点就是胖一点，这样的话，有这么一个数据的变化，应该说是跟这个稻米的驯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经过前后五次的发掘，并对文化层的泥土进行淘洗之后，考古工作者得到大约几十万颗碳化稻米，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疑问，如此大量的囤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发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制物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耜。这些骨耜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

孙国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孙：这种工具对农田的或者说是水稻田的生产力的提高，现在看起来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以前通常说反映生产力水平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生产工具的这样一种形态或者性能，而我们河姆渡文化当中的骨耜，生产的效率，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验的研究。

（脚踩一下以后就更加快了，你看）

这个骨耜在现代的农田当中，翻土的时候跟我们现在铁制的翻土的，这种铁锹类的翻土工具，应该说效率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在河姆渡文化时期，能够在稻田翻耕的过程当中，能够大量地利用这样的一种用水牛的肩胛骨做成的一种骨耜，对于当时稻作农业的发展应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六千多年前这里地势低平，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辛勤耕作，他们手执耒耜，开田翻土，撒播谷种，随着夕阳西下，劳作一天的人们满载而归，村里的人已经开始用石碾石杵加工粮食起火做饭，古老的氏族聚落篝火一堆堆地亮起，在暗夜中燎亮了六千年前的一角夜空。

这些都表明，六千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耜耕农业。

孙国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孙：可以说我们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五千三百到四千年。

石犁浙江省良渚博物院

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得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

耘田器浙江省良渚博物院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孙国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孙：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相对于河姆渡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三百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六七千年前到距今四五千年前，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作支撑。

赵志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考中心副主任

赵：良渚故城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才能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因此我们通过这些证据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下游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六千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

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莠，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莠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

在我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

在两千多年前的著名农书《氾胜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磁山遗址河北省武安市

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洺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七千四百年左右，其时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粮窖震惊了世界。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粮食窖穴里面还有粮食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它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刘勇磁山文保所文博馆研究员

刘：发现粮食那个时候，发现粮食以后知道是粮食，一看清楚，一出土的时候，有时候发红点，带橙色的，还有带绿色的，发霉了那是，到风一吹干了以后都是乳白色的，都是乳白色的，都成粉末了。

陶盂和鸟头形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只七千年前的陶盂里曾无数次飘出小米粥的香味，金黄色的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隆洼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温润的小米粥是喂养中国北方古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乳汁。作为同样的旱作农业发祥地，兴隆洼特殊的地理环境让遗址的发掘同样颇具戏剧性。

田彦国内蒙古敖汉旗史前文博馆馆长

田：敖汉旗的史前遗址，我们在80年代调查的时候，遗址的表面，大量堆散着石器、陶器，那个时期因为我们在调查的时候要是捡的话，一天能捡一车，这是毫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博物馆馆藏文物，就文物标本就十吨重，就是当时文物普查时候捡到的。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者从三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一千五百多粒碳化籽粒，其中黍占百分之九十，粟占百分之十，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碳14手段检测论证，距今八千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两千七百年。

田彦国内蒙古敖汉旗史前文博馆馆长

田：我们把兴隆沟浮选出这些碳化的黍和粟，又分别拿到了日本、我们北京大学，还有个加拿大多伦多好像是，同时检测，同时检测这个结果出来了，整个是检测的数据是一样的，兴隆沟浮选出来的碳化粟和黍，八千年，这个一看了不得了，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来了，他认为敖汉浮选出的小米，就是碳化粟，传到了欧洲。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约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式人物，他身着蚌裙，其右侧埋葬着两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田彦国内蒙古敖汉旗史前文博馆馆长

田：他陪葬的是一雌一雄两头野猪，八千年这个猪，我们取了几个个体，在北京大学动物检测室做了检测，其中有三具，猪不是那种纯野猪了。

对中国人来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是一个“豕”字，“豕”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因此蓄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

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鹿科动物和野猪，而它们就成了最早被畜养的动物，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了畜养的主要目标。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家猪也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

除了被人食用以外，猪也被推崇为用来沟通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形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都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生活中猪的重要性。

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骆驼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中的主要补充来源。

今天，我们常以全球化为时代的标志，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几千年以前，古文明就已经依托于一些物种和其他载体，在悄悄地进行着全球化的过程了。

中国北方是小米的故乡，今天我们在中国北方见到种植最多的农作物却已经不是小米，而是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进入我们的粮食系统的呢，小麦的原产地又是哪里呢？

赵志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考中心副主任

赵：在所有的农作物中，小麦是一个很传奇的谷物，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呢实际上有四个主要的古代农业起源中心区，而小麦呢是起源于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呢就是以现今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一部分，土耳其的南部这样一块我们常说的半凡形地带，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证实，小麦大概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传播到了中国，并且逐步地取代了我们中国的小米，成为了我们中国北方地区的主体的农作物。

在距今三千八百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的出土量只占到不足百分之一，但是到了距今三千五百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小麦的出土量突然增加，达到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和黍的重要粮食作物。

至此，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涉及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全部出现在了中国，粟、黍、水稻、小麦、大豆，五谷俱全，猪、狗、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认为包括：谷子、糜子、稻谷、大豆和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羊、牛和马。

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赵志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考中心副主任

赵：充足的粮食，就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的分工，使得一部分人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而从事更高级的一些社会活动，例如社会管理，艺术品的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等等，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直接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出现。

兴隆沟遗址内蒙古敖汉旗

这是兴隆沟发掘的一个完整聚落遗址，地表调查显示共有房址一百五十余座，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布局规整，分为东、中、西三个区，通过对该遗址的整理研究，发现村落里居住的先民已存在等级之分。

田彦国内蒙古敖汉旗史前文博馆馆长

田：兴隆洼文化的房址，每座房子的面积，大致都是在四五十到六十平方米，在整个兴隆洼遗址基本是中央，中心部位，并排两个大的房址，每座房达到了140平米，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这间房子是非常重要的房子，可能就是这个部落，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居住的。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邦国文明的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世界文明史上，农业的发明与定居聚落的涌现，正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在诸大河流域相续发祥的共同起点。

距今五千多年前，人类的文明开始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古埃及人建造了雄伟的金字塔，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而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绵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中国却长时间被史前的种种神话传说所笼罩。今天，当我们拨开重重迷雾，惊奇地发现，在五千多年前，文明的曙光已然照耀这片中华大地。

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四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

仰韶遗址河南省渑池县

李新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当时的中国史前时代是什么样，大家一点线索都没有，然后现在突然发现了有一个史前的彩陶文化，而且这个彩陶文化还跟中亚的彩陶文化还有联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发现，所以安特生就决定要做一次发掘。

这次发掘从1921年十月二十七日开始，历时三十六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然而，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李新伟: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开始，其中古史派运动非常的兴盛，古史派就是把以前中国的古史系统完全给推翻了，顾颉刚提出那个是后人的追述，以前的三皇五帝的系统全都是不可靠的，那中国古史到底是什么样，中国文化起源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就成了一个问题。

但安特生毕竟是一个西方的学者，由于看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中亚地区彩陶文化的相似性，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这一观点竟然在当时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难道中国的远古文明真的是从地方流传过来的吗？

在这片土地下面究竟还埋藏着哪些未知的秘密，穿越时空，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大的发现，五千多年前，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又创造了哪些灿烂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在出现正式的文字记载之前，中国有很多古史传说，三皇五帝的传说就一直流传至今。

这是我国西安黄帝陵的祭祖大典，每年的清明节，会有大批的海外华人前来祭拜黄帝，这种活动已经延续了几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黄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根据古史记载推断，黄帝时代距今约五千年，因此才有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提法，但在那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这些古史传说是否真的存在，距今五千多年前是否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国命名的文明呢？

公元前3300年，河南西部庙底沟文化的一个大型聚落里，一个重要人物停止了呼吸。事情发生地是现在的河南灵宝阳平镇铸鼎原边上的西坡遗址，他的死，在五千多年前肯定是一件大事。2004年，这座大型的墓葬被发掘出来，同时被发掘的还有这座巨型的房址，总占地面积五百多平方米，为当时最大的单体建筑，也是公众聚会的场所。

李新伟:当时都清理完整个房址，全部清理完成以后，这么大一个房址给我的印象，我当时站在中间，穿越遐想了一下，那个感觉还是真的体验了一下，能够组织建造这么大一个建筑的人物，确实不是一般的人物，当时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

庙底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却特别大，尤其是它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更是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一次艺术浪潮。

李新伟:每一个彩陶它都是由工匠在上头描画，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彩陶，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它整体风格是一样的，构图元素有弧线、三角，有圆点，有弧线，有很多基本的构图元素，也许大家冷眼一看，觉得都差不多，但是实际几乎没有一件彩陶是完全一样的，每一次这种描画都是一个艺术性的一个发挥。

彩陶的传播在当时辐射很广，随着中国野外考古的发展，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逐渐瓦解，他的学说是建立在中国西部有比仰韶更早的史前文化基础上的，经过考古发现，中国西部的彩陶文化都是仰韶传播过去的。

这是河南渑池当地的一家彩陶作坊，至今还沿用仰韶时期的土窑来烧制陶器，虽然现在用电烧制陶器更快也更稳定，但他们还是更喜欢土窑的方式，经历过火的洗礼，陶器的颜色更好控制，质感也更强，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而五千多年前的祖先也许不会料到，今天的人们依然在沿用他们的方式，工具变了，环境变了，但民族的血脉没变，流淌在血脉中的智慧没变。

这里是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它的旁边就是裕溪河，这是巢湖通往长江的唯一水系，交通非常便利，河对面的这片土丘是一块庄稼地，然而，让人所不曾想到的是，这里竟然埋藏了一个已经消失的古老文明。

张敬国：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凌家滩的墓地，这个墓地呢是1987年正式进行发掘，我们一共进行发掘了五次，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2007年最后一次发掘，2007年发掘的时候，这个编号是2007年M23，这个M23呢是我们目前凌家滩遗址所发现的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2007年的那次发掘至今让张敬国记忆犹新，因为还有一年他就将退休，在凌家滩挖掘了二十多年的他，隐约感觉这里将会有一次惊世发现。

张敬国：在这个挖的过程中，露出来很小的一块玉石料，当时呢，还没有整个露出来，只露出这么一小部分，我一看这么漂亮的玉石籽料，我说怎么这个凌家滩，会有这么一个玉石籽料呢，当时我也感觉到很惊奇，因为我想把它取出来，我一看这个太大了，就取不出来，我说就慢慢按着地层这么做吧，做了两天之后呢，整个这个玉猪就露出来了。

这是一件玉石的籽料，但上部却有明显的雕刻痕迹，上面雕有两个鼻孔和嘴，从形态上看像一头猪的形状，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玉雕猪形器，而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

张敬国：我们有了这件玉猪的出土，我就想这个玉猪下边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墓葬，果然，把这个玉猪地面上清理完之后，就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墓坑的痕迹就出来了。

在随后的发掘中，这座墓葬共出土了三百三十件随葬品，其中仅玉器就达到二百多件，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随葬品，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也属罕见，墓葬中用大量的玉器覆盖尸身，是我国玉敛葬的前身，开启了以玉器厚葬之风，而凌家滩遗址所发掘的玉器，有着很高的工艺水平，在其中的一座墓葬中，发掘了三件玉人，这是中国最早的玉人，而玉人的雕刻水平堪称精湛，有些地方连现代人都无法达到。

张敬国：98M29，15的玉人的这个号，这个玉人的背后呢有个牛鼻眼似的隧孔，这个隧孔里头就有一个点，就是管钻留下来的点，这个管钻的直径只有0.15个毫米，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去钻这个0.15个毫米的孔径，我们现在是做不到的。

经专家考证，凌家滩文化距今五千六百多年，当年，在没有任何金属和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就雕刻出了如此精美的玉器，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玉版，玉版中部雕刻有一个圆圈，圈内雕刻着方心八角星纹。

张敬国：我们叫那个玉版就叫原始八卦图，它正好就夹在这个玉龟的上下腹甲之间，所以河图洛书这个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也符合了我们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个一种实据，所以说凌家滩的这个原始八卦呢，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原始八卦，周文王做八卦那都是在后来的事情了。

在五千多年前的江淮地区，当年的凌家滩人用精湛的雕刻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灿烂的文明。这里有早期的祭祀礼仪，有五千多年前的原始哲学思想，这些流传下来的礼仪和思想正经深深烙印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而这些文明的背后是一个实力雄厚称霸江淮地区的氏族部落，而那座大墓的主人就是他们部落的首领。

这是位于辽宁省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在这片丘陵地带的土丘和山坡上经常会发现一些由石块所垒砌的特殊图形，有圆形也有方形，究竟是什么人在这里垒砌的石块，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的介入让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个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神秘部落。

1983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牛河梁进行发掘，这一遗址距今有五千多年，被称为红山文化，这些石块所垒砌的图形被称作积石冢，而在积石冢内发现了大量的墓葬。

刘国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积石冢是埋葬红山文化时期特殊死者的地方，这些人生前是什么，可能是不可等级的祭司死后被埋在积石冢石棺墓内，之所以建造积石冢，同时不仅仅具有埋葬的功能，同时生者也要举行祭祀活动，对先祖进行祭祀和崇拜，所以说他要把这些先祖埋在山冈或土丘的顶部，用积石冢的形式来埋葬他们，主要也有祭祀的功能。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大量文物的出土，这个神秘的史前部落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墓葬中同样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个形象最为普遍，整体像一条卷曲的龙，而头部又被设计成了猪的形状，因此，被称为玉猪龙，同样还有一种C形玉龙，龙身被处理成大C字形，躯体更接近于蛇身，被称为中华第一龙，这是中国首次出现龙的形象，是祖先图腾崇拜的标志，我们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根源就在这里。在积石冢周围还发现了一些圆形的祭坛，这些祭坛由石块堆砌而成，并且被分为了三圈环绕在一起。

刘国详：有的专家解释啊，认为这代表了中国最早的盖天图解，能够反映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这种关系，明清时期的北京的天坛也是三环，这个跟牛河梁的三环石坛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也是说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五千多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已经掌握了农业种植技术的红山人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人口不断增加，有了丰富的食物，使一部分人能够脱离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这样就促进了手工业分工，也加快了文化进程的发展，而发展农业，使得红山人对天气的依赖越来越重，加上红山地区历来比较干旱，因此这些玉龙很可能是古人在祭祀时求雨所用，这与我国古代向龙王求雨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些积石冢和祭坛是红山人用来祭祀的场所，但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却依然没有发现红山人居住的场所。

刘国详：牛河梁遗址规模比较大，主体分布范围五十平方公里，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在牛河梁遗址的周围没有发现居址，就是当时人生活的地方。

这群有着神秘祭祀习俗的红山人究竟住在哪里呢？他们为何要长途跋涉来这里祭祀？

这是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沟，距离牛河梁130多公里，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红山文化聚落。2012年，在兴隆沟的一处红山文化房址里发现了一尊陶人，它面部写实、下身写意，头顶冠，额前有帽正，双目炯炯有神。

刘国详：这尊陶人是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形体最大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也是形象最逼真的，面部高度写实的红山文化陶人，是红山先民对先祖进行崇拜的重要证据。

由此可见，这些居住在兴隆沟的红山人就是牛河梁祭坛的主人，牛河梁是它的祭祀中心和埋葬中心，礼仪中心远离居住区，这也是我们民族一直延续下来的习俗，这中华民族祭祀文化的起源，类似于北京的十三陵和天坛。这片土坡位于湖南省澧县，它坐落在高出周围平原一到两米的低平岗上，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之前是一片农田，周围被一个三十到五十米宽的河道所环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是中国最早的城，这片土坡就是最古老的城墙。

王震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它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全国发现的有城墙的这个遗址里面年代最早的，距今六千三百年，大溪文化。

由于南方很少战乱，这座古城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甚至河道都是六千三百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历史上南方城邑的历史比北方要早的多，早了整整一千年，而对城头山古城墙发掘之后，我们发现，这座古城使用了超过一千多年，跨越了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两个时期。

王震中：大溪文化现在的考古学分析是距今六千三百到五千三百年，这就是一千年了，大溪文化完了是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当时应该是距今五千三百年到四千八百年，这样的话它就跨了一千多年。

由于抵御洪水的需要，城头山古城不仅建造时间早，使用久，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城头山在澧阳平原上可谓鹤立鸡群，显然已经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统领一方。从发掘出的大量文物上可以看出，当年这里是何等的繁荣，人口密集，居室密布，货物充盈。

这里是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镇，这片高高的台地叫莫角山，197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曾预言，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预言被不断证实，良渚，也成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最耀眼的明星。1986年，反山良渚文化贵族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十一座，1987年，瑶山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十二座，1991年，在汇观山遗址又发现了四座良渚文化大型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数以千计，琮王、钺王、神人、兽面轰动学界。

王宁远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这个良渚阶段已经非常明显的有贫富分化，而且这个贫富分化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悬殊了，比如说反山的这些墓，瑶山的这些墓，你打开来看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玉器，整个棺材当时从上到下全是，都摆满的，那么你普通的小老百姓的墓呢，可能就一个小坠子，甚至一颗小珠子。

玉器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中国人爱玉、崇玉的传统，从红山文化，凌家滩，然后到良渚一脉相承，延续至今。

王宁远：中国人特别崇尚玉，到现在我们一般人还很喜欢，觉得这个玉是一种脱离了一般的矿物要素，它可能有很多很神圣的，就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因为中国所有的汉字里边，你只要有玉偏旁的全部都是美好的。

王震中：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可以说自八千年以来一直延绵到今天，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和载体。

这是良渚文化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玉器，叫玉琮，内圆外方，有些玉琮上还雕刻有神人兽面纹，这个类似图腾一般的图像出现在很多良渚玉器上，在坚硬的玉器上雕刻出细如游丝一样的纹饰，很难想象没有金属工具的良渚人是如何做到的，这种墓葬中随处可见的玉琮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它是沟通天地之间的媒介，琮外方象征地，内圆象征天，中孔穿的柱子为天地柱，象征天地之间的贯穿。而在红山文化中，有一种斜口筒形器和玉琮有着同样的作用。

刘国详：它有的时候横置在墓主人的脑后，但也有的是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我觉得上下无底起到上下贯通的作用，应该是一种宗教祭祀用具，起到贯通天地的作用。

由于没有金属工具，古人在雕刻玉器的时候非常吃力，从出土的玉器上来看，他们已经掌握了线切割的方式，用麻绳加上沙子和水来切割玉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料的浪费，切割下来的边角料还可以做别的，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浪费时间和人力。

这里是辽宁省岫岩县偏山台镇的细玉沟，初春，被冰雪覆盖的河水开始慢慢融化，这里所产的一种河磨玉就是当年红山人用来制作玉猪龙的原料，如今的岫岩县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玉石产地，有很多人靠雕刻玉石为生，运用现代化的工具和祖辈流传下来的精湛雕刻工艺，岫岩玉雕风靡全国，而即便如此，雕刻一件精美的玉器依然要经历很多道工序，从选料、设计、画图、琢磨、抛光，一件玉器的最终完成往往需要半年的时间，而史前人类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制作一件玉器所耗费的精力可想而知。

刘国详：玉能够延续文明的血脉，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到今天，那么玉作为一种物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玉能够凝聚民族的共识，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那么不同地区古代民族，可能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甚至在宗教信仰上有一些差别，但是在用玉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像契丹人，像蒙古人，甚至都养成了用玉的习俗。

这些石块已经在这里静静躺了五千多年，2007年，我们才第一次见到它的真容，这种有规律的排列一直延伸到很远，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一项伟大的工程。

王宁远：我们当时呢是推测它会不会是这个以前的河堤，桥西的一个河堤，那么就顺着这个去找，顺着底下这层石头去找，结果呢，后来就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寻找，等于发现它已经兜转了，就是四面兜过来了，最后把这个莫角山的这个大土台子包在中间，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它就是一个城。

这就是良渚古城，城略呈长方形，东西约一千七百米，南北约一千九百米，总面积约三百多万平方米，城墙基础部分一般宽约四十到六十米，？局部可达一百多米，？现存最高处约四米左右，城墙墙体主要用黄土夯筑，黄土底部铺垫石头为地基，石头地基以下铺垫一层二十厘米左右的青胶泥，城墙内外都有壕沟，莫角山位于城中央略偏北的显要位置，明显是重心所在，考古学家们推测，良渚城墙土石方约一百二十万立方，莫角山约三百五十万立方，约需一万人工作四年。

王宁远：在良渚古城我们确认之前，对于良渚遗址，我们基于这个玉器啊，它的那些祭坛啊，还有莫角山的这种大规模的建筑，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说，良渚代表了这个中国文明的曙光，就相当于在这个门槛上，将要迈进来了还没进来，就在这个临界点上面，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个良渚古城，我们就认为它实际上已经迈进了文明的时代。

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整体规划，万人之力，数年之功，我们已经有了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反山大墓中执钺佩玉的墓主，是可以指点江山号令万人的王者，良渚遗址群是王者之都。

在五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的飞速发展，呈现了文明的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而在对比这三个地区的文明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

张敬国安徽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呢，这两个文化应该说它们年代都相当，但是它们这个相距的距离太遥远了，将近有一千多公里，但是呢从凌家滩所发掘的出生的这些器物中，特别是一些玉器中，有很多器形跟红山文化所出土的玉器基本上都是相似的，特别是玉人，红山出土的王人也是放在这个胸前的，凌家滩玉人也都是放在胸前的。

刘国详：比如说凌家滩文化里边，玉猪的造型，玉鹰的造型，玉龟的造型，同时像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斜口桶形器,在凌家滩二十三号大墓里面，也出土了三件，放置在腰部，我们感觉到这两个文化之间是有关联的。

考古资料确凿证明，在中国的史前社会，存在着社会上层的交流网，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凌家滩大墓和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大墓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访。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为获得超越本地普通民众的知识和物品，巩固权力，完全可以不惧险阻，千里远行，各地区在如此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中国相互作用圈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最初的冲国喷薄而出。

李新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中华文明起源，它的内涵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中华文明，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多民族一体的国家，我们能把它追溯到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他最初的模样，在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个文化的实体，然后我们可以管他叫中国，或者最初的中国，其实我们要探索的是这么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两个含义，当时又有了中华，然后社会还又发展，可以叫进入文明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叫中华文明出现了。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一直在不断地融合接纳中走向进步，无论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融合，还是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的原因。那些文明的烙印，已经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历史总在不经意间泛起波澜，在经历了各区域的文明化齐头并进的均势局面之后，注重务实和世俗化的华夏集团在黄河中游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强势崛起。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

如今，当我们以互联网为标志，连接并改变世界之时，四千多年前的众邦国及其联盟，同样以各种文明和战争为网络纽带，不断整合重组，推动着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孕育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如满天星斗经历兴衰变迁，那时各地并立的众邦国正处于从多元发展转向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

今天我们将通过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试图揭开那一时代的神秘面纱。复活历史，探寻造成几大辉煌地方文明遭遇突然衰落的谜团，追问中原地区又为何能存续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深层原因。

湖北省天门市

孟华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孟：目前我们在这个地方发掘了一个将近五百平方米的探方，发现了一批跟祭祀有关的一个台基遗址，大量的东西已经被破坏了。

这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大战，寂静的荒野，一声尖厉的鹰叫，让参战双方从凝结的空气中感受到了阵阵透骨的杀气。在邦国时代，伴随着无数次战争与杀戮，背后关乎着一个个不同文明的兴衰存亡。

1954年冬季，湖北天门、京山两县大搞水利建设，一件陶器的偶然发现，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随着石家河文化发掘的深入，一个规模多达五十余处的遗址群逐步显露出来。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这一距今约4600到4000年的文明，经历高峰后，曾遭遇未知的突然衰落，成为千古之谜。

方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方：就是突然一下就中断了，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因为不像有的有逐步的缓慢，它没有，它就是突然中断了。这就是石家河古城的西城墙，南北有1200米长，墙高有6米到8米，我们还可以清晰可见。

石家河文物展示区湖北省博物馆

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河流环绕，规模达一百二十万平方米的石家河中心聚落，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换算，城内约居住着三万至五万人，庞大的聚落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

遗址发现有铜块、玉器，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结合周围的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石家河聚落已成为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钺（至今约4000--4500年）湖北省博物馆

方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方：就是说石家河里边呢出土的，就是有一个图案里面，就是有一个拿着那个钺，钺这个武器，这个钺一般来讲，我们一直认为都是一个王权的象征，所以这个时候看来，当时是至少在石家河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应该讲是军事首领或者相当于王这样的人物在里面。

头戴冠帽，两耳上有弯角形装饰，口吐獠牙，方脸，橄榄眼，鹰勾大鼻，阔嘴，据推测这件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可能是当时神人或巫师的形象反映，当时人们已经选择玉作为与上天沟通的器物，那时，玉器制作技术已采用切割、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艺，工序相当复杂。

玉人头湖北省博物馆

玉虎头湖北省博物馆

玉蝉湖北省博物馆

令世人惊叹的玉人头、玉虎头、玉鹰或玉蝉，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然而，蹊跷的是，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石家河城几乎全部废掉，再以后，竟连人的踪迹也难以见到，而石家河文化后期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方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方：那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石家河的时候，它的文化面貌跟以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更多的特征是相当于中原地区的，简单的我们考古学讲，叫做植入性的文化，就是出现了，这个文化更多的跟中原相像。

风起云涌的邦国时代，战争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后半程，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据记载，尧、舜、禹讨伐三苗，是远古时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战争冲突，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

距今约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已形成若干部落联盟，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临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

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

方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方：文献上也有记载，禹伐三苗，那么三苗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就是长江这个区域，可能就是因为当时那种战争，这个城址就废弃了。

大约在四千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驩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它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攻》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式微，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牙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

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

山西陶寺古城沙盘

随着南方苗蛮集团的衰落，位于中原的华夏集团日益强大起来，距今四千三百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汾河之滨崛起，那是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弘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

红铜铃（距今约4000年）山西省陶寺遗址出土

红铜铃的出土标志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来临，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却仍一贫如洗，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山西省陶寺村

扁壶（距今约4000年）山西省陶寺遗址出土

塔儿山西麓，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在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质灰陶扁壶，意外的是，在壶的正面和后面，分别有两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后面的符号，有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黄土塬上用夯土版块筑成的大城，也就是“尧”字。“文尧”是对尧的赞颂，而其他学者又把其解释为命、易、邑等，但都认为是与唐尧或夏禹有关的文字。

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四千四百到四千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恰好属于尧、舜时期，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了起来。

陶寺遗址山西省襄汾县

2002年发掘的IIM22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龟、玉琮、玉壁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着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

陶寺古观象台复原

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二百八十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现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观象台遗址的发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五百年。

何驽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考古队领队

何：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样一个20个节令的历法，在四千一百多年前，确实是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目前考古发现只有唯一的这一例。

山西省侯马市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在这座墓中发现有坚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其旁边的壁龛里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戚，这些器物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陪葬品放置在大墓中，成为了考古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2005年到2009年，随着对陶寺遗址时期度量衡研究的突破，沉寂在大墓中的这些器物的作用逐渐明朗起来。

何驽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考古队领队

何：立表呢它的重要性要差一些，因为它没有刻度，这个圭尺呢，上面有刻度更重要，圭尺放在王墓当中由王来控制，立表呢就放在天文官的墓当中随葬了，由天文官来掌握。

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据史书记载，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制定历法，制定了与今天相近的一个太阳回归年的节令划分，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日月星辰的观测工程，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和圭表的发现再次表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古都之所在，并且随着陶寺圭表的发现，何驽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推测。

何驽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考古队领队

何：这个圭尺的发现呢，除了它的天文历法的意义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地中标准的标出，标榜地中的目的在于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都城所占有的地中的位置，也就是通过地中位置的占有来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的通道，来体现君权神授的正统地位和正统思想。

陶寺龙盘（距今约4000年）陶寺遗址出土

何驽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考古队领队

何：都城定在地中，将自己的国家放在中土，所以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就是中国这个概念最初的缘起，陶寺这一套圭表的发现，从考古实物上来证明，最初中国的概念是在陶寺文化时期形成的。史书记载，尧舜禹时期已有万邦，如《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这里的万邦、万国之万字，形容极，言其多，这一概念恰恰同考古学上龙山时代城邑纷纷崛起，散处各地，互不统属的文化分布格局相吻合。

石峁遗址陕西省神木县

1979年位于陶寺遗址西北方向，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石峁村北侧山峁上，一处宏大石砌城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前夜的神秘面纱，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的石峁遗址，有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它独特的考古价值，通过勘探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棺墓、瓮棺墓等，距今四千年左右，面积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

石峁壁画（距今约430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

邵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队长

邵：这个壁画是2012年、2013年都有发现，两个年度里边都出土这个壁画，很多壁画残片碎了之后是叠压在一起了，有的是色彩那一面朝上，有的就是色彩那一面朝下，所以这个就是色彩朝下的那个，只能看到它背后的粘附面，这个刚好就给我们又提供了一个证据，你看它后面这样的草筋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叫草拌泥的这种东西，这说明它原来就是粘附在墙体上面的彩绘的图案。

在2012年的挖掘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发现了壁画的身影，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与其他区域惯常所建的土遗址最大的不同，石峁古城的整体建筑为石砌城址，据推算，这座10公里长、2.5米宽、数米高的石头城墙环绕中的起大型城址，完全可容纳四万多人的居住和生活。

孙周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孙：那么修筑这个得动用多么大的人力，他得有能力来支配来调动这么大的社会资源，来给他修建，这时候人们已经有了这种等级的观念，财富也有了分化，那么谁来维系他，石峁的统治者，他的生存的资源，那么考古学这几年的工作呢表明，在这个4000年前后，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毛之地，实际上是一个，4000年前后的时候呢，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高度发达的一个人类居住区。

从世界范围来看，石峁城处在欧亚草原的通道地带，作为交通枢纽，是东西南北交流沟通的必经之地，相比晚了近一千年的土耳其特洛伊石头城，石峁古城更是宏大和严整，陕北黄土高原上，为何建成石峁这一石头古城，遗址成因引起了中外专家浓厚的兴趣。

1975年底，时值寒东腊月，中国人即将迎来龙年春节，在石峁村，长期以来村民一直盛传，在石峁石墙缝里夹藏着大量的玉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陈列室

孙周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孙：这也是我们做为这个石峁城墙初遇期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这件只有一只眼睛的小玉人的发现令专家激动不已，据《山海经》中记载，在海外有三十六国，其中有一个一目国，这块高4.5厘米的玉雕双面人头像，两面都刻着一只橄榄形的大眼睛，鹰钩鼻，微开着的嘴，脑后突出的一只耳朵和头顶的椭圆发髻，令专家疑惑，这一玉雕造型记录的真是传说中的一目国人吗？如不是，那又是谁呢？为何与中原地区的人面大不一样呢？

孙周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孙：我们正在做联合的研究，我们和哈佛大学的学者在做DNA的分析，也有学者将这一批石雕的人头像呢和阿尔泰地区、新疆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些同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根据石峁遗址年代特征，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们初步认定，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也有三百年的共存期，从目前对石峁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来看，尽管其城址规模大于陶寺遗址，但尚未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征的器物，这说明该聚落或该邦国当时的社会地位或许略低于陶寺，如果说陶寺遗址是帝尧之都，那么在地理位置上与其极为相近的石峁遗址又该是谁之都或谁之聚落呢？根据《史记》、《汉书》有关黄帝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有学者提出，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很有可能曾在这一带活动，并认为石峁城址很可能就是黄帝或其后人的居驿。

邵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队长

邵：对于我们做考古的人来说是讲求证据的，因为把历史文献中的人物和考古学文化去对比，这个需要反反复复多重的论证，最强有力的证据才能去这么说，所以我们目前也是有一些保留。

令人不解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石峁，同样而临突然衰落之势，那么，远古时，石峁先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这个曾经寿命超过三百年的石头城，又为何荒芜败落呢？

最近，通过环境考古分析初步表明，石峁地区曾出现过冷凉干燥气候，即公元前2260年前后进入降温时期，气温大幅度降低，干燥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灾难，严重影响了当时粮食的生长，粮食大幅减产甚至绝收，表现在考古学上是古文化遗址数量锐减，人口也大量减少，并发生大规模迁移。

赵志军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

赵：石峁遗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石峁遗址所处的位置，它正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农牧交错带上，它比其他区域来说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要更明显更剧烈，反映更强烈一些，因此呢，石峁遗址的衰亡应该和当地的环境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孙周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孙：石峁的人群，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这个（公元前）1800年前后呢，北方的人群可能是南下，可能发生了一次大的这种人口的迁移，现在还不能排除石峁和陶寺是两群人，就在晚期这个阶段，因为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交替过程，政权的更替。

邵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队长

邵：像这两件，这也是石峁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器物，这种器物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灰色的，也没有什么独特的选型，但是它的制料非常的特别，它是燧石制的，这种石头的硬度比玻璃还要高，切割玻璃都不成问题，石峁有大量的箭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燧石制的箭头非常多，在石峁几乎可以说遍地都是，你下一场雨，在田间地埂随处可以捡到，它有多大的威力呢，可以把人的脊椎骨射穿。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个千禧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发生了外族入侵和内部的暴力革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的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40到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一幅恐怖场景。

石峁陶鬲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陶寺陶鬲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何驽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考古队领队

何：以前我们发现的这种深缶的盆形鬲，裆部都是弧形的，而这一件裆部底下是一个凸底，像一个尖底一样，看看它的区别，带有凸底的这个特征是石峁的陶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陶寺陶鬲最大的区别，而这件鬲的发现非常有意义，说明了是谁在破坏陶寺中期的宫城，那么这些人往往很有可能就是对陶寺中期政权的推翻者、征服者，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这场来自族群外部带动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陶寺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最终导致持续300年文明的陶寺城邦衰落，底层革命与外族入侵说成为揭开陶寺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

浙江省良渚镇

因为气候的巨变，位于中国版图西北部的陕西石峁人不得不弃城远徙，而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处于东南部盛极一时的余杭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一个源于气候的大幅干冷，而另一个则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另一场突发自然灾难的降临。

许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

许：就说我们说如果以前的邦国时期呢，他们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然后各种不同的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良渚可能是整个长江流域信巫鬼，到战国时期他们还是重巫鬼的，然后有一些巫术是非常浓厚的，重视神人的沟通的。

良渚文化，是1936年首先发现于杭州城北的良渚镇而得名，存在年代距今5300到4300年，《鶡冠子》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点，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

玉琮（至今约5300--4000年）良渚博物馆

玉钺（至今约5300--4000年）良渚博物馆

相比陶器，良渚文化最让世人惊叹的是它出土的玉器，有壁、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其中大量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

许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

许：良渚文化是完全可以和埃及文明和那个两河文明中的一个国家的文明来对比的。

良渚玉器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许多花纹只有0.1毫米宽，像头发丝那么细，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如何完成这项工艺的，至今仍是个谜，然而四千多年前，繁荣一时的良渚王国突然遭遇了一次大的毁灭性灾变，关于灾变的个中原因，许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面，玉矿的衰竭导致良渚文明的衰落，最终诱发社会崩溃，也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及自身地理位置的影响。

王宁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领队

王：可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良渚遗址群和长江太湖周边的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海拔太低，只有两三米，像一个碟形洼地一样，只要这个海平面稍微有一些变动，那么这个地方它就环境非常脆弱，太湖流域是中国环境最脆弱的一个地区之一。

几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远古时代曾发生大洪水的神话，苏美尔人在楔形文字泥板上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神话，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希腊神话中的大洪水与中国传说中发生在尧帝时代的大洪水神话，上古时代的人类童年有着共同的洪水记忆。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致使沿海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海浸，突然爆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千条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邦国毁于一旦。

今天我们在良渚文化遗址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至今还深深埋在太湖湖底。

群雄竞起的邦国时代，华夏大地正发生着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各地的文明因素，迅速崛起。

河南省二里头村

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上世纪50年代末，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民不知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看似普通的村庄下，竟然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

二里头城复原图河南省二里头村

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迭的壮阔史诗。

许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

许：如果说良渚、陶寺和石峁都是国家的话，那么它们跟二里头这种国家肯定不是一个概念，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公认的，那么不管叫什么名字，如果说前边那些属于初始国家的话，原始阶段国家的话，那么二里头就是一种广域王权国家，我管它叫广域王权国家，可以掌控广大区域的一种王权比较兴盛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我管它叫国上之国。

七孔玉刀（至今约3700年）河南省二里头出土文物

青铜爵（至今约3700年）河南省二里头出土文物

绿松石龙（至今约3700年）河南省二里头出土文物

许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

许：我们说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呢，我们说波澜壮阔的邦国时代是满天星斗的话呢，那么由于一个大的政体的存在呢，导致满天星斗转化为月明星稀，所以一轮明月出来了，使得它周围的这个星斗呢变得黯淡起来，而这个所谓的明月呢就是二里头遗址。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无序经过百川归海走向多元一体，尽管对邦国时代兴衰变迁的探索还远未完成，但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浩瀚的宇宙和黄沙中被风吹起一角的远古遗迹共同讲述着我们波澜壮阔的历史与未来。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既传承着龙山时代诸邦国都邑创造的早期文明，又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它又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成熟的文字尚未产生，关于它所有的历史即便最权威的传世古文献也都是后世根据口耳相传记载下来。怀疑夏王朝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一度困扰着史学界，直到考古工作的成果不断涌现，夏王朝的庐山真面目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禹王庙河南省禹州市

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区的一条古老的街道，几千年来一直供奉着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至今流传在禹州的大街小巷，他的精神也被人们世代传颂。

教之忠禹州市文化局前局长

教：这一处建筑啊，是我们禹州市作为一个夏代早期都城传流下来的一处，涉及大禹治水的一处神话传说遗迹。

在禹州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期禹州一带洪水泛滥，皆因水中的一种怪兽蛟龙作祟，蛟龙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冲垮人们所筑的堤防，淹没土地和村庄，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而后大禹在众神的帮助下，将九条蛟龙一一制服，并把其中的一条禁锢在这口八角井中，从此，人们把这口井称为禹王锁蛟井，并在井上塑像立庙，以此世代感谢禹王的恩德。

教之忠禹州市文化局前局长

教：虽然这个它有许多东西是神话传说的东西，但伟大的这个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为怀念大禹治水这个英雄之举，所以演变出来这么一个神话传说，它就说明了将这个位置这个锁蛟，它就是大禹曾经在这里指挥治水的一个象征物，一个标志物。

那是一个洪水肆虐的远古时代，河流泛滥，大浪滔天，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便所有的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治水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它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在尧时代，大禹的父亲鲧也是一位治水能手，尧将治理洪水的任务交给了鲧，可惜鲧没能完成使命，最终因失职被杀。到了舜时代，治理洪水的艰巨任务转而落到了禹的身上，禹汲取了父亲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改变了治水的方法，经过十几年艰难的努力，终于治理了洪水，直到现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仍为大家津津乐道，在世人的眼中，大禹功不可没，利泽万世。

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洪水的传说，可是，我们中国的洪水传说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洪水传说有两点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这个外国的说法，就像那个基督教圣经里讲的，那么上帝创造了人，人做了坏事上帝发怒了，就降下洪水把人都消灭了，而我们中国的传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个自然灾害，虽然是规模很大的一个自然灾害，可是呢凭着人的这个主观的斗争，这个组织的力量，克服这些灾害，随着大禹治水吗，大禹治水，大禹作为一个王，他这个身先群众，这么艰苦的工作做了多少年那么才达到这个效果。

汶川县四川省阿坝自治州

位于河南禹州几千公里以外的四川省汶川县，几千年来，当地的羌族百姓将大禹视为自己的祖先。

大禹铜像四川省阿坝自治州汶川县

矗立于岷山之畔的大禹铜像，悬胆方口，头戴四面斜坡平天冠，束发带依稀可见，在今天汶川羌族人的生活当中，依旧保留着各式各样与大禹相关的文化习俗，而大禹精神已深深融入羌族人们的血液当中。

这种特殊舞蹈叫做禹步，是羌族婚丧嫁娶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仪式，相传，禹步是由大禹走路的姿势演变而来，传说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因过度操劳患上了腿疾，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为怀念这位伟大的祖先，羌族人将大禹行走的跛步演变出如今的禹步，以世代秉承先祖大禹的治水精神。

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羌族人还会在大禹祭坛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纪念先祖大禹的诞辰，传说这一天是大禹的诞辰，届时，人们会在大禹神像前踏着禹步，跳着莎朗，缅怀先祖大禹的盖世功德，世代崇祭。今天的汶川境内依旧保存着大量关于大禹的历史遗迹，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大禹故里，已成为华夏子孙访古探幽的圣地。

汪友伦汶川县文化馆原馆长

汪：大禹的精神，他是用大公无私把中华民族凝聚到一起，就是用一个无私的这种（精神）才把各个民族凝聚到来，作为我们的祖宗我们应该，更应该发场，所以说我们要六月六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祭祀他，实际上就是要代代都不要忘记，一定要弘扬大禹的这种精神。

大禹陵浙江省绍兴市

治水成功，使禹的威信空前提高，他不仅通过禅让制成为舜的继承人，更是把原本较为分散的邦国与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夏后氏为中心的邦国，让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王为天下共主的时代，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相传大禹死后安葬在会稽山上，今浙江省绍兴市南，今天的会稽山仍存禹庙、禹陵、禹祠等与大禹相关的历史遗迹，从秦始皇开始，很多帝王亲临禹陵祭祀大禹。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禹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宝库中永放光辉的一颗宝石，作为五帝之一的大禹，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是中华儿女所崇敬的对象，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更是为后世子孙耳熟能详，大禹治水的故事尽管发生在遥远的传说时代，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大地上仍有大量被认为是大禹足迹所至的地方，禹王宫、禹王庙、禹王台、禹王亭乃至禹王洞等等，各地百姓用不同的形式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有大禹这样一位先祖而感到骄傲，大禹的精神早已深深地烙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

洛阳博物馆河南省洛阳市

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大禹治水的传说，他的精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属于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中国组成的各个民族里面都有关于大禹治水这个传说的痕迹，突出了这个大禹他作为当时群众的领袖，他的那种精神，他的精神就是德，那么这种德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德和民有什么关系，人民的生活怎么和领袖人物的德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问题的话，通过这个传说有很多的看法。

虽然世代相传大禹治水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然而这些事件发生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有学者怀疑它们只是神话传说而已，而这样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关于大禹以及大禹治水，最早最权威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尚书》中，《尚书》是中国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内容出自商周史官之手，但《尚书》曾多次失传，等重新找到后便有了古今真伪的纷争。《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便是引自《尚书》，记载了大禹划定九州、治理山川等功绩，疑问由此而生。《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大禹的记载是否可靠，大禹治水是否真实，大禹是否真有其人，乃至于人们开始怀疑传说中大禹所奠基的夏王朝是否直正存在。

王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

王：文献记载当中呢，成书年代越早的文献，对夏代的记述是很简单的，但是成书比较晚的一些文献却反而记载的比较详尽，所以呢就提出是层累的这种历史，就是说他们认为简单来说，这个记载是不可靠的。

二里头夏都遗址河南劣偃师市二里头村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又无法得到考证，考古发现成为打开夏朝迷踪有效的途径，然而，将近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随着风雨的侵蚀，王朝的频繁更替，夏朝的遗迹早已坍塌殆尽，同样是考古研究最难以寻觅的历史谜题。赵海涛，是现今二里头考古工作站领队，从2006年至今，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十年。位于河南省偃师市郊的二里头，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考古学者的注意，考古学家徐旭生经过实地考察后断言，眼前的这处遗址，在当时确为一大都会，从而拉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朝文化的序幕。经过数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夏王朝之谜，开始慢慢地浮现在世人的眼前。

王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

王：二里头遗址规模比较大，1959年发现以来，我们研究所马上组队开始发掘，应该到2014年是五十五周年，最重要的是它跟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的中心区域是吻合的，就位于洛阳的这个盆地，所以呢我们考古学界吧，基本上认定它应该是夏代后期的都城。

二里头夏都遗址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

二里头遗址总面积将近九平方千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进一步扩大，成果层出不穷，2004年，考古学家在原有的2号宫殿基址下面，发掘出了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也将中国宫城最早年代提前了一百多年，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宫殿基座，是中国目前被确认的最早宫城建筑，经测量得出，夯土基质约合土立方为两万立方米，合计挖土运土夯筑等工序，依据当时所用的木石工具，总用工不下8万，整个宫殿的主体工程建造落成最少需要三至四年时间，非帝王谁又能建造出如此宏大的宫殿，考古学家根据遗址出土的文物特征判断，它应是一处夏代的都城遗址。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开辟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无论是在西安的汉唐都城宫殿遗址，还是迄今保留最为完整的北京故宫，我们都能发现它们与二里头相似的宫殿建筑机制，二里头宫殿无疑是它们的祖先，其基因一脉相承，正是它们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对建筑的审美与要求。

赵春青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赵：为什么说它是夏王朝的一个都城，这个呢是看一个从遗址的本身它的规模，比如这个遗址有四平方公里大小，这个规模很大，第二个呢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比如说宫城，比如说宫殿，这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呢都说明它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遗址，而是一个都城性的一个遗址。

二里头夏都遗址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

进入冬季，二里头考古工作者正在将这一年所发掘的文物整理备案，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夏朝先民生活与文化的基因和密码。

中国社科院二里头考古工作站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

赵海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

赵：这里边是一些陶制的网坠，有这种椭圆形中间有孔的，还有这种长方体，这个网坠发现的也比较多，当时渔猎占有很大的比重，还有这种可能是一个陶刀，陶镰或者是，可能像是一个陶镰。

王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

王：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头这个时期，夏代后期，农业有显著的发展，这个农作物的种类不仅有粟和黍，而且还有稻，然后还这个有数量比较少的小麦乃至大豆，所以五谷在夏代已经形成了，而且它的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一些人可以脱离农业去从事手工业的制作，然后去从事管理。

二里头考古工作站中存放的数以千计的夏代手工业器物，正是这些器物成为解开夏朝社会分工的重要证据。在考古学工作者们眼中，这些古老的器物似乎能够讲述夏代的生活生产情况，随着夏代国家机制的产生，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建立，与之前的尧舜禹时期相比，夏朝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劳动力更加集中，农业的发展，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专门从事生产工具制造的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身怀技艺的女匠男工，或是纺织，或是制陶冶金，这些出土的手工业制品，其做工之精致，造型之精美，让后世的人们为之惊叹不已，夕阳笼罩下的二里头，历史的悠远与厚重，在这片其貌不扬的土地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虽已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今天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各行各业能工巧匠们在此挥汗如雨的场景。

在二里头出土的众多文物当中，陶器的数量最为庞大，更让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在部分陶器上发现的刻符，它们形态各异，频繁地出现在各式的陶器上端，不禁让考古学家对中国古文字产生了更新的探索之路，文字对于人类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分水岭，无论是考古专家，古文字专家，还是历史学者，人们对文字的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然而，眼前这些陶器上的刻符显然比甲骨文更加古老，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这些刻符，很可能是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国文字，与后来的商代甲骨文也有着极大的渊源关系，由于陶文仅仅是以单个的形式出现在夏陶之上，以至于人们无法清晰地理解它的意思，对于夏朝是否已经出现了中国早期文字，专家们也只都是见仁见智，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

水书档案馆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自治州荔波县

关于夏朝文字是否出现至今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距离二里头遗址数千公里以外的贵州省荔波县，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竟一直传承着与夏朝陶纹极其相似的文字，水族，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少数拥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之一，在水族两千五百多个单字中，大部分为异体字，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水族文字被称为水书，一直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水族百姓也会将水书作为谏言和祝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绣制在水族的各种饰品和服饰当中，在现存的水书文字中，水书先生已发现多个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他们甚至可以大致解读二里头陶文的含义，这也提供了寻找夏朝文字的另一种可能。

蒙熙林荔波县水家学会会长

蒙：像这个凶，凶按我们水话翻译成汉语的话，它就叫做兴旺发达的意思，跟我们现在呢，现在就像这个大门上写个福字，什么福到来啊，吉祥如意啊，估计我分析这个符号啊都是这个意思。

这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并没有像甲骨文一样出现在礼器当中，而是出自用于生活的陶器上，不过二里头所出土的陶器，主要出自墓葬当中，这是否暗示着这些符号与夏朝的礼制有关呢？

赵海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

赵：做工精致的一般大多数是在墓葬中出的比较多一些，这个可能而且这些墓葬也是有一定等级身份的墓葬出土的，就是说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套礼制，但是与后世相比呢，它的礼制这个概念，这个还不是那么严格，是因为礼制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自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至今，考古工作者们已发现了五百多座墓葬，在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通过墓葬大小，规模的对比，以及陪葬品的差异发现，这些墓葬已成为解开夏王朝社会结构及礼制的重要线索。

王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

王：因为墓葬是我们判断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埋葬，比如说有正常的埋葬，就是这个小型墓葬，也有非正常的埋葬，比如说奠基，就是建筑当中的奠基，那就是身份应该是相当于奴隶的身份，可以着到当时形成的一个比较，社会非常分化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

不同规格的墓葬呈现出夏王朝等级的分化，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已经形成依照等级的高低而等差有序地使用礼器，礼器只是发现于一定等级以上的墓葬中，其等差有序的规则正是礼制形成的重要表现，更是夏代阶级分化的重要标志，二里头墓葬的发现不仅吸引了大量考古学家的关注，一些民俗专家也对其展开研究。2002年春天，二里头墓葬中一件造型奇特的动物仿生饰品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专家的注意，这件由两千余片绿松石片组合成的绿松石饰品，其制作之精，在同时代的动物仿生饰品文物中实属罕见，它的身上可能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自这件绿松石器出土以来，它的形状被大多数专家认定为龙的形象，中国文化历来都与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龙是中国权力与神的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因此更是变得扑朔迷离。

叶舒宪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教授

叶：从古书这个《山海经》这些古代神化书籍中来看，神灵或者是通神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些人物，宗教领袖，往往跟蛇有关系，所以这个蛇它起到的象征意义，主要是代表了龙蛇的超自然的海陆空三界的穿越能力，所以它的佩戴者，拥有者，应该是二里头时期这个国家级的大法师，大巫师。

从二里头另外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夏朝法师的存在，在二里头宫殿周围，这些布满明显烧痕的动物骨头正是法师最主要的占卜工具，远古先民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却并不常见，占卜的方法随之应运而生，法师通过对骨器的烧痕来推断未来的吉凶祸福，为咨询者分析问题指点迷津，这些密密麻麻的烧痕，我们虽然无法判断它们所预示的祸福凶吉，但我们却能够看出先祖们对生活以及神的向往，但是，夏王朝的最后一次占卜显然正预示着灾祸即将到来。

据文献记载，夏王朝中期以后，夏朝统治者渐渐失去民心，当夏桀在位时，夏王朝内忧外患，民心大乱，其统治的部落邦国纷纷离散，夏桀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当他完全失去人心时，商汤趁机发动进攻，夏桀被放逐于南巢而死，夏朝灭亡。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夏王朝的统治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有四百七十年的历史，根据《史记》记载，夏朝的第一位王是大禹，从大禹开始到桀灭亡，夏朝共有十七位王，然而在二里头夏都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与王相关的直接证据，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没有停止，很多人认为，假以时日，夏桀等夏王的痕迹是有可能发现的，不过，根据对二里头土层绝对年代的鉴定，夏朝早期的历史二里头显然无法给出答案。

赵春青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赵：因为它的年代可能是公元前1750年，这个年代，碳十四测定出来的这个年代也给历史史书文献记载的这个夏王朝最早的那个阶段呢还有一定的距离，一百多年的距离，因此说它是中晚期的一个夏王朝的都城。

万岁峰河南省登封市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万岁峰，这块山上的巨石被当地百姓称为启母石，相传大禹与涂山氏所生的儿子夏启正是在此出生。

启母石河南省登封市万岁峰

关于启母石的来历众说纷纭，传说在大禹治水时，涂山氏怀上了禹的儿子，但到了嵩山之下时，大禹借助上天神力将自己变为黑熊，涂山氏因此受到惊吓化成了巨石，大禹赶到后大喊，归我子，此时天地感应，石破东方而启生，显然，这样的早期神话无法令人相信，然而神话中常常隐藏着一些史实。

汉代启母阙河南省登封市

东汉延光二年，颖川太守朱宠于启母石前所建造神道阙，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禹临终前按照尧舜禹时代禅让制的传统，并没有将首领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而是选择了东夷人的首领益，然而，益的威望和实力远不如启，启及夏后氏族众也不甘心权力外移，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启最终取代了益，并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家天下的传统开始确立，这标志着以夏后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邦国联盟正式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新砦遗址河南省新密市

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夏朝早期的遗址或许就在启母石所在的嵩山一带，1979年，考古学家就在离启母石不远的地方试掘了河南新密一带，发现了一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据土层鉴定，最终认定这里应该是夏启至少康所处的夏朝时代。

魏继印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主任

魏：新砦遗址发现的主要遗存有三个时期，相当于最下面这个时期的就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中间这个层位，就是绝大部分的遗存，都属于新砦期遗存，位于最上面的一层呢，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一期这个年代的东西，这样是有比较明确的年代地层关系，所以说新砦期文化可能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

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绝对年代对比，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极有可能就是在新砦遗址发生。启之后，夏朝经历了一段极其动荡的年代，一个来自东方的神秘部落东夷，将夏朝的统治权从太康手中夺走，这正是有名的历史事件“太康失国”，关于这位东夷部落的首领，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但在神话传说当中，他却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就是射日英雄后羿。

在历史传说中，上古时期天空有十个太阳，以至于江海湖泊干涸，农作物枯萎，人们在骄阳似火的苦难中苦苦挣扎，这时英勇的后羿挺身而出，展开了与十个太阳的殊死较量，他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追逐着太阳，并用弓箭逐一射下了天空中的九个太阳，最终后羿拯救了苍生，大地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长泾村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后羿射日，这是一个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传说，在农耕为主的中国古代，后羿在很多地区成为了农作物的保护神，这是位于江西省婺源市郊的一个村庄，每到春耕之际都会上演这样的傩舞大戏，从白天到黑夜，已是流传已久的传统，傩舞中表现的正是后羿射日，人们以此祈祷后羿能帮他们驱赶烈日，迎来风调雨顺的好时节。

在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中，后羿射落的不是太阳，而是太康，后羿是夏朝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由于夏天子太康不恤民事，后羿带领部众从太康手中夺取了夏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太康失国”及“后羿代夏”，后羿射日无疑是一个神话传说，那么那个来自于东夷的部落是否真的获得了夏朝的统治地位呢？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郑州市

在新砦选址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寻找着后羿和那个神秘的东夷部落的踪迹。

1999年，一块带有奇特图案的器盖残片引起了考古工作者注意，在这件具有强烈东夷文化特色的饕餮纹陶器盖上，兽面纹的主题文化来自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这是东夷族最高等级权力的象征，而这种图腾在新砦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新砦遗址强烈的东夷文化特色。

顾万发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顾：那么这个小小的器盖呢，如果看它的历史的背景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因为这个器盖上面的图案，它是属于新砦遗址二期的晚段，就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那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曾经发生过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太康失国，后羿寒浞代夏，那么这个器盖也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夷人，把他们的这种信仰带到了我们中原，带到了我们郑州。

由此看来，真实的后羿极有可能带领他的东夷部落统治了夏朝，但据文献记载，后羿当上国王后，同太康一样荒于国政，于是血腥事件再次上演，后羿被大臣寒浞所杀，当寒浞夺取王位时，另一个人的力量正变得强大起来，此人便是少康。

洛阳博物馆河南省洛阳市

少康是太康弟弟仲康的孙子，他在颠沛流离中长大，少康年长后，投奔到了实力强大的虞氏部落，并得到了信任，手握重权的少康，在寒浞渐失民心之时集结了夏部族的余众，起兵攻灭寒浞，收复了夏朝王都。从“后羿代夏”到“少康中兴”，都发生在这片考古工作者依然在探寻的土地上。

赵春青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赵：新砦遗址本身的意义在于终于找到了比二里头早，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850年，这个一百多年，一些这个阶段的遗迹和遗物。

河南博物院河南省郑州市

从1959年夏代遗址的首次发现，经过几代人的勘探与挖掘，考古专家对夏代历史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然而即便如此，无论是二里头遗址还是新砦遗址，没有任何实物能够证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所在，更没有任何关于大禹建都的实物证明，那么，文献记载中的禹以及禹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就在离启母石更近的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从1977年开始，考古学家方燕明便一直在此进行考古研究工作。

王城岗遗址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

王城岗遗址是一座略早于新砦文化的故城址，根据城址的时代进行推测，它可能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有关，这令发掘者非常兴奋，然而发掘出来的城堡面积却只有一万多平方米，还没有二里头1号宫殿大，一座城竟然不如一个宫殿大，这怎么可能是夏朝的都城，况且，城内遭到后期破坏，只留下一些奠基坑基址，并没有见到宫殿建筑之类的遗址，这使得王城岗遗址没有被更多的关注，直到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王城岗遗址才得以再次被发掘，在原有小城的西北，考古专家惊喜地发现了一处面积达三十多万平方米的大城。从年代上看，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经碳十四测定，大城的年代正好与夏代始年相符，于是，考古专家提出，此大城应是禹都阳城的所在地，而原先被忽视的小城，应该是夏禹之父鲧所筑的城址。遥远的夏王朝，它的历史面纱正在徐徐地向世人揭开，历史长河仍在奔流，最终将汇入未来浩瀚的海洋。

赵春青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赵：我们现在呢不是说已经到了可以把夏代历史完全拨弄清楚，还不到那个时候，所以对夏代的文化的复原和揭示，将是几代、十几代，甚至是几十代人的事情，目前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最多是在复原夏代历史上，只能是一个开头，而不是它的终结。

考古学的发现使遥远的历史逐渐与我们接近，我们的寻根之旅不会停息，因为在那些遥远的古代，蕴含着我们现代文明最原始的基因，一个尘封了数千年的夏王朝，已不再被认为是迷雾朦胧的传说，而是以日益清晰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中华文化的许多源头可以追溯到夏朝，虽然，无论是二里头还是新砦遗址，或是王城岗遗址，我们仍没有找到与大禹直接相关的任何遗迹，但几千年来大禹从来没有消逝，他的功绩和精神始终受到中国人的尊崇，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与历史事件，大禹其人和大禹治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不论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与道德精神，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而大禹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古老王朝所蕴含的精神源泉也永远不会枯竭。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契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契，契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地，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五百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明时代。

蔺窑村河南省偃师市山化乡

商成汤墓河南省偃师市山化乡

蔺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蔺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三千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

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已不可考，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化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契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十四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作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仲虺（huī），一个是伊尹。

空桑村河南省开封市

伊尹故里河南省开封市空桑村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

伊尹雕像河南省开封市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莘国不错，便来到了有莘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莘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莘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莘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仲虺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朱凤瀚北京大学教授

朱：这都带有古史传说的一定的色彩，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赐姓的贵族，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给他们很隆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豕韦、顾、昆吾这三个夏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邻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商汤就在准备东征豕韦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召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即地下水牢里，仲虺和伊尹得知君主被囚禁，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加上考虑不想引起商族人的不满，便只好将商汤释放，商汤死里逃生，更加坚定了他灭夏的决心。

商汤乘夏桀率师东征的机会，相继灭掉豕韦、顾、昆吾三国，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已到，举兵伐夏，各诸侯纷纷投奔商汤加入伐夏大军，大军长驱直入，在今河南封丘东的鸣条之野与夏军相遇，两军在此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决战开始之前，汤为鼓舞士气，宣读了一篇伐夏檄文，历数夏桀的罪恶，宣称是上天要他来消灭桀，这就是商汤在鸣条会战前的动员令，《汤誓》，经过战前动员，伐夏大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夏军溃败，桀被活捉。商汤攻占了夏朝的王都斟寻，汤安抚夏朝臣民后就地举行祭天仪式，他告诉大家，桀罪恶滔天，夏朝气数已尽，并正式宣告夏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此结束。

朱凤瀚北京大学教授

朱：汤灭了夏以后，商人的这个国家的发展确实有一个飞跃，标志就是他有很大的城址的都城的设立，从国家来讲，他的国家结构、国家形态都有所发展，这个因为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祭祀的一个中心，对当时来讲的一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以说是灭了夏之后，商文化，还有商人的国家形态都有一个飞跃，他融合了夏文化的一部分，他发展了自己，因此我们后来看到最大的一个明显就是郑州商城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青铜器的青铜文化的发展，肯定也是在灭夏之后得到一个飞跃，所以成为这个商前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由于商汤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因此，他的声威迅速播达四方，各地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的酋长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前去朝贺，表示臣服于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前来朝见，这就是《诗经·商颂》中唱颂的，“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数月之间，竟有三千诸侯大会于商都亳（今河南偃师）。经过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最后消灭了夏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开始纷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商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实行一系列改朝换代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尚白，朝会以昼”。

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夏王朝每年开始的第一天，夏称一年为一岁，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称一年为一祀，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每年十二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所谓易服色，即把衣服颜色由夏朝的尚黑改为尚白，朝会以昼，即朝见由原来的夜间改为白天进行。

商汤将商王朝内外政事治理大致就绪之后，就命人将夏禹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造的九个铜鼎，即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这九个象征国家政权的铜鼎易主即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商王朝革故鼎新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

朱凤瀚北京大学教授

朱：中国古代好像认为，鼎吗，这个鼎好像是一个很牢固的这么一个礼器，而且赋予它一个政权的一种象征，因为鼎它主要是礼器，它其中主要的功能是作为祭祀时候用的礼器，但是鼎尤其被神圣化了，作为这个古代政权的象征。

王震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王：它不是代表了这一个，（这一个）简单的这个王邦，这个小的邦国的一个（一个）倒台，它是统治天下的一个共主之权，这个政权呢就是我们说的大的一个国家结构里面的多元一体的这一个国家，王朝国家的政权的转移。

莲鹤方壶河南省博物院

蟠虺纹曲耳铜鼎河南省博物院

鼎，是我国青铜文明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的载体。早在四千多年前，我国就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到商王朝时期已经达到顶峰，由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也是旌功记绩的礼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鼎迁于商的第三年，商汤无疾而终，臣民非常悲伤，将这位开国之君隆重埋葬。

伊尹祠河南省洛阳市嵩县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县的伊尹祠，古老的祠堂里供奉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商汤去世数十年后，已逾百岁的伊尹离世。伊尹辅政期间，共佐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位商王，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

《杞县志》清乾隆河南省开封市杞县

太甲即位后，不理朝政，耽于享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亲自迎回太甲，让他重登王位，太甲重新做王后痛改前非，以德治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四方诸侯年年前来朝贡。伊尹放太甲，也作为千古佳话记录在史籍中。如今，伊尹已故去三千多年，但他的名字世代相传。

伊尹降生地河南省洛阳市嵩县

相传，由于伊尹精通烹饪之术，创立五味调和说和火候论，伊尹也被后人尊为厨圣，烹调之圣，伊尹也由此成为中国美食烹饪业的祖师爷。

王震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王：伊尹呢在成汤推翻夏王朝的时候发挥极大作用，在成汤这个取代夏王朝以后，辅助成汤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成汤之后对商王朝的王位继承以及巩固上，以及那个贯穿成汤的制度和法治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呢这个伊尹很受商人的爱戴。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商朝漫长的五百多年历史不觉已走过一半，这时，商代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的人物手上，盘庚。但盘庚接手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烂摊子，因为此时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国王，他在就位后的十几年里做了许多努力以缓和国内矛盾，却仍然不能改变衰败局面，若继续下去，王朝将有灭亡的危险，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往哪儿走？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洹水之滨的殷，却遭到了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迁都削弱自己的势力，便到处散布流言，蛊惑人心，并鼓动族众也跟着反对迁都，盘庚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君王，他在迁都前后对臣民进行了三次训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尚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再敢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二十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奄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王震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王：盘庚认为他要是迁到殷这个地方，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再一个呢，他还是一种觉得能带着一种非常清新的一种格局，再加上殷这个地方旁边就是黄河，也有利于呢他水陆交通，他的战略资源的运输，也有利于他。

朱凤瀚北京大学教授

朱：盘庚迁到殷之后，此后的商王朝就被叫做殷商王朝，历史上也管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的，以后这段时期，叫做殷商或者叫做殷代，史学上过去通常是以盘庚迁殷作为先后两个时代，前面叫做商前期，后面叫做商后期，有人叫做商早期商晚期，（商晚期）就是现在我们考古学上这个殷墟文化的这个集中地带，就是河南安阳小屯为中心的这个殷墟遗址所代表的这个文化时期。

殷墟遗址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十五万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

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反反映了三千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

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十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说（yuè），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说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

妇好墓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

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土方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巴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她十分宠爱，授予她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她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

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土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准，北伐河套，西征又达渭讷，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王震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王：应该说是，武丁盛世既有盘庚打下的基础，更主要的还是武丁在位五十多年，五十九年，武丁时期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是怎样的商王呢，一个是没有作为，再一个贪图享受，他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以后呢又起用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人，所以在历史上，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看，他都是商王朝一个盛世。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丁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

商王位传至武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武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武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历一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史载，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份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事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

羑（yǒu）里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羑里城遗址，羑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三千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羑里。

演易台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

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蓍草，于是想起伏義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了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地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六十四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

周文王雕像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

姬昌被帝辛关押了七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

太公故里河南省卫辉市

姜太公祠河南省卫辉市

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

比干庙河南省卫辉市

比干像河南省卫辉市

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四十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

比干墓河南省卫辉市

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仁，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

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辛们的媚言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

摘星台河南省鹤壁市淇县

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王小运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文物管理所所长

王：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做摘星台，摘星台下层是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上层是一个殷商文化的遗存，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夯土层，就是纣王差遣奴隶把这个一层一层把它夯上去，夯上去以后，然后在这个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台子，建了一个很高很高的门楼，这个楼为啥叫摘星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来的当天晚上，纣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它是个观景台，可以观到朝歌的大好风光，这时候苏妲己呢躺到纣王怀里撒娇，她非要天上一个星星，然后纣王就顺势摘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做摘星楼，后来到西周的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化，为了纪念比干呢，这个台就叫做摘心台。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召公奭（shì）、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

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三百乘，敢死队员三千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

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汲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掉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鹿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鹿台，自焚而死。

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共历31王，前后五百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享祚长达八百年的周朝，自此开始。

鹿台寺河南省鹤壁市淇县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鹿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鹿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七年时间在此修建鹿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帝辛修建鹿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鹿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

司母戊鼎（仿制）殷墟王陵遗址

殷墟王陵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

和鹿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尚书·无逸》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亡国，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它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它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籍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致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

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

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

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染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

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王懿荣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文明这一消失已久的文明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01宋镇豪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商这个五百年的历史来说，我们过去主要靠什么，《殷本纪》。《殷本纪》讲统共加起来才2800多个字，所以呢在史学界也好，过去的我们都把它当做一种可信可不信的东西，甚至有人把那个封神榜当做商代晚年的历史来读，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了。历史是真东西，它不是靠虚构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就是甲骨文发现以后，一下子把我们和古人的距离拉近了，使我们直接能够通过甲骨文来观察到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世以来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它的发现之旅却充满曲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他的甲骨文研究也因此结束。

这个几千年前的王朝似乎又要蒙起她那神秘的面纱。幸好，王懿荣的好友刘鹗同样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他收藏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并继续收购和研究甲骨文，三年后出版了《铁云藏龟》，其著作记录了有字甲骨1058片。

这是考释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非常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研究，这件事也惊动了国外学者，据曾在安阳任长老会牧师、收藏甲骨多达五万片的加拿大人明义士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二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

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

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

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

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量的甲骨，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手中都可能存有甲骨，而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

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

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

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曾经过不断调查、四处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的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晚商都城所在地，位于河南安阳西北五里左右的小屯村周围，当时市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

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

罗振玉派人在此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

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队在安阳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得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

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

众多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王襄、郭沫若、商承祚、容庚等人成为中国研究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早期学者，多姿多彩的商代文明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朱凤瀚北京大学教授

（其实在过去很早，从汉代以后，特别是宋代，我们有金石学，也是在研究除了文字之外，同期也在研究诗词歌赋等等，但是那时候偏重于文字，可是殷墟发掘突破了文字，就是不仅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这种文字资料，同时也包括地下出土的所有的遗物，比如说像铜器、陶器、建筑构件，挖掘的大的墓葬遗址，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这个理念非常重要。）

何毓灵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他也是考古所驻安阳工作站的副站长。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甲骨文文字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学问高深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只有破解了甲骨文密码，才能真正洞悉到商代文明。

甲骨文被发现后，破解其中的文字变成了首要前提。

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可以分为六种，其中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

中国古代对这六种造字法称为“六书”，这些造字的方法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破解甲骨文最为有力的依据。

何毓灵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到殷墟这个时期啊，基本上，六种造字法基本都有了，比如说象形、形声、会意、指事、通假或者假借，转注这个可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这几种方式基本上都有。当然最大一部分还是象形，比如我们最简单的说，你不认得字，但是他画几个雨滴，你肯定知道这个是下雨的雨字，画个太阳画个月亮画个山，主要是象形的这一部分比较多，占很大的一部分。）

自19世纪末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十五万片以上，共有4500多个单字。

到目前为止，已被学界认识的有1200多个，还有几百个字，人们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了解到大致意思，学者们在甲骨文释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使通过甲骨卜辞探索商代社会及其文明历史成为可能。

何毓灵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这个文字的产生它可能有一个过程，包括早期的刻划符号，这是针对于一个特定民族或者是定居民族的一个（象征）。但是我认为，中华的汉文字它是一个慢慢自身演化的过程，至少目前为止，它没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它是在一个自身的一种演变，慢慢产生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甲骨文是商代晚期的文字，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定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字，因为它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表达意思，这就是成熟的文字体系的标志。）

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终于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时代。而商代最主要的文字甲骨文，正是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不仅如此，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体系，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方块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汉字它们不仅为我们熟知使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

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字，从它产生以来，一直发展下来，一直到今天，它实际上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道路。与其他很多种古代文字并不相同，因为中国的文字系统有一个特殊的稳定性，比较稳定。

所以中国很大，人口众多，方言也很多，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文字系统，那么中国本身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就成了问题了。）

虽然甲骨文书写的内容中充满着宗教神秘色彩，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甲骨文中隐含着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事等商代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堪称商代的百科全书。

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在发现了商代文明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古文字的源头，由此逐渐寻觅到中国智慧的源头。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已有了写在简册上的文书，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没能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些甲骨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内容都与祭祀有关。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朝视宗教祭祀为治国头等大事，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

商代是一个凡事都要占卜的时代，甲骨文正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商朝人占卜记事所用，也叫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多为牛的肩胛骨，占卜用的卜甲则是乌龟的背甲和腹甲。

占卜前，先有巫人对甲骨进行简单的整修，再以专门的工具加以钻凿。占卜时烤灼甲骨背面的钻凿，在甲骨的正面会显示出不同形状的兆纹，贞人和商王对它进行观察，以定吉凶，最后把占卜的时间、卜问事项、最终结果等都刻在甲骨之上。

王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祀就是祭祀，这个祭祀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商人认为万物皆有灵，要讨好神灵，得到保佑，还有一个，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的统治，因为商人的祭祀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祭祀各种各样的，有自然的神，但是始终祭祀自己的祖先是他的中心，所以我们说祖先崇拜是商人宗教信仰当中的核心。）

在江西婺源一个偏僻的村落，流传着一种神秘的舞蹈，傩舞。据目前了解，它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殷商的卜辞中对它都有记载。据推断，商代的人们狩猎之前都会跳起类似的舞蹈来祈福。

甲骨文中有矢、弹、网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田猎方法有车攻、犬逐、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兕虎、鹿、麋、麑、麞、豕、狐、猴等。

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宋镇豪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用于祭祀的牲口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每天差不多都要祭，他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一天逮不到呢？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为主。那么家养的话，过去我们都讲五畜，这个鸡、牛、羊、马、狗，马当然不用于祭祀，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有千牛、千羊的，那等于说大型的牲畜养殖场，那差不多饲养一千头牛，那规模非常大。）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计有镰、锄、铲和耒耜等。

自从商朝的第十九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

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洫，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

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宋镇豪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必须要结合历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历法，

没有历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地进行，所以商代的历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历法。商朝历法以太阴（月）记月，以太阳记年，干支记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

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终，叫做十三月，称为年终置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

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

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三千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

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贞人）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

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捷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

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王震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按说这个酒文化，因为商人宗教崇拜非常发达，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最近在殷墟北面的华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州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

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

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

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马柏成河南省伊川县青铜器行业协会秘书长

（这个铜的配比，然后从古到今基本上这个配比，都有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

马柏成是河南省伊川县青铜器行业协会的秘书长，他是当地最年轻的一位青铜器工艺师。

铜、铅、锡三元合金是商代工匠们的首创，而这种三元合金的配比已经失传，马柏成一直想仿造出商代时期的青铜器。

在商代，青铜器铸造已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尤其到商代后期达到高峰，其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让后人叹为观止。

商代的青铜器往往与权威和地位相伴，它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却很少用于农具，也很少铸造人物或动植物，这反映了“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的思想，显示出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还是宗教、政治、军事，并将它们与器物文化高度结合在一起。

这些直接进献给贵族祭祀或者实用的器具，当时的匠人们如果稍有不慎将会面临杀头的危险，因此他们是用生命来完成他们的作品，这让他们铸造出来的作品无论从工艺还是造型都几乎接近完美。

这也许是他们最为成功的一件作品，就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最高水平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据研究，制作时必须二三百人同时投入工作才能完成这一杰作。

这些青铜器上充满着神秘气息的纹饰，表现出对神权的崇拜。

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构图，将现实中的动物神秘化和程式化。

青铜纹饰中的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等种种奇怪的纹样，无不透露出神秘的气息，引发世人不断地探索解读。

除纹饰外，商代青铜器上有的还刻有文字，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到商末有十几个字乃至几十个字的铭文。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旧称金鼎文。正是这些青铜器的出现，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朱凤瀚北京大学教授

（因为很多的青铜器我们叫做礼器，就是青铜器贵族使用的东西，在很多情况下用在各种礼仪场合，那当然它需要，首先是庄重，它给人一种敬畏感，无论它的造型还是纹饰；另外一方面，它又毕竟是艺术品，有艺术欣赏的价值，所以青铜器的纹饰设计，匠人们他们又别具匠心，他们给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构思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兼有礼器实用器，同时又有艺术品的这么一个东西。）

在当时，青铜器除了被铸造成礼器、兵器之外，还被用来大量铸造乐器，这其中就有打击乐器铜铃、铜铙等等。商代生产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娱乐有了更大的需求，娱乐的要求推动了商代音乐的发展。

商代的文艺非常发达，出现了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的乐人。

据音乐学家研究，商代的音乐已经有了半音观念，可以奏出曲调，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等。高度发达的商代音乐是中国丰富的礼乐文化的先声。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商代玉器。

在当时玉器也和青铜器一样成为权贵们身份的象征。由于这件玉器太过珍贵，一般不会展出。这件腰佩宽柄器玉人，出土于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他双手抚膝，跪坐，面目庄重，身体、服饰乃至发型一丝不苟，展现出商代高超的雕塑水平，也为我们了解商人提供了信息。

王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

（这个商朝的比如说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当然从文献当中其实很少能够了解，《殷本记》中就非常简单的记载，所以出土遗迹和遗物，是了解商王朝的生活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首先商人是什么样，是什么形象，是什么装束，有什么具体的行为等等，这个我们基本上应该迄今为止没有了解，无论是文献，甚至甲骨文，你也看不出他的形象，所以我们在脑子里面对商人形象的这种印象，那就主要靠这件玉人来了解，因为这是写实的。）

考古专家成年累月的工作，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商代文明。

在商代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这其中既有琮、圭、璧、玦、璜等礼器，戈、矛、大刀、戚、钺等仪仗类玉器，也有文化用品、生活用品等各种物品。虽然这些玉器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足以证明玉在当的贵族心目中的地位。

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对玉器的使用和加工，然而只有到了商代，制玉工艺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制作，真正的玉文化也由此开始形成。

玉不仅以美观著称，更以湿润、细腻、坚硬、纯正等特点，代表着仁义、智慧、勇敢、坚贞等美德，深受世人喜爱。在当时玉不仅被制成国之重器，象征天命、威权、等级，也被制成家庭中的把玩，与个人的喜好品行融合一起，美玉文化由此更加普及。

#13叶舒宪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教授

（玉发现都是在地上、山川、河流里面，但是认为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

所以谁找到了好的玉，谁就有了通天通神的可能性，所以玉就开始作为通神者的象征物。）

唐际根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首席研究员

（那么当王权出现以后，当神权出现以后，王权出现以后，当然说最好的东西必须跟王权、神权结合，所以玉就自然赋予了不同的或者特殊的价值。到商代的时候，身份高、地位高的人，他用的玉料就好，对吧，逐渐逐渐的，就它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么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那么人开始有了精神需求，大家逐渐逐渐就把玉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这是因为有文化的人把它赋予的。）

商代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两种，水上交通工具是船，陆路交通使用车。

在许多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车马坑和车马具，这种马驾的两轮大车是商朝时期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

在商朝的遗址中出土的玉石，有的来自新疆的和田，有的来自遥远的南方，正是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商王朝与遥远的外邦建立了贸易联系。商朝先民善于经商，在郑州、安阳等商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非本地所产的海贝、鲸鱼骨、大海龟龟板等。

贝壳作为商代中晚期的货币，仅妇好墓中就出土了大约4000个，它们有的来自南海，有的来自印度洋沿岸。与此同时，商朝的先民也把另外一种物品运送到了世界各地。这种物品如此奇妙，以至于几千年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无数的人曾以拥有一件这样的器物为荣，更有许多人不远万里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沿着商人的足迹来到中国寻找这件物品，世界以它为中国命名，它就是瓷器。

这些是出土于殷墟的商代白陶，可以称之为原始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这让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至少提前到了三千多年前的早商时代。

如今这种技艺就像铸铜、雕玉和造酒一样，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制作工艺虽然有所改变，但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下来。

商代制陶业已经成为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当时的王都和贵族城邑里都设有制陶作坊。

除制作一般陶器外，能够采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商人色尚白，制作的白陶，如卣、盘、罍、尊等，形制与青铜器相仿，花纹也如同青铜器花纹一样精美。

这些晚商遗址发现的刻纹白陶，系经过摄氏1000°C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

其造型秀丽，刻镂精美，色泽皎洁，叩之有声。

商代，距我们已经有三千年之久，然而那个时代创造的文明，并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与我们产生距离，无论是文字、历法、农耕、音乐，还是青铜器、玉器、瓷器，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甚至直到今日我们还在延用。

王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

（我觉得商代文明，要看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这种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商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说青铜礼器种类齐全，制作技艺高超，包括整个祭祀的体系的形成，包括中原王朝影响区域的扩大，工艺的发明，政治制度的成熟和发明和创造，包括他的思想、观念乃至文字的这种成熟，这些都是后来几千年，中华文明很多重要的基本的文化的基因是在商代形成的。）

可惜的是，商人酗酒成风，奢糜无度侵蚀着这个巨大的王朝根基，最终在醉人的酒香中，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终至灭亡。很多人说，商朝是因酒而亡的，这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公元前1046年的一天，当周人的军队就要攻入商朝首都，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商王纣，绝望地登上了祭祀星天的城南鹿台，自焚身亡。商朝由此灭亡。

商亡后三年，商朝贵族箕子路过商都时，看到原先辉煌的宫殿已经完全毁坏，一片荒芜，万分伤感地做了一篇《麦秀之诗》，商朝遗民听说皆为流涕。很短的时间，商代文明最为集中的都城都已成为废墟，它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殷墟。

然而不幸中也有一件幸事。由于有大批的甲骨在占卜后埋于地下，这才使得商代文明在消失数千年后，我们还可以重新去认知它。

如今中国社科院考古学者何毓灵仍在坚持着中国文人一个多世纪的梦想，破解甲骨上的文字，以彻底打开那个辉煌的时代。马柏成仍在进行着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仿制工作，恢复当时的技艺，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追求，跨越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如今仍在造诣深厚的工艺大师手中得以实现。

收藏于中外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商代文物告诉人们，历时五百余年左右的商王朝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后续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凌晨时分，一队约五万人的大军经过又一个晚上的急行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前方70里外的地方，就是商朝的都城朝歌。现在，他们已无法继续前进，因为，挡在他们前面的，是商王纣几十万黑云般的军队。两军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曦微的晨光，照见战车上站着一位身材魁梧的披甲武将，武将左手举起一把明晃晃的大钺，右手举着一面在晨风里猎猎作响的白色旄旗。一场庄严的战前誓师大会随即开始。武将高声历数商王纣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告诉将士们，替上帝惩罚纣的时候到了，你们要像猛兽那样攻击敌人，努力作战。武将的演讲极富鼓动性，他的讲话被响彻云宵的喊声一次次打断。

一场被某些历史学家描述为“流血漂杵”的惨烈大战即将打响。

【画面】周原遗址：歧山凤雏和扶风召陈大型建筑群基址，凤雏甲骨，周原青铜器

这是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西部的周原，它北倚巍峨的岐山，南临滚滚东流的渭河，西侧是汧河，东侧有漆水河，丰沛的水源滋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时至今日，周族的起源仍然无法得到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正是周人亮相中国历史大舞台并创造辉煌文明的起点站。

正是迁到周原之后，周人正式打起了商的主意。这就是周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閟宫》所写：“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歧之阳，实始翦商。”后稷就是周族人的祖先；这里的大王，即古公亶父。意思是，自从古公亶父带领周部落迁到歧以后，才开始翦除商的事业。

《诗经》中的另一首诗《绵》，则具体记载了周族人，在他们的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带领下迁居周原的故事：“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大约在商朝武乙时期，原本定居豳地的周人不堪戎狄的侵扰，他们渡过漆水河，翻越梁山，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

古公亶父带领周族人在这里开辟土地，建造城郭宫室，建立官制，周族变得日渐强大。

【画面】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原甲骨，周文王像

在周原这片土地上，几代周人韬光养晦，他们殚精竭虑地谋划着周族未来的宏图大志。

据史书记载，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他有意传位于小儿子季历。因为他经过观察，认定季历的儿子昌将是周人兴起的关键人物。这样，大儿子太伯和二儿子虞仲，便假托为父亲采药之名，跑到了南岳衡山，接着又跑到远离周原的荆蛮。在那里，他们断发文身，改从少数民族的习俗，当地人便拥戴太伯为首领，在吴地修建了城郭，建立了国家，成为吴国的始祖。

古公亶父死后，季历继位，不久被商王杀死，他的儿子姬昌继位，这就是后世为众多儒家经师和封建帝王推崇的周文王。到了周文王的手里，周族蒸蒸日上，综合实力突飞猛进。

【画面】周文王征伐附庸国示意图

周族日渐强大，商王纣不敢小视，便封周文王为西伯，使之成为商西的霸主，并委以征伐大权。这正合文王之意。于是，周文王大手一挥，宝剑所指，商的若干个附庸国立即灰飞烟灭：他先是兵进西北，相继征服北方的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接着渡过黄河，向东发展，以至威胁到了商的都城殷。之后，周又正面进攻邗国，直接威胁商所在的别都朝歌。还不满足，随后又剪除商的左翼，攻取商朝西南方面的战略重镇崇，为周军东进打开了通道。

如此，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势。

【画面】周文王画像，情景再现

周文王时刻不忘商的杀父之仇。他韬光养晦，表面上臣服于商，暗中却一直在积蓄力量，加紧灭商的准备。在周原，周文王敬老慈少，为政以德，礼贤下士，赢得了许多诸侯的支持。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虞、芮两国的国君因国土问题发生争执，找周文王仲裁。进入周境后，发现周人相互谦让，种地的人相互谦让田界，走路的人互相让路。两位国君目睹这一切，非常羞愧，感叹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所耻的，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于是各自回国，相互谦让原先争执不下的土地。这件事传出去后，许多诸侯更加折服于文王的德治。

【画面】占卜场面，宝鸡市蟠溪河畔钓鱼台风景区，门神姜太公图案

与殷人一样，周人也信命，凡事行动之前都要占卜。一天，文王出门打猎，临行前照例要来一番占卜问卦，向鬼神询问此次的吉凶祸福，收获如何。结果，此卦与往常不同，预告他此次出猎将得到一个辅佐成就他的霸业。文王将信将疑，来到渭水南岸，看见一个白发老者坐在河边心不在焉地钓鱼。文王见他只下鱼钩，不上钓饵，觉得十分奇怪，就与老人搭话。不想两人一谈，十分投机，有相见恨晚之感。一番言谈之后，文王认定这位老者能力非凡，见识过人，便把这位钓鱼老人请上自己的车子，一起回到了京城，让他成为管理军队的太师。

这位渭水钓鱼的老者，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吕尚，民间一般叫他姜太公或姜子牙。

【画面】沣河西岸丰、镐西周都城大型宫殿基址及相关青铜器

周文王得到吕尚，可谓如虎添翼，此后，内政外交，东征西伐，周朝的力量得以大增。

一切条件成熟之后，周文王又做了一件大胆而又冒险的事，就是将都城从歧下迁走，在沣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即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水西岸）。自歧下东迁居之，周文王东进的意图已再明白不过。这样，周族基本完成了攻商决战的准备，伐纣灭商只是个时机问题。

然而，越是这样，周文王越是谨慎。他的威望大增，许多诸侯都来向他示好，但他十分低调，便越发对纣表示恭敬，给纣进贡的财宝也越来越多。这就让纣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商迁都丰的第二年，文王姬昌病逝，他的儿子姬发继位，这就是武王。吕尚继续辅佐。

【画面】丰（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西岸），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

周武王即位，他以其父文王为榜样，承继前辈们开创的事业，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落实。他继续让吕尚任太师，另有周公旦、召公、毕公等贤人辅佐。这样，人才荟萃，各谋其位，周的政治如日中天，归附诸侯越来越多，力量愈加壮大，对比之下，商更加孤立。

为更有利于进攻商都朝歌，消灭商朝，武王决定再次迁都，将周的都城由丰迁至镐。

当文王和武王父子俩在夙兴夜寐地准备着这一切的时候，此时的商王纣在干什么呢？

【画面】东夷地图，商王纣画像

实事求是地说，商王纣并非只是残暴。即位之初，他也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其对东夷的长期征伐，虽有掠夺性一面，但客观上加速了中原先进文明对江淮地区的传播，促进了民族融合。反过来促进了商王朝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纣开始自我膨胀，变得刚愎自用，荒淫残暴。加以后世的笔墨描画，商王纣几乎变成了千古第一暴君。

【画面】歌舞宴饮场面再现，鹿台三维立体效果图

纣好酒贪杯，常彻夜喝酒寻乐。他在宫廷里举行各种大型宴会，表演各种音乐，舞蹈，游戏。他让人挖了许多大池子，然后用酒灌满池子，供数千人狂饮不止。他还让人把熟肉悬挂起来，看上去像树林一样，人们可以随便伸手摘取食用。这就是典故“酒池肉林”的来源。

纣身体强壮，沉迷女色。他尤其对美女妲己宠爱至极，对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妲己喜欢听音乐，他就命令乐师制作新的俗乐“淫声”。还从各地搜罗的奇珍异宝填满了宫室。

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纣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向北扩大到邯郸、沙丘，在这片广大地区修建离宫别馆，苑囿台榭，并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在里面。最让人民切齿痛骂的，无疑是纣建造的三里见方、高逾百丈的鹿台。

【画面】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情景再现

商王纣仗着自己的统治为天命所赐，肆无忌惮，荒淫无道。臣下若有人不听命于他，百姓中有人说他坏话，他就用酷刑伺候。有一天，纣看见蚂蚁爬到一块热铜片上，一会儿就烫死了，立即来了灵感，命人铸了铜柱，架火烧烤，命令违背自己旨意的人光脚在通红的铜柱上行走。犯人走不了一两步，就掉下去被活活烧死。这种残酷的刑法就是臭名昭著的“炮烙”。

商王纣远贤臣，亲小人。商容为民请命，百姓爱戴他，但纣嫌他与自己不是一条心，便废了他。费仲善于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纣便重用他。恶来喜欢进谗言，纣也重用他。但这样一来，各诸侯都害怕纣了，从而疏远了王朝，这就更加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力量。

整个商都一片混乱。神祗无人敬祭，宗庙无人管理，大臣偷奸耍滑。犯法者得不到惩罚。

任何一个朝代一旦到了这个份上，这个王朝离结束也就不远了。死神在向商王纣招手。

【画面】黄河渡口，情景再现

代表死神向纣招手的就是周武王。商与周，一个在一天天烂下去，一个在一天天好起来。

武王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力，试探各诸侯国的态度和商王纣的反应，他决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津观兵”。

在黄河渡口，武王看见舟楫整齐，士气高昂，十分高兴。船行至河中央，一条银白色大鱼忽然跳进船中，武王说，殷人崇尚白色，看来这是他们灭亡的象征。俯身抓起那条鱼祭天。

大军渡过上岸，忽然一颗红色的流星划破长空，从天而降，落在武王住的房子上，不停地转动，最后变成一只赤红色的乌鸦，不断地鸣叫。这在当时被认识是吉兆，于是士气大振。

【画面】孟津观兵遗址

周军长驱直入，直指孟津。恨透了商王纣的各国诸侯，一听说武王出兵，以为灭商的时机到了，纷纷前往助战，竟然一下子聚集了八百诸侯。但是，武王发现几个大的诸侯没有前来，以此知道还有一些诸侯对商王心存幻想，于是毅然收兵回师，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画面】纣平东夷作战示意图

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周武王所做的这一切，难道商王纣真的毫不在意吗？

对于武王的野心，商并非毫无觉察，但长期的东夷之乱使周得以顺利发展。东夷之祸一直是商的心头大患。纣继位之后，举全国兵力进攻东夷。这场漫长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纣笑到了最后，但此时的商王朝，所有精华已消耗殆尽，帝国已变成一个空架子。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东夷之乱对商的力量的全盘牵制，造成了帝国在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所谓顾此失彼，纣甚至只能眼睁睁看着周在西部的征伐中不断壮大实力。

【画面】占卜场景，情景再现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周族人的兴国大计终于可以实施。又过了两年，武王决定出兵伐商。

如此重要的军事行动，相信天命的周武王自然要命人占卜。结果，兆象说这次伐商并不吉利。武王正在犹豫，凑巧，此时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夹着暴雨，横扫着人间的一切。这更加重了武王的疑虑。武王再一次想起了天命。商是上帝委命的，我现在要伐商，天命可违吗？

关键时刻吕尚站了出来，他说，纣此时已不堪一击，机不可失，请务必按原定计划出兵。

吕尚鲜明的态度，促成了武王最后出兵的决心。

【画面】武王伐纣进军路线图

公元前1046年一月，武王率领一支由战车三百辆、精锐武士三千人和（甲士）步兵四万五千人组成的伐商军队从镐京出发。经过25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两年前诸侯会盟的孟津渡口，与前来助战的各路诸侯友军会师。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前来会盟的诸侯方国更多了，伐商力量因而更加强大。不少方国的国君亲自带兵前来，总兵力达到五万人左右。

【画面】情景再现，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不料，出兵伐纣的路上又遇到一系列自然灾害：到了怀地河水泛滥，到了共头山体崩摧，经过邢地的时候，令人晦气的事又发生了：一阵狂风暴雨，大风把旗杆断为三截，接着，又连下三天三夜的瓢泼大雨。武王于是更加犹疑，问吕尚是不是老天显灵，警告我们天命难违，不可伐商。吕尚说，旗杆折为三截，是老天提示我们应兵分三路，连下三天大雨，是老天特意为我们洗去兵器上的征尘，杀敌的时候更为锋利。武王得到吕尚安慰，命令大军继续前进。

【画面】情景再现

面对江河日下的形势，纣却盲目乐观，因为“天命”支撑着他。这时的老天爷确实还没有完全弃他而去。他早知周师进犯京师的消息，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当周武王率军攻下最为重要的与国黎的时候，他还满不在乎地安慰前来报信的人说不要慌，他有天命保佑。

恰在这时，征伐东夷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传回京城，这让纣得意忘形，朝歌城里一片欢腾。加上时值腊尽，京城张灯结彩祝捷盛典。因此，如何对付周师的事，根本没有排上议事日程。庆祝征伐东夷的盛筵持续多日。直到周师兵临牧野城外，才惊散了商纣君臣的欢宴。

【画面】牧野之战要图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武王率领的五万灭商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而此时，商王纣的主力还在征伐东夷凯旋的路上，一时半会无法赶回救主。面对此种危境，纣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坚守朝歌城，把周军拖得疲惫不堪，等待主力援军回来，内外夹攻，打败周军；二是放弃朝歌城逃跑，前往东方与自己的主力军会合，然后杀一个回马枪；三是趁周军立足未稳，立即在牧野城外与之进行战略一场决战，一举击溃远途来犯之敌。

商王纣思来想去，权衡再三，他担心战争时间的拖延会导致自己政权的变乱。这样，暴烈武勇的纣，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选择了第三种方案：与周军决战。

决定一出，意味着商政权倚靠了六百年的老天爷，把纣和他的王朝给无情地抛弃了。

主力部队不在身边，商王纣却敢于下决心与周军决战，他的底气到底在哪里？他手中有什么牌可以打出去？他的牌，就是朝歌城内几十万奴隶和战俘。历史证明，这是一张烂牌。

于是，纣迅速武装这些乌合之众，自己亲率少量禁卫部队押送督阵，开赴牧野战场。

【画面】河南新乡牧野古战场遗址，情景再现

牧野，今河南省新乡市和淇县之间的一片开阔的原野。这片土地横卧在黄河之滨的豫北大平原上，京广铁路纵贯南北，现代化高速公路横穿东西。田野上，夏收时节，金黄色的麦浪滚滚，秋收时刻，雪白的棉田似天上无边的白云。谁能够想到公元前三千多前这里的一仗？

战前动员结束后，周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于是，军旗挥舞，战鼓擂起，三百战车、三千武士、四万五千步兵，从地平线上出现，他们就像一场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

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又像箭一样在原野飞驰，但因为是一群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他们不仅不想替纣卖命，反而把武王当救星，希望周军灭掉纣，解放他们。因此，尽管纣亲自督战，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这就是成语“前徒倒戈”的来源。

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十几万人退潮般溃败。武王乘胜追击，直捣纣老巢朝歌。

结果，太阳还没有升上天上，牧野之战的正面交锋就决出了胜负。

【采访】牧野之战中商王纣迅速失败，表面上是军事部署上的失衡和作战指挥上的失误，但根本原因是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横征暴敛，严刑酷法，以致丧尽民心，从叛亲离。反观周武王的成功，表现上是长期正确运用“伐谋”“伐交”策略和选对作战时机的结果，实际上是周武王替天行道，取得了民心，因此，这是一股代表社会进步和时代方向的新生力量。

牧野之战的经过，不少古籍中均有记载。特别是在《尚书·牧誓》中，就连开战的具体日期——甲子日的早晨——都记得一清二楚。但史学界对这个日期的准确性一直持有怀疑。

1976年，陕西临潼发现了一件西周早期铜器“利簋”，为牧野之战的日期找到了证据。

“利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上有铭文32个字，意思是：武王征伐商，在甲子日的早晨，先举行了岁祭并进行了贞问，兆象很好，说能够如愿灭掉商朝。过了八天，辛未日武王在阑这个地方赏赐了一个官吏名字叫做利的金（铜），利觉得很荣耀，作一个铜器作纪念。原来，这件铜器是一个叫做利的牧野之战的参加者，在战斗结束后第八天，为纪念自己得到周武王的赏赐而作。铭文中牧野之战发生的甲子日的记载，证明我国古文献的可信。

【画面】情景再现

残阳如血。披头散发的商王纣，带着残兵败将从牧野匆匆逃回朝歌城，躲进了鹿台。这时，他最心爱的妃子妲己已被处死。据民间传说，由于妲己长得太美了，以致兵士都不忍心下手，90高龄而又铁石心肠的吕尚只好亲自出马，命令将其绑赴刑场处斩。然而，吕尚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他只好下令把妲己美丽的面容用布蒙起来，刽子手才咬牙下手将其杀死。

众叛亲离，商王纣真的是孤家寡人。夕阳斜照之下，周人的军队如潮水般涌来，团团围住了鹿台。纣知道，他现在是插翅难逃了。那就自行了断吧！他穿上缀满玉石的宝衣，把平时搜罗来的珍宝都堆在身边，一共围了五层，又在身边堆满祭祀用的燔柴。一把大火升起，纣最后看了一眼正沉入地平线的夕阳。六百年商王朝，跟着夕阳，还有他，一起沉入黑暗。

武王进入商都朝歌，商都百姓来到郊外迎接武王。武王回拜行礼。

第二天，大臣们簇拥着武王，在商朝太庙中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周武王宣布接受天命，取代商王朝的统治。他诰誓商人，商王纣的残暴统治使上天改变了心意，他诛伐的只是纣一人，而不是全体商人。他希望商人接受周人的统治，安居乐业。

但攻克朝歌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商朝残余势力还大量存在。联军随即兵分四路，向东南方进发，征讨商的残部和忠于商的方国。征伐东夷得胜正赶回朝歌的商军，由于前方都城朝歌失陷，后面又在夷人的包围下，因此实为两面受敌，经过激烈战斗，大部分被击溃。

不到两个月，主要的战斗已经结束。四月中旬，武王在商都建立祭室，向列祖列宗告捷。

【画面】司母戊大方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个新的朝代翻开了新的一页。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兴亡，留给我们后人久久的思索。

司母戊大方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商人为祭祀祖先铸造的。鼎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商人认为天命神祗决定现实的一切，他们要做的就是诚心地进奉神灵。他们每天都在为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不厌其烦地进行一遍又一遍占卜，探寻着神灵的意思。对神灵进行丰厚的献祭。

笃信天命，直到纣灭亡的最后时刻也没有改变。如今，大方鼎还在，商政权已成为历史。

周人一直称自己为“小邦周”，而称商为“大邦殷”“大邑商”。周的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均远逊于商，却最终克商而建立新的政治权威。这一意料不到的历史发展，促使周人追寻历史性的思考：什么是天命？号称掌握着天命的强大的商朝为什么轰然倒地？天命可靠吗？

《诗经·大雅·荡》中，周人借文王的口吻给出了答案：天命无常，能使国家兴起，兴国却也未必善终。夏代失天命，灭亡了，殷商不以夏代为鉴，也灭亡了。天上的上帝，是下民的领袖。天生众民，为民立君。上天看中殷商的德行，降天命于你们身上，可你们不珍惜，咆哮于中国，所以上天改变了当初的承诺，毁灭了商朝。所以，商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

周人因此认为，是文王之德使上天降命于周，实现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奇迹。

周人的上帝是自然界，即笼盖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它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它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为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来为人民选择君主。

正是这一朴素的看法，破除了此前神权至上的观念，开始了对人自身努力的关注，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此看法今天仍然昭示：天命即民心，天命不可违，民心不可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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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著名的汉代画像砖刻画着一个千古美谈——周公辅成王。画像中的中心人物似乎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然而世人更景仰周成王身边的那位长者，他殚精竭虑地辅助未成年的周王，为危机重重中的周王朝撑起了一片天，最终带领整个王朝走出困境，迈向繁荣，他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周公不仅以政治家的身份闻名于世，在中华文明史中更被尊为元圣，他是以德治国思想的首倡者和中华礼仪文明的奠基人，是孔子心目中最好的榜样。虽然他摄政只有七年，然而就这短短的时间，不仅给西周带来奠定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载的中华文明的根基，直到现在世人仍经常聚集于周公庙中，顶礼膜拜这位伟大的先贤。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精锐之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向商都朝歌，商朝的主力军队一直在讨伐东夷，短时间内无法返回朝歌。

商王纣临时组织起数十万奴隶和战俘开赴牧野前线，战争刚刚开始他们便纷纷倒戈，战火迅速卷向了朝歌，商王纣被迫自杀，统治时间长达六百年的商王朝宣告结束。

伐商之后，周武王十分清楚，商朝的根基还远远没有被摧毁。为了稳定局面，在离开朝歌前，周武王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留居殷商故地，继续统率商民。他对武庚并不放心，所以又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于其周围，号称三监，显然三监就是为了监视和防备商朝遗民而设置的，然而，这种监视的方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回到镐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该怎样让商朝的旧族真正臣服，又该怎样统治这一大片尚未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呢？

周武王短时间内并没有拿出很好的办法，刚刚建立不久的周王朝充满了危机，周武王为此一直深感忧虑，克商后仅仅两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行将不起。

#01刘源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周经常自称小邦周，所以他克了这个大殷商，很有危机感的，认为自己的统治能否持久稳固，他还是没有那么很强的信心。）

#02朱凤瀚北京大学教授

（他夜不能寐，就是他晚上睡不着觉，他主要想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置商遗民的问题，商人当时是以族来作单位，大的家族还存在，那个反抗的军事力量很强，周人很担心能不能保住这个天下。）

周武王病重期间，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十分虔诚地向先王祭祷，只要周武王能够病愈，自己情愿代替武王去死。周公将祭祷的策书装在金縢之匮中，并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在当时的观念中，这样的祭祷无疑是要应验的，周公也做好了必死的打算。周武王的同胞弟弟当中，周公无论品德还是才干都最出众，是周武王最得力的助手，灭商后，周公虽然也有封地，但周武王将他留在身边处理最重要的王朝事宜，然而没过多久，武王去世了。

周武王去世后，太子诵即位，他就是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其实，周武王临终前希望传位于周公，而不是自己年幼的太子。显然，在周武王眼里，只有周公才能完成稳固这个新王朝的艰巨任务，然而周公并未接受，而是支持太子诵即位，自己以摄政的身份处理国事。

#03杜维民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周公他执政，在很多地方是不得以。那时候武王已经很清楚了，只有他才能够继承王位，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继承王位，这个整个局势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他也不一定完全能控制，所以他一定只能够摄政。）

周公没有接受周王之位，就是希望以稳妥的方式统揽大局，使周王朝尽快克服危机走入正轨。

然而，事与愿违，周公面临极为严重的怀疑和叛乱。

在周朝，召公的地位仅次于周公，二人同为周武王的左膀右臂，周公必须说服召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历史片段，一直是陕西岐山的皮影戏中最经典的曲目。

戏曲中的唱词全部来源于古老的典籍《尚书·君奭》篇中记载的周公说服召公的答辞。

在这篇答辞中，周公向召公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局面，说明自己之所以接受摄政的原因，

指出只有他们二人合力辅助成王，竭尽全力，才能成就周文王奠定的基业，治理好周朝。

召公最终理解了周公。

真实的历史同样充满激烈的戏剧冲突。

周王室内部仍然暗潮涌动，特别是还未成年的周成王对周公充满了戒备。为了缓和局面，周公主动离开都城，退避到东方。

然而，外部的管叔、蔡叔并没有因此停止行动，他们继续与商王纣之子武庚等商朝遗民势力联合，由传布流言直接转向发动叛乱。起来响应的还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大小方国，它们原本都同殷商关系密切。

浩大的反叛声势遍及周朝的东部，并迅速席卷至西部，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大敌当前，周公非常着急，可是如果不消除周成王的怀疑他又无法回镐京应对危机。

为此，周公作《鸱鸮》之诗给周成王，诗中以“既取予子无毁我室”，表达自己担心周王室被毁的急迫心情，召公等人也意识到周公之所以摄政的真正原因，他们消除了疑虑，力促周公复出来收拾这个乱摊子，然而周成王仍对周公深怀戒备，这时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

天灾伴随着人祸。这年秋天，谷物丰收，还没有来得及收获，天上电闪雷鸣刮起了大风，稻谷都被吹倒了，有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周人非常恐惧，按照当时的惯例，周成王准备举行仪式占卜吉凶。

这时他听说了武王病重时周公曾祷告先王，自己愿意代替武王去死的往事，于是开启金縢之匮，果然取得了周公的策书。周公对周王朝的赤诚之心最终感化了周成王，他彻底消除了怀疑，流着眼泪说，

周公勤劳王家，是我这个小子无知，如今上天动威，彰显周公之德，我亲自迎接周公回来。

相传当周成王到了郊外迎接周公时，天下起了雨，刮起了反向的风，先被吹倒的稻谷都重新站立了起来。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不过历史上的周成王最终还是决定和周公一起去面对王朝的第一次大危机。

#04杜维民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我们不管金縢的这个事情的出现是真还假，至少我们想像它有这样一个可能，

所以这样说来，周公的初心，最初的他那个心，他是一个纯正的要为了周朝的命脉，来发挥他的积蓄力量，这个完全是公的，不是为了个人利益。）

#05王震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因为成王毕竟年龄太小，所以大政方针一切举措都是在周公亲自的操盘下操心下进行的，包括东征。）

已经七十多岁的王治华是岐山转鼓的传承人。秋收过后，村里的男女老少在王治华这样的传承人带领下打转鼓，是这里不变的传统。岐山转鼓是陕西锣鼓表演中最具特色和魅力的一种，民间称为跑鼓，

鼓手、钹手在表演中不断变换位置，夹杂舞蹈动作，风格粗犷豪放，激昂雄壮。

岐山是周王朝的起源之地，岐山转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在当时，鼓不仅是人们祭祀、娱乐的乐器，更是战场上激励将士冲锋陷阵的号角。

公元前1043年，周公重新摄政后，仔细权衡了形势，决定亲率大军开始东征。此后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在损失大量的军力财力后，周公最终平定了叛乱。武庚、管叔被杀，罪过较轻的蔡叔被流放。

周公还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将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

周王朝重新归于一统，举朝欢庆。然而凯旋的周公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他不能不意识到危险其实远远未随战火而去，殷商遗民在数量上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按照旧制，他们依然生活聚集在一起，

谁能保证不会出现更有野心的新首领呢？而亲近殷商的大小方国如不被很好地控制，同样会成为巨大的祸患。

更为关键的是，管叔、蔡叔的反叛暴露了新生的周王朝内部有重重隐患，

旧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周王朝急需一整套更有效的能够使周王朝长治久安的办法和制度。

邵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一个小邦周突然成了天下共主，它拥有的土地很大。

那它怎么进行那个统治和管理，它采取的办法是分封制，就派出自己的代表，就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统一那个一小片地方，这种分封制本身就解决了它一个小邦可以迅速地统治一个广大地区的一个手段。）

这里是山东曲阜，它不仅是孔子的故乡，也与周公有很大的关系。这里的周公庙与岐山周公庙同样闻名天下。山东之所以有周公庙，是因为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周成王将周公长子伯禽分封到山东曲阜做鲁侯，随之而来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商朝遗民。

最庞大的商朝遗民如何统治，不仅是周武王在世时最大的难题，也同样成为了周公东征后无法避开的难题。周公试图通过移民政策分散商民，以期达到有效控制，移民政策使得周公实行的分封制与以往的分封制有很大的不同。

这里是北京西南房山区的琉璃河地区，也是西周燕都博物馆。来到当年的考古发掘现场，专家指出从1973年开始考古工作发掘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墓葬、居住遗址和城墙遗址。

1986年，考古学者发现了一座西周初年的大墓M1193。墓葬在发现时已被盗掘，所幸留下了两件铸刻着同样铭文的青铜器克罍和克盉。这两件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封召公长子克为燕侯的事情，证实了这里就是西周初期所封的燕国所在。

#06关战修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馆长

（这是克盉的铭文，一共43个字。大概的意思是，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奉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共享，命克做燕地的君侯。）

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国都是西周王室的一个军事据点，成为王室的地方代理人，代行周的统治。燕国是姬姓王室重臣召公长子克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少数民族。

晋国（初封今山西翼城县）是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诸戎，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通路。

卫国（今河南淇县），周公将弟弟中最贤能的康叔分封于商都朝歌所在地，令其统治殷民七族，称为卫国，目的就是在原来的商民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

齐国（今山东淄博）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齐国的受封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和鲁国互为支持。

#07朱凤瀚北京大学教授

（在《左传》上都有记载的，就是封赐把谁作为侯派到哪去，王要参加而且有很多礼遇活动，要赏赐很多东西，甚至要册命，这个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

周人的封建主要的目的，在文献上有明确的记载，就是要建立来拱卫周王朝的屏障一样，让他们在一些边远地区设立防止周边的夷族对周王朝的侵犯，而且呢还有一个，往往会告诉你在哪个地方，做封建封在哪个地方，然后你可以用这个地方为基点，往（上）扩张，等于是周王国的领土不断得到伸展。）

这里是微子庙，微子本是商王纣的庶兄，素有贤名，曾多次劝谏商王纣停止暴行，均不被采纳，后来避祸外出。后人为了纪念他，在距离微子庙不远处还建有微子墓。

周朝建立后，微子主动归顺，他品行高尚，不仅受到周王朝的信任，也在商朝遗民中拥有巨大的威信。

周公东征后，分封微子为宋国国君，令其统治一部分商朝遗民，奉其先祀，并保持其原有的风俗。

周公分封微子，有效地缓和了商朝遗民的对立情绪，使其更好地得到控制。

#08尚起兴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文联原主席

（为啥封在宋国，因为宋国这是殷商的祖居地，也就是说这是他的根据地，这方面的遗民有很可能再发生暴乱，怎么办呢？为了安定团结，周公就把微子

德高望重的微子请过来，让他来统治殷商遗民，所以把他封在了宋国，就是现在的商丘。）

然而在周公的分封中，微子并不具有代表性。

事实上，周公的分封是以姬姓的王室裔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方式，建立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

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治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以鲁、卫、宋、晋、齐、燕等国最为重要。

邵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大量的殷人被迁到了这个宗周镐京附近，然后就是把他们直接处于周王室的控制之下，还有一部分殷人被他分封诸侯，分给了卫国、鲁国，包括是不是还有晋国，他们都是分了一些殷商的旧族，

也就是一个是把他们打散，迁离旧地，把他们在新的地方给他们安置下来，控制起来，直接监视，

第二个方面就是允许他们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低，还可以在周王室做官，

充分发挥他们这个文化方面的优越性。）

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的控制，周公在大行分封的同时，又采取宗法制，通过加强血缘等级关系来加固着周王朝内部的凝聚力。

宗法制，就是在同一宗族内部，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是等级从属关系，这样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

在河南洛阳，周氏家谱的续修工作正在进行。

这些人士带着各自的家谱从四面八方而来，相互之间并不认识，甚至从未见过面，然而他们要将各自的家谱接续到同一本家谱之中。

从这本家谱上看，他们都是周公的后人。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家谱，通过家谱同样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宗族起源，

时光已经流逝了三千多年，期间有战乱、有流徙，许多山川都改变了面貌，然而一本家谱就可以让同姓同宗同源走到了一起，让人不能不感慨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制的强大凝聚力。

#09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我们把树根叫本，根本根本，根就是本，这个本然后上面有很多树枝。

这个原来的设想，就是这个大宗的这个本，然后生出了好多枝，就是本和枝，它生出来鲁国、齐国什么的，这样传下去，本枝、树枝、枝杈，百世，一代一代这样下去。

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唯一的绝对的大宗，各地的诸侯为小宗，而诸侯国内，诸侯为大宗，他们再次分封的子弟为小宗，这些子弟还可以再通过分封，分出大宗和小宗。

每个小宗都有自己的宗子作为宗族长，而小宗又统于高一级的大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大小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关系，族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由此建立起非常有序稳定的宗法体系，将周王室内部的人心紧紧地凝结在一起。

#10杜维民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这个时候呢，家天下开始，所以对今天讲起来，这个已经过时了，我们不是家天下。

家天下这样子他就特别注重这个宗法制度，长子继承，由大宗小宗造成一个，等于一棵大树吧。

那么这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稳定当时的政权，因为权力的转移，这是最难也最重要的大事。

我们一般的理解，权力是会腐化的，绝对的权威绝对的腐化。如果权力的转移如果是兄终弟及，兄终弟及的那个观念里面，就有好几个同时要来争取王位的力量。）

与此同时，周人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禁止同姓之间通婚，周王室必须和异姓的诸侯国通婚，周王室和异姓诸侯国之间就建立起姻亲关系。

各级贵族也是如此，必须和异姓的贵族通婚。

在有周王后称呼的铜器中，王后几乎就是姜、姞两姓，表明周王室与这些诸侯国世代通婚。

通过联姻，异姓贵族因甥舅关系也被纳入了周人的宗法体系。

周朝通过封建亲戚，家国同构，使整个国家结构宛如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血脉相连，休戚与共。

在西周金文中，西周的都城镐京又被称为宗周。

通过宗法制，血缘亲疏关系被成功地引入政治领域，西周王朝缔造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

#11杜维民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周朝建立没多久，商朝的势力还没有消亡的时候，这个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这个不太合理的情况下，应该是选贤与能，所以应该是最有能力的人才能够

尧、舜、禹，这种才是真正的儒家最高的价值，你到了一定要用长子继承，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从权宜之计来讲，这个做法使得周朝能够维系那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稳定的因素，稳定的因素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政权的安定，是为了极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这点他是做到了。）

分封和宗法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周人终于建立了一个拥有广袤领土的强大国家。他们不再是小邦周，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分封制和宗法制最终使西周王朝的统治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四面八方。

周王朝的制度建设还在继续，商朝遗民仍是周公最关注的，即便已经通过了移民等方式将他们分散开来，但商朝遗民的数量仍然庞大，并不让人放心。

在周公看来，周朝原先的都城镐京显然有些偏西，他要在天下的中心另建一个都城，以便更好地安置与控制商朝的遗民，管理四方各国。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占卜，周公最后将地址选定在了洛水北岸，营建新都洛邑，将它作为周朝的东都，与西部的镐京相呼应。

#12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周人他是偏处在西北，就是他偏离这个国土的中心。

这个东方六国，就是殷它在东方，它一旦有什么事情，它离太远，

所以他到那里以后，你看他离那些地方都比较近，我用各种办法处理，当时我能够临时地制约四方。）

何尊的底部铭文共12行铭文，122个字，详细记述了在洛邑营建东都的整个过程，其中，铭刻的金文中竟然发现了中国二字。洛邑，正是周公心目中的天下中心。

洛邑建成后，周公将商朝的遗民集中到这里管理，把商朝的祭器接受天命的象征物九鼎迁到王城，使其正式为天下政治的中心.周公还将其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

成周城洛邑是中国第一座国家层面规划建设的都城。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挖掘，这座三千年前的古都逐渐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众多的祭祀建筑成为洛邑最显著的特点，它既有祭祀上天的丘兆，祭祖的太庙，还有祭土谷神的大社等等，然而在所有的建筑中，周公最重视的还是明堂，成周洛邑的落成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

在周代，明堂的设置呈亚字形，当中有五间内室，四周都是厅堂，外面有四方形的垣墙，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大门，这里是发布命令和朝会诸侯的所在。

洛邑建成后，周公大会诸侯，第一次宗祀文王，其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

据说，那时有一千七百七十几个诸侯，都恭敬屏息，弦歌奏乐，称美先王。

#13杜维民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说那个明堂祭祀，周公来主持这样的一个祭典，上千的这个诸侯参加了。

他的每一个细节，就是一点点细节都不能错，这细节不能错的话，

就表示一个人的心要到了最宁静的地步，而且是要听，每一个器官都是集中精力。

那么这种事情是成为凝聚整个天下，各种不同领导者的一个方式。

这种典礼，当时周公造成以后，他的这个影响力散布到各个不同的阶层，这里面体现的是一种仁的价值。）

第一次在明堂宗祀文王，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祭祀典礼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各诸侯国了解礼乐。此时周公精心设计一个更为伟大的工程正在悄然无声地开始实施，它将彻底改变周朝，改变中国，并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这就是周公创造性地发明了系统而完备的周礼，号称经礼三百

曲礼三千的周礼。

周礼涵盖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到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创造了由吉礼、嘉礼、宾礼、军礼与凶礼构成了五礼体系。对于庶人以上的每个社会成员，其人生行程的每个节点都有相应的礼仪及其明确具体的要求与细节，严格规定了人们必须遵守与践行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周礼的核心价值是明贵贱、辨等列，即维护等级制度，保障统治秩序稳定和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人人恪守名分

各安其位秩序井然彬彬有礼的礼仪文明之邦。这正是周公最希望实现的理想。

彭林是清华大学教授，一生从事周礼的研究。

他的重要使命是想探知和恢复周礼。周礼到底是什么样的，经过长期研究，终于有所收获。

这是周礼中的士冠礼，原本是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周公为其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内涵。在庄重而颇为繁琐的礼仪中，孩子从此成为成人，他被赋予了更多的尊重，也将承受更大的责任，祝词中多次郑重地告诫和祝福，不要懈怠你外表的威仪，好好慎养你内在的德行，亲戚们都在场，以成就你成人的美德，愿你长寿吉祥，广增洪福。这种礼节的形式，虽然在后世有较多的变化，但礼义中强调成年男子成就美德，以及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却从未改变，一直延续到现在。

#14杜维民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礼后面一定要有仁来支撑它，它才就有动力，它才能够有所变化，而且礼必须与时俱进，所以礼以时为大，时很重要。另外礼就是履，履就是走，它一定要经过实践，它不能空谈，一定是知行合一，

他知道怎么做和他怎么做，这是合在一起的，他是会和不会，这个没有办法演示。所以从这方面说来，孔子对周公所讲的那个礼，不就是从一个既有的政治形式来了解它，也把它变成一种人人日用之间，必须要经常能够复习啊，要经常能够转化的一种重要的价值和资源。）

周礼的基本框架是一整套亲其所亲尊其所尊，严格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

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影响深远，成为历朝历代沿袭的主要方式，一直延续了近三千年，成为中国社会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制度。

周公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

周礼讲究尚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也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伦理道德规范。

周礼的诞生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使整个社会从尊神尚鬼、迷信巫术走向礼治、德治。

#15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这个转折是经过周公之手确定。当然这个道德它是一个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闻着没有气味，它就像空气一样，它是一个抽象的。

那怎么拿来治国呢，他就把它具象化，变成礼，这个道德理性在国家制度里面叫礼制。）

与礼相伴的是乐，乐由中出，礼由外作，礼讲稳定，乐讲和谐，两者相辅相成。

周公制礼作乐，旨在使中国社会不仅长期稳定而且充满和谐之美。

华夏文明由此进入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符号的时代。

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

在汉朝人所作的《尚书·大传》中，称摄政的七年里，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由此，周王朝已稳如磐石。当周王朝进入正轨后，周公实现诺言还政于周成王。

#16杜维民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这个特殊事件里面，确实体现了周公的一些德性，公无私的德性，一种忠诚的德性，一种对天命的一种承诺，对于这个弱势群体，成王基本上完全在他的掌中，一种尊重。

然后对于礼，他自己设立的那些礼仪的这些基本的价值，特别他如果真正是有宗法制度，如果他自己违背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他所以基本上因为他的这个选择，我相信虽然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对周代的这个国运能这样昌荣这样发展下去，他起了极大的作用。）

还政三年后，周公重病而亡，临终前嘱咐，我死后埋葬于成周，我始终是成王的大臣。

然而，周成王将周公和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

周成王特别允许周公的长子伯禽在其封地鲁国，用天子礼乐来祭奠周公。

鲁国一直是礼仪最为昌明的所在。在这块土地上，在周公去世数百年后，孔子诞生。

面对春秋之世，礼崩乐坏，孔子积极主张克己复礼，他所遵从的礼，正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

#17杜维民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孔子对周的情况他当然更熟悉，因为他比较熟悉，

他认为如果能够回到东周，这是个郁郁乎文哉，这是个好事情。

可是他绝对是要有很多的因革，有很多改变，可是有一个，我觉得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把德具体落实成礼乐制度以后，也就是一个社会能够安定的一种大经大法。）

#18朱凤瀚北京大学教授

（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应该是礼乐文明的一个代表，更多的是王朝的礼仪制度。你看我们到春秋的时候还看到了，春秋的时候很讲礼仪，非常讲礼仪，那时想继承周人的文化传统，包括春秋的时候吟诗，然后这个外交都是用诗，贵族之间用诗，这些都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他的人格魅力与历史影响跨越千年，从未消逝。作为中华文明的创设者，周公在华夏子孙心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三千多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在深深怀念着这位伟大的先祖，他被后世奉为天下第一圣人，元圣。他所首倡的明德、慎罚、保民的德治思想，和他所创造的礼乐文明已如甘露清泉，浸润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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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最早以完整的礼仪思想来治理整个国家的，莫过于中国的西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标志着中国由此迈入礼义之邦，分封制与宗法制度也同时建立，形成一种可以浸润九州乃至惠及荒蛮之地的文明，它深远而博大，精深而和谐，然而曾几何时，当信义之本被自己漠视与背离时，整个王朝的根基也开始受到腐蚀，即便是周王朝能建立无比强固的根基，从而成为亚洲东部最为强盛的国家，它却无法抵御内部的瓦解，更何况外部的侵扰又在不断促发内部的分崩离析，最终正是外患内乱的合力导致周王室的衰落。

在陕西省西安市，艺术家们正在制作一座大型的青铜解塑，雕塑的主角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周穆王，周穆王是西周的第五位帝王，出土于西晋太康年间的《穆天子传》虽然在史实中掺杂了大量的怪诞传说，然而它仍旧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古代文献，经过后人复制一直保留到了现在，书中记述的周穆王会见西王母以及周穆王西征的传奇故事，成为历代艺术家们创作的热门题材，经久不衰。

经过数代的经营，西周王朝在周穆王时期达到了鼎盛，东到大海，北到辽宁，西到甘肃，南到江汉流域，都处在西周的控制之下，国家的各项礼仪制度已然定型，整个社会秩序稳定，国力强大，作为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周穆王四处征讨、巡游，肆意炫耀着王朝的武功与实力，然而王朝的危机正是在这强盛繁华之下渐渐生成，其起源显然与周穆王征讨西北部落戎狄有重要的关联。

征战图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岩画

贺兰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这里是位于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脉，贺兰山一带水草丰茂，自古以来就是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的天堂，早在3000年前，戎部落就在这里过着属于他们的生活，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世界岩画馆馆长张建国研究贺兰山岩画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

张建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世界岩画馆馆长

张：这幅岩画是我们贺兰山岩画当中比较著名的一幅狩猎的岩画，是整个一个狩猎的场景，在商周时期，那么在咱们中国西北地区，尤其在贺兰山这个地方，也基本上是西戎，各个民族都在这繁衍生息过，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就是狩猎。

在西周，西方的戎部落与北方的狄部落一样，都被西周王朝视为最落后的民族，在古文献的一些记载中，戎狄部落世代居住在周朝九州之外的荒远地区，其实从现在的考古发现可以得知，他们居住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偏远，在陕北、山西、河北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戎狄文化遗存。

山戎文化陈列馆北京市延庆县

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西北13公里的玉皇庙墓地，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考古队队长靳枫毅带着队员们花费五年时间，发掘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山戎墓葬群，出土文物一万余件。

靳枫毅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考古队

队长

靳：墓葬随葬品很多，主要是有成组的青铜礼器，还有兵器，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它是戎狄文化当中常见的短刺兵器，戎狄武士各个都是骑士，他极精于长距离的射杀，又能够在近战当中用匕首进行搏斗和刺杀。

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延庆博物馆

据学者研究，西周时期见诸史籍的蛮、夷、戎、狄诸族有不下数十种，这些中原地区的周边族群与华夏族群的关系简称为夷夏关系，西周国力强大，威震四裔，许多周边族群臣服于周朝，他们按照周王朝的规定需要定期向周王室上贡，然而这种关系在周穆王时正面临着巨大的破坏，周穆王好大喜功，打算进一步控制戎狄，他以犬戎首领不按时朝见上贡为名，征讨犬戎，炫耀兵威，这件事不仅引起戎狄部落的普遍抵抗，也引起周朝内部有识之士的担忧。当周穆王出征犬戎时祭公谋父极力劝阻，认为犬戎首领一直尽其职守，按照周朝的规定终生朝见一次周王，而周穆王的出征不仅没有道理，而且可能直接导致周朝出现危险，周穆王不听进谏，率大军出征，走上了一个两面不讨好的道路，如果失败周王朝将蒙受巨大耻辱，即便胜利了，周王朝也只能落个失德的名声，事实是，在耗费了大量的军力、物力后，周穆王只带回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而戎狄部落从此不向周朝供奉，也断绝与周朝正常往来，原先的友邦成为仇敌，从此，戎狄总在伺机向周朝报复。

邵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邵：结果这样不就是破坏了周德，结果后来远方就不再来了，觉得他没有德了，这实际上是周人一直宣传的一个德治思想，就认为周穆王的这种彰显武功的行为，破坏了他们这种德治的思想。

周穆王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五年，好游猎，四处征伐，在表面强盛的背后为周王室埋下了种种隐患。周穆王死后，依次即位的是共王、懿王、孝王、夷王，他们被称为中期四王，中期四王仅能守成，然而周共王曾灭掉姬姓的密国，周夷王初年曾召集国内诸侯，处死齐哀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在邦畿之内周王室仍然具有最高的权威，其最大的祸患则是西北的戎狄。

刘源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刘：穆王的这个做法在古书里面评价就是荒服不至，所谓荒服呢是臣服于周王朝的周边的这个少数民族，他那个举动呢可以说导致了周王室和犬戎的矛盾。

周穆王西征之后戎狄部落反而更加强大，反过来不断侵扰周朝，出现了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以为苦，更要命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外部祸患更具杀伤力的隐患正在不断加强，周朝的内部出现了危机。通过分封和宗法制度，西周王朝建立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格局，依靠着地方诸侯的辅助，周王室实现了对一个领土广大的王朝的掌控，然而西周分封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它同时赋予诸侯高度自治权力，诸侯在诸侯国内有其独立的行政和军事权力，很容易发展自己的实力。诸侯实力的增强，一方面能够给西周王室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措施，随着诸侯国实力的增强，它们的离心力也日益加强，虽然周人说他们的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分封制度下，周王室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只集中在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被称为王畿的不大地区，然而就在这不大的地区内，周王室的控制程度也在不断减弱。

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西安市

五祀卫鼎陕西历史博物馆

三年卫盉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九年卫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四件青铜器，它们的主人是西周时期中期一位名为裘卫的贵族，其中名为五祀卫鼎的青铜器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它的铭文记述了裘卫和贵族邦君厉互换等值土地的事情，另外三件青铜器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它们的铭文同样记述了裘卫和贵族矩伯、矩姜进行土地交易的事，土地交易在贵族间进行意味着周王室对土地控制的削弱，在周王畿内部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按照分封的原则，封赐给王室大臣们，当一块地被赏赐给大臣后，它就脱离了王室的控制，而由那位大臣支配控制了。

王竑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副研究馆员

王：从那个裘卫四器的铭文里面可以看到在这个西周中期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土地的租赁、转让以及买卖的这些现象。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陕西省宝鸡市

从西周的金文中可以发现，西周早期的时候周王赐予臣下的往往是一片完整的土地，它们常常有单独的地名，而到了西周中晚期，却只能看到零碎的土地授予了，这一现象表明随着土地的分赏，周王室所能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西周中期以后，王室的土地已经变得十分零碎，所以只能以零碎小块的形式继续赏赐土地，属于周王的土地不断被封赐下去，王室财产的规模不断减少，逐渐出现贫弱的现象，王朝实力和地位都受到了影响。

朱凤瀚北京大学

教授

朱：有过一段所谓的这个宣王中兴，但是其实也就维持几十年，而且那个时候估计周宣王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周厉王留下一个摊子很乱，再加上外部的军事斗争也很激烈。

周宣王后期，对外战事一再失利，先后败于姜氏之戎和亡南国之师，三番五次的溃败之后，周宣王要在太原登记人口数目。西周时期是军农一体，周人平时耕种，按时训练，战时则成为士兵，编入军队作战，而在西周分封制度下，隶属于周王的军队只能由王室直接控制下的土地上的民户出，以前王室操控大量的土地和人民，有着充沛的兵源，历代周王并不统计人户总数，而西周晚期，王室控制的民众太少，亡南国之师后，周军兵力不足，以至宣王打破了祖宗成法，登记自己所控制的人口总数，补充兵力，在王朝大臣们的眼里这一举动是向诸侯们示少、示弱，将会失去诸侯的亲附，周宣王终于没有听从大臣们的劝谏，因为疲弱的兵力已经让他无法强撑门面了。

刘源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刘：到了晚期呢，宣王呢他的一些这个实施的方针吧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里面可能也有个原因，就是那些老臣已经年龄太大，已经无法再辅佐他，他在王室的一些举措也不是很恰当。

这位中兴之主到了晚年再也无力阻止王室的颓败之势了，宣王晚年，一个可怕的流言在王畿地区散布，流言称桑木的弓，箕木的箭袋灭亡周国，流言传到宣王耳朵里，他下令捕杀一对出售这两样东西的夫妇，王室的颓败之象日益显露，不安的情绪在王朝中涌动，几句童谣就使至高无上的周王如惊弓之鸟。

朱凤瀚北京大学

教授

朱：整个西周晚期可以说是都在走下坡路，周厉王是一个下坡，它灭亡的一个迹象或者信号吧，所以后来虽然有短暂的中兴，有点像回光返照似的，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再维持了。

公元前781年，周宣王之子周幽王即位，很多人对这位新君主寄予厚望，然而重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爆发，给周王朝雪上加霜，西周幽王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岐山出现了崩塌，岐周、镐京都受到了震动，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断流，周人是这样描述这场严重的自然灾害的，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在周人眼里，如果不加以改善，周王朝将面临灭亡的危险，然而周幽王完全没有这种意识，相反，他已具备了亡国君主的种种恶习。他信用阿谀奉承的小人，摒弃贤人，荒废朝政，他把大臣的劝谏抛诸脑后，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宠妃褒姒高兴。

褒姒，本是褒国的美女，周幽王攻打褒国时，褒国献出褒姒乞求投降，幽王对褒姒一见钟情，并立为妃，宠冠周王宫。周幽王四年，褒姒为周幽王生下一子，周幽王对她更是宠爱，不惜代价地满足褒姒的一切喜好，相传褒姒有个特殊的嗜好，喜欢听裂帛的声音，于是周幽王命人取丝帛送到褒姒寝宫，叫有力的宫女每日撕裂给褒姒听，褒姒进宫以来一直没有笑过，为博得红颜一笑，周幽王煞费苦心，甘愿不顾一切做最荒唐的事情，于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亡国故事烽火戏诸侯即将上演。

骊山烽火台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

这里是西周烽火台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西绣岭最高峰，海拔近千米，它的南边、北边在西周时就是通往都城的重要交通干道，烽火台是中国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为防止强敌入侵而建的，为了保证王国的安全，军队里有最严格的规定，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遇有敌情发生，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消息。

岳东陕西省西安市华清池

文化研究员

岳：如果犯的敌兵很少，一千人以下，一般就举一烽，如果在一千人以上就要举两烽，如果来得更多就要举三烽，就表明这个情况已经很紧急了，如果敌人倾国而来，已经很危险的时候，那么这三个火堆同时点着以后，还要再合拢，过一会儿再要分开，就表明已经非常紧急了。

如今的峰火台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军事功能，20世纪80年代，当地人在遗址基础上重建了一座空心的烽火台，专供游客参观游玩，而就在三千年前，周幽王也一样把烽火台当成了游玩之所，让它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为了博得褒姒一笑，周幽王命人到烽火台上点燃了这个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的烽火，烽火台底部有一个灶口，在此点燃柴草和狼粪，会在台顶形成烟火，用狼粪烧烟具有孤烟直上云霄，风吹不斜的特点，如果京都危急，只要一个烽火台燃烟，其它烽火台就一刻不能耽误，连锁举火，警报得以迅速传递到远方，按照周朝法令，诸侯们看到烟火后，必须马上率军赶往京城。

岳东陕西省西安市华清池

文化研究员

岳：他们赶到骊山脚下一看，上面鼓乐喧天，大王正在上面取乐呢，就问大王，边情怎么样了，敌人在哪里，周幽王说，没有边情，我们在这玩呢，诸侯们就很生气，面面相觑，狼狈而回，褒姒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开心，突然开怀大笑，周幽王一看妃子笑了，心里很高兴，后面又举了几次烽火，诸侯们知道上当了，慢慢地就不太来了。

更多荒唐的事情上演了，这是发生在周王宫内部的一次重要的逃离，它将完全动摇国本，直接决定周王朝的最后命运。为了使褒姒高兴，周幽王废黜了正后申后和太子宜臼，王后和太子逃离王宫后，周幽王仍旧不依不饶，为了使褒姒的儿子没有后患，周幽王完全忘记太子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决定斩草除根，杀掉已逃到申国的太子，申后是申国国君申侯之女，太子是申侯的外孙，周幽王强迫申侯交出太子，这件事最终使忠心拥护周王室的申侯成为周幽王最大的仇敌。公元前771年，申侯不仅联合曾国，而且联合西北的犬戎部落大举进攻西周，犬戎部落一直等待这样的机会，他们发动了最强大的攻击，很快就兵临城下，周幽王危在旦夕，他赶紧命人燃起烽火，然而已经完全失信于诸侯的周幽王没有等来任何救援，犬戎肆意地横行起来，他们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捣毁了镐京的宗庙宫室，而且带着美人褒姒和大批的战利品，扬长而去，仓皇失措的西周贵族们草草掩埋了礼仪重器，逃离了家园，繁盛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

教授

李：西周灭亡的话，代表了当时的这个周朝所代表的那种分封制，它的一些弊病，那是一些很根本的一些原因，同时呢，西周呢一开始的时候扩展太快，它扩展得很快，结果它对于外面的少数民族完全采取一种压迫的这个态度，他对于这个西北的这些民族，估计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就是一些民族矛盾和内部的政治矛盾就互相结合起来了。

镐京遗址陕西省西安市

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普渡镇，是西周镐京遗址所在地，从1983年开始，陕西考古研究院镐京考古队就在镐京遗址上进行勘探和局部发掘工作，试图重现消逝久远的西周图景，然而镐京被犬戎攻占后，周王宫的所有东西都被焚毁殆尽，经过几十年的挖掘，考古队竟没发现一件完整的陶器，挖出来的全部是碎陶片，镐京考古队队长岳连建带着队员们试图一件件地修复和还原这些西周陶器。

岳连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室

主任

岳：地上和这个袋子里边放的陶片都是我们今年在这个花园村和落水村两个地点发掘出土的西周的陶片，现在这个罐子呢就是我们已经复原了大部分的一个罐子，这个罐子一片片拼起来也不容易，是从一堆陶片里面分类以后，把相同的片子放到一块，最后经过拼对以后，才能证明它是这个罐子上的，如果插口能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后才能知道它是一个器物上的。

一件器物破碎了可以重新拼接修复，而要想修复一个破碎的西周王朝，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

公元前770年，登上王位的周平王宜臼（姬宜臼）在郑武公、晋文侯和秦襄公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宗周的贵族大臣们都随同迁往，临行之时，周平王封护送有功的秦襄公为诸侯，封赐的土地是被犬戎占据的宗周故地，周平王许诺，秦如果能够赶走犬戎就领有其地，狼狈而走的周王室已经拿不出真实的土地封立诸侯了，这时的宗周故地，宗庙宫室尽毁，满目疮痍，直到二十一年后，秦文公才从犬戎手中收复岐周故地。

另一位护送有功的郑武公与周王室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庶弟，被宣王分封到郑地，郑地与东周王畿交界，在犬戎入侵西周时，郑桓公力战而死，周王室将郑国视为最重要的部属，然而随着双方实力的改变，彼此的关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郑桓公、郑武公和其子郑庄公被称为郑氏三公，是东周初期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诸候。

郑王陵博物馆河南省新郑市

河南省郑国车马坑博物馆是东周时期郑国国君及其家族的墓地，新郑市便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所在地，半个世纪以来，在新郑市发现有东周墓葬三千余座，大中型车马坑18座。

九鼎八簋河南博物院

其中郑公大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九鼎八簋，在周朝时期是王权的象征。

铜戈郑王陵博物馆

此外，郑公大墓还出土了大量的兵器，这意味着，随着实力的增加，郑国国君与周王室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亲密的依从关系逐步变为对权力和地位的争夺，在这片广阔的郑国故城遗址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蔡全法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已有四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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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从镐京迁往东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这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中国历史由西周进入东周。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心中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是周室东迁后，东周士大夫行役路过宗周故都，看到原来宏大的宗庙宫室变成一片农田，心中伤感，恍如隔世，此时的周王室已衰弱到极点，统治范围急剧缩小，周王室空留天下共主的虚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随即而来，据《史记》记载，大体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开始，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为止，历时二百九十四年，史称春秋。

王城公园河南省洛阳市

秋日的王城公园，早已没有了牡丹盛开时节的人潮涌动，落叶飘零而下，落在数千年前巍峨王城的土地上，两千六百多年前，这里是东周的王城，但王城之外正是狼烟四起，周天子早已经没有力量与权威，居高临下地控制诸侯了，春秋初期，见于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一百四十多个，它们你争我夺，混战不断。

疾步走来的是齐国未来的国君齐桓公，齐公子小白，齐桓公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霸主，然而在他还未即位之前，这位公子小白的处境却异常艰难，公子小白的兄长齐襄公在位时滥杀无辜，他的弟弟们也不得不外出避难，齐襄公最终被杀，齐国无君，人们引颈企盼着名正言顺的新国君，有望登上君位的有两位合适的人选，他们都是齐襄公的弟弟，一位是避难于鲁的公子纠，另一位就是公子小白，正避难于莒。

这是一条从日照到淄博的山路，也是当年公子小白从莒国到齐国的必经之路，两千六百多年前，对于齐国来说这是一条关系国运的道路，路的另一头，齐国的国都君位空虚，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两个人，谁先能回到齐国，谁就能占领先机，成为新的国君。显然公子纠是具备明显优势的，为了让公子纠顺利继承君位，鲁国还派出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带兵截杀公子小白。在即墨附近，公子小白一行人匆匆赶来，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搭箭，朝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捷，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公子小白大难不死，躲过一劫，死里逃生的公子小白依然日夜兼程，最终公子小白早一步赶回齐国。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的齐桓公给鲁人送书说，子纠是兄弟，我不忍心亲手杀他，请鲁国国君杀了他吧，管仲是我的仇人，我只有亲手把他剁成肉酱才能甘心，成语一箭之仇因此而来。在齐桓公的强迫下，鲁国杀掉公子纠，并将管仲囚禁起来，押送到齐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在被押往齐国后，必然会遭受严厉的报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齐桓公宏图大略，迫切地想要改变齐国的乱摊子，齐桓公放下了一箭之仇的恩怨，不仅没有杀害管仲，反而拜其为相，一个英主贤臣共图春秋霸业的千古美谈由此诞生。

管仲纪念馆山东省淄博市

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管仲纪念馆，一匡天下的匾额高悬正门，春秋诸侯舍我其谁的气势力透纸背，王砚平是管仲纪念馆的馆长。

王砚平淄博市临淄管仲纪念馆馆长

王：这个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是管仲之力也，可见管仲在里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被齐桓公委以重任的管仲，开始对齐国进行全面的改革，规划政事，集权中央，奖励农商，充实国富，休整武备，强化军事，齐国气象由此一新。

邵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邵：我觉得他（管仲）的重要就体现在他是齐国争霸策略的一个制定者，一个内政主要就是说让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处，各司其职，这样世代相承，不容易发生这个混乱，第二个他就是叫寄军令于内政，平时可以那个耕作呀，从事自己的事情，到了战争的时候就集结起来，相当于是富国强兵，安定内政。

在周天子王权孱弱不堪的时候，齐国国力却迅速增强，齐桓公的雄心壮志也随着国力的强盛而渐渐显现出来，他在等待一个绝佳的时机，一个让他成为天下共主的时机。这是一段修建于战国末期的燕长城，这也是燕国修筑的最早的用于抵御山戎的长城，在此之前，北方山戎可以长驱直入，向南侵犯，戎狄世居西北，多为游牧，在周王室以及中原诸侯的眼里一直属于落后的边远部落，事实上平王东迁也是迫于戎狄进犯，昔日王土尽成瓦砾，而中原诸国更是遭受戎狄铁骑践踏，戎狄之患已经愈演愈烈，公元前663年，在北方山戎部落的强大攻势下，燕国根本无法抵抗，正面临着被灭国的危险，管仲献策齐桓公，戎狄财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在当时中原诸国困扰于戎狄之祸的形势下，齐桓公祭起了攘夷的大旗，同时修礼于诸侯，礼敬周王室，走上了经由尊王攘夷实现霸主地位的道路。

陈相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陈：周王室它是由盛转衰，它对整个的诸侯的控制力减弱了，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权力的一个真空的这样一个现象，齐桓公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于周王室的这种政治影响力，作为我这个齐国，那我肯定要去帮助他，这样就是在整个的诸侯国当中，我也树立了一种威信。

齐桓公亲自率军北上救燕，齐军风驰电掣将山戎击溃，燕国不仅避免了亡国之辱，而且还由此增加了方圆五百里的国土面积，国家恢复安定的燕国国君燕庄公，对于齐国的援助感激不尽，亲自送齐桓公回师，不知不觉进入了齐境，按照周礼，诸侯之间相送不能越过国境，越境相送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仪，这个时候齐桓公大度地说，除了天子之外，诸侯相送不出国境，我不可以无礼于燕国，竟然将燕庄公所至五十里的齐国国土全部割给了燕国，而且再三嘱咐燕庄公要尊崇礼制，匡扶周室，前有出兵相救，后有分沟礼燕，各国诸侯听说齐桓公大德，都心悦诚服。就在一系列的国际事件中，齐桓公的威望越来越高，而他还将担负更大的责任，面对更大的挑战。

在戎狄势力得到有效遏制时，另一支更加强大的力量正形成于中原的南方，它就是楚国，当齐国崛起时，楚国已灭了息、邓等国，他们无形中与北方戎狄相呼应，形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面对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中原各诸侯国纷纷向齐国求援，在讨伐戎狄不断取得胜绩之时，齐桓公终于下决心迎对南方的楚国大军。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亲率鲁、宋、陈、卫等诸侯联军出征，声势浩大地在楚国北部门户陉山扎营，大军压境下，一向无所畏惧的楚国感到了压力，派出使节与齐国谈判，楚国使者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现在你们带着军队讨伐楚国，这是什么道理？齐国国相管仲这样对楚国使者说，你不进贡王室的包茅，使天子的祭祀缺乏应有的物资，不能漉酒请神，我为此而来问罪，管仲批驳楚国不尊礼制，不尊大宗，没有尽到自己的职守，而齐国有天子的授权，可以代天子惩罚违背礼制的诸侯，周礼是周王朝等级制度和礼仪规定，是周王室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之间关系，加强统治的工具。

陈相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陈：作为这个服事这个制度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制度是跟周王室的整个的一套政治体制，它都是息息相关的，你比方说，你的这些诸侯国，你一些重要的人，官职的任命，你要得到我这个周王室的批准，同时呢，特别在军事上，你要承担很多的义务，你要守边关，同时我要进行外出打仗了，我对你这个军队可以随便地去征召，同时在经济上，我们说，要缴纳一定的赋税，但是无论是楚国也好，还是其他小国也好，你都要承担这些义务。

在齐国的重压之下，也在尊崇周王室的大义之下，最终齐桓公不战而屈人之兵，楚国低头认错，并按照周礼向周王室进贡了祭祀所用的茅草，双方定立了召陵之盟，这次盟约有效地遏制了楚国觊觎中原的野心，在稳定诸侯的同时，齐桓公还致力于匡扶王室，当时周惠王因为宠爱少子带，有废太子之意，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奉太子郑即位，是为周襄王，至此齐桓公取得了周王室和诸侯两方面的认可，他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霸主。

葵丘寺河南省商丘市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民权县黄河古道旁的一座寺庙，它叫葵丘寺，公元前651年，齐国与鲁、宋、卫、郑、许、曹诸国在葵丘举行会盟，这是春秋时代第一次超过四个诸侯国参加的诸侯会盟，周襄王也派人参加，这表明周王室已经公开承认了齐桓公成为实际上的天下共主，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由此春秋霸主政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葵丘会盟定立了盟约，维护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力求确保各级宗法层次和整个宗法体系的稳定，重申了西周时期就一再强调的尊贤重德的政治思想，要求中原诸国之间相互扶持。

陈相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教授

陈：葵丘会盟，它是一个标志，就是标志着齐桓公整个的霸业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这个高峰呢就是说它有成果的，就是制定了一些游戏规则，那么这个游戏规则呢主要就是要解决对内我们要消除内乱，同时呢要维护周天子，就是周王室给我们保留下来的正常的秩序，所以说葵丘这个会盟制定的这些规则，对于某一个时期，就是对这个时期短暂地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它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齐桓公三次联合诸侯出兵，六次召集会盟，是为九合诸侯，又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坚决维护宗法，是为一匡天下，然而齐桓公终究没有兼并天下的实力，他也必须继续以尊王为号召，严格恪守礼仪，葵丘会盟时，周襄王派太宰姬孔给齐桓公送来了王室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祭肉，同时带话给齐桓公说，伯舅年纪大了，又有大功，就免去下拜受赐的仪节吧，齐桓公回复说，天威不可违背，若不下拜，只恐怕是对天子不敬，有失臣礼，而使天子蒙羞，我怎敢不下拜，说完齐桓公按照礼仪下阶跪拜，又登阶接受了祭肉。尽管依然需要向周王室下拜，但齐桓公已经坐实了春秋第一霸主的位置，靠着丰厚的财力和强大的军队，齐桓公灭掉兼并了谭、遂等数十个诸侯，国境急剧扩大，成为东方最富裕最强大的诸侯国。

桓公台遗址山东省淄博市

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桓公台遗址，据说，这里曾经是齐桓公宴会诸侯，聚招群臣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称这里是齐桓公的拜将台，数千年的过往，这里已是一片良田，耕种于斯的人们在齐桓公昔日挥斥方遒的土地上收获着丰收的喜悦，然而一代霸主最后的结局却十分凄凉，管仲死后，齐桓公宠爱佞臣，以致于当他病重无法理政的时候，几位佞臣肆意妄为，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也为君位相互争斗，宫中空虚，一代霸业就此凋零。齐桓公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所建立的春秋霸业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齐桓公的身后，由他兴起的霸主政治已经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流，霸主纷争依然依次上演。

陈相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陈：应该说霸主政治替代了周王室这种正统的政治，它已经是不断地是在向前发展，那么其他的诸侯国之所以争霸，就是争夺的是这个统治权、号召权，大家都是想方设法富国强兵。

春秋时期，出自不同国家的诸侯先后成为了霸主，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五位被称为春秋五霸，关于春秋五霸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影响最大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

吴王夫差矛湖北省博物院

越王勾践剑湖北省博物院

这是有名的吴王夫差矛，这是锋利的越王勾践剑，他们分别是吴越两国国王的兵器，春秋后期，位于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越先后兴起，他们也将兵锋直指中原，加入争霸的行列，但当时的事实是，无论是吴王夫差，还是越王勾践，都没能再组织起齐桓公那样大规模的诸侯盟会，也没有广为诸侯所接受和认可，而齐桓公之后的争霸主要是在晋楚两国之间展开的。

城濮之战山西博物院

这是一幅在山西博物院里收藏的油画背景图，图中描写的场景是晋国当年打败楚国从而奠定霸业的城濮之战的场景，有意思的是，在湖北博物院，也有一幅从色彩到人物形象都和山西博物院中的那幅油画高度一致的背景图，唯一不同的是这幅图记录的场景是楚国大败晋国的邲之战，当年的晋楚争霸似乎跨越数千年的时空，依然在如今的晋楚两地有趣的隔空对峙，晋楚争霸当中，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晋国的国君晋文公。

《晋文公复国图》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这是一幅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绘于北宋末年，现在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晋文公复国图》全图分为六段，采用连环绘图的形式，详尽地描写了晋文公重耳被他的父亲放逐在外十九年所发生的十几个故事，当年重耳出奔时，狐偃、介子推等随行，到宋国，宋襄公赠以马二十乘，到郑国，郑文公不礼，到齐国，齐国国君将女儿嫁给了重耳，重耳一度享富贵，不再考量回归晋国，而齐国公主和随行大臣设计将重耳灌醉偷偷送出齐国，此后重耳又到楚国，楚国大臣子玉欲杀之，而楚成王敬其为上宾。

邵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邵：他（重耳）当时可能也设想过自己要回晋国做（晋国的）国君，但是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儿，晋怀公非常怕他回国，怕他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抢了，但是形势的逼迫，包括身边的人的鼓励，包括晋怀公的逼迫等等，他最后坚定了自己要回到晋国做国君的这个想法。

介子推庙山西省介休市绵山风景区

关于晋文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特别是在现在的山西，很多地方还形成了独有的风俗，每年的五六月份，北方也进入了时断时续的雨季，在寒食节快要来临的时候，山西的介休地区的老百姓就早早开始忙活了，村里的老人们将面揉好后捏成燕子的形状，这种用面食制作的燕子叫子推燕，也叫清明燕，在山西介休的方言里，燕的发音同念，当年在晋太子重耳逃亡途中饥寒交迫，介子推曾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为重耳熬汤，而有了像介子推这样忠心耿耿、生死相随的肱股之臣，才成就了晋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晋国霸业，如今人们在做子推燕的过程中，一定会用剪刀剪出一些花纹，一方面剪出的花纹会让子推燕更加好看，另一方面这也寓意着一代霸主晋文公和他的大臣们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富庶之后不忘刀锋之难，而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德，将介子推去世的日子定为寒食节，这一天全国不许生火，只准吃一些早已准备好的类似子推燕这样的点心和一些瓜果，子推燕蒸熟出笼后，还要点上寓意祥和的花红，待到面食冷却后，人们会把子推燕用柳枝串起来挂在门楣，为当年的晋国高风亮节的贤臣寄去思念，也为家人祈求福瑞平安。

晋文公重耳有着与齐桓公相似的经历，既有在外流亡的艰难，又有肱股之臣的辅佐，尝遍了人间之苦，但也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能力，而这正是像介子推那样的臣子死命追随晋文公的原因，在六十二岁的时侯，重耳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成功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君，晋文公的时代终于开启，在晋文公即位之后，他很快抓住了机会，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晋国由此迅速强盛，而晋文公同样奉行尊王攘夷的政策，使晋国迅速成为新的霸主。

陈相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陈：那么到了晋文公称霸的时候，他呢最大的不一样那就是靠自己的实力了，在春秋初期，齐桓公称霸还可以借用周天子这种旗号，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那么这种借力就越来越不现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要靠实力了，国与国之间你要靠周礼去约束对方已经没人去听了，它是完全就是说靠拳头说话的这样一个时代了。

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内讧，王叔带联合狄人伐周，此时齐桓公已经死去，中原已没有霸主，刚刚即位的晋文公雄心勃勃，采取大臣狐偃求诸侯莫如勤王的建议，亲率大军护送周襄王回到王城，并协助周襄王杀掉了王叔带，彻底解决了周襄王多年来的后顾之忧，这一尊王行为使晋文公名闻天下，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开始投靠晋国。

晋文公雕像山西省侯马市

这是山西侯马市中心的一组雕像，晋文公手指苍穹，气度恢弘。尊王的同时，晋文公继续奉行攘夷之策，当时南方的楚国仍是中原的最大祸患，公元前633年，强大的楚国军团向宋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宋国危急，赶紧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整顿战备后，于公元前632年率大军迎战楚军，双方在城濮展开激战。在晋楚开战的五年前，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曾受到楚成王的礼遇，重耳向楚成王许诺，如果侥幸登上君位，日后如两国开战，将为楚军退避三舍，也就是九十里。

吉琨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吉：晋国退避三舍，可以退到一个有利于晋国作战的地形，同时在那儿设下埋伏，那么在城濮一战，楚国是大败，楚军是大败，由于这一大败呢，这个晋国呢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也奠定了晋国以后一百五十年的霸业。

城濮之战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召集了有八国诸侯参加的践土之盟，定下了同心协助王室互不侵害的盟约，这次会盟周襄王亲自到会，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和之前举行的葵丘会盟相比，这次盟会的仪式正式而明确，更加旗帜鲜明地表明了王室对霸主的认可，和齐桓公相对温和地称霸不同的是，晋文公称霸就在于城濮一战，这也意味着春秋初期，诸侯尊王的政治手段越来越成为一种表面上的形式，靠实力说话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旋律，王室制定的周礼马上就会被各诸候国践踏于纷乱的战争中。

这是珍藏在山西博物院的一套列鼎，吉琨璋是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晋国历史是他一直研究的内容。

吉琨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吉：这一套鼎呢，它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列鼎，那么这是五鼎，说明当时在晋国的爵位，晋国的国君所使用的，级别只能是五鼎。

当年晋国的国君使用的是五鼎，但数百年后，还是在晋国的疆土上，曾经被严格遵循的礼制已经遭到公然地僭越，和晋文侯五鼎同处一个展厅的还有一组形体相对较大的七尊青铜鼎，而这组鼎的拥有者竟然是晋国的一位国卿。

邵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邵：你要从春秋来看，春秋的用鼎制度在整体上都比西周要高了一个规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从时间的纵向来看，春秋是整体僭越了西周。

在僭越周礼的同时，霸主们开始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新的游戏规则脱胎于周礼，但规则调整的已经不是周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而是霸主和诸侯之间的关系。晋国成为霸主后，诸侯和霸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礼仪化，在晋国霸业兴盛的一百多年间，见于记载的晋国主持的大的盟会有38次，在《春秋经》的记载中，鲁国的国君去洛阳见周王只有一次，还未行朝见之礼，而去晋国朝见多达21次，晋国为诸侯制定了一系列朝聘、纳贡制度，各国要跟随晋国出兵讨伐不听话的诸侯，诸侯国之间的纠纷由晋国斡旋解决，晋国显然比齐国更进一步，在晋国称霸期间，霸主最终取代周王成为真正的天下共主，春秋大国争霸的过程，也是诸侯兼并的过程，通过战争，齐先后灭了三十余国，成为东方大国，楚先后灭了四十余国，成为南方大国，晋先后灭掉二十余国，征服四十余国，成为中原大国，秦并十余国，成为西方大国，中原一直是争霸的中心，随着尊王攘夷的进程，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认同感得以加强，中原文化向四周播迁，华夏观念最终形成。

陈相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陈：我们说它（华夏观念）跟四夷相比较，它是比较先进的，它是以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等，以这些思想为支撑的，那么这种理念对于就是说不同的部族来说，大家有了统一的中心，最后真正才变成了一家人，所以说这对我们民族的形成，华夏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大的这个思想导向作用。

磨山楚城湖北省武汉市东湖磨山景区

随着争霸的展开，有实力的大诸侯国忙于开辟自己的领土，增强国力，中原文化得以向四夷播散，而南方的楚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

这是一种叫做铜草花的植物，有铜草花的地方就有铜矿，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这种规律。这里是湖北大冶的铜绿山，九月，铜绿山上的铜草花还是绿油油的一片，两个月后，山已经从绿色变成了紫色，这里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成为楚国最大的铜矿开采地，大冶之名也因此而得。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湖北省大冶市

铜草花盛开的铜绿山上有一座楚国当年的采矿遗址，陈树祥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

陈树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陈：这是目前世界，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能够见到的一片古采矿遗址，在古代，如果有了铜他就有了实力，我们看到的这个时候的兵器全部都是用铜做的。

当年的铜矿就像今天的石油一样，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谁拥有了矿藏以及制铜的先进工艺，那就意味着谁会成为有实力的大国。

陈树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陈：说它（楚国）是蛮夷，它不蛮，从春秋到战国，它的这个冶炼、铸造，青铜铸造水平已经达到了顶峰，在西川发现的个春秋晚期的青铜器的里面，它就能够用失蜡法。

在湖北博物院，制作精美的楚国青铜器随处可见，当时最先进的失蜡制铜法已在楚国广泛应用，这些都印证了楚国的强大国力，不仅如此，青铜器文化的成熟还标志着一向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的楚国，其实已经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万全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万：我们现在讨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候，早期阶段都说是一元的，就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这个是唯一的，现在我们说是二元耦合，那么实际上华夏文化的主体部分应该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共同构成，比如说我们礼器的组合关系，我们都说是鼎簋，是吧，它所反映的礼制是一致的，我们说礼器吗就是礼制的一种物化，一种物化形态，它（楚国）还是按照西周的礼制，那么它还是一直在实施，还是在贯彻落实。

到楚庄王时期，楚国文化已潜移默化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只不过随着华夏文化进入荆楚之地，中原的霸主政治也让年轻的国君楚庄王跃跃欲试。

楚庄王即位时还很年轻，当时他的王国还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观察朝野的动态，也为了让别国对他放松警惕，庄王当政三年不理政务，没有发布一项政令，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劝谏，这样荒诞了三年之后，忍无可忍的齐国（干齐国何事？）大臣上书进谏，他们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南方有一种鸟，它落在土岗上，三年不展翅，沉默无声，这只鸟叫什么名呢？此时的楚庄王已经明显察觉出举国上下要求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说出了这样一段让世人铭记至今的话，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这就是成语一鸣惊人的来历，此后楚庄王开始整顿朝纲，重振君威，楚国由此成为中原之外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国势日盛的楚国随后开始觊觎中原，但和此前的齐桓公、晋文公不同，楚庄王却没有多少尊王的思想，相反，他想彻底摧毁周王室的权威。

邵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邵：然后他（楚庄王）正好是，他伐陆浑之戎，当时是在河南伊川附近，到了那以后，然后那里离洛阳，离东周洛阳很近了，他就顺便往北进军，到了东周王畿，然后就有那个问周鼎大小轻重那个事情，当时周王就派王孙满去见楚庄王，然后就说这个，他说周德虽衰，但是天命未改，鼎之轻重，不可问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周虽然衰落了，但是这个天命还在啊，你不能随变问，说这个，而且呢，这个呢是在德不在鼎，并不是说问鼎的轻重大小，看你有没有这个德，听了这个话以后，楚庄王就回去了。

楚庄王出征湖北省武汉市东湖磨山景区

九年后，楚国与晋国展开决定霸权的邲之战，邲之战，晋军大败，其霸主地位遭到致命的打击，公元前589年，楚国与鲁、秦、宋、陈、卫、郑、齐、曹等中原诸侯在蜀（今山东泰安西）会盟，这次会盟确认了楚国的霸主地位，西周春秋以来，一直被视为蛮夷的楚国，终于成为中原诸侯承认的霸主，楚国建立霸政的过程中，彰显了他们由蛮夷走向华夏的过程，晋国并不甘心失去霸主的地位，经过多年的整修，公元前575年，晋国向楚国挑战，两国为争夺霸权再次展开大战，双方主力在鄢陵一较高低，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被称为鄢陵之战，经过鄢陵之战，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但楚国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国力依然强大，始终对晋国虎视眈眈，鄢陵之战后三十年（公元前546年），在宋国大臣向戌的邀请下，晋、楚、卫、曹等14个诸侯国的代表，一起在睢阳会商，这次会议被称为弭兵之会，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

天子驾六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

这是在2002年被发掘的周王室墓葬遗址，这驾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周天子乘舆，印证了古文献当中天子驾六马的记述，然而和黄土已经成为一个颜色的六匹骏马的骸骨却铭刻着周王室最后的所剩无几的权威和尊严。随着东周天子的权威的丧失，在彬彬有礼的礼仪社会表象下，西周的礼仪制度正逐渐被抛弃，取代周天子实际地位的霸主们，赖以维系权势的是他们强大的国力，他们和诸侯之间只有盟主和从属的关系，而没有君臣关系，春秋霸主政治本身就是对西周宗法制度的颠覆，社会的变动汹涌而至，随着由列强争霸演变为诸侯兼并，东周的另一个时代，一个无比复杂而又无比新鲜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将更加惨烈，华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已经牢不可破，战乱中的民众渴望着重新统一，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由大分裂转向大统一的历史进程。

本集导演：张永峰

本集撰稿：邵蓓

本集编剧：张建安

安怀堂山东曲阜孔府

童声颂读：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清晨，朗朗的读书声从这里传出，学生们朗读的是《论语》，《论语》虽然只有11705个字，却被称为中国第一书，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也影响了世界，还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论语》是一部散发着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生命体温的经典，浓缩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以及孔子弟子思想的精华，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元典之一。

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论语》里面，这个做人的道理，这个处事的智慧，它已经沉淀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一种心理，动成了我们一种生命底色。

钱逊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钱：在这以前，是一种以这个天命为主的这个思想，然后出现的变化，而孔子他的价值，《论语》里面这个思想价值，就是他开始建立了一个完全立足于人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所以从那以后，从孔子以后，中国文化走了一个新的一条道路。

夫子洞山东曲阜尼山

尼山山东曲阜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这个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尼丘山很相似，这个孩子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后世因为要避他的名讳，把尼丘山改名为尼山。

万仞宫墙山东曲阜

因为他，山东曲阜成为朝圣之地，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孔子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先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宋湣公，宋是商朝末代君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国，公元前710年，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孔氏一族逃到了鲁国。

鲁源村山东曲阜

相传，今天山东曲阜东南，尼山附近的鲁源村，是春秋时期鲁国陬（zōu）邑的所在地，村中现在还存有一块纪念孔子的石碑，是康有为在1924年所立。

叔梁纥塑像尼山孔庙

颜徵在牌位尼山孔庙

启圣门尼山孔庙

启圣王殿尼山孔庙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身为鲁国陬邑的邑宰，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娶了孔子的母亲颜徵在，在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便去世了，孔子跟随母亲搬到国都曲阜阙里居住，在这里，孔子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因此啊可以想象，那么孔子那么这个小时候啊，这个在他这个母亲的带领下这个成长的这种环境，所以呢这个孤儿寡母啊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非常艰难的。

一次吴国的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你的先生是圣人吧，他怎么有那么多技能啊？孔子听说了以后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春秋时期，像种地一类的体力劳动，都是普通平民与奴婢才做的事情，被贵族们看不起，称为鄙事，孔子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贫贱，干过这些粗重的活，所以才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技能，正因为如此，孔子也亲身体验了下层民众的疾苦，了解了他们的诉求。

入平仲学《孔子圣迹图》（明）

敬入公门《孔子圣迹图》（明）

学琴师襄《孔子圣迹图》（明）

观乡人射《孔子圣迹图》（明）

晏婴沮封《孔子圣迹图》（明）

退修诗书《孔子圣迹图》（明）

四子侍坐《孔子圣迹图》（明）

访乐苌弘《孔子圣迹图》（明）

过庭诗礼《孔子圣迹图》（明）

儒服儒行《孔子圣迹图》（明）

在母亲的淳淳教导下，孔子从小勤奋好学，在童年做游戏时，就常设俎豆，设礼容，学习礼仪，孔子十五岁起便立志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被称为“六艺”的技能，礼，就是各种仪节、规程，包括行为容止，乐是与礼相关的音乐、舞蹈，射就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书写，数是计算，包括卜筮，“六艺”是贵族仕进所必须掌握的技能，这里面孔子最重视也最精通的是礼。

骆承烈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骆：周礼三百种，仪礼三千种，主要是五种，吉、凶、军、嘉、宾，吉礼，就是说像成人礼啊，过年过节啊，凶，就是丧礼，死了人的礼节，军，军礼就是打仗以前来誓师，打仗后来献囚，歌颂胜利，吉、凶、军，嘉什么？嘉就是婚礼，宾啊，诸侯之间朝聘，诸侯向天子（觐）见，他（天子）个别见你乡见，很多人见叫朝，这五种礼里头，每一个又分很多很多，所以号称周礼三百，仪礼三千，孔子就提倡这个礼。

鲁国故城遗址山东曲阜

周公庙尼山孔庙

周公塑像山东曲阜周公庙

孔子生于斯，长于斯的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摄政期间，创立了以宗法为基，礼制为体，德治为核心的西周文明，周公子孙世世代代传承与践行西周文明，不仅使鲁国成为西周文明的东方中心和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多的诸侯国，而且培育了以崇伦理，尊传统，古朴、持重、醇厚为地域特色的鲁文化。

大成殿山东曲阜孔庙

春秋时期，周礼已在许多诸侯国日趋式微，而在鲁国仍盛行不衰，公元前540年，晋国朝宣子出使鲁国，亲目所睹便情不自禁地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

问礼老聃《孔子圣迹图》（明）

孔府山东曲阜孔庙

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孔子得以遍览鲁国所藏周礼的典籍文物，孔子还到东周向当时的周之守藏史老子问礼，孔子沐浴在鲁文化的春风化雨之中，汲取营养、陶冶性情，孔子就是在鲁国这样一个社会与文化环境里，逐渐由一个从小饱尝生活艰辛的少年，成长为一个仰慕三代、坚守周礼、关心民瘼、有志问政的知识青年，孔子踌躇满志地步入社会，打算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一试身手。

骆承烈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骆：孔子呢，他一生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要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他就提出来礼，这礼本来就是一种向祖先供奉的这么一个物品，后来变成人际之间交往的物品，后来就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了，就是人们之间的礼貌、礼节。

《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对日常生活礼仪的要求，红色、紫色的布不用来作内衣、便服，夏天在室内穿单衣，出门则一定要套上外衣，加工食物要讲究，越精细越好，不吃切割得不合规定的食物。

颜庙山东曲阜

复圣殿山东曲阜颜庙

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器重的弟子颜渊去世了，孔子很伤心，但是当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卖了，给颜渊买一副椁的时候，孔子却不同意，他回答说，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置办椁，因为自己做过鲁国的下大夫，按照礼制必须坐车，不能步行，孔子的这些行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显得迂腐刻板而不近人情，事实上，他从不刻板地遵循礼制，和这些表面的形式相比，孔子更看重行礼时内心的真诚，他说，礼，过于奢侈不如从简，丧礼，大肆置办不如本身的哀伤过度。

骆承烈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骆：有的人说孔子顽固，现在社会变了（还）用旧礼，不是那样，孔子曾经说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你说礼啊礼啊，难道就是献个玉献个帛吗？主要是（表示）对你敬奉那个人的恭敬，乐啊乐啊，难道就是撞钟敲鼓吗？不是，通过这个撞钟敲鼓呢来完成这个礼的这个制度。

圣迹殿山东曲阜孔庙

其实孔子不仅是周礼“明贵贱,辨等列”的坚决维护者，他对周礼也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孔子打破“礼不下庶人”的局限，主张对所有人都要齐之以礼，强调“仁”是礼的核心，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仁者爱人。

钱逊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钱：孔子把治国平天下，解决当时的天下大乱的情况，把希望寄托在哪里呢？他寄托在提高人的素质。

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孔子曾经说啊，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如果没有遵守“礼”的那种自觉，那种素养，那么礼乐秩序怎么办呢。

骆承烈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骆：一个人闹不起来，两个人之间就存在人际之间关系了，人际之间关系怎么办呢？就用“仁”来解决。

孔子非常重视人，关心人，一次，鲁国的马厩着火了，孔子听说后赶紧问伤着人没有，却不问马的事，孔子很看重爱人的仁，齐国的管仲享用了起越自己身份的礼仪，被孔子看成是不知礼的人，但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政，尊王攘夷，维护了华夏诸侯国的稳定，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安定，所以孔子认可他，称如其仁如其仁，在孔子看来，如果不能心怀仁爱，以亲亲为出发点，扩而大之去爱人，即泛爱众，爱作为社会人群泛称的人，就违背了仁，也就无从谈礼了。

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这个“仁”的本意其实就是修身，就是修己，就是反省自身，那么人只有反省自身，才能自觉的按照该做的去做，所以孔子有一句话，他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他说仁爱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做人的人，只要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就应当有爱心，那么有爱心的表现就是亲亲，亲亲就是孝亲，就是孝敬父母。

孔子将夏商周三代理想化，痛感今不如昔，认为三代以前是一个行大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从夏代开始，大道隐设，进入了一个天下为家的社会，以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君子，以礼规范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安定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称为小康社会。

棂星门山东尼山孔庙

在孔子看来，现在所能恢复的只有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已经过去，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随着礼制的荒废，这样的小康社会也消逝殆尽了。

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所以孔子希望重整礼乐秩序，那么这种礼乐秩序显然这个从夏商周以来，特别是文武周公，那么这是中国的礼乐社会。

大成殿山东曲阜孔庙

周公创立的周礼是维护西周社会等级秩序与政治格局的规范，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春秋后期的社会状况了，进入春秋后期，不仅周天子衰落，诸侯争霸也进入了尾声，齐桓公、晋文公等实力强大的诸侯曾先后担当霸主，号令诸侯，周王只是听从他们摆布的名义上的共主。随着争霸战争的进行，各国的卿大夫逐渐掌握了国政，国君又成为卿大夫手中的傀儡。随着卿大夫的兴起，原来只负责卿大夫家事的家臣们也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鲁、晋、齐等诸侯国都卷入了私室向公室夺权的斗争大潮。春秋后期，鲁国的政治大权落在季孙、叔孙、孟孙氏，号称“三桓”的三个贵族家族手中，国政把持在“三桓”中实力最大的季氏手中，晋国的国政为范、中行（hang）、知、赵、魏、韩六卿家族所把持，晋君已然被架空，六大家族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齐国的国政落入卿大夫陈氏的手中，其他各诸侯国国政也沦入卿大夫手中。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企图除掉权臣季平子，反而被季氏驱逐，他不断请求齐国和晋国的支持，希望回到国内，但始终未能如愿，七年后，鲁昭公客死他乡，他的太子也没能继承君位。

阳虎春秋时期鲁国政治家

公元前504年，季氏的家主季桓子被家宰阳虎挟持，鲁政落到阳虎手中长达三年之久。按照周礼，卿大夫家里只能享用十六人表演的乐舞，而鲁国的执政卿季孙氏在他的家里表演天子才能享用的六十四人乐舞，孔子对此十分气愤，他说，这样的事都能容忍的话，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天子衰微，诸侯失位，带来的是传统周礼的荒废、陵替。

泰山问政《孔子圣迹图》（明）

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孔子和弟子在泰山边上遇到了一位在坟前哭得很伤心的妇女，孔子让弟子去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女子回答说，先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女子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了，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孔子痛恨猛于虎的苛政，痛恨对于周礼的破坏、僭越，痛恨由种种争权夺利带来的战乱、苛暴，他认为正是礼制败坏，上下侵凌造成了当时这种黑暗混乱的局面。

棂星门山东曲阜周公庙

在严厉抨击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同时，孔子对周公和西周社会制度推崇备至，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公所创设的等级分明的礼仪社会是大道隐没后最理想的国家形式，周公是他一生的榜样。

雍正题御匾山东曲阜孔庙

韦编三绝《孔子圣迹图》（明）

职司乘田《孔子圣迹图》（明）

孔子同时相信，只要给他施展抱负的空间，他就可以重建西周那样的现想社会，但孔子一生的仕途十分坎坷，他当过吹鼓手，也为贵族季氏当过管帐的“委吏”和管理牲畜的“乘田”，一心想跻入贵族社会却不可得，于是开始聚徒讲学，等待从政的时机。

公元前501年，阳虎谋取季孙氏家主地位的行动失败，出逃晋国，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终于迎来了出仕的机会，次年，他出任鲁国的司空，继而担任大司寇，孔子计划毁去三桓所有封邑的围墙，削弱三桓的势力，这一行动触犯了三桓的利益，在君权早已旁落的鲁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公元前497年，在鲁国不得志的孔子，怀揣着一个重建东周的抱负，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宦游生涯，这期间他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倍尝艰辛，他在匡邑被围困，在蒲邑被拘禁，得罪了宋国的权臣，仓皇离开宋国，困饿于陈、蔡之间，在郑国，他和弟子们走散，一个人仓皇地东张西望，被看到的郑人形容为丧家之狗，他短暂地出仕于卫、陈两国，都没有得到重用，在一般人颐养天年的年纪，孔子仍然为着自己的理想奔波着。

至圣林坊山东曲阜孔林

他以复兴周之“文”为己任，自称“东西南北之人”，周行列国，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

洙水桥山东曲阜孔林

但是，天下之大，一路颠簸，他却找不到可以让他施展身手的弹丸之地。在诸侯国之间及诸侯国内部的权益博弈如火如荼，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孔子鼓吹的重振君主权威，爱义忘利、德政惠民、轻徭薄赋的理论，实在引不起掌有实权，忙于争权夺利的卿大夫们的兴趣。

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十四年后，六十八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

忠怒堂山东曲阜孔府

春秋后期，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着高贵的世系，受过教育。可以被称作贵族，但却很贫穷，实际的社会处境和普通贫民差不多，这样的破落贵族后裔组成了贫困的“士”阶层，孔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奎楼山东曲阜孔府

如此身世背景没有带给孔子什么实际的社会地位，曾经的贫贱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开阔了他的眼界。孔子广收学生，有教无类，宣布不管什么出身，只要能拿出十条干肉作见面礼的人，就可以做他的学生。

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那么孔子啊他想往这个“三代之治”，所谓三代是指夏、商、西周，在三代时期啊这个（教育）叫学在官府，所谓学在官府啊就是教育实际上就是管府垄断，那么在这个时候，如何培养人才，如何培养社会的管理人才，那么这个有关怀的人，他们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孔子显然是其中的代表。

大成殿山东曲阜孔庙

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冉雍说，雍也，可使南面，南面，在当时暗指君主之位，在孔子的时代，世袭权力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各级官僚均为世袭贵族把持。美国汉学家顾立雅称，这句话意义非凡，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辞，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变革性政治原则。

钱逊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钱：孔子《论语》里面讲的君子，他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理想的人格的目标，那么这个君子和小人的区別，它有很多地方讲君子如何如何，小人如何如何，它主要不是从地位上讲，主要是从一个人的这个道德、修养和人品，从这些角度来讲。

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君子的本意它实际上是对于贵族男子和这个为政者的通称，那么这个君子从文字上就能看出来，上面是一个手拿着个东西，尹，拿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权杖，下面是口，是发号施令，所以君子的本意是对于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那么后来呢指道德高尚。

安怀堂山东曲阜孔府

直到《论语》的出现，君子才更多的具有了道德上的意义，孔子给它定了很多道德标准，像忠诚、守信、仁慈、坚定等等，不论出身如何，达到这些标准就是君子。

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所以呢就是说君子的本意和引申意之间这种联系，那么就是孔子他教育的一种内涵所在，就是说因为你地位高，所以呢你责任大，你既然是这个尊贵的人，你就应该是高尚的人，所以你作为一个管理者，那么你就应该道德高尚，所以儒家讲，政者，正也，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其身正，不令而行。

同样，孔子和他的弟子对于“士”这个原来低级贵族的专用称谓，也赋予了许多道德含义，比如，士志于道，质直而好义，杀身以成仁，不能耽于舒适的生活，只有行为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配称作士。

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孔子呢他培养人才实际上是培养的一个士人，培养一种君子人格，孔子曾经说，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他说一个士人呀必须有追求，有信念，如果他是一个有追求有信念的人，那么他就不会斤斤计较于生活的琐事，穿得不好吃得不好就没面子了，不会的。

孔子六艺城山东曲阜

史称，孔子门下有弟子三千人，特别优秀的有七十二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寒微，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和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家臣主要由士一级的低等贵族担任，而到了春秋晚期，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跻身到“士”的阶层，进而在国家政治中展露锋芒，他们所依仗的不是自己的出身，而完全是自己的政治能力，孔子的弟子们就是这样的“士”的先驱。

杏坛山东曲阜孔庙

洙泗书院山东曲阜

杏坛讲学的盛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象，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他的学术活动开启了战国讲学游说和“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之先。

尼山书院山东曲阜

像孔门弟子那样，学习专门的政治知识，以此晋身国家政治，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由破落贵族组成的“士”阶层和由“仕进”而为“士”的平民“士”阶层融合在一起，最终成为战国时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些春秋时期贵族们政治生活中的必需品，经过孔子的整理修订成为其教学的主要内容。

方克立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方：中国有这个传统，就是通过解经注经来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这个《六经》对于中国的我们讲的统治思想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经学史，中国的经学史的源头，就要归到《六经》，这个《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已经有，孔子他的工作是对它进行整理，这是对传承中国文化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孔鲤墓山东曲阜孔林

孔子生命的最后四年打击接踵而至，公元前483年，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因为家境贫寒，只能薄葬。

颜回塑像山东曲阜颜庙

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去世，孔子伤心地大哭，说，天丧予，天丧予。公元前480年，孔子最倚重的弟子子路死于卫国内战，死时被改成了肉酱，十分惨烈，孔子为之大哭一场，让家人把厨房中的肉酱倒掉，害怕联想到子路。

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那么孔子弟子很多，也有比较亲近的弟子，比如说颜子，颜回，比如说子路，比如说子贡，比如说子张等等，那么这些弟子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这些弟子对于孔子的理解可能也有侧重，但是呢这些人和孔子啊他们朝夕相处，形成了很深的感情。

泰山山东

梦奠两楹《孔子圣迹图》（明）

公元前479年，孔子自作了一首歌，泰山其颓乎，梁山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孔子墓甬道山东曲阜孔林

他的学生子贡听到后赶去看望他，他对子贡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天下明王不兴，没有人听我的，我快要死了。

孔子墓山东曲阜孔林

七天以后，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孔子的一生始终以周公为榜样，非常希望能像周公一样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所建树，然而生不逢时，他的一生基本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但是孔子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上表现出了执道而行，不畏其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万古长春坊山东曲阜

三垅植楷《孔子圣迹图》（明）

治任别归《孔子圣迹图》（明）

子贡手植楷山东曲阜孔林

孔子死后，弟子们主动为他守丧三年，子贡甚至守丧六年，在当时，只有子女为父母、臣下为君主守丧三年的规定，而在礼制荒废的情况下，三年之丧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孔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学生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理论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这里面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师生的一种情感，那么孔子和他弟子的这种情感也成为中国传统中师生关系处理的一种样板。

《论语》全书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也是了解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作。

孔子塑像山东曲阜孔庙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义、礼、智、信，《论语》对汉民族的文化认同、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那么孔子把他以前的中国文化都集中在他的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显然《论语》它代表了孔子的一些对人生，对社会，对修身做人的一种看法，所以呢就是说它是我们上古文化的一种结晶。

钱逊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钱：现在我们讲世界四大文明，儒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这四大文明大体上都是在这个时期里面形成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儒学它是和那三大宗教并列的现在的影响人类最大的四大文明之一，所以他（孔子）不仅是中国人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代表之一。

方克立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方：孔子的思想就是说两千多年对中国这个历史发展影响很大，同时它也传播到周边的国家，像这个韩国、朝鲜，就整个东亚地区吧，孔子的思想，实际上是在整个东亚地区，儒学都是占据主导地位。

棂星门山东曲阜孔庙

太和元气坊山东曲阜孔庙

孔子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有学者称，自古以来教师的数目可谓不可胜数，但是像孔子那样，凭个人的身份并完全依靠对年轻人的教导，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的。

至圣庙坊山东曲阜孔庙

圣时门山东曲阜孔庙

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也都开学收徒，到战国时期，儒家已经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最为兴盛的学派之一，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上入朝堂，下进闾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和传统文化的轴心，孔子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对世界文明也有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

本集导演：杨扬

本集撰稿：邵蓓

本集编剧：逯传涛

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让各诸侯国的版图不断发生变化，剧烈的社会变动影响到贵族平民各个阶层，一个新兴的以仕进为目的的士阶层开始崛起，他们由因为家道衰落从顶层贵族阶层跌下来的士人和接受了私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知识技能的平民共同组成，他们秉承学而优则仕的认识，穿梭于各国之间，成为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是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共同目标，士阶层的崛起给国君们的诉求提供了人才保障，随之，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变革应运而生，并以不可遏止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

公元前430年的一天，魏国上地地区的两个百姓正在用射箭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桩邻里纠纷，百姓打官司要先进行射箭比赛，谁射得准，官司就断谁赢，这是上地政治军事最高长官李悝刚刚颁布不久的习射令，在习射令颁布后，为了能在官司中获胜，一时间射箭成为了上地最为风靡的活动，李悝的这条法令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荒唐，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却自有深意，上地地处魏国和秦国的交界，常常发生战争，习射令颁布后不久就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当地百姓日夜苦练，很快都成了箭术高手，在之后对秦国的战争中，上地的军队将秦军射得人仰马翻，因为在上地的政绩卓越，李悝被擢升为魏国的相国，开始主持全国性变法，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让魏国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王室早已衰微，各国的政权也掌握在了有实力的卿大夫手中，国君已无力统治国家，霸主政治随之衰落，中国的局面在这段时期开始再一次发生变化。公元前453年，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晋国内乱，最终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与此同时，另一个大诸侯国齐国，姜姓国君政权旁落，最终被卿大夫田氏篡夺，姜氏齐国正式被田氏齐国取代，从此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形成了战国初期七雄并立的局面，与春秋时代不同，战国时期的战争不再受礼制的约束，各大诸侯也不再满足于打着尊崇周天子旗号做霸主，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如何在竞争中壮大自己打败对手的办法，于是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

邵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邵：战国战争本身它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争，而且这个国君呢就是说希望通过战争，一个是攻城略地，抢夺土地和人民，一个就是打败别的国家，这就是客观上要求他们，能够走到富国强兵这个路，第二个就是要加强君权，一个就是避免像春秋那样，出现卿大夫最后篡权的行为，第二个也是为了能够让国君的号令能够通行全国，这样全国才能一体一致行动，所以这是一个国君的主观愿望，有这个愿望他们就希望求贤，找到这样的人，能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春秋时期政权旁落的局面让战国的君主们时刻提防世卿大族，世卿大族日渐强大的势力，对国君形成了很大威胁，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了国君们付以重任的首选。

齐国历史博物馆山东省淄博市

战国初期，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齐桓公在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学宫，招揽天下贤士，在这里齐国国君除了给予他们大夫的职位之外，还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出入有大道，居住有大屋，既富且贵，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多达一千余人，稷下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其中，淳于髡、田骈、环渊、慎到、邹奭等七十多人被称为稷下先生，他们广收门徒交流论辩，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勤学有志的士人也如饥似渴地追随各学术大家，优秀的人才更是身兼数家所长。而在七国之中最弱的燕国，燕昭王千金买马骨的故事更能说明当时的国君们求贤的诚意。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临近的齐国乘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大部分领土，燕昭王即位后，决心夺回失去的土地，振兴燕国，燕昭王卑辞厚币招揽人才，却总是觉得效果不好，于是去向燕国的贤人郭隗先生请教，郭隗给他讲了个故事，有一个人用千金求取千里马，三年都没有买到，他的手下自告奋勇去买，结果用五百金买了一匹死掉的千里马回来，这人很生气，手下解释说，死的千里马您都要，何况活的，如今天下人都知道您要买千里马，很快就会陆续送来，果然，这人一年之内就得到了数匹千里马，燕昭王明白了郭隗的意思，专门建造了宫室，并拜郭隗为师，这一做法果然非常奏效，燕国求贤的决心和诚意传遍天下，乐毅、苏秦等杰出人才纷至沓来。史记中记载，穿着草鞋，肩挂雨伞，土里土气的虞卿去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会面之后，赵王便赐给他黄金百镒，白璧一对，第二次拜见赵王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穷困潦倒，在家里吃口剩饭都要遭白眼的苏秦，当游说列国推销自己成功，组建合纵联盟后，很快就当上了合纵长，身佩多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军事家孙膑先在魏国效力，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的霸业。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亲身经历了魏国变法的他，被楚悼王指派主持楚国变法，官居令尹，站在了权力的顶端。在士无常主君无定臣的战国时代，国君们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贫富贵贱之别朝夕骤变的落差，吸引着世人们前赴后继地为自己找一个好东家，谁赏识他，就为谁效命，人才在各诸侯国间流动频繁，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望，战国时期，一个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士人，很有可能晚上就已经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风唤雨。

李学勤

李：那个时候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什么尚贤，选贤与能这样的一些口号，这个时候真是当时的实际，因为你没有一些直正的能人出来，政治上没法维持的，是吧，这是从上面往下面看，你从下面往上来看的话，那就是原来的这个世族大世族逐渐就腐化了，逐渐就衰败下来了，衰败下来之后呢，新的阶层就逐渐兴起，而这些人常常是从一些比较卑贱的阶层里面出来。

吴起，卫国人，年轻时家中富有，但他不爱生产经营，而在各国游历，谋求官职，但直至把家里的钱财消耗殆尽也没有成功，失意的吴起受尽了邻居们的嬉笑冷落，他一气之下杀掉了曾经嘲笑过他的三十多个人，逃出卫国前往鲁国，临走前吴起跟母亲诀别，发狠把自己的右臂咬破起誓，不做大官决不回卫国，这一年齐国攻打鲁国，吴起在沉寂了数年后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为了打消鲁穆公的顾虑，吴起杀掉了出身齐国的妻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鲁国将军，这一次吴起的才华终于得以展现，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国大军大败齐军，作为一个小国的将军却能把强大的齐军打得落花流水，立了大功的吴起踌躇满志，决心要在鲁国大展身手，身在鲁国的吴起已经拜儒家曾申为师，吴起的母亲去世时，按照儒家的传统，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三年，但是一心在仕途上的吴起并没有回家奔丧，吴起的行为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鲁穆公开始听信谗言，疏远吴起，面对优柔寡断的鲁穆公，吴起毅然决然地离开鲁国，转而投奔当时最强的魏国谋求发展。

蒋重跃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蒋：我们今天的话叫自我实现吧，为了自我实现这也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抱负，就是你学有所成的人，要想这个获得这个自我价值的实现，他有这个条件，叫什么呢，自由择主，你有选择你服务对象的权利，所以他们充分的利用这个机会。

李学勤

李：我们用不着来看吴起本人的情况，吴起本人的情况，你着那个传记的时候其实说的很清楚，所以当时总的倾向就是这些有贤能的这些一些人，在各国之间都是流动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后来的，特别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的那种界限，那种观念转到战国时代去，战国时代的各国没有这么严格的这个界限，并不是这样，当时思想里面还都是一个国家，在思想里面的话都是要求统一的。

就在吴起开始担任鲁国将军的时候，被魏文王任命为相国的李悝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来到魏国后的吴起亲眼目睹了李悝变法的过程，见证了魏国的日益强盛，谁也没有想到，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对当时的其他各国，以及对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荆州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市

2014年十一月，湖北省荆州市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西汉时期的竹简，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后，这些竹简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一不小心就能把它们毁掉，但是就在这些柔软的竹片上我们却可以看到当时最严苛的律法的影子，这些竹简是一部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记有完整案例的古代文献《奏谳书》中的一部分，文献中共记载了从春秋到西汉时期的二十二个完整案例，这些案例的判罚准则最早可以追溯到一部叫《法经》的法典。后来商鞅入秦就是带了《法经》去的，之后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以《法经》为依据，逐步修改增订而成，《法经》正是李悝在魏国变法时制定，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里面详细规定了如何利用严刑峻法惩治扰乱统治秩序的行为，其中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对各种违法的行为做出了具体而苛刻的惩戒规定，李悝为了能够自上而下一贯地推行自己变法的主张，一方面制定《法经》进行严苛的约束，一方面从最根本的奖励耕战开始，战国时代的农民是劳动力和兵源的基础，各国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百姓为自己卖命，自从春秋末年的铁农具出现开始，耕作能力大大提高，很多人在公田劳动之外开垦荒地成为私田，私田的收获物归自己支配，还可以用来交换，李悝强调要各级政府大力发展农业，尽力发掘土地潜力，增加粮食产量，在他的主持下，魏国推行按照户籍制度实行授田制并指导农户积极生产，魏国人多地少，李悝算过一笔细帐，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大约六百万亩耕地，如果农民精耕细作，那么每亩就能多收三斗，要是劳作马虎，每亩就要少收三斗，这样一增一减，地方百里的粮食增减数就是一百八十万石，同时，因为当时天灾频繁，粮食的价格很不稳定，农民生活常常得不到基本保障，谷贵时伤农，谷贱时也伤农，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稳定国家的经济基础，李悝实行了平籴法，在丰收年，由国家平价购入农民手中的粮食，到了荒年国家仍按照平价出售粮食给百姓，有效地防止了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

蒋重跃

蒋：《法经》就成了后来各国制订成文法的法典的一个蓝本，这是它的贡献啦，另一个贡献是什么呢？叫尽地力之教啊，就是怎么样发展农业生产，怎么样种地，怎么样分配，怎么样来使用、保存和处理这个粮食和其他的生活资源，这是李悝的贡献，所以李悝在这点上是很了不起的，在耕战和法律建设方面有一种奠基的作用。

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李悝还倡行废除世袭贵族制度，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这是一个迥异于西周时期集体劳作典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李悝把那些没有功劳却依靠世袭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叫做淫民，把原本属于他们的钱财用来供养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李悝的变法，使得魏国率先发展了战国时期小农经济模式，由于采取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政治措施，李悝的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加上尽地力和平籴法等鼓励农耕的政策，魏国开始日益强盛起来。一个国家要称霸，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和开明的政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与李悝进行经济、政治、法制领域的改革的同时，吴起也在军中进行他的军事改革，吴起的军事改革除了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为了精选武士，吴起对军队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首创了考选武卒的方法，入选武卒的条件很苛刻，必须身穿全副甲胄，能拉开十二石的弩，背着能装五十只箭矢的器具，肩扛长戈，腰跨利剑，带着三天的干粮在半天内疾行一百里，士兵一旦入选武卒，国家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税，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将士们的战斗积极性，短短几年后，这些由吴起精选出来的武卒被打造成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悍的步兵，震慑着其他各国。战国时期，在绝对实力下，强大就意味着扩张，被魏文侯重用的吴起在战场上宛若神灵附体，在魏国期间，吴起率军与其他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近十倍的秦军，短短数年就占领了原本全部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国在这里设立西河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在担任郡守期间，吴起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吴子兵法》。

陈相灵

陈：吴起的兵法，他过去跟《孙子兵法》都是齐名的，就是在当时这个时代，我们既要学习《孙子兵法》，还要去学习《吴子兵法》，那么为什么吴起的兵法这么受欢迎，它是把儒家的思想和兵家的思想它结合了，兵书当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叫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这就是讲的是辩证法，我们对内呢我们要争取民心，要继承过去传统的讲仁德的这个思想，那么我们对外呢，你一定要发展我们强大的军队，发展武器装备，这二者结合，你才能在诸侯争霸当中你才能够立足。

魏文侯死后，儿子魏武候继位，任命田文为相国，吴起很明白，对魏国来说自己是个外人，新君初立的情况下，田文担任相国的确是比自己更合适，但是田文死后吴起依然没有当上相国，继任的是娶了公主的公叔痤，吴起耀眼的才华和显赫的功劳像芒刺一样时刻刺痛新相国，让他寝食难安，公叔痤自知才能远远不如吴起，对吴起心存顾忌的公叔痤设计令魏武侯对吴起生疑，使其不再信任吴起，在魏国无法立足的吴起只好再次寻找新的舞台，楚国。

陈相灵

陈：作为当时的人才流动是非常普遍的，你这个国家不用我，那么我到其他国家去，所以最后那么作为楚国它也迫切需要发展，我们说当时就是这个吸纳人才，关键要有一个明君，那么作为楚悼王呢，需要变革，他通过很多的实践发现，楚国为什么发展总是滞后的现象，他需要改革，需要变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吴起过去以后那就是很自然的就有了用武之地了。

陈晓枫，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制史专家，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有一个叫做德治和法制之间的关系的课题，在他看来，如果要探索这个课题必须要回头去看当时法家的所作所为，战国时期，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经济实力壮大，国力富强，使得魏国在战国初年占据了霸主地位，各国国君也不再墨守成规，纷纷开始变法，在李悝主持魏国变法的同时，赵国相国公仲连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到了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的时期，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陈晓枫认为，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变法，今天法学家们提出的德治与法制相结合是战国时期法家们提出了万物皆有法式之后不断演变与完善而来，可以说它已经覆盖了全部社会，指向了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对象。

陈晓枫武汉大学法学院

教授

陈：法家是最晚出的，最早是儒家吗，然后是道家，然后是墨家，然后是法家，法家综括了各家之长，他们用法律来统一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以皇帝的任命权为中心，以核心权威的任命权为中心，设置分层级的官僚体制，上面有相，下面有大夫，然后有太，然后有县令长，用行政方式来建立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这种做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里耶镇湖南省龙山县

里耶秦简博物馆湖南省龙山县

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的土家族小镇里耶，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秦始皇时期三万多枚简牍，其中两枚竹简的内容与我们今天的身份证一样，详细记载了年龄、姓名、相貌以及爵位，虽然它是秦始皇时期的记载文书，但是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秦国法律大多是集成魏国及其他诸侯国经验整合修订而成，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战国时期的基本户籍制度的概况，战国时期为了保障耕战的基础劳动力和兵源，不仅是魏国，其他各国也都在推行郡县制，从国到郡，郡下统县，县下设乡、里，由中央到地方，层层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控制着整个国家，户籍制度就是这张蜘蛛网上粘性强大的蛛丝，牢牢地把百姓控制在君主手中。

邵蓓

邵：户籍在春秋的时候，分给卿大夫，在卿大夫的采邑里住，那他属于卿大夫所有，而到了这个国家直接编制户籍制度，由地方官负责，由国家统一管理，实际上就是说中央可以直接控制地方了，而且这个户籍制度本身和战国授田制联系起来，就是按照规定，一家一户百亩田这样子的说法，然后就是说把小农经济和土地通过国家的手段直接结合起来，然后国家就可以直接通过户籍制度来进行征兵、征税，实际上就是实现一个国家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楚国纪南故城遗址湖北省荆州市

他叫周国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正率队在荆州东南5公里的楚国纪南故城遗址进行老古勘察工作，两千多年前的这里矗立的是楚国的都城，当年吴起来到楚国后，就是在这里得到了楚悼王的支持进行变法的，为了配合荆州楚纪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区建设，勘探出整个城池的建筑规划，周国平和他的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五年，独特的地质条件和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区，让考古队的工作十分艰难。

周国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周：整个纪南城啊，这个规模来讲的话，规模是十六平方公里，这个东西就是有四千多米，南北三千多米，就是这样整个一个大致规模，这个规模在当时的话，在南方地区，全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都城了，这样的都城，这样的规模啊，必须是它这个楚国的势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国力很强盛的时候，才能建造这么一个都城。

这里就是当年楚悼王时期的楚郢都所在地纪南城的宫城所在，高耸的城墙和雄伟的宫殿早已湮没，留给世人的只有那些深埋在地下的夯土，时间回到两千多年前，吴起就是沿着这条路走进了楚国的宫殿，只是他走的路比今天的周国平更为艰难。春秋时的楚国地广人众，在五霸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吴起到来时的楚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一直萎靡不振，兵力虽多，战斗力却不强，公元前402年，楚国竟发生了盗杀国王的事件，惊魂未定的楚悼王继位后，连年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不断丧师失地，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礼贿赂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和魏、赵、韩讲和，但是，这时期掌握着楚国大多权力与财富的贵族依然沉浸在漫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当中，轻便华美的漆器和精美的玉器是这一时期楚国贵族们的最爱。在这种国贫兵弱、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吴起的到来就像是上天送给楚悼王的礼物，楚悼王如获至宝，初到楚国吴起就被任命为宛守，一年后提升为令尹，主持楚国的变法，手握改革大权的吴起首先对楚国官场进行大换血，凡是无能无用之官与不急官，没有用的虚官冗员一律淘汰，并削减留任官吏的禄秩，将节省下来的俸禄用来养选练之士，同时严禁官场不正之风，私门的请托一律不许，又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防止他们口舌生事，破坏风气。对贵族吴起更是毫不留情，剥夺他们世袭的特权，三代之后取消他们的爵位，当时楚国土地虽多，但是开发却不充分，于是吴起强迫贵族子弟迁往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开垦荒地，自食其力，这个举措也加速了楚国边远地区的开发。

陈晓枫

陈：吴起这个人呢他是属于这个手段比较硬，然后那个手段比较硬的措施比较激烈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呢当然首先也是要夺淫者之禄田，夺多余出来那些贵族，就是闲人的禄田，我们打个后世的比喻吧，八旗子弟的铁杆庄稼，就是把它拿了，夺淫食之禄田，然后广招天下之来士，广来天下之名士，这是跟李悝的举措是一样的，其次呢他在政治制度上采取的问题就比李悝要更加强烈，就是三世没有军功就夺取爵位，你除非说我要打仗，你为国家所用，这是可以的，否则的话要夺去爵位。

吴起的改革直中楚国的要害，也深刻触动了楚国世家大族的利益，众多的贵族对他衔恨在心，恨不能除之而后快，当时楚国的道家屈宜臼在吴起出行巡视时，就曾当面指责他的变法改变了国家的传统和治国的常理，虽然反对者甚众，但楚悼王并不为所动，毫无保留地支持吴起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楚国的政治面貌为之一变，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军事能力大大提高。

陈相买

陈：吴起在楚国的变革，这个变革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场变革，他是要革谁的命呢？革贵族的命，我们说过去的贵族是可以世袭的，我现在我要造就新的贵族，你不能世袭了，要把你的铁饭碗我要给你打破，谁来当新贵族呢？就是由立了战功的人，用战功来代替旧的贵族，那么谁对他最怕呢？那就是旧贵族，又怕又恨，谁对他最欢迎呢？普通老百姓，我可以通过军功来改变我的命运，但是很可惜，这个改革刚刚开始，那个楚悼王又去世了。

改革让战国新晋诸侯魏国一举称雄，也让日渐衰落的楚国再次屹立，但是在各国主持变法的法家因变法严重触动了旧贵族的势力，大多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公元前381年，吴起带兵攻打魏国，一直打到了黄河两岸，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楚悼王去世，吴起从前线匆匆赶回楚国国都奔丧，身为一个外来的士人，在楚国没有根基的吴起，一旦支持他的楚悼王去世，他立刻又回到了孤家寡人的状态，此时的都城等待吴起的是怀恨在心的楚国旧贵族的疯狂报复，葬礼上旧贵族们迫不及待地向吴起发起攻击，绝望中的吴起扑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旧贵族们乱箭齐发，射中了吴起，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这是吴起在临死前已经为自己想好的报仇计划，按照楚国的法律规定，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也就是说，伤害君王尸体者，罪及三族，七十多家楚国贵族因此惨遭灭族，吴起已死，变法也随之夭折，楚国的旧势力重新抬头，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吏治也未得到真正改观，此后楚国的走向正如韩非所说，不用吴起而削乱。

邵蓓

邵：就是国君要加强君权需要有人变法，因为这些变法的人物一般来说都是来自于这个“士”阶层的，在他的本国并没有一个自己的根基跟自己的势力，完全是靠国君的支持来进行，那么正好指一旦这个国君去世了，国君不在了，这些说应该说他变法的一个主要的要打击世卿世禄制度吗，打击原来的宗室贵族的权利，所以一旦他们这个国君不在了，这些宗室贵族必然要进行反扑。

就在吴起被害后二十二年后，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和总结了各国的失败教训后来到了秦国，在秦国，商鞅在不断完善各种法律制度的同时，也使法家主张乱世用重刑的思想及改革实践达到了列国变法运动的顶峰。1975年十二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出土的名为《为吏之道》的秦代竹简，记载的是秦始皇时代的法律文书，在竹简后面抄写了两条发布于公元前252年的魏国法令，明确显示了秦国法律对魏国法律的继承和吸收，对于士兵的奖赏，秦国也从魏国的法律中吸收改造，规定为二十等级，重新制定爵位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以军功作为赏爵的惟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奴隶，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级。丰厚的赏赐对于秦人而言极具诱惑力，在战场上努力杀敌，建功立业，秦国的军队成为所向披靡的战斗机器。

秦始皇陵兵马俑陕西省西安市

在厚赏军功的同时，秦国的法律对私斗的惩罚相当严重，当时的刑罚手段多且残酷，其中仅死刑就有十多种，割鼻、砍脚、阉割，受刑者成为各种各样的残疾，所以秦人都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更为严酷的是，秦国还实行什伍户口编制和连坐法，商鞅将居民按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有违法行为要互相告发，一家有罪，其余家庭全部连坐，正是这些法令为以后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但是也让商鞅和吴起一样下场悲惨，秦孝公去世以后，继位的秦惠王听信诬告，将商鞅车裂而死。

李学勤

李：凡是变法的人，他都是和传统相对立的，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要变法呢，本来有法的，它不是说没有法，他要把它变过来，变过来的话就和一些原有的势力相对立，结果就造成一定的结果，我想这也是必然的，也是容易理解的，而这种悲惨的结果实际上是他个人，至于变法的一些成果，那在政治上有些还是保留下来了。

虽然不少法家因为改革而牺牲，但是经过他们主持的变革之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们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新的经济体制在各国也都得以确立，战国变法运动绵延一百多年，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可谓史无前例，变法中形成了中国之后两千年的国家机器、经济结构和法律制度的雏形，虽然历经政权交替、朝代更迭，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却一直统治着神州大地，历经风雨，未尝动摇，直到辛亥革命这场更大的变革风暴袭来，它才告别了历史舞台。

本集导演：侯宪达

本集撰稿：邵蓓

本集编剧：史杰鹏

两千五百年前，中华文明走到了史无前例的转折点，春秋末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地位早已丧失殆尽，各诸侯国之间大大加快了以强并弱的步伐，进入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纷纷进行变法改制，追求采用富国强兵之策，并先后称王，意图兼并天下，平一宇内。中国版图上众多诸侯国争相称霸的格局向七雄并立一决雌雄的局面发展转变，群雄逐鹿中原，战事不断，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险恶局势，使各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战国的历史是一段比拼国力和竞技军事的历史，其间又有策士游击穿行、纵横捭阖，展现了一幅风雨诡谲的历史画卷。

战国时代，战火笼罩着中原大地，春秋以来数百年的相互征战，大多数诸侯国已被蚕食、分解，逐渐消失在兼并战争的硝烟中，脱颖而出的是当时七个最强大的国家，史称战国七雄。春秋时期最强大的晋国分裂为魏、赵、韩三个国家，魏国在战国初年国势最为强盛，依靠强悍的武卒，一举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齐国也是春秋时期的强国，濒临海滨，物产丰富，田氏代齐之后，又加强了对鲁卫等国的侵夺，疆域进一步扩大。春秋时期另一个唯一能和晋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楚国，进入战国之后，依然不断开疆拓土，疆域为各国之冠。燕国在七雄中实力最弱，但因地处北方，非四战之地，所受到的冲击较小，但也在东北开疆拓土。韩国在三晋中国势最弱，但占据中原膏腴之地，经济发达，在灭掉郑国之后，实力更有所加强。长期与游牧名族对抗的赵国，胡服骑射后，兼并了北方的代国，大大扩充了版图。僻处西陲的秦国，在经过二百多年的奋战后，终于彻底征服了周边剽悍的游牧民族，统一了西北高原，就在七雄获得部分兼并胜利，而使得疆域不断扩大的时候，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往那种贵族交战点到为止、揖让有礼的情况不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殚精竭虑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于是平民也开始被征发入伍，人数多寡成了最基本的制胜因素，为此各国都建立了数以十万甚至百万的庞大军队。

陈相灵：也就是说到了春秋以后，我们说铁器发明了，铁器有了以后，人们就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有了更多的土地之后，周王室我就可以不听你的招呼了，过去我是用什么控制呢，我用土地来控制你，现在没法去控制了，所以说诸侯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爆发之后，随着战争的频发，又需要更多的士兵，这就促进了军队兵员的发展。

邵蓓：战国时期它实行的是一个（因为有了户籍制度）按户征兵，所以就是说，征兵的范围已经就是男子在户籍的，一般来说15到60岁都要去征发兵役。

西周春秋时期，贵族喜欢随葬车马，在全国发现很多贵族的车马坑，随贵族地位的高低而规模不同，因为战车是当时最主要的战争工具，战车的数量是以国力的评价标准。战国时代，为了机动灵活，战车也经过改造，规矩缩小，车辀减短，驾车的马也披上了甲片，防护更加严密。车兵是春秋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车兵依然存在，但其重要性相对下降，逐渐让位于步兵和骑兵，步兵在各国军事力量构成中的地位发生着重大变化。

早先步兵都是跟在战车后面，辅助攻击以及提供后勤的，但在春秋时期，晋国因与戎狄的作战过程中，发现步兵比车兵灵活，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专门步兵队伍，被称为行。但在那时，步兵依然还是点缀，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普通百姓成为编户齐民，到年龄就征发入伍，对于他们来说，驾驶战车这项复杂的技能，一时之间难以掌握，加上战争开始采取诡道，场所也从广阔的平原迅速扩展到山林、江河和险要之地。车兵在山林之地远没有步兵的机动灵活，极易受地形限制，而步兵普遍装备的具有远射能力的强弓劲弩，能在远距离短时间内将排列整齐的车阵射得阵型大乱。到春秋晚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各国新组建的成建制的独立步兵，已成为当时重要的作战力量，不仅如此，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边境和交通要到上建立要塞，利用山水之险，赢得作战之利，而不像以往那样，在平原广隰对面决战，因此笨重的战车逐步退出战场。

陈相灵：中国步兵开始慢慢地开始发展壮大，当车兵在春秋末期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到战国就开始什么兴起了，骑兵就开始兴起了，特别是游牧部落，它有了骑兵，那么步兵跟骑兵作战的话，他又不占据优势。

战争对速度和灵活的需要，刺激了骑兵的兴起，骑兵的兴起反过来促进了速度和灵活性的发展。马是很早就被驯服的骑乘工具，在战国时代，中国北方生活着的游牧民族，已经骑射精湛，行动轻捷便利。与多个少数民族接壤的赵国，备受胡骑侵扰之苦，战国虽然武器精良，但是笨拙的战车和迟缓的步兵在来如飞鸟、去如绝弦胡骑面前只能是挨打的靶子。早期中原人不会骑马，马只是用来驾车，在春秋末年，开始有人骑马，但在马上骑乘自如地打仗，这技巧还没有掌握。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痛定思痛，下令胡服骑射，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朝野一片哗然，保守派大臣竭力反对，武灵王不为所动，全服反对派首领公子成让他和自己一起穿上短衣紧袖胡服上朝，自上而下推广胡服骑射。赵国很快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到处扩张，同时收编了北方游牧民族林胡和楼烦的骑兵，战斗力得到了大大加强。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仅次于秦国的强国。由此可见，在那时，谁能掌握强大的骑兵，谁就能在争霸战中崭露头角。战国时期，骑兵虽然最初只与兵车混合编制，但很快就被发展成为单独部队，与步兵协同作战，于是，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春秋时代以车兵为主的冲击战，因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机动能力，在中原地区各国，骑兵部队很快成为了战争中的主力兵种，成为决定战争的关键力量。此后，车、步、骑三种兵种的配合使用成为中国整个冷兵器时代兵种配合的基本形式。

陈相灵：步兵也好，骑兵也好，但是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的机动性就变得强大了，虽然步兵他的行进速度可能要慢，但是他也是跑起来，机动性来还是很容易的。这就是我们说，中国的战争形态的转化，就是由过去的战车，列阵而战转向了野战，向野战这个方向去发展。

虽然北方产战马，但铜矿资源却是南方丰富，楚国的繁阳是著名的铜矿产地，春秋时的《曾伯黻》和《晋姜鼎《》中都提到征讨南方，夺取繁阳产的铜矿资源，这里是湖北省大冶市的铜绿山，中国著名的铜矿产地之一，曾隶属战国时期的楚国境内，是战国时期楚国最大的铜矿开采地。在持续了三十多个世纪的开采后，今天的人们在这里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采炼厂，期间虽然历经多个朝代更迭，但这里作为一个重要的采练基地的属性却从未改变。

陈树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现在正带领考古队在这里就春秋到战国时期冶炼技术转变课题的研究，进行考古发掘。数千年来，铁、铜等基础矿藏一直是所有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丰富矿藏和先进的冶炼技术，就意味着有可能成为雄霸一方的超级大国。战国时期，冶炼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楚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过去的十年间，考古队在铜绿山已经发现七处古代冶铜遗址。但是，铁的冶炼遗址却一直没有找到。

陈树祥：楚国最早的铁器是什么时候，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冶炼厂，早期的冶铁是，我们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团，铜绿山从目前来说，我们一段段在发现，一段段在填补。你比方说着一片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汉代的冶铁厂，西汉的冶炼厂，我们过去前几十年没有发现这个西汉的冶铜厂，那么在这个地域来说，就填补了很大的空白。

这是湖北省博物馆的文保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铁成分的增多，让它的锈蚀程度比同期其他青铜器更加严重。早在商代，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铁比铜质地坚韧，性能更为优良，但那时还没有掌握冶铁技术，基本上都是在铜兵器的刃口上镶嵌陨铁，西周时，开始出现冶铁，但质量不高。战国时期，是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并存的时代，当时各国都已经有了重要的冶铁手工业点，铁被发现后，古人开始扩大炼炉，加强鼓风设备，提高冶炼技术，并发明了渗碳制钢的技术。战国后期冶铁技术的长足发展，让武器也不断升级，大量钢铁兵器应运而生，手持的戈、矛、剑、戟等兵器的质地因而变得锋利坚韧，杀伤力大大提高，在那段战火纷飞的时期，军事力量薄弱，却有先进的技术与庞大的矿产资源的国家，往往是被七雄兼并的首选。

上世纪60年代，在湖北江陵望山曾出土一柄越王勾践剑，墓主是楚国的一位下大夫，经过现在冶炼专家的分析，此剑铸造工艺非常高超。战国时期，吴越的铸剑技术冠绝一时，越国却被楚国所灭，而越国先进的铸造技术让楚国的兵器在那段时期发生了质的改变。今天的考古发掘证明，除了手持的兵器外，战国时期的铜弩机在结构原理上、制作技巧上都很成熟。韩国的强弓劲孥更是天下闻名，史书上记载，韩国制造的弓弩，能射到六百步之外，在武器快速发展的同时，防御装备也在不断进步，齐国的冶炼技术也非常高超，甲胄之坚固名闻天下。这些出土于山东临淄的铁制甲胄，虽然已经锈蚀成一个整体无法分离，但通过复原可以看出，当时的甲胄设计非常合理，它可以将军人身体的大部分部位保护起来，武器的革新需求，也造就一大批能工巧匠和发明。在墨子家乡，山东滕州的墨子纪念馆里陈列着墨子的发明创造，有很多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人数的增多，兵源的变化和武器防具的进步，让战争变得更为残酷，也让指挥战斗日益成为一门艺术。兵家在战国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军事学成为战国时代发展最快的学问之一。

邵蓓：战国之所以叫战国它的典型特点就是以战争为主，战争的目的就要取胜，因为要取胜就是不可避免的就催生了各种战术战法，就是说本身它是一个军事思想极大发展的一个时代。

优秀的将帅在战场上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陈相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自从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之后，就一直研究被世人誉为中国兵家宝典的《孙子兵法》。两千五百年前成书的《孙子兵法》，不仅被中国历代军事学家和军事指挥人员奉为圭臬，更是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广为流传，在美国的西点军校，甚至被定为战争哲学。

陈相灵：《孙子兵法》它主要是战争哲学，作为孙子的出发点，我们怎么样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战场效果，因此他就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其他的像用兵的思想，虚和实、齐和正等等，都可以来指导我们今天的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是中国最高的军事学府，来到这里学习的都是当代军队中的佼佼者，很多都会成为未来军队的指挥员，《孙子兵法》是他们的一门必修课。春秋时期出世的《孙子兵法》注重战略，到了战国时代，一大批更富有实战技能和经验的军事家诞生了，吴起、乐毅、白起、孙膑等成为一时翘楚，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其中，吴起偏重于士卒训练，他创建的魏国武卒成为战国时期最为强悍的特种部队。而与他齐名的是一个被后人称为孙膑的军事家，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实战能力。孙膑齐国人，据说与当时威震四方的魏国大将军庞涓师出同门，一起像鬼谷子学习兵法。后来庞涓急于建功立业，先下山求取功名，他和孙膑越好，一旦有了功名便会大力推荐他共享富贵。庞涓做了魏惠王的将军，很受重用，但心里知道自己的才能远远不如孙膑，始终惴惴不安。于是派人把孙膑请到魏国，但却在魏王面前诬陷孙膑私通齐国，挖了他的膝盖骨，防止他逃跑，残废的孙膑忍辱负重，终于在在庞涓放松警惕时，趁机逃回齐国，孙膑到了齐国之后，受到齐国将军田忌的善待。

这里是位于山东临淄的遄台遗址，据当地考古专家推测，这里曾经是齐国的赛马场，著名的典故田忌赛马就在这里发生，田忌赛马的策略出自孙膑，田忌的真正用意是向齐威王推荐孙膑。

韩伟东：孙膑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用田忌的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第一局田忌就输了，第二局田忌就用的他的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第二局田忌赢了，第三局的时候田忌用自己的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田忌又赢了一局，田忌胜了齐威王。齐威王就感到非常奇怪，这时候田忌就把孙膑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希望通过与孙膑对话，了解到他确实是一个文韬武略、特别是军事才能非常高的人物。于是，他就把孙膑拜为了军师，这位后来齐国军事强大奠定了基础。

这片曾经的赛马场如今的耕田，是中国伟大的军事家孙膑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起点，接下来战国时期最为经典的两场战役即将展开，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这也是两个人的战争，孙膑为齐国，庞涓为魏国，两个人的不同选择终归要让他们在战场上相逢。在桂林之战中，孙膑创造出了的围魏救赵的经典军事战术，齐国军队不仅解了赵国之围，而且大败由庞涓统领的魏国军队，公元前342年，魏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在马陵与魏国太子申和庞涓带领的十万大军相逢，在马陵之战中，孙膑采用逐日减少营地军灶数目的策略，三天内从十万灶减到五万灶，再减到三万灶，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导致庞涓轻敌冒进，只率少数精锐部队兼程追赶，最终被孙膑围困在了马陵山，庞涓死于战乱之中，魏国也由此一蹶不振。

这里是山东临沂的马陵山，丛林茂密、地势陡峭，军人出身的黄新忠现在是山东临沂历史考古所副研究员，三十多年来一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现和调查研究，他认为这里就是当年马陵之战的所在地。庞涓到那个地方以后一看，一块桑树剥了皮，上面有字，是蚂蚁集成的，他认为是天意，所以就拔剑自刎了，后来还有一种说法呢，那就是他取火视之的时候，万弩齐发射中，把庞涓射死了。其实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仍不能够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说服人们相信这片山林，就是当年的战场。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孙膑与庞涓，也许因为太多经典、太过传奇，而且充满了恩怨情仇，太过戏剧性。后世对这两场战役的过程，也产生了很多的质疑，至于经典战役的创造者孙膑更是成了千古之谜。千百年来，许多人认为孙膑与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同为一个人，传说中的《孙膑兵法》根本不存在。

1972年4月10日，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人们在清理地基时意外发现了两座古代墓葬，而这次发现，后来被评为了20世纪70年代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是两个西汉时期的普通墓葬，墓主人到底姓甚名谁，至今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考古人员在清理古墓中的竹简时，惊奇地发现了一部《孙子兵法》，更令人震惊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兵书，它就是失传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孙膑兵法》，被清理后的《孙膑兵法》虽然残缺，但是内容明确记载了孙膑擒庞涓的战略，以及孙膑与齐威王、田忌的问答等内容。篇首的孙子曰字样与同墓出土的《孙武兵法》截然不同，两部兵书的重见天日，解开了孙武和孙膑是否是同一个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

陈相灵：《孙膑兵法》它主要是在战役这个层面它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作战原则，当然这些原则，我们说《孙子兵法》当中也讲到了，像以奇用兵，那么怎么个以奇用兵呢，孙子就没有再说。但是孙膑就告诉你了，什么是奇呢，以异为奇，我跟你不一样的，这就是奇，据说他在某些方面、在很多方面都是发展了、丰富了《孙子兵法》当中一些，特别是在用兵这一块，发展了他的思想。

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等待破解，他就是鬼谷子，相传鬼谷子是老子的徒弟，他身兼数家学问，他的学生除了兵家的孙膑与庞涓，还有另外一批人，也在影响着整个战国的政局，他们被称为纵横家。春秋时期只有楚国敢于称王，其他诸侯国仍奉周天子为号，强大的诸侯也只敢称霸主，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再也按捺不住称王的野心，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率先称王，之后齐、秦、魏、韩四国的国君也先后称王，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中山五国发起五国相王，赵、燕、中山国君也不甘落后用上了王号，周天子所独享的尊号终于为各国所普遍采用。

随着各诸侯国纷纷称王，兼并战争开始变得更加激烈，战国中期以后，围绕着怎样争取盟国和对外扩张的策略问题，游走于各国的谋士分别从合纵、连横两个方面出谋划策，纵横家们在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大行其道，张仪、苏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相传他们也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出生于魏公族的旁支，为秦惠文王制定了连横的外交策略，他最初先到楚国游说楚王，没有受到楚王的重用，直到公元前329年张仪到秦国推销连横策略，受到了秦惠文王的重用，当上了秦国的相国，为了破坏齐楚联盟，公元前313年，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如果楚国能和齐国绝交，秦国就献出商於之地六百里。商於之地是秦国进攻中原的门户之一，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楚怀王经不住诱惑，迫不及待地与齐国绝交，但是当楚国的使者去接收献地的时候，张仪却说，他和楚怀王约定的是六里地，没有六百里之说，楚怀王闻讯大怒，但此时的楚国已经和齐国绝交，只能独自起兵伐秦，结果大败。秦国取得了楚国的汉中之地，排除了楚对秦的威胁，从此秦国的势力延伸到中原，张仪的连横策略取得了重大成功，秦国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陈相灵：作为纵横家的话，他使用的什么软实力，通过这个软实力，借用的是矛盾，没有矛盾，我制造矛盾，通过矛盾营造一个有利的态势，最后为军事家在战场上去决战，我提供一个好的一个态势，那么真正最后完成这场战争胜利还是要靠军事家。这是他们巨大的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说，虽然他借助于软实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什么呢，靠军事家在战场上打赢。

如同张仪一样，苏秦是战国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位出色的纵横家，他曾一人配六国的相印，他的合纵策略得到了许多诸侯国的积极响应，然而他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就是燕国的间谍，而且他从事的是兵法五间之一的死间，用生命为代价去向敌人传递假情报，诱使敌人上当。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成功游说齐湣王林联合燕、韩、赵、魏合纵攻秦，不过苏秦的真实目的却是要灭掉齐国，此时弱小宋国成为苏秦的重要棋子，因为宋国是列强们觊觎的土地，如果诱使齐国灭掉宋国，必然会激怒其他各国。苏秦做到了，使齐国在灭掉宋国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公元前285年，燕将乐毅率领秦、赵、韩、魏、燕五国联军攻齐，齐国形势危急，五国伐齐的号角吹响之时，苏秦的身份也暴露了。

三十年前，齐国乘子之之乱出兵攻打燕国，几乎让燕国灭国的情景，今天重现在齐国，苏秦发出最后一张密谍给千里之外的燕昭王，是告别、也是了结。苏秦在穷困潦倒之时，在燕国受到燕昭王礼遇，为知己者死，消灭齐国是苏秦对燕昭王的回报，苏秦最终被齐湣王车裂而死，率领五路联军的乐毅率军长驱直入，攻破了齐都临淄，这场战争在齐国打了足足五年之久，先后攻下了七十多座城市，只有即墨与莒还在坚守。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继位后不再信任乐毅，以骑劫代替乐毅，乐毅出赵国，即墨守将田单抓住机会展开反攻，田单在城里集中千余头牛，披上画有五彩龙纹的缁衣，脚上绑上尖刀，尾巴上绑上灌了油脂的芦苇，到了夜里，把牛尾巴点着，让它们狂奔，五千将士紧随其后，杀入燕军，燕军在睡梦中惊醒，看到奇形怪状的火牛，大惊失措，死伤惨重，骑劫也丢了性命，田单乘胜追击，很快收复了七十余城，拥齐襄王继位，恢复了齐国，齐国虽得以复国，但元气大伤，无力和秦国抗衡了。

陈相灵：苏秦和张仪珍，他那个时代所做的一切，那么跟我们今天这个外交家所做还不一样，那么外交的话，我们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还有它独立的独立的地方，那么当时纵横家做的，我们一个通俗的话来说，他是战争的推手，他是让对方犯错误，为我后面的战争做准备。苏秦用生命的代价，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政治局势并未如苏秦所愿，燕国没有崛起，而是秦国成为了七雄之中最强的国家，日益强盛秦国加快了兼并六国的步伐，垂沙之战，大败楚军；伊阙之战，战胜韩、魏两国，扫平秦军东进之路；鄢郢之战，获得了楚国大片国土；华阳之战，大败赵魏、联军，攻取了魏国的几座城池和赵国的观津。

公元前263年，秦国不断攻占韩国的城池，又切断韩国上党郡和韩国本土的交通，韩国欲献上党向秦求和，上党郡守冯亭不愿意投降秦国，就将上党郡十七城邑献给赵国，赵国欣然接受，派大将廉颇驻守长平，秦国显然不会放弃。公元前262年，派王龁进攻长平，秦赵两国都倾举国之力在长平集合了近百万大军，沿着长平城左右五十多里的山地，建筑垒壁，展开对峙。被廉颇曾曾用来储粮的大山，被后人命为大粮山，并竖起廉颇像以供后人瞻仰，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比拼的是综合国力、后勤补给是全军的生命线。当时廉颇采用坚决防守的作战方针，不管秦兵如何挑战，只是坚守不出，秦军束手无策，就这样双方相持了三年。但针对这场战争，秦赵之间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秦国成功使用了反间计，使赵孝成王认为廉颇坚守不出是怯战，于是派赵括代替廉颇为将，秦国得到消息后，立即暗中启用白起为上将军。

陈相灵：我们从这三个人来做一个比较，就是一场战争，它是一种将帅智慧的一种智斗，可能大家的力量都差不多，就看我这个智慧，谁的计更高明，那么作为廉颇来讲的话，他这个策略、最后的拖延战术，它是非常好的，他非常适合赵国的。但是赵王又是没有很好地去判断形势，这个赵括啊，经验不足，纸上谈兵，经不起对方的诱惑。白起来的话，就是说怎样去调动对方，怎么样去找弱家，进行打击。他（廉颇）是用的非常好的。

长平在今天山西省的高平市境内，相传这里的很多村庄，都是从当年的秦军营垒演变而来，当年就是在这些营垒的外围，秦军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赵括到达前线后，改变了廉颇坚守的策略，大举进军秦军，秦国将领白起则佯装溃退，让秦军固守营垒，诱敌深入，结果白起派兵突袭到赵军的后方，截断赵军的退路和粮道，又命骑兵部队插入赵军，将赵军主力分割成两只孤立的部队。此时，赵括终于意识到形势已经极度危险，几十万大军像困兽一样束手无策，赵括将剩余赵军组织成四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秦国壁垒，拼死突围，历史上最惨烈的战败就此上演。到了公元前260年的九月，赵军的四次突围均告失败，断粮已经46天的赵国军队在极度恐惧和绝望中开始相互残杀，以人为食，绝望的赵括亲自领兵博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四十万人降秦，白起将他们全部活埋，仅仅释放了240个年幼的战俘，让他们归赵后散布秦国之威。

陈相灵：经过这一战，那就彻底的把赵国力量的支撑基本上打击了，可以说是赵国也对后来的秦国形成不了巨大威胁，以后来秦统一六国的进程就非常爽了，这就是这场战秦统一六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虽然他提前决战，但是他打赢了，这就是把这个统一六国的进程大大地压缩了。

两千多年过去，这场战争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史书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长平之战是所有秦军发动的战争中对过程和细节都记载得最为详细的一场战役，但战争的具体发生地，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上世纪末，一个老人的不经意发现，揭开了这个谜团。1995年5月，高平县永禄村农民李珠海和他的儿子李有金在耕地时，在一尺的土下发现了众多遗骨，还发现了几十枚赵国刀币，便报告了文物部门。

田贵生：大兄哥，他那时候承包了一片土地，就在这个地方种些果树，春天呢，他想收拾的，建设地，他来了就想把这里铲一铲，把这块地平整平整，在铲地的时候，突然就铲出骨头来了，铲出骨头来了，当时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就继续铲，越铲骨头越多。

战争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今天的事实却是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真实地，演示着当年那场残忍的屠杀，2014年，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了长平之战纪念馆，与其他的馆藏不同，这里只有层层叠叠的白骨，印证了史书中对秦军野蛮残暴行径的描写，述说着当年战争的惨烈与无情。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时期，这是一股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历史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身处其中的人只能选择是站在潮头浪尖，成就自己的丰功伟业，或是无奈地被洪流所淹没。长平之战，是秦朝统一之前最后一次大决战，之后，六国再也没有力量和秦国抗衡，历史由此发生转折，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秦国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统一六国已经指日可待。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有一个时期至关重要，公元前500年左右，东方西方，群星璀璨，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均在这个时期诞生，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古典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其所产生的文化，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人类的思想与生活。这个时代，是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其为轴心时代。中国的哲学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蓬勃而出。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即彼此批评博弈，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到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灿烂的篇章。

这里是山东省邹城市的孟庙，庙宇里正在进行的是成年加冠礼，在集体叩首之后，老者主持加冠仪式，少年加冠之后便正式成年，千百年来，殿堂里的亚圣孟子注目着无数后辈少年加冠成年，孟子是孔子的弟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推崇备至，孟子遗憾自己不能亲自倾听孔子的教诲，只能成为私淑弟子，但孟子却坚定地视自己为孔子的直接继承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古代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开头的这句话，就是孟子思想的基础。孟祥居老人是孟子的74代孙，也是中华孟氏宗亲会的名誉会长。

孟祥居：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来讲都是善良的，他认为就是说老百姓就能享受到帝王的仁义和慈爱，他才能真心实意地拥护你，才能爱戴你，你的江山才能够坐的稳，所以说得人心者得天下。

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游梁祠，2014年夏季，河南孟氏宗亲会在这里举行了一场规模不大的祭祀仪式，仪式里有一项告祖的内容，孟氏后人准备重修游梁祠。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和孔子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国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厚待，享有丰厚的待遇。当年，孟子生平出游第一事就是游梁说惠王，在魏国国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流传至今。国君说：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毫不客气的回答：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有有仁义就足够了，在儒家历史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亚圣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国之君阐述行仁义、兴王道，后人为此专门修建游梁祠，纪念孟子。梁惠王虽然多次向孟子请教，但他只想通过战争使魏国扬威天下，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爱民，不嗜杀，省刑罚，减免赋税的思想格格不入。因而孟子的仁政主张很难被统治者真正接受，孟子最终对梁惠王绝望了，生气地说梁惠王望之不似人君，然后离开魏国。

孟氏宗亲的祭奠过后，游梁祠重归平静，世代在这里看守的后人细心地打扫着院落，实际上，游梁祠大部分已毁，所剩殿宇也被改造成了工厂厂房，祠内仅存的两方石碑，一方为康熙二十八年，阎兴邦《重修由梁祠书院碑》，另一方为嘉庆年间之碑，碑上面的字迹剥落模糊，游梁祠的魄罗情形，仿佛就是当年盛名之下的孟子，在宣讲仁义之说时的遭遇，离开魏国后，孟子转赴齐国，他对齐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尽快到达稷下学宫。轴心时代的东方，有一所群贤聚集，思想之火无比璀璨的学术中心，它既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这里汇聚了当时了最著名的学者，他们收徒讲学，交流论辩，各种思想交流碰撞，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最重要的场所。

韩伟东：这是一个稷下学宫的一个标志碑，稷下学宫的具体的位置呢，根据史书记载，应当是在齐国都城宫城西墙的南门，它南边正好有稷山，现在都湮没在这些田地之下了。韩伟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局长，稷下学宫的兴衰是生活在稷山下的所有人最为感慨的。对于稷下学宫，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是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

韩伟东：史学家都说，稷下学宫是中国最早社会科学院和官办的大学，不论是什么样的学派，只要是有能力，稷下学宫就容纳他，而且给他们提供非常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同时呢，他又提供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争鸣的环境，就是在这里，稷下先生们不治而议论，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互相争鸣。

汇聚在稷下学宫的学者被后世统称为稷下学派。事实上，稷下学宫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名、兵、农、阴阳等诸家学派。稷下学士们在稷下学宫授徒讲学，著述立说，他们相互辩论，又相互汲取，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标志。到达齐国后，孟子受到很高的礼遇，他继续宣传他的仁政学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蒋重跃：因为这个民本，把它说全了叫以民为本，统治者要以民为本，君主是民的主人，君主以民作为自己的根本。他站在民上面，踩在民的上面才成为君的，在利益的分配，在对待国家不同人群的态度上，你要把自己放在轻的位置上，这很了不起。

在稷下学宫中，孟子和不同学派的学者展开激烈的辩论，他抨击最厉害的当属当时广为流传的一种学说，即墨家。孟子是邹城人，墨子是滕州人，两个人的家乡离的很近，又都是师从儒家，但两者秉承的学术思想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完全对立。这里是位于山东省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百家诸子的塑像不同的是，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完全颠覆了学者惯常的衣冠整齐和文质彬彬。相反，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手执树杖，跨步向前，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和塑像一样，墨子纪念馆也和其他纪念馆不同，这里几乎就是一座展现古代发明创造和奇思妙想的科技馆。

牛娜：墨子被誉为科圣，宋健高度评价墨子为唯物始祖科圣墨翟，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抛石机，这是墨家利用了杠杆平衡原理发明的一个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最初是用于守城，他是把石块或者是火球放入这里，它通过这样一个辘辘牵引拉下来，在通过支点的弹力把石头抛出城外，用来砸伤城外的敌人。墨子说圆，一中同长也，就是说圆的一个中心，同长也就是半径相等，这样旋转一周就形成了一个圆，这是古代关于圆的最早的概念，相当于现在的圆规。

战国初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一个人风尘仆仆赶了十天路来到楚国，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游说楚国国君的同时，墨子和楚王请来的能工巧匠公输班进行了一场模拟攻防战，公输班组织了九次进攻，被墨子九次击破，公输班的办法用尽了，墨子的应对方法还有余，墨子也依靠自己高超的防御术成功化解了两国的一场战争。墨子的楚国之行，是贯彻他一如既往的兼爱、非攻主张。

蒋重跃：墨子开始学儒，学儒学了爱了，学了仁了，可是发现有问题，所以就出来了，就反对儒家这个仁，你对人类这种爱，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一种远近亲疏的一种态度，他认为这不行，人都是一样的吗，既然人都是一样的，爱人就应该同样的爱，我是兼爱，都一样的爱。

传说墨子曾做出一种可以在天上飞行三天三夜的木鸟，那只传说中飞在空中的木鸟让人向往，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思想也是墨家的主要思想。墨子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他生活极其简朴，和弟子们吃菜根，穿粗布短衣，为了制止兼并战争，他们奔走在各国之间。和其他学派相比，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可能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墨者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团体，他们的最高领袖称为钜子，钜子职位由前任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子则是墨家的第一位钜子，墨者内部有严密的法规，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钜子的命令，他们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为了反对战争，为了使天下人都相亲相爱，可以毫不计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以自苦为极，严格服从纪律，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也是他们之所以在乱世中受到尊崇的原因。然而，在儒者眼中，墨家完全排斥礼乐的做法无疑是极端的。

张庆军：从他制度严密或者纪律严明这方面来说，对他推行他的学说有益，但是后人包括一些道教，在汉末黄巾起义，学习了墨家一些组织形式，或者我们现在说叫地下组织，因为他好多制度和当政者和统治者理念和制度都是不一样，所以说，后人甚至有人说，墨子是黑社会老大，这个我只能说很遗憾，他们没有学到墨子兼爱的思想的核心。

孟子出生比墨子晚，没有见过墨子，但他对墨子及墨家学说非常了解，他抨击墨家兼爱思想，认为不重视礼，不分亲疏贵贱的兼爱是糊涂的。在诸子百家当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无疑是最讲究中庸之道德，他们不走极端，讲究仁义礼乐，追求天下和谐的秩序，怀有救济苍生的远大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时代，孟子和孔子一样虽然周游列国，不惮艰险以弘扬儒家，但终究不能为用，晚年时也选择了教学著书之路。

这是一幅明朝张辉路所绘的《老子骑牛图》，图中老子坐于青牛之上，手持《道德经》卷，正抬眼注视着一只飞蝠，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一书中的曾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学的故事，孔子说老子像神龙一样深不可测。传说老子看到周道衰微，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汉朝人刘向在《列仙传》中这样写道，老子西游，关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老子骑牛，紫气东来，这是后人为老子附会的，神仙一般的描述，而且，因为画里的老子的坐骑不是马，而是牛，据说也有特指。

马所代表的乾卦所生发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和孜孜不倦的入世进取的儒家特点，而牛所代表的坤卦所生发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则合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主旨。西出函谷关的老子被关尹喜拦住，非要他写点什么才放他走，结果老子留下一篇五千字的文章出关而去，这篇文章就是《老子》，又称《道德经》，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三位老子，他们时代不同，国籍不同，可见司马迁已经搞不清到底哪一个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术上的疑古思潮盛行，老子的存在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老子》一书也被盖上了许多晚出的标记，引起了学者的质疑。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究竟是否真有其人，问题的解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证据。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的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书写于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就有《老子》的片段。

郭店楚简当时是发现了800多支，实际上有字检只有730支，《道德经》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在甲乙丙当中都有体现，应该说这个是真实地，能够说老子这不存在，存不存在的问题，有没有的问题，应该说怎么把老子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的问题。

《毛子》历来被视为难读之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道，就是一个生成万物，又不能明明白白说清楚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本质是无为而无不为。为此，老子主张顺应自然之势，放弃争斗，回归自然，是道家学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庄子将这种思想发扬得更加绮丽多彩，庄子与老子齐名，世称老庄，庄子是孟子同时代的人，但与孟子的积极入世相比，庄子的思想完全是出世的，他是道家思想的代表。

炎炎夏日，童子的抵树根而眠，庄周坦胸仰卧石塌，鼾声醉人，其上一对蝴蝶翩然而乐，这是元代刘贯道所作的著名的《庄周梦蝶图》，图中描述的是《庄子齐物论》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在梦中庄子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翔，自由自在，一梦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于是迷惑了，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就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庄周梦蝶的故事，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庄子，深深体会到了社会的动荡和个人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主张追求精神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要讲究无用之用，随波逐流，才能保全自己，体现了一个学者在乱世的无奈。

蒋重跃，北师大历史学教授，先秦学术思想是他的研究方向。

蒋重跃：要是我梦到的话，我都会感到非常愉快的，他认为这种叫物化，什么叫物化，就是用物象的形式的一种变化，什么东西以物相的形式变化呢，是道，道就是世界的本源，我们说一切从哪儿来的呢，那个来源处就叫道。第二个道还有一个意义，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事物、每一类事物它的背后，决定它是什么的那个东西，就是道。因为我们说高大上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我们说卑贱的时候，我们也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如果我们换了这个角度，换了这个位置，高大上还是高大上吗。

安徽蒙城，这里是庄子的故乡，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在传播。有一天，庄子和朋友惠施水一同到濠水游玩，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既是两千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民辩高手惠施。

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也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作为魏国的相国，当纵横家张仪展开连横行动时，惠施也在推动合纵抗秦之策，但在对抗中，惠施处在了下风，他曾在张仪的逼迫下，改装易行，仓皇逃出魏国。不过，在学问上，他远胜张仪，留下了自己的声名，惠施知识渊博，庄子说他的书有五车之多。有一个叫黄缭的人问惠施：天不会掉下来，地不会陷进去的原因，以及风雨雷霆的发生，惠施想也不想，脱口而应。但惠施是如何回答的，史书没有记载，而惠施的著作大部分已经失传，惠施的答案自然也不得而知。战国时期，包括惠施在内，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积极于探讨名实的问题，长于辩论，他们提出了一些奇怪的命题，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等等，然而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说法，包含了朴素的逻辑学和辩证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辩者被后人称为名家，其代表人物除了宋国的惠施之外，还有后期的墨家和赵国的公孙龙。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灵宝县函谷关，两千三百多年前，当人们把老子乘牛过函谷关奉了一个紫气东来的传说时，另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来到了谷关前，只是这位乘白马的人并没有受到老子般的礼遇，相反，他被看守城门的秦国卫士拦在了城门之外，这个人叫公孙龙，公孙龙与惠施同样好辩，当时赵国的马匹流行疫病，为了防止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在函谷关口贴出了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这天，赵国的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要入关，关吏说：你可以入关，但是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说:我骑的白马不是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关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问：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愣住了，公孙龙说：白是指颜色而言，马是指名称，名称和颜色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不是马，关吏被公孙龙的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居然放他的马过关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但是白马非马，确实是使公孙龙名声大噪的命题，公孙龙的理论力图把物体的慨念和物体本身区分开来，其中包含了逻辑学方面的探索。但是，他过于强调概念的存在，使自己陷入了诡辩。

蒋重跃：在我们的历史上，这一派的贡献被大大地贬低了，最后没人理解，没人用了，我们考虑问题，怎么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呢？重要的是我们懂不懂概念思维，能不能把概念，把事物做概念式的理解，如果我们有这个本事的话，我们会把事情说的更清楚，政治治理国家也是要说清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会对政治有大用的，可是当时的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里是北京密云，古为燕国渔阳郡，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一位稷下学者的神奇传说，这位学者名叫邹衍，相传邹衍在辅佐燕昭王时的一个春季来到密云，见此地依然还是冬天，寒气太盛，草木不长，于是他便在密云的一个山头上吹起了律管，演奏春之曲，一连吹了三天三夜，邹衍吹律之后，暖风随即而来，阳光明媚，冰消雪化，农民赶紧耕地下种，这一年庄稼长得特别好，五谷丰收。邹衍又从全国找来了许多当地缺少的粮种，交给农民识别，教他们不同的耕作方法，从此这里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为了纪念邹衍，当地老百姓曾经修筑邹子祠。数千年过去，曾经香火繁盛的邹子祠，早已难寻踪迹，但黍谷山上不断变化的光影之中，似乎依然能看到这位战国时期可以尽言天事的阴阳家学派代表人物邹衍的身影。邹衍吹律的背后，其实是利用的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而邹衍就是一位主张阴阳五行，五德终始的学者，邹衍喜欢谈天事，创建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的理论，后来被用为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邹衍在总结了前人对地理知识认知的基础上，加以推理想象，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假说—大九州说。他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还有九个像赤县神州一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而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有大瀛海环绕，这才是八极，在那里才有八个方面的终极之处，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大九州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学者对世界思考。

每年的农历8月27，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基本上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孔大典，而在曲阜孔庙的祭孔大典最为热烈。自汉代开始，在祭祀孔子的时候，开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这些陪祀的儒者都是后人认可的历朝历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中间有孔子知名七十二弟子，有战国的孟子，汉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这些陪祀者数量最为庞大的时候有一百五多人，他们或者和孔子同处大成殿或者列于大成殿东西厢房之中，一起享受后人的朝圣。然而当人们把最繁盛的香火供奉给万世师表的孔子，以及诸多儒家大贤的时候，更多的人却没有注意到，可以比肩亚圣孟子的大儒荀子，却不在其中，荀子曾经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学宫长，是当时最知名的儒者，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没有出现的孔庙配享的塑像中，并不是疏忽，而是他的主张，在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中，显得非常另类，长久没有得到认可。荀子名荀况，是赵国人，出身法家人物辈出的三晋，荀子却心向儒学，也是因为出身三晋，荀子的儒学有了不同寻常的法治的色彩，他也更看到了人性之恶，和孟子提出性善论，讲究仁爱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他认为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使人向善。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礼义来教导民众，需要法令来制约民众，所以礼法是统治的要义，统治者的要隆礼重法，以外在的法规来规范人民。荀子一改儒家的是古非今，缅怀上古的做法，反对法先王的说法，提出法后王，这是他的思想带有了因时变革、与时俱进的特点。

蒋重跃：这个儒家讲什么呢，讲天命，天理良心，荀子正反了，天你是自然的天，天理何在，人呢，人有性恶，所以他有性恶论，那很自然的，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我觉得天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你这两条就很难跨进孔庙的门槛了。

虽然荀子以及他的学说，没有被孔府承认，甚至不能列于孔庙之中，但荀子的思想却从来没有离开儒学的发源之地，在他灵魂深处生长的思想之树，宛如孔庙之中苍劲的银杏，两者同样枝繁叶茂，而又相通相融，生生不息。事实上，荀子的性恶论，只是他不能配享孔庙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荀子教出来的一个学生，数千年来一直被儒家所诟病。荀子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弟子，他们声名显赫，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他们为此后的王朝提供了一套缘法而治的统驭之术。他们的名字是李斯和韩非，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和老师荀子一样，韩非子的学说也融合了诸家之长，不过在取向上，韩非子抛弃了老师倡导的礼义，转而宣传法治，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认为，没有法令，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而受到法令的约束，即使是桀纣那样的暴君，也不会把国家乱到难以收拾的地步。而且，像尧舜那样的圣君百年难遇，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世所罕见，大部分的国君都是中人之资，一个中等的国君，守着法来治理国家，就好比一个笨拙的工匠守着规矩尺寸来做工，怎么也是大致不差的。韩非提出君主的极端专治，减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

蒋重跃：也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吊诡吧，儒家培养两个学生，是法家的大人物，最后做了一些对于整个学术发展，包括儒家非常不利的，反对儒家反对的最激烈的，所以你像商鞅，《商君书》里面反对六种人，叫六蝨，六种蝨子，毒虫，害虫，其中儒家在里面。到了韩非《五蠹》，《五蠹》儒家也在里面，儒家成了首当其冲，要去除的一种人，法家对这个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怎么说呢，或者叫终结者。

战国法家反对思想自由，但是法家本身却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对自然、人性、政治，社会等做了深入地思考，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法家的政治实践，让其学术思想逐渐落实成为一种在当时看来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当然，其也为随后的统治者在治国中，采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才能长治久安，提供了可供反思的明鉴。

轴心时代的中国，既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众说融汇的时代，所谓百家，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战国时期各执一说，即相互批评又相互交融，用百家争鸣这样的词来形容并不夸张。两千多年之后，曾经建高门大屋，有康庄之衢的稷下学宫早已变成了眼前的一抔黄土，但这黄土应孕和见证了那样一个诸子蜂起、百家迭出的精彩时代，即便此后秦始皇焚书坑儒，私学被禁止；即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成了千古绝响。但是，诸子百家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遗产，不仅保存于千古流传的丰富典籍，而且绵延不绝的影响历代文坛士林，他们一起塑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独特风貌，塑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以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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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东周瓦解，群雄逐鹿，战事不断，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各诸侯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者并非总是强者，弱者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变法来成为强者。而秦国的崛起尤其出人意料，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是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

公元前九世纪末，嬴姓族长非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丰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以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使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曾振宇：因为当时秦国的地处西陲、落后，立国时间比中原国家晚了大概有两个多世纪，和西戎杂居在一块，所以中原这个国家盟会的时候，往往是不会邀请秦国参加的，认为秦国这个是野蛮落后的国家。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骞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的将西戎的使臣由余招致麾下，大败西戎。然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能仅靠一个强势的君主，要想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秦国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和法律。秦穆公去世后的三百年里，秦国曾一度陷入了一系列混乱之中，经历了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代乱政，国力衰弱。而此时，而此时，中国社会正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大变革，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被分为三个国家，其中，魏国率先由李悝推行变法，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使魏国迅速跃迁为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内部却千疮百孔，长期内乱和落后的体制，导致农业凋敝，经济萧条，王权斗争使君臣失和，吏治混乱，拖沓成风，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威信。秦国民风虽然彪悍，但百姓热衷于私斗，而不愿为国作战。

公元前五世纪初，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于秦人来说，不仅是莫大的耻辱，更加剧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危机也可能变成最大的动力，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复穆公之故地，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要达到这些目的，秦孝公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秦国混乱落后的局面，否则将没有生存之路，他迫切需要一位目光远大、能够通盘考虑并执行有力的贤才，能够对秦国实施全面的改革。于是，秦孝公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开出了最优厚的待遇，宾客群臣能有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

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卫国公族，所以也被称为卫鞅，后来因秦孝公将商邑封给他，才被称为商鞅或商君，商鞅自幼喜好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大展宏图，但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依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史载，商鞅见到秦孝公后，先说以帝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这样的治国措施，需要很好的基础，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帝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务实的孝公，迫切地希望自己在位时，就能够实现强国理想。所以，对帝道、王道并不敢兴趣，商鞅最后讲述以霸道为核心的强国之术，顿时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语数日不厌。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对秦孝公而言，商鞅为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

任何改革，都会遭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早在商鞅之前，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尽管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最终都因无法彻底贯彻而以失败告终，商鞅虽然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国推行全面变法，同样困难重重，变法还未开始，商鞅就面临着秦国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质疑。

杨振红：当时旧贵族两个最重要代表就是甘龙和杜挚，他们就是坚决的反对变法，他们的主张，就是说你如果进行变法的话，那一定会讲了引起天下大乱，商鞅进行了那个坚决的驳斥，他认为就是三代的圣王，都是不拘于过去的礼节，而达到了一个王的境界。所以他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拘泥于过去的法制，而只有圣明的人，才是一个开启一个时代，创造一个制度的状态。

在现在的三秦大地，一出关于商鞅变法的戏剧即将登上舞台，作为经典保留剧目，《商鞅变法》曾多次获得秦腔戏曲界大奖，如今，这个剧目最后一次演出距今已经五年，似乎已经和商鞅变法一样，成为了历史。然而，编剧王军武和主演刘志政却想要改编剧本，把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

王军武：咱们提倡这个以史为鉴，历史上发生的这些有名的事件，或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把这种精神呀，以秦代的那一种的历史故事反映出来，对咱们这个现实的来说，有一个启迪作用，有一个推动作用。

秦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如今这种以唱腔高昂激越、曲风刚劲急促著称的艺术，仍在陕西各地盛行。然而，重新把《商鞅变法》搬上舞台，仍所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三秦大地没有多少人看好《商鞅变法》这出戏。现实历史中，商鞅所面临的困难更加巨大，在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商鞅并没有立即公布，他希望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精彩亮相，以便将他的立法精神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这是一件微小但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商鞅让官吏在市场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十斤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50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为了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它向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强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

商鞅变法历时十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这是流传久远的《商君书》，它记载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了使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然而，由于《商君书》内容芜杂等原因，一般认为此书不是出自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法家的综合之作，更有学者将《商君书》视为伪书。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荡涤之后，除了这本《商君书》，商鞅时代的典籍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后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因物证的缺失难以取得进展。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秦国故地，这里收藏着大量秦国时期的文物，然而，却无法找到直接记录商鞅变法的只言片语。不只这里，整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录都荡然无存。

这些古老的器皿，尽管形态、时代、材质各异，却都做工精巧，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爵，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形状像雀，古代贵族祭祀宗庙时，要向先祖献上美酒。爵因此成为贵族专用之物，也成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贵族、士人地位的高下。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齐为二十等级，重新制定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这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以军功作为赏爵的惟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时，则要削夺爵级，男子成丁时只是降若干等级，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想得到父亲同样的爵位，他们必须凭借军功。

杨振红：变法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爵制改革，它是以这个爵制改革为轴心，来铺开他的变法的，把这个爵，从贵族专有物变成了一个庶民也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打破了原来非常严格的贵族社会。

爵，虽然给了我们直观印象，但他毕竟不是商鞅变法的直接证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无比盼望的能找到有关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载，它们应该被记录在当时使用的简牍上，然而，在当年秦国的故土上，至今没有找到这些承载着秦国崛起的密档。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远离秦国的土地，现在的两湖地区，却有着几项震惊世人的考古大发现，间接佐证了《商君书》的真实性。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市张家山荆州博物馆，在整理三个西汉初年的墓葬时，发现了大量竹简，张家山汉简中发现的西汉初年吕后时期的法律文书《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名田宅律文，虽然它是汉初的法律，但由于汉承秦制，可以确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贵族土地等级占有制，采邑地主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定期轮换，农民对土地没有任何权利，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商鞅以二十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名田制。名：意味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庶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卒、士伍、庶人，可占有一顷田一宅，二十等爵位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1.5田1.5宅，爵位越高，田地的数量就越高，至十九级的关内侯，可占田95顷宅95宅，是普通庶人的95倍。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富强不再是纸上谈兵，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商鞅开始征收户口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承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增收户税。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杨振红：《汉书食货志》里头就记载了一段当时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的一段记载，说：至秦则不然，商鞅改帝王之制，然后，废井田开阡陌民，民得卖买。确实反映了，说商鞅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划时代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在更古未有的。

如果说富国之本集中体现在农业上，那么，商鞅的强国之道，则体现在军事上，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奖罚机制，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如果没有军功，宗室也将被剥夺爵位属籍。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用于作战，商鞅制定了残酷的刑罚，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农战还要痛苦，而在奖励方面，商鞅抑制百业，使秦人只能在农业和战斗中获得进爵之路。变法措施，严重的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制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内耗，商鞅下令严禁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然而秦人几百年来，野蛮粗鄙的陋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商鞅面对的是整个秦国社会的强大阻力。

据载，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700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嚎哭之声震天动地，这样的法律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年，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孝公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考验商鞅和秦孝公变法决心的试金石，秦孝公的儿子，太子驷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珡黥刑，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刑，就将太子的两位师傅分别实行了黥刑和割鼻的劓刑，以惩戒他们教导不力，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三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史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曾振宇：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以法治国只是商鞅思想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我称之为商鞅所说的道德理想主义，用商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以刑去刑，真正的社会高度文明化，是在这个社会长期的法制之后才能够实现，到这个境界，到了这个程度呢，甚至，老百姓都不需要官员的存在，不需要这个法制机构的存在，是非对错，大家都能够自裁于心。

咸阳位于丰水和谓水交汇之处，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是控制东西交通的重要通衢，孝公十二年，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栎阳迁到咸阳，并以迁都为契机，启动了第二次变法。此时，商鞅已被封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他将更加彻底地推行变法，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传统的分封制正迅速向郡县制转变，商鞅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聚等自然部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置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31个县，县设县令，掌管一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全力高度集中于秦国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这种政治制度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堪称一项创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统一帝国的根本原因。

臧知非：从历史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它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地方行政的基本格局和历史基础，它不仅是行政区划上奠定了郡县，包括后来行省，包括我们现在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基础，同时在人口管理的模式上，在土地管理模式上，也奠定以后历朝历代的基础，所谓千百年之法皆商鞅之法，皆秦法。

此后两年中，商鞅进行了一系列的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所必备的标准化工作。第一，为田开阡陌，即扩大亩积，将原来长100步，宽1步的小亩制改为长240步的大亩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率。第二，初为赋开征人头税，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统一度量衡。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在被非常郑重地取出来，这是一件自两千多年前量器，这件量器左侧刻秦孝公十八年铭文，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诏书，一件看似普通的量器，竟刻有两位秦国重要君主的手迹，表明了它与秦国崛起有着巨大的关联。

周亚：这就是商鞅方升，他是秦孝王十八年时候，商鞅做的一个量器，主要是这个测量容积的一个器皿，特别重要的就是记载了，这个容积的一个计算方法，16寸又五分之一寸，这个立方寸的一个的容积，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他用的这个度量衡的制度，就是商鞅的时候确定下来的制度。

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一座偏僻的土家族小镇里耶，千百年来，这个大山深处的小镇居民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2002年，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在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的秦始皇时期多达三万余枚的简牍，其内容主要是秦统一前后的行政管理文书。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小城的政府机关是如何依照秦国的标准化制度严密而有效运转的。如今，这些记载着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简牍，静静的摆放在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内。彭成刚馆长每天都和这些展品打交道，在他看来，这些竹简并不只是枯燥乏味的官府文书，它是秦国基层政府和百姓，严格按照国家制度工作和生活的典范，它真实而生动的揭示了秦国从中央到地方，如何高效运行的秘密。

彭成刚：这一枚简，关于对官员进行一种考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实行绩效考核，在秦朝就已经对官员有一种考核制度了，对官员考核在行使过程之中，如果对你的工作业绩考核不合格的话，然后到了年底，对你的俸禄都会降级的，如果考核评优，所有的待遇，包括俸禄，包括饮食，包括家庭的待遇都会相应提高。这枚简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坐飞机有时候要手持身份证，要对你的相貌进行核对。但是两千多年前，秦朝他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这枚简就是通关凭证，这个简上面关于你的肤色，你的身高，你的性别，还有你的爵位，它都有记载。

标准化的制度，使秦国的官僚机制高效地运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国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国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如同一个个齿轮般严密而又精确运行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引领着这架战车隆隆启动。此时的秦国已经是全民皆兵，迅速成为战国中最有战斗力的虎狼之师，孝公八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孝公十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孝公二十一年，齐国、魏国在马陵交战，魏十万大军覆灭，将军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这是商鞅等待了二十多年的最佳时机，更是秦国被魏国夺去河西之地四十余年后洗刷耻辱，争雄天下的最佳机会，商鞅马上向秦孝公建议，秦魏两国势不两立，非魏并秦，即秦并魏，此时攻打魏国，魏国必然无力抵抗，向东迁徙，秦国就可以占据黄河天险，东向以制诸侯。秦孝公立即听从建议，派商鞅率军出击，一举击溃魏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魏惠王担心秦国再次来袭，被迫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约一百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当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商鞅新法。

李开元：秦军是百战百胜，六国根本没有办法抵抗，因为秦军有非常先进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度，包括它的武器系统。商鞅变革，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基本上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围绕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但这个军事实力也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但它的注目点还是在于提高，在战国当中的竞争能力。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的再现了秦穆公的辉煌，孝公十九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霸），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将於，商十五邑封给商鞅，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充满杀机的巨大阴影，正在向商鞅不断靠近。

这里是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975年，几位农民在挖排水沟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葬坑，这个古墓重见天日，填补了中国考古的巨大空白，墓葬坑中发现了大量写有文字的竹简，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它不仅证明了传世文献关于商鞅以《法经》为蓝本为秦国制定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的记载，表明商鞅在六篇之外，还制定了许多关于行政、民法方面的法律，商鞅通过立法的形式，为秦国建立了新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商鞅建立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也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告诘连坐制，一人犯法，其亲属、邻里、上下级必须检举揭发，否则要被一同治罪。为此，他们编制了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什伍制。

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的铁血统治也使得秦国充满了恐怖气息，被剥夺权利并被施以酷刑的旧贵族，更是对商鞅恨之入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

公元前338年，孝公年老病逝，太子驷继位，号惠文王，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倒商势力，为首的就是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师傅公子虔，他们誓与商鞅不共戴天，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

杨振红：当时商鞅就开始逃，逃到关下的时候，他想要留宿，结果店主让他拿出他的符篆来，就是能表明他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证件来，他没有，店主就不敢收留他，说商君有令，如果，你要留宿客人的话，一定要用符篆（证件），如果你没有我，我不敢留你，否则我一定会被判处刑罚，而且我的家人会连坐的，所以商君当时非常地感慨，说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制定的法律，居然把我自己陷于这样的一个境地。

不久，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秦军杀死，惠文王命人将商鞅的尸体运至咸阳，施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五马分尸。然而，尽管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作为秦国的新国君，他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新法已经成为秦国稳定发展、成就万世基业的基本保障。商鞅变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创，而是大量借鉴东方各国，特别是魏国变法的经验。例如，李悝在魏国率先推行在美国率先推行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建立法制；吴起在楚国推行新政之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除世卿世禄制。韩、赵、魏早在春秋末年还是晋大夫时，就开始扩大亩积。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商业变法，在战国变法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成功呢。

李开元：秦本身比较落后，落后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非常的不健全，这个时候商鞅带来一个比较文明的新的制度，他也愿意接受。孝公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君主，而且有很强烈的改革愿望，他在位时间也很长，所以能够一直支持商鞅，把两次变革推行到底。

杨振红：商鞅很多人评价他，说他是刻薄人，但是如果这样一个人，他进行治理国家的话，实际上他是奋不顾身的。所以，即使商鞅本人受到诟病，受到一些不好的评价。但是，他对这套制度本身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从国家制度建设来讲，从法律制度建设来讲，这应该说是两千年制度的一个根本，一个奠基。

公元前221年，在商鞅变法138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进军，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业，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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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临潼区东面五公里的骊山北麓，高隆着一座土山丘，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帝王陵，陵园占地56.25平方公里，陵墓封土现在周长仍有1700余米，雄伟高大的封冢，在巍巍峰峦环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在这里，沉睡着一位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巨人，他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嬴政，是他，结束了中华大地列国纷争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他因完成统一大业而名垂青史，又因实施暴政，遭千古骂名，秦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15年，而他所主持设计的皇帝制度，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家喻户晓的秦始皇，不仅他的身世。生平功过引人注目。如今，就连座落在骊山脚下的始皇陵，也因重多未解谜团而倍受关注，神秘莫测的秦始皇陵，空前绝后的兵马俑，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参观。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烟云，感受这位伟大帝王的丰功伟绩。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的邯郸，赵国的首都,秦国公子异人正在这里充当人质，公元前259年，异人的长子出生，他就是后来彪炳史册的秦始皇,公元前250年，异人继承秦国王位，称秦庄襄王，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薨，13岁的嬴政继位，因为年幼，朝政大事控制在相国吕不韦手中。公元前238年，22岁的嬴政在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仪式，戴冠、配剑，这不仅意味着他已经正式成人，而且将亲理朝政。此前秦国内，形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朝政大权已经从相国吕不韦转移到了长信侯嫪毐手中。嫪毐被吕不韦送入宫，与赵太后私通，嫪毐仗着太后的势力日益嚣张，自称秦王继父，嬴政亲政，让嫪毐感觉莫名恐惧，他盗用秦王玉玺及太后玺发动叛乱，率兵进攻蕲年宫。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这位年轻的国王向世人展示了超凡的魄力和领袖才能，他迅速组织兵力，平定叛乱，将嫪毐车裂，随后罢免举荐嫪毐的相国吕不韦，将其放逐到巴蜀，吕不韦畏罪自杀，嬴政顺利铲除了两大权力集团，将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相互攻伐，战争不断，经济破坏，民不聊生，天下百姓都渴望和平，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战国七雄的激烈角逐中，经过商鞅变法洗礼的秦国，实力逐渐超迈关东六国。这是收藏与咸阳博物馆的秦国青铜剑，长度均在81至94.8厘米，远远超出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的宝剑，剑的表面多呈青白色，有八个的棱面，结构致密，剑身近锋部束腰，锋利无比，可以洞穿铠甲，秦剑是青铜铸造致工艺的顶峰。秦国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兵工厂，与军事装备的先进相呼应，在军队建设方面，秦国继续大力推行军功爵制，士兵们为了立功封爵，授田而奋勇作战，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在内政方面，秦国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对外政策方面，则采取各种军事和外交活动，不断兼并周围弱小国家，扩张领土，秦军在长平大败强敌赵国，活埋赵国四十万士卒，此时，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朗。

郑国渠，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它流经今天陕西省的泾阳、三原、高陵、富平等地，绵延300余里。两千多年前新建的这项大型水利工程，却源起于一桩著名的间谍案，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原本土地贫瘠，降雨量稀少，粮食产量不高，这极大地影响了秦国国力。公元前246年，一个名叫郑国的韩国人来到秦国，游说秦王在关中平原上开凿水渠，引泾水东注洛水，灌溉泾水沿岸的干旱土地。秦王闻之大喜，采纳了他的意见，开始征调大量人力修建水渠。今天，在泾河中有许多巨大的石头，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石头就是当年郑国拦河筑坝时留下来的，如果这个推测属实，那么这些巨大的石头，就是当年郑国企图用来阻碍秦国进攻脚步的历史证据。

徐卫民：韩国当是应该是比较弱势的一个，在七雄里面比较弱势的一个国家，它又和秦是一个相邻的国家，秦可能灭的第一个就是韩国。这样的情况下，韩国就想出了一个疲秦的一个办法，就派他的水利工程师郑国游说秦国，然后在秦国渭河以北，修建一个引泾水到洛水的一个人工的水渠，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要修建这么一个人工的河流，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在，修到半中间的时候，秦王政就发现了，韩国这个阴谋。

郑国事件在大臣中引起激烈反应，他们认为外国客到秦国来大多是为了本国利益，企图削弱秦国，因此要求驱逐所有外国来客，嬴政接受大臣进言，下《逐客令》，驱逐六国客。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时任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他愤然上《谏逐客书》，力陈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秦王欲成大业，必须不拘国别，唯才是用。嬴政看后深为所动，废逐客令，允许各国人才继续留在秦国，为秦国效力。

徐卫民：秦王政这个时候他还是，对人才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他就没有让郑国回去（杀郑国），也没有让其他的政治家离开秦国，郑国渠的修建完成了，修建完成以后对秦国后来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个史书里面的记载，郑国渠的修建是秦国统一的一个很好物质基础，也是关中后来成为，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此后，秦王嬴政开始重用尉缭、李斯等六国客卿，不久，提拔李斯为廷尉，成为自己的重要谋臣，受到器重的李斯竭诚效忠，他建议，对六国采取离间、暗杀与战争相结合的策略，派遣雄辩之士暗中出使六国，以黄金、珠宝拉拢诸侯名士、大臣，离间君臣关系，如遭拒绝，就派刺客进行暗杀，秦军紧随其后进行武装占领。这一计策果然奏效，日益削弱的六国更加混乱不堪，公元前230年，秦军发动强大攻势，一举灭韩国；揭开统一六国的序幕，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率兵攻破赵国国都邯郸，俘虏赵王，赵国灭亡；秦军势如破竹，前225年秦灭魏国，公元前223年灭楚国，公元前222年灭燕国，公元前221年，秦国灭六国最后一个堡垒—齐国，将六国的疆土全部纳入秦的版图。这一年，嬴政三十八岁，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秦先后消灭东方六国，结束了数百年来诸侯分立、割据混战、生民涂炭的局面，统一了中国。相传周文王时，国有万邦，春秋时期见有记载的还有一百七十余国，至战国中期孟子生活的时代，只剩下十二个了，大国只有七雄而已。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块神州大地由万邦到统一是历史大势所趋。然而，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由秦始皇来完成，却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

杨振红：其实秦从孝公开始，然后一直在发展，然后不断地向东扩张，然后一直不断地在向统一迈进，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他就完成了这样一个统一的大业，这和他的能力、个性以及他的雄心都是密不可分的。

周时周天子称为王，战国后期，各诸侯国君纷纷僭越称王，秦王嬴政在横扫六国一统中原后，认为自己建立的功业亘古未有，五帝所不及，继续沿用王的称号，无法彰显自己的丰功伟绩，于是从泰皇（即人皇）五帝中各取一字，创皇帝称号，以往君王死后，后世根据他生前的品行功过论定谥号，嬴政认为，这是子议父、臣议君的大不敬行为，于是废除谥号制度，改以数字为序，自称始皇帝，希望秦的统治可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水土养人，秦人世居关中沃野，身材魁梧彪悍，他们的声音敞阔洪亮，直接影响到当地最著名的地方戏曲，秦腔的品质与特色，每到天色渐晚，陕西礼泉县的文庙里都会上演弦板皮影戏，老艺人们唱着秦腔，十指熟练地挑动着皮影，台下观众凝神聚目，台上战马嘶鸣、鼓声雷动。秦腔起源于周，形成于秦，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秦腔那粗犷雄浑的特色，充分凸显了秦人骠悍雄劲的个性，由秦人组成的秦国军队，正如这荡气回肠的秦腔，激扬高昂壮烈，成为当时华夏大地上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在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之后，秦人并未止步，嬴政继续开疆拓土，他心里的目标是统一他目光所及的天下。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大将屠睢率50万大军发动了征服岭南越族的战争，平定南方之后，嬴政的目光转向了帝国的北方，公元前215年，嬴政命将军蒙恬率30万秦军北击匈奴，蒙恬大军取得大捷，一举收复河套地区。次年秋，蒙恬率军北渡黄河，将匈奴赶出阴山，汉朝贾谊称其，去匈奴7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上不敢弯弓而抱怨。嬴政对东南、岭南、西南以及北方等边远地区的持续开拓，建立起一个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至东海朝鲜、北起阴山及辽东、南至今越南北部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这不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都具有极其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李开元：秦统一中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不只是统一了中原，统一了六国，他更重要，他在秦始皇和当时人的眼里，他是统一了世界，统一了天下。

秦统一中国之后，疆域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为了加强对广阔领土的有效管理，对边疆地区的守护，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在今天内蒙古固原境内有一段长度为一百多公里的秦长城遗址，依山就险，就地取材，由褐色的板岩石片堆砌而成，将北方草原和戈壁沙漠隔绝在外，每隔一段都设有烽火和障城。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抵御匈奴入侵，北方的秦、赵、燕三国都曾在边界上修筑长城个。深切体会到长城战略价值的秦始皇，从内地征发上百万民工，在燕、赵、秦长城基础上，修筑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绵延5000余公里，号称万里长城，对巩固秦国北方边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千多年来，长城有效地防范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内地居民的侵扰，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到了明代，进一步对长城进行了全面的整修重建，万里长城仅仅是秦国庞大军事工程的一部分，还有一项伟大的工程，至今鲜为人知。在陕西省富县的崇山峻岭中隐藏着的一些泥石夯就的道路，每天都有车辆驶过，仔细观察这些道路，当年修筑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高速公路—秦直道，直道从都城咸阳开始，向北直达内蒙古九原，长约700余公里，路面平均宽20米，最宽处达60米，直道是秦始皇为攻防匈奴，令大将蒙率数十万士兵、百姓修筑而成，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道路。

陈兰：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就是秦直道的富县车路两端，秦直道往南起咸阳淳化，北到内蒙古的包头，就是史书上对秦直道的建造的方式，只有这么四个字，就是堑山堙谷，遇到山，他就把山劈开，遇到沟的话他就把沟填上，所以呢，在这个秦直道上我们能看到他开山的地方，也能看到他夯土的地方。

秦直道纵穿陕北黄土高原，沿海拔1600米的子午岭一路北上，所经之处，地势险恶，人迹罕至，遇到大山也不绕开，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大部分路面依旧保存完好，有些道路至今仍可使用。秦直道是用黄土夯筑的，由于夯筑的十分结实，至今在直道上种树也无法成活。为了证实史书上对秦直道的描写，考古学家对道理遗迹进行了勘测。

陈兰：车路两端，挖过四条文物考古的探沟，这个探沟挖出来以后，它路面的结构是中间高两边低，靠沟的这边有夯土，最高的夯土层有8米高，有4米多宽,。所以，就是说它夯土，当时的这种技术跟排水，还有这个路面中间两边低的这个结构，跟现代的高速公路的建设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然而，直道只是秦帝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为了有效控制广阔的疆域，秦始皇下令修建从首都咸阳通往各地的道路，称为驰道，著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四方道等，秦始皇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建立起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网络。据统计，秦修建道路的总长度约6800公里，大约四个世纪后罗马道路的总长度才达到5984公里。四通八达的交通，即促进了各地物资的交流和商业的发展，更为军队及人员的快速运输提供了便利，提高了秦朝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管辖和统治能力。

卜宪群：秦统一以后，他为了实行文书管理，他要建立庞大的道路、交通，还有邮驿系统，还是为了加强统治，因为秦统一以后，他面临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东方的这些国家，对秦并不服从，而时刻准备着东山再起。所以秦，包括汉初很长的历史时期，对这些六国的势力都是非常防范，他只有建立这些道路，才能够快速的对这些可能出现的反抗势力进行镇压。

作为皇帝，秦始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总揽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秦始皇以执政勤勉著称，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文书章奏上呈到中央，秦始皇都要逐一审阅，亲自批示。当时的文书，是在竹简木牍上书写的，秦始皇为了给自己定每天阅览的数量，以衡石量书，即用120斤的衡器石称量，不完成定额绝不休息。为了建立一人天下的集权体制，秦始皇一方面不断强化个人专制，一方面大力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在中央，秦始皇着手建立了一套以公卿为首的庞大的百官体制，通称公卿制，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下设掌管具体政务的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诸卿，分掌司法、财政、京师戍卫等政务。国家军政大事，通常由公卿大臣进行朝议，最后由皇帝做出裁决，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杨振红：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建立的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官僚制，确实使皇帝的统治，可以直接贯彻到每一个人，废除了贵族的世袭制，选择、选拔官吏来管理这些百姓。

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龙山县的古城的一口古井里，发现了36000余枚秦代竹简。

谭富：整个一号古井，就是（发现）36000余枚简牍的一号古井，它的井口四周全部都是大小均等的楠木，以榫卯的结构镶嵌而成，出土的简牍文字总计在20万字左右，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秦代历史发现文字总数的十倍有余。

考古人员在对秦简进行整理时，发现了大量写有洞庭地名的简，《史记》明确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但是其中并没有洞庭郡，洞庭郡名的新发现，反映出秦始皇时设置郡县的实际情况远比文献记载的要复杂得多。

杨振红：秦始皇二十五年，或者应该叫秦王政二十五年的时候，在湘西建立了洞庭郡，它（里耶秦简）主要反映的，还是秦的地方行政是如何运作的，郡县制是如何展开、发展的，中央与郡县之间的是如何进行统治，如何进行联系的。

里耶古城地处武陵山脉腹临酉水河而建，城墙、城壕、水井、道路、官署等结构和布局完整，里耶秦简表明，两千多年前，里耶是洞庭郡下辖迁陵县的县治，秦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分为两级行政体制，分社主管行政、军事和监察的长官，郡行政长官称郡守，军事长官称郡尉，监察官称郡监，郡下设县，万户以上为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为行政长官，同时设县尉主管军事，县丞为行政副长官，郡县长官均由朝廷任免，不能世袭。县下设乡、亭，乡下设里，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为治安组织。皇帝和中央通过严格的文书制度，将中央的政策、法规推向全国，并及时掌握地方的治政情况和动向。

徐卫民：从中央到地方就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后来影响了中国历史2000年，我们知道一直到清代，仍然实行皇帝制度，而且这个郡县制度不但影响了我们中国，到现在在实行，而且很多的国家也在实行郡县制度。

然而，秦始皇废除西周实行800余年的分封制，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公元前213年，一次朝宴上，博士淳于越抨击郡县制，主张重新分封，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认为，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祸乱百姓，建议除医药、卜筮、农书外，将民间所藏诸子百家书全部焚毁，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这一建议正合秦始皇的心意，全国各地燃起焚书的熊熊火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焚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许多珍贵的先秦文献典籍因此失传。焚书次年，卢生等人因求不到长生不老药害怕秦始皇怪罪，偷偷商议：秦始皇刚愎自用，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不可能求到仙药，相约逃走。秦始皇闻知大怒，让人彻查诸生，是否有制造谣言迷惑百姓者，共查出460余人，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史称坑儒事件。

卜宪群：焚书坑儒，当然后来也被一些思想家，也把它放大了，过于放大，当然它本身是一个文化政策，体现了秦始皇这个人的极端的残暴的这一方面，这样一种政策应当说是对文化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当然，也从意识形态上进行一个控制的这样一种反应。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文化政策，是与他的这样一种集权体制是相伴相随的。

为了便于全国各地的交往和经济商贸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巩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统一全国文字。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然基本机构大致相同，但繁简程度和偏旁位置却有差异。秦始皇命李斯以战国时秦人通用的小篆为基础，加以规范，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在全国推广，同时废除其他各异体字，在当时民间更为通用的是秦隶，隶书书写简易，相传为程邈所作。

但实际上，是战国以来不断演变而来，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统一和简化文字，即有助于文化普及国家政教的推行和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中华民族长期保持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统一全国经济方面，秦始皇只要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统一度量衡，将商鞅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推广到全国，第二，改革币制，废止六国货币，全面推行秦的半两钱，实行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复本位货币制。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严禁私铸，如果说，版图疆域的空前拓展与统一是秦始皇完成中华统一大业的第一步，那么，统一文化和经济则是他为统一大业迈出的第二步，只有迈出这一步，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统一，才能建立起一个有稳定根基的统一的中华帝国。

在当时人们所描绘的大一统的盛世景象中，圣明的君主要定期在疆域内进行视察，称作巡狩，还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自认为功盖三皇五帝的秦始皇显然不能缺少这样的仪式，从统一中国的第二年开始，秦始皇便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巡游活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选择东方，他登上泰山，刻石立碑，举行封禅仪式，铭刻下自己的丰功伟业。秦始皇更追求现实的享乐，统一战争开始后，秦每灭一个国家，便在在咸阳仿制该国的宫殿，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开始在渭南上林苑营造规模更大的明宫，规恢三百余里，先建前殿阿房宫，占地八万多平方米，上可容纳万人，下可竖五丈旗，周围修建阁道，直抵终南山。自继任王位起，秦始皇便开始在骊山为自己修建陵墓，他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像生前一样享受荣华富贵。

1974年，陕西临潼几个农民的意外发现，震惊了世界，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规模浩大，阵列整齐的秦始皇兵马俑身上，这些高大魁梧、气宇轩昂的兵马俑，显然是以秦军官兵为模特经过陶工精心烧制而成。临潼是兵马俑的故乡，至今，在秦始皇陵附近的村子里，当地人仍仿照古法制作兵马俑，兵马俑多用陶冶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做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然后先烧后结。在这个庞大的兵马俑坑中，矗立着几千个秦俑，每个秦俑栩栩如生、富有生气，几十辆战车，几百匹战马，几千名战士整齐的排成军阵，前三排是前锋弓弩手，随后是步兵和战车，排成三十三列纵队，这是军阵的主体，最后三列为后卫，军队两侧为侧翼，军士皆面向外，护卫中军，6000个充满生气、神态各异的陶俑组成了强大军阵，生动在现了当年秦军的魏武雄姿。而离兵马俑坑仅一公里左右的地方，秦军最高统帅秦始皇就安葬在这巨大的土堆下，继续指挥着他这支庞大的地下军队。

田静：秦始皇帝陵墓的修造工作，从秦始皇13岁继承王位开始，一直到他死的时候，经过了38年时间的修建，方圆56.25平方公里，非常庞大，就是从秦始皇的陵墓中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扩展7.5公里，在这56.2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600多座陪葬的墓和渠。

秦始皇同时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耗费巨大，修建工匠，刑徒多达70万人，秦始皇在短短数十年间，一面对外大肆兴兵，一面对内改革制度，大兴土木，它使得刚刚建立的帝国很快便危机四伏。公元前211年，一块陨石落到东郡，有人在陨石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预言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就会分崩离析，秦始皇大为光火，下令官吏迅速破案，但一无所获。秦始皇于是下令，将住在周围的人全部杀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随行。行至今山东平原县南时，一向身体强健的秦始皇病倒了，病情来势凶猛，秦始皇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写信给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让他速归咸阳送葬，继嗣帝位。一这封信被掌管玺印的赵高扣了下来，赵高曾任胡亥师傅，并深得其宠幸，野心勃勃的赵高想利用自己的职权，立胡亥为帝，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七月，秦始皇捱到沙区时，终于一命呜呼，享年49岁。

卜宪群：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的时候，病死在沙丘，那么他病死以后，当时所知道的人是很少，他为了防止事情败露，就拉了一车鲍鱼与秦始皇的车同行，以此掩盖秦始皇的尸体所发出的腐臭，后来他们是严着河北到内蒙、到包头，从包头再南下到咸阳，就是走秦直道这条线回到咸阳。

叱咤风云的秦始皇生前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竟会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告别人世。秦始皇死后，赵高胁迫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赐死扶苏，将军蒙恬，胡亥回到咸阳后即皇位，为秦二世。公元前209年7月，大雨滂沱。陈胜吴广为首的九百名戍边壮丁，因为大雨耽误了行期，按照秦法，误期当斩，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各地民众纷纷响应，反秦起义迅速遍及全国。公元前207年，赵高逼迫秦二世自杀，去二世侄子子婴，去皇帝号，改称秦王，子婴杀死赵高。次年十月，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攻陷武关，秦王子婴投降。秦始皇一手缔造、盛极一时的大秦帝国，仅仅经历了15个春秋便轰然倾覆。

李开元：秦的统一它是结束了周以来的长期的战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这个历史过程是历史的一个发展的趋势，但是我们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各当时秦的统一，它是用的是军事征服，就是暴力征服，那这样它并没有考虑到各国各地的具体的名意。

徐卫民：他把大量的人力不是用在发展经济上，而是用在了大兴土木。比如说说他修长城，修直道、修驰道，修大型宫殿，像阿房宫，这些工程实际上是把全国人口、有效劳动力的10%到15%，都用到这个上。

历史上很少有伟人像秦始皇这样在其身后备受争议，有人誉之为千古一帝，有人称之为暴君，对于这一点，西方人似乎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秦始皇时东方世界的凯撒大帝或拿破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秦始皇创立的丰功伟业，很少有人能够企及，他为实现中国统一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不仅给中国、也给世界留下了难以估量的丰厚遗产。

李开元：对秦始皇，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强君，强大的强，非常强势的一个君王，而不是一个暴君。他在历史功绩，我们讲统一了中国，秦统一以后建立一个整套的制度，我们2000年都动不了，这个统一国家、这个制度，包括中国需要一个统一国家这个观念，就因此以后就固定下来。

秦始皇花费半生精力完成统一大业，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也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秦始皇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举办各种盛大典礼，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促成了秦的速亡，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仅从疆域上、更是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铸就了中华民族这个东方大国的不可撼动的牢固根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公元前210年七月，秦始皇第五次巡游东方，意外死在路上，丞相李斯与中车府令赵高狼狈为奸，伪造遗诏，将无能的胡亥推上了皇位。胡亥没有秦始皇的魄力和声威，却更加残暴，骄淫。于是，帝国积蓄多年的危机被推向极端，终于火山般爆发。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率先发难，一片混乱中，刘邦、项羽脱颖而出，二人合力推翻了秦朝政权，随即展开争取天下的战争。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战争不同，别的战争硝烟弥漫，这场战争却是文化味儿十足，因为它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十面埋伏、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楚河汉界、逐鹿中原、约法三章、四面楚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等，都出自这场了不起的战争。

秦始皇时代的咸阳，年年大兴土木，全国各地被征发来此服役的百姓络绎不绝。有一年的秋天，一群来自江苏丰县的征夫风尘仆仆出现在咸阳城中，却正遇上秦始皇出游。只见仪仗队伍仪态万千，十分壮观，端坐在车辇中的秦始皇威风凛凛，人见人畏。官吏百姓列队站在路旁，毕恭毕敬目送出巡队伍卷尘而去。忽然，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大丈夫生当如此！

人们回过头去，一位中年大汉，正满脸崇敬的看着远去的秦始皇。这个汉子，正是刘邦。

这就是江苏丰县的汉高故里。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就诞生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

与后来历代帝王的出生一样，刘邦的出生显得有些诡异。《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他的母亲刘媪有一天在大泽边睡觉，梦见与天神相遇，不久，刘媪怀孕了，于是生下了刘邦。

刘邦成年后混迹乡里，常去一个小酒馆赊酒喝，喝醉便躺下睡觉。说他睡着后，身上常出现一条龙，把酒馆女主人吓得连声尖叫。于是很快传出去，说刘邦是人中之龙，天子下凡。

采访：刘邦故意给自己的出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让老百姓相信他是真龙天子，这让后来的不少帝王争相仿效，包括太平天国洪秀全。其实质是装神弄鬼，欺骗民众。

其实，刘邦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不愿意种田，只喜欢喝酒，女色，整日游手好闲，专爱结交一帮狐朋狗友，而且四十几岁还不结婚成家。其刘公因此很不看好这个三儿子。

恰恰是这样的人，容易在遍布流氓无赖的官场上吃得开。刘邦后来居然混上了一个亭长的职位，与县衙里的官吏个个打得火热。有一次，县令的好朋友吕公乔迁之喜，县上的官吏都去恭贺他，规定礼品不够千钱的只能坐在堂下。刘邦递上礼单，上写“贺钱万”，其实只是一张白条。吕公觉得奇怪，亲自出门迎接，看见刘邦相貌神态，十分敬重，便邀请入席。刘邦满不在乎地坐在首席高谈阔论。客散后，吕公对刘邦说，自己有个女儿，想许配给他。刘邦心想，自己不仅白吃一顿饭，还得一个女人，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当即答应了这门亲事。

吕公许配给刘邦的这个女儿，就是日后一度将西汉王朝闹得天翻地覆汉高祖皇后吕雉。

相比之下，项羽的出生就显得平淡无奇，他不仅缺少传奇，甚至没有他父母情况的记载。

据史书记载，项羽小时候读书不好，学剑术也不成，他的叔叔项梁骂他，项羽说，识字只不过记录姓名，剑术只能同个别人对敌，都不值得学，他想学一种本领叫“万人敌”，一个人能打败许多人的本领。项梁便教他兵法。司马迁考证，项羽的身高有八尺多，折合成现在的身高，大约是一米九零左右，而且力大无穷，这样的身体素质，正适合练武和学习兵法。

采访：项羽的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液。他是楚国人，家族为强大的秦国所灭亡，项羽的爷爷项燕为当年楚国的名将，在与秦国大将王翦的交战中兵败自杀。可以说，项家与秦国有着国仇家恨。这样的仇恨，早早就埋在项羽的心里，成为他日后反秦的强大内驱力。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路过钱塘。项梁听说秦始皇到来，就带着侄子项羽去看热闹。只见江上旌旗蔽日，卫士如云，船队不见首尾，站在船上的秦始皇威风八面。这让22岁的项羽羡慕不已，手指着船上的秦始皇说：我将来一定要取代他！吓得项梁赶紧捂住侄子嘴巴，警告他：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吗，这可要诛灭九族啊！却从此对他另眼相待。

恐怕谁也不会料到，秦始皇这一次帝国巡游竟成为他的绝命之游。皇帝一死，大厦倾倒。

秦始皇死后不到一年，公元前209年七月的一天，一支九百人的戍卒冒雨行进在大泽乡泥泞的道路上。他们正要赶往渔阳戍边。陈胜、吴广是这群戍卒的首领。但不停的大雨使他们无法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法，戍边误期将被处死。陈胜、吴广走投无路，决定造反。

二人接着去卜卦。卜卦的人告诉他俩事情能成功，但得求助鬼神。吴广就将一张写有“陈胜王”三个字的帛书偷偷塞进渔民捕获的鱼腹中。戍卒买鱼回来，剖开鱼腹，发现了帛书，十分震惊，就把这事传扬开去。这还不够。当天晚上，陈胜又悄悄躲到营地附近的神祠丛林中点起了篝火，装狐狸叫，声音隐隐约约传出：“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听了更加诧异。第二天，事情传开了，大家暗中都指点着陈胜，从心底里认可了这位将带领他们造反的首领。

采访：这就是陈胜吴广起义有名的“鱼腹丹书”“篝火鸣狐”的故事，它是古代发动民众起来造反的一种有效手段。后来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有人仿效此类做法并屡获成功。

接下来，两人寻找造反的借口。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陈胜趁着押送军官喝得大醉，多次故意放出话说要逃跑，惹得军官拔剑威胁他。吴广趁机夺剑杀死军官。大家当场拥立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假托已故太子扶苏和被秦国逼死的楚国名将项燕的名义，聚众反秦。

在民众的支持下，起义军很快发展成为好几万人的大军，他们接连攻克蕲、铚、酂、苦、柘、谯等地。在攻克陈后，陈胜自立为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

“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起义，其效果就如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连锁反应。

各地的起义军一时风起云涌。刘邦率领萧何、曹参、樊哙等在沛县起兵，项梁、项羽叔侄俩在吴县起兵，英布率骊山刑徒联合鄱阳县令吴芮在鄱阳湖一带起兵，高阳人郦商起兵于陈留，后在其兄郦其食劝说下归附刘邦起义军。还有秦嘉等人在淮北起兵，彭越在巨野泽一带响应，陈婴在东阳起义。等等。另外，一些低级官吏也纷纷脱离秦朝政权，投奔起义军。秦朝政权的崩塌开始进入倒计时。

陈胜、吴广缺少作战经验，指挥失误，内部不和，先后被内奸杀害。因此，起义不久即遭重大挫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陷入低潮。然而，有更多的起义军随后奋勇而起，把起义重新推向高潮。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项梁和项羽叔侄俩领导的起义队伍。

在百川入海般的投奔队伍里，居然出现了刘邦的身影，他背后跟着两个人：萧何，张良。

采访：秦王朝征发各地刑徒到咸阳修筑骊山陵墓，沛县就派亭长刘邦押送本县刑徒前往服役。刑徒一路上不断逃跑，刘邦想，这样下去，等到达咸阳就没几个人了，索性让大家散伙，自己也打算逃亡。有十几个人愿意跟着他，一伙人就在刘邦带领下藏进了芒、砀的山林水泊间打家劫舍。附近一些小青年纷纷前来投奔他，于是很快成为一投有影响的势力。

项羽，刘邦，这两位日后楚汉战争的主角，第一次历史性地走到了一起，成为了战友于是，继陈胜、吴广之后，又一支强大的反秦力量重新集结，秦政权的覆亡已不可避免。关键时刻，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反秦斗争，谋臣范增劝说项梁立楚国的熊姓皇族后裔以争取民心，项梁认为有道理，便派人从民间找到替人放羊的楚怀王熊槐之孙熊心，立为楚怀王。

项梁在与秦军章邯的较量中不断取得胜利，但轻敌使他在秦军对定陶的一次夜袭中丧命。章邯同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以为楚兵不足虑，便引兵北渡黄河，大破赵国，赵王败走巨鹿。章邯又以40万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巨鹿。楚怀王便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五万兵力北上救赵，以牵制集中在河北的秦军主力。与此同时，楚怀王派刘邦率军挺进关中，直逼秦朝的腹心之地。楚怀王与诸将约定，谁先入定关中，谁就可以称王。

由于宋义有意拖延时间，行至安阳，逗留46天拒不出战，项羽求战心切，杀死宋义，众将士慑服，不敢抗拒，共推项羽代理上将军。楚怀王听说后，只好任命项羽为上将军。

项羽率军渡过漳河后，下令破釜沉舟，烧掉营房。到达巨鹿后，反把秦朝王离的军队包围起来，断其粮道，九战九胜，大破秦军，生俘王离，其余秦将有的被击毙，有的被迫自杀。曾经“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王离军团，从此消失在巨鹿城外。

数月之后，秦朝另一大将军章邯走投无路，率领20万军队投降项羽。经此一战，秦朝主力尽失，秦政权名存实亡。与血肉横飞的项羽正面战场相比，刘邦这一路可就轻松多了，几乎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轻而易举就打开了进军关中的门户。

这时，秦政权内部发生政变。赵高害怕秦二世追究他的责任，抢先动手，逼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为皇帝，同时派人与刘邦接头，企图分王关中。子婴识破赵高的阴谋，将其诛杀。但继位的子婴不甘初登王位即下台而负隅顽抗，与刘邦大战于蓝田，结果秦军一败涂地。

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进军霸上，兵临咸阳城。上台仅46天的末代君主子婴只得向刘邦投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秦王朝，其15年统治历史成为陈迹。

攻下咸阳城，一些将士像强盗一样争相抢掠金帛财物美女，刘邦看见心动了，也忍不住想享乐。樊哙劝他，说这些奢华的东西正是秦朝灭亡的祸根，希望你封存财物府库，赶快回到霸上！但刘邦恋恋不舍，张良也帮着规劝，说我们当初起兵，号称是为天下除掉暴君，但如果你上来也喜欢这一套，那就是帮助坏人干坏事了。刘邦这才很不情愿地回到霸上军营中。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魔鬼。在关键时刻，如何战胜魔鬼的诱惑？刘邦在这里给出了答案。

接着，刘邦召集附近乡绅约法三章：第一，杀人者处死，第二，伤人者看情形轻重定罪，第三，抢人东西者看赃物多少定罪。除了这三条，原来秦政府颁布的所有法律全部取消。

三条法规一出，关中民众一片欢呼，许多人牵着牛羊，挑着酒菜，来到霸上劳军。却被刘邦拒绝，说军营粮草充足，不敢让各位破费。民众因此更加敬佩。刘邦再次大把收揽民心。

就在刘邦不遗余力收买民心为夺取天下做准备的时候，项羽先是在一夜之间残忍地坑杀20万投降的秦兵，接着，他统领40万大军向刘邦驻守的关中杀奔而去。

采访：按照楚怀王的许诺，刘邦要践约称王，项羽急了，他认为楚怀王本来就是叔叔项梁给立的，他说的话不算数，再说，秦军主力是他项羽给歼灭的，刘邦那点功劳怎能跟自己相比？因此，当项羽得刘邦准备称王关中的消息后，立即怒不可遏，要发兵攻打刘邦。

暴秦统治终结，但老百姓并没有过上太平的日子，接踵而至的，是一场更加惨烈的争斗。

公元前206年十一月，项羽进抵函谷关，随后率军破关而入，重兵屯于鸿门。刘邦则以微弱的十万兵力驻守霸上。两军形成对峙局面，战争一触即发。弱势的刘邦处境十分危急。这时，项羽谋臣范增说话了，他说，如今刘邦入关，既不要财宝，也不近女色，看来志向不小，又说他请人察看天象，刘邦军营上空的气流成龙虎形状，五彩分明，那是只有帝王头上才有的气流，你应该尽快消灭他。项羽觉得有道理，下令犒赏三军，第二天进攻刘邦。

不可思议的是，项羽的伯父项伯总在关键时刻吃里扒外。当晚，项伯将军事行动的重要情报透露给了好友张良。张良大惊，立即火速将情况禀报刘邦。刘邦害怕，立即要求面见项伯。刘邦一脸诚恳地对项伯说，他天天盼望项将军到来，丝毫不敢有背叛之心，并请求项伯向项羽传达他的忠心。项伯答应了，并建议刘邦，第二天一早前往鸿门军营向项王赔礼道歉。

去，太过冒险，弄得不好会丢掉性命。不去，全军覆没，死路一条。刘邦思来想去，人生不就是一场冒险？与其等死，不如寻觅活下去的机会。天亮的时候，他打定了赴宴的主意。

“请主公但把宽心放，细听为臣说端详。强弱不敌暂避让，褒中奇险可兴邦。养得兵强马又壮，复夺三秦定家邦……”两千多年前的霸上鸿门，即将摆一场千古第一宴——鸿门宴。

第二天一早，刘邦出现在项羽营帐前。一番诚意，听得项羽十分舒服，并设宴款待刘邦。宴会期间，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不予理睬。范增又让项庄舞剑，以助酒兴，实际上意在沛公，借机杀掉刘邦。项伯一看情势危急，便也拨剑起舞，保护刘邦。危险关头，樊哙带剑拥盾独闯宴席，怒斥项羽背信弃义。这就使得范增杀死刘邦的阴谋未能得逞。

刘邦借口上厕所，一路逃回霸上。张良返回向项羽道歉，说刘邦喝醉了，只好不辞而别。范增一听，气急败坏，拨剑砍碎刘邦赠给他的玉斗，说这下完了，我们都将成为刘邦的俘虏！

采访：谈对鸿门宴的看法，分析刘邦和项羽两人的性格、表现及这场宴会对后来楚汉战争走向造成的重大影响。

几天后，项羽率军进抵咸阳，挖了秦始皇的坟墓，杀掉子婴及秦王室宗族，将财宝美女抢掠一空，又纵容士兵屠城放火。这场大火烧了三个月之久，秦国几百年创下的江山基业和秦始皇修建的奢华皇宫，在熊熊大火中全部化为灰烬。“覆压三百余里”的美仑美奂的阿房宫，便毁于项羽这把大火。一时，咸阳城上空黑烟笼罩，漫天灰烬犹如火山喷发，遮天蔽日。据“兵马俑之父”袁仲一推测，秦始皇陵焦黑的那一部分兵马俑，就是项羽那个时候给烧的。

家园被毁，关中百姓更加痛恨项羽。彻底丧失民心的项羽，更加难以在关中立足。

项羽自恃功高，便要楚怀王让他来主宰天下，楚怀王坚持先入定关中者称王，项羽十分生气，将他远徙江南，随即指使人将其杀害，然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一口气分封18个诸侯王。他对刘邦格外苛刻，不让他据有关中，而将他改封汉王，统辖古代流放犯人的巴、蜀、汉中一带偏远之地。又把秦地老百姓切齿痛恨的三位秦朝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封于“三秦”（雍，塞，翟三国），意在阻止刘邦东进。“三秦大地”的说法由此而来。

采访：项羽杀掉楚怀王犯下严重的错误，这成为刘邦号召诸侯起兵反楚的借口。而他的分封也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分封不均。不承认业已存在的诸侯国，重新进行分封。将富裕、重要的地方封给自己的亲信，而将与自己疏远的诸侯封到偏僻穷困的地方。这一做法引起众多诸侯、将领的不满。第二，放弃地势险要兵家必争的关中，东归彭城。

自以为劳苦功高的刘邦，无法容忍这样的待遇，便要发兵与项羽决一死战。周勃等人坚决反对。萧何向来老谋深算，他提出以退为进的战略方针，力劝刘邦放弃攻楚，因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建议刘邦暂时先赴汉中，安抚百姓，广收人才，利用巴、蜀有利条件，等待时机，还定“三秦”，统一天下。刘邦觉得有道理，便接受了汉王称号，并任命萧何为丞相。

公元前206年四月，刘邦正式动身前往封国。张良送别时又献上一计，让刘邦烧掉汉军所经过的所有栈道，一者防备诸侯军越界偷袭，二是表明汉军此去无东还之意，让项羽放心。

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刘邦选择了韬光养晦。他把当出头鸟的机会让给了其他有勇无谋者。

没有得到分封的部将和认为分封不公的六国贵族怒气冲冲，于是，一场对针项羽的战争开始了。齐、赵两国首先发难，项羽调兵遣将进行镇压。

此时，刘邦和事业似乎跌进了谷底。受到项羽的打击，手下能人本来就越来越少，却不断有人开小差逃跑，这不，刘邦接到报告，说就连南征北战多年的萧何，也跟着韩信跑掉了。

韩信从小游手好闲，到处混饭吃。有一次，他饿得难受，有位洗衣服的老妇人记他吃了一顿饭，临走时，韩信感激地说将来一定要重重报答，老妇人讥讽他，说一个大男人，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好意思。又有一次，有个流氓大街上欺侮韩信，让韩信从他的胯下钻过去。韩信真的趴在地上从人家胯下钻了过去。围观的人哄堂大笑，都说韩信是个懦夫。

这出长盛不衰的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再现了萧何是如何帮刘邦留住韩信的情景。

韩信先是投奔项梁，项梁兵败战死，归附项羽，却不受重用，心灰意冷。这时正好刘邦前往封国汉中，韩信便投奔他随同西行。一路上，萧何与韩信多次交谈，十分佩服韩信。但韩信受刘邦冷遇，非常失望，于是在某个月夜悄悄逃走了。萧何一听韩信跑掉了，来不及跟刘邦请示，便骑马狂追，追了几乎一个晚上，终于追上韩信，连哄带拉把他弄回了军营。刘邦一看萧何回来了，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原来，萧何没有逃跑，而是替刘邦把韩信给追回来。

萧何再次向刘邦推荐韩信，说他是天下第一人才，如果他想战胜项羽，夺取天下，就必须依靠韩信。刘邦接受了萧何的建议，举行隆重的仪式，拜韩信为大将，引起了全军的轰动。

韩信走马上任，立即为刘邦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先拿下三秦，再抗衡项羽。而此时的项羽，正忙于山东战事，镇压起事的各路诸侯。这正好又为刘邦提供了图谋和准备的机会。

公元前206年五月，刘邦采纳大将军韩信之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突然袭击雍王章邯，迅速平定三秦。占领关中地区，并苦心经营成为大后方。这就使项羽两面受敌：东有齐、赵反楚，西则汉定“三秦”。在此前后，汉、齐、梁等诸侯纷纷起兵反叛，项羽疲于应付。

一对乱世枭雄，开始长达四年的争斗，这就是中外战争史上最经典的战例——楚汉战争。

采访：这场战争的结局众所周知，就是以项羽的兵败身死和刘邦的登上皇位建立大汉王朝画上句号。但对刘邦而言，他的胜利实在来得太艰难了，整个战争，经过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最后到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终取得楚汉战争的全面胜利，天下归刘邦所有。

公元前205年三月，刘邦乘机大举东进，四月，攻占彭城，却终日饮酒作乐，欢庆胜利，项羽亲率精兵三万回救彭城，将刘邦重重包围。战场上，刘邦项羽再次相遇。但这次相遇不同以往，而是作为一对你死我活的对手相遇。项羽还是那么勇猛，刘邦还是那么不堪一击。刘邦迅速溃败，走投无路，危在旦夕，然而奇迹出现了，大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楚军被刮得阵脚大乱。刘邦趁机突出重围，狼狈逃命。路上遇见离散的儿女，刘邦嫌累赘，几次将他们推下车，幸而驾车的夏侯婴不顾刘邦的责骂，坚持拉扯着一道逃跑，才将其儿女救出。但刘邦的老父和妻子吕氏被项羽捉走。

采访：彭城之战是楚汉之争中的一次重大战役。项羽回师突袭，以少胜多，刘邦麻痹轻敌，几乎全军覆没。楚军接着乘胜追击，汉军不得不全面退却。各路诸侯见汉军失利，又纷纷背汉投楚，刘邦重新陷入困境。

公元205年五月，刘邦退守荥阳、成皋一线，此地为交通要道，军事重镇，进可攻，退可守，成为刘邦转败为胜的必争之地。从此，在这一条线上，楚汉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但当时仍然是楚强汉弱，刘邦正面、北面、西北都有敌人，腹背受敌。关键时刻，张良的破楚计划出台：拿出关东地区作为奖赏，策动英布背楚归汉，削弱项羽，解降汉军南翼压力；利用彭越继续反楚，在楚军心腹之地游动作战，牵制和分散项羽的兵力，减少汉军的正面威胁，造成两面夹攻的局面。让韩信领兵北攻魏、赵等地，解除北翼的威胁，以孤立项羽。

经随何的反复挑拨与劝说，英布杀掉项羽派来催他发兵的使者，宣布背楚归汉。项羽闻之大怒，发兵攻打英布。英布战败，与随何一道弃军归汉。

这是公元204年十二月份。当时，刘邦靠在床上，一边洗脚，一边召见英布。英布觉得自己受了污辱，当场想拔剑自杀。但等他进了住宿地，却看见另一番景象，一切帐御、饮食、从官的安排，规格竟与刘邦差不多少，这使英布转怒为喜。刘邦使用这套权术，终使英布折服，从此死心塌地替刘邦吆喝，卖命。

采访：九江王英布的反楚归汉，对项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英布在九江几个月与项羽的缠斗，拖住了项羽的一部分兵力，使楚国不能集中力量攻击汉军，因而解除了刘邦在南翼的后顾之忧。刘邦为此争取到了几个月宝贵的喘息时间，先前危急的军情因此大有好转。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韩信率领他那战无不胜的奇兵，接连夺取魏、代、赵、燕诸国，解除了汉军北翼的压力，使项羽越发陷于孤立，支援了刘邦在荥阳、成皋一线与项羽的对抗。

韩信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他成为决定楚汉两家谁胜谁败的关键棋子。几步棋下来，此消彼长，项羽开始腹背受敌，胜负在悄悄发生转换，胜利的天平不知不觉往刘邦这一边倾斜。

此后，楚汉相持数年，项羽尽管几乎战无不胜，但处于弱势的刘邦就像个不倒翁，项羽总是无法彻底将其消灭，自己反而越战越弱，步步陷入困境。刘邦则由弱到强，越战越勇。黔驴技穷的项羽竟使出绝望的一招，在两军阵前布置了一个高台，把刘邦的父亲太公摆在肉案上，要刘邦赶快投降，否则就把太公给烹死。刘邦竟然说，我和你曾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非要把你的父亲煮来吃掉，希望分一杯肉汤给他尝尝。项羽一听这无赖话，气得嗷嗷直叫，打算真的把太公蒸死，被项伯劝阻，说现在形势难料，还是留下做人质，而且，打算争夺天下的人是六亲不认的，杀了太公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

项伯一次次出手救人表明他重情重义，而刘邦面对亲人的表现则证明他是多么的冷血！

项羽兵疲食尽，只好接受刘邦的和谈建议。公元前203年八月，双方讲和，楚汉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属楚。九月，项羽送回刘邦的父亲太公和吕后，引兵东归。

独吞蛋糕是中国的政治家的普遍特性。正当人们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却很快重燃战火。

刘邦本想率兵回关中做半壁江山的主人。张良、陈平劝他，楚军兵疲粮尽，这是上天要亡楚。不趁此机会灭楚，就是所谓的“养虎自遗患”。刘邦幡然醒悟，二话不说，下令发兵。

这时，已经是农历的十二月，千里华北，北风呼号，天寒地冻。帐中的项羽悲怆不已，遥想三年前，率三万大军，把刘邦五六十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那时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而眼下，居然被人家追得仓皇奔逃。现在，难道要重蹈祖父项燕兵败自杀的覆辙？

项羽：今日里败阵归心神不定，

虞姬：劝大王休愁闷且放宽心。

项羽：怎奈他十面敌如何取胜？

虞姬：且忍耐守阵地等候救兵。

项羽：无奈何饮琼浆消愁解闷，

虞姬：自古道兵胜负乃是常情。

1922年2月15日，梅兰芳主演的京剧《霸王别姬》在北京首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此后数年，经过梅兰芳的不断改革创新，几代传人，常演不衰，流传至今，是梅派保留剧目。此剧以京剧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末路英雄项羽与虞姬那令人荡气回肠的垓下战场的死别场面。

刘邦指挥各路兵马合击，项羽一退再退，退至垓下。所部虽尚有十余万人，却已被韩信的30万部队重重包围。夜里，寒风怒号，宛如鬼哭狼嚎；风声稍停，悲壮的楚歌从四面八方随风传来。项羽大惊，难道楚地已尽数沦陷？觉得大势已去的项羽，在营帐里借酒浇愁，面对着心爱的乌骓马和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美人依声和唱，婉转凄凉，听得项羽和将士们泪流满面。随后，虞姬拔剑自杀。

项羽败退至乌江岸边。江对面就是项羽老家江东。只要回到家乡，他便是猛龙过江，虎归深林，东山再起，指日可待。乌江亭长划着一条小船在江边等候，并劝说项羽赶快上船。但项羽执意不肯上船，说他当年带着八千江东子弟过江，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人回来，无脸见江东父老。于是把乌骓马送给亭长，步行持短兵器接战，又杀伤汉军多人，最后自刎身死。

项羽一死，西楚王国几乎全境投降，却唯有鲁县还在抵抗。刘邦大怒，下令屠城。大军抵达城下，正要动手，城里忽然传出乐声和读书声，刘邦顿时感动，下令停止进攻，并赞扬鲁县是个礼义之邦，命人把项羽的人头拿给鲁县人看，大家一看项羽真的死了，这才投降。

刘邦随后举行隆重仪式，把项羽尸首葬在彀城。这是刘邦项羽这一对冤家的最后一次相遇。但这次相遇显得相当悲壮。刘邦亲自主持对英雄项羽的祭礼，他哀恸哭泣，不能自已。

之后，刘邦下令保护项羽的亲属。封项伯等四人为侯爵，并赐他们姓刘。历时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宣告结束。中国重归统一。

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登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王朝因刘邦的汉王封号而称“汉朝”。初都洛阳，后迁长安。刘邦，即汉高祖。

采访：项羽和刘邦的经历颇令人玩味。项羽力能扛鼎，英雄盖世，几乎每战必胜，所向披靡。在楚汉战争之初占有绝对的优势。刘邦没有超强的武艺，行为不拘小节，与项羽对决的每次战役几乎都狼狈不堪。但是，楚汉战争的结局却是刘邦胜而项羽败，为什么？刘邦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而项羽只是一个将才，打仗的永远斗不过搞政治的。这就是原因。

《史记》作者司马迁曾评价说，项羽这样的人才，“近古以来未尝有”，但他“自矜攻伐，奋其私智”，想要“以力征经营天下”，因此只能落得亡国身死的下场。西汉中后期政论家、文学家扬雄也评价说，刘邦善于运用“群策”，就是集体的智慧，因此可以挥发“群力”，而项羽不用“群策”，以致“自屈其力”。项羽的失败，刘邦的胜利，由此已见分晓。

刘邦登基三个月后在洛阳南宫举行宴会，他向群臣发问：大家说老实话，我为什么成功，项羽为什么失败？大家七嘴八舌说开了，最后刘邦自己总结说：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自己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输送兵源军需，确保前线的粮饷供给，自己不如萧何，论集结百万将士，战必胜，攻必取，自己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自己能够依靠他们，所以得到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也不能充分任用，所以被打败了。

刘邦这番自我总结，被司马迁写进了他的《史记》中，成为此后许多有为者的一面镜子。

历史的车轮飞速旋转，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5月，刘邦战胜项羽，在六位诸侯王的拥戴下，刘邦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在进行新王朝统治的顶层设计时，汉朝君臣选择基本沿袭秦朝法令制度的做法，史称汉承秦制。然而，有一种制度却没有照搬承袭，它就是秦王朝所全面实行的郡县制，与秦朝不同，汉初统治者采取了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体制。但是，这一体制却给汉初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专制皇权和诸侯王之间的权力博弈撕裂了盟友或血缘关系的纽带，以及弥漫着腥风血雨。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凭证：丹书铁券，用铁铸造而成，上面的字铸成红色，铁券上面刻着誓言，在汉朝初，铁券上信誓旦旦的刻着：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祀。表明汉王朝将永远承认诸侯国，诸侯王及其子孙也将永远效忠汉朝廷。公元前202年，刚成为汉朝皇帝不久的刘邦，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以丹书铁券的形式与七位异姓诸侯王盟誓，表明只要汉王朝的江山在，就会让诸侯国永不绝嗣。丹书铁券一分为二，由皇帝和受封者各执一半，代表着皇帝给诸侯王的至高承诺。这七个诸侯王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由于他们均非皇室刘氏，历史上称作异姓诸侯王。

函谷关是秦汉时期最为著名的一个关口，在刘邦统一天下后，这里成为了刘邦和诸侯王统治势力的分界线。刘邦虽然身为皇帝，但其统辖的地区只有函谷关以西，以首都为中心的关中十五郡采用全面郡县制，中央统治透过郡县直达地方乡里。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关东地区，全部分给七个异性诸侯王，诸侯国虽然接受汉王朝的统一管理，但拥有很大的行政、司法、军事权，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独立王国，其实力足以与中央朝廷相抗衡。

卜宪群：汉初的时候，面临的政治制度的选择，要么是单一的郡县制，要么是郡国并行制，但是刘邦最后是选择了郡国并行制。这里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是我个人认为客观的原因可能更大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必须只能够采取这样一种制度，才能够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大一统的这样的局面，才能够获得他这个皇帝的称号，得到更多的人的拥护。

秦汉之际，各大军事集团并立，逐鹿中原，刘邦出身卑微势单力薄，要想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七个异姓诸侯王在当时均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刘邦必须争取的盟友和辅佐。裂土分封，不仅是刘邦争取他们的手段，也是他们拥戴刘邦对抗项羽的前提。公元前202年10月，刘邦与项羽决战，约韩信、彭越合击项羽，因为刘邦没有分封他们为王，两人都按兵不动，导致刘邦大败，刘邦审时度势，封他们为王，两人才率军前来，共同打败项羽。因此，分封异姓诸侯王，对刘邦而言，实为无奈之举。

张小锋：那么刘邦后来又在楚汉战争当中战胜了项羽，在这个战争过程当中呢，他为了团结能够团结的力量，争取很快地战胜项羽，所以说，他也无奈地不同时机地采取了分封的办法，来巩固自己，壮大自己。

然而，由于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势力太大，很快成为汉王朝的巨大威胁。刘邦登基仅五个月，便发生了燕王臧荼谋反事件，刘邦亲率大军平叛，臧荼的实力在七位诸侯王中并不突出，因此，刘邦仅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平定叛乱。臧荼的势力刚刚被削平，又有人告楚王韩信谋反，这令刘邦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绷紧了。韩信，为汉初三杰之一，是楚汉战争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家，为刘邦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韩信造反，刚刚建立的汉王朝，将面临致命的危险。

张小锋：有人告韩信造反的时候，首先呢，对刘邦来讲感觉到很恐慌，但是，刘邦心态是什么呢，他是宁信其有，勿信其无，因为，他对韩信的猜忌，或者忌惮是由来已久，不是一日的，所以说，当别人告韩信造反的时候，他就一定就会去剪除他。

这里是河南省淮阳县城区的一座普通的桥，名叫平信桥，虽然历经多次重修，但2000多年来，它的名字从未更改过，之所以叫平信桥，是因为传说这里是刘邦逮捕韩信的地方。当时，刘邦最终采纳陈平的计谋，假托巡游云梦泽，在韩信来此拜谒时，命武士将其抓捕，刘邦不忍心将韩信处死，将其贬为淮阴侯，至于京师自己眼皮底下严加控制。

卜宪群：刘邦对韩信不是很信任的，从他一再迁徙改封韩信，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韩信是否真正的谋反，现在大家就是，史家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刘邦是一定要把韩信消灭，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当然，当年也一同打江山，韩信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也是刘邦心里面非常清楚的。

在古代中国，分封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全面的郡县制，却只在秦朝实行了十几年时间。全面郡县制虽然能使中央高度集权，但看似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仅仅15年就迅速灭亡，汉初君臣不能不对秦朝实施的全面郡县制产生怀疑。他们试图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中找到平衡，使大汉王朝长治久安。韩信被废为淮阴侯后，除掉了刘邦一大块心病，但接下来，他该如何处理韩信统领的楚地呢。韩信被抓之后，刘邦在一位大臣的建议下，将楚地和关东其他一些地方分封给皇室子弟，把自家人安插在异姓诸侯国之间，与异姓诸侯王抗衡。这年正月，刘邦封堂兄刘贾为荆王，王五十三县，弟弟刘交为楚王，王三十六县，哥哥刘喜为代王，王五十三县，庶子刘肥为齐王，王七十三县，同姓诸侯与异姓诸侯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力量大致相当。

张小锋：这样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历史的这个惯性里面，第一，分封这种体制是一直在执行，另外他是在剪除了异姓诸侯王之后，他认为异姓诸侯王之所以会背叛他，是因为他们不姓刘，跟自己不是同心同德，所以说他是他认为刘姓子弟比较可靠，同时，可能他意识当中他还认为一旦大汉有难的话，还是分封那些诸侯王来维护在大汉，可能这个还是很关键的，所以就诞生了同姓诸侯王。

风暴从北方席卷而来，又一场战争即将爆发，匈奴冒顿单于趁中国内乱，迅速控制了塞北蒙古草原，并向南侵犯中原。公元前201年，匈奴攻打诸侯国代国都城马邑，面对匈奴人的强劲攻势，韩王信投降匈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北伐韩王信及匈奴，然而，由于轻率冒进，在平城白登山竟被匈奴四十万精兵团团包围，险遭丧命，七日后才侥幸脱险。这里，曾经是赵国的都城战王城，公元前199年12月，刘邦回师长安，路过这里，赵王张敖是刘邦的女婿，娶了刘邦和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对于此次刘邦驾临，张敖甚是恭敬。

申有顺：刘邦这个人呢，非常的傲气，架子非常大，所以处处摆架子、鄙视，在这个情况下，赵国下面一些大臣和相看不起他，当时赵相叫做贯高，还有个大臣叫赵午，就看不惯刘邦的作为，我们气不平，咱们为打天下、出生卖死，最后他当皇帝以后就这么来看咱，不如咱们把他杀了。

贯高等人决定在刘邦上厕所时刺杀他，由于刘邦决定突然离开，躲过了一劫。次年，刘邦将赵王张敖贬为宣平侯，改封自己的儿子代王刘如意为赵王，赵国依然没有平静。公元前197年九月，赵相国陈欷发兵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率兵征伐，离京前，命韩信、彭越跟随自己出征，不料，韩信彭越，想当年刘邦与项羽决战是一样，再一次称病不从，这件事令刘邦耿耿于怀。此时，有人告发，淮阴侯韩信与陈欷勾结，要趁刘邦不在长安之际，里应外合袭击留守的吕后和太子刘盈，在刘邦率兵平叛时，长安宫中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一幕的主导者是刘邦的皇后吕雉，她与相国萧何合谋，谎称刘邦已杀陈欷，骗韩信入宫道贺，将其抓获。萧何本以为吕后会先关押韩信，等刘邦回朝后再做处理。没想到，吕后露出狠辣的一面，不仅立即在长乐宫钟室将韩信斩首，而且，夷灭韩信三族。顿时，朝野上下，阴风惨惨，韩信，这位刘邦昔日的盟友，最终成为刘邦内心当中最大的威胁人物，在政治的需要下，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当年赐给韩信的丹书铁券也已形同废纸。韩信在被刘邦抓捕时，就曾仰天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韩信这位一代枭雄，以这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与他的故事，却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终止，在他的家乡淮安，至今仍能随处可见闻到许多与其有关的纪念性的建筑和传说，他的一生业绩，至今仍被无数人所传颂。

而与韩信同时称病的彭越也未能幸免，最终也已谋反最被砍头示众，身体剁成肉酱，分给诸侯王。韩信、彭越一个个被杀，淮南王英布心惊胆战，当他接到彭越的肉酱时，担心自己也落得这样的下场，促使他最终选择反叛。英布认为汉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是他的对手，但这两个人都被刘邦杀了。而刘邦年老患病，不可能亲自出征，所以英布有恃无恐，很快攻陷荆国，汉王朝又一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危急关头，刘邦不得不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公元前195年冬十月，刘邦在蕲县西大败英布，英布逃至番阳，被当地人所杀。然而，刘邦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被流失击中，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从公元前202年起，一直到公元前195年，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他分封的七个异姓诸侯王，臧荼、韩信、彭越、英布被杀掉，张傲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到了匈奴，这些人，曾是他的盟友，但是为了王朝的利益，刘邦抛弃了情谊，就连后来被封为燕王卢绾，他是刘邦最亲密的发小，但也因被告造反，受到大军征伐，被迫逃往匈奴，异姓诸侯王中，仅留下一个实力最小的长沙王吴芮。与此同时，刘邦企图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王朝，陆续分封齐王刘肥，吴王刘濞，代王刘恒等刘姓子弟为王，相比于异姓诸侯王而言，刘姓诸侯王所占地盘更为广阔。

这是沛县流行多年经久不衰的戏曲《大风歌》歌词的作者正是曾经在沛县丰邑中阳里生活过的刘邦，刘邦大败英布回师途中，路过家乡沛县，隐约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决定留宿几日，设宴款待父老乡亲。时光仿佛倒流，家乡的风景并未改变，而自己已经苍老，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回想起十几年峥嵘岁月，刘邦感慨万千，不禁感慨悲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罢，已是老泪纵横。刘邦临死前，他与大臣杀白马，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如此，刘邦似乎可以放心了，他所建立的汉王朝可以稳定的发展下去了。

张小锋：行白马盟誓，非同姓而王者，就是天下共击之，他定了这种誓约，希望就是刘姓政权能够永远延伸下去。

公元前195年5月，刘邦和吕后的儿子，十七岁的刘盈成为新皇帝，即汉惠帝，吕后被尊为皇太后，惠帝为人善良柔弱，与性格强悍的吕后相处，自然居于下风。因此，在位七年期间，朝政实际掌握在性格强悍的吕后手中。

1999年，考古人员在山东章丘洛庄发现了第一代吕王吕台的葬墓，陪葬坑里不仅出土了吕大官印、吕内史印和吕大官丞三种吕国的官属印章，而且出土了大量刻有齐字样的铜器和漆器。经考古研究，这些物品应是齐国制作的，是刘姓齐王为讨好吕后而主动进贡的。

崔大庸：在吕后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87年，那么曾经分封了六个诸侯王，其中就有吕国，吕国是吕后的侄子，那么她把他直接封到了这个，把济南原来的济南郡割出来，作为吕国的地盘，那么把济南就作为吕国的国都，也可能是由于到时候，吕后的这个威望和她的这个势力比较大，所以大家巴结吕氏集团比较多，所以说给了他很多东西。

在距洛庄800公里以外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珍藏镇中国现存的唯一一枚汉代玉玺，而它的主人正是吕后，当时吕后就是用这枚印章，分封了众多的吕姓诸侯王。因为当时汉王朝的最高统治权被牢牢地掌握在吕后手中，开太后临朝听政之先河，汉惠帝死时吕后已专政五年，她立年仅15岁的刘恭为少帝，自己临朝称制，大封吕氏族人为王。

卜宪群：吕后她亲自听政以后，比较明显的倾向于照顾她这个吕氏家族的利益、政治利益，引起了朝中大臣的很多不满，这个在她活着的时候还能够被压制，那么等她一旦死后，这样一些吕氏和这些大臣的矛盾就会激化了。

公元前180年7月，吕后病死，历史再一次出现转折，临死前，吕后令吕禄统领北军，吕产统领南军，告诫二人，当年高帝平定天下，与大臣们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如今，吕氏为王，大臣们内心肯定不服，一旦我死，皇帝年少，大臣们恐怕要发动兵变，你们一定要率领军队保卫皇宫，而不要送丧，被别人所制。直到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吕后仍惦记着保住吕家的地位。然而，她刚刚死去，齐王刘襄即联合刘姓诸侯王起兵反吕，长安一片紧张气氛，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设下计策，夺取南北军，诛灭吕氏，废掉吕后所立的另一位少帝刘弘，迎立刘邦中子代王刘恒，是为汉文帝。

这是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随葬坑出土的数千件彩绘兵马俑，曾担任徐州汉兵马勇博物馆馆长的王凯，参与了楚王墓的整个发掘过程，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一有时间都会来此看看，因为这里凝聚了他太多的情感。1984年，一个施工队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随葬坑，坑内出土了数千件彩绘兵马俑，陶俑手中所持多为象征性的兵器，是汉初分封的楚国军队的模型。当时，诸侯王的权势可见一斑，陪葬坑发现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墓穴在哪里。这其实也是王凯心中的疑问，经过多方挖掘，一时间都没有找到，机会总是留给最努力的人，王恺走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了然于心。最终，300米的距离，王凯走了十年的时间。这座汉代诸侯王墓穴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了，就在距离葬坑300米的地方，王恺发现了墓穴，该陵墓藏于狮子山，海拔54.3米的主峰腹中，气势恢宏，南北总长117米，凿石量5100余立方，墓室面积850平方米，狮子山楚王墓的发现再现了汉初同姓诸侯王的强大实力。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反叛，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叛乱，这两件谋反事件，虽然都没有造成大的混乱，但靠血缘关系结成的分封制巨大的弊端，新的危机正在扩大。

张小锋：吕后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呢，又出现新的问题，那就是同姓诸侯王势力坐大，中央无法去控制它，所以，地方就是诸侯王势力的发展，和中央王权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最后一旦激化那就非常麻烦，所以说，此后的政权就围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同姓诸侯王，这使在吕后之后的统治者，就是说文帝首要面临的问题。

贾谊曾担任长沙王太傅，他是汉文帝时的卓越人物，他虽然很年轻但才高八斗，尤其对国家大事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向汉文帝上了著名的《治安策》，阐述国家长治久安之策，尤其对当时分封制给汉王朝带来的巨大隐患作出分析。

张小锋：当时贾谊分析，当时的同姓诸侯王的情况，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现在的汉朝就像得了一个手足重症病的病人一样，他的小腿粗的跟人家腰一样粗，他的脚趾粗的跟小腿一样粗，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治疗，那即就是扁鹊在世，也很难医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赶快对这个同姓诸侯王要进行医治他的势力，削弱他的封地，所以，提出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

对贾谊的建议，汉文帝深以为然，但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并没有马上采纳，汉文帝坚持将清静无为的国策放在首位，尽量不发生事端、不扰民，使国家在经过长期战乱纷扰后能恢复生机，渐渐兴盛，公元前168年，贾谊年仅33岁就去世，称得上汉王朝的一大损失。不过有一位青年才正俊脱颖而出，他就是太子家令，人称智囊的晁错。公元前165年，晁错上书，建议削藩，也就是削落诸侯王的势力。当年，齐王刘则死，无子，文帝借此机会，于次年重封齐国、淮南国时，将齐一分为六，淮南一分为三，履践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策。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景帝。景帝继位后，晁错得到进一步重用，提出许多改革措施，公元前154年，晁错再次建议削藩，上书洋洋三十篇，其主要矛头直指吴王刘濞。

卜宪群：晁错认为诸侯王，你削他，他要反，你不削他，他也要反，所以他就极力劝景帝要削藩，加强巩固君权，那么景帝是在，景帝实际上也是没有完全听取他的意见，只是采取了一系列很小的一部分措施，但是激起了诸侯王的强烈的反弹。

史奇刚：我们象山采盐历史那个悠久，从那个汉朝已经开始生产盐了，将近2000多年的历史。

史奇刚是象山传统制盐方法的传人，2000多年前，吴王刘濞就管理着今天象山地区，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在诸侯王中实力最强，吴国东面临海，可煮盐牟利，境内有铜山，刘濞派人铸铜钱，号称吴钱遍布天下。此时，其它各诸侯王也纷纷扩张实力，景帝顾虑重重，深怕一招不慎，招致不可收拾的后果。刘濞知道下一个轮到的就是自己，于是，悄悄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准备起兵反叛。当时，朝廷削落吴国封地的诏书一到，刘濞率先在广陵起兵，打出诛晁错的口号，诸侯纷纷响应，史称七国之乱。一时间，战争的硝烟弥漫着全国，尽管汉景帝已有所准备，然而，七个诸侯国同时反叛，这显然远出乎他的意料，他赶紧派太尉周亚夫等将领，分兵三路出击叛军。但景帝毕竟年轻，执政时间不长，他整日坐卧不安，他在想，削藩之举是否太草率了。

张小锋：应该讲吴楚七国之乱是西汉立国以来最大的内乱，而对景帝来讲，他是作为一个新继位，其实没多长时间的一个君主，所以面临这种情况，他应该是惊慌失措，所以他能够想到的，就是尽快消弥这场战争，而当时吴王刘濞恰恰当时的口号是：诛晁错，清君侧，所以他就想如果把晁错牺牲掉，能不能消灭这场战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最好的，于是呢，他就接受了袁昂的建议，准备斩杀晁错。

景帝惊恐之余，接受袁盎的建议，在晁错上朝的路上将其逮捕，并立即行刑，穿着朝服在东市被处以腰斩之刑。然而，晁错之死并不能阻挡刘濞的反叛步伐，当朝廷使者令刘濞拜受皇帝诏书时，刘濞已自称东帝。至此，景帝放弃幻想，一心平叛，吴楚军首先遇到景帝弟弟梁王的坚决抵抗，攻城不下，太尉周亚夫沉浸断其粮道，叛军转而进攻屯兵昌邑的周亚夫军，周亚夫坚壁不出，待叛军断粮，人心涣散，大败其军，刘濞弃军逃走，仅有数千将士随从，楚王自杀，刘濞逃到东越，东越王杀了他，将他的头送往长安，七国之乱仅三月就被平定。公元前145年，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治国，将其任用王国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降低官员级别，改丞相为相，减省吏员，以和中央官区别。诸侯王权力大大削弱，中央集权显著增强。

卜宪群：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之后，那么汉景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削弱诸侯王的实力，一个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像吴楚这些过去的诸侯王的地方，他又把它拆分为很多小的侯国，削弱它的力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改革他的官秩，就是诸侯王的这些官，过去是诸侯王自己设立的，现在改为天子，就是皇帝来给他设官。

公元前142年，年仅15岁的太子刘彻，正在提前举行成人礼，因为此时的景帝已经病入膏肓，一年之后，景帝驾崩，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经过文景之治后，汉王朝已步入鼎盛时期，中央和诸侯王的实力对比，已发生全面逆转，强势的汉武帝，将对诸侯王问题做彻底的解决。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皇帝的恩泽推广到自己的子孙，就是把皇帝分封给他的封地分给自己的子孙为列侯。推恩令一下，诸侯王的封地化整为零，变大为小，其势力进一步削弱了。汉武帝决心做最后的整顿，特意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官僚与诸王交游。

张小锋：左官律就是朝廷规定，凡是在诸侯王任官的官吏为左官，汉代是以右为尊，以左为卑，从名号上来讲，凡是你在诸侯王任官的，你从名号上讲，你是低人一等。同时规定，凡是在诸侯王任官的官吏，朝廷不再录用。

卜宪群：附益法就是禁止朝中的大臣和诸侯王之间结成朋党，朝中的大臣不允许和这些诸侯王或者这些官吏相互的来往，这就是附益法，左官律和附益法实际上都是加强中央集权。

从此，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不得参与国政，已与一般富豪无异。分封制终于名存实亡，扰攘百年的诸侯王问题至此得以基本解决，郡国并行也告结束。在残酷的斗争中，在新的历史阶段，当盟友、血缘都无法成为维系汉王朝的统治力量时，郡县制的优势凸显脱颖而出，经过长期的较量，最终分封制淡出历史舞台。从此，终两汉四百余年，诸侯王问题再没有成为困扰中央王朝的心腹之患，而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分封制尽管还一时存在，但无足轻重，郡县制已毋庸置疑的成为主流，它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与不断完善，为建立上下相维、轻重相权的行政体制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与分封制不同，作为中央集权制的重要支柱，郡县制对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历史的必然。

民以食为天，长久以来，评价一个王朝的好坏，米价是个重要标准，秦末战乱给社会经济严重破坏，汉初出现大饥荒，小米的价格从平日的每石百来十钱涨到五千钱，出现人相食的的惨状，饿殍遍地，满目疮痍。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公私仓禀具丰足，米价最低达到每石数十钱。后世史官评价这一时期，周曰成康，汉云文景，美矣。让我们一起走进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录的盛世，去感受它的富庶与安宁。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著名的马王堆三号幕的墓坑遗址，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公交四公里外浏阳河畔的马王堆乡的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现场发现大量极具价值，且保存完好的文物，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除三号幕外，随后挖掘的两个墓坑，分别命名为一号墓坑和二号墓坑，也出土了大量文物，这两个墓坑挖掘后就回填了。经专家考证轪侯利苍的家族墓，二号墓墓主，即使第一代轪侯，时任长沙国丞相的利苍，下葬年代在吕后执政中期，约公元前184年。一号墓葬着他的妻子、三号幕是他的儿子，利苍妻儿下葬年代晚于利苍20年左右，正处于文帝统治的中后期。但是，专家惊奇地发现，恰恰是身份最尊贵的利苍，他的墓在棺椁规模和陪葬品数量上却远不及妻儿。40年前，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熊传薪主持了马王堆汉墓的挖掘工作。

熊传薪：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了很多帛书，主要是在马王堆三号墓里面出土的，二号墓就是利苍墓，他这个墓是圆形墓，墓葬的规模比较小，也不是很大，而且埋得很浅，而且棺椁它是两棺两椁。他的随葬品来讲，从出土来看不是很多的，主要出了三个印章，一号墓就是老太太墓和她儿子墓，这里面主要是随葬了很多丝绸丝织品，漆木器，这个还有很多的淘器、竹器、帛书这些东西。

从吕后执政后期到文帝中后期的二十年间，轪侯家族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可是，社会经济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轪侯家族的财务也随之迅速增长。特别是文帝时期，汉朝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轪侯家族豪奢的社会基础。因此，这个时期下葬的轪侯妻儿能享有如此奢华的厚葬，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30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500多件漆器，大量珍稀丝织品、彩俑、乐器、印章等等，每一件都让人叹为观止，而在这些宝物中最炫目的是这件素纱禅衣，它堪称绝世精品。它总重量49g，是湖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素纱禅衣用纱料制成，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巧夺天工，是目前世界上最轻的衣服，素纱禅衣虽已重见天日，但它的制作方法却和编织它的能工巧匠一起堙没，无迹可寻。南京云锦研究院专门研究古代染织技法的研究员王继胜，试图破解这个千古之谜，他从种桑，抽丝剥茧，到纺织、裁剪，从每一个步骤，去探寻前人的足迹，小心翼翼，唯恐稍有偏差便会前功尽弃。汉初的统治者就像制作素纱禅衣一样，在精细编织着整个大汉王朝。

在高祖刘邦的家乡江苏徐州，后人给他塑造了一座八米高的雕像，十名开国的名臣武将分列两侧。如今，这里已经荒废数年，很少有人来光顾，只有每年的八月初一，这位看门的老大爷会来这里打扫卫生。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了西汉王朝，汉承秦制，新兴的汉王朝在很多制度承袭秦制。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却没有完全继承秦王朝的郡县制，而是采取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体制，刘邦将大半的疆土分封给七个诸侯王，诸侯王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征收赋税、拥有军队，只有关中十五郡实行由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制。

杨振红：在刘邦的统治时期呢，其实它的根基一直是不稳固的，七个异姓诸侯王一直是王朝的一个心腹大患。在他登基刚刚几个月的时间里头，燕王臧荼就谋反，刘邦亲自平定了这次叛乱。紧接着之后，他又花了数年的时间，然后平定了王朝最大的威胁，然后韩信、英布和彭，他在这个剪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就是把大片收回的国土，分封给了同姓诸侯王，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血缘关系，来维护维持这样的西汉政权的一个稳固。

政治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同样严峻的经济社会仍然摆在汉初统治者面前。秦末战争给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汉初出现大饥荒，小米的价格从平日的每石百来十钱涨到五千、甚至上万钱，有些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现象，人口损失过半，特别是一些有名的大城市，只剩下十分之二三，到处一片残破凋零景象。连刘邦这样的皇帝都凑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驾车，将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面对这样一个民生凋敝、破败不堪的烂摊子。汉初统治者充分意识到，必须安抚百姓，让百姓休养生息，否则江山不保，他们见识过强大无比的秦帝国一夕顷颓的惨烈，心有余悸，他们希望汲取秦速亡的惨痛教训，找到一条通往盛世的康庄大道。

陈新岗：汉初的这样一种休养生息政策，在我看来，那么它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它并不是说，这样一个，随意的这样一种政策安排，为什么历朝历代开国皇帝王朝都要实行政策，不是你，也不是他，基本上所有的，99%的这种开创者都要这样咯，那么既然都这样做，说明它是符合规律的，那么这种规律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他必须要这么做，否则他没有别的出路。

刘邦登基后不久，便下令解散军队，让战士复员回乡，给予他们加赐爵位，优先授田，免除赋税徭役等优惠待遇。令那些在战乱中逃到山泽的百姓各归本土，恢复原有的爵位和田宅，官吏不得歧视虐待，因饥饿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同时鼓励生育奖励农耕。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刘邦禁止郡国随意征收现献赋，明确规定中央每年只向每人征收63钱。就是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东北37里的萧何墓，萧何的贤能一直被后世称赞和敬仰，为了保护他的墓碑，工作人员正在给他修建遮风挡雨的建筑。而在汉初，皇帝提倡节约，大臣也都十分节俭，贵为相国的萧何，置买田宅专挑贫瘠的地方，宅院连院墙都不修。他看到长安地区人多地少，并请示刘邦开放皇家园林上林苑，让百姓进去种地。公元前195年，刘邦驾崩于长乐宫，葬于长陵，这位提三尺剑平天下的布衣皇帝，弥留之际。深知政治经济的危机远未消除，如不为子孙选好辅佐者，大汉王朝将陷入危机。

杨振红：在刘邦死之前，然后吕后曾经问这个刘邦，说如果萧何死了之后，谁做丞相更好，然后刘邦说曹参，然后，那个吕后又问曹参死了呢，他说王陵，然后吕后问王陵死了呢，他说那你我都不在了。

刘邦去世后，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惠帝即位第二年，相国萧何去世，曹参接替相国之职，曹参上任后，下令一切都按萧相国的规矩办，自己则整日与属下、朋友喝酒。惠帝对他很不满，心想难道是欺负朕年少吗，于是，责备曹参，面对惠帝的质问，曹参反问：陛下和高帝相比，谁圣武，惠帝说：朕岂敢望先帝，曹参又问：陛下看臣与萧何谁贤，惠帝说：君好像不如萧何，曹参便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而治，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就可以了吗，萧规曹随。惠帝寻思寻思着也有道理。惠帝在位七年就去世了，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以心狠手辣著称，她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刘邦宠姬戚夫人，杀害四位刘姓诸侯王，公然违背刘邦誓约，封吕氏为王，几乎危及刘姓天下。因此，历史上人们对吕后的评价向来是负面的，她嫉妒心很强，也很狠辣。

杨振红：尤其他对于刘邦的那个爱妃，当时做成人彘的那种残酷的做法，但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仅是看她的个人行为，不仅仅看她的个性，而主要是看她对于历史发展的一个影响，对于一个王朝对一个国家产生的影响。

1983年在湖北荆州市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记录谷物的竹简，足以佐证这一史实，惠帝、吕后时期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政策。惠帝即位当年就减轻田租，从十税一减至十五税一，在位期间，他三次下诏减轻刑罚，废除秦始皇时所立挟书律，奖励孝悌、力田，鼓励生育。吕后临朝时期，废除了夷三族罪和妖言令，放宽对商贾的限制，两度实行货币改革，以促进经济发展。

杨振红：实际上就是她在政治上、政令上没有什么改变，然后他们的这样做法，使得当时天下俨然，就是非常的平静平和，百姓的粮食也开始增多了，衣服也开始穿上好衣服了。这样呢一个盛事的前兆已经开始出现了，他们已经开始开启了一个文景之治这样的一个时代。

周勃、陈平等大臣拥立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为皇帝，是为汉文帝，大臣们如此选择，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文帝为人仁孝宽厚，二是文帝的母亲薄氏谨慎善良，没有什么势力。事实证明，大臣的选择十分英明，文帝刚登基时经常射猎宴乐，号称一日再三出。当时，一个列候一个的骑兵随从名叫贾山，上书劝谏他，说如果这样，会导致上行下效，朝廷从此懈怠，百官对政事马虎了事，从而绝天下之望，文帝善于纳谏，立刻减少了游猎的次数。文帝在历史上素有仁厚之名，即位第一年就下诏，废除收孥相坐律令，不再对犯罪者亲属实行连坐，没为官奴。第二年，又废除诽谤妖言、即诅上罪（诅咒皇帝），给予一定的言论自由，除此之外，还废除了由来已久的肉刑，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西周时有五刑，即墨、濞、宫、刖、大辟，商鞅变法又增加凿颠（凿开头颅）、抽胁（抽去其肋骨致死）等。

朱俊好：然后还有这个，手铐是把手放在里面的，这个是当时上京的时候，押解他上京的时候用的榆枷，这样拼在一起，然后把头放里头。

文帝在刑法方面做出的这项重大改革，起因于缇萦救父，这个故事载于史书，又不断被搬上舞台。今天，缇萦救父仍是江苏淮安长荣京剧院最经典的保留曲目，几十年来，口耳相传，长盛不衰。新生代花旦朱俊好即将登上舞台，扮演那位勇敢的少女，缇萦救父讲述的是，文帝十三年五月，缇萦的父亲淳于公因犯法被判肉刑，淳于公没有儿子，他被抓去，气急败坏骂女儿，生女不生男，一点儿用也没有，缇萦心如刀绞，父亲押解到京，她一路跟来，她上书替父亲鸣不平，死者不可复生，人被处以肉刑，就不能恢复原样，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缇萦愿没官为婢，赎父亲的罪。缇萦至孝至勇的献身精神，深深触动文帝，于是下令废除黥刑（脸上刺字），斩趾等肉刑，以笞、服苦役等替代，并将无期刑改为有期刑，文帝废除肉刑，在中国古代法制建设上是一大进步，也向文明迈进了一大步。

汉文帝的统治宽厚，不仅仅表现在刑法上，他还非常爱惜民力，实行轻徭薄赋。即位第一年，颁布了养老令，给8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米、肉、布帛等物品，让地方官按时慰问，同时下令郡国不要搜罗奇珍异宝上贡朝廷。文帝二年，十二年，曾两次下诏免除百姓一半田租，将十五税一的税率降至三十税，文帝十三年，更下令免除全部田租，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遇到灾荒年月，文帝还出台临时政策，抚恤百姓，他还大力减少徭役，将成年男子的徭役从每年服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

卜宪群：汉文帝的话他通关梁，就是开放了在商业方面的，这样一种便利，这个在吕后时期是严厉禁止的，而且呢，甚至在某些时期，对老百姓一分钱都不收，租税一点儿也不收。

汉文帝时期，同姓诸侯王坐大的问题日益突出，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发兵反叛，六年，又发生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日益强大的同姓诸侯王同样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大患。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削藩，请求文帝削夺诸侯王的领土，以削弱他们的力量。贾谊是洛阳才子，曾经给汉文帝出过很多的主意，《治安策》就是其中之一。

卜宪群：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也并不是说，没有一点没有吸收他的建议，他把淮南王和齐王都进行了拆封。

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主要出于政权稳定性考虑，他对于削藩有着种种顾虑，虽然，这种姑息最终酿成了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但在当时，削藩显然还为时过早。文帝统治，始终把稳定放在了第一位，内政如此，外交也是一样，匈奴人屡屡撕毁和亲之约，入侵边境，文帝怕刀兵再起，百姓遭战乱之苦，下令严守边塞，不发兵追击。南越国在刘邦时期向汉朝称臣，吕后当政时，下令禁止卖铁器给南越，出口牛马也只能卖公的，不能卖母的，南越王赵佗大怒，干脆自称武帝，与汉朝抗衡，吕后发兵征讨不能成功。文帝一即位，就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陆贾带着出使南越，这是一次重要的行程，陆贾作为汉朝和南越友好关系纽带的使者，千里迢迢从汉来到南越，把汉文帝的亲笔信交给赵佗，赵佗看信后，又感动又惭愧，马上去掉皇帝的排场，上书称臣。

卜宪群：汉文帝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你很辛苦，就是首先向他表示问候，说你你很辛苦，并且，把他自己（汉文帝自己）如何继位的这个过程，情况也简单的和他说了一下，这个同时呢，也说了这个，对他（赵佗）的祖上的这个坟墓进行修缮，派人看护，但是同时汉文帝也说到，如果汉与南越发生战争的话，可能带来的苦难更多的是老百姓，这封信表达了，汉文帝很真诚地，劝赵佗放弃称帝的这样一种想法。

汉文帝是个宽厚的皇帝，但也是个颇有手腕的政治家，他所有措施都旨在巩固政权，文帝刚从代国进京登基，入未央宫，就拜亲信宋昌为卫将军，掌握南北两军，把军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又大封拥立自己的功臣，展示自己的谦逊态度，使功臣集团安心，看时机合适，又让列候回到自己的封国去，罢免洚侯周勃的相位，以抑制功臣集团的势力，并先后平定即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谋反。

汉文帝像一个勤快精巧的工匠，兢兢业业编织着大汉盛世，这件前所未有的素纱禅衣，他宽厚仁爱，深刻认识到，农业为天下之本，衣食足，才能使百姓安。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亲为表率，十三年，下诏恢复古代帝王亲耕籍田、皇后亲桑的礼仪，并成为制度，长期施行下去。当时的百姓，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努力耕作，日渐富庶，和汉文帝一起为这件素纱禅衣织上最美丽的图案。

杨振红：汉朝它要恢复它的国力，恢复它的经济，让人民恢复一个正常生活状态，这种苦难程度一点都不亚于这个素纱禅衣的制作，要比它艰难几倍甚至数十倍，或者说我们就没法比拟。

举世绝伦的素纱禅衣虽然是文帝时期巧匠的杰作，但文帝自己却一直穿着黑色粗丝做的衣服，他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为了节省布料，也不穿贵族妇女流行的曳地长裙，所使用的帷帐都很朴素，一心想成为天下人的表率，汉文帝的节俭是非常少见的。他在位20多年，宫室苑囿没有新建，衣服车马也是久不更新。文帝曾想建一个露台，一算要花费百金，文帝于是说，百金相当于中产之家十家的家产，我侥幸奉先帝宫室，常常担心辱没了先帝，还造什么露台，就中止了计划。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为了纠正当时的厚葬风气，他临终前遗诏薄葬，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他第一次将国丧的时间定为三天，期间允许百姓婚嫁、祭祀、饮酒、吃肉，他不仅不要布衣车和兵器送葬，还下令将夫人以下的姬妾遣散回家，随便出嫁。他这种对人的爱惜，2000年来都很少有帝王能够做到。

卜宪群：用我们今天话说他比较想得开，比如说他对死亡的态度，也是这样，他能够认识到死亡是万物的自然规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认识。

邬文玲：他确实是表里如一，是一个勤俭是一个节俭的人，而且是个仁厚的君主，所以他主张薄葬，确实就是薄葬，他没有多少随葬的东西，但是景帝确实就不太一样，是他实际上在继位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修建他的陵墓，他的陵墓应该说，他的豪华程度肯定比那个文的的要高，尤其是现在，因为景帝陵还没有完全发掘，但是从目前已经发掘的部分来看，尤其是还发现了很大的陪葬坑。

汉文帝的继承者汉景帝的阳陵，距离霸陵35公里，到目前为止，汉阳陵墓地只进行了八分之一的挖掘，阳陵占地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按照汉朝人推崇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整个陵墓在现的是汉景帝生前的生活情况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公元前157年，汉景帝刘启即位，景帝统治时期，最著名的事件是削藩和平定七国之乱，他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导致七个诸侯联合反叛，反叛之初，景帝为了安抚作乱的诸侯王，腰斩了力主削藩的晁错，但诸侯王继续用兵，景帝不在妥协，很快平定了叛乱。

邬文玲：表面上他是很宽厚的，但实际上就是他内在也有比较刻薄的一面，他有一点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点不择手段，实际上，就是也有人认为那个景帝，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难道不明白诸侯王的要清君侧、诛晁错是个借口吗，我就认为，他肯定知道，就是有些认为他肯定知道，但是呢又觉得这个晁错就是说过于强硬，然后他可能觉得也可能对自己的政治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威胁，所以就借机把他给除掉了。

平乱之后，东方诸侯王的力量大打削弱，景帝却没有掉以轻心，他加强了中央对诸侯国的控制，剥夺诸侯国君自治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

邬文玲：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得这些诸侯国的那个实力就大大的削减，到最后呢就跟一个大大概它的地位就相当于一个中央统辖的一个郡。

汉阳陵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做一项重复的工作，修复汉阳陵出土的文物，虽然墓地只挖掘了八分之一，但是挖掘出来的文物数量品种繁多，仅仅这些文物，就要工作人员花上百年的时间去修复，主持文物修复工作的是西汉阳陵博物馆馆长侯宁彬。

侯宁彬：这两件东西是从汉阳陵墓葬坑中出土的两件农具，这个东西叫做铁铧，是用在铁梨顶端的一个铁制的工具，这件东西叫铁叉，是用在铁锨顶头的那个工具。那么汉阳陵除了南区从葬坑之外，还有其他陪葬墓园遗址里头出土了很多这种农具，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文景时期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

对于诸侯王，景帝虽然采取强硬手段，但是，在治国的策略上，景帝继承了父亲的政策，清净无为，轻徭薄赋，景帝即位当年，就免除了一半田租，实行三十税一，并成为定制，为后代所继承，第二年，又下令将男子服正役的年龄从17岁提高到20岁，在年成不好的时候，还下诏不接受郡国贡献，降低皇宫饮食标准。

侯宁彬：这三件文物是上个世纪70年代，汉景帝阳陵刑徒墓地出土的三件文物，叫做铁钳，是套在脖子上的，两个小的叫铁锭，是套在脚脖子上，说明当时刑徒在劳作的过程中，是带着刑具来劳作的。西汉初年，曾经以一种刑罚叫做肉刑，就是在脸上刻字、割掉鼻子、断足，那么到了文景时期，把这种刑法进行了减轻，也就是，如果有这种肉刑，要让一部分刑徒丧失了劳动力，同时也丧失了他们改过自新的一个机会，文景时期通过对这种刑法的改制，一个是提升了社会的劳动力，另外一个也给一部分刑徒带来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减轻刑法方面，景帝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前元元年和前元六年，景帝分两次完善文帝废除肉刑的政策，减轻了笞刑，使肉刑的废除真正对百姓有利，他又废除了残酷的碶刑，改为较为和缓的弃市，在判案上，景帝强调疑罪从轻的原则。

这是1983年，在湖北省荆州市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奏谳书，它记录了秦及汉初疑难案件，早在战国中期，就已经有了疑难案件，或者被告人不服的案件上报主管部门合议的制度。景帝进一步完善这种制度，他在中五年（公元前145）下诏，痛斥不法官吏，徇私枉法，结党营私，以执法苛刻为明察，致使无罪者蒙冤，有罪者横行，命令自此以后，凡有疑问的按键都要上报，进行合议。后元年再次下诏，进一步明确，议案先交主管部门合议，如果主管仍不能定案的，移送至最高司法机构—廷尉，进行终审，强调治狱者务先宽。

陈新岗：就是尽量不与民争利，把财富放在民间，这是中国经济是当中两个主线，一个是与民争利，一个是无为，不与民争利，而文景二帝他们实行的政策，仍然是贯彻汉初的这种政策，无为政策，尽量不打扰农民，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尽量那么不对农民进行更多的兵役的这种征发。

文景时期一系列惠民措施，博得后世的一致称颂，据统计，文景时期，共颁布了八次大赦令，文帝、景帝的谥号便因其政绩而定，是伐称，谥法称：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从西汉王朝成立，到汉景帝刘启病逝，汉王朝已建立六十一年，汉初残破，萧条景象一扫而去，城乡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府库贮藏了大量财物，国库的钱数以亿计，因长期不用，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数都没法数，太仓堆满了新旧粮食，有的因为没地方放，只好放在外面，以致腐烂不可食，街巷中到处都有马，田间更是成群遍野，那些乘母马的人都被瞧不起，地位卑贱的看门人都吃上了梁、肉，为官作吏的，因无事可做，忙着生养孩子。人人自爱，而重犯法，以行义为先。制作一件素纱禅衣花了王继胜十三年时间，迎来一个盛世需要几十年、几代人，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他们共同编织了文景之治，这件垂范后世的素纱禅衣，编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文献记载的盛世。

邬文玲：这几十年的统治之间，他们的政策有一个延续性，那么这个政策的延续性，实际上也是无为而治一个最好的体现，不是朝令夕改，那这个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这种社会的安定、财富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国富民安，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臣民老百姓都很满意，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认同，就是认可度比较高，比如说对对统治者的认可度比较高。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盛世，然而，在一片繁荣景象的治世背后，却隐藏着重重危机。经过汉初几代统治者的清静无为、修养生息，的确是一扫秦末的残破凋敝，出现了欣欣向荣、百业俱兴的盛景。然而，诸侯王和匈奴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除，特别是北方的匈奴，一直是汉王朝梦魇般的劲敌，从汉高祖刘邦时代开始就不断受到来自北方的骚扰和挑衅。新兴的汉朝已经无力与匈奴大规模长期征战，只有采取和亲安抚，然而，怀柔只可以换取短暂的和平与宁静，却无法保证长治久安，公元前141年，景帝病逝，其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卑辞厚币从此变成金戈铁马，武帝的雄心和大汉的铁骑横扫草原，匈奴人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挫败，西汉历史，也掀开了烽烟四起、波谲云诡、威震海内的新篇章。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北京孔庙的十三经碑林，有189块，包含《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石经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经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市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石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勒石刻经，树碑垂范，拥有不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匹夫而为万世师表，一言而为天下法。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这一切均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墓地，公元前195年冬季的一天，这里将迎接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刘邦。此时，刘邦已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执掌着汉王朝的最高权力，这令孔墓的看守非常担心，早在刘邦还未成为皇帝时，他就十分鄙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他认为儒家是陈腐的，骂儒生为腐儒，有一次，将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尿罐使用，以此折辱儒生。这一次，刘邦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呢，在山东曲阜文物局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1465-1505）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这些绢本展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一副描绘刘邦祭孔场面的彩绘，还原着历史的真实图景，从这幅《汉高祀鲁》图中可以看出，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献上太牢的厚礼，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

唐丽：太牢主要是指全牛、全猪、全羊，这个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刘邦祭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汉高祖刘邦还专门下诏旨，诸侯公卿将相，让他们先谒孔庙，然后再去地方上任。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像其他儒生一样，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一百多名弟子投奔刘邦时，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搫旗的群盗壮士，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此后的三年时间，叔孙通谨小慎微的对待刘邦，没有向刘邦推荐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着机会，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当皇帝以后，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仪，在朝堂饮酒争功，刘邦为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他清楚地告诉刘邦，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城略地打天下，却能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尽力。刘邦还远未认识到儒生的作用，不过，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礼仪秩序的重要。从此，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作一个摆设，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孙晓：秦汉以后，因为礼崩乐坏，所以，这个社会秩序就混乱了，大家就没有一套行为准则，汉高祖通过叔孙通来整顿这个朝野的这种秩序，制定了这种礼，高祖才感觉到自己真正像一个皇帝。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隐约感觉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能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已即将到达终点，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刘邦即病逝。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重，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受到排斥，乃至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语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等项羽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馆藏的《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

卜宪群：焚书坑儒以后，当然对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对儒学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断了，因为这个历史的过程比较短，比如在汉初，当时先秦的一些学习儒学的这样一些学者还在，他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这种形式保存下来。

韩自强：它那个（西汉）作坊里面做出来的，它每一个漆片上面都带字，这就是装竹简的盒子，多精美，这竹简从（漆筒）上面。

多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一直在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失落在国内外的经书古籍，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汉初，同样的事情也在进行着，由于受秦朝焚书坑儒等事件的影响，寻找儒家经典，也必然面临重重困难。汉朝基本承袭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道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挟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并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路。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活在在政治、火纹舞台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之后，急欲重振，实现救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

孙晓：当时有六经，《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乐经》，但是的确《乐经》到汉代就看不到了，就是我们这的音乐的《乐经》，就没有了。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15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与智慧。在汉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乐》，可是汉初时，《乐》已完全消失，就连《书》都很难找寻，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每块石碑高一丈、宽四尺，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街陌，每日车乘达千余只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经，一部分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一部分收藏上海博物馆。

刘一闻：熹平石经它的字体，因为当时是派宣传的用场，所以它就写的、刻的都很端端正正的，最大的那是1922年出土，也在洛阳出土的，出土以后发现最大的《周易》，它有940多字。

这件非常珍贵的作品是明代画师杜堇的《伏生授经图》，伏生是鲁中诸儒中的一员，专治《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他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壁当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伏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书》的儒者，朝廷马上请他入京，然而伏生已九十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伏生处受业，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当时汉朝博士有七十余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它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在汉初，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长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孙晓：汉代道家，它已经不是完全地像先秦的道家一样，它是无为而无不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有为，它表现的形式，是一种积极的有为，所以说它要对政治、对社会要进行一定的干预，我们所说的，有的学者把秦汉以后的道家，称作为新道家。

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也许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政策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治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历行和亲弭兵。在楚汉战争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修养生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据史书记载，到汉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丰满，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有了这样丰厚的成果，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

杨振红：汉初黄老之治，在于它要休养生息，让老百姓去恢复自己的生产生活，因为他们这样做，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当时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贾谊在《治安策》这样写道，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变法，弃绝礼义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现在虽然是汉朝，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义，没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做事唯利是图。针对这种现象，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义教化，但汉文帝只部分的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

卜宪群：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也并不是说没有一点，没有吸收他的建议，他把齐王、淮南王都进行了拆封，但是它并没有完全削藩，彻底的撤掉这些诸侯，这是当时的形势所逼，面临的形势所决定，就是当时还不具备（立即削藩）这样的条件。

道家思想也受到各诸侯王的尊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汉景帝时曾到伏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汉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治、守旧因循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孙晓：文帝时候它的确，社会是变得很富有了，老百姓的生活也提高了，但是社会问题也出来了，那新出的这些社会问题加上旧的一些办法，与民休息这种办法能不能解决，看来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那就需要一种新的思考和一些新的方法。

这里是山东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汉代儒者辕固生的家乡，后人为纪念他修复五贤祠，立了塑像，汉景帝时，辕固生因为传习《诗经》被任命为博士，他的儒家思想与当时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最典型的事例是他与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进行辩论，他们均以商汤和周武王为例，来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场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前代的历史往事，而实际上，他们的态度直指当时的现实政治。

孙晓：黄生说这个社会不能改变，不能去改革，但是，辕固生认为这个社会一定要改革，两人就发生了争论，而且到最后就拿着帽子和鞋子作为比喻，就牵扯出这个汤武革命。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成爆发趋势，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摆脱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一年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大张旗鼓的重用儒生，不过面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乱，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以此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而普天之下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

宋艳萍：汉武帝这个人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而且他是主张积极进取的，他不满于无为而治，因为，儒学它是有大一统、还有君权神授这些思想，更有利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河北景县的大董故庄村有一个千年的传统，每当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都会来到村头的董子祠堂祭拜，老百姓以这种方式祈福儿孙能像他们的先辈董子一样，饱读诗书，为社会做出贡献，董子即西汉大儒董仲舒，董子故里究竟在哪里，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争议，但千百年来人们对董子的尊崇却没有改变过。

董仲舒曾发愤闭门读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因为刻苦研究，竟有三年不窥园的佳话。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成为2000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今天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

杜维明：从董仲舒看起来特别在修《公羊春秋》，一种微言大义，要改变这世界，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秩序，也就说来自他对人性、人的生命的价值和社会的、长久的、持续的和谐，他有一套全面的理解，这套全面的理解是以德治为主，但是刑也加在上面，就是法治和德治，法治是最基本的，但是法治的本身不能够创造道德，必须还有德治。

杜维明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汉武帝如何采用儒学作为官方学说，对董仲舒思想有详细地分析。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的下诏，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极，董仲舒是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咨询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治理国家的政术和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则连答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它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

杜维明：像董仲舒那个时候，策就是策问，皇帝有问题，问题就是天下大事，我们现在碰到大的问题，培养人才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发展的问题，来自人和天的关系的问题，这些大问题。那么对策，它就对你这些大问题，他提出回应，所以重要的是了解他说，天是什么意思，它有很深刻的内涵，而且内涵的是道德的含义，非常深刻的内涵，天有好生之德，天对老百姓讲起来，我想跟那个老传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在天人三策，董仲舒提出影响最重要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杜维明：董仲舒的意思呢，汉武帝你如果真正要更化，你真正要有改革，那你要有一个非常全面而且整合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儒家，可以为你提供，但你要培养出一批人才，也就是说建议由这个皇帝的力量来推动儒学。

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大学以教于国的主张，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的得以实践，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但是真正作为官立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却是始于汉武帝。也正是由此开始，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发展起来，诵读儒家经典的郎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从古至今，两千年来，不绝于耳。汉朝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确定为官学，传习《五经》的经学成为最正统的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杜维明：儒家有它的道，有它的学，有它的政，在它的学术传统中间，经学是它的核心，从董仲舒开始特别是《公羊春秋》，也是一个实践哲学，那么你不通过对经的理解，不读《大学》、不读《中庸》、不读四书，不读五经，那对儒家的核心的价值，就它整个人文，它是一套全面的人文会思潮，不能够进入它的核心。

与一位同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却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和不远礼，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义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和利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晓：公孙弘功不可没，儒学变成了经学，这样它成为汉代意识形态，具有支配意义的一种政治学说，这个当然他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人才，从汉代朝廷中的我们可以看到，设五经博士，每个博士都要招很多的弟子。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有：传习《诗》的申培公、辕固生、韩婴，传习《书》的伏生，传习《礼》的高堂生，传习《易》的田何，传习《春秋》胡毋生、董仲舒、申培公等，。董仲舒则是传习《春秋》公羊学大师，无疑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讲授儒家经书《公羊春秋》，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皓首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为朴学的原因。在西汉，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之后，已成为世家豪族，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大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统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话语权，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拥有了圣贤和素王的地位，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经学也成为谶纬化的儒学，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依、比附经义的纬书，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孙晓：比如说《春秋》它有《春秋》纬，《书》它有《尚书》纬，《礼》它有礼的纬书，各种各样的，所以说纬书，内容大多是放荡不羁，它有很多神话的色彩，它保留了很多中国原始神话、上古神话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到在经书中记载的孔子是很严肃的、很庄严的，但在纬书记载的孔子，可能站在天门上，拿着一把宝剑、踩着祥云，这就是纬书和经书的区别。

不过，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武帝下的一道答复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皇帝检讨书—罪己诏。

杜维明：儒家有它的批判的精神，它这个批判的精神，就是对它所建构的政治，要有一套反馈系统，那么天人关系的是一个最难理解，但也是个最后的一个反馈系统，假如你的整个政局不能够进入常轨，那天要受天谴，它先有这个警告你，先有灾异，这么，如果你一直不受警告，那你的天命就会丧失了。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春秋大一统理论，实际上也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是经师们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演出的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正如《汉书王吉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权威，对两千2000多年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既巨且深。

孙晓：汉高祖把自己的这些功臣和和自己的这些子弟都封为诸侯王，同样他又分封了很多郡县，由中央直接治理，并行的情况下，些诸侯国坐大以后，它有一个想脱离中央集权的冲动，或者这种需求，就说明当时这个社会，它不是很统一，所以董仲舒讲的大一统，整合整个社会的这种政治秩序，它提供了一个自己的理论支撑。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联用来自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点的论述，汉儒已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2000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杜维明：董仲舒所提出来的这个三纲，它有强制性，强制性也就是为了秩序的安定，这个思想受到法家的影响，那么它要维持一个秩序，它需要有一种纲领的观念，那么，这个我相信在现代对儒学进行反思的时候，这个上下的关系和君臣的关系，那么父子的关系、夫妇关系都是核心的关系，都是纲。《白虎通义》就把这个三纲定为这个国家的基本的大经大法，一直到了宋明以后，包括到了今天，向陈寅格先生、王国维先生认为三纲六纪，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

绵延2000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和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敦厚，和对名利的淡泊，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周应之：一个有文化的人走到一群没有文化修养中的人，他很快会赢得尊重，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它历来就对有文化的人有尊重感，那同时，我们对于这个尊重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与我们骨子里对真理的尊重，对于深刻思想的尊重。

经学虽然在武帝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汉代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一般指用汉代隶书写就，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今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古文经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或藏于皇家密室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崇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到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成并列状态，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而是兼治今、古文经学，在融合中寻求发展。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和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的多重渊源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

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了道德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为不为，与民生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经学从墨家学说中汲取的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等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独到的影响。

孙晓：儒学和经学是有差别的，儒学原来是一种社会学说，和诸子百家这种学说是一致的，但是，它被汉代政府采用以后，它变成了一种政治学说，变成了一种经世治邦的一种学问，这就是儒学向经学的一种演化，经学不是完全照搬一些传统儒学的一些东西，它吸收了百家学说的一些各自的优点，经学的内容比儒学要更为丰富。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也正因为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它学说所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今天，我们在孔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我们面前的这尊经学家门雕塑的泥像，很亲切，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圣哲先师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刘彻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位统治中国长达54年的雄主，北击匈奴、东并朝鲜、南诛百越、凿空西域，空前广阔，使得汉王朝的疆域空前广阔。然而，在这个强大的帝国背后却隐藏着重重危机，外患并未彻底根除，内乱接连不断，全国多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大汉帝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谁能够扶大夏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从而避免秦朝覆亡的悲剧。随着汉武帝的黯然离世，大汉王朝迎来了它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昭宣时代。

公元前91年，大汉王朝在汉武帝的统治下，已经走过了49个春秋，这位曾创下旷世伟业的帝王，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疾病缠身，时常将国事托付太子。太子刘据是汉武帝二十九岁时才有的长子，很小的时候就被立为太子，曾深受武帝喜爱，就在汉武帝又一次出宫养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倾动朝野的大事，巫蛊之祸。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人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罹祸的巫术，这种巫术在西汉时很流行，汉武帝对此也深信不疑，这也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江充是有名的酷吏，素与太子不和，于是进谗言说：宫中有人在用巫蛊术诅咒汉武帝，武帝大怒，令其彻底追查，江充令人在太子宫中偷偷埋下桐木人，然后假装发现，太子非常恐惧，他不甘心蒙冤等死，于是逮捕并杀死江充，发兵自保，汉武帝闻讯大怒，派丞相率大军讨伐，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最终自杀，他的母亲卫皇后也被迫自杀。巫蛊之祸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被牵连杀害者多达数万，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

徐卫民：这（巫蛊之祸）对汉代社会来讲，对汉武帝当时盛世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更重要的我是觉得通过这件事情，汉武帝才真正地认识到了，在这样一个繁荣的社会底下，隐藏着很多的社会矛盾，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汉武帝也可能意识不到要改弦更张，那么汉朝社会也可能就会丧失在汉武帝手里。

经过多方调查，汉武帝获知太子完全是被逼上绝路的，被愤怒压抑的父子之情强烈迸发出来，悲痛万分，他始终不能相信竟然是自己亲手酿成了父子相残的悲剧，不仅痛失爱子，而且让帝国失去了理想的接班人。此后不久，更为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匈奴入侵边境，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七万大军反击，纵兵深入，以致孤立无援，兵败投降，辉煌一生的武帝从未遭遇过如此惨痛的失败。与此同时，国内情况十分严峻，穷兵黩武导致国力虚弱，各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朝廷忙于应对，疲于奔命，汉武帝和他的帝国一同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这一切让汉武帝不得不对自己多年的统治方略，进行深刻反思，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执政方略必须做出重大调整。恰在此时，搜栗都尉桑弘羊建议，多征发戍卒到轮台屯田，汉武帝于是下达恶劣著名的轮台诏，他批评桑弘羊的建议是扰乱天下，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毫无用处，朕不忍心再听到这样的建议，他对自己以前的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轮台诏称得上是汉武帝最后岁月的治国新纲领。

李开元：汉武帝好大喜功，而且引起了政治动乱，他几乎把一个完好的汉帝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反悔，他认为自己几十年是做错了，所以有一个轮台罪己诏，根据这个，他做了政策的转化。

轮台诏明确了新的治国思路，就是让政策回归休养生息、富国养民。留给这位老人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尽快重新选定接班人。然而，剩下的皇子不是年幼就是节行有亏，这让汉武帝左右为难。这幅画汉描写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传说，周武王死后，周成伟年幼，由其叔叔周公旦辅政，周公不负周武王之托，将周朝治理的稳固强大，等周成王年长后，周公还政于周成王。汉武帝病重之前，令画工画了一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送给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这等于宣示天下，他要力八岁的少子刘弗陵为帝，以霍光为首辅大臣辅政。霍光是已故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兄弟，性格沉稳，处事周详，深得武帝信任。汉武帝临终前，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共同辅佐少主，显然，被赋予周公使命的霍光，将成为未来汉王朝最重要的角色。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霍光将带领其他三位大臣肩负着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昭宣时代。

李开元：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他选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人，叫霍光，中国历史上评价相当于周公这么高地位的人，他知道怎么去引导这个政策转换，但是他又不去制造政治动乱。

后元二年（公元前87）二月，汉武帝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他在遗诏中写到，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带着对帝国的眷恋与生命的不甘，汉武帝长眠于于茂陵。

王志杰：这里就是汉武帝茂陵，刘彻的陵墓，西汉帝王陵中最大的一座，在汉武帝墓陵周围，有20多个陪葬墓，见于确切的历史文献记载，能知道的陪葬墓有西汉一代的两个大军事家，有卫青、有霍去病，还有汉武帝茂陵这个西北角有夫人，还有最远的就是霍光。

王志杰馆长，已经在茂陵工作了五十三年的时间，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十几年前他开始研究并撰写一本《汉武王朝人物志》，这本人物志的最后一个章节是有关四位辅政大臣的，霍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昭帝即位的最初几年，除了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或施行一些惠政外，国家少事，霍光经历了武帝中晚年政治的转折，无论是从他的个性还是观念出发，他都会选择忠实地执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国策。然而，这与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有着严重分歧。

桑弘羊，中国古代杰出的理财家，公元前119年前后，在国家遇到严重的财政危机时，汉武帝重用桑弘羊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桑弘羊在全国推行盐铁、均输、平准等改革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盐铁官营，就是当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盐和铁，收归国营。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池，是我国最古老的盐业生产中心，古称河东盐池，是西汉时期最为重要的盐产地和集散地。当年，绵延不绝的车队满载食盐运向四面八方，运城由此得名。

如今，广袤的盐池和深深的车辙依稀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盐自战国起，就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桑弘羊改革将盐的生产，由过去的民营改为民制官收，国家提供煮盐用的铁锅，生产出的盐由国家统一收购、运输、售卖，国家为此设立专职官员掌管盐务，并在全国多数郡设立盐官，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此举使盐税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桑弘羊进行的众多经济改革，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史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晋文：桑弘羊的财政思想，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强调重商，他在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贡献的见解，我认为有两条，一条是（桑弘羊）认为富国不一定非要用农业，工商业也可以富国，第二条，他在历史上最早提出这种大生产的优越性。

张振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古荥汉代冶铁遗址，保存较好的一号冶铁高炉，它长轴是4米，短轴是2.8米，容积50立方米，日产铁大约在一吨左右。

这在当时，不但在我们国家，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张振明，40年前亲自参与了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工作，在这个12万平方米的遗址内，他们发现了两座巨大的炼铁炉和众多炉底积铁，仅一号炼铁炉内，就发现了重达20余吨的炉底积铁，众多迹象表明，在桑弘羊将冶铁收归国营后，铁生产的规模更加扩大，像古荥这样的汉代冶铁遗址，国内还有多处，国也来管理它，有很多好处，集中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高度集中可达（使得）铁的这个产量大幅度地增加，促进了整个整个国家力量的强盛。

桑弘羊改革在很短时间内，使得濒于崩溃的汉朝经济得以恢复，国库再次充实，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保证了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然而，桑弘羊改革的弊端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日益凸显出来，在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现任馆长看来桑弘羊改革的弊端远大于他的成果。

阎书广：桑弘羊众多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盐田法，盐铁官营，对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抑制商人势力，改进和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呢，它也存在着封建官营事业的弊病，比如说，生产的铁器的质量不高，规格不符合要求，包括售价过高的这些方面，以及官吏强迫农民进行购买的这些弊病。

桑弘羊改革的众多弊端，在改革十余年后日益凸显，百姓怨声载道，地主、官僚、贵族和商贾也强烈不满。霍光掌权后，为了缓解严峻的社会矛盾，主张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松一些，而桑弘羊则坚决主张严管，为了能在统治阶段内部达成一致，霍光听取了同僚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疾苦，为即将召开的朝廷会议做准备。公元前81年2月的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60余人，与朝廷大臣齐聚长安，共同探讨治国之策，事前谁也没有想到，会上辩论异常激烈，以致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会议之一，御史大夫桑弘羊更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

贤良文学猛烈抨击武帝推行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管制政策，历数其弊端，认为这是与民争利，是造成百姓贫穷困苦的根源。作为这些政策的制定者，桑弘羊反驳道：这些管制措施是制衡周边民族，安定边疆、满足国用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家大业，决不可废。双方的辩论精彩纷呈，这次辩论称的上中国古代非常罕有的一次辩论赛，史称盐铁会议。恒宽根据原始档案，撰写了《盐铁论》一书，保留了这次辩论的珍贵记录。然而，当时辩论的会场早已荡然无存，这里是西安市三桥镇高堡子村的一个农家院落，很难想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当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刘振东：这就是西汉很有名的建章宫遗址，建章宫是汉武帝的时候兴建的，到昭帝的前期还在使用，所以说，那场非常著名的盐田会议，就很有可能是在这里举行的，这个会议讨论的议题也很多，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议题都有，其中一项很重要的讨论的内容就是盐铁，关于盐铁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在会上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老乡在这里耕地，把废墟里的瓦片都耕出来了，这是汉代的，你看，这纹饰还比较清楚，绳纹，像绳子在上压上的纹一样，叫绳纹。

在这些俯拾可得的砖瓦间，2000多年前的那场会议和那段历史，似乎依然清晰。盐铁会议五个月后，朝廷颁布一条决定，废除酒专卖和关内铁官，根据《盐铁论》记载，这个决定是包括桑弘羊在内的大臣提出，霍光代表昭帝奏可的，霍光在这件事上充分尊重了大臣的意见，但是，这件事仍埋下了桑弘羊与霍光决裂的隐患。在桑弘羊看来，举贤良文学以及召开盐铁会议本身，已经反映了霍光的态度，桑弘羊是一个极聪明且自信的人，尤其是武帝中后期，他拯救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但是，武帝晚年，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武帝一起转变，他始终相信，积极有为的方针是正确的。

霍光执政后期所采取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令他难以接受。除桑弘羊外，另外一个辅政大臣上官桀及燕王刘旦等人，也对霍光甚为不满，很快这些对霍光不满的人便勾结在一起，他们要除掉霍光。他们暗中窥视，等待着时机。这天，霍光出宫沐浴，一封号称是燕王旦的上书，趁机进入皇宫，递交到昭帝手上，这封上书举报霍光，出京检阅羽林郎，擅自调增幕府校尉，专权自恣，可能要篡夺皇位，要皇上马上调燕王旦进京保护。然而上官桀、桑弘羊他们显然过于低估昭帝智商，十四岁的昭帝立刻就识破这封信是伪造的。上官桀等人见谗毁霍光不成，于是策划由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设伏杀了他，废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九月，阴谋泄露，长公主、刘旦自杀，其余参与谋反者被灭族。一场颠覆政权的危机安然度过，霍光得到了汉昭帝的全面信任，朝中再无可与之抗衡的势力，史称威震海内，这段历史让后代历史学家对霍光的评价众说纷纭。

元凤四年（公元前77）正月丁亥日，十八岁的昭帝在未央宫加元服，即举行成人仪式—冠礼，虽然一般而言，年幼的皇帝成人后便可亲政，但昭帝依然将政事委任于霍光，霍光继续执行与民生息的政策，宽松国家权力对民间的控制，社会秩序明显好转。然后，三年后，年仅21岁的昭帝猝然病逝，这位八岁登基，执政仅13年的年少天子在霍光的辅佐下，继承了汉武帝末年富民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扭转了汉武帝晚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社会稳定发展，为昭宣中兴打下了良好基础。霍光也不辱使命，内外措施得当，成效显著，昭帝和霍光的关系，被《汉书》赞为：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

宋燕萍：霍光是以周公来自居的，他确实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像周公一样辅佐汉昭帝的，在他辅政期间，整个昭帝政治确实取得了很一定的成绩，通过这些政绩，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昭帝无子，他的猝然离世令霍光和大臣们措手不及，霍光和大臣商议，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事实证明，这仍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刘贺当了皇帝后，不仅生活是奢靡，而且急于摆脱霍光的控制，建立自己的领导班子。霍光与几位重臣密谋后，上奏皇太后废黜刘贺，昌邑王在位仅27天，选择新的皇帝再次提上日程。由于武帝子孙凋零，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这时、流落民间、身为庶人的刘据之孙刘病已进入了霍光的视野。

刘据因巫蛊事件兵败自杀，妻妾、子女均被杀，当时，刘病已刚刚出生几个月，被收系狱中，廷尉监丙吉、掖庭令张贺等人可伶他尚在襁褓，派女囚喂养他，历经磨难活了下来。昭帝时，承认了他的皇室血统身份，公元前74年7月庚申，这位命运多舛的少主被迎入未央宫，次日，便举行了登基典礼，是为宣帝。然而，此时的汉宣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在霍光面前，他显得唯唯诺诺，史载：宣帝即位拜谒高庙时，霍光随从骖乘，宣帝感觉若有芒刺在背。

晋文：霍光为了专权，废除了昌邑王，立了汉宣帝，之所以立汉宣帝，是因为汉宣帝他的势力比较孤单，没有盘根错节的亲戚支持他，也没有党羽支持。但是，汉宣帝他知道自己的政治命运完全掌握在霍光手里，霍光即然可以立他，也就可以废他。

宣帝入朝后的第二年正月，霍光表示要归政皇上，宣帝谦让，表示一切仍需委任大将军，结果一切如昭帝时一样，凡事先向霍光汇报，然后再向汉宣帝上奏。此时，霍光已权倾朝野，他虽然对汉室忠心耿耿，但是权力欲和控制欲很强，他一方面牢牢控制朝政，一方面大肆封赏，提拔自己的亲属，史称：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在牢牢把持朝政20年后，公元前68年3月，霍光病逝。这位三朝元老不负汉武帝的临终嘱托，在内政外交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措施，使国家平稳过度，稳定发展。霍光死后，汉宣帝以堪比帝王的葬礼长伴于汉武帝身边。王志杰终于完成了霍光这一章节，这意味着，《汉武王朝人物志》历时十余年，最终编写完成。这期间，他几次登上霍去病墓，眺望远处的霍光墓，每次，他脑海中浮现的霍光形象似乎都不相同，书稿完成的当天，当他又一次远远眺望时，远方的那个封头此刻异常清晰。

霍光死后，汉宣帝宣布亲政，此时的汉宣帝再也不是唯唯诺诺，他开始真正实施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他逐步削弱霍家人的权势，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这让霍家人坐立不安，情急之下，霍家人决定铤而走险，密谋毒死汉宣帝，然而此时，汉宣帝早已羽翼丰满，公元前66年，宣帝以谋反罪将霍氏一族灭族。

宋艳萍：霍光呢，他是完全以周公来自居的，在他辅政期间，他逐步排除了上官桀等其他的一些辅政大臣，大权独揽，而且，他还把自己的整个家族带入了上层，把持政权，所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一个权臣，甚至一个家族，他如果控制的政权太久，而且甚至到了操控皇帝废立的地步，他的覆灭是必然的。

霍氏家族虽被清算，而汉武帝轮台诏定下的基调，由霍光所执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被汉宣帝延续并发扬光大，在其25年的统治中，政治清明，重视教化，汉王朝再一次呈现出勃勃的生机。

段清波，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长期从事陕西境内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几年前他参与的一次考古普探工作，解开了汉宣帝杜陵保护区全面发掘的序章。

张挺：房舍的建筑遗址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帝陵东门的东边，发现了60多座陪葬坑，原来我们只知道有无座陪葬坑。

众多陪葬墓的发现，让汉宣帝成为继汉高祖刘邦之后，陪葬墓最多的汉代帝王，这也让研究汉宣帝多年的段清波教授，重新审视汉宣帝通统治下的这段历史。

段清波：在我们右前方这个高大的封土下，埋葬的是西汉的第十个皇帝—汉宣帝，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称之为杜陵，这个陵园里边，除了埋葬的皇帝和皇后之外，还有大量的一些大臣的陪葬墓，一共是107座，在整个西汉这些皇帝里边，汉宣帝是唯一一个从小坐过监狱，从小在民间生活的皇帝。所以，他一当了皇帝以后，他深知国家的现状，甚至民间所有的疾苦，他也知道社会存在的什么问题，国家当下存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他采取了第一项措施就是对受巫蛊之祸的那些冤假错案，进行全部地平反。

亲政不久以后，汉宣帝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他还听从大臣的建议，一改自武帝以来严刑峻法的作法，提倡省法制，宽刑罚。为了从制度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汉宣帝下诏置廷尉平四人，随后，又公布了一些列减免刑罚的措施，为了鼓励孝道，宣帝下诏，子女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罪行的都不治罪，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宣帝还下诏斥责一些地方官，舞文弄法，欺上瞒下，方便百姓避讳，汉宣帝甚至将自己的名字由病已改为询，并赦免之前触讳治罪的人。他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在奉行为政宽简的同时，汉宣帝延续了昭帝时期轻徭薄赋、劝民农桑的政策，即位不久，即免除当年租税，此后，又先后三次减免徭役赋税。在汉宣帝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汉朝立国以来最低。为了防止谷贱伤民，汉宣帝专门设立了常平仓，谷价低时，加价买入，饥荒时原价售出，这种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粮食价格的举措，使得百姓得利，国家安定。在汉宣帝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鼓励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

段清波：我们有一个数据，从武帝时期，每石粮食50钱，到了这个时期，每石粮食只有五钱，而且社会人口的数量也得到大幅度提升，汉宣帝也深知一套好的措施、好的制度，也需要一些大量的循吏，去帮助他实施、帮助他执行。

所谓循吏，就是世人所说清廉而又有能力的地方主官，《汉书循吏传》共收了六个人的传，其中五人出现在宣的时期。汉宣帝认为治政的关键在于吏治，吏治的关键在于地方官，每当任命州刺史、郡太守、诸侯王相等地方官时，宣帝都亲自召见，详细询问执政方略，然后综核名实，治政确有成效的，就颁布诏书加以勉励，赏赐。每逢年初郡国上计，宣帝都亲自询问地方官员政令得失、了解民情，他反对频繁调换郡太守，认为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有安定感，才会服从管理。但宣帝并非一味施行仁教，而是因地、因时制宜，在大力推行循吏政治的同时，也在三辅等官僚、豪强势力盘踞的地区，重用以任刑罚出名的能吏，赵广汉是汉宣帝时期的能吏之一，担任颍川太守期间，针对当地大姓宗族肆意横行、朋党为奸的现象，用计谋对他们进行离间，鼓励检举揭发，上任几个月，就诛杀首恶，郡中震栗。担任京兆尹时，赵广汉成为第一个敢向霍光家族开刀的人，当时霍光刚死不久，霍家依然权倾朝野，赵广汉查到霍家非法酿酒、屠宰，亲自带人，闯入霍光儿子的宅第搜查，砸烂酿酒器具，破坏了门户，霍光的女儿当时是皇后，向宣帝哭诉，宣帝心里支持赵广汉，但顾及皇后的面子，只得下诏责备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也都是汉宣帝时的能吏，他们严厉打击豪强势力、贪官污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宣帝晚年曾与后来的元帝，当时的太子刘奭闲聊，刘奭批评皇帝执刑太深，认为宜用儒生。宣帝勃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感慨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张小锋：汉宣帝的太子就是后来汉元帝刘奭，这个人，应该讲是纯任德教，就是特别注重儒家，汉宣帝就给他讲：汉家自有制度以来，本以霸王道杂之，也就是说，他既会用儒家思想，也会法家思想，还对其他有用的思想都会全部采纳，不会纯粹依靠儒家思想来治理天下。应该讲这种治国理念是非常高明的，它不仅维系了汉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它为后来历代帝王所沿用，对后世的启示就是，任何国家的统治既要利用仁政来得天下，又要用法律来维护他的统治。

公元前49年年底，宣帝病逝于未央宫，结束了二十五年的统治，汉宣帝被后来追尊为中宗，中兴之主谓之中宗，汉宣帝对内轻徭薄赋，整饬吏治，对外安定边疆，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众多功绩使得他与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并列，成为西汉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汉宣帝和他的前任汉昭帝共执政三十八年，践行武帝后期休养生息的政策，政治清明，呈现出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和谐繁荣景象，被后代史学家称之为昭宣中兴。

从汉武帝发布轮台诏，到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再到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从积极有为到休养生息，汉帝国得到统治者们艰难地抉择着历史的方向，大汉帝国在辉煌与危机转圜之际的这一次平稳过渡，注定在时空长河中留下悠远的记忆，昭宣时代为历史勾勒出一个强悍王朝的温和背影。

这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它描绘了从西汉、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以及隋朝的700多年中13位帝王的形象，这其中包括割据政权的刘备和孙权，但有一朝代的帝王却被忽略和轻视，他就是新朝的皇帝王莽，建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仅存14年，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然额，人们对新朝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其享国日短，因为与新朝相比，秦朝也不过十五年，在历史上，虽然新朝显然无法和秦朝相提并论，新朝的皇帝王莽更是被后来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定性为篡汉的奸臣，这一观点几乎为后代所有的史学家所沿用，人们不愿意把这个时期称作新朝，而作为新莽。直到近两千年之后，人们才重新审视这位新朝皇帝，胡适等一些近代学者，开始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那么，王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莽所建立的新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

大名县老城位于现在河北省大名县的东部，公元前45年，王莽即出生于此，也许因为历史中定位王莽篡位的缘故，这里与其他帝王故里不同的是，它既没有这位帝王的祠堂，也没有塑像，只有在大名县的方志馆才能找到关于王莽的少量文字记载。里面收藏的这几年，有一两千本《大名县志》，在《大名县志》里面，记载了王莽的家族历史。王莽的出身非常煊赫，他所在的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族中之人多生活奢靡，意气骄横，只有王莽早年丧父，孤贫恭俭，拜当时名儒沛郡陈参学习《礼经》，如同一位普通的儒生，在当时王莽良好的品行受到很多人的赞誉，这为他出人头地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将军王凤是王莽的伯父，当他生病时，王莽精心护理，几个月不解衣袋，以至于蓬头垢面，令王凤深为感动，王凤是当朝的重臣，临终前特地为皇帝推荐了王莽。

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就是服务皇帝左右，传达诏命的官员，历史上对王莽做黄门侍郎并没有太多的记载。

但是，这段时间对王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他任职期间，认识了同朝为官在天禄阁校理图书的刘歆，刘歆自小跟随父亲刘向整理校勘皇家藏书，接触到大量新发现的用秦以前古文字书写、没有立于官学的经本，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经本好恶与圣人同，能纠正已逐渐僵化、神化的今文经学的弊端，这些书就是古文经。在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古文经学则是传承脉络不清晰，经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间、未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到西汉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反对今文经学垄断官学，认为今文经学门派森严，压制和排斥其它学派，正蜕化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不仅如此，今文经学，还肆意地曲解经书的含义，使其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导致人心的混乱。当今文经学越来越陈腐、保守时，在野的古文经学则展现了勃勃的生机，正是在这个时期，也正是古文和今文将王莽和刘歆紧密联系在一起。

孙晓：西汉末年的时候，王莽和刘歆，恰恰这两个人在这方面找到了契合点，两个人的年龄也差不多，爱好也差不多，对社会治理的这种理念和寻找社会治理方法的这种途径也是一致的，所以说两个人就是，开始从古文经学中去想寻找一些新的社会治理的办法。

王莽、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坚定支持者，这两位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他们对西汉末年混乱的社会秩序、残破的国家制度极度失望了，厌恶今文经学对政治的妥协。于是，步调一致地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开始规划理想的政治蓝图，刘歆是设计师，王莽将成为实践者。

孙晓：刘歆可以说是王莽的一个理论家，他对经学的这种整理，特别是古文经学这些理论的书籍和一些理论的整理，刘歆做得非常多。而王莽是这种新的这种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个实践者，他是个政治家，他是一个理论家和一个政治家的一种结合。

王莽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由于贤能谦恭，其地位和声誉都在飞速提高，他的叔父王商上书愿意把自己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此举得到朝野的广泛支持。王莽累迁至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即便地位再高，王莽一如既往地礼贤下士，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自己车马衣服去接济穷人，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朝廷都深受爱戴。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此时王莽，既是外朝的首领，又成为学界的领袖，他与刘歆一起开始力促古文经学成为官学，这将会促成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丁、傅两家外戚掌权，王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此被免职，避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杜门自守。此时，刘歆也受到了传统势力的顽固抵抗，大司空师丹等人诋毁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由于王莽已被免职，刘歆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几乎被诛杀，不得已，刘歆离开京城，几年后因病免去官职。

孙晓：西汉末年以后，今文经学被少部分人所垄断，他们掌握了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没有进入这个集团，没有取得这种经义解释合法性的这些知识份子，他就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甚至就像刘歆这样的人，他虽然是皇家档案图书的管理者，他也很难进入这种经学政治集团的核心。

王莽虽然免职归家，但没有离开人们的视野，他仍是新都侯，一件事情的发生使王莽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一天，王莽的次子杀了一个奴婢，这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并不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当时，奴婢的地位形同私人财产，可以被当做工具随意买卖。然而，王莽本人却较真了，他认为奴婢的生命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杀人就得偿命，因此，他硬是逼迫着自己的次子自杀，这件事使王莽在读书人中的声誉迅速提高，官员为王莽鸣冤上书的数以百计，希望他再次回归朝堂。

王启发：王莽的儿子杀了奴隶，然后他就是以命抵命，这个其实也还是表现出他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大义灭亲，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践行自己的一个道德方面的标准。

王莽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更重要的是，人们从王莽的行为中看到了重整河山、复兴社会的希望。西汉，从开国皇帝刘邦开始，经略国家，经过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励精图治和昭宣中兴之后，西汉王朝走向衰落，元、成、哀、平四个皇帝把昌盛的局面一步步糟蹋殆尽，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由于外戚轮流执政，宦官也受宠弄权，贤臣多被罢黜，留在朝廷内多是贪官污吏。朝堂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吏只要能结交上权臣，就能肆无忌惮，加重对百姓的搜刮盘剥。人口激增与灾害频发也在加剧社会矛盾，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西汉平帝时，已达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地区与关东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重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

孙晓：社会暴乱，流民增加，灾荒，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矛盾也非常突出，那传统的经文经学又拿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些一些有为的知识分子，像刘歆、王莽就开始从一些别的经典中，比如说古文经学中，去寻找一些可支社会政治治理的一些理论，并从这些理论中去找出一些社会治理的办法，也许就是在共同找一种新的理论支点和新的办法措施的这条路上，刘忻和王莽走到一起。

公元前2年，在众多官员的强烈呼吁下，王莽再次回到京城，一年后，汉哀帝病逝，王莽再次出任大司马，掌握了内政外交的实权，在他的建议下，九岁的汉平帝即位。公元三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王莽执政的地位更加巩固，他认为，改变王朝意识形态的机会正在成熟，王莽迅速组建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当然，王莽不会忘记志同道合的刘歆，将刘歆从地方调到中央，并特命为羲和，这个新造的官名，原来的意思就是传说的太阳神，这时变成典儒林史卜之官，刘歆成为当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的最高领导人，一个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在全国掀起。王莽与刘歆同心协力，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官学，成为国家正统学说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长期饱受压制的许多儒生将有机会进入国家的正规编制，实现他们的抱负。

后来，王莽又增立《乐经》，并且将《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30名，每一经博士领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广召通晓各种学问者数千人来到京城，王莽要得天下英才，使古文经学昌明于天下。为此王，莽在长安建造一万套住宅，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在王莽的感召下，儒生和百信纷纷投入义务劳动，经过10万人的奋力突击，一万套住宅竟然在20天就全部完工，不仅如此，王莽的恩惠，也播及更多的普通百姓，他在长安城中建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流民居住。此时的王莽希望建造一个能够造福于最大多数人的社会，王莽曾在上书中说，古时候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应将古制颁示天下，让臣民遵守，这其实就是王莽的终极理想，他要按照上古三代所遵行的唐虞之道建造一个国给民富而颂声作的小康社会。这种理想不止是让天下儒生为之倾倒，也几乎激励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

王启发：王莽和古文经学的关系，主要还是在提出用《周礼》的理论和制度来作为改制，建立了新莽政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理论依据和制度依据，也是一种，这个延续了西汉的经学政治的发展。

王莽复古《周礼》的一件大事，即是建明堂，立辟雍。明堂是周朝天子接见诸侯王公的场所，同时也是周礼的象征。在上海博物馆里收藏的一面王莽时期的铜像，它上面的文字印证了这段历史。

周亚：这是一面王莽时期的铜镜，这面铜镜它的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镜的内圈有一周的铭文，这个铭文最主要的几句话就是新兴辟雍，建明堂，他当时是实行了一种复古的政策，他就是要恢复《周礼》上的制度，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建辟雍、明堂，这几句话和我们文献上记载王莽复古政策当中，建辟雍的这个记录是相吻合的。

公元5年正月，诸王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辟雍明堂举行祭祀大典，场面隆重而庄严，理想之光充斥在每一个人的内心，王莽正成为他们心中的圣贤。为此，900名公卿大臣请求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也如此，改朝换代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孙晓：九锡是古代君王对这些诸侯王有特殊贡献者，它表示对你曾经做过的这种贡献一种嘉奖，凡是这个得到九锡的人，后来都成为了一个这个篡位者，王莽被加封了九锡，他最后取代了汉。

公元六年，汉平帝暴卒，年仅两岁的刘盈即位，太后命王莽暂代天子摄政，此时的王莽，虽为假皇帝（代理之意），但权势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亲为主的反对势力的反叛，在顺利清除这些障碍之后，王莽也许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成为皇帝的机会正在来临，即便自己不想篡位，但如果想要从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自己宏伟的理想，他就必须自己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于是，他更加紧锣密鼓地营造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就是上天要将王朝授予王莽的氛围，它体现于各种祥瑞之中。在王莽摄政时，认识各种各样的福命祥瑞纷至沓来，朝野上下，人们以不同方式劝王莽称帝，改朝换代，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龛，在龛里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顺应天命，还有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编的人与自己的名字，共十一人一一写上，黄昏时分，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龛去高祖庙交给值班的官员，王莽得知后，择日去高庙，将铜龛迎到未央宫前殿。

杜维明：王莽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年轻人他是一个学术上的很有造诣，而且，对人他能够礼贤下士，有很大的亲和力，所以说不能完全是靠他的政治权术，事实上就靠他的人格魅力笼络了一大批人，不仅如此，接受他这个观念的儒生人数相当多，愿意让他改变，这个就是公众舆论，也是相当的强，就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能够用他自己的方式，用《周礼》的方式来建国。

这里是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公元九年1月15日，正在这里王莽接受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婴禅让后称帝，从假皇帝变成真皇帝，改国号为新。在中国的史书中，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王朝的更替，而是将王莽此举视为乱政篡位，然而也有人认为，王莽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登上皇位，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从此时起历时210多年的西汉王朝结束，王莽的时代正式开始。王莽代汉而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做皇帝的先河。

杜维明：他确实争取到了话语权，话语权的本身是力量，是权利，而这个话语权的权利也和当时政治发展有很密切的内在关系。

王启发：传统意义上来讲，认为他还是逼迫汉室的人，比如说那个孺子婴年龄小，然后把权力让给他了，那么从现在的史书里面看，确实没有看到刘氏政权里边有什么强力人物出现，来跟他争夺这个权力。

王莽在朝野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一个叫新朝的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在交替之际几乎没有太多流血。做了皇帝后，王莽雄心勃勃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他的理想，在政治方面，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据儒家的经义，尤其是根据《周礼》，讲很多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此外，他还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如果说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形式上的改变，那么，王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则更加全面而深刻，但也面临更大的风险，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的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田制，也就是恢复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度，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由买卖。王田制本意是良好的，抑制土地兼并是要使人数众多的国家赋役负担者编户农民有田可耕，重建被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所破坏的经济秩序。

孙晓：土地集中在这些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手里以后，大量的平民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这个社会也不会很稳定，王莽他就采取了王田，他说所有的田都是国家的，所以说我就可以平均分配，你把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拿过来，你不就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吗。

在推行王田的的同时，王莽又将奴婢改成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即改变奴婢与牛马同栏的地位，又抑制大量农民沦为奴婢，然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麻烦，最后结果是上下不得人心。

孙晓：废奴就是把奴婢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要给他解救出来，一方面就是想削弱这个大土地所有者这些集团的这种势力，第二个也使国家获得了更多的一些劳动力，也是因为政策做得不彻底。

五军六莞政策也开始全面实施，五均：即由政府统一物价，平衡市场供应，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城市设立了五均官，来控制物价暴跌，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但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了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六莞就是由国家直接接管六项重要的经济事业，既包括酒、盐、铁器由国家专营，有中央政府统一铸币，经营山上水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这项政策真正的结果是养肥了主管官员，国家财政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负担更重，至于正当的商人、手工业者在官营商业体制下已无立足之地了。

孙晓：想法是非常好的，包括五均六莞很多措施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他在实践过程中就遇到了很多问题，包括这些具体的这种执行的官僚、这些阶层，他们政府要求的是一套，他另搞一套。

在王莽的家乡大名县，如今很多人收藏有王莽时期的些货币，这些货币种类繁多，只有真正的藏家才能分辨出它们当时的面值。

采访：这是王莽改制前用的五铢钱，这其它的还有大泉五十、兵钱、货泉，货泉比较多，剩这其他的是五铢也不少。

王莽频繁的改革币制，他即位后，前后共进行了四次币制的改革，变更发行了几十种货币，而且每次易币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货币改革的期间，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孙晓：就像王莽的别的政策一样，它是经常变化的，新的钱币来了以后，老板应还没有熟悉以后它就变了，所以说它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更多。

理想与现实，动机与效果之间，正在出现巨大的鸿沟，王莽的改革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难，而人口数量的激增，不仅是西汉末年的难题，同样也是王莽必须面对的难题，为了管控阻力与不断暴涨的大量流民，王莽规定凡是无业的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组织强迫劳役，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这项政策同样是善意与富有理想的，然而实施起来却非常的困难，于是王莽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湖。在青海省海晏县文化图书西海郡博物馆里，保护着王莽时期一件重要的文物，西海郡虎符石柜，虎符石柜是放兵符的柜子，这是王莽西拓疆域，特派专员在青海湖畔设置一个庞大的石质信物。

李启录：王莽他雕凿了这个虎符石柜以后，表明了我的政权已经涉及到了我们西部草原。

西海郡虎符石柜是在海宴县县城约一公里处的西海郡遗址出土的，王莽根据古书有四海之说，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名义上如此，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制移民，解决西汉末年人口暴增对关中、关东地区带来的人口压力。任玉贵对西海郡的建立有详细的了解，谈到凑成四海的说法，认为不过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借口罢了。

任玉贵：当时王莽就想，在这个地方叫羌海，就是羌人住的地方，于是他就派审查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把羌人贿赂一下，拿了很多金银财宝，羌人见了非常高兴，他们就跑到青海湖以西地方去了，把这个地方给了汉王朝，在这个地方建立西海郡。

西海郡古城遗址目前保存完整，东西长65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残高达四米，四个城门址保存完好，城内还隐约可以看出隆起的墙垣所构成的三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区。

任玉贵：这个工程相当浩大，除了主城以外，城里还有设施，它有太守府，还有西部都尉府，除了这些官府以外，还有一些兵营，还有筑城的民工，还有这些囚犯，当时那一块，我们想象是非常热闹的。

为了缓解国内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还多次发动与四夷战争，其本意是通过外部的战争，增强国内的凝聚力，然而在具体的实施中，这些战争不仅没有起到冻结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自然灾害同样加速着王莽失败的步伐，这是位于大名县的王莽堤，是为防止灾害而修筑的，实际上这是一条宽约40米，高约两米的堤基，犹如一条长龙纵横在大名县内，残断连绵20公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汉代金堤遗址，如今在堤上还能发现当年的汉砖。

桂士辉：它形成的原因，是当时地面水比较高，它弄成这个砖坯之后，为了让它晾晒干，就在那边铲那个芦苇，铺那个席，把它放上面，这样一放就形成一个凹槽。

公元十一年，正是在大名县附近的黄河魏郡河段发生了决口改道，黄河决口成灾，在汉代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在人口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公元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畔，事穷计迫，王莽不得不废除王田、奴婢、六莞之计，即为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这意味着改革的全盘崩溃，而王莽本人也将面临最大的困境。

杜维明：王莽在做巨大的这个文化运动，而且，他有内在的政治含义，那么真正的，对他的理想能够认同的，在很多地方开始有所质疑，时间那么短，这有很大的关系，又好大喜功，在他没有得到这个地位的时候，他是礼贤下士，他逐渐逐渐地表现出来骄横。

孙晓：他把事情做得太急了，把很多政策，同时一个短时间内推出，这种政策之间，这种措施之间互相抵触的地方就非常多，第二个，遇到了阻力以后没有办法，就变成了这种政策执行不下去，就难以执行，难以执行的政策就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

最致命的危害往往来自于内部，以王莽为核心的儒生改革集团的内部分化，是对王莽最沉重的打击，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对刘歆有了防备，弃之不用，由于王莽改革的全盘失败，原先的圣人王莽几乎成为全民公敌，人心思汉，民间出现了很多刘姓将再次称帝的说法。这位与王莽有着共同理想的大经学家竟然参与了废除王莽的兵变，公元23年7月在兵变失败后，已经年过七旬的刘歆自杀身亡，这件事震动了朝野，也给新朝皇帝王莽以致命的打击。

孙晓：一个有理想的人都很寂寞的，有理想人都是很孤独的，为什么刘歆死后，王莽终日感到很潦倒，因为他连这样一个知己都死了，一个本来和他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都很契合的一个知己，最后也变成了他的反对者，你想一想，王莽到了晚年，政治理想破灭，政治的实践难以实行，他这种孤独感和寂寞感是很强大的。

杜维明：对王莽重新的评价是现代历史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在建国以来彻底改变，把这个制度彻底改变，这中间有个非常大的距离，你彻底改变的本身是一个断裂，而断裂会带来，常常是不可预期的不良后果，你不管你的理想多高，你当时所要处理问题多尖锐，如果你想就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特别汉代经过那么长期的发展，那么多各方面地方的力量，那么多积累的资源，你都不管，这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急功好利，在很短的时间，没办法维持下去。

刘歆的年纪与王莽相仿，志同道合，西汉末年，当整个王朝都陷入腐败堕落时，正是刘歆与王莽一起建立了新朝的理论基础，力促王莽建立新朝，然而在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的艰难状况下，刘歆进行了最彻底的背叛，这包括数十年的情谊和共同的理想。王莽从此深居宫中，读书累了，就靠几案而睡，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的悲惨结局，他的理想无法与现实相结合，他的近似梦幻的改革已使他走到悬崖。然而他并不甘心，他自以为是怀着救济天下苍生的儒家宏愿的，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即便有错，自己的本心不错。他曾是那样的深得人心，即便现在，他仍然希望从古文经中找到出路和答案，希望上天给他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上天没有眷顾他，改革集团内部分裂，加速新莽政权的灭亡。

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赤眉及绿林两股势力最强的义军，而更始军的兵峰正直指京城，公元23年夏末，转火逼近长安，十月初二，起义军攻入宫门，大火蔓延。《汉书》有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把王莽篡汉说成是以紫夺朱，蛙声打鸣。此时的王莽，穿上了紫色的礼服，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了上天，王莽最终死于乱军当中，在农民起义的凯歌声中，新朝政权宣告灭亡。

王莽之死，使儒家们的理想从巅峰坠落，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戛然而止，好梦终究难以成真，我们依然应该肯定王莽作为壮志未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中应有的地位，肯定他为克服西汉末年社会危机而进行改革的见识和勇气，肯定他为实现儒家构想的理想社会而做的大胆尝试，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史记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未取得成功的改革实践中，找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让我们认识到改革必须切合实际，措施得当，贯彻有力，善始善终，会认识到改革的艰巨与困难。如此，我们才能在历史教训中汲取营养，成就我们自己的辉煌。

西汉末年,政权腐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引发社会大动荡，公元八年，延续了200多年的西汉王朝寿终正寝，王莽乘势建立新朝，但因改革失败，社会更加动荡，中国大地再次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世人重新对刘氏汉朝产生眷恋，人心思汉，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各地纷纷爆发起义，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大都打着刘氏宗族的旗号，他们各显神通，逐鹿中原。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此时并不起眼的刘秀正以它独特的方式，走向历史舞台。

就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公元前23年春节，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莽联军实力壮大，立刘氏族人刘玄为更始帝，号称更始政权，不断向外扩展。新朝皇帝王莽决心以绝对的军事优势，还先铲除这一支起义联军，当更始军的主力还在大司徒刘演的率领下围攻宛城时，王莽所派的40万大军已从洛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昆阳的起义军只有八九千人，根本无法与王莽的军队抗衡，形势异常危险，更致命的是，王莽大军还没未到达，恐怖气息已笼罩了昆阳城，守城将领纷纷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

邬文玲：直到公元一世纪时，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6000万，国土面积大约有660万平方公里，当时虽然经过了西汉很多年的发展，当时的综合国力有很大的提升，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增强，但是它的军事后勤保障体系，仍带有古典时代尤其是农耕时代的一些军事特点，就是他还是仍然主要依靠一个后方基地的转运，长距离的转运进行补给。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不是有非常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就成为一个军事家在部署战略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年仅29岁的刘秀也是反莽联军中的一员将领，此时，他正率领6000兵力在昆阳附近活动。这是昆阳古城墙遗址，也是昆阳之战的发生地，史料记载，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西汉宗室中，刘秀的血缘地位并不醒目。年轻时的刘秀温厚柔和，曾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公元22年，刘秀与大哥刘演在南阳起事，加入了起义队伍。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得到王莽大军南下的消息后。当时刘秀迫于王莽军的声势，退入昆阳城，他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服昆阳守军团结御敌，不要分散，否则只有死路。

在当时，刘秀在起义军中的地位并不高，他儒雅的书生气，更让那些起义将领们瞧不上。对于刘秀的劝说，昆阳守军这样说：刘将军怎敢乱说，刘秀只好笑着走开，情况更加紧急，王莽大军很快就要到达昆明城下，队伍长达数百里，令昆阳守军心惊胆战，他们无法拿出对策，这才不由自主地想到刘秀。刘秀一方面劝大家团结，千万不能分散，另一方面提出一个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当天晚上，刘秀率13人骑马奔出，在夜色的掩护下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地征调援兵，亲率三千猛士返回昆阳，以刘秀为主的敢死队像刀锋一样，直插敌方首领所在的中军指挥部，将其阵势冲乱，其他援军也乘势攻入，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机鼓噪而出，内外夹攻，声势震天，紧要时刻，老天爷似乎也在助阵帮助刘秀。史载：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莽军溺死者以万数，更始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奇迹般的一举击垮了号称百万，实则40多万的王莽大军，所得车甲珍宝，不可胜数。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作为这场战争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刚柔相济的作风已初见端倪，他善于说服不同意见者，团结能团结的力量，并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令世人惊叹。

宋艳萍：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王莽的主力被歼灭，这次战役中，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它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加速了王莽政权的覆灭，这次战役还使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昆阳之战后，更始政权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几乎昆阳大捷的同时，刘秀兄长刘演所率大军攻取了南阳首府宛城，更始军进入宛城，并建都于此。此时，刘演刘秀兄弟威名远扬，尤其是刘演，在更始政权刚建立时，很多人便认为应该立刘演为帝，而不是更始帝。如今，刘演声威更重，不免使更始帝产生更多的担忧，在一些将领的唆使下，更始帝竟然找借口杀死刘演，刘秀也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处境。刘秀再一次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一次，他急匆匆赶往的是更始帝所在的宛城，到了宛成之后，刘秀向更始帝谢罪，然后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与任何官员私语，也不敢为兄长刘演服丧，饮食言笑如同寻常，刘演的部下见刘秀如此，也没有做过激的举动，起义军内部避免了更大的混乱。

刘秀的忍辱负重竟然使其族兄更始帝产生了惭愧之情，不仅没有杀害刘秀，反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都信侯，刘秀继续韬光养晦，温文尔雅，举止得体，获得更始帝更大的信任。公元23年农历十月，王莽被杀，更始军攻入长安，持续15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迁都洛阳，又于第二年迁都长安。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

赵凯：更始帝刘玄他是以西汉政权的继承者自居的，而西汉的首都是长安，不是洛阳，所以刘玄他先进入了洛阳，很快他又到了长安，他把长安作为他的都城，意思就是说他想让大家看到，他既然是这个王朝的继承者，那么他理所当然就应该去西汉王朝的首都，把长安作为他的首都，他这样做可以提高他这个新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这个维护他的正统性，也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所以他选择长安作为他的首都。

当更始军攻入长安，推翻王莽政权后，就连另一支声势浩大的反莽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顺了更始政权，形式一片大好，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他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公元23年冬季，更始帝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师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慰河北。

宋艳萍：大司马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司马一职源于秦朝的太尉，汉武帝的时候废太尉而置大司马。

更重要的是在亲兄长被杀后，刘旭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韬晦忍让数月之久的刘秀终于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相当可观，还盛产优质的兵器和战马，是国家的军事重地。当时有一流传的童谣，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然而，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并不顺利，更始帝虽然封了刘秀官职，但并没有给他多少人马，虽然他努力团结地方势力，也有慕名投奔者，但实力强大的王朗并不甘心居于更始帝之下，他在邯郸称帝，以十万户的赏格，悬赏缉拿刘秀。刘秀再一次遭遇险情，处境艰难，为了在河北打下一片天地，刘秀违背自己的个人情感，娶真定豪族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以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

赵凯：郭圣通，她的父亲是当地的豪强大族，她的母亲是真定国诸侯王的千金，她这个家族在当地很有势力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这个政治上都很优越，那么刘秀他到了河北发展势力，他和这样的豪强大族结成婚姻，有利于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么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婚姻更像是一场政治性婚姻。

刘秀还团结了渔阳、上古两郡的武装势力，得到他们鼎力支持，渔阳、上古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屯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移动速度快、冲击能力强的优势，在令兵器的时代，骑兵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屡建建战功。

这是邯郸现在仍然遗存的汉代城墙，有6米被埋在地表层以下，原始城墙达20米之高，但是现在只留存的一小部份，公元24年5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朗，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决心彻底摆脱更始帝。这是坐落在河北省高邑县东南的千秋台，公元25年6月，光武帝刘秀在鄗县东南的千秋亭，举行登基大典，国号为汉，年号建武，登基的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坛场也是临时筑建的，一切从简，登基的祝文写着：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都是套话虚辞。

公元25年前后的天下与海内，并不独属刘秀，烟雾缭绕之中，三十一岁的新天子表情肃然，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而声势最大的还是更始帝，他已定都长安，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刘秀集团与更始集团孰胜孰败还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行动使胜利的天秤倾向了刘秀一边，与刘秀艰苦创业、努力团结各种力量不同，更始帝定都长安后。开始迅速腐化，对于主动投奔他的赤眉首领樊崇等人，更始帝也不能妥善安置，只是以空头支票应付，引起强烈不满，不久即离叛，反过来西攻长安。

公元25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刘秀当时不能失之交臂，他派邓禹带领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度过黄河，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就一年九月，赤眉军攻陷长安，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十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洛阳。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包围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军就此瓦解。

邬文玲：赤眉军一开始势头大胜，他们是一路所向披靡，最后直接打到关中，占领了关中地区，把当时在关中建立了更始政权的绿林军给赶跑了，赤眉军实际上最开始的势头是非常好的，他们一直差不多坚持了十年的时间，但是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觉得赤眉军失败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因素的是，他们缺乏一个长远的、尤其是统一全国的这样一种政治的战略目标，对征服之地就是打过了就打过了，他没有对它进行有效地行政管辖，所以他处于一种流动作战的状态，从来就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一个后方基地，那跟他们相比较而言，我觉得刘秀军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首先有一个而要想征服天下、统一全国有确立的这样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所以他的作战方式是步步为营，打一个地方他征服以后，他立马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进行管辖，一方面攻城掠地，同时进行有效的治理。

洛阳，中国著名的古都之一，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畿的理想选地。公元25年10月，刘秀率领部众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称刘秀的政权为东汉或后汉。刘秀以恢复汉朝为己任，以汉祚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能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政权的合法性。两年前，更始帝在洛阳和长安之间选择了后者，刘秀定都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处于怎样的考虑呢。

钱国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东汉洛阳城的北城墙，这段城墙保存的还比较好，关于刘秀和洛阳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最初他是在跟随更始军的时候，就被刘玄派到这个洛阳来修建洛阳城，就是准备作为都城来使用，当然到了刘秀光复汉室以后呢，正式建这个东汉政权之后，以洛阳建都，主要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说当时的洛阳是在这个整个的东方，刘秀因为从南阳起军，在河北逐渐作为他的根据地起家，他的势力从那里兴起，那里离洛阳都不太远。再一个以洛阳为都，可以就是统治整个东方区域，当时的西安长安城，绿林军和赤眉军多次劫掠，宫室建筑焚毁一空。

公元30年，也就是建武6年，光武帝基本扫平了东方的敌对势力，以洛阳为中心，控制了全国五分之四的地区，但是统一全国的大业依然充满变数。公孙述已经称帝，牢牢占据着益州，有觊觎天下之心，在益州西北，隗嚣控制着陇右一带，兵强马壮，窦融则牢固地控制着河西地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远离战火，窦融被推举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划地自保，百姓殷实，兵强马壮。尽管他们都不是光武帝的对手，但只要三方联合，互为犄角，不仅整个西北、整个西南不再为汉朝所有，而且关中地区也会腹背受敌，鹿死谁手便是未定之数。新一轮的挑战迅速摆在刘秀面前，到洛阳到天水、到成都从天水、成都到洛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在道路上疾驰交错，他们肩负着各自主公的重托，探听虚实，游说对方，甚至就虚妄不经的天命归属问题展开论战，时光仿佛回到了策士纵横的战国时代。

马援就是辗转东西的信息之一，他奉隗嚣之托出使洛阳，观察形势，马援已经意识到光武帝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去就之路就在眼前，马援带回的消息使隗嚣感到失望，但他仍然痴迷于分裂割据的梦想。隗嚣最终的理想是联合公孙述的成家政权负隅顽抗，这是光武帝刘秀最不希望看到的棋局，他曾一再通过和平方式争取隗嚣、公孙述。但现在发兵西蜀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位皇帝久经沙场，却对战争有着深深的厌恶之情，他曾感叹：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发须白。

多年后的公元49年，发生了一些关于光武帝执政政策的负面事件，他再次派马援平定武陵郡五溪蛮的暴动，在马援平定叛乱期间，和马援对立的政客在光武帝面前，对马云提出了一些不实的指责，光武帝相信了这些指责，开始调查马援，致使马援在被调查期间因病而死。就是一份张掖郡居延县县令通知，各下属机构长官的调动任命文书，1973年出土于汉代甲渠侯官遗址，文书的形成年代竟然是建武五年，大意是说：胡人侵犯边境，一位名叫王褒的前线哨所指挥官指挥不当，属失职行为。

邬文玲：根据史书记载，河西地区有窦融集团，只要是在啊，在建武八年的时候才正式纳入东汉光武帝刘秀政权的统辖之下，而整个陇右地区的话是在建武12年后才最终被征服。但是从居延汉简里面出土的汉简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出现得很早的光武帝的年号，有建武八年之前的年号，早期的年号，实际上这个时候光武帝刘秀对于河西地区其实还没有实施有效的管辖。在这个地区出现建武年号，它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因为大家知道在古代，采用某个皇帝的年号，实际上是对他一个政权的认可。

在陕西省合阳县还有一个传统的提线木偶剧团，他们掌握了从雕刻到木偶表演的一系列木偶技艺，他们的表演中还保留着一些关于光武帝生涯的节目，其中就有刘秀和窦融之间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很好地展现了，光武帝应对窦融和其他势力时所采取的策略，刘秀希望能和他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以积聚力量攻打其他地区的敌人。东方战事尚未结束，刘秀就向窦融伸出了橄榄枝，与隗嚣、公孙述不能，窦融认清人心思汉的形势，果断的易帜归汉，接受刘秀的指挥，发兵助战，成为解决西北变局的关键所在。

公元34年，隗嚣集团彻底败亡，公元36年，吴汉、臧宫率领汉军攻入成都，消灭了公孙述。

孙晓：本身光武帝他底下良将云集，比如说吴汉、贾复、耿弇，这些最后被列入云台28将本，本身光武帝他就是一个智者，一个战略家，史书记载，他可以根据这个前方的列阵和战争前的准备情况判断一场战争的胜负。

新莽末年以来动荡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光武帝刘秀完成了恢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

宋艳萍：王莽在建立新潮以后托古改制，但是新政并没有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人们怀念西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民心所向，刘秀他就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民思汉的社会思潮，他借用儒生强化所献赤伏符中的谶言：刘秀发兵捕不到，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作为他夺取政权的一个合法性依据，从而成功地将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变为支持他复兴汉室的重要力量。

王夫之曾说，光武帝得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更高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虽则中兴、同夫创业，云台28将又称中兴28将，至今，他们的事迹仍民间广泛流传，作为开国功臣，他们追随光武帝刘秀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东汉王朝的创建立下赫赫战功，理应受到新政权的重用和尊崇。然而，在统一天下之后，与每一个新兴王朝一样，光武帝的刘秀也必须面对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0年前，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初，面对韩信、彭越等功臣，对汉王朝的威胁，他又狠下杀手，留下了杀害功臣的恶评，与汉高祖不同，光武帝采取恶了截然不同的做法，重量级的开国元勋得到了高爵、厚赏，还有特进、朝请之类的荣誉性特权，但是，处理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外，其他人基本退出了国家权力中枢，不再参与国家管理。这种处置得到了开国功臣的理解和拥护，君臣相安，刘秀得以更加顺畅的推行自己预定的政策。

赵凯：总体来讲光武帝刘秀他对功臣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是敬而远之，所谓敬，就是对这些开过功臣，从经济上、政治上、包括的个人名誉上，尽可能给他们照顾和惠爱，所谓远，就是说让功臣们在建国以后不要再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当中，特别是国家管理中枢里面来，这样可以保全他们，不管怎么样，这个政策是得到了这个开国元勋们，他们的理解和拥护，到最后君臣相安无事，我觉得这个翻点史书，在历史上可以和光武帝刘秀相媲美的只有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了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朝最核心的人事政策，退功臣可以保护功臣，更有助于杜绝权臣专擅，进文吏，就是包括大量儒生在内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官僚队伍中，更便于皇帝总揽权纲，统御臣工，防范政治异己势力崛起，儒学大事欧阳歙被刘秀拜为大司徒，位列三公，其名望举世罕有。

邬文玲：退功臣而进文吏实际上是光武帝刘秀在东汉建立初期，所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所谓退功臣实际上简单地说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利，让他们享受很高的一些荣誉地位，给他们丰厚的物质待遇，就是架空他们的权利，与此同时治理这么庞大的国家，还需要一些懂得治国安民之术、懂得文罚吏事的这样一些文官来承担，所以这个时候他同时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就是进文吏，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措施，实际上把武官系统，基本上统治体系都给解除了，完全就是实现从一个武官系统到文官系统转换，实际上也实现了从武功到文治的一个转换，退功臣而进文吏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措施，而光武帝的这一套用文官治国的这一套制度对后世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刘秀喜好儒学，每当朝臣议事结束后，他总是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道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不必太累，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

宋艳萍：刘秀对儒学十分重视，还在战争期间，那他就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东汉政权建立以后，他对儒学更加重视，他设立了五经博士，还在洛阳设立太学，用儒家的经典来教育世人，每次在退朝之后他都与文武大臣讲经论学，而且还到太学里去讲论儒学，这就造成了东汉崇儒重儒的社会风气。

在政治上刘秀强调德治，认为政治统治不只是収征赋税、治愈听讼等事，还有倡民以善、广教化、移风易俗。

孙晓：光武帝统一天下以后，撤官并县，虚设三公，事归台阁。他用很多很有才干的人，但他对这些吏治非常严，一旦位列尚书台的这些官员，要是出了事，他也经常是把它弄得朝堂上去鞭笞，对吏整治得非常严格，我想可能柔道治国是他的目的，铁腕治吏是一个手段，如果我们理解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找到了柔道治国和铁腕治吏之间的平衡了。

《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的董宣、樊晔、李章都是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开国之处就利用酷吏，这样的现象历代少见，这些酷吏多数都能够善始善终，同样是罕见的事情，光武帝刚猛治吏的政治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明帝、章帝时期，前后数十年，开创了东汉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吏治清明时代。这是1989年在甘肃省武威汉滩坡东汉墓中出土的两枚木简，木简署明的时间为建武十九年，记录了度田制度，要求基层官吏在每年的五月核对土地数量，隐匿土地三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这简单而冷酷的法令表述背后，隐约能感受到法令制定者的杀气和决心。

赵凯：所谓度田就是国家重新丈量土地，然后统计人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之前豪强大家，他们所隐藏的土地和人口，让他们把这个数字交出来核实一下，让他们按照实际的这个土地和人口来缴纳赋税，来承担赋役，就这样做才能保证这个国家正常地发展下去。

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可怕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有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欧阳歙担任汝南郡太守时，没有很好的执行朝廷的度田制度，还暗中贪账千余万，尽管欧阳歙是当时颇有社会声望的显要文吏，但光武帝还是因为它在土地核查中的失职抓捕他，并要处死他。

公元39年冬，朔风凛冽，一派肃杀景象，洛阳南宫司马门外面，上千名儒生跪伏在冰冷的地上，哀求朝廷对有罪在身的大司徒欧阳歙从轻发落，有人竟然剃掉了须发愿意代为受过，但是，一向对儒学之士优容有加的光武皇帝，这次却是疾言厉色，拒绝赦免备受尊崇的欧阳歙。这个故事是合阳县提线木偶团最为重要的一段演出，提线被剪断，即表示欧阳歙被绳之以法，同样也展现了光武帝继续坚持土地核查，严厉打击隐秘行为，并且要每个人都明白，他坚持度田政策的决心。光武帝立行度田，增加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土地与服役丁口来源，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牛马放牧，邑门不闭，一派安宁景象。

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病逝于洛阳南宫的前殿，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务必简省地办理自己的后事，甚至认为自己无益于百姓，然而，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刘秀的业绩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王夫子将光武帝刘秀与汉高祖刘邦做对比，认为刘秀尤难，盛赞：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从表面上看，光武帝刘秀延续了西汉，是一个中兴皇帝，其实，他更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开拓者。

在广袤的地球上，沙漠、高山、沟壑、沼泽、荒原，各种复杂的环境曾阻碍着人类的交流，然而，即便天险重重，人类探索与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即使在只能靠步行过的时代，人类依然能跨越千山万水，创造奇迹，一条古老的商道逐渐形成。公元前138年，一个普通郎官从长安启程出发，踏上出使西域的征途。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次出使，将担任更为重大的，可载入人类史册的使命，他所开启的道路，将连通东方与西方，它蜿蜒曲折，却又绵绵不断，它又主干也有分支，甚至扩展到浩淼的大海，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绩，直道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之路，它就是丝绸之路。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亲率一支32万精兵组成的大军，奔赴大同城东公里处的白登山，此时，刘邦已完胜最强大的对手项羽，他的军队也身经百战成为威武之师，然而，强悍的匈奴人仍对新兴的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匈奴，是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依仗时速60公里的骏马，匈奴，骑兵经常南下侵扰，刘邦决心倾举国之力彻底打败匈奴，不料，就在白登山，四十万匈奴铁骑突然间将汉军团团围住，一困就是七天七夜，白登山之战，使汉王朝完全处在了劣势，不得不采取和亲等怀柔政策来维护与匈奴的关系。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逐步进入鼎盛时期，胸怀大略的汉武帝不甘于对匈奴低声下气，北击匈奴、开疆拓土、一雪前耻成为汉武帝最大的心愿。为了提高胜算，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一位匈奴的降人告诉汉武帝，在匈奴的西边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大月氏，大月氏被匈奴打败后，被迫一再西迁，只因没有强援，无法报仇，这个消息令汉武帝非常振奋，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当即产生，他要派遣一个高规格的使团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

公元前138年，一支一百多人组成的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西行之旅，为首者本是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有着强烈的探险精神，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就是张骞。当汉武帝招募出使西域的使者时，几乎无人敢应募，张骞欣然而出，担负起联系大月氏国的重要使命。然而，对于大月氏具体的情况甚至它的所处的确切地址，张骞等人几乎一概不知，西域的一切也只在传说中，包括巍峨的昆仑山和神秘的西王母。

张小锋：当时的西域也是一个神秘而具有挑战的地方，那么能够在丝绸之路上，往来于丝绸之路或者串通贯穿丝绸之路，那是人们挑战自我，探知未知世界的一个表征。

西域是见诸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汉朝初年，匈奴征服了天山南北30多个小国，完全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在中国先民的地理观念中，昆仑山位于西北、是陆地上最高的山，也是黄河的源头，据说，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乘着八骏神车西征到达昆仑山丘，与西王母酬唱游玩，尽欢而返。昆仑山，实际上是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二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对于张骞出使的西域，除了美丽的传说，更多的是可怕的传言，飞沙走石、渺无人烟。然而，更大更现实的困难还是匈奴的阻隔，要想前往西域，必须途径匈奴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障碍。

果然不出所料，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陇西郡出镜不久，即被匈奴拦截，为了使张骞屈服，匈奴人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张骞始终不为所动，匈奴首领又将张骞等人流放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西北寒地，让他们自生自灭，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擅长骑射的甘父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度过困境。甘父本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堂邑侯的一名家奴，他与张骞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开拓精神。为了将张骞留下，匈奴首领单于特地给他娶妻，然而，张骞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张骞被匈奴扣留达13年之久，却也熟悉了西部的生活、语言、风俗和地形。公元前129年张骞终于等到了出逃的机会，在匈奴人放松监视的时候，张骞和甘父等人成功逃出匈奴，寻向西找大月氏，这是又一段极其艰险的历程，他们不得不经过茫茫的大戈壁，在呼啸而至的狂风冷冻交加中，随行者又有人被夺去了性命，他们还必须翻越起伏不断的葱岭，所经之处，一连数天荒无人烟，大月氏究竟在何处，经过数十天的艰难跋涉，张骞还是没有找到他要出使的目的地。好在他到达了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

张小锋：大宛在这个地方，应该它的地理位置更靠西一点，是诸国文明的交会之所，那么当然也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一个交融的地方，大宛的国王早就听说过汉朝非常富强，但一直无缘交往，所以对张骞非常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目的，请大宛国王将他们送到大月氏，大宛国王答应了张骞的请求，派了向导和翻译带领张骞等人，经康居属地，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不料，被迫以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的月氏人，已经在原大夏国土上建立了新的家园，那里的自然条件比原居住地更好，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对方仍含糊应答，张骞只好返回。

劫难重重，归国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儿和甘父逃回汉朝，回到魂牵梦绕的长安，第一次出使西域至此结束，人们不难发现此行的艰险和残酷，出发时庞大的使团，此时只剩下两人，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出使时间长达12年之久，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当张骞两手空空见到汉武帝时，已是人面全非，十年世事哽咽难言。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果真没有收获吗，对于西汉朝廷而言，张骞带回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他详细汇报了亲临四国，传闻的六国的情况，使年轻的汉武帝兴奋而神往，西域从此由虚幻的想象，变成真实的存在，这是东西方世界得以沟通的基础。张骞介绍，大宛有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大宛的好马像汉武帝血脉喷张。

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派张骞再次持节出使西域，第二次出使西域，已不像第一次那么凶险了，经过一系列战争，汉朝大败匈奴，匈奴被迫远徙，出使路途变得非常顺畅，此时，张骞已年近五十，身体也因饱经沧桑而变得衰老。然而，他仍是出使西域的不二人选，巨大的使命感依然充斥着张骞的心胸。在他看来，貌似险恶的西域，实则是他的宝地，是能够成就他人生价值和巨大荣誉的所在，他愿意为出使西域洒尽他的热血，使团队伍更加庞大，出使人数达300人，带着汉朝廷的热望，没人备马两匹，携带数万头牛羊和价值为千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他们的目的地视位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国。

谢振瓯是一位画家，从事有关丝绸之路的国画创作已30多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再次沿着张骞出使的道路西行，近距离感悟丝路文化，进行采风和创作，阳关朵朵，高昌古城，帕米尔高原的沙碛旷野，他在烈日下体验着当时张骞在西行路途上的饥渴，和使者们的思乡寂寞，大漠的孤寂，落日的苍凉，在这条千年古道上，他用他的作品展示着当时张骞和他的使团走过的西域各国的风情与世故。

谢振瓯：本身去的的时候其实是不愉快，带着一种历史的负重感，去解读一下他们在那个年代怎么认识这个地域、这个文化，而且创造了全部这种东西，所以去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感动。

乌孙是西域的大国，也是匈奴的重要的属国，张骞此行的目的是要劝乌孙，弃匈奴亲汉。张骞此次出行非常的顺利，毫发无损地来到了乌孙王廷的所在地—赤谷城，庞大的使团，贵重的礼物，衣饰鲜明而彬彬有礼的使臣，这一切令乌孙君臣对遥远的大汉朝心生敬畏，乌孙国王热情的招待了张骞一行人，表示愿意与汉朝交往，但是不愿意与匈奴为敌，婉拒了汉朝来使得政治诉求，他派遣使者跟随张骞来到汉朝，表达答谢之情。

张小锋：对汉而言，如果乌孙能够与汉建立友好的关系，又与匈奴交恶的话，那无疑是汉出击匈奴的最有利的一个左勾拳。

汉武帝又先后将两位公主嫁给乌孙王，实行和亲政策，终于使乌孙从亲匈奴转为亲汉，公元前71年，汉军出兵五路讨伐匈奴，乌孙出兵助汉立下大功，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的可靠盟友，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持续了百年之久。除了出使乌孙国外，张骞派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进行访问，宣扬汉朝的威德，表达交往的意愿。完成第二次出使的任务，张骞返回长安一年后就病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14年，张骞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出使西域的重任，这一伟绩足以让他名垂千古，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凿空一词，形象描述了张骞开通西域的壮举。张骞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无形财富，他的卓识远见、坚定信念，他的不畏艰险、用于开拓，他用一个人有限的热血，洒成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无价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走过平原草地，跨越高山峻岭，穿过沟壑沙漠，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赵凯：张骞等于是第一个以汉家使臣的身份大规模的进入到这一领域里面，进到这个过去我们没有足够了解的领域，所以可以把它叫凿空。

张骞和部属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入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中原王朝官方使节，张骞使团所到之处，宣言汉朝的威德，传递汉人的友善，使天山南北、亚洲腹地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汉朝的强盛与富庶，产生了与这个东方大国交往的愿望，架起了东西方沟通的桥梁，对于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政治之路、经贸之路、文化之路，为什么要叫丝绸之路呢。

宋艳萍：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人就懂得了养蚕抽丝，然后织绢制绸这种技术，在瓷器和茶叶传到西方之前，丝绸呢它是中国和西方贸易的最主要的，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20世纪以来，从塔里木盆地到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帕尔米拉，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都发现了汉代的丝绸制品，安息的达官显贵、罗马的宫廷名流都用中国的丝绸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汉朝前后延续了四百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和张力的时期之一，公元前后，汉朝与亚洲的多数地区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由此形成的路线，被统称为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条商道从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或者洛阳发端，向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穿越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进入中亚地区，然后继续向西，通往西方文明的中心—罗马帝国，或者向南到达身毒。今天谢振瓯再次来到西安，这是他20世纪80年代来到这里创作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丝路源泉，来到这里更勾起他创作上的思绪，那就是他作品中流露出的一丝丝朝花夕拾般的思想愁绪。

谢振瓯：西方过来的人爱穿汉服，我们的人爱胡化，爱上西方的短袖子，窄袖子，爱穿靴子，互相就是一种好奇，一种交流。

如今走在这商业氛围浓厚的西市商业大街内，让人又重新感受两千年前，由于张骞开通西域所带来的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使者、商人往来不绝的场景。从此，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直接联系，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连接起来。这里是伊塞克湖，是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节点之一，乌孙人曾生活在伊塞克湖的附近，并在这里通过货物交易成为丝绸贸易中间人，作为吉尔吉斯坦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塔西巴叶娃，经常行走于伊萨克湖的水岸，1958年，吉尔吉斯科学院派人潜入湖底进行考察，根据当时的记录，伊塞克湖与古时相比，至少向内陆延伸的上百米，也就是说伊塞克湖的一段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今天都沉落湖底。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东西方经济文化在这里汇聚，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中转中心，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出现了很多具有东西方文化特征的古代文物，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博物馆，一场有关丝绸之路文物的展览正在举办。

采访：吉尔吉斯斯坦是丝绸之路上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它连接了东、西方世界，从它境内穿过，几条丝绸之路的支线。比如在不同的地区，很多东西都能展示东、西方世界的联系，我们的陈列柜下层向大家展示了茶杯，出土的青铜碗，上面刻有阿拉伯文字的铭文，出土自天山山脉中部，它被认为引进自中国。在陈列柜上层，在上面的架子上，展示的是玻璃碗，古罗马工艺，公元一世纪，出土于阿赖山脉，贾拉拉巴德州，都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吐鲁番盆地，这里酷热少雨，是中国极端干旱的地区之一，住在这里的人们采用一种叫卡儿井的地下水利工程，而这项技术始创于西汉，当时汉人来到这里移民屯田，把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传到了西域，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阿里米尔大妈每天的生活，就是从这坎儿井里流淌出的涓涓泉水中开始的，他和生活在吐鲁番的人们一样，世世代代受惠于这坎儿井中的水的滋润，忙完劳作，阿里米尔大妈开始为家人准备丰盛的午餐，而这顿佳肴是我们内地人喜爱的饺子，早在1000多年前，中原汉民族沿丝绸之路来到这里，也把中原地区的饮食习惯带到可这里，饺子其中之一。丝绸之路到一条贸易之路，华丽高贵的丝绸，光洁典雅的铜镜，高超的铁器铸造技术，借助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入西方。同时我们日常食用的葡萄、西瓜、核桃也都是在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在2000年前的西汉，张骞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这个生机勃发的新世界，令他欣喜万分。

张小锋：两千多年当中，世界各种文明都在丝绸之路上有它的展现，所以今天人们再去探知丝绸之路的时候，或者回溯丝绸之路的时候，人们也是，第一个是对古代文明的一种向往，同时，也是对当时人们在创造文明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它的价值的所谓追溯和回归。

徐良东，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所副所长，从事丝绸之路上壁画的临摹和保护工作，1992年，还是个小伙子徐良东来到火焰山大峡谷中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宗教交汇的地方，徐良东被千佛洞里的佛教壁画深深吸引。

徐良东：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之后，佛教沿着这条路传到了中原内地，那么吐鲁番是在这条北传线上重要的一个点，回鹘人到吐鲁番之前，崇信的是摩尼教，摩尼教崇拜火的，火是代表光明的，回鹘人到了吐鲁番皈依了当地的佛教信仰后，他又把原来的摩尼教信仰一些元素糅合在了当时的佛教的经典之中。

在千佛洞的51号洞窟里，徐良东一待就是整整六十天，从那以后，在火焰山下，木头沟西岸的悬崖之上，在千佛洞里现存的83个洞窟中，总面积1200平方米的壁画前，孤独而又执着的徐良东夜以继日地临摹着，这一干就是20年。早在两汉之际，佛教就从西域传入中原，公元68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城雍门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由此，开启了佛法东来的大门。随着岁月的流逝，壁画也即将衰败，而徐良东临摹的壁画也将成为孤品，成为珍贵的史料，在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洞窟之中，徐良东找到了与壁画一生的缘分。

丝绸之路是一条政治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汉朝剪除了匈奴人的威胁，控制了天山南北，把疆域从河西走廊拓展到帕米尔高原，公元前101年，西汉大将李广利击败大宛国，带着上千匹汗血宝马凯旋回朝，汉武帝挥毫作赋《西极天马之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对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来说，得到宝马良驹固然可喜可贺，威服四方，万国来朝才是他的光荣与梦想。然而，由于这条道路跨度如此之广，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为其沿途安全提供保障，它就无法长期存在，汉王朝以及其强大的国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开拓者与保护者，并为这条道路的畅通与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倾注全国财力开拓新地，维持丝路的畅通，而且持续时间长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张小锋：汉朝付出这么大的财力，要做这件事情，就是维持西域的畅通，它实际上保护着汉朝的国力远播、传于四方的考虑，那么还要考虑到汉朝的威名远播，用今天的词语来形容的话，是汉朝塑造自己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里位于甘肃民乐的西汉八卦营古城遗址，1000年前这里就是屯粮重地，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屯田是汉朝经营西域、维护丝路的重要举措，1000年来民乐屯田移民的后代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繁衍，而伴随他们的是祖辈延续下来的耕作技术和农具，如今古老的耕作模式已被现代的播种机械所取代。

张小锋：今天我们再讲丝绸之路，其实走到那个地方时候，它的那个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再，只存在它的斑驳的残垣当中，干枯的杨柳当中，胡杨木当中，但是，它的的精神依旧，这个今天探知的历史，实际上是今天的人和历史的古人这种对话，是今天的人和历史人的精神的交流。

这里是位于轮台县城以西约20公里的拉依遗址烽燧，建于西汉，作为烽燧的保护者，尼亚孜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每周他都要来到这片荒漠之中，守护和检查着这座两千年前的孤寂的汉代烽燧，如今轮台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再，唯有这荒漠中的烽燧依然挺立。尼亚孜每次来到这里，总是喜欢捡起散落在这烽燧附近的石块，并用手触摸一下烽燧上的黄土，也许正是这荒漠中的尘土和碎石，映射出了过去的沧桑，老人心里明白，他所守护的这座烽燧已经再轮台这片土地上守望了千余年。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在中国文人的历史作品中，轮台是边关战斗与边塞苦寒生活的代名词，位于西域中部的轮台是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被逐出西域，西汉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专门管理西域事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置的郡级行政机构，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此，今天的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王朝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骑兵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设施，汉代的北方长城，冬至辽东、西达敦煌，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征发了数十万人在荒无人烟的帝国西陲修筑边防要塞，要塞东起敦煌，西至始墨，度沙越漠，蜿蜒布列，起到了保卫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作用。

然而，汉朝在西域的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域距中原遥远，汉军无法长期驻扎，汉朝使臣遭劫或者被杀的惨剧时有发生，东汉之初，由于改朝换代间的大混战，国力明显减弱，一度无暇西顾，西域诸国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北匈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六十五年，时代呼唤着另一位英雄人物的出现，他就是班超，他将向张骞一样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和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

汉代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分布在沙漠绿洲和戈壁草原上，史称西域三十六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邦国的地理位置、户口人数、人口总数、兵力以及风俗特征。公元73年，班固的弟弟班超被任命为假司马投笔从戎，跟丰车都尉窦固与匈奴作战，班超作战英勇，受到窦固的赏识，派遣他出使西域，班超等人到达西域的鄯善国，起初，鄯善国王接待他们非常恭谨周到。但不久突然变得怠慢起来，班超断定，这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

此时，匈奴已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南匈奴于公元48年归降东汉，而北匈奴仍与东汉对抗，且实力强大，西域诸国不知道该服从东汉还是匈奴，鄯善国王也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将一起出使的36人全部召集，鼓励大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国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当夜，天一黑班超率领36名勇士突袭北匈奴使者的住地，在大风中燃起了大火，为了制造声势，他们还擂起了战鼓，北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100多人，均被击杀或烧死。第二天当班超江北虚无的头颅交给鄯善国王时，鄯善举国震恐，班超趁势劝说安抚，使鄯善国完全归附东汉，班超的事迹传到东汉朝廷，汉明帝大喜，亲自授予班超全权处理西域事宜，并打算派出大批兵马供班超调遣，班超接受了使命，但没有接受大批兵马，他认为只要现在的36名勇士就足够了。

张小锋：班超在西域独立经营三十余年，晚年的时候，当他叶落归根故土难忘，上书皇帝要回朝廷的时候，他说：臣不敢妄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班超投身西域达31年，把亲汉邦国联合在一起，打击匈奴和叛汉势力，维护的西域的和平与汉朝的声望，在公元94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班超成功地调发了西域诸国军队8万余众，使西域50多个国家重新归附了汉朝，班超更善于用外交手段团结和联络较远的国家。在他的努力下，旧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新的丝绸之路正在开拓，班超希望与西方的大秦直接沟通，大秦就是罗马帝国。

公元前三世纪，罗马人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部，逐渐发展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东方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中心。但双方未能建立直接的联系，今天，在古城威尼斯还存在上千年的古老玻璃工艺作坊，一千年了，老作坊的主人们还沿用着古老的手工制作，这些玻璃制品继承了祖辈的制作工艺，在大秦人深爱汉朝的丝绸时，汉朝人也非常喜欢大秦的宝珠。

东汉诗人辛延年在《羽林郎》的一诗中于刻画了一位外族美女的形象，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褥，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诗中提到的大秦珠就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蜻蜓眼玻璃珠，从西域到内地，从宫廷到酒肆，大秦珠成为汉代女性喜爱的装饰品。公元97年，班超派遣部将甘英出使带大秦，可惜的是，甘英只到达波斯湾沿岸的条支，就因当地商人故意渲染，海上的危险而止步不前，未能完成使命，又过了70多年，公元169年9月的一天，东汉都城洛阳张灯结彩，一派祥和景象，在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的引导护卫之下，一群外国使节缓缓走来，当朝天子汉桓帝在可容万人的德阳殿隆重接待了来使。大秦使者的这次来访，是两大文明古国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大汉王朝德布天下，威加四海的象征，而这一次，大秦使者走的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

张小锋：今天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罗马和长安，实际上，它代表的是西方世界和我们中国东方文明之间的一个联通，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不会因岁月而改变，它永远会，它不仅发生在过去、现在、还会发生未来。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汉朝大军平定了南越，设置了南海等九郡，中国的船只就从日南、合浦等港口出发，沿近海航行进入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是东西方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丝绸之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糅合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边疆、民族等诸多因素，书写了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梦想，勇气与豪情。

如今，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重新焕发了升级，公元2013年，中国政府郑重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由此开启了一路一带建设的新篇章。2000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虽经朝代的不断更迭，却依旧繁荣，合作与沟通，信念的坚守与不断地探索，是古老丝路继续繁荣的精神根源。此时，丝绸之路光辉灿烂的前景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凿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周穆王驰游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公元183年的冬天，东汉京师洛阳异常寒冷，夜深人静时分，司徒府衙大门的灯笼在凜凜朔风中剧烈摇曳，几个鬼魅般的黑影忽然出现在高墙下，迅速涂抹勾画一番，又倏然消失在沉沉夜色中。黎明时分，巡逻的卫士惊悚万分，京城各大衙门的外墙上，竟然不约而同的出现两个醒目的白色大字—甲子，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洗衣机和里买吗，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男人们都在西北边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议论。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住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戎、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但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

公元一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在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携幼扶老，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臧知非：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要么做地主的依附民，要么做奴隶，要么迁徙逃亡离乡背井，四处流浪，所以流民问题日益严重，东汉覆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流民，如同滚动的地雷，流动到那里，哪里就会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反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农民一旦成为流民，变摆脱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问题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赵凯：流民所到之处就会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构成冲击，到人多了以后，他可能会去攻打官府，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和政府展开，像大农民起义的对决性的一些战争之类的东西。位于今河北广宗县县城西北的大柏社村，至今仍有一个方圆约一亩地的大坑，坑的西边有座庙，这就是东汉末年百姓接受法师符水治病之处—圣水坑与灵仙庙，如今在灵仙庙，仅有少数老年妇女还依照旧习前来祭拜。而在东汉末年，一场瘟疫席卷中原，百姓饥寒交加，死亡无数，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从四方聚拢到这里，接受法师的诊治，法师自称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法师亲手制作的符水即可病除，穷人分文不取，富者交钱多少全凭自愿，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了妙手回春的大贤良师，百姓争相前往接受法师治疗。

赵凯：东汉后期天灾人祸、瘟疫也比较多，有一些懂得医术和巫术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给百姓来治病，特别在病人中间有建立起的威信，来投靠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一部分，后来就发展成为像张角那样的宗教首领。

张角冀州巨鹿人，太平道的首领，东汉末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徒众达十万人之多。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符咒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张角亲手制作的符水已无法供应庞大的流民群体，只能命众徒修建庙宇，自称求来灵仙。并告诉百姓，灵仙在庙旁的水坑里放入了灵药，喝下圣水坑里的水就能治病消灾。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碗飘着黑色纸烬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正好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生活上的一种需要，正好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东汉中后期的广大人民。

在浮水治病的同时，一本神秘的经书更进一步地让百姓对大贤良师的无所不能深信不疑，《太平经》现收录于《正统道藏》第119卷，是早期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又名《太平青领书》，《太平经》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宣扬散财济穷、自食其力、达天下太平为主旨，但多为巫觋杂语。汉灵帝时期，张角得到民间流传的《太平经》，在《太平经》的基础上提出了致太平的理想，《太平经》曾两次被献给汉朝皇帝，但第一次献书人被处死，第二次被束之高阁，张角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并以此为教义创立了太平道。

杨英：张角的《太平经》里面有些什么呢，就是有好多的方术，还有就是宣扬起义，宣扬通过自己的努力致太平，这样一种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剥削和压迫，张角呢，他是大量的利用了先前流行谶纬和术数方术这些东西，再加上对于那个美好的世界的一个构想，然后他认为现在的东汉政府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而是末世，然后应该大家起来把它推翻。

这里是位于河北写的广宗县，《太平道乐》在这里已传承了1800多年，现在作为古老的表演曲目，人们更注重它的艺术表达。而它却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舆论发动方式，东汉末年，为了宣传统治阶级的不劳而食、预言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思想，从而煽动起社会上的民愤。张角将《太平经》编为经文，让信徒咏诵，为了使咏诵太平经时整齐划一，富有韵律，增加了管、箫、笙等乐器伴奏，逐渐演变成太平道乐。张角在此掩护下，以打醮聚众，击黄金鼓助威，向百姓大力宣传《太平经》中，关于反对剥削主张平等互爱的观点，派出八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所谓以善道教化天下。

大贤良师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会进入彼岸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食辄令有余，新陈相因。对于已经习惯了了官吏盘剥、世态炎凉的东汉百姓来说，大陆泽畔的这个世界俨然是真正平等和谐的世界，在冥冥暗夜中，张角口中的太平世界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和光明。

卜宪群：《太平经》一书给东汉后期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副理想的蓝图，这个理想两方面，一方面在物质财富上能够得到平均，那么在精神方面上，太平青领书给他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平等的社会。

这里是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道家始祖老子的故里，老子李耳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主张清静无为，公元前二世纪前半叶，西汉前期的皇帝们采纳他的学说与民休息，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盛世局面—文景之治。汉武帝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老子和他的政治主张便回落民间信仰，不再被官方重视。然而，有谁能想到，三百多年后，掺杂了儒家、阴阳家知识的道家思想，悄然发展为民间最主要的精神信仰，甚至连当朝皇帝也对老子顶礼膜拜。

公元165年至公元166年，汉桓帝曾两次派大臣前往河南祭拜老子，并将老子灵位请回宫中祭拜，老子是清心寡欲的代表，汉桓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他祭祀老子是希望像道家学说宣扬的那样给自己留个龙种，汉桓帝御宇多年却一直没有子嗣，这成为困扰他多年的一块心病。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边境多事，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这些农民暴动往往是打着老子的名义起事的，因此，汉桓帝再三祭拜老子，表示自己信仰老子思想，希望借此能够控制道教信仰，维护皇帝的威望，当然他也希望他的臣民能像老子说的那样清静无为，好让他安心享受人间富贵。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祭祀老子，实际上是承认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对道教信仰在民间的迅速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子和道教最终没能给汉桓帝创造出一个龙种，但是，汉桓帝祭拜老子的姿态，为道教的迅速传播开了绿灯。

臧知非：之所以能够利用宗教手段、道团组织组织农民，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农民无以维生，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在宗教徒道团中间得到了一定的生活支持。从这点说张氏、如张角、张宝等张氏兄弟，张道陵、也就是说的张天师，他们的政治自觉、组织手段、理论指导，在陈胜、吴广下面经历了这个400年的经验总结，他们已经站在另一个历史层面上，运用所谓的现在意义上的迷信，组织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

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民间宗教，位于巴山北麓的午子山，壑幽林密、溪水潺潺，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百姓交五斗米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张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儒家思想曾经是大汉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今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一个思想混乱的王朝必将陷入全方位的混乱。到汉灵帝时期，太平道势力遍及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地，组织的信徒多达数十万人，就连皇帝身边的宦官、卫士、朝廷大臣竟然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太平道，太平道、五斗米道即将把大汉王朝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赵凯：当时朝廷的已经得到这个信息，有人在宣传太平道，朝廷并不以为然，为什么呢，觉得像张角的太平道，在地方上面它可以安抚百姓，这个正好的地方官方政府做不到的，当这个太平道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到非常大，有可能对这个王朝的命运构成冲击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些有识之士，像杨赐、刘陶这样的人注意到了，他会向朝廷报告，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变乱，但有这种可能，一旦发生变乱，这个局势就非常难以掌控了。

杨赐，字伯献，弘农郡华阴县人氏，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一个显宦世家，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秉都担任过帝国的三公，祖孙三代都已正直敢谏著称。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因害怕多事而丢掉乌纱帽，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报告。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危险，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的定。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乘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遗憾的是在此时的汉灵帝正在宫中与妃子们游乐，而大臣们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甚至有的大臣、宦官也加入了太平道，杨赐的奏章没能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奏章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之后的事情了。杨赐的奏章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梁、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太平道徒众分为36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7000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部众，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

赵凯：当时这种管理体制，如果地方有了问题就会有问责机制，如果有地方官你不能很好的处理，那么上面会问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官员他为了防止被问责，要保他的乌纱帽，他宁愿不把这消息向上面报告，其实这些信息到达朝廷、到达皇帝这边是比较晚的。

公元183年，是气候变化相当异常的一年，夏天大旱，庄稼大面积枯死，冬天极寒，北方地区井水结冰厚达尺余，按照当时流行的谶纬，这是国家即将出现变乱的征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马元义，太平道大方的首领，张角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此时他正组织荆州、扬州等长江一带太平道徒众向邺城集结，随后又潜入京师，部署洛阳当地的徒众，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事，起事日期定在光和七年（公元184）三月初五，这一天正是农历甲子年的甲子日。就在太平道的暴动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张角意想不到的事情。

公元184年正月，马元义的弟子唐周临事变节，向官府报告了太平道暴动的计划，东汉朝廷大为震惊，随即宣布京师戒严，关闭洛阳城门，在城内大肆收捕，1000多名太平道徒众被捕杀，马元义被车裂处死，顽劣昏聩的汉灵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下令火速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事起仓促，太平道暴动被迫提前，张角派遣快马信使，星夜驰告各方，立即起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黄巾大起义就此爆发，从黄河北岸到江淮两岸，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他们焚烧官衙，捕杀官吏，释放罪囚，承平已久的汉家天下在战火和呐喊中沸腾起来。一位名叫应劭的官员如实的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八州并发，烟炎降天，牧守枭裂，流血成川。

王健：黄巾大起义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他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所以宗教就强化农民战争动员的能力，包括他这种思想的号召力，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宗教思想支持下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蓟州告急、颍川告急、南阳告急，一批又一批的奔命驿马疾驰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大敌当前，汉灵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国舅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帅所有的京畿卫戍部队，在京师洛阳的周围设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防止黄巾势力进入，同时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北面的黄巾军，任命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南边的黄巾军。朝廷还下诏，鼓励地方官府、豪强地主招募武勇，协助官军平乱，东汉政府的官军虽然数量不到十万人，但是都属于精锐部队，训练有素，黄埔嵩、朱儁、卢植等又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加上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战斗力并不弱。张角的黄巾徒众数量庞大，动辄数十万人，但是里面有很多老人、儿童、妇女，战斗力并不强，而且由于仓促起事，没能完成集结部署，兵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就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候，太平道领袖张角病故，黄巾军士气受到重挫，人公将军张梁成为统帅。十月，南线官军在皇甫嵩的统领下加入到北方战场，黄巾军陷入颓势，十月底，黄巾军与官军在广宗展开决战，张梁的三万黄巾军将士战死，另有五万人在城破之后，投入滔滔清河，河水为之断流。十一月，地公将军张宝在下曲阳战败，徒众十余万被杀。

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区35公里外的凌霄山，突兀森郁，人迹罕至，就连当地人都很少知道，早在1800年前，这是曾是给东汉王朝留下千疮百孔的黄巾军寨遗址，保存完好的八角玲珑井，惩治叛徒的水牢，残破的石碑，如今依然能在这深山之处找到当时起义军叱咤风云的痕迹。而就在不远的山下，由黄巾起义演变而来的地方表演，也仅仅只在逢年过节时被民间艺人搬上舞台。抬黄杠、太平鼓、太平道乐，一个时代的声音被后人演绎如此生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一切都化作了这嘹亮的鼓声。从古至今，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曾经惊天动地，曾经呼风唤雨，也都化作了悲亢的音乐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

卜宪群：民本思想是我国先秦时期就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政策、政治要顺民心而不能逆民心，东汉后期的一系列的问题，积累到后期形成了黄巾大起义，应当说是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严重不足，那么政府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民不聊生，那么这样就会为社会的异同势力、其它的组织所利用，我想这也是东汉后期的历史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这里是湖南省长沙市东牌楼，2004年曾在这里出土的一批汉代公文简牍，简牍详细记载黄巾起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暴乱不但导致社会秩序脱序，也给东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黄朴华：这批简牍一共发现了400多枚，汉灵帝时期的四个年号，这批简牍上都有，都出现了，刚才看的这枚简牍是一件官府的文书，上面记载就是在湖南南部或者是湖南地区这一块，战事频发，国库空虚，也像简牍上所说的仓空无米，库无钱布，尝粮食没有了，库里的钱和布也空虚了，当地的地方政权应该是已经不稳固了，不稳固了就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买卖、买官。

长沙郡临湘县的县令向上司汇报说，本地连连遭遇战事，仓空无米，库无钱布，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宦官们四处搜刮，为了填补国库空虚，汉灵帝大肆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级官位也摆上了柜台，读书人要想要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先上缴一大笔钱。

卜宪群：汉灵的时候有一个司徒，相当于丞相，这个人叫崔烈，崔烈的司徒位置就是从汉灵帝那里买来的，崔烈回家以后，问他的儿子叫崔均，他说我用钱买到了这个官，社会上对我是什么评价，这个崔烈的儿子崔钧这个人还比较正直，他说：大家对你评价很不好，说你的身上有铜臭，我们讲的铜臭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为什么东汉后期社会矛盾那么激烈，除了广大的一般的农民、普通百姓与政府的矛盾之外，那么其他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对立的，政府腐败，卖官鬻爵，切断了当时士人的晋升仕途的一个途径，你有钱就可以，有钱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大家还要谁为国企做贡献呢、为国杀敌立功呢。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处罚的，应该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向栩、张钧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砍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张钧等人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皇甫嵩、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们的暗算，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同样是平定黄巾之乱功臣的车骑大将军黄埔嵩因拒绝向宦官行贿，灵帝在听信宦官谗言之后，收走了皇甫嵩的车骑将军官印。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如果一定要打死食盘上的老鼠，那么打碎盘子也许就真的在所难免了。

赵凯：那么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好像是取得短暂的统一，他们结合在了一起，把过去的分割放在一边，然后一起来镇压黄巾起义，解决燃眉之急，但实际上在这个战争过程中和战争以后，宦官和官僚集团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像皇甫嵩、卢植这样一些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依然没有摆脱宦官的恐吓和破害，那么在过去需要忍耐，那么到现在就未必是那样了。

官员与宦官之争不断激化的朝廷的内部矛盾，导致了国家政治动乱，朝野不振，贤人志士遭到迫害，从而人人自危，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主力被剿灭后，余部又继续斗争了20多年，在它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了有效进剿黄巾余部，汉灵帝将军政权下放给了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局面，加之一些地方豪强在黄巾起义中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上逐渐形成的无数大小军阀，地方势力最终摆脱了东汉政府的控制，形成了各霸一方的局面。这一些时期，除了袁绍、董卓这样的军阀和贵族，曹操、孙坚、刘备，这些无名小卒也逐渐通过黄巾之乱走上了政治舞台。

赵凯：黄巾起义它特别像大地震，它主体虽然被扑灭了，但是它的小规模的力量仍然存在，持续情况从后面记载来看，规模并不小，比如说曹操后来收编的青州兵，还有袁绍在河北也收编的一部分，张飞燕的黑山军也是力量比较庞大的，他们有时候也是打着黄巾起义旗号的。

曹操等人相比董卓、袁绍这些豪强，黄巾之乱后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势力，但是历史却给了曹操第二次机会，公元188年，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余部再次起事，他们在青州集结，人数多达百万，兖州刺史刘岱被杀，曹操接替了兖州牧的职位，对正处于补给困难的黄巾军，曹操一面交战，一面谈判，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这支30余万的黄巾军，另加随军男女老幼眷属100余万人，最终接受了曹操的收编。曹操从中选拔精锐十余万号青州兵，家眷及其携带的农具作为基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由曹操设置屯田，组织生产，为军队作战提供后方供应基地，由此，青州兵成为了曹操独立拥有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支由黄巾军所组成的青州兵，最终成为曹军势力并发展壮大的基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的拉开序幕。

赵凯：黄金起义虽然没有把东汉王朝给推翻了，但它对东汉王朝老大帝国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后来东汉的灭亡，三国这种情况出现，都和黄巾起义有直接或者的关系。

黄巾起义之后，这一个经历了400余年的汉王朝彻底滑入了乱世的泥沼之中，朝政日乱，海内困虚，面对这样一个气数已尽的大汉王国，一批批乱世枭雄横刀立马，闯入了了历史舞台，220年，这个曾在世界古代史上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东方第一大帝国—大汉王朝，随着它的最后一位国君汉献帝被迫走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大汉王朝最终走到了尽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东汉王朝就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旧的统治走向消亡，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苦难孕育着新的生命。

公元189年一天，一支剽悍的部队，正以急行军的方式向东推进，这部人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他们是要去往何处，又为何如此紧迫呢。此时正值黄巾起义爆发五年之后，京师洛阳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死亡与杀戮后，又一次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东汉后期，宦官们把持朝政，作威作福，乱政之下，民不聊生，汉灵帝刚刚病死，新皇帝十七岁，由于年幼，只能由舅舅何进出任大将军，主持朝政。何进决心铲除宦官势力，并寻求地方势力的支持，他把希望寄托在并州牧董卓身上，董卓接到何进的密令后，迅速率凉州兵向洛阳出发，就在董卓大军赶往洛阳的途中，消息走漏，宦官们先下手为强，杀了何进，并将少皇帝劫持逃出京城，然而此时已经到达洛阳的董卓内心却有更大的图谋。

梁满仓：董卓来了之后就趁这个乱，来个渔翁得利，把宦官一网打尽，把新皇帝给救回来了，那是汉少帝，然后董卓成了大功臣，他的野心也就上来了，就开始独断朝政，就把皇帝少帝给废了，就另立献帝，实际上也是他的一个傀儡。

董卓不但废了皇帝，还纵兵四处烧杀抢掠，董卓之乱揭开了大国大戏的序幕，自公元25年建立的东汉王朝，在统一稳定一百六十多年后，正面临着崩裂的危险。此时地方势力已纷纷坐大，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均有重兵，而刘表、孙坚、张鲁、公孙瓒等人更是各据一方，势力强大，他们看到中央政权腐化，都蠢蠢欲动觊觎中央，顿时间天下英豪闻风而起向洛阳进集，借口讨伐董卓复兴汉室结成同盟，而问题是他们各自都兵权在握，该推选谁做盟主呢，重担落在了名门望族出身的袁绍身上。

刘驰：袁绍最大资本就是袁家的四世三公，这里边呢，他就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在盟军里面有很多人曾经是他们袁家的长辈所提携的、所提拔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就是袁绍最大的资本，而当时在这整个盟军里面，像袁绍这样的，没有有这么雄厚的人望或者说人脉的，别人都没有，都比不上他，所以大家最后就共推了他来做盟主。

袁绍统领各路大军共数万人，合起来的力量远远超过董卓，但是战争却迟迟没有进展，包括盟主袁绍在内，他们都不是真心要为朝廷办事，而是借此占据地盘，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高喊着口号，却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忘却了整个局面，这引起了一个人强烈的不满，他就是曹操。曹操，安徽亳州人，他喜好读书、机智灵活，平日手不舍书，昼则将武策，夜则思经传，可谓文武双修，他虽出身于宦官家族，但极力向世家名士靠拢，年轻时与袁绍是很好的朋友，他曾参加讨伐黄巾军的战争，战后出任济南相，董卓之乱后，曹操散尽家财，招募了一支队伍，加入讨伐董卓的大军，被任命为奋武将军。

沈伯俊：曹操这个人，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他的特质，雄才大略，超世之杰。

曹操手下军兵虽少，但他统筹全局，勇于进取，他劝说各同盟军首领，董卓自己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这正是上天要灭他的好时机。但是曹操的进取之策却并没有被大家采纳，他决定独自进兵。然而。曹操的力量远远低于董卓，两军大战了一天，曹操以失败告终，曹操本人也被流矢射中，古往今来，成就大业的人总需要经受种种考验，曹操也是如此，此时，这位雄才大略的盖世英雄才刚刚起步，无法充分释放他的能量。除曹操之外，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涌现出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似乎是刘备，在《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可谓是讨伐董卓战争中最为华彩的部分，刘备、关羽、张飞因此名闻天下，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刘备，他是汉景帝之子的后代，但是经三百余年传到刘备时，已经是老百姓了，相比于曹操，他的力量更小，在攻打董卓时，他只是一个小县、平原县的县令，依附于中郎将公孙瓒。

梁满仓：他是以仁号召天下，一个是他有皇宗的旗帜，另外他是讲究仁义，讲究仁义、爱人，讲究仁爱，所以他当时在人和上是非常有优势的。

在史书里，并没有三英战吕布的记载，刘备也没有在这场英雄会中崭露头角，也许他更大的价值是在战争中生存了下来，才有了以后利用汉室宗亲的身份笼络人心，实力逐步强大。战胜吕布的不是刘备，斩落华雄的冶不是关羽，而要归功于另外一个人物，他就是孙坚，继曹操之后，孙坚所率领的军队向董卓发起了猛烈攻击，因为战功卓著，使这位江东之子顿时名满天下。然而，在不久之厚孙坚便在征讨荆州刘表的战争战死，孙策子承父业，虽然很快开拓者了江东，但不久也被刺死，成就霸业的重任只有落在孙策的弟弟，孙权的肩上。这位缺少父兄那种英雄豪气的江东之主，能否担起这个重任呢。

沈伯俊：孙权这个人恢宏大度，受任有方，恢弘是他的气魄比较大，大度呢是说他胸襟比较宽，受任有方，是说他善于识才、用才，在这一点，孙权在执掌江东几十年了，先后任用了四任统帅均为汉末三国的一流人才。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董卓被铲除，各州的州牧、刺史都在招兵买马，利用结盟或征讨来巩固扩充自己的实力。但是真正的英豪并不是以一城一地的得失来评定，而是看他是否有雄才伟略，是否有坚强的意志，是否能招揽人心，是否能在风云变化中确立自己的优势。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在汉末历史舞台上并没有做到华丽亮相的人物，却在战乱中涌现出来。曹操的雄才伟略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在东汉天子已任何权利可言的时候，他首先发现了天子的价值。公元196年汉献帝到达洛阳，曹操抢先去迎，并将汉献帝迁往许县牢牢控制，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

卜宪群：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把汉献帝迁往许昌，首先从政治上占据了主动权，这是当时其他军阀还没有能够做得到的。

同样是英雄，刘备在起家的路上却备受挫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被迫投奔过曹操，虽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甚至找不到一个安家之地。但这位落魄的皇室宗亲，并不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光复汉室的强烈愿望，为他聚拢了大量人气。

梁满仓：刘备是经过屡次挫折，屡次被打败，已经走投无路了，才投到许昌，他本来就想借着机会了来韬光养晦，就是隐藏自己，就把自己的包装成一个没有大志、庸庸碌碌、只知过小日子、种菜这么一个人。

曹操和刘备两位英雄，终于在公元196年进行了首次较量，这面对面的对决并不发生在战场上，然而却同样惊心动魄。这一天，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伟一惊，但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话音未落，杀气已露。对刘备而言，这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承认还是否认，同样志在天下的他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沈伯俊：尽管刘备一再搪塞，也有所防范，这句话还是令他感到意外，咋听此言，刘备大惊，他就怕曹操看出他的英雄志向，大惊之下竟然匙笔坠于地，就是用餐那个刀和筷子掉地下去了，还好这个时候突然惊雷响起，于是刘备就以闻雷来掩饰说，圣人说迅雷风烈必变，果然如此，没想到一声炸雷那么厉害都把我吓一跳，把笔匙捡起来，曹操一想，你这刘备响一声炸雷都能把你吓住，不算英雄，一下子放松了警惕。

真正的英雄从来就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他要借住袁绍的力量对抗曹操。公元200年，袁绍亲率大军南下，曹操、袁绍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官渡交火了。这是一场关于中原归属的决战，袁绍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曹操，但看似弱小的曹操却选择了应战。

余大吉：战争的胜负主要是要看有形的物质力量，但是无形的力量也不能忽视，能起到很大作用，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在肚量上胜过袁绍，在这个谋略上胜过袁绍，在军事上也胜过袁绍，袁绍用人老怀疑，曹操用人不疑，袁绍好谋无决，曹操能够断大事，袁绍用兵不懂兵要，曹操用兵如神，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方面都胜过袁绍。

在这场战争进行到最最关键的时刻，曹操亲自率领一支轻骑兵切断了袁绍的粮道，烧毁了袁军的粮草，借助于袁军军心不稳时机，对袁绍主力军发起了致命的攻击，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役，由此一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原北方的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加快了统一的步伐，公元204，曹军攻占邺城，取得了冀州、青州，又用三年时间，占领幽、并二州，平定三郡乌桓，曹操的力量一时间达到了高峰，统一北方，他的雄心远不止此。剑指南方的曹操，接下来将迎来他的真正对手，刘备和孙权。自逃离曹操后，刘备多次与曹军作战，由于力量悬殊，刘备屡被击败，他一再寄人篱下，离开袁绍后又投奔了荆州的刘表，虽然仰仗汉室宗亲，再加上信义之名传播天下，刘备的力量在不断地积蓄壮大。然而此时的刘备，有着最大的苦恼，那就是缺少能真正辅佐他的人才。

梁满仓：其实三国之争就是人才之争，谁团结了有用的人才，团结了大批的有才干的人，谁的事业就发展，谁就有可能胜出。

这里在东汉末期属于南阳郡，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一片世外桃源，草堂春意足，窗外日迟迟，号称卧龙的诸葛亮就住在这里，诗词曲赋，琴棋书画，这些文兴雅趣熏陶着诸葛亮，陪他度着闲谈光阴，只不过闲淡是表面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经过十多年的学习、观察和思考，一个实现天下统一的规划在他的心目当中日益成熟，此时他需要一位真正的伯乐。公元207年，对于刘备和诸葛亮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三顾茅庐，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这一次碰面成为刘备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沈伯俊：深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带着一腔渴望寻访贤才，因此，当得知卧龙诸葛亮就在隆中的时候，已经47岁的刘备不辞辛苦，三顾茅庐恭请年轻的诸葛亮出山辅佐，成为千秋佳话。

刘备一见诸葛亮，便迫不及待地问，汉室倾颓，奸臣窃命，我欲伸大义于天下，该怎么做，这句话引出了历史上关于三国的要规划隆中对，诸葛亮分析，刘备先要得天下，必须面对最主要的两大力量，曹操与孙权，曹操已拥百万之众，短时间内是不可以与他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可以把他作为援手，而不可以去跟他争夺。三国的大势一定，刘备的发展方向就确定下来，诸葛亮指向了地图中的荆州和益州，告诉刘备，只要占有了荆、益，就有了成就大业最坚实的基础。比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早七年，在长江下游的建业，一次类似的对话已经上演，他被后人称为江东对，孙权问谋臣鲁肃：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我想建功立业，你将怎样辅佐，鲁肃回答：汉室不可能复兴，曹操不可能马上铲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密切关注天下局势，伺机行动，英雄所见略同，鲁肃的目光也注意到了荆州，他建议牢牢地把住长江要塞。

沈伯俊：这番对策，后世史学家称为江东对，他也清醒地分析了孙吴集团面对的天下大势，实事求是地从孙吴自身的地理环境出发，提出两步走的发展方略，也堪称是高水平的战略计划，可以与隆中对媲美，而且他提出的时间比隆中对还早了好几年，因此，隆中对，江东对都堪称千古奇策，为刘备、孙权这两大集团制定了最佳的发展方略。

这是富庶安定的荆州，由于战争长期在北方进行，地处长江中下游的荆州成为汉末动荡、乱世中的一块绿洲，五谷丰登、百姓乐业，不仅如此，荆州的军事地理位置及其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仍在继续，但形势已有巨大的变化，在经历了一场场优胜劣汰的残酷战争之后，讨伐董卓而起的各路群雄，多数已烟消云散，历史的舞台渐渐地变成了曹操、孙权、刘备的三方对决，此时他们都把目光聚集在荆州。

刘驰：荆州那个地方是个四战之地，他处在南北两大势力的中间位置，固然你可以说你占有荆州了，你既可以对中原发起攻势，你也可以对江南发起攻势。

公元208年，曹操亲率数十万大军，挥师南下，直奔荆州，三方的大决战由此在荆州展开，最后的焦点落在了距离荆州城不到500公里的赤壁。此时距煮酒论英雄已有九年光阴，曹操的实力已经更为强大，但刘备不再选择退让，面对曹军的咄咄攻势，孙权在权衡利弊之后，也没有选择屈服，显然孙刘两家依靠单方面的力量无法与曹操抗衡，他们选择了联合抵抗曹操的大军。

楼劲：双方投入的军力物资，双方为此所下的心血、力气，都是空前的，曹操当时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役，会猎江东，能够完成他真正统一中国这样的一个理想，但是他操之过急，他低估了江东这种自然条件，这种天险对他的限制，他也低估了这个孙吴政权抗敌的决心。

公元208年，三国时期又一场大决战赤壁之战开始了，在曹操近十年的军事生涯中几乎是战无不胜，这一次他同样信心满满，是在必得，在强大的外力和危机面前，除了勇气，孙权和刘备双方还需要，把他们隆中对和江东对中迸发出的智慧聚合在一起，他们能否创造奇迹呢。

沈伯俊：两军隔江对峙，尤其需要运用智谋，此时的曹操乘胜而来，但又因胜而骄，一再犯了错误，关键是拿不出一个有效的进攻手段，孙刘联军，利用曹操这种暂时拿不出有效进攻手段、彷徨无计又比较懈怠的情况，通过黄盖实行诈降，利用曹操的麻痹心理，在实行诈降的关节点上，正逢东南风大起，于是，趁势发动火攻，一场大火焚烧了曹操绝大部分战船，也烧乱了曹操的军心，加之孙刘联军以火攻为始，水陆同时进攻，曹军大乱，只得仓皇败退。

孙刘联军的一把大火，不仅使曹操停泊在江边的水军战船樯橹灰飞烟灭，也让曹操统一全国的梦想化为泡影。赤壁之战又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而这一次，是智慧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利，对于曹操来说，赤壁之战是个句号，从此曹操退回北方，终止了南征的步伐。对于孙刘两家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逗号，他们还要继续划分曹操退出后的半壁江山。而对于社会进程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问号，历史还要经过怎样的道路才能走向统一。

沈伯俊：赤壁之战以后，原来的荆州分属曹、刘、孙三方，因此实际上赤壁之战首先是三分荆州，荆州原来的一个郡，经过争夺之后，曹操占据南阳郡，孙权占据了南郡和江夏郡，刘备占据了江南四郡。

公元211年，按照隆中的计划，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守卫荆州，自己亲率数万步卒进入并占据蜀地，八年后，刘备开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向中原的曹操发起进攻，此时驻扎在荆州的关羽大军也开始行动了。于是，历史焦点集中到了另外一位英雄关羽身上，他不仅武艺超群，更以忠义闻名天下，关羽曾与刘备一起打天下，始终忠心耿耿地追随刘备，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公元219年7月，关羽率军北攻襄阳，一路上势如破竹，眼看刘备军团的胜利就在眼前，但没有想到的是孙权已在背后悄悄地拔出了捅向盟友的利刃。

楼劲：荆州是它的咽喉，荆州是建业的上游，荆州都是历来的江东政权，都是要把荆州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来加以经营，荆州在你的手里，他如坐针毡，所以只要条件成熟，孙权也不是不乐意在你背后插一刀，把荆州收回去。

荆州之地，关系到孙吴的强弱，关系到孙吴的安危，关系到孙吴的存亡。正当关羽军攻打襄阳节节胜利的时候，孙吴军趁虚而入，偷袭荆州，占据了江陵，关羽放弃攻打襄阳，回军救江陵，然而，就在麦城，关羽兵败被杀。关羽以忠义闻名天下，在他去世后，他的形象逐渐被后人神话，被尊称为关公，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又经过历代朝廷的褒封，关羽还被尊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刘备不仅仅失去了关羽这位忠臣，也失去了荆州这个战略要地，隆中对里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梁满仓：孙刘联盟破裂了，两家的仇怨更深了，这是一个影响赞一个，再一个呢迫使孙权为了防止刘备的报复，所以主动的和曹操示好，这两家近了，可以使得蜀汉政权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

公元220年一月，曹操病逝，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为中国的再度统一和稳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了汉献帝，建元黄初，国号魏，史称曹魏。第二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建元章武，国号汉，史称蜀汉。再过一年，孙权称吴王，虽然没有称帝，但以黄武为自己的年号，也是帝王的规格，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公元221年7月，刘备刚刚称帝三个月，他却没有多少喜悦，而是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讨伐孙吴的战争，刘备此举在，很多人看来是为了替关羽报仇。

刘驰：不能说刘备没有为关羽复仇的因素，这因素应该说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刘备应该说他出兵，有一个打胜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信心，那不就变成找死了吗，他认为他出兵，可以拿到了很多很多的政治、经济利益，绝不单单地说为了兄弟报仇。

第三场大战开始了，公元221年，刘备亲率八万水陆大军沿江东下，杀向东吴，战争的主战场在夷陵，史称夷陵之战。战争开始时，蜀军气势如虹，节节进逼，孙吴避其锐气，主动退却，退却并不意味着胆怯，而是战略的需要。当孙吴退出三峡，到达夷陵地区后，他们便停止了退却，竖起来一道坚固的防线，夷陵之战将成为孙权或是刘备实现江东对或是隆重对宏伟构想的关键之战。

余大吉：孙权在军事上不如曹操，但是他也有过人之处，他有自知之明，他一般就是在这个决定战争打不打的问题上，他起关键作用，这个战争怎么打，他知道是自己的弱项，他不管他把他交给内行的将领去管。

两军在夷陵对峙着，半年过去了，强大的蜀军疲惫不堪，经过长期的坚持，孙吴军已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时机一成熟，他们就趁机发起反攻，对蜀军营寨发起火攻，最终蜀军打败，数万人战死，场面惨烈，不堪回首，刘备无奈下最后退至白帝城。夷陵之战，造就了三国战争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体现了战争的成败，不在于短时间的进展，而是看最后的结果，也正是孙权非同寻常的坚韧性，让他能坚持到最后，赢得胜利。

沈伯俊：这一仗在军事史上、在战略上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一仗实际上是巩固了孙吴对荆州的占有，这一来，三分鼎立的局面其实也就相对稳定了。

人生就是一场悲喜剧，几个月前，刘备还怀着统一天下的壮志，而现在，他却不得不面对死亡。公元223年4月，在军事和心理上遭受重创的刘备，在永安宫病逝，临死前，这位一代枭雄把儿子、蜀汉政权以及他的政治理想托一并托付给了诸葛亮，他最信任的丞相和战友。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初步格局，夷陵之战，是这个格局的最后定型，魏、蜀、吴三国鼎立达成了暂时的平衡，鼎有三足，三分而立，而三足毕竟不是全鼎，它们最终还要统一于鼎身之上，时光仍在流逝，打破平衡需要时间，历史只能等待，然而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在此期间，三个国家都在努力，这种努力是奔腾的暗流，是涌动的岩浆，终将冲垮暂时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

公元208年，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吴联盟，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公元219年，刘备北伐，孙权偷袭关羽，刘备北伐失败，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吴，在夷陵僵持，第二年，刘备被孙权的军队连连击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随即病逝，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总理朝政。至此，举国重任落在诸葛亮一人身上。

这是一条使命之船，船上的主人，船上的主人叫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蜀汉建兴元年十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孙权背盟，偷袭荆州，按一般常理，蜀汉应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与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沈伯俊：经过荆州之失，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了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过半，开国元勋逐步凋零，吴蜀同盟不复存在，就像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边讲的，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元229年，孙权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消息传到蜀汉，一石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异常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曹操窃国，必须伐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有之绝交，并立即出兵讨伐。孙权称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如果承认了孙权的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然而，对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楼劲：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起来，你的意识形态立场是要服从于现实的立场，这个时候他是为自我的生存着想，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跟东吴政权正常保持一种联手的关系，否则你无法扛住北方的压力。

愤怒的群臣终于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即决定与蜀汉升坛歃盟，对天发誓，戮力同心，同讨魏贼。这样的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中叛乱。这里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着一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佤族。每逢重大的民族节日，佤族人都会敲起战鼓木鼓，挥舞着战刀，跳着世代传承下来的舞蹈，以此纪念祖先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三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

东汉末年，腐败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再次趁机叛乱。北有曹魏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蜀汉建兴三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之地进发，然而，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荒蛮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疠之乡到处都有充满敌意的眼睛。佤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一种特别的仪式来庆祝，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蒋孟获擒住。

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聚一战，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平定叛乱绝不是依靠武力杀伐这么简单，对于南中，诸葛亮有着一个更为长远的打算。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的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敢回去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沈伯俊：诸葛亮在军事上发展非常顺利，因为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少数民族民众的欢迎，史书记载，建兴三年春，南征，其秋悉平，到了秋天就全部平定了。

收服孟获之后，南中各个部族纷纷归附，佤族人说，他们的祖先还与诸葛亮结下盟誓，生生世世镇守边关，永不叛乱。不过，结束叛乱只是平定南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诸葛亮要真正开始实施自己对于南中的计划了。这里是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爬街村，1970年代，尼桑老人作为锡盟民族工作队队长，被派到这里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生产。老人至今还记得，比他更老的老人们给他讲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尼桑：我主要是跟一个名字叫哎音的老人，死了可能是十多年吧，还有个叫艾桑的死了有五六年了，按照他们说的（佤族语），也就2000年以前，就在这个时候，因为产量很低，他（诸葛亮）就教如何工作，如何耕种，如何选种，把这个种子管好。

约一千八百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民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纱织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这里是云南省普洱市，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的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经是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与其它地方不同，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像这样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广大的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沈伯俊：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的治理南中的原则，南抚夷越，既然是南抚夷越，那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服其心，不欲灭其类也。

七擒孟获，南抚夷越，最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真正稳定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平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终于有了一个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内政，第一位重要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张裔，益州太守，长以一周太少，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数年，诸葛亮心中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裔。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裔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的答应了邓芝的请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裔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裔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张裔归来，诸葛亮立即委以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依、董允、王连、陈震、张裔、费诗、秦宓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沈伯俊：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诸葛亮怎么识才，怎么衡量一个人才，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制度、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律《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之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刑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视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痛绝，久久难以平复。在在诸葛亮惩处的人里面，即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法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袒护。然而，诸葛亮依法治蜀，绝不是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文关怀。同为先帝托孤的大臣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在这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了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丰能够说服自己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愤，发病而死。

诸葛亮的法治，饱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宫大臣夏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百姓怨声载道，沸反盈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百姓道路以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心有服意，受罚者刑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梁满仓：诸葛亮他这个治理国家，其实我说是儒法融合，融合是有机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沈伯俊：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教化为先，法治为后，执法严明，公正守信。

招揽贤才，依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吏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现在，正是到了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治理的时候了，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它都忠实地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天府之国的富庶。

张开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张开勇和他所在地，是都江堰管理局，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保证对成都平原超过1000万亩的农田的灌溉。

张开勇：李冰在整个三大布局，三大工程布局是非常伟大科学的设计，但是并不是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正因为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对都江堰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注入新的材料、新的技术，然后不断的完善。

这一年，有一队1200人的士兵突然进驻在这里，这些士兵是诸葛亮派来专门保护和维护都江堰的，作为水利工程，都江堰需要不断地进行维护，诸葛亮深知这一点。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杩搓和竹篾的结合，杩搓呢，古代修建水利工程，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要以竹篾为兜，内装鹅卵石的，逐层累叠而堤坝，这样的建筑材料，要是遇上特大洪峰，就有决堤的危险，多年的战乱，都江堰已经年久失修，为此，诸葛亮专设堰官，对都江堰加强管理，1200人既是士兵，又是并修护和维护的河工，他们常年驻守日夜巡视，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沈伯俊：诸葛亮的这一举措呢，又被后来的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使都江堰能够2000年来持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江堰这个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维护之功。

在诸葛亮的呵护之下，都江堰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而诸葛亮所首设的堰官制度，则一直被沿袭了下来。水利是农业之本，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丰收。晋人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对当时成都平原稻黍千重的景象，有着这样的描述，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

梁满仓：本来四川就是个天府之国，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这么它的农业很快就会发展起来。

巴蜀地区历来物产丰富，井盐是巴蜀地区最主要的物产之一，东汉末年以来，井盐的生产管理一度混乱，生产效率低下，诸葛亮决定强化食盐官卖政策，增加井盐数量，同时对生产技术加以改进。井盐是只通过挖井汲取地下水熬制而成，传统的熬制方法，用所谓的家火熬制。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火井煮盐的技术，火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最早发现和利用火井的地方。一直以来，火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诸葛亮对火井的井口进行了改进，使得火井煮盐的效率大大提高，产盐量是家火煮盐的一倍以上，直到今天，四川的火井依然使用火井煮盐。

在四川的长宁、自贡等地，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盐井遗址，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蜀地盐井遍地开花，盐，成为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而盐税因此也成了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后世称诸葛亮此举为以盐立国。在古代，可以与盐相提并论的，那就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铁，如果说蜀汉政权是以盐立国，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三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充分的发展，百炼钢、灌钢、淬火法等新的冶炼技术，都在这个时期出现。史书记载，诸葛亮任命精于冶炼的巧匠浦元在汉中铸造宝刀，浦元对淬火用的水要求极高，专用蜀水淬火，一次，他命人从成都取蜀水回来，浦元一试，说里面掺杂了八升涪水，不能用，取之者大惊，立即叩头谢罪，承认因路上不小心，洒掉了一部分蜀水，而参进了八升涪水。浦元用精湛的淬火技术，打造的刀具锋利无比，被誉为神刀，他命人往竹筒里装满铁珠，以刀切之，竹筒应声而断，而他打造的甲胄则异常坚固。

据《南史》记载，浦元为诸葛亮打造的铜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据说，以此甲胄技术，结合南中地区的藤甲，能造出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盔甲，这种盔甲，就是传说中国软猬甲的原型。沈伯俊：冶炼业它不仅可以制造兵器，更多的它是制造农具，它就促使铁器的运用和推广，所以蜀汉的不仅兵器有名，农具也做得很好。

蜀汉生产的铁器，更多地用于农业生产，这些质地优良的铁质农具，使用起来省心省力，便于精耕细作，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盐业和铁业，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在蜀汉还有一样更为特殊的物产，这种物产堪称稀世珍品，它不仅是王宫贵族们竞相收藏的瑰宝，皇帝更是拿它作为赏赐臣子的重要赐物，它就是蜀锦。巴蜀之地自古就有养蚕造丝的传统，而蜀地所养成的蚕丝制成的锦，因其工艺精湛、质地坚韧、色彩华美而闻名天下，故名蜀锦。诸葛亮曾经说过，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为了鼓励农桑，诸葛亮亲自垂范，种桑八百株，从事养蚕和织锦生产。为了提高蜀锦的产量，诸葛亮设置了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这样的官员，叫做锦官，正是从诸葛亮开始，蜀锦的生产变成规模化的国家行为，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锦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汉境内桑园遍地，城内大街小巷，家家机杼之声相和，织锦人家千户万户，花纹装饰的织锦斐然成章，经过江水洗濯的织锦色泽分外鲜艳，蜀锦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出口产品，史书记载，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锦，曾经多次秘密派人来到西蜀购锦，孙权经常用蜀锦来奖励手下的大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东和欧洲地区。蜀锦成为诸葛亮闭关息农，养育民物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

沈伯俊：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叫做锦里，衙门所在地就叫做锦官城，于是乎锦里、锦官城、锦城，变成了成都的别名，今天还在使用。有司盐校尉、有司金中郎将，有锦官，这几个专门官职的设置，再加上前面的堰官，可见诸葛亮是何等的重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做好了，就起到什么作用，富国安民，蜀中大治。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地还未从漫长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过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这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十一年，这十一年，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蜀汉的国力已经全面恢复。这十一年，蜀汉经历了一次南征，四次北伐，抵御了一次魏国的侵略。前四次北伐，蜀军都没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五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疏后主刘禅，表达新址，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其存亡之秋，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边，并加以阻止，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深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楼劲：这个时候他《隆中对》当时的那种理想，应该说已经离它实现，是越来越远，已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明知道我就是能够延长它的运作而已，不可能再实现我的预定目标，但他依然坚定地走到了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蜀汉建兴十二年二年二月。诸葛亮举全国之力，亲率十万大军，由斜谷口向北进军，早已得知消息的魏军统帅司马懿，在渭水之滨五丈原率领大军严阵以待，汉军与魏军对峙于五丈原，跟前几次交战一样，司马懿依然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只是死守，决不出战，任由诸葛亮派人到魏军阵前百般辱骂，魏军将士个个愤恨，人人引以为奇耻大辱，司马懿就是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最终诸葛亮无计可施，进退两难，终于一病不起。重病中的诸葛亮知道，自己命数已定，北伐难成，弥留之际，专程成成都赶来的尚书仆射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继任，诸葛亮说蒋琬再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有谁可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问话后，诸葛亮再也没有说话。此时的五丈原正值深夜，传说中诸葛亮病逝之际时，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从东北落向西南，由大而小，落在了诸葛亮的军营之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贤臣诸葛亮，怀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未竟之志，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梁满仓：他是生于乱世，他亲眼看到乱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他所追求的兴复汉朝，不是东汉末期的、桓帝、灵帝的、黑暗的、四分五裂的汉朝，他是追求的是光武帝刘秀初建东汉的，那种统一蓬勃的，欣欣向荣的汉朝。

楼劲：这就是为理想而死，为信念而死，为承诺而死，这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从普通老百姓、还是大政治家这个角度来说，都是最为可贵的品质。

自诸葛亮逝世以来，千百篇诗文讴歌他，无数的百姓颂扬他，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死而后已。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一批批仁人志士，沿着他的足迹，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沈伯俊：诸葛亮的品格，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一是忠贞，这个忠是忠于理想、忠于事业，加以升华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而是智慧，这种智慧是大智慧，这种智慧还包括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以及更深刻的人生智慧。

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贤臣的所有美德集于诸葛亮一身，成就了诸葛亮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魅力，成为所有时代衡量为官者贤愚忠奸的标尺。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诸葛亮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深深影响着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国社会。

公元239年正月，一道紧急诏书催促魏国太尉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他预感到，魏国的局势即将发生重大改变。急诏司马懿赶回洛阳的，正是病榻上的魏明帝曹睿，他决定在自己临死之前，将八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曹氏的三朝重臣，魏明帝坚信，有了他们的辅佐，曹氏政权就能稳如泰山，然而，魏明帝万万没有料到，从这一刻开始，一场足以使曹魏政权崩塌的危机正悄悄来临，而主导这场危机的是，正是他的托孤重臣之一，司马懿。

在曹爽和司马懿的辅佐之下，幼主曹芳顺利登基，然而一场权力的争夺也随之展开，曹爽主政，而司马懿则掌控军权，这样的局面逐渐令曹爽开始担忧。于是，在幼主登基后不久，曹爽便将司马懿升为太傅，实则是剥夺他的兵权，而另一方面则让自己的三个弟弟和一些亲信担任要职，处处限制和监视司马懿。

胡阿祥：一开始的政治格局，是司马氏掌军，曹爽辅政，但是军权在司马懿手中，曹爽不放心了，所以后来，等于是曹氏通过一些手段把司马懿的军权夺了，那么一方面把司马懿的地位提高，但是是虚魏，军权夺走了，那司马懿这个时候就开始装病了，以退为进，他把这个军权交出去的一刻，他在家里养病，这个实际上就给曹爽吃了一剂放心丸。

自此以后，司马懿干脆称病回家，曹爽也自以为掌控了局面，实际上却是大大低估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公元249年正月，大将军曹爽连同他的三个弟弟，陪同小皇帝曹芳一起出京，浩浩荡荡的队伍要离开洛阳九十余里，去祭拜扫魏明帝的皇陵，祭陵的仪式气势庄重，雅乐悠扬，祭文铿锵。然而，曹爽没有料到，这一天却成为了司马懿等待许久的良机。就在曹爽离京之时，司马懿奇迹般的康复，在他的指挥下，一场政变迅速展开，司马懿悄悄豢养的十年之久的三千死士，成为政变得奇兵，朝廷武库及一切要害部门迅速被司马懿控制，他还以她以后的名义，宣布了曹爽的诸多罪状，切断了曹爽的退路。

沈伯俊：政变是如同惊雷一般突然发生，布置非常严密，令曹爽完全措手不及，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可以见出曹爽和司马懿完全不同的性格和才干。司马懿蓄谋已久，布置严密，而且手段老辣，当消息传来的时候，曹爽又惊又怕，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曹爽阵营乱作一团，要么交出军权，要么起兵对抗，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曹爽却迟疑不决。司马懿不失时机的派来说客，劝曹爽放弃反抗的打算，说他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免掉官职，曹爽选择了认罪投降，幻想着继续保有富贵，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对手的仁慈。很快，曹爽兄弟和他的亲信，都以谋反大逆之罪被诛灭三族，斩草除根，魏国的大权落在司马氏手中，这件事件被史学家称为高平陵之变。

胡阿祥：司马懿这一出手，可以说是猛虎出爪，一击致命，一下子就把它打死了，从此魏国的军政大权落到了司马氏的手里，天下还姓曹，但是管天下的已经是姓司马了，所以这个应该说特别能够体现这个司马懿他在这种，说的肯定一点是高超的谋略，说得不好听一点，真是阴谋的隐忍。

高平陵之变以后，朝政大权掌握在了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任大将军，曹魏政权继续向司马氏倾斜。公元254年12月，司马师废掉曹芳的帝位，改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新皇帝，在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继续掌管朝政，他毫不掩饰称帝的野心，在他的眼里，少帝曹髦不过是个傀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喜欢诗文书画的文弱皇帝，却以他最果决、最悲壮的方式向司马氏发起了最后反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曹髦临死前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一句话。公元260年五月的一天，不想坐等被废的曹髦，率领几百名侍卫和奴仆冲出宫门，亲自去讨伐司马昭，以一种最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曹髦之死，意味着曹氏最后的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曹氏衰落了，但魏国统一天下的雄心没有停止，没有后顾之忧的司马昭，开始实行更大的计划，他确定了先灭蜀汉，后灭东吴的大战略，来结束三分天下的格局。

沈伯俊：司马昭在经过父子兄弟三代的多年纪以后，已经巩固了他们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此时乃蜀汉的政权已经也走入了他的末路，已经相当的衰弱了，所以司马氏接受钟会等人的建议，决定伐蜀。

川蜀之地，天府之国，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闲适自在的生活，1000多年前的三国末期，当司马昭开始对这片富庶的土地虎视眈眈之时，蜀国朝野上下都还没有意识到强敌的野心，当年的蜀国，经过刘备。诸葛亮等人几十年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才能平庸的君主刘禅却没有发现，蜀国此时已是矛盾重重。公元253年，大将军费祎在一次宴会上，被魏国降将刺杀，姜维接任大将军一职，之后便不顾国力多次伐魏，结果败多胜少，所能指挥的军队最后只剩下不到一万人。刘禅，则背离了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忠告，宠信宦官黄皓，纵容他干政弄权，掌管蜀国内政的尚书令沈祗与黄皓勾结起来，败乱朝政，蜀汉迅速进入混乱和腐败的时期。公元263年，当这位才能平庸的君主来到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游玩时，蜀国已是内忧重重，臣子们早已失去了与魏国一争天下的雄心，就一切都为司马昭灭蜀提供了良机。

胡阿祥：三国的外交虽然很复杂，但是主要的是孙吴蜀汉为一方，曹魏为另一方，那么在灭南方这两个国家的时候你要有战略，一般来说先易后难，蜀汉的国土面积，蜀汉的人民的数量，蜀汉的国家力量，以及蜀汉国内的矛盾都要大过孙吴。而且一旦灭了长江上游的蜀汉以后，我们想象一下，司马氏的水军顺流而下，那么灭孙吴是比较容易的，蜀汉和孙吴之间有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

司马昭派镇西将军钟会都督汉中，准备伐蜀，战争一触即发，姜维紧急上书，希望加强防范，然而黄皓却搞起了神鬼巫术那一套，说魏军绝不会进攻，让刘禅把姜维的奏章压下。而此时曹魏却已经开始排兵布阵，钟会率领十万主力大军取汉中，长期驻扎在关中地区的邓艾，率兵三万，牵制姜维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在率军三万，攻击姜维后方。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出的这3路强军，向蜀国展开了攻势，剑门雄关，自古就是川蜀大地的重要军事屏障。此时，也成为了魏军无法轻易攻破的天险，蜀军在这里把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了这样一道天险扼守门户，蜀汉君臣对魏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是特别担忧。战争持续了两个多月，剑门关依然强攻不下，眼看三万大军就要断了粮草，钟会不得不萌生出了退兵的念头，然而老将邓艾却在此时上书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沈伯俊：邓艾作为曹魏的老将，他分析形势，认为强攻剑门关难以奏效，所以他才提出旁出偏师，穿过一段无人之路，从西北方向迂回到剑门关以后，到当时的涪水，也就是现在四川的绵阳那一带，如果能够夺取涪城，就可以由涪城南下直逼成都，如果这样的话，它既可以袭击姜维的后方，还可以和钟会大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十月中国西部的天气已非常寒冷，邓艾率兵穿过无人防守的阴平山区，沿途700里杳无人烟，悬崖深谷，奇峰突起，将士们凿山开道，邓艾身先士卒，这是一次艰险而杰出的军事行动，20多天后，魏军犹如神兵天降，突然呈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蜀军毫无防备，不战而降，邓艾奇袭江由之计，完全打乱了蜀军的防御部署，拿下江油之后，曹魏大军长驱直入直逼成都的门户—绵阳。

陈刚是四川省绵竹市的一位手工艺人，正在制作的是在当地传承了几百年的绵竹年画。绵竹年画的题材中，有不少与三国经典故事有关，但更为人们所传诵的还是发生在绵竹的一场壮烈战役，雄战绵竹关，当年邓艾奇袭绵阳之时，遇到守将诸葛瞻，恶战中诸葛瞻父子病退绵竹，最终在这里双双战死，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英烈父子，特为诸葛瞻和诸葛尚修建了这座祠堂，供后人祭奠。然而，诸葛亮祖孙三代为蜀汉江山肝脑涂地，也未能阻挡一个平庸皇帝将江山葬送，邓艾把绵竹攻破之后，成都便成了大开门户，蜀军全线溃退，毫无准备的蜀国君臣乱作一团，百姓纷纷出城避难。刘禅束手无策，选择了投降。

沈伯俊：邓艾奇袭江油这战，使得他在军事上取得极大的主动，完全打乱蜀汉的军事部署，而且蜀汉此后再也无险可，奇袭江油之计，不仅是曹魏灭蜀的关键一战，而且可以说是首个整个三国时期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战役。

存在了43年的蜀汉政权，就这样戏剧性地灭亡了，在今天成都的武侯祠，刘备、诸葛亮在这里供奉着，一个个风云人物凝固为雕塑，供后人瞻仰，大殿中央的刘备庄重安详，而左侧是孙子刘湛的塑像，而右侧却是空空如也，这里曾是安放刘禅塑像的地方，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竟在众人的争议声中三进三出这座宗庙祠堂。直至今日，仍被人们戏称为付不起的阿斗，蜀国灭亡后，刘禅被带到洛阳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让他参加宴会，故意让人表演蜀国歌舞，蜀国人都很伤感，唯独刘禅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业没有发生，司马昭问他还思念蜀国吗，刘禅回答乐不思蜀。

楼劲：一个精彩的时代可以让一个普通的百姓也变得很精彩，更不必说是里面的皇帝这样一级的人物，曹髦人忍无可忍之时，他可以骑在大马上拿着武器，要去诛杀奸臣。刘禅你看过去时，我们叫扶不起的阿斗，他看起来在治国上的确是不行的，当然他跟诸葛亮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但是他又得服从诸葛亮，为政也是为的很苦闷，这个是一种活命哲学，因为当时在士大夫脑子里面有两样东西是需要随时都加以修炼，一个叫性，一个叫命，性命，我们现在把它单独、单纯的归理成为物理或者生物生命，性命是包含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是包含的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性命都丢了，那什么都谈不上。

司马昭灭蜀为取代曹魏增加了政治资本，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几个月，也就是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小皇帝曹奂禅位给他，宣告就皇帝位，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蜀汉归降，王朝建立，军队士气正盛，西晋的挟此余威，顺势攻打东吴，成就统一大业，看起来已如箭在弦上。然而晋武帝却决定暂时搁置伐吴之事。

沈伯俊：那为什么没有出兵，第一点，西晋建国，他需要有一段巩固期，他们巩固司马氏权力的道路充满坎坷，是经历的几次大的斗争，经历了几次血腥的屠杀。第二点，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江自古号称天险，西晋朝君臣对越过天堑，消灭孙吴有畏难情绪；第三，在一个时期内，孙吴政权还是比较稳固的，就没有给他提供敌军内乱这么一个机会。

按兵不动的西晋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此时，吴帝孙皓刚刚即位，他抚恤百姓，开仓赈贫，放生珍禽，一派明主风范，然而很快，孙皓就让吴国的君臣们失望了，孙皓本性的暴露，让东吴朝野上下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中，在孙皓的命令下，京城建邺大肆修建宫殿，民众不胜其苦，正直的大臣上书劝谏，孙皓根本听不进去。孙皓下令，所有大臣家里的女儿，到了15六岁就要任他挑选，选剩下的才准出嫁。此外，皇宫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大臣们的言行举止一有差错，都会被记录下来，被孙皓处以种种酷刑。孙皓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甚至发生了近万人参加的暴动，一直打到了建邺城外三十里，还有很多人选择叛逃到晋朝，其中甚至包括吴国的宗，消息不断传送到西晋朝廷。

公元279年，也就是西晋取代曹魏的第十五年，主张伐吴的声音又高涨了起来，为首的是大将军杜预与王濬等人，然而，以贾充为首的朝廷重臣，却以边陲不安定为由，依旧反对伐吴。一场激辩在晋武帝面前上演，然而这一次晋武帝站在了主战派的一边，面对贾充、荀勖等人的苦苦劝阻，晋武帝勃然大怒，下令举兵讨伐东吴。公元279年11月，西晋大军兵分6路，水陆并进大举伐吴，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名义上的大都督，实际统帅军队的是杜预、王濬等人。浩浩荡荡6路大军大举伐吴，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吴军节节败退，江陵等重镇相继被攻克，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吴国朝野上下都明白，亡国的命运就要降临了。六路大军中，王濬这一路最为勇猛，他率领八万水军，乘坐高大的战船，自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相连百里，浩浩荡荡，一时间兵甲满江，旌旗逐天，吴国完全被这种气势震慑住，节节败退，晋军顺江而下，攻克夏口、武昌，所向披靡，直奔吴国首都建邺。孙皓只能像刘禅一样，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吴国灭亡，西晋实现了统一大业。

西晋统一之后，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也和刘禅一样，被安置到了洛阳，然而相比乐不思蜀的刘禅，他还多少保持了些昔日君主的气概。一日，晋武帝在洛阳接见孙皓，指着座位说，我设这个座位等待你，已经很久了，孙皓针锋相对说，我在南方也设了一个座位等待陛下。三年之后，孙皓死于洛阳，死因可疑。而12年前，蜀汉后主刘禅同样死在洛阳，寿终正寝。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魏国末代皇帝曹奂，于西晋末年，在许昌去世。经历了无数死于战乱的洛阳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西晋时期的遗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曾经在东汉末年见证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分为三。六十年过后，中国历史上精彩纷呈的三国时代也在这里终结，天下再次合三为一。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在统一的版图上前行太远。

苟斌是洛阳师范学院的一位美术老师，为了完成一幅描绘西晋时期著名景观的国画创作，他正在查阅大量的史料。

苟斌：真正创作这个《金谷春情》这张画，还从心里认头，主要是想象的空间比较大，要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从中发挥很多的想象，比如说建筑的想象，然后它的这个树木的成色、摆布，亭台楼阁的摆布，包括它的山石的走向，心里的一种想象，其实是从我对于理解这个古人的这些文献记载，诗词歌赋来理解，从我个人的感受来和古人对话。

《金谷春晴》被称为洛阳八景之一，所描绘的内容正是晋武帝在位时，洛阳城的一处著名景观，金谷园的迷人春色。随着寻访的不断深入，金谷园的形象在苟斌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极尽奢华的豪华别墅，它的主人正是西晋时期的世家富豪石崇。就是在这片园林别墅之中，石崇高朋满座，日日宴饮，过着极端奢华的生活，那时的西晋一派富足繁荣的景象。灭了东吴之后，晋武帝认为已太平无事，命令各州郡不在保留军队，他效仿周朝，把许多土地分给皇室成员，晋武帝还把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向极致，给予世家大族优厚的待遇，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在晋武帝太康年间。社会的安定和丰富的物质供给，使西晋呈现出了所谓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和他的群臣们都开始飘飘然起来，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开始了。作为开国之君，晋武帝在一统天下之后，似乎没有了什么追求，整天游乐宴饮，晋朝后宫人满为患，宫女数量都达万元，如何万里挑一，竟成了晋武帝的大难题，他乘着羊拉的车子，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住，为了邀宠，宫女们用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地，以便将皇帝的羊车吸引过来。

世家豪族攀比斗富之风盛行，太傅何曾每天的饭食要花掉一万钱，还在感慨，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下筷子，达官显贵们则继承了曹魏时期兴起的清谈之风。这些本该负责政事的高官，却一边享受富贵，一边畅谈林下风流，把勤于职守当成可耻的事。皇帝荒淫，官场糜烂，清谈盛行，很快把西晋推向了衰落，太平盛世的表象下面，各种矛盾都在暗中进行，各封国建立的军队，成为了西晋灭亡的根本祸根。

徐金星：晋武帝在他在位的时候，劲舞的在的，在他在位的时候，他为了镇压他的异姓功臣，再就是为了镇压吴蜀，西南、东南的势力，他就想了个办法，叫分封，他分封了27个皇室宗室为王，而且他还用允许这27个王可以有国家，有军队，大国可以有军队5000人，次一点儿的国家可以有3000人，小国可以有1500人，这就埋下了祸根。

晋武帝死后，变乱首先从宫廷里爆发了，公元290年，太子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这位糊涂愚蠢的皇帝，成为了皇后贾南风的傀儡，王朝大权很快落在了贾南风手里，在她的唆使下，司马氏诸王自相残杀，贾南风甚至还杀害了惠帝的太子，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诸王和朝臣的不满。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入京，杀死贾南风等人，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公元291年到公元306年，先后有八个当初被晋武帝分封的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这就是八王之乱。

徐金星：八王之乱，它严重的或者巨大的打击了，消弱了西晋王朝的力量，还有，他这个长期的战争造成了西晋王朝，尤其是黄河流域严重的经济破坏、经济崩溃，由于这些原因、就使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其实也包括非汉族人民，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这样，同时也就给北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

八王混战，军民死亡数十万，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曾经繁华的京都洛阳，已是满目疮痍，战争以及相伴而来的天灾，迫使人们大规模地流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动荡中解体，流民众多，盗贼群起，而州郡缺乏军队和武器，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奔突于社会地壳下的不满岩浆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公元299年，这益州爆发了大规模流民反抗，八王之乱进入尾声的时候，流民领袖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统一的西晋王朝开始分裂。西晋的内乱给晋朝境内的诸多游牧民族武装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率先发难的是匈奴贵族刘渊，身为贵族的刘渊，长期居住在汉族政治文化中心，熟读史书、兵书以及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八王之乱中，刘渊趁乱逃离洛阳，跑到左国城，五部匈奴共同推举他为大单于。

304年，刘渊建立汉国，从刘渊开始，百余年间，生活在西晋西部、北部及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与中原王朝进行对峙，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五胡乱华。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各地起事的队伍纷纷投到他的帐下，其中包括奴隶出身的羯族人石勒，在接下来与西晋的战争中，石勒成为了觉得西晋命运的关键人物。公元311年，石勒率领铁骑在宁平城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死者多达十余万，不久，石勒、王弥同刘曜一起会攻洛阳，同年，刘曜攻克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愍帝袒肩露背，口含玉玺，乘坐羊车，以最屈辱的方式求降，这时距晋武帝攻灭东吴、统一全国仅仅过去了37年，西晋灭亡。

徐金星：这个长期的战乱，就造成这个西晋王朝元气大伤，在一个就是洛阳周围、黄河流域经济崩溃。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灾难，生活不下去了，这就造成中原汉人、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按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人口就700万，如果700万就迁走了90万，迁走额八分之一，更不要说这部分人知识文化程度最高，国都周围的中原汉人，文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这个生产力、生产技术都非常高，这样一些人南迁去了。南迁去了，从此以后，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也南迁了。

不到四十公里额偃师市，矗立着一座中原客家人南迁纪念碑，西晋末年，带着对昔日荣耀的无比眷恋，大批中原世族和民众纷纷离开家园，从洛阳城向南大举迁移。而此时的北方，已成为五胡等少数民族激烈纷争的历史大舞台，三国鼎立持续了六十年，而西晋的短暂统一却还不到四十年。随着西晋的灭亡，中国再次进入了大分裂的慢慢长夜，这是一次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局面更复杂的大分裂，持续了将近300年，直到隋王朝再度实现统一。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公园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此前，三千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藉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晋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它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似戈矛纵横。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仪的主人。古书上说，嵇康为人肃肃如松下风，酒醉时倾倒若玉山之将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在距洛阳一白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然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交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褒衣博、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坦胸露背，或脱帽弃帻，不拘礼法。

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傅刚：统治者对士人当然是拉拢，拉拢不了当然就是杀，所以当时有所谓的一日之间名士减半的这样一种说法。

正始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始十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梁满仓：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南京博物院珍藏着描绘竹林七贤的稀世珍宝——南朝画像砖。这是画像砖的拓片。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就此研究了多年，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嵇康为曹魏姻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七贤的出处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风血雨。仔细看来，除了竹林七贤以外，画面还多了一个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期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作竹林之游呢？

龚良：他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一脉相承的，是原来中原地区比较多的就是传统的儒教和礼教，非常崇尚就是玄学和清谈。

相传荣启期非常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裘带素、鼓琴而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士”是西周等级社会秩序下的最后一级贵族，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彼岸变动中，士阶层瓦解，社会身份已经非常复杂，他们虽然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的称呼，保留着学习和掌握各种专门技艺的传统，构成当时的知识群体。“士”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又学得古今知识，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往往把这种知识群体称为“士”。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画家们把荣启期与七贤并列正式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种心境。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儒士们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儒士逐渐构成主要的知识群体，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儒家士大夫不满现状，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来批评时政，被称为“清议”。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们的清议之风，孔融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破坏纲纪、倒行逆施，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楼劲：因为曹操绝对不能让这种不合作、不支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否则他所设下的所有事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无法成功。所以，杀孔融，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象征意义。原来是同一个阵营的人，原来也是要被杀的。

政治的残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原。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会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因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

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you）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两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秉性的异同、离合问题，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的家门口，又犹豫起来。于是，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掷入，转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楼劲：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立，所以他把自己的《四本论》往嵇康的，隔着窗户往里一扔就跑了，所以说明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确实是对立的。而钟会本身是跟司马氏在密室当中策划如何夺权、如何取代曹氏政权的人物。

此时，司马氏集团的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铄王室。尽管如此，直性狭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俗话说，天下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年届七十的洛阳老人已经打了一辈子的铁，在他看来，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据《晋书》记载，嵇康也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这一天，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然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扬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整个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兔起鹊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楼劲：玄学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地提高。因为他是用当时他们认为最标准的解释来做解释，那么这种程度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来断定，也即是说，当时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水平，显然是领先于群体。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抑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傅刚：嵇康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认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什么叫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

“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魏步伐，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了竹林，回到了朝廷。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公元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答案。山涛字巨源，在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针对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傅刚：因为他这一个口号，等于是明确地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推行圣王这套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菲薄的我认为这些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同孔子一道进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对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贤把酒言欢、清谈玄理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的越来越远。这一期间，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片音乐理论文章“声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谈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遇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楼劲：叫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声音本身它并不是，它就跟宇宙之理一样，它本身没有喜和怒、没有哀和乐，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它的，他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依然是跟它的自然就是名教，合乎天理的东西就是真理，依然是跟他的这个东西连在一起。所以他在政治上的取向依然是跟他的崇尚自然，要求名教来服从自然这样一种政治立场联系到一起。

无论弹琴作曲、为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优游从容、游心太玄，引领一代清峻、渊远的玄学风致。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巽、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巽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以死刑。

楼劲：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司马氏夺取曹家政权。他要从一而终，一个士人要从一而终，我只能忠于我要忠于的那个政权，我不能做三姓家奴，嵇康的死是政治问题。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身地——安徽石弓山。他的赫然离世，让整个士族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十四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权威，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中来。“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竹林时代早已结束，世间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片净土。

李中华：竹林时期的玄学，他们是用自己的行为方式，不向淫威低头的一种典范，所以嵇康的人格、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高的，和后来的那些名士，假名士，那种假的放达，那一派人完全是纵欲的，那一派人完全不一样。那些人就没有了这种，不是心里有痛苦，他完全麻醉了。

西晋末期，有八个旷达不羁的士人，号称“八达”。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八达”自以为袭承了竹林风范，其实却没有理解嵇康、阮籍佯狂、任达的苦衷，自然也缺乏他们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嵇康可能不会想到，他所留下的“嵇氏四弄”此时已传遍了洛阳城的大街小巷。然而，当年的铿锵弦音早已变味，沦为上层士族附庸风雅的玩物。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当时号称“二十四友”，他们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诗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娱，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梁满仓：西晋后期的一些情况就有所变化，就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玄学和政治区分不开，有的政治家不专心治国，把谈玄作为第一要务，就形成了“清谈误国”。

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谈玄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清谈”全身避祸，装点名士风度。清谈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造成了整个朝廷矜高浮诞的风气。时人评论王衍，说他不以事物自婴、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玄学家。正是这个王衍，以三公的身份举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衍叹到，我们虽不如古人，以前如果不崇尚玄虚，而是合力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公元316年，统一中国仅仅37年的短命王朝——西晋，在不合时宜的清谈中宣告灭亡。司马家族带领大批士人南渡长江，定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名士的流风遗韵，也被士大夫带入东晋。

在江南，竹扇的制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批士人的南迁，为竹扇赋予了更多的风雅。这个位于绍兴蕺山的竹扇作坊，现在每天都有几千把竹扇在这里生产。同样是在这里，东晋时期的一位老婆婆，因为无法销售她制作的竹扇而发愁，恰逢一位士人路过，士人于是提笔在老人的扇上写起字来，并嘱咐老婆婆，你就说是王右军的字，要卖百钱。果然，在集市上所有的竹扇被一抢而空。这位一字千金的王右军，就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他的代表作《兰亭集序》，不但堪称天下之至文，其书法更是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行书”。

傅刚：东晋时期的魏晋玄学名士，以王羲之为代表。他在书法上的贡献，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他书法之美，恰恰是东晋名士风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一直以为东晋的玄学名士，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艺术的心灵。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习俗。农历三月，人们举行祓禊仪式之后，大家列坐水滨，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举杯饮酒。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中，王羲之乘兴而书，写下来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兰亭聚会中，还有另外一位名扬后世的大名士——东晋宰相谢安。谢安，年少时崇尚清谈，对走上仕途漠不关心。后来，因谢氏家族朝中人物尽数凋零，谢安才回到朝中主持大局，官至宰相。这位谈玄高手，在东晋面对前秦侵略、生死一线的时候担任总指挥，在淝水以八万兵力大败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致使前秦一蹶不振。谢安的力挽狂澜，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宁与和平，也为自己赢得了风流宰相的美誉。

楼劲：像谢安，他们整个前秦大兵压境，而且力量悬殊。这样一个时候，他们能够细加谋划，可以说是做了整个东晋的中流砥柱，“挽危亡于既倒”。这个应该说都是一种当时士族在当时所起中坚作用、支柱作用、精神领袖作用、社会灵魂的作用。

历史发展到东晋，玄学在儒与道之间有了更好的交融。名教与自然在名士身上诠释的更趋和谐，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野。“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里是东晋名士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陶渊明给后世中国人规划的一个理想国度。这里没有不公与欺诈，人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老人、小孩都怡然自得。东晋末年，时局动荡陶渊明辞官归里，将精神寄托在农村田园生活的饮酒、读书和作诗上。他的固守清贫传承了士大夫之道，完美实践了竹林七贤所向往的归隐生活。

傅刚：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这两种冲突，到陶渊明他都解决了。比如人和自然的冲突，就是生和死的这对矛盾，从汉末以来，就让世人感到焦灼、恐惧。怎么样看待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文人在考虑、在焦灼的、不解的问题，但是到陶渊明他解决了。

从汉末开启的这段魏晋风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洗礼，依旧历久弥新。孔融、嵇康、王羲之、谢安、陶渊明，他们都在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时代，为后世中国，阐释着自己心中的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的阐释，同样表现在众多的绘画和文学之中，这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片段还是嵇康用自己的生命来阐释魏晋风度。

楼劲：偶像是由分时塑造的，他自己无非是率性而已。我反对司马氏易代，那这样本来还不会死，当司马氏想让他吃一点苦头，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有三千位太学生，当时整个太学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难，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了，所以只好杀之。

尽管朝廷上下都在为自己呼号，但嵇康已深知在劫难逃，他做了两个直到今日都让人出乎意料的安排：第一件，是他为孩子写下一篇家诫，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谨小慎微、遵从礼教；另一件，是嵇康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更没有交给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曾经立誓绝交的山涛。他希望山涛能帮助儿子嵇绍步入仕途，担负起一个士人的责任。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嘱托，他告诉这个孩子，不要成为乡愿之徒，要能与世沉浮，又能坚持气节。十八年后，嵇绍成为晋朝的忠臣，他以身体护卫君主，丧身于飞箭之下。

嵇康行刑的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有关史书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刑时，嵇康神色坦然。他顾看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要来一架古琴，在众士子的注目下开始拨弄琴弦，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慷慨的曲调，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广陵散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世仍以各种形态发生着变奏。人的觉醒带来了张扬的个性和对时政的批评，关注广袤宇宙，追寻诗意人生，回归精神家园，这就是魏晋风度。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大迁徙，他们其中有平头百姓，也有世家大族，甚至还有皇室宗亲，他们拖家带口，连同整个家族一起迁徙，西晋末年北方大乱，西晋政权摇摇欲坠。这些来自北方的迁徙大军，分别从河南洛阳、山东琅琊等地出发，他们心中向往着一个目的地—江南。这次迁徙整整延续了200余年，在这次迁徙中，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是琅琊王司马睿，另外一个是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王导，由于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历史，他们共同建立的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模式，东晋门阀政治。

西晋政权建立不久，内部就爆发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同时北族大举南下，这致使西晋王朝的执政者东海王司马越不得不考虑退路，营造狡兔三窟，开始着力经营江南。于是亡国临近的琅琊王司马睿成为了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偕同世家大族南下建邺，为西晋王朝建立后方基地。远离了政治中心洛阳，司马睿不知道未来的道路会怎样，当然，此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

身为皇室宗亲的司马睿在江南之初并没有打开局面，他到建康以后，长达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名流前来拜访，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血缘上来说，司马睿并不是正宗的皇室正统，从宣帝司马懿，到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帜兄弟总共四代都是父子相成，构成了西晋皇室的正统，而琅琊王司马睿，只是司马家族的旁支疏属，关于司马睿的出身，在民间有着更为夸张的说法，据说司马睿和皇室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是一把特殊的酒壶，名叫转心壶，他可以同时盛两种酒，毒酒和美酒，使用可以通过机关控制，倒出其中的任何一种，司马懿曾用这种酒壶，毒死了手下一个名叫牛金的将领，司马懿这么做是因为一本叫《玄石图》的书，书中有一条牛继马后的谶语，意思是姓牛的人要继承司马氏的天下。

叶植：司马睿不尽和司马皇室的关系较为疏远，有史料记载，司马睿本人，是他父亲的一个妃子夏侯氏和一个姓牛的小吏私通生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司马睿和司马氏家族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

在当时，随着司马睿的到来，已经传遍建康城的大街小巷，显然南方的世家大族绝不会瞧得起，因为偷情而出生的一个人物，这也使得同他一起迁徙过来的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受到牵连。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每当天气晴好，跟司马睿而来的北方世家大族的名士们就会相聚于建康城外的新亭饮宴，来消解心中的苦闷。然而这次饮宴却与众不同，看似寻常的一次饮酒，却左右了一个王朝的百年命运。就在他们南迁后不久，西晋战乱持续爆发，北方胡人不断入侵，西晋王朝已经岌岌可危。众名士想到西晋沦落，不禁悲从中来，眼前江山寥廓，居然有万里之势，唯有青山似洛阳，有人仰天长叹到，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却有山河之异啊，众名士闻听此言都相视垂泪。其中一人变色到，大家应当合力效忠王室，收复神州失地，说话之人正是跟随司马睿渡江的名士王导。在司马睿手下任军司马的王导接下来将要导演一出大戏。

王导深知此时应急需一个核心力量来团结各种势力，否则处境将会越来越危险，谁能担此重任呢，王导意识到他们必须立起司马皇室这面大旗，这是南渡世族立足的根基，因此，王氏选择了与自己家族关系密切的琅琊王司马睿。

胡阿祥：司马睿的父亲司马伷，司马伷是接受孙吴孙皓投降的，因此在江南地方的吴人看来，司马睿是灭我国家的仇人的后代，司马睿后来历史真是不知道怎么设计的，司马睿后来到了南方了，那怎么在江南立。

王导深知，如果没有南方士族的支持，司马睿要在江东立足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和从兄王敦商议，帮助司马睿在江南树立威望。每年的3月3，对于居住在南京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每年这天，人们都要合家汇聚，举行袱稧仪式，以求消除灾祸。对于王导来说，当年的3月3特别重要，他导演的大戏才刚刚开始。在王导的安排下，司马睿乘坐华丽的小轿，带着隆重的仪仗，在水边观看袱禊仪式，王导、王敦等北方世家大族人物骑着搞头大马，众星捧月般簇拥在司马睿左右，招摇过市。吴地的世家大族纪瞻、顾荣等人，看到司马睿排场如此浩大，都被震慑住，于是，南方的世家大族代表顾荣、陆士光、甘季思等人纷纷表示臣服，从此，东吴故地的人们开始归附司马睿。

通过这场高规格巡演，王导，王敦帮助司马睿树立起崇高的威信，拉拢了部分南方世族，这些举措暂时化解了南北世家大族的表面矛盾，但是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面对来自南方世族的紧逼，北方世族通过门阀联姻，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利益集团。太尉欷鉴派门生到王导家求女婿，王导将家中子弟召集到东厢房，让对方尽管挑。门生回去禀告，王家子弟都很不错，听说我去挑女婿，个个正襟危坐，矜持作态，只有一个年轻人躺在病床上，旁若无人的吃东西，好像没有听到我要挑女婿一般。太尉欷鉴说道，这正是我的好女婿啊，寻访一问，原来就是王羲之，这就是东床快婿的典故。说明当时贵族联姻之盛，以此形成巩固的利益联盟，而当时的南方世家大族却很难进入这个群体。

居住在南京的王先生，对中国家谱深有研究，如今人们对家谱的重视程度早已不如当年，在西晋末年渡江的北方的贵族们都极为重视家谱，因为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当时江东流传着一部《百家谱》，这100余个家族构成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基础，他们相互错综，形成了门阀士族。对于初到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来说，最迫切的要解决生计问题，而生计的关键就是土地，江南虽然沃野千里，但自东吴以来，即为南方世族占据。

梁满仓：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嘛，这个必然要和当地的土著的大族、世家大族要发生一些矛盾，包括经济上的、土地上的、甚至政治上，所以这个矛盾就体现在，有几次当地的土著起兵反对这个北方南迁的这个北方世家大族。

面对北方而来的高级难民喧宾夺主，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政变，正在秘密进行，曾经三定的江南的南方士族首领义兴周玘，密谋发动武装叛乱，不久事情败露，周玘幽愤而死。后来周玘儿子周勰继承父志，纠集江东地方武装，以讨伐王导为名，准备发动叛乱。然而，代表南方世族利益的周勰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叛乱虽然剿灭，但渡江的北方世家大族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为了稳定江南局面，北方世家大族不得不多南方世家大族做出某些转变。

胡阿祥：王导的谋略很深，王导自己放下架子，主动的跟南方人接近，他把朝廷的有一些位置拿出来，让南方人的坐。

为了避免与本地士族发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北方大族往往东过浙江求田问舍，在会稽临海一带开垦荒地发展产业。当北方永嘉之乱时，司马睿的南方政权在世家大族王导的辅佐下，赢得了难得的安定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王导主持推行的侨州郡县制度，侨州郡县最初用于安置北来流民，以防止触犯南方士族的利益，政府为他们专门设置了与旧籍同名的州郡，另立户籍，在赋税上给予优惠，为了与旧籍相区别，对侨置的同名州郡往往冠以南字，如北上有琅琊郡，东晋则有对应的南琅琊郡。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南渡人口近百万，宁波、绍兴地区，是当时南方开化较早，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因为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吸引了大批北方侨民，许多北方名门望族，终日盘桓栖息于此。名士王羲之和谢安，雅爱东土山水之美，每每登山临水，弋钓为乐，数月方归，著名的兰亭集即发生于此，新亭对泣的文士们，已经完全在江南扎下根来。

胡阿祥：在这种种的安抚之下，南方人觉得，就原来孙吴故地的人觉得，我或者接受北方其他民族的统治，我或者接受也是汉人，但是跟我原来有些恩怨的人的统治，在民族矛盾和地域矛盾之间，我选哪个，最后当然地域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

在南方政权加紧巩固统治秩序时，西晋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公元316年长安沦陷，晋愍帝无奈出降，西晋王朝大厦将倾。以西阳王司马永为首的内臣和以刘琨为首的外臣纷纷劝进，希望司马睿称帝，但手握重兵的王敦态度并不积极，此时的司马睿并没有急于称帝，处于观望状态，他仅仅继晋王位，史称东晋。司马睿清楚的知道，他必须得到所有世家大族的拥护，才能登上帝位。

刘驰：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什么方式能把这些势力统一起来，以什么方式能保住南方的现有地盘，使得北方胡族不那么容易就直接踏入南方，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司马氏的统治延续下去，要延续，也就是说要各方势力，你都在自己的利益上作出一番妥协。

公元318年，晋愍帝司马邺死于汉国的讣告传到建康，王导已经知道自己无家可归，于是他说服了堂兄王敦，与其他大臣共同劝进，43岁的司马睿终于正式登基为帝，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历史从此拉开帷幕。元帝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门阀政治模式自此形成。

梁满仓：门阀政治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皇权势力不是很强大，他需要得到门阀士族的支持，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呢，就是门阀士族的力量，当时是得到很大的发展，他得到发展，他就有力量去支持这个皇权的存在。

特殊的政治模式为东晋一朝的各种政治矛盾埋下了伏笔，司马睿没想到运气竟然这么好，做了东晋的开国皇帝，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皇权至上的固有观念，使他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为了强化皇权，分化王导的家族势力，他开始重用自己的亲信，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刘隗为侍中。刁协是南渡避乱士人，对于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的政治模式尤为不满，刘隗也在西晋末期避乱渡江，劝元帝疏远王导，削夺王敦兵权。当时建康发生了极其一件奇怪的事情，负责督运粮草的督运令史淳于伯，因粮草督运不及时被判处斩首，据说淳于伯被砍头以后，献血逆着柱子上流二丈三尺，然后又往下流了六尺五寸，一时百姓喧哗，全都说淳于伯死的冤枉。刘隗上疏批评从事中朗周筵，法曹参军刘胤制造冤案，刘隗的这次上疏，直指时任宰相的王导，刘隗上书后，王导立即上疏引咎，请求给予自己罢官的处分。

陈苏镇：东晋建立以后，晋元帝司马睿基本上是个傀儡，朝廷大权都是在王导、王敦的兄弟俩手里控制着，尤其是王敦，他在上游控制着整个东晋最强大的一支军队，那这个司马睿呢，后来他不甘心做傀儡，他想着削弱王氏这个权势，那么为了对付王墩，他当时就利用这个刁协、刘隗这些人当他的心腹。

司马睿抑制琅琊王氏的举措，触怒了世家大族。公元322年，镇守荆州的王敦起兵，以诛除刁协、刘隗为名，兵峰直指京城建康，司马睿令刁协都统六军进行抵抗，但被王敦军打败，刘隗逃到北方投奔石勒。元帝司马睿只好派遣使者前来讲和，这次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较量，以琅琊王氏胜利告终。

梁满仓：因为这个时候王氏的势力可能受到打压，司马睿想压制王氏的势力，压制世家大族的势力，有可能呢，皇权通过压制王氏而自己独大，所以这个王敦起兵，不但得到王导的支持，也得到了其它世家大族的支持。

东晋王朝的矛盾，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名望的显著，王敦的权力欲望也开始膨胀，元帝司马睿死后，明帝司马绍即位，王敦更是放肆妄为，他剑履上朝，入趋不拜，自以为有足够的力量取代司马氏。公元324年，明帝司马绍太宁二年，王敦再次密谋起兵，欲取代司马绍自己做皇帝，这又是一次企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均衡的行为，只不过挑起者，是与司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然而这一次，王导都选择了站在皇权一侧。

楼劲：一开始王敦当然是一个比王导有野心的多的人物，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在一开始起兵是打着清君侧的名义，那么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司马是打压他们王家势力的一种反抗，这样的一个名义来起兵。但是呢你说你真要推翻，清了君侧以后，那就不是清君侧了，那就是要清君了，就会破坏原来司马氏家族跟整个过江士族和江东士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司马氏家族在当时是有大义名分的，你王家要取而代之，别的士族同意吗，江东士族同意吗，其他过江士族同意吗，王导就是因为对此有清醒的判断，所以他反对王敦进一步去做。

此后世家大族一直延续着东晋初年门阀政治的游戏规则，不过，门阀政治的平衡总是相对的，这里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荆州，东晋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为要地，上游的荆州与下游的扬州尤为重镇，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东晋百年之后，司马氏皇帝始终不振，内外大权俱操之于世家大族之手，王氏家族之后，政权分别被庾式家族和桓式家族把持，所谓荆扬二州，始终为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控制。东晋权臣篡位皆起兵与荆州，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晋穆帝年间又一个世家大族人物桓温，由于权力迅速膨胀，萌生了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实力均衡的企图。晋穆帝永和元年，荆州刺史庾翼病死，桓温接替了庾翼的位置，出任荆州刺史，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立即展示出他的军事雄才，晋穆帝永和二年冬，桓温率兵沿长江而上，讨伐建立在四川的李势成汉政权，桓温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入成都，李势战败投降，成汉灭亡，此次获胜，使桓温的声望迅速提高。

楼劲：桓温首先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士大夫，同时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士大夫，他想要改变这种现象，当然到了东晋后期，加强皇权建立一个比较有力的政权的这种条件也正在开始形成，那桓温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他自己的家族根基不错，他自己才华过人，拉拢了一大群人，慢慢的就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你像最著名的郗超，身边的谋士也很出色，那么这样一来以后，他居然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策略，通过北伐来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来不断的集中各种政治资源。

为了夺取东晋地位，桓温希望借助北伐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人气，晋穆帝永和十年，桓温初次北伐，率领四万大军经襄阳、淅川进入关中，在峣柳大败前秦军队，一直打到长安东南的霸上，后因军粮不济撤兵，晋穆帝永和12年，桓温二次北伐，在伊水之北打败羌人酋长姚襄的军队，并收复洛阳，使洛阳又控制在东晋手中将近十年。

梁满仓：随着功劳的越建越大，所以他野心也就越来越大，对权力的欲望就越来越大，觊觎帝位的野心了也越来越膨胀。

为了给自己登上帝位增加最后的砝码，桓温决定三次北伐攻打前燕，可是这一次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废帝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北伐，打到了离前燕都城邺城只有200里的坊头，由于侧翼配合的晋军遇到了前将军的顽强抵抗，桓温军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桓温只得下令撤退，在襄邑又遭到前燕军的伏击，一下子损失三万多人。桓温北伐失败，威望大跌，为了加快取代司马氏的步伐，桓温干脆放弃先增加威望后等帝位的打算，公元371年，桓温废掉了皇帝司马奕，令立司马唈为帝，史载他无济世大略，只会清谈，桓温借助手中权力，再加建功卓著，一时威震朝廷内外。司马唈虽然有皇帝的名号，却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有朝一日会像司马奕一样被桓温废掉。桓温篡权的阴谋如果得逞，东晋政权将会在内耗中倒塌。在皇权岌岌可危之际，另一个世家大族的代表战了出来，他就是谢安，谢安在未出仕以前，隐居于浙江会稽东山，40岁后应桓温的邀请，出任大将军司马，但随着桓温取代司马氏的意向越来越明显，谢安逐渐与桓温成为政治对手，面对炙手可热的桓温，谢安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谢安随机应变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

梁满仓：有一次，桓温正在和他的参军郗超正在密谋一些篡位的事情，这时候忽然就听说谢安到了，这时候郗超就赶紧的就藏到帐幕后面去了，就想听听他们之间说什么，这时候谢安跟王坦之进来之后，就跟桓温谈论一些事情，国家大事，谈着谈着呢，忽然一阵风，把幕吹开了，一下郗超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谢安一看就知道了他们在密谋什么，但是谢安他毫不动色的，然后就说了一句，淡淡说了一句，郗超你真是一个幕后之宾。

面对复杂的形势，如果稍微处理不当，都会激化矛盾，授柄于人。公元372年，司马唈被立为皇帝仅一年就病死了，此时的桓温也已经60岁，疾病缠身，他加快了篡夺司马氏的步伐，要求新即位的孝武帝司马曜给他举行加九锡礼。加九锡是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但是谢安以九锡礼的策命之文写的不合格为借口，让执笔者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道桓温一命呜呼也没有修改好，谢安以特有的方式挫败了桓温试图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平衡的企图。桓温的离世也给东晋王朝带来了莫大的危机，北伐的失败，桓温的病逝，使得东晋军队失去了领军人物，这导致来自北方的威胁长驱直入。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出动100多万军队，号称投鞭断流，又调发了凉州之兵，蜀汉之军，幽冀之众，东西万里，浩浩荡荡杀向东晋。东晋京城听说胡马窥江，苻坚军已到达淮肥一带，上下一片震恐。

东晋王朝危在旦夕，面对复杂紧张的局势，门阀大族再次挺身而出，为了维护东晋政权的稳固力量，谢氏家族中的谢安、谢石、谢玄等，成为抵御前秦的领军人物。这里是安徽寿县的古城，淝水之战就发生在此地，当地的人们就得抓紧时间加固城墙，他们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加固工作，每年这里的人们都会在这个季节加固这段城墙。而在东晋时期当时的人们也在加固这段城墙，他们知道一场关乎东晋王朝生死存亡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大战前夕，两军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后退一下，等东晋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东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像决堤的洪水，东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正与人下棋，谢安将信看完后，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

刘驰：但是淝水之战它胜利了以后，东晋政权得以继续生存，但是呢，外敌没有了，也就是说外在的压力减退了以后，内部的矛盾明显加剧了。

淝水之战是贵族政治最后的挽歌，歌声再美，也不足以挽救东晋政权的没落，淝水之战的胜利带来了新的问题，从此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北方势力对南方的威胁大大减弱。外患一解除，内忧随之而生，昔日的平衡牵制难以维系，门阀政治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因此不复存在。不久，谢安下野，他招募北方流民成立的北府军，后来也成为了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维护门阀政治的人却播下了打破门阀政治的种子。公元396年，孝武帝去世，长子司马德宗即为，六年以后，荆州刺史桓玄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攻入国都建康，桓玄是桓温的庶子，打破皇权与世家大族势力平衡这点上，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公元403年，桓玄逼迫司马德宗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公元404年，出身于北府军的建武将军刘裕，起兵反对桓玄，很快就攻入建康，大败桓玄，重新迎回司马德宗登上帝位。不过，刘裕不是世家大族，他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保持世家大族与皇权的平衡，而是为了取而代之，建立刘宋王朝，从此汉族冲击世族统治，这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的正式结束。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南京的乌衣巷，现代的人们再也见不到昔日的风流，只能在文献上寻觅王、谢的旧时踪迹，四大家族以王、谢为首，前有王导，后有谢安，他们开创、维系的门阀政治，在中原大乱时保证了东晋的百年偏安，促进了江南长江流域的开发，为北方难民和南方人民赢得了稳定的生存空间，皇权与贵族共治天下，是先秦贵族政治的回光返照，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专制皇权，实现了权力制衡，从而激发了魏晋士人自由的个性与思想，吹起魏晋风度池水的另一波澜，同时，由于高标郡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东晋虽非中国历史上政治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其兴盛的时代，但是，门阀贵族不可能开辟出新的制度，只想苟且偷安，维持现状，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门阀贵族的风流余韵终将雨打风吹去，那堂前的燕子，终究要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政治终于烟消云散，开始回归传统皇权政治的常态。

这是位于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的萧梁佛寺—同泰寺，寺里生活着几千名僧人，这一天，寺里来了一个看起来身份高贵的人，他来这里，一不为游玩，二不为烧香拜佛，而是要舍身为奴，他就是统治萧梁长达48年之久的梁武帝萧衍。梁武帝一生中曾四次舍身同泰寺，而每次都是大臣用重金把他赎回去，而四次一共花了四亿万钱，那么这位动不动就舍身寺院的梁武帝是靠什么统治萧梁如此之久的呢。

公元499年春天，南齐雍州治所襄阳城外，一夜春雨润无声，无数新笋破土而出，当地农民像往年一样，在山上挖竹笋。不过，与新笋一同冒出来的，还有一群士兵，他们看起来训练有素，但不像是冲着农民的竹笋来的，这让农民提着的心安了下来，但疑问随之也在农民心中冒了出来，没听说要打仗，这些士兵是要干什么呢。其实，士兵自己的疑问也并不比他们少，他们只知道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然而，这却是个不适合砍伐竹子的季节。主语砍伐竹子做什么用，他们一概不知，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被士兵们砍伐的竹子和树木扛下山后打成捆，又被奉命扔到幽深的湖里，士兵们扔下去的是一捆一捆的木头，激起来的却是心中一波又一波的疑惑，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下命令的人所期望的，他就是当时的雍州刺史萧衍，也就是后来的梁武帝。

然而此时的南齐都城建康（南京），却并不是平静如水，前一年刚刚即位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他诛杀了他父亲在位时的很多功臣，其中就有萧衍的哥哥，致使南齐政权人心惶惶，动荡不安。虽然雍州距离建康十分遥远，但作为前任功臣，萧衍感受到了阵阵杀气，更何况雍州的治所襄阳，地理位置又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萧宝卷早想让自己的亲信来取代萧衍，重兵在握的萧衍当然束手就擒，但不想先挑起事端，他要以静制动。双方暗自较量，就像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的暗流，寻找喷发的突破口，果然没过多久，耐不住性子的萧宝卷，便派人突袭雍州，沉寂在湖底的谜团终于要付出水面，这关乎着萧炎此举的成败，萧衍发动了反攻，他命令士兵将沉入湖底的一年的木头打捞上来，召集事先安排好的几千名工匠，夜以继日的劳作，很快就把准备好的3000艘船只装备成战船，这3000艘战船，连同新招募的一万多名士兵和一千匹战马，组成了一支讨伐萧宝卷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一路东进，直捣建康，浩浩荡荡的萧衍大军很快攻陷了建康，建康境内台城全部落入萧衍手中。

楼劲：深谋远虑，伐竹沉木那就是深谋远虑的人，他能够仔细的策划一个事情，能够在早在数年之前，很长时间以前就预料到这个事情可能会到哪一步，做出适当的谋划，这个肯定是梁武帝深谋远虑的一面。

公元502年，齐帝萧宝融禅让帝位的典礼在举行，萧衍在群臣固请，并献出天意文书后，萧衍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梁，萧衍成了梁武帝，南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梁武帝的皇位还没有坐稳，一场危机就不期而遇，一天深夜，一群几百人组成的运柴队伍，得到允许后进入台城皇宫，谁知，运柴只是他们的幌子，想把皇宫付之一炬才是真正的目的。一片火光之中，这群人抽出携带的兵器闯入卫军府，直奔梁武帝而来，后来京城的军队赶来解围，叛乱才得以平息。

梁满仓：政权交替，新朝建立，旧朝倒台，都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变换当中，很多人就没有什么忠的观念，反而让对这个政权更替进行推波助澜。

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篡位实现的，一些帝王的位子，也不是合法继承的，刀光剑影中，君臣和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而宋、齐时期，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的互相残杀，也让孝悌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南朝宋、齐一共延续82年，而死于宗室互相残杀的就多达64人。

楼劲：一个人的忠义观，一个人的基本的原则，一个社会应该崇尚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格都遭到了挑战，在经常的践踏过程当中，它原有的价值无法凸显。那么，梁武帝登台之初，这个社会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动荡和混乱之中。

时局的动乱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使老百姓逐渐向佛教靠拢，到了东晋以后，社会成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两万多人，到南朝宋齐两代达到三万多人，到了梁代则一下子翻了两倍多，人数猛增到8万多人。

楼劲：北方地区当时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因为北方地区经过太武帝灭佛以后，快到梁武帝的时候，那么已经是北魏后期了，真是被北方佛教发展到顶峰的时期，那么双方是在争夺，南北双方现在在争正统，争天下，他们那儿那么崇尚佛教，那么去宣扬佛教的光明，佛教对人间的救赎，对于很多信众是有吸引力的，我这要是一打压，那不是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吗，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崇尚佛教，当然作为一个皇帝，他未免也要利用佛教，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他的利用是真实的，他的崇尚也是真实的。

即位不久，深谋远虑的梁武帝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两座格外引人注目，这两座寺庙的出名，不仅是因为丰美华丽，它们是梁武帝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建立的，大爱敬寺建造得非常华丽，宛若天宫一样，从中院到大门，就有七里之远，两旁是36院，里面供养着一千多名寺僧。大智若寺也是殿堂宏伟宽敞，有一座七层宝塔，房屋和走廊相接，中间不时点缀着花果，寺院有500尼姑，不时讲讼。寺院建成后，梁武帝为父母举行了盛大法式，每月初一十五，还要亲自祭拜，梁武帝这样的行动不仅感动了身边大臣，也震撼了全国百姓。

梁满仓：以父母的名义，实际上它体现了一种儒家的孝，孝的精神，他做了一个赋，专门就是讲他建这个寺院，他表示对他父母深切的思念。

为父母建寺庙，只是梁武帝为儒家思想披上佛教外衣，之后他走进当时的佛教重镇—栖霞精舍，领悟佛教真谛。并且于即位后的第三年四月初八，也就是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像前颁布了一道诏令，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炽，同共成佛，并号召，公卿百官侯王宗室信佛，就等于说定佛教为国教。但是，梁武帝心里有数，他并不是要让萧梁变为佛国，他另一项重振儒学的大业已经拉开了大幕。这一年的春天，掠过湖面的春风吹进建康城，给寒门子弟带来了一条温暖的消息，梁武帝要在建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五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的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这条消息吹开了寒门子弟深锁许久的眉头，不几日，每个馆就各招收到数百名学生。五经馆是梁武帝按儒家五经设置的学校，由当时最为著名的五位儒家学者分别负责，以教授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地开花。

梁满仓：因为以儒治国，光靠佛教去撬动一些概念，佛教只是起了一个撬动的作用。真正兴起、真正发扬，还是要靠儒教、儒学本身的建设。

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而学校辅助教材中，孔子正言、五经讲疏等儒学著作，也署着梁武帝的大名。梁武帝以儒治国，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但古代的礼仪制度里，偏重于对民的教化，没有把礼与国家制度完全融合起来。汉末以来礼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强化，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五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

梁满仓：在以前礼是修身，比较强调修身、个人修养，到魏晋南北朝，这个治国的这个方面强调的比较重要。

梁武帝从朝代更迭和权力纷争中，深切感受到礼的重要性，他需要重新确立礼的权威。于是建国后不久，就下诏建立一个强大的制礼班子，制定一部能够以为永准的礼制，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并且梁武帝亲自过问，很快一个强有力的制礼班子就建立起来了。

陈苏镇：南朝的这个五礼之学，主要是为这五种礼做仪注，就是把各种具体的礼和这个生活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具体的仪式和一些规则，把它联系起来，具体化。

制礼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再大的艰难也阻止不了梁武帝制礼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制礼班子从礼仪典籍中国查找，从礼学专家处询问，从百姓生活中取证，最终用时十一年，制定出一部多达1176卷8019条的五礼体系，它包括了吉、凶、军、嘉、宾等五种礼仪，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五礼制度终于成熟起来。

陈苏镇：简单的说呢，吉礼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礼仪，凶礼主要是丧葬方面的礼仪，宾礼呢，是这个大家在各种场合见面的时候，所遵行的一些礼仪，这个嘉礼，就是婚姻、喜庆这方面的，军礼就是军队中的一些礼仪。

梁武帝对儒家礼仪制度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制礼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戒律的班子也组建了起来，这个班子被研究者称为建康教团，由高僧、佛学专家和一些官员组成，他们的任务是编纂在家受菩萨戒。

楼宇烈：这个菩萨戒的核心内容，是历史上常常讲的，叫作三聚净戒，所谓三聚净戒就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遵守戒律，第二个就是要做善事，第三个的就是要一切都为了众生。

在梁武帝看来，编撰在家受菩萨戒和编撰五礼制度一样重要，它们都是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只不过作为对人的规范，五礼制度规范的是人的社会行为，而在家受菩萨戒规范的是人的心灵。

楼宇烈：从佛教这个角度来讲，比较强调菩萨见这个理念，大家都去守戒律、做善事，要做利于众生的事情，那么另外的一方面，他也非常推崇儒家的、尤其是孝道，中庸思想。

梁武帝领导编撰在家受菩萨戒，他也身体力行，切切实实按照戒律行事和生活，他很勤政，无论春夏冬秋，总是五更天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甚至冬天把手都冻裂了，还依然勤于政务，他很节俭，平时穿布衣，一顶帽子带了三年，盖的棉被两年才换一次，他吃素食，而且每天只吃一顿，梁武帝的这些行为，感染了身边大臣。今天在中国汉地僧人的饮食中，看不到荤腥，这个独特的现象就源自1000多年前的梁武帝所倡导的吃素理念。当年，他为了修养心性，曾撰写断酒肉文，下令所有佛教徒断绝酒肉，并召集1000名僧人宣唱此文，在他不断的推动下，逐渐演变成汉地僧人吃素的独特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演化到社会各阶层中国的素食文化。

梁武帝以身行戒，加速了在家手菩萨戒的编撰进程，历时七年之后，建康教团完成了编撰工作，而在当年的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诞辰的这一天，梁武帝又亲受菩萨戒，法名冠达，并大赦天下，全国同贺，菩萨戒弟子皇帝的诞生，自此梁武帝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皇帝菩萨。

魏道儒：梁武帝推广菩萨戒，就是要让社会各阶层，遵守佛教的戒律，不做恶事、做善事，这当然就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当时的佛学家萧琛就评论说，梁武帝此举，妙策神机，发挥礼教，实足使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悟缘觉，民思孝道。在佛儒的不断融合中，儒家思想随着佛教的发扬光大，慢慢播撒在老百姓的心里，周礼也由此得到了传承，孔子重又被捧上高高的祭坛。帝王祭孔始于汉高祖刘邦，之后的汉代帝王一直遵循，但是随着汉末乱局的开始，忠义观念日益消漠，祭孔也不再被严格遵循。到萧梁时，梁武帝以儒治国的理念，必然把祭孔推到最前面，而站在祭孔最前面的则是梁武帝，每年国子学开学举行的祭孔典礼中，都可以看到梁武帝虔诚的身影。对于文化，梁武帝也有着同样的虔诚，在自己醉心琴棋书画的同时，也培育出一个文质彬彬的萧梁朝，诞生了像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光耀千古的著作，这是自西汉之后难得的文化奇观，因此，梁朝被称颂为阴雨连绵的南北朝时期，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梁满仓：这几个大名著，像文心雕龙，诗品，昭明文选，都是在梁梁朝出现，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了，自然而然地要产生这些成果；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于梁武帝本身重视文化教育。

据史书记载，南朝陈初有户60万，而它的前代萧梁版图以及繁荣程度，都比陈朝大得多，已此估计，萧梁人口户数在一百万左右。人口的昌盛，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尤以秦淮河最为瞩目，它的光芒就像今天秦淮河的夜景那样璀璨。据记载，当时仅秦淮河北岸就有大小市场一百多个，连接两岸的浮桥在成为往来两岸通商必经之路的同时，也造就了秦淮河的盛名，而建康之外的吴郡、会稽，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三吴地区，皆是一片盛景。建康的盛景让很多国家都仰慕梁朝的繁华，纷纷派人前来朝贡，据史书记载，当时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国家多达29个，这一盛况，在梁武帝的儿子萧绎所画的《职贡图》被真实地在现出来。

源源不断来到萧梁的还有很多外国僧侣，其中就有来自南天竺的菩提达摩，当年漂洋过海来到建康，和梁武帝有过一席交谈，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外国僧侣到萧梁不断交流，也促使了佛教的空前兴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的两句诗，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感受。不过据资料统计，单单梁武帝统治下的萧梁就建有佛寺2846所，仅京城建康一地，佛寺就超过五百多所，其中最大的寺庙就是梁武帝与公元527年在皇宫旁边为自己建的同泰寺。据南朝寺考古记载，同泰寺有一座9层的宝塔，大殿6所，小殿及堂10余所，东西有般若台各三层，大佛阁7层，璇玑殿外，积石为山，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所铸十方金像，十方银像，都极为壮丽。同泰寺建成后，梁武帝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但的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梁武帝也就此舍身寺庙。

魏道儒：僧人是出家人，舍身并不是出家，是把自己捐献给寺庙，为寺院服务，做一些杂役。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后，住的是破屋烂床，干的是粗活累活，但他毫无怨言，为什么梁武帝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非要舍身同泰寺呢。

魏道儒：梁武帝晚年的佞佛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的家族里面，他的兄弟，包括他的子女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他痛心疾首地，不守伦理道德规范的事情。

治理国家梁武帝无疑是成功的，但管理家事，他屡受打击，为了江山永固，他倡导忠义，能让臣子誓死效忠，但却无法让家人团结，他重视孝行，反对宫廷杀戮，却偏偏被一次次地卷入进来，这样的反差让一向足智多谋的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他想不出所以然来，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便来到寺院，舍身为奴，忏悔自己的罪过。

魏道儒：梁武帝舍身寺庙是在晚年，这个时候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他已经成了一个佞佛的皇帝了，已经迷信佛教。

65岁的梁武帝有了舍身的念头后，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并且，在他的余生中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到寺庙散几天心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国家终将乱套。于是，每次在大臣苦苦相劝无果后，都用重金把他赎回来，四次算下来，光赎他的钱就多达四亿万钱。在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臣篡权和部下叛乱的事情，可见梁武帝以儒治国取得的成功。在寺庙里，梁武帝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迫不得已的处理一些奏章，因此出现了在寺院里批阅奏章的奇特场景，而他也真正成了菩萨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魏道儒：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最主要的他是想树立一个信佛的榜样，他认为自己舍身寺庙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一个标志。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被赎回来的当天晚上，同泰寺被大火焚毁，他再也去不了他想去的地方了，后来的朝代不断在同泰寺的故址上重建寺庙，几经变迁后成了今天的南京鸡鸣寺，寺庙样貌改变，但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

心法：梁武帝他是一个非常信佛的一个皇帝，喊他为菩萨皇帝，大家也知道他曾四次舍身同泰寺，这个原因也主要是说他非常信佛，所以他自己身体力行的来，学习佛法，践行佛法，弘扬佛法，传播佛法。

在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期间，他接受了落难的北方魏人侯景的投靠，却节外生枝地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公元547年，魏人侯景在东西魏都不受欢饮之后，投奔敬重已久的梁武帝，想依靠梁武帝的国力，帮他夺回大权，而梁武帝一直未完成统一北方的夙愿，也被侯景重新点燃。然而，一片佛光之下的萧梁，早以今非昔比了，老百姓大量地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

楼宇烈：估计很多情况下，批评佛教主要是这个问题，佛教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造成了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

但统一南北的激情显然模糊了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贸然决定和东魏交战的后果，就是大败而归，并且，侄子萧渊明还落入东魏人手里，之后东魏人以归还萧渊明为条件，要求梁武帝，赶走侯景。

梁满仓：这个东魏采取这个策略想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接南梁之手去消灭侯景，或者是借侯景之手削弱南梁。

大臣们和侯景多次阻止，但是亲情泛滥的梁武帝竟然答应了东魏的要求，无奈之下，侯景起兵反叛，很快攻入建康，包围台城，这时的梁武帝和当年被自己围困的萧宝卷，何其相似，然而幸运的是，梁武帝的人头没有被部下割掉献出去，相反，之前曾反对梁武帝做错误决定的一些大臣，在面对侯景大军的时候，却举族殉忠，成为他以儒治国取得成功的最好注脚。这让深陷困境的梁武帝在痛心之余，也为此感到些许的慰藉，当侯景攻陷台城见到梁武帝时，见到的不是一个可怜的梁武帝，而是威严有加，神圣有余的梁武帝。

作为叛军的侯景，似乎意识到这是对梁武帝倡导的忠义的亵渎，于是按照梁武帝制定的礼仪，行了君臣之礼。这一拜显然是形式上，虽然如此，他要用这种形式来掩盖自己乱臣贼子的本质，侯景没有像前朝那样杀君篡位，而是将这位八十多岁的皇帝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里。梁武帝失去了自己打造多年的江山，属于他自己的领地，只剩下软禁他的宫殿，然而，在他手里获得新生的儒家思想，并没有随着失去的江山远去，而是为后人所接受，并随之发扬光大。

历史是一面镜子，梁武帝曾用这面镜子汲取前朝的教训，取得治国成就，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深处，他也变成了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千古身后事，自有人评说，这些身后事，梁武帝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此前还是成功的，现在终于安心修行了。以前，他舍身同泰寺，为的是不受打扰地修行，但却不时被大臣打扰，现在，他想去的同泰寺没了，然而却在皇宫里，走入他向往的地方，公元549年五月初二这一天，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坐化在宫殿里，终年八十六。

西晋末年，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上则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十多个民族政权陆续登场，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一只来自草原的部落出现，纷争局面才宣告结束，北方建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史称北魏。建立北魏的这只部落，就是来自草原的拓跋鲜卑，当粗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明，遭遇崇尚礼仪的中原农耕文明，自然产生了激烈而痛苦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条民族融合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这是北魏时期的依仗队，他们经常出现在国家庆典和祭祀场合，就在北魏建国后不久，仪仗队为开国皇帝拓跋珪迎来了一位他仰慕已久的贵妃，这位新贵妃是他母亲的妹妹，贺兰氏，也就是他的姨妈。其实，皇室中迎娶自己亲人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在当时汉人看来简直是乱伦之事，拓跋鲜卑之所以会有那样的风俗，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段相对落后。尽管此时，他们已经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国家，并且把都城从草原迁到了平城，建国初期，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平民，近亲结婚的事情不足为怪，这样的婚俗习惯在鲜卑已经延续了近千年。

梁满仓：当时他们还是处于很原始的时候，只知其父不知其母，那种习惯，就是当时很早的时候，进入中原之后，依然有这些习俗的残余，你比如中原汉族，他是讲究同姓不婚，就是同姓的人是不能通婚的。

显然，这支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一时间还无法迅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对于刚刚进入中原的北魏统治者来说，既要巩固政权，又要长居此地，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始创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也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也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胡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建国短短50年内就有100多万人汉人迁入，胡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楼劲：从整个北魏统治集团跟华夏文化，跟汉族汉人的这种关系的这个走向来看，应该是从一开始的极端尖锐到慢慢缓和，这样的一个发展，中间有波折有起落，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你一开始为什么这么尖锐呀，那你直接就把我们占领了，人都有反侵略，反压迫，对吧。这种，那当然是非常尖锐。

北魏的胡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珪死后，天平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部将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法段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先后达八十多次。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公元423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年仅十七岁的拓跋焘即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拓跋焘即位后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兴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而这次修建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楼劲：在北魏统治集团当中，是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的，前面的话已经开始祭孔，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北魏从开国道武帝开国之际开始，设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来进行教学，就已经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当中的地位，应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

儒家学术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汉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他聘请了数百名汉族知识分子，虽然为鲜卑贵族，还时时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纷扰喧哗达一百二十余年的北方重归统一。然而，封建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也造成了他们的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

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的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过程。鲜卑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必然要任命即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与朝廷的汉族士人，出身汉族的第一高门，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浩成为了纂修国史的最佳人选。公元439年，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史家，就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崔浩历经十年之久搜集资料，尽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细赅备而无所隐晦，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进行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许多拓跋鲜卑早期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罗新：北魏创业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的统治者统治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哪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婚姻方式，这些对兄弟班辈等等这些有关系的。

崔浩纂编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浩和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公元450年7月的一天，因为《国书》揭露鲜卑拓拔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300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狱。这次打击中，众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楼劲：这双方确实存在的差异，这个是可以发酵的，它可以导致大量的这个北族人，对于崔浩无好感，这个发酵发酵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它的因素，它就可以构成这个岔子，这个岔子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应该不是国史，而是胡汉关系。

失去了中原士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盘旋在天空上的一支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呢，平城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东北数千里便是巍峨的大兴安岭，松海林涛起伏间，一座石洞隐藏在峭壁之上，这座石洞叫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大郡一家，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大郡每天都要来到森林里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他女儿正在桦树皮进行加工，这并不能完全维持他的生活，大郡妻子缝制的这些兽皮都从别处运来，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大郡一家的生活方式，在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转变。而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拓跋鲜卑，也面临同样的转变。

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为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一年中七个月都为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当时的部族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的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在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地，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召唤他们。

楼劲：这里的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他们需要，他们的社会也在发展，他们需要交换，他们需要穿丝绸，他们需要照镜子，他们需要去享受那个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

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了中原文化范围的拓跋鲜卑，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入主中原。虽然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拔部族的首领，他要自己的部落长期在这里生活下去，拓拔鲜卑的历代首领一直肩负着这个神圣的使命，随着国史之狱的恶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拔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竟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之中，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梁满仓：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矛盾，反而就更加尖锐了，更加尖锐了很多的汉族大臣，因为没实行那个俸禄制，又得不到赏赐，立军功才能得到赏赐，所以生活很拮据。

对于住在大同附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人都会做一顿特别的饭，就是当地的黄糕，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吃黄糕，是因为今天是春耕的第一天，同样是在1500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在众多北魏大臣的陪同下来到田间，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带领文武百官进行籍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充分显示了封建统治者第农业和土地的重视，如今的北魏皇室成员又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上。

侯旭东：冯太后是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不是亲生的，因为北魏有这个子贵母死的制度，所以孝文帝的亲生的祖母和母亲的都很早就死了。那么冯太后实际上是个汉人哦，那么她从小就给对孝文帝，就是注意对他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孝文帝登基以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文化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孝文帝登基的十三年，在冯太后的鼎立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直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自从北魏开国，拓拔贵族基本是通过战争掠夺或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员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产生了大量流民。

楼劲：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应该说，是五胡和北魏接着的这个时期，我们的人在那里当家做主啦，建立了王朝，而这王朝治理得不错，对我们还有很多优厚的待遇，有些优先的待遇，你直接给你分田，计口授田，直接保障你的生活，这是个巨大的刺激，所以我们看到从东汉到魏晋，在进入五胡时期一直到北魏，在整个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开始出现了一股迅猛的长达数百年的移民浪潮，就是北族大量南下。

这些流民成为了社会最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元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则，是把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头数授田。

侯旭东：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其实北魏因为战乱，所以有很大量的无主的荒地，另外呢就是国家其实也是为了维持稳定的财政收入呢，所以需要不断地提供各种粮食、物资，所以说他采取这个措施，另外它对于这个鲜为人，为北方的胡人的也是让他们能够逐渐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那么这个均田制在这几方面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农民有了土地收入，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为了对农业人口实行有效的监管，北魏又实行了三章制，五家立以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孝文帝同时也颁布新的租调制度，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草原到中原，拓拔部族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依赖便是脚下的沃土。这是按照传统工艺复建的北魏明堂，它的始建正是在太和改制期间，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政治、经济已经极为汉化，已呈现出升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地区的正统。历时六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练中长大。

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拔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三年。在历代拓拔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三年的制度，这根本不符合鲜卑旧俗，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史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梁满仓：当时孝文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找了三个汉族大臣，让他们提出了反对，然后让对方反对的拓拔贵族呢在旁边听，然后就展开一场辩论，实际上这三人都是赞成孝文帝这个三年守孝制度的，但是这表面上，又提出了很多的理由，不行的理由。既然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这些拓拔贵族所说的理由，最后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在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保持旧有的拓拔习惯，还是摒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三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这是孝文帝亲题的文圣尼父，在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这在拓跋鲜卑尚属首例。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如何摆开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少数民族呢。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作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公元493年九月，孝文帝身穿羽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

胡阿祥：他手下的骑兵骑将可能不适合这种天气，因此的大家不愿意来这里，到了差不多的地方，孝文帝就说，如果不南征我们就在这里待下来，那么在孝文帝汉化的诸多措施当中，最重要的措施，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他把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平城就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洛阳我们称为天下之中，中州之地。

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宣布迁都洛阳，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一百年后，拓拔鲜卑终于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旧族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一场汉族仪式的皇家婚礼正在洛阳的皇宫中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孝文帝和北方汉族卢氏之女，孝文帝迁都之后，他一改鲜卑早期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来开序幕，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汉文帝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拔皇室也一律说汉语说汉话。在当时洛阳城周围分布着众多的尼寺，其中一座为瑶光寺，在孝文帝迁都两年后，一天瑶光寺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竟然是孝文帝的皇后，据说在孝文帝禁止讲鲜卑语后，皇后仰仗自己的身份，在宫廷里一直讲鲜卑语，这无疑是对孝文帝改革的公然挑衅，皇后被孝文帝发现后，最终被贬为庶民，在瑶光寺里终老一生。就在皇后被贬为尼前不久，在皇宫身穿汉族衮冕的孝文帝在皇宫光极堂班赐汉式冠服，命令群臣不准在公众场合着鲜卑服装。

梁满仓：鲜卑呢，当时他们举行大典就是胡人打扮，短衣，裤子一种武士的打扮，后来孝文帝为了改制，就穿汉代的礼服，就是当年都没举行大典，因为没讨论好穿什么衣服，直到讨论好之后，穿汉族的礼服，第二年后才采取行动。

除此之外100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成为元宏，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拜访一位他仰慕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他要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

楼劲：迁都以后，那么他已经进到中原内地，他到曲阜去就有了条件，他就可以亲眼看到他向往已久的圣人故里，这个当然又是一个姿态，表明他，我就是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迁都以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大同，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大同，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着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楼劲：都要做你的籍贯是洛阳，你不再是代人，你是洛阳人，这个是跟他的语言，衣服，这些改革是配套的，他就是要让你做一个华夏人。

卜宪群：我们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孝文帝的改革对于推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千古皇陵已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是拓拔族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的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拔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在他的带领下，一起投入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公元523年，一场迅猛的起义浪潮将北魏政权推向了灭亡的边缘，起义人员以鲜卑人为主，起义以前，他们是镇守北部边疆的六镇将士，当北魏政府南迁后，边镇的鲜卑族人却被忽视，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对汉化政权产生巨大的仇恨，仇恨孕育了大乱的爆发，北魏末期的动乱，仍然集中于民族融合中出现的问题，民族的大融合固然是时代的潮流，但要真正融合好，实现国家的长久安定和统一，还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与挫折，历史召唤着新政权。

公元534年，北魏最后一个皇帝魏孝武帝元修，忍受不了权臣高欢的控制，轻装简从，离开洛阳，西奔长安，投靠关中的宇文泰，关中成为魏朝的正朔所在，高欢不甘心丢掉魏朝正朔，在东部洛阳另立元善见，即魏孝静帝，北魏由此分裂成两个朝廷，史称东魏、西魏，东魏、西魏控制了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的梁朝鼎足而立，形成南北朝新的格局。此时，战火主要在东魏的高欢和西魏的宇文泰之间展开，高欢、宇文泰同为武将，都是在六镇起义中脱颖而出，如今却互为仇敌，都想争霸中原，统一中国北方，但力量悬殊，形成强与弱的鲜明对比，东魏军队原属于北魏六镇的20多万彪悍善战的将士，西魏军队只不过是六镇军队的偏师而已，合起来也不过三万余人。

今天，流淌于山西焦化的一段黄河，曾经的东魏与西魏的界河，每到严冬河面结冰时，西魏军总要把自己一边的河冰凿开，以防东魏军利用坚冰过河，不战而退，通常是弱者采取的策略，戳向冰面的冰凿，凿出的是弱者防御态势，国力弱小的西魏，在其初期，不得不面对东魏的一次次征讨，虽然没有让东魏军占得太多便宜，但自己也在慢慢地陪着老本。

公元543年，宇文泰亲率大军，与高欢率领的十万大军在黄河岸边展开激战，为阻止东魏军过河，宇文泰在黄河上游放满载满燃料的火船，企图烧毁架在黄河上的浮桥，东魏军则事先准备好长铁锁链，带火船快到时将其勾住拉向岸边，浮桥完好无损。东魏军渡过黄河，在邙山脚下与西魏军展开大战，战争结果东魏军大胜，宇文泰辛苦经营起来的十万大军，损失一多半，补充兵力是西魏的当务之急。关中地区的鲜卑人不多，纯粹依靠鲜卑人来补充军队显然不现实，在府兵制的基础上，宇文泰同时从汉人中间吸收兵源，征募汉族豪强武装，以后又进一步招募均田农民入伍，西魏军队中的汉族比重逐渐增加，如何使胡汉更加融洽，是西魏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宇文泰采用的是胡汉融合政策，由于府兵制中的汉人也被赋予鲜卑族姓，他们与原来的鲜卑人地位、权利均等，不分彼此，宇文泰还尽力吸收关中的汉族豪强加入统治集团，同时允许保留他们的私人武装，同时宇文泰还意识到汉文化的优越性，于是大力提倡汉文化，以恢复西周传统为号召，实行先进制度，得到汉族士族的大力支持。这样，西魏较好的解决了民族矛盾，实力日益增强，且后劲十足。与西魏不同的是，东魏集团采取了高度鲜卑化的政策，他军队的力量主要是鲜卑将士，支撑政权的也是鲜卑族力量，他对鲜卑族军士公然宣称，汉民是你们的奴隶，这无疑激化了民族矛盾，鲜卑族贵族也越来越腐败，国力开始渐渐由强变弱。

楼劲：北齐的基础要比北周好得多，但最后却是北周灭亡了北齐，北周通过军事、土地、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措施使得居住于关中地区和外来入主于关中地区的人比较好的捏合在一起了，而北齐始终都没有能够解决好。

公元550年，高欢死去四年后，他的儿子高洋废黜东魏孝静帝，自称皇帝，正式建立了北齐，王朝已经更迭，而鲜卑化更加严重，汉族官僚杜弼等人被杀，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齐的国力进一步衰弱，这无疑给他的老对手以可乘之机，然而宇文集团能否把握机会呢。

宇文泰的陵寝坐落在陕西富平县宫里乡小学院内，1400多年前，当这座陵墓刚刚矗立起来时，西魏政权的兴衰，正面最严峻着的考验，这段历史成为的宫立小学学生们的必修课，为了那块历经千年的古墓碑。公元556年，宇文泰即将离开人世，临终前宇文泰遗命宇文护辅佐自己十六岁的儿子完成帝业。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子，然而正是这个宇文护，差点使宇文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刚刚有所强大的政权，也面临着深不可测的危机，宇文泰去世不到两个月，宇文护就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扶上帝位，代替西魏建立了北周，宇文护任命北周宰相，专权跋扈，引起了新皇帝宇文觉及一些功臣不满，宇文护采取了强硬措施，杀掉宇文觉，另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帝。宇文毓也不是俯首听命之辈，宇文护渐渐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两年多以后又毒死宇文毓，风雨飘摇人心不稳，下一个皇帝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梁满仓：我们可以从宇文毓临死前的遗照，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要求宇文护和所有的大臣要拥戴辅佐宇文邕，为什么把这个这么重的这个任务托付给宇文护呢，与其说是托孤呢，我说不如说是加到宇文护身上的一道绳索。

新皇帝就是北周武帝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史书记载，宇文邕聪敏有器质，宇文泰曾说成吾志者，此儿也。但是短短的3、4年之间，宇文护已经大权在握，先后杀掉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北周政局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武帝宇文邕保护自己都很难，又靠什么实现父亲统一北方的宏志呢，对于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与杀机，好在生性深沉的武帝宇文邕与前面两个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全部欣然接受了，不但如此，他还下令，仿照西周尊崇周公的事例，在宇文护封国建立皇祖别庙，由宇文护主持祭祀，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兄长是被宇文护杀掉的，一直把宇文护当做至亲尊长，当作王朝离不了的顶梁柱，从不违背宇文护的意见。宇文护依然身兼都督中外诸军事，牢牢地掌握着军权，在他看来只有军权在握，就不怕皇帝有什么想法，武帝宇文邕从不涉足军事，他更关注的是宇文护所忽视的尊儒重教。

拜谒三老，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礼记，文王世子记载，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早在秦汉以前，国家就是三老一人，皇帝尊仰他，向他咨询治理国家的经验，向天下传播尊老敬老观念。

楼劲：立三老就是要另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乡老，作为耆老这个象征，让皇帝向他询问国政，让皇帝对他礼贤下士，通过这样的举动来表明，皇帝对于天下行人这种接受态度，愿意虚心接受长老们指教的这样一个态度。

公元563年，刚刚登上帝位第三年的北周武帝，隆重举行了一场尊三老的礼仪，被尊为三老的是西魏北周的四朝功臣元老于瑾。这场仪式在太学举办，皇帝先在太学恭候，等候三老进门，三老进门后，皇帝亲自上前迎接，三老答拜升座，当侍者把餐具撤下了之后，皇帝便开始了咨访治道的程序，皇帝面北而立，三老也起身站在座席后面，皇帝请教治国之道，三老予以回答，仪式隆重而充满温情。让整个太学都沐浴在儒学的春风了里，这是六镇起义以后，在长安很少能看到的景象。

楼劲：于瑾不仅是北魏八贵之家，他不仅应是一个能够打仗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很多北周的国策、西魏的国策，都是出自于瑾之手，同时他还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尽管他功劳卓著，但是他懂得谦谨，能够委屈自己，能够委屈自己这就叫懂礼啊，本来就是是一个按照儒家礼经来设置的职务，当然要有一个懂礼的人来买单。

周武帝将儒学立为国学之本，他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说礼可以使人，在上不骄，处满不溢，富贵所以长守，邦国于焉乂安。他规定诸贵族子弟入学，要先给老师送礼物，学成之后，还要举行祭奠孔子的仪式，他还通过表彰孝子，达到提倡儒家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他听说后梁沈重学冠儒宗，亲自写信，并派专人邀请沈重到长安讲学。公元564年，当宇文护的母亲由北齐境内回到北周时，周武帝竭尽晚辈孝敬之礼仪，不仅使宇文护的母亲深受尊崇，更始宇文护戒备心理大减。

楼劲：核心就是要推行仁政，这是我们汉族士大夫、甚至也是大量的已经接受到汉文化的这个胡人所衷心接受的东西。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些举措、通过这样一些尝试啊，来向国民，向朝野昭告自己政策立场、政策方向。

北周与北齐的战争仍在持续不断，在周武帝威信不断提升的时候，宇文护也想通过军事胜利提高自己的威信，公元564年，宇文护联络北方突厥，大举进攻北齐，对此，周武帝全力支持，然而由于号令不明，周军在洛阳附近的邙山惨遭齐军重挫，不得不狼狈逃回关中，双方再次休战议和，此次征战，不仅是北周军事力量受到重挫，更消耗了北周十几年来苦心积累的大量财力物力，令周武帝十分痛心，但是对于最大的责任人宇文护，周武帝再次选择了隐忍，他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

梁满仓：宇文护这个人呢，一方面他是很有军事才能，在西魏刚刚建立的时候，宇文泰去世之后，宇文护对于维护当时政权的稳定，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不是政治家，却在这个政治家的位置上，就显得矛盾非常突出。

朝廷对宇文护产生的巨大不满，军事失败也使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大跌，而周武帝仍然维护着宇文护，统治层没有了权力冲突，平和的气氛笼罩着长安城，笼罩着城内的皇宫，周武帝继续大力提倡礼教，集群臣亲讲礼记，立郊丘坛为制度，立路门学，置身72人，周武帝愈来愈展现出杰出政治家的风采，整个王朝也沐浴在平和重礼的氛围当中，然而平和的背后，一场事关北周前途的殊死斗争正悄然来临。

公元572年3月18日，宇文护例行从封国进京拜谒叱奴皇太后，在拜见皇太后之前，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对他说，太后年纪大了，却喜好饮酒，酒后喜怒反常，我虽然屡次劝谏，但没有效果，希望兄朝拜是能劝谏太后，又拿出亲自抄写的周成王所作的酒告说，见太后时给她读一读这个。兄弟二人走向含仁殿拜见太后，宇文护随即坐在皇太后身旁，认真的读起酒诰，太后是宇文邕的生母，宇文护每一次拜见太后，太后总是让他坐下，而让宇文邕站在一旁，宇文护因此毫无防范，而就在此时站在他身后的宇文邕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将为北周、为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楼劲：应该说在宇文护当政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这样一种不是皇帝的人掌握着皇帝的权力，而是皇帝的人，却没有掌握这种局面不是正常的局面，全国人民都知道，恐怕也是会有非议的，这是给宇文护带来很多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国家政体不正常，格局制度不正常，注意整个局面平定的关键是杀掉一个人，杀掉一个个人，它不牵动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不牵动整个国家政局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就在北周武帝亲政的头一年，北周却发生严重的蝗灾，加上连年用兵，征发徭役，造成百姓逃亡，土地荒芜，百姓安宁，政局则平静，与民休息，天下之安定，周武帝深知这个道理，亲政一时所下的第一个诏书便是，资金正调以外，无妄征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陕西大荔县的龙首渠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龙首渠是西汉时期建造的，但当地人却更愿意把功劳记在北周武帝的头上，这是因为龙首渠到了北周时期，因为年久失修，早已作用不大，是北周武帝重新疏通，并扩建了龙首渠，在引水灌溉的同时，也把洛水中肥沃的水沙带入农田，让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壤，粮食亩产成倍的增长。其实不仅是龙首渠，北周武帝也在莆州等多个地区，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但开渠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劳动力又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为了把大量的劳动力引进农业生产领域，周武帝实行了释放奴婢、杂户的措施。

自565年至578年，先后五次发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几十万口的奴婢杂户获得了解放，奴隶变成了自由民，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可以说是一次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北周武帝针对农业的一系列措施，使关中地区逐步摆脱了贫困，成为了北周的大粮仓。相比于北周开区的水利工程，北齐建造佛像、寺院的工程规模更为浩大，蒙山大佛古称晋阳西山大佛，位于山西太原蒙山北峰。

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期始建。历时二十四年完工。据《北齐书》记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所谓宫内，其指古晋阳宫，不难想象，当时为保证夜间施工所提供的火把放出的光亮，居然能把20里外的晋阳古城都照亮了，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展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山东青州博物馆珍藏着龙兴寺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考古学家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这批佛像绝大多数完成了南北朝时期，其中以北齐石像最多，与之前北魏时期的造像相比，北齐造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艺术审美情趣，所有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显现出健康优美的身段，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这些造像艺术水准之高，工匠们技艺之醇厚，让人叹为观止。

屈志仁：北魏在平城的时候，就接受了大量从西域过来的工匠，后来这些工匠也跟着这个孝文帝迁到洛阳，因为把最好的中原的工匠和西域过来的工匠，一起做成很多很精彩的雕塑，就是后来这个东西魏分开了，工匠也就到了东魏，后来变成北齐，所以北齐的工艺是不能再好了。

北齐的佛像造像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无比珍贵的艺术瑰宝，但他在当时也在不断蚕食着北齐原本强盛的经济根基，北齐政权普片佞佛，寺院遍地，寺院既是宗教场所，又是经济组织，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他们既不像政府交纳租调，也不承担国家的徭役，这就意味着，僧尼人口众多，朝廷的财政收入就越小。到北齐后主时，全国佛寺达四万多座，僧尼400多万，而北齐总人口也不过2000万，相当于每五个人就要养一个僧尼。

其实，不管是北齐，在北周武帝亲政之前，佛教在北周也同样兴盛，但显然急于发展经济的北周武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蔓延，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即将展开，北周武帝灭佛，这是一个敏感而又危险的举措，虽然当时的佛教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经济，但佛教思想影响深远。灭佛运动不仅会遭到重重阻挠，而且容易使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前车之鉴不远，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在崔浩等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实施灭佛事件，不仅捣毁全部佛寺，还杀死了很多僧尼，结果造成国家的动荡，北周武帝虽然决心控制佛教，但是决不愿意重蹈北魏太武帝的覆辙，他采取了步步推进的措施。

刘驰：北魏时期呢，太武帝主要着眼于政治因素，那么北周时期呢，武帝他更着眼于经济因素，就由于他的出发点不同，所以他们采取的措施、开始的步骤也不同，像北周时期，他很明确的，有一个辩论的阶段，他确确实实，大家有一个发言的机会，这点的我想，北魏时期和北周时期差别很大。

公元567年，两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在北周武帝的亲自安排下召开了，有位名叫卫元嵩还俗僧人写佛道二论，上书武帝，推崇道教，请求废除佛教，佛教高僧纷纷著文反击，事情越闹越大，对此，周武帝没有冒然下决断，而是召集百官、道士、僧人，让他们互相辩论，看看佛、道究竟孰优孰劣，到第二次辩论时，出席者多达两千多人，周武帝特地让名儒沈重以儒教观点解释佛道，受到儒生们的欢迎。此后，儒、佛、道的相互辩论成为北周的一种常态，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又一次召开大讨论，并最终判定三教的位置为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佛教徒不甘心排在最后，猛烈抨击，五个月后，周武帝最后下达诏书，全面禁止佛教、道教的传播。不过与北魏太武帝不同的是，此次运动，只是强令全国僧尼还俗，却并不杀掉僧尼，而且为了缓解监狱的矛盾，周武帝在下达灭佛诏书的一个月后，就下令设立通道观，挑选最有名望的120名沙门道士入观为学士，研究佛教、道教如何沟通，如此，北周的灭佛运动并没有引起国家的震荡，相反，国家实力迅猛提高。当时整个王朝共还俗僧人300多万人，为王朝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了和军人，废除寺院四万座，使大量土地重新回到国家手中，这当然能极大地增强国家的力量，关于北周武帝灭佛的目的，在此可以引出《广弘明集》的一段细节，建德元年，周灭齐，武帝至邺城，召北齐僧人置复殿极，叙废教之意，当时僧人惠远极力反对，以地域相威胁，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布。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福，我愿受地域诸苦。

古老的中国象棋，虽然标有楚河汉界，虽然有将相兵马，但楚汉战争的杀气已烟消云散，如今已成为人们智力博弈，愉悦心志的娱乐项目，这项老少咸宜的娱乐项目，其创始人正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当时的相棋是七人游戏，更接近实战技法。

梁满仓：发明这种娱乐的时候就是要寓教于乐，他教育是人什么，一教育人们现在，天下还不太平了，还有战争，所以我们要安不忘战，这是一个教育目的；再一个他要提醒大家，现在天下还未统一，就像七国一样，齐楚韩燕赵魏秦，还没统一，还在分裂，那么我们就要一国一国地把它们消灭，然后统一起来。

宇文护死后，北周武帝得以放手加强军队建设，他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有时集合各级将领教以战阵之法，有时亲率六军习武于城郊。

楼劲：周武帝时期比较突出的是大练兵，第二是控制军官，他经常接近所有中级以上的军官，亲自接见，第三次把所有府兵里面的军士都称为卫士，就说你们名义上就说我们皇家的警卫，警卫部队，再一个就是在很多政策上，优抚优恤军人，像这些政策应该是都是他进一步控制军队，加强军力的重要措施，当然了直接能够输出战斗力的，那就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

西边日出东边雨，与北周形成鲜明对照，北齐却是日益衰落，北周武帝即为时，北齐武成地高湛登上帝位，高湛不理朝政，重用奸佞，终日沉湎于酒，生活淫乱。他的儿子齐后主继位后，更为昏暴，大修宫苑，苦役百姓，北齐一直推行反华政策，到齐后主时，一批汉族文臣被行刑，他们的家属被流放，妻子女儿发配为女奴，小男孩被阉割。

辩发骑勇展现的是北齐鲜卑人的装束，这种在北魏孝文帝就革除的装束在北齐盛极一时，然而与其相对应的是汉族的仇恨，民族矛盾日益激烈，北齐原本强盛的国力，在各种社会问题的消磨下，走向败亡。又到了冬天，河水再次结冰，依然有大量士兵前往凿冰，但是，凿冰者以由北周军士变成了北齐军士，强与弱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北齐开始被迫开始以凿冰做防御，但是，当国力对比发生逆转之时，涛涛的黄河水也无法阻挡周军的步伐，公元575年7月北周武帝发布伐齐诏书，御驾亲征，统率17万大军浩浩荡荡直指北齐洛阳，出发前，北周武帝下令，入齐境，禁伐树残苗稼，违者以军法从事。

梁满仓：他伐齐是为什么，把北齐毁掉吗，不是，他是想把北齐纳入自己统一的版图之中，因为北齐当时经济非常发达，是吧，他不是去破坏它，是要通过收北齐统一北方，加强自己的国力，进而统一全国。

此次征战得到北周将士的积极响应，然而伐齐战争仍然出现了波折，经过数月鏖战，洛阳还是没有被攻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周武帝又生病了，军队只好撤兵，第一次伐齐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周武帝第一次经历军事洗礼，赢得了将士们更多的敬重，他爱兵如子，他与将士同甘共苦，每次征伐之时，总是亲自上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所有的这些都为北周武帝在军事上加了分，通过这次军事行动，进一步探清了北齐的虚实，这是周武帝更加坚定了灭齐的决心。公元576年十月，周武帝第二次下达伐齐诏书，然而这一次的征伐，诸将却都不愿行，毕竟去年劳师动众，无功而返，他们认为这次出兵很可能是皇帝一时冲动的行为，然而，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并非是常人可以轻易揣测的。

梁满仓：北齐调度不灵，军力涣散，他第一次伐齐就已经看出来了，在第二次伐北齐的时候，北周武帝是要进攻平阳，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棋，为什么呢，你打中间，两边就都过来了，同时夹击，弄的你这首尾不能相顾，所以好多人就认为这个战略不可行，这种分歧表面上看是军事上的，而实际上呢，除了军事层面之外，还有一层就是政治家的敏锐的眼光。

公元577年2月，北齐后主最终在逃跑中被俘，北齐灭亡，这是自北魏分裂四十三年后中国北方的又一次统一。当北周大军攻入北齐国都邺城时，北齐官员无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惴惴不安。只有一个人十分淡定，他就是北齐著名的儒家学者熊安生，他吩咐家人把门庭打扫的干干净净，准备迎接贵客，家人感到十分奇怪，亡国之际那会有什么贵客登门，熊安生笑着说，周帝重道尊儒，一定会来见我，话音未落，周武帝已经进了熊安生的大门，熊安生受到武帝的优厚待遇，被赐与帛300匹，米300石，住宅一所，不但如此，武帝还下令给熊安生安车驷马，让他随驾入朝，参与文化建设。

刘驰：占领敌国以后，收拢敌国的民心，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面临的大问题，儒家是中国统治，从这个所谓独尊儒术以后，一直呢它是做一个统治思想，而这点甚至包括在少数民族，熊安生他作为儒家的代表，他呢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也就是说呢武帝给了知识分子一个安心丸，我是要用你们的，你们跟着我走是有好处的。

统一北方后，北周武帝加打力度推广儒学，控制佛教，释放生产力，改善民生，化解民族矛盾，北齐政权下的胡汉分化局面被彻底改变，尤其是饱受压迫的汉人，对北周政权充满了感激与拥护之情，在周武帝的命令下，又有数百万僧尼还俗，无以数计的私家奴婢、杂户成为正常百姓，投入新生活，他们感激新政策，成为了国家的新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增强军队的力量，更多的人心被凝聚起来，整个王朝空前团结，国力空前提高，直到这个时候，周武帝才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他不仅要超越父辈的梦想，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空前中国。

此时，如果从东汉末年算起，中国分裂以达三百六十一年，慢慢长夜，世人总也盼不到光明的曙光，而现在，这一历史重任明显的要落在北周武帝的身上。北周武帝只需要完成最后一步，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就将於秦皇汉武比肩，然而，人世间总有太多的遗憾，公元578年，北周武帝率军北伐突厥，没想到，刚到半路，身体突然不适，他又一次被迫返回京城，但这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谢幕，这一年，北周武帝年仅三十六岁，此时这位胸怀宏愿的年轻皇帝只有默默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北周武帝已经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上天却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直到临终，北周武帝仍在注视着一张军事地图，那上面是整个华夏。

在这片土地上，后来者隋文帝杨坚遵循着北周武帝制定的北定突厥，剑指江南的战略方针，在北周武帝病逝十年之后，完成了统一大业。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没有人直到北周武帝葬身何处，根据《周书》记载，宇文邕遗诏，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典，武帝的陵墓称为孝陵，由于相隔时间太长，地面无任何标识，陵墓的具体位置一直是千古之谜。直到1993年才被偶然发现，宇文邕的一生，是为政治而生，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他的一生也正是为了整个中国的统一而生，才有南北统一了，他的理想才会实现，他的政治使命才算圆满，北周武帝，把这个重大的使命和荣耀，留给了后来者，而把遗憾深深的留给了自己，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睿智、果敢和悲情。

公元548年，投降南梁的东魏叛将羯族人侯景举兵反叛，85岁的梁朝开国皇帝萧衍在侯景之乱中，生生饿死与朝堂之上，掌握国家命脉的江南士族也惨遭屠戮，消亡殆尽，那段时间，江南人口锐减，昔日繁华富庶之地，瞬间成为千里烟绝，白骨成聚的人间地狱。江南，需要一位英雄，能够兴亡继绝，保存文化根脉，救民于水火之中，陈霸先，这位出身寒门的江南子弟，应时而出，他兵出岭南，北伐叛乱，又据北方大军入侵，终于建立陈氏王朝，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江南重现繁华盛景。然而，仅仅在三十三年后，他的后人陈叔宝在王朝危难之时，竟悠然吟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亡国之音，陈霸先的英雄之梦，最终凋落在陈后主的莺歌燕舞之中。

这里是江南的一个小镇，古称长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曾有大量的蛮族居住，属于南方的土著居民，在五溪蛮的后裔中有一位贫穷的少年，它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陈霸先。在陈霸先的故乡，他的乡亲们更愿意让这位祖辈以布衣之相直面世人，但同时又把种种神际附着在他的身上。在塑像的后面有一座亭子，亭子里面有一口井，当地人称这口井为圣井。梁奕建，浙江长兴县的一位文博研究员，为了确认井的历史，他曾经到过井下进行考古研究。

梁奕建：这个井圈不是原件，因为它的口径，他的原来的这个井口离我们现在的这个地面约（低）一米左右，这个井上加起来这个是地面，那么下去还一米左右，这里有小瓦，中间是小瓦，下面下去有四块条石拼合起来的，这个是他真正的井口，在我们当地，民间有很多美丽的传说，做他母亲在打水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条小白龙进入她的腹中，然后她就怀孕了，然后陈霸先后来就出生了，出生之后呢井里的这个水都沸腾了，然后家人把井里的水了舀上来给他沐浴，然后就把这口井称为圣井。

这位未来的英雄，出身于陇亩之中，因为家贫，陈霸先早年以捕鱼为业，后来做了村官，在乡里任过里正，闲暇时间，陈霸先喜欢涉猎史籍，好读兵书，苦练武艺。家里面的这口井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大志，他决心去更广阔的天地闯一闯，不久，陈霸先来到建康，管理起油库，因为聪明伶俐，升为梁朝皇室宗亲新瑜侯萧映的传令官，虽然出身寒微，地位低下，但他晓习吏事，勤于工作，因而深受萧映喜爱。萧映调任广州刺史，将陈霸先也一并带上，将其引入幕僚担任中直兵参军，受命召集士马，成为主管军队的一名武官，这是陈霸先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此时陈霸先正是30多岁的壮年时期。然而，陈霸先要想真正上位，还必须突破一重无形的障碍，那就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虽然重建了皇权政治，少数寒人得到皇帝信任，但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门阀制度戒备深严，豪门大户盘根错节，极力把持政权，所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寒门仍饱受排挤，难有出头之日。

胡阿祥：六朝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一个特别讲贵族身份的时代，梁启超甚至说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贵族时代，也就说要一个好的出身，有个好的出身以后，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在这种氛围之下，陈霸先这种出身于寒族的，地位很低的人是很难冒头的，那他怎么后来就冒头了呢，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侯景叛乱548年，那么对江南地区造成的打击非常大，不仅是经济的破坏，而且更多从东晋以来，迁到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基本上给毁灭掉了。

陈霸先的真正崛起就是在侯景叛乱中，面对着满目残山剩水，陈霸先率领3000广东地方兵团，挥师北上，出师勤王，讨伐侯景，期间，他遣使江陵，投到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门下，取得了北伐的合法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寒门出生的陈霸先开始展翅高飞，在侯景之乱后，活跃在梁朝政治舞台上的有两大权臣，一个是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另一个就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太原王氏王僧辩，在结成政治同盟之后，陈、王联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攻破建康，剿灭了侯景的叛军。侯景之乱平定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

元帝登基后，照例论功行赏，平定侯景之乱，以陈霸先之功居多，梁元帝仅封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而将王僧辩封为太尉，镇建康，军功卓著的陈霸先虽然享有三公之誉，但其实依然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士庶天隔，在陈霸先的安置问题上可以看出，以元帝为首的梁朝皇室与士族对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充满戒心。梁朝最大的矛盾，其实不仅在萧墙之内，更在国境之外，在北方两个虎视眈眈的鲜卑强国北齐和西魏，借助侯景之乱，夺取了梁朝的大片土地，梁朝一向赖以凭藉的长江天险，也有近一半落到北方敌国的手里，梁朝此时已经危如累卵。

楼劲：梁武帝的这些宗室是分崩离析，各地的豪强是在观望，侯景之乱不过是北方的一支大政治集团，但就这样一支力量，它灭掉了南梁，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我们要肯定，就总体国力就总体力量来说，北强于南，大势已成。

湖北省荆州市，是当年梁元帝称帝的江陵，150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陵焚书，公元554年，在侯景之乱平定三年后，西魏大军突袭江陵，梁元帝身陷重围。这里是荆州图书馆，现在这个图书馆有40多万册图书，其中有两万多册古籍藏书，这样的藏书规模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多，更无法跟大型图书馆相提并论，但1500多年前，这里是整个中国藏书最多的地方，鼎盛时期古籍藏书就达到14万卷，然而，浩瀚书海已荡然无存，历任的荆州图书馆馆长都只能在这不多的古籍中，寻找当年曾经的辉煌。

欧阳军：梁元帝在这个地方，将十四万卷藏书毁于一旦，他焚的这些书，应该来讲都是非常珍贵的图书，作为图书管理馆长，每每想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都蛮不是滋味的，不然的话，我们荆州这个地方可能是有文化大都。

从梁元帝内心来讲，他应该是很复杂的，他也不希望把这个书毁掉，从他内心来讲，他觉得这么一些好东西，我这么珍爱的东西，我不应该留给你们这些蛮夷，我不应该留给你们，有时候人那在死的时候，把这样一些最珍贵的东西随着一块儿焚掉，好像感觉到是自己的一种捍卫，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在江陵陷落之前，梁元帝萧绎烧毁了历年精心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要用这些书为自己殉葬，自谓文武之道，尽今夜矣，史称江陵焚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梁元帝兵败被俘，被问及焚书原因时辩解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楼劲：这个焚书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图书的那么十几次重大的灾难当中最要命的一次，为什么，我们以后可以说，基本上除清朝以外，那都已经积累了这么多，又积累了1000多年啊，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

随着江陵焚书，梁朝也随即灰飞烟灭，江陵破后，梁朝的存亡重任落在了陈霸先与王僧辩二人的肩上，身为梁朝重臣，王、陈当然不肯听命北方强权，他们决定迎立梁元帝的第九子，时年13岁的萧方智为帝，而此时的北齐也想在江南扶持一个代理人，他们所选中的是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在安徽巢湖，北齐大败王僧辩，并迫使王僧辩答应了北齐让萧渊明在建康称帝的要求。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治联盟，因为王僧辩的变节背叛，终于分崩离析，公元555年，陈霸先从京口举兵偷袭建康，杀死王僧辩父子，重新立萧方知为梁敬帝，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看到苦心扶植起来的代理人，须臾之间就被推翻，北齐政府岂能坐视不管，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战争即将展开。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每年夏天的玄武湖畔，荷叶田田绿遍了整个湖畔，刚刚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此时面临着兵出岭南以后最严峻的考验，北齐为了侵占南朝，组织了十万大军，挥师南下。江南的梅雨，遮天蔽日，连绵不绝，齐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阴雨天气，在久攻不下之后士气开始低落，而陈霸先要等的就是这一刻，6月11日天气转晴，决战的时刻来临了，陈霸先希望将士们可以饱餐一顿，然而被围困数月的建康城，粮草匮乏。就在此时，陈霸先侄子陈蒨及时送来三千斛米，一千只鸭子，陈霸先大喜。立即命人煮饭烹鸭，又从玄武湖中割来许多荷叶，以荷叶裹饭，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鸭肉，这就是南京城著名的荷叶饭的来历。将士们吃得痛快淋漓，士气大振，一举歼灭了齐军主力，退至江北的齐军十万人马只剩下两三万，北齐至此一蹶不振，陈霸先终于击败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陈霸先将北齐势力赶出长江以南以后，萧梁政权自然会转让给他不可，他打下了江山，也准备坐江山了，公元557年54岁的陈霸先迫使萧方知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建立了陈朝，定都建康，是为陈武帝，从此寒族全面上位。年少之时，陈霸先便离开了家乡，三十多年后，这位寒门之子登基称帝，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成为一国之君后，陈武帝依然不忘寒门本色，更提出了务在廉平的施政治国理念，突出表达了寒门庶族的政治诉求及其主张，这和南朝士族追求奢靡淫侈之风形成了鲜明对照。1994年，当他的后人在故乡长兴重修陈霸先故居时，也遵循了陈武帝节俭的风尚，整个纪念馆看不出任何奢华。

梁奕建：我们这里最为珍贵的一件文物，就是由明代的长兴县令归有光和县丞吴承恩合作的一块碑，《圣井铭并叙碑》，他们两个人在文学史上那种位置，是人们很仰慕的。他写的是恭俭勤劳，志度弘远，勤劳致富，江左诸帝，号为最贤。

作为开国之君，陈武帝意志品质顽强，工作作风朴实，在执政期间，他一改皇宫里的奢华，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倡导俭以养德之风，反对奢靡浪费，陈武帝以俭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瓦器蚌盘，肴核庶馐，裁令充足而已，不为虚废。即使后来江南经济复苏，宫中依然衣才重彩，饰无金翠，歌钟女乐，不列于前，那个时期陈朝上下，为政宽简，民力得以恢复，江南一度破碎的山河，生机出现，历史选择的出身寒族的陈霸先，他从一个村官成长为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攘臂于无望之时，最后黄袍加身，收拾起残破的山河，避免了江南遭受更为残酷的战火，同时几乎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华夏文化在南方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

如果形势就这么发展下去，陈朝是很有可能在专注国力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强盛。但是，历史总是被无数的偶然事件改变了走向，公元559年6月，在位仅仅21个月的陈武帝在建康城中猝然长逝。这里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陵，有一种说法称，陈武帝死后就葬在了这里，在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万安陵，甚至是连当地人都不熟悉的景点，这里只留下两只孤零零的石兽，陈武帝创建的王朝早已成为过往云烟。但1500多年前，那个南朝历史上疆土最小，国力最为孱弱的陈朝，却顽强的守住了中国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为此后隋唐大一统留下了极为丰厚的遗产。

楼劲：在北齐和侯景这两个集团都是六镇兴起的胡化汉人集团，所以是一个十分落后、十分残暴、很黑暗的一种统治，相对于这种统治来说，陈霸先能够力抗高齐，西拒西魏，那当然是一个民族英雄，通过陈朝的对江南的梳理和治理，因为他一开始需要平定各地的叛乱，平定江南各地叛乱的过程当中，他把江南的地方豪强势力极大的削弱，这个过程，是有利于以后隋代的统治。

陈霸先打下的江山，百废待兴，他登基两年，就留赍志而没，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由于陈霸先的儿子不在身边，所以由侄子陈蒨继位，是为陈文帝，陈文帝是南朝少有的有为之君，他曾追随武帝南征北战，对王朝的未来充满忧患意识，他在位期间，先后平定湘郢王琳，临川周迪，建安陈宝应等地的叛乱，继而封锁巴丘，阻止了北周顺江东进。同时，文帝整治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这里是绍兴鉴湖，是浙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陈朝，这里是著名的水利工程，陈文帝执政期间，湖水顺着开凿的长达120里的水道，灌溉千里良田，直到今日，这些河流依然存在。

陈文帝在位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势开始强盛强盛。随着陈朝的稳定与强盛，北周开始与陈朝修好，陈朝派遣使者周弘正尚书来到长安，迎回陈文帝的弟弟陈顼，也就是后来的陈宣帝。多年的囚禁经历令陈顼对国破家亡有着切肤之痛，登上帝位之后，对王朝兴衰充满危机感和使命感的陈宣帝便立志北伐，开疆拓土，从战略形势来看，南朝长时间占据的淮南江北，被北齐掠取，而陈朝西面的荆州，巴蜀又被北周夺得，没有战略纵深，成为陈朝国防最大的弱点。

公元573年，陈朝的十万大军度过长江，征伐北齐，北伐军风行电扫，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将淮南的大片土地重新收复，但形势大好的时候，陈宣帝却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北伐。陈宣帝没有乘胜而上，是因为当时陈朝国力孱弱，北伐透支了这个刚刚恢复生机的王朝，相反，趁着北齐、陈朝互相牵制，渔翁得利的北周开始了和冰之旅，一举歼灭已经被陈朝军队击垮的北齐，公元577，北周统一了北方，北方的统一使陈朝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而不甘心坐视北方日盛，却未能判明形势的陈宣帝，在这个时候，再次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只是这一次陈宣帝遭受了重大打击，徐州之战几乎使陈军全军覆没。

楼劲：宣帝北伐，第一次是陈朝没有准确的估价当时南北形势，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当时依然处于北方明显占强这样一个基本的实力对比，同时呢也怀有骄傲情绪，那当然了，这次战争过程中，也使得陈朝原来就不怎么样的国力遭到一次重挫，那恢复起来又很费事，所以这次北伐的失败，只能说南朝真是气数已尽。

公元582年，充满忧患意识，志在荡清四海，包吞八荒的陈宣帝，在再三叮嘱后人，文武内外，俱罄心力，当官务职，重在协和之后，撒手西去。陈王朝在建立二十五年之后交到了陈叔宝手中，陈叔宝就是后来的陈后主，映日花光动，迎风香气来，佳人早插髻，试立且徘徊，这是陈后主所作的《梅花落》，陈叔宝的身份是皇帝，他的责任是治国兴邦，但他对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责任，并不怎么在意，面对旖旎的江南，陈后主更愿意做一个诗人，吟诗而唱，陈后主自小命运多舛，两岁时江陵沦陷，他和父母一同被西魏掳走，直到公元562年他才回到江南，此时陈叔宝九岁，被立为安成王世子，陈叔宝蒙难之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等到初识世事时，已成为安成王世子，尽享荣华富贵。

陈叔宝不像父亲陈顼那样在坎坷之中，知宗庙之负重，识王业之艰难。唐朝魏征说陈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大体是不错的。陈朝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陈后主在刚刚继位的时候，也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在他继位诏书中有这样的话，无由自安拱默，敢忘康济，意思是不能贪图安逸无所事事，不敢忘怀治理国家。如果陈后主能像他即为初年那样充满忧患意识，励精图治，或许还能暂且维持半壁江山。但偏偏陈叔宝却是一个胸无大志、乐于苟安的皇帝，十里秦淮，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在这条河流经的建康城里，一国之君陈叔宝更是雅好文学，而且尤其擅长宫体诗，宫体诗的题材以吟风弄月江，艳情狭邪居多，风格轻浮绮艳，纤巧秾丽，陈叔宝当太子的时候，在东宫之中便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孟暄、孔范、江总、王媛等十余人，不尊礼节，行事放肆，号称十狎客。陈叔宝继位后，这个文学集团有了皇权的庇佑，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时被称为文宗，死后被后主尊为词宗的徐陵，更是其中翘楚，为了迎合陈后主的好尚，徐陵特意编纂了一部专供宫中女性吟咏的诗集—《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一直有着较高的文学地位，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

方麟：这个《玉台新咏》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宫廷体诗，它也收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歌颂女性反抗封建压迫、封建礼教这样好的作品，但是它的审美趣味，可以说是有些俗，真的说是俗不可耐，宫体诗关心的是什么，是女性的美貌、身体、还有床笫之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就是说他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作为君主，陈后主把当时即为时的政治宣言抛到脑后，不但不居安思危，反而沉湎于自己喜爱的文学，整日不理朝政，忙着与文学侍臣游宴后庭。自私，陈朝国政颓废，纲纪不立，君臣一起沉溺于妩媚的江南文化，终日做着粉红色的梦。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就是这样的美人，史书记载她发长七尺，真黑如漆，光可照人，举止娴雅，容色端丽，每瞻视顾盼，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在阁上梳妆时，面临轩槛，宫中望之若神仙。从当太子的时候，陈叔宝就和张丽华两情缱绻，当年陈宣帝刚刚去世时，陈后主曾被自己的弟弟，想要取而代之的陈叔坚砍伤，养伤期间，摒去诸姬，独留张贵妃随侍，加之张贵妃记忆力极强，许多奏章能过目不忘，所以陈后主对张丽华极为宠爱。陈后主对张贵妃以及其他妃嫔的宠爱，体现在历史上著名的三阁之中，自武帝开国以来，内廷陈设都很简朴，但这一切，在陈后主这里发生了变化。

陈后主即位的第二年，便大兴土木，穷土木之奇，极人工之巧，修建了临春阁、结绮阁、望仙阁，中间以复道相通，广数十间、门窗、壁带、挂楣、栏杆都是檀香木的，并以金翠珠玉装饰，阁内所设宝床，宝帐，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每微风徐来，相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江南多佳丽，三阁新落成，陈后主为此赋诗《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诗句脱俗，令后人赞叹，但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却成为著名的亡国之音，东南妩媚，雌了男儿，温柔妩媚，随着江南文化的精致成熟，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变得温柔妩媚起来。

而这个时候，在北方，北周已经被隋朝取代，立志再造统一的隋文帝杨坚已经剑指江南，除了不守君道，沉湎文学，奢侈腐化，放纵寻欢以外，陈后主在政治上也表现昏庸，所用非人。公元586年，34岁的陈叔宝颁发了一道诏书，要效仿上古先贤唐尧夏禹，置谏鼓，听臣言，面对隋朝的大兵压境，陈国大将任忠上书进谏，现在的官场公然行贿受贿，小人内外勾结，已经乱了朝纲，违背了法典，倘若边境有战事，我们的大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孔范是陈后主的狎客，因文章艳丽而被宠幸，官职都官尚书，他竟然训斥仁忠说，我们有长江天险，边关战事何足挂齿，你们边关将帅不过是匹夫之勇，哪里比得上我深谋远虑。陈后主听了这样的话，当即黜夺任忠兵权。此后，只要陈朝将帅稍有过失，陈后主就会下诏夺去这些将领的兵权，转而分配给文官，最终导致了陈朝文武解体。陈后主任用的小人有施文庆、沈客卿和孔范等人，他们大多好文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犹善，如果只是一帮文人饮酒作赋，那对王朝也并没有太大的祸害，毕竟文不误国，但陈后主身边的很多文人，自取身荣，不存国计，在治理国家稳定边疆等关系国运的大事和后主一样，没有任何韬略可言。

公元588年冬，隋朝8路大军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同时向南朝发动了全线攻击，大兵压境之时，陈后主依然纵酒行歌，以为可以凭借长江天险御敌国门之外，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粉饰太平掩不住虚弱的本质，人造盛世更挽不回亡国的命运。公元589年正月，城破国亡，陈后主粉红色的梦，终于在没有进行任何大决战的情况下，凋零在妩媚的江南。在南京鸡鸣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口水井，和陈武帝的那口圣井一样，这口井也有一个名字，叫胭脂井，而且这口井名气甚至比圣井的名气还要大。邵磊：王国之夜，陈后主带着两个心爱的妃子，一个是张丽华，一个是孔贵妃，跳进去，苟且偷生，准备躲过这场劫难，当时随行的大臣都纷纷劝阻，陈后主不要这么做，这样做毕竟有失国体，苟且偷生，容易被后人诟病，都纷纷劝陈后主干脆衣冠正座，面对随军的进犯，但是陈后主惊慌之下，完全不听臣下的劝阻，当时有的臣子劝说，这个陈后主就不要这么做，甚至于把身体趴在这个井口上，阻止这个陈后主进入这个水井之内，但是陈后主执意不听，带着他两个贵妃下到井底去了。

这口古井并不是陈后主遁入的那口古井，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史实和传说附会在眼前的这口古井里。亡国之夜，陈后主忘了自己身为一国之君的威仪，竟没忘了心爱的嫔妃，如果仅仅是才子佳人，这一段在生死之间的经历或许会被传送成一段佳话，但作为一个皇帝，陈后主在国破之际，贪苟且，失威严，却是他被历史最为诟病的、而且闹剧在他躲进井里之后还没有结束。

采访：当天晚上就被发现，然后是带着他的两个妃子从水井里面被隋朝的军队用绳子给捞上来的，当时是，一个绳子上面拽着三个人，所以隋朝的军士觉得很重，当时出来的时候，他两个妃子都非常惊慌失措，身上沾了很多的胭脂层，落在这个水井的井栏上，所以这个水井后来又得名为叫胭脂井，这个水井的井栏上的确是有一些红色的痕迹，这些都算胭脂，都算传说是胭脂的痕迹，但实际上，它不是胭脂的痕迹，它是那个石脉，红色的石英岩，石脉造。

当年陈武帝霸先出生之时，长兴的古井井水沸腾，等陈朝大业已成，那口井被尊为圣井，三十三年后，曾经的王朝便已经走到了尽头，陈后主更是遁入古井，耻辱加身，他藏身的这口古井，除了胭脂井的称谓之外，南京人还把这口井叫做辱井。

胡阿祥：陈后主陈叔宝，我们可以说是爱情的圣人，从文笔的感人来看，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我们不能说他是个暴君，但真的是一个荒主，陈后主去世的时候，隋朝给他的谥号炀，跟后来隋炀帝杨广那个炀一样，炀是什么意思，就是荒怠政务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玩的，这是恶谥。

亡了国的陈后主，在陈朝灭亡十六年后，因疾善终，时年52岁，然而至死，他也没能再回到建康，因为他曾经的都城建康，在陈朝灭亡之后，被隋军夷为平地，南京城城内，如今只留下了大概三百多每平方米的南朝遗迹。

胡阿祥：南京今天看不到多少陈朝的东西，但是这个看不到以后，反而一种叫虚景藏情，在陈朝这个33年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的东西很多，历史我们不一定要得像这个唐朝、汉朝、明朝、清朝那么长，有的短的历史，它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把很多的东西反映出来，陈朝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典型的王朝。

这是大变乱的年代，从公元220年天下三分，到589年隋朝统一，370年的分裂与战争，使儒家思想不再一统天下，各种本土和外来的文化在乱世里争奇斗艳，或生根或流散。纷纷芸芸间，有一种起源于古印度的宗教哲学，跋山涉水而来，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300多年的光阴流转，繁花似锦，不胜荣华，最终融入华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是佛教。

这是丝绸之路上最艰难的一段旅程，在葱岭以东的沙漠深处，一行人正在艰难前行，他们不是商人，也不是使团，他们是僧人，为首的长者是已经五十八岁的朱士行，中国第一个受戒出家的僧人。公元260年，朱士行一行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西出玉门关，进入戈壁，他们已经行走数月，身体极度虚弱，但他们还需要在沙漠中度过50多天才能到达日夜向往的地方—西域于阗。作为丝绸之路的中枢，西域不仅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盛地，中西文化也在此交流汇聚，魏晋时期，佛教在西域兴盛，成为西域各国最富生机的社会信仰，在于阗国的国都，每一年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法会，来参加法会的，除了僧尼徒众，于阗的王公贵族、市井百姓，还有来自中原和周边各国的商人。于阗国的都城正是朱士行的目的地，除了能够参加法会，感受浓郁的佛教气氛，他还有更为重要的使命，他必须在这里找到真正的梵本佛经，并且带回中原，只有西域，才有代表佛法真谛的经书可寻。

楼劲：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就是不断翻译，不断理解，不断发展西来佛教的经典教义的结果，这三者缺一不可，这三者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我们从西方求来更多的经典。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佛陀涅盘之后，他的弟子根据他在世时的言教，结集成佛教典籍、佛经。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有天竺僧人带入西域，在这里绚丽绽放，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随着西汉丝绸之路的繁荣，佛教也一路东行，渐渐延伸到中原地区。到了东汉初年，汉明帝派遣使节从西域请来了两位天竺高僧，他们的白马千里迢迢驼来了佛像佛经，虔诚的明帝下令仿造印度样式在洛阳城建寺，迎请天竺高僧入住，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劳，寺院命名为白马寺。河洛之滨的天子脚下诞生的中国最早的佛寺，朱士行正是在白马寺登台受戒，成为汉家第一个受戒僧人，他在白马寺度过了十年的时光，自从西域求法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13年之后，白马寺迎回了中原僧人们梦寐以求的大品般若经，这部60万字的佛经，是朱士行在于阗国一丝不苟、亲手抄写完成的，他的弟子遵循他的嘱托，将经书送回中原，而他自己因为年迈，没能踏上归程。

此后300年的岁月，更多的僧人踏上了西去取经之路，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及西域各国，还到达了更为遥远的天竺。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同另外四名僧人一起，经西域，前往天竺求法，15年后，77岁的法显经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中国，作为第一位到达天竺的中国僧人，他取回了多不梵本佛经，而曾经一路同行的另外四名僧人，都已经客死他乡。漫长的取经道路上，无数僧人被沙漠覆盖，被雪山淹没，被大海吞噬。从陆地到海洋，两条丝绸之路曲折延伸，在华夏腹地交汇，一场历时300年的取经运动在这两条路上绵延不绝，源源不断地给中原大地输送了数量众多的佛经。

楼劲：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运动，当佛教传到中国，中国的老百姓开始广泛地接受它，统治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对佛教教理、对于原典，对更准确的教义的这种追求，是蕴含着对真理的一种追求，我们不能说它仅仅是宗教，就说它里面没有真理成分，所以它意味着，中国人当时为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理，真义，真教，而不惜牺牲一切。

大品般若经，被朱士行的弟子送给白马寺已经有几年了，僧人们依然无法从中感受佛法的真谛，经书的翻译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中原，还是来自西域天竺的高僧，他们一直试图突破这个障碍，但似乎都无法逾越，这些千辛万苦才求的经书就这样被大量闲置，它们近在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在梅雨季节过后的建康城，建初寺的僧人们正在大殿里搬运晾晒经书，令人们兴奋的是这些异常珍贵的孤本佛经，不会重新放回阴暗潮湿得库房里，建初寺的主持康僧会已经找到了翻译佛经的新方法。康僧会是居住天竺的西域人，自幼精通梵语，他少年时期跟随经商的父母来到交趾郡，父母双亡后，康僧会出家为僧。在三国鼎立的时代，康僧会来到东吴弘法，受到厚待，东吴为他修建了建初寺，随着大量经书被运回中原，翻译佛经成为康僧会弘法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康僧会在中国遍览儒家和道家经典，起初，只是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佛法，佛法在康僧会的笔下，更多的糅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楼宇烈：这个是一个时期，就是借用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里面的概念，去比附佛教里面的某一概念，在理解不同的方面，它自己的特点的方面，那就不是很清楚了，可以算甚至有人说扭曲、歪曲了。

翻译佛经的问题，还是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样用已知去解决未知，中原的僧人们依然无法真正走入佛法的世界，时代在呼唤一位学贯中西的佛学大师，为华夏解惑，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呢。历史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西域，三国鼎立后的中国，经历了西晋短暂统一，随后又烽烟再起前，前秦苻坚在北方刚刚站稳脚跟，便又开始了一次特殊的征程。公元383年，数万名军人在长安城外集结，他们的统帅是前秦最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吕光，吕光带领这支大军将奔袭千里，目标直指西域的龟兹国，但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攻城掠地，而失去争夺一位名震华夏的西域高僧，这位高僧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当时西域最著名的高僧，他似乎正是为了佛学而诞生，七岁出家的鸠摩罗什到了12岁已经开始登坛讲法，声名远扬，21岁被奉为龟兹国的国师。

楼劲：有很多那个高僧在看到鸠摩罗什，为他的才华作惊叹的时候，都会为他的前途做出与作出预见，将来整个佛教在中国的命运，都跟你有关系，而且你的使命就是这个。

龟兹国显然不希望将他们的国师拱手让于前秦，于是在西域各国的支持下，他们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西域联军，开始坚守龟兹城，保护罗什大师，在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跋涉，吕光的军队终于抵达龟兹城下。劳师远征并没有让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失去锐气，没用太多时间，他们便攻下城池，吕光终于见到了他的战利品，但第一次会面，让这位刚刚经历血战的大将军感到大失所望，站在他面前的纠摩罗什，竟然不过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僧人。

楼劲：就是前秦政权、苻坚政权，他们里面的这个将领，高官们，一般的文化素养并不是很高，所以吕光看到这个人很年轻，就对他有轻视之意。

在吕光大破西域联军之时，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在中原地区也刚刚结束，由前秦主苻坚亲自率领的百万大军，在淝水折戟沉沙，被东晋军队打败，前秦由此一蹶不振，并迅速灭亡。此时，向中原折返的吕光大军已经到达凉州，听到这个消息，吕光便停止了前进，就地称王，鸠摩罗什从此就被留在了凉州，而他的苦难人生才刚刚开始。

楼劲：吕光一看到鸠摩罗什的时候，老要是试他，让他去骑牛，啊让他骑很很烈的马，想让他摔下来，看看他出洋相，甚至逼着他娶妻，这显然就不是说要怎么样，而是说明他真正对佛教不是非常了解。

在与凉州的17年，对鸠摩罗什尤为重要，在一次次的屈辱中他被磨练得更加坚韧，有了更深的领悟，这位西域高僧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还喜爱上了中原的文学，与凉州文人一起吟诗是鸠摩罗什经常做的事情。在经历了前秦到后秦的朝代更迭之中，长安城的新主人后秦主姚兴，再一次集结他的军队，这一次西行征讨的路途并不遥远，而且这一次他们即需要城，也需有人。

公元401年5月，发生在龟兹的一幕在中原再一次上演，后秦主姚兴的大军一举消灭了凉州的吕氏政权，此时吕光早已不在人世，而鸠摩罗什也已经被岁月的风沙打磨成一位真正学贯中西、佛学造诣高深的凉州老僧了。现实总是比想象的残酷，亦或来得精彩，吕光带给鸠摩罗什的是诸多磨难，但也成就了他的一生，在停息了17年之后，罗什大师再次启程。此时，在长安后秦主姚兴正以国家的最高礼遇等待他的到来，一同等待他的还有沉睡了200多年的佛经，中国最大的译经场。

在这个专门为鸠摩罗什修建的巨大的译经场里，后秦主姚兴为他准备了由500多僧人组成的译经队伍，几千慕名而来的各地僧人，更是将这里挤的水泄不通，鸠摩罗什手持佛经看着梵文，汉语的译文便脱口而出，鸠摩罗什的翻译，一改之前的直译为意译，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使佛经译文不再晦涩难懂，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国佛教200余年的问题，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鸠摩罗什为后世的中国留下了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等35部近300卷汉译佛经，从此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基础。公元409年，鸠摩罗什长眠在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长安，这应该是最好的归宿，正是他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的呈献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楼劲：他到哪里，他就会把他的事业带到哪里，他就会把他的信徒传播到哪里，他就会把他对大乘佛教的这种信念、这种理解播种到哪里，所以中国佛教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性格，以鸠摩罗什为代表，这样一大批西域的高僧是分不开的。

不过，无论是前秦苻坚还是后秦姚兴，他们延请鸠摩罗什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弘扬佛学文化，鸠摩罗什原本是作为辅佐朝政的国师，被请入中原的。请外国佛教僧人来中原弘法，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佛教在中原，更多被视为一种外来的神仙方术，到16国时期也是如此，而且成为一种潮流，。莫高窟，第323窟里有一幅全景式连环画，画面完整地描绘了一位高僧的三个神异故事，幽州灭火，闻铃断事，以水洗肠，他就是比鸠摩罗什早来中原100多年的西域名僧佛图澄。公元310年，79岁高龄的佛图澄从西域来到洛阳弘法，不久，西晋政权在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下瓦解，北方陷入胡族混战之中，此时的佛图澄并没有跟随晋室南渡，他做出了一个让世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投奔了杀戮成性的羯族首领石勒，因为那些坊间传说的神异故事，使石勒对佛图澄十分尊敬，石勒建立后赵，将佛图澄尊为国师。因为佛图澄的到来，佛教在后赵逐渐兴盛起来，血腥杀戮也渐渐淡去。

据历史记载，佛图澄当时在北方影响巨大，门徒多达万人，在佛图澄所传法的州郡，建立的佛寺也多达到近千座，信奉佛教的王公、贵族、民众也变得越来越多。然而在一片繁华之下，问题也渐渐开始滋生，王侯的崇信，百姓的敬奉使僧人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许多并非真心礼佛之人，为谋求各种利益出入寺庙，佛门开始变得鱼龙混杂。公元348年，117岁的佛图澄圆寂，此后的后赵国，内乱不断，这更使得北方佛教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那么谁能担当起弘扬正法，整顿佛教的重任呢，这份责任落在了一位长相极为丑陋的中原僧人肩上。

在与佛图澄邂逅之前，道安作为僧人，主要的修行方式就是在田地里独自干农活，这与他出家之前，在河北冀州老家所做的没有太大区别，道安之所以不能与其他僧人一样修行，完全由于他的相貌，因为寺院里没有谁愿意见到他。这位丑和尚，倒是乐于他的工作，田地成了他的课堂，在这里，道安将耕种收割，与背诵佛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他记不清楚已经收割了多少庄家，但他清晰地记得背诵的每一句经文。当道安离开寺庙四处游学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让他变得更加丑陋，没有哪位高僧愿意收他为徒，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佛图澄，他看到了这位丑和尚的珍贵内涵。

楼劲：道安作为佛图澄的学生，确实青出于蓝，因为，到道安传教的特点恰恰是，不依靠这种奇门异术，完全世依靠自己对于教义的理解，完全依靠佛教本身的魅力来打动群众，来争取教众。

道安整治北方佛教的时代，正赶上北方群雄并起、战火连天的时候，但对佛门的整顿也已是迫在眉睫，不然佛法将会被那些并非真心比佛之人彻底毁掉。于是，道安一边带领庞大的僧团四处逃亡避难，一边开始制定僧尼规范，道安参考以前传入中原的部分佛教律学经典，再集合当时的实际，逐步制定出一套佛门礼仪规制，从焚香定座到登坛讲法，再到日常修习的行住坐卧，唱经悔过之法等等都无一不备，就连姓氏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这里是位于西安郊外的护国道安寺，据说道安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每天，释宏瑄法师都要到这间道安院做礼敬供养，以此来感恩这位祖师，而这正是道安僧人们每天修行功课的重要内容之一。道安之前，中国的出家人都跟随师傅姓，各门各地的姓氏千差万别，为此还造成过不少门派之争，道安认为佛教创自释迦牟尼佛，因此规定僧尼一律以释为姓。

楼宇烈：天下的出家人都姓释，这个看来是个小事情，我觉得就很有意义，就是说大家有个认同感，有个共同的认同感。

对于佛门的整顿，使道安的僧团中少了很多鱼目混珠之人，但道安还要面临一个更为艰难的选择，他如何引领师父托付给他的庞大僧团，如果依然还是集体逃亡，一旦遭遇不测，很可能会被集体屠杀，如果将徒众分散，可以保住性命，但又如何弘扬佛法呢。战乱的社会环境迫使道安最终选择了后者，每次分散徒众，对于已经年迈的道安来说，都是一次生死离别，他总是要对弟子反复叮嘱，要求他们严守记住戒度、不忘弘法，随着徒众的一一离去，这位老僧将要效仿他的师傅佛图澄，孤身一人去投奔北方最有军事实力的人物苻坚，以此来拯救众生。

在湖北襄阳，对于最后要离开他的弟子，道安没有说一句叮嘱的话，这位弟子临别前，不解的问这是为什么，道安告诉他，因为没什么可担忧的，但这位弟子却没有像他的师兄们那样，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弘法，而是一头钻进了幽深静雅的庐山，他就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东林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祖庭，尽管经历多次的损毁与重建，今天它依然能让人感受到魏晋时期的风貌，而他的第一任主持，正是道安的弟子慧远。

出于对慧远的仰慕，公元386年，江州刺史桓伊在庐山脚下为慧远修建了东林寺，从此，慧远再也没有离开过东林寺，离开庐山，然而没过多久，一件事情让本想在庐山安心修行的慧远越来越寝食难安。东晋初年，一位新上进的宰相提出，沙门要对王侯行君臣之礼，这位宰相代替皇帝连发了两份诏书，诏书不仅要求沙门必须遵循君臣的礼制，还指责佛教有损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关的争论一直在延续。

楼劲：沙门不敬王者呢是要处理好佛教跟统治者的关系，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个帝国，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它已经是这样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当中，天地君亲师，皇帝的地位最高，忠和孝是最主要的规范，在家就是要孝，在国就是要忠。

楼宇烈：父母在，不远游，要讲孝，中国的文化是从孝推到忠，对国家我们将忠君，君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政权。

宰相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连绵的战争让很多人躲进佛教僧团中，僧侣的数量剧增，鱼龙混杂的情形再次出现，一些人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僧人不遵守国家的礼制造成的，佛门的乱象让慧远十分愤懑。然而，这和僧人不行君臣之礼有什么关系呢，正当慧远愤懑之际，有一个人找上门来，要跟慧远当面讨论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王者，这个人就是当朝的权臣桓玄，桓玄是在发兵征讨他的对手时，路过庐山的，他要求慧远下山迎候，慧远以生病为由拒绝了。桓玄决定亲自上山，他要亲眼看看这个身不出庐山，却名闻于远近的和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史书记载，见面之后桓玄就劈头盖脸引用孝经来责问慧远，慧远并没有引用佛经来反驳，而是同样引用孝经来阐释尽孝与修行的关系。桓玄又问慧远，如何看待自己对敌人的讨伐，慧远说愿你们彼此平平安安。慧远的回答，让桓玄什么震惊，因为他已经剑指晋安帝的皇位，不久桓玄谋权篡位成功。准备着手整顿佛门乱像，他专门写信征求了慧远的意见，对慧远的意见予以采纳，最后有三种僧人留在的寺院，一种是能够畅说义理的，一种是严守纪律的，还有一种是虽然不能唱说义理，但能诵读经书并且远离尘世，这样的标准，恰恰是对佛教最大的保护。桓玄写信给慧远，讨论沙门是否应敬行王者之礼，慧远专门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最后，桓玄下诏书说，佛法宏大，所不能测，诸道人勿复致礼也，从此沙门不敬王者终于有了一个结论。

楼宇烈：慧远在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很多，出家是在更大的意义上面的尽孝和尽忠，因为他不光是为了一个小家，为了整个的人、众生，那么来奉献自己，等于是贡献自己。

慧远，这位足不出山的高僧，此时的影响力已经远在山林之外，他所创立的净土宗，也正是由此发端，成为中国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宗派之一，一声阿弥陀佛更是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口头禅语。整个东晋16国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的进步和佛教的普遍流行，都促使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从北魏初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成为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见证，众多在那个时期修建的千年古刹，如今成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名片，寺院和石窟的大量开凿、兴建，也带动了佛教壁画、绘画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家曹仲达、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都应佛教的绘画而举世闻名，文学家曹植创作的一曲渔山梵唱，更使中国音乐开始变得别开生面。

楼宇烈：佛教到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影响，从理论到实践，到民间的习俗生活，它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去，也就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体构成，儒、佛、道三教，以至于我想的，不能够在范范的讲它是一个外来文化，因为它已经融合到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去了。

在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三百多年间，佛教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最终形成气象万千、光彩夺目的中国佛教。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这首曲子名叫《玉树后庭花》，常被后人称作亡国之音，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与嫔妃们的唱和之作，陈后主不理朝政，日日夜夜沉湎声色，不久陈后主的江山就如那花期短暂的后庭花一般凋零破碎了，此前的300多年，类似亡国之音一直在南北大地上吟唱，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北方，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黄河流域期间，五胡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短的只存在过八年。在南方，朝代更迭也同样频繁，滚滚长江水，目睹着这些割据政权的兴亡离合和人民的深重苦难。

南北朝后期的长江不仅成为割据政权的割裂带，更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愈合的伤痕，然而，统一是历史的趋势，是政治的需要，经济的要求，文化的向往，人民的渴望。但此时的南朝由于政治腐朽昏庸，无心统一，北朝则受游牧民族的牵制，无力统一，山河分裂，天下犹如一盘乱棋，那么如何破解破解这个三百多年来无法解开的困局呢，破解这个困局的棋子，没有落在南朝的政治中心健康，也没有落在北魏的政治中心洛阳，而是落在了这一片荒凉苦寒之地。

位于大青山北麓的土城梁村距离呼和浩特市西北25公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在往北，是荒凉寂寥的大漠，谁能想到这一段段寂寞的黄土梁所怀抱的，曾经是北魏的军事要塞，武川镇，后人感叹武川镇乃王气所聚。在这个区区弹丸之地，先后走出了北周、隋、唐三朝皇室，左右的中国仅300多年的历史。

楼劲：那么当时有一个术士，他在武川镇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相术似乎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因为他满目所见，大街上这个小个衙门当中看到的都是帝王将相，怎么回事儿，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回来以后他就把相书烧掉，但是的确，从六镇当中出现了影响整个中国以后历史的一大批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

公元398年，北魏占领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这由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将国都迁至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为了抵抗北部游牧民族柔然的攻击，拱卫平城，北魏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一系列军镇，其中有六个最为重要，除武川镇外，另外五个分别是沃野、怀朔、抚冥、柔玄、怀荒，这就是著名的北方六镇，北魏抵抗柔然的军事主力集中在北方六镇，六镇边将多由拓跋氏贵戚贤臣充任，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虽然远离政治核心，却不影响仕途，常被特别提拔，因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然而，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后，北方六镇地位一落千丈，镇守边疆的勇士们逐渐被遗忘，成为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弃儿，空间的距离扩大了政治身份的差距，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变为清途所隔，流连于繁华富庶的中原，谁会想到那荒凉苦寒的边塞，边镇的军将们不但失去了往日的荣耀，镇兵镇民们甚至被归入了贱民的行列。

楼劲：六镇集团原来是由最高贵的士人到北方去镇守，现在呢，被视为最低贱的军人，尤其是下层军将们，他们之间就是放酒高歌，义气相投的关系啊，义父、义兄、义子的关系，那么在这样一种强固的集团，在面临强大的鄙视，强大的把他们放到社会底层那种压力的时候，他所激起来的反弹，他所表现出来的团结，是任何人也比拟不了的，是当时的任何集团也比拟不了的。

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牢固的家族关系，再加上积聚已久的怨气，使北方六镇最重要的卫戍之地，逐渐演变为北魏最不安定的地区。公元524年3月，因沃野镇下辖的一个高阙戍戍主对下属苛刻，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杀戍主，很快就占据了沃野镇，揭开了六镇大起义的序幕。很快，战火席卷而来北方六镇，六镇军人集团乘势起兵，经过一系列的军阀混战割据后，来自怀朔镇的高欢和来自武川镇的宇文泰主宰了北魏王朝的命运。这两位并世枭雄最终将北魏分割为东魏和西魏两个相互对峙的政治，北魏的分裂削弱了北方的力量，再加上塞外新兴的突厥，不作为的南朝，中国陷入更为混乱的政治割据中，国家统一的前途更加渺茫。

历史在黑暗中继续蜗行摸索，它在呼唤一个强势人物，一个真正能够一统天下的君主。公元541年7月的一个深夜，一声响亮的啼哭在西魏冯羽城中响起，同州刺史杨忠的夫人吕氏在这里诞下了一个健壮的婴儿，他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就在这天晚上，一个名叫智仙的尼姑，特地从山西度过黄河，星夜兼程来到同州求见杨坚的父亲杨忠，她告诉杨忠此儿大有来历，不可养于俗人之家，杨忠相信了这个素昧平生的尼姑，决定将自己宅院劈为尼寺，将儿子交给智仙抚育。

黄正建：杨坚这个家族，从五代祖开始，就世代都在武川镇为守将，到了杨坚的父亲杨忠这一辈，这个家族开始兴盛起来了，因为杨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身材魁梧，武艺绝伦，见识深远，后来他随着宇文泰就到了关西，在对东魏的战争中，他战功卓著，就成了宇文泰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将领，被封为隋国公，那后来为什么杨坚建立的王朝叫隋朝呢，这隋就是从这来的，那么杨坚就出生在这么一个显赫的家族里面。

由于杨忠常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外，杨坚的青少年时期大多都是与智仙一起度过的，智仙还给杨坚娶了一个非常佛教化的小名那罗延，意为金刚力士，历史已经无从探究，智仙的具体来历，但她却对杨坚的一生影响巨大，将杨坚真正的历练成为一个勇猛精进、刚毅沉着的金刚力士。一带枭雄宇文泰曾夸赞杨坚，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在杨坚的成长岁月里，东魏和西魏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五次，在一系列的拉锯战中，战争的天平逐渐倒向西魏，事实上在与东魏高欢集团对峙之初，局促关中一隅的宇文泰集团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尤其是武力上根本就不具备与高欢相抗衡的能力，因为经过六镇洗礼的鲜卑武装，有20多万都归入了高欢的麾下，由宇文泰所统领的军队，不过区区一万人。

由于宇文泰武川居民集团的实力较弱，特别是其中的鲜卑军队数量很少，要稳定关中地区的政治秩序，并与高欢集团相抗衡，他们就必须要依靠关中本地的汉人豪强。为了将此前互不统属的军队与乡兵进行整编，从公元543年开始，宇文泰开始着手军制改革，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一些汉人豪族相继率领乡兵归附宇文泰。到了公元550年，宇文泰终于完成了府兵制的建设，将此前一盘散沙的地方武装打造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

楼劲：府兵制是当时宇文泰用来安定关中地方和加强自己军事力量，甚至是强固自己军事政治核心的措施，宇文泰带领他身边的核心军将集团来到关中之后，他面临的形势是一个又一个的汉人豪强集团，把率领这些士兵的汉人豪强纳入到高级将领，各级将领的位置上去，让自己身边的核心集团，做最高级的将领来统领他们，这样的编制出了一套军事系统。

在西魏府兵制的顶端是八位柱国大将军，除了宇文泰本人和西魏宗室元欣之外，还有六位，即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瑾、侯莫陈崇，在八柱国之下还设有12大将军，他们都是府兵制下最重要的领兵大将。杨坚的父亲杨忠就身居12大将军之列，正是借助府兵制，西魏军队的战斗力逐渐增强，不仅可以与东魏相抗衡，而且在双方战略态势上日益占据优势。成年后的杨坚开始跟随父亲加入到征战的行列中，此时，高欢和宇文泰早已不再人世，他们的儿子高洋和宇文觉也已经先后废掉东魏和西魏的皇帝，建立了北齐，北周两个国家，但相互之间的战争依然在继续，特殊的成长经历使杨坚很快在战争中暂露头角，先后被北周皇帝授予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展现出超强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王者之气。杨坚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势力更大的独孤家族的赏识，这促成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联姻，父亲杨忠为他赢取了独孤家族的第七个女儿，杨坚的岳父独孤信，是鲜卑贵族，位居西魏的开国元勋，位居府兵制顶端八大柱国之一。

黄正建：独孤信家族是一个鲜卑贵族，他的祖先是鲜卑的一个部落大人，所以他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较高了，他当然也是出生在武川镇，也是跟着宇文泰到了关西，他的长女就嫁给了北周的皇帝，后来成为北周明帝的皇后，他的第四个女儿就嫁给了同样是八柱国的李虎的儿子，叫李昞，这个李昞就是后来建立了唐王朝的唐高祖的父亲，换句话说独孤信的第四个女儿就是唐高祖李渊的妈妈，他的第七个女儿就嫁给了杨坚，后来成为了隋朝的文献皇后，就这样独孤家族一门出了三个皇后。

无论是在北周还是在之前的西魏，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的联姻非常普遍，这得益于宇文泰的治国之策，割据关陇一隅的宇文泰兵力财力不及东魏的高欢，文化上不如江南萧氏，因此必须要寻找一个全新的政策，在精神文化层面将不同民族融合。这是宇文泰在府兵制之外又一次改革，宇文泰用儒家经典周礼来改造中央官制，使汉族豪强与士人归心，同时给一些汉族军将赐予鲜卑姓氏，以达到杂糅胡汉的目的。杨坚家族就被赐为普六茹氏，这样一个胡汉势力相结合的政治同盟集团—关陇集团登上历史舞台。通过政治联姻，加上能征善战，杨坚迅速进入关陇集团的核心。

楼劲：关陇集团是关是关中，陇是陇右，它就是指当时一个地区性的一个豪强集团，这个集团在宇文泰率军来到关中，并且把关中地区的军事形势暂时稳定下来后，就成为宇文泰首先需要利用和依靠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他们都是府兵集团当中的高级将领，中级将领，所以整个关陇集团也就是宇文泰的统治核心集团，关陇集团的意志就直接表现成为北周王朝的统治意志。

关陇集团的出现是北朝民族融合的最后一环，在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程中，民族政策的好坏与民族融合程度的高低，始终考验着政治家的智慧，是王朝兴衰的重要杠杆，与宇文泰实行的民族融合政策不同，东魏高欢有着非常强烈的鲜卑化倾向，强大的鲜卑军队是高欢集团赖以生存的根基，无论是东魏还是今后的北齐都在通过许多措施来确保他们的利益。高欢经常使用鲜卑话号令三军，鲜卑官员也普遍轻视中原士族，在朝堂议事时吗，甚至以狗汗汉呼之，在民间鲜卑人欺凌汉人同样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不仅激化了民族矛盾，也使北齐朝政迅速走向腐化。

公元577年初，北周和北齐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此时，决定战争胜负的天平已经完全走向北周，很快，北周灭掉北齐，统一的中国北方，实现从天下三分到南北的隔江对峙，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这一年，杨坚三十六岁，因为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上柱国，更为重要的是，杨坚再一次得益于政治联姻，此前他13岁的大女儿杨丽华，被周武帝选为太子妃，北周统一北方的第二年，武帝病逝，宣帝继位，杨丽华成为皇后，杨坚也随之被晋升为大司马，距离最高权力宝座越来越近。这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从中不难感受到，杨坚深沉严毅的王者气质，然而，正是过于高的荣耀和霸气外露的外表，将杨坚推向了最危险的境地。

雷闻：随着杨坚的地位和政治威望的提高，周宣帝对他越来越猜忌，所以他的处境其实相当危险，周宣帝曾经对杨丽华，也就是杨坚的女儿，就说早晚有一天我会族灭你们杨家，有一次，周宣帝诏杨坚入宫，在入宫之前他就事先告诉身边的左右侍从，一旦发现杨坚神情有变，就立即杀了他，所以到杨坚入宫之后呢，他表现就非常泰然自若，面对周宣帝的百般责辱，他装聋作哑，最终能躲过一劫。

为了化解周宣帝对他的猜疑与忌惮，杨坚请求外调为扬州，今安徽寿县总管，暂时远离政治中心，此前杨坚就先后担任过随州刺史，定州总管和亳州总管，深知北周存在的流民问题，官制腐败问题，州郡县多重管理的混乱问题，同样会毁掉这个国家。这让杨坚对最高权力充满了渴望，他想改变这一切，但目前他需要在隐忍中等待。公元580年5月，已在上一年退位的周宣帝暴病身亡，撇下了年仅8岁的静帝，北周的王气黯然而收，作为静帝的外祖父，已晋爵为隋王的杨坚距最高权力宝座只有一步之遥。此时的杨坚完全不必再收敛他的王者霸气，为了防止北周宗室势力发动兵变，他先后将五位亲王召为长安处死，这使那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深感不安。

公元580年6月，宇文泰的外甥，坐镇山东的大将尉迟迥在相州实施，声讨杨坚，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很快起兵响应。一时之间三方并乱，半天之下，汹汹鼎沸，杨坚无法容忍统一的北方重新分裂，他派遣汉族名将韦孝宽首先全力进攻最具威胁的尉迟迥，很快攻破邺城，尉迟迥自杀身亡，八月底，杨坚大军压境，陨州总管司马消难逃到陈朝，到了十月底，益州总管王谦被杀，传首京师，这样仅仅用了四个月，三总管之乱就被彻底平灭。

吴宗国：在平定尉迟迥三个总管的叛乱之后两个月，杨坚下令把宇文泰改为一些鲜卑姓氏的汉族将领的姓氏还为汉姓，你比如说杨坚原来叫普六茹氏，现在就还原为杨坚，这就表明杨坚要向大家宣布我是汉族正统的代表，同时也表明了他要跟原来的鲜卑这样这些传统划清界限。

公元581年2月，杨坚废掉了北周最后一个皇帝静帝，从外孙手中取得了皇位，建立了由汉人执政的大隋王朝，杨坚之所以极力标明自己汉文化的正统性，因为，只做一个拥有半壁江山的北方皇帝显然不是杨坚的志向。自隋朝建立伊始，他已经剑指南朝，然而。隋朝虽然取代了北周，但政治格局与多年前的的北魏时期并无两样，此时中国南方由陈朝割据，北方则受到突厥的牵制，要统一天下，杨坚必须首先解除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考验着杨坚和新兴王朝的勇气和智慧。突厥是北朝末期崛起起草原的游牧民族，有数十万精锐骑兵，北方草原的众多部族都归附旗下。北齐、北周对峙时，双方都争相拉拢勾结突厥，每年送给突厥大量丝绸等物资，试图以此换取其帮助，突厥自然乐得坐山观虎斗。

黄正建：突厥的他钵可汗曾得意地说，我在南边儿这俩个儿子这么孝顺，我还愁物质缺乏吗，他说的这两个儿子就只能是北周和北齐，可见，他的骄横之态，不过随着北周平定北齐统一北方之后，突厥就不可能再通过操纵中原内战，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特别是杨坚建立隋朝以后，对突厥就采取了更强硬的政策，史书记载，待之甚薄，那么突厥对隋朝十分怨恨，不断派兵南下侵扰。

不过强大的突厥也有着无法克服的弱点，那就是内部矛盾重重，与沙钵略可汗同时并立的还有达头、突利、阿波等几位可汗，形成割据态势。对此，开皇元年581年12月，曾出使突厥，熟悉其内幕的长孙晟给杨坚上书，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政策，分化瓦解突厥各部，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收到了奇效。公元583年夏，隋文帝任命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分兵八道出击突厥，出击突厥，大败沙钵略可汗，突厥战败，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由于东西突厥相互对峙，他们分别向隋朝示好，北朝末期的战略态势至此完全颠倒过来。公元584年，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终于臣服于隋朝，据说，当曾经不可一世的沙钵略可汗，在长孙晟的威逼利诱下，跪受杨坚诏书之后，感到羞愧难当，与大臣们抱头痛哭了许久，不仅是因为颜面尽失，更让他们伤感的或许是突厥强盛时代的逝去。

解决了北方的后顾之忧，杨坚终于可以将他的目光投向隔江而治的陈朝，据隋书记载，自隋朝建立以后，杨坚多次与群臣讨论平陈之策，对此，他表现得尤为审慎。200年前，前秦苻坚挥师百万，大军南征，结果一战击溃，致使中原地区再次陷各族政权的混战之中，杨坚不想重蹈覆辙。他采纳了当朝宰相高颎较为稳妥的建议。

雷闻：高颎建议在江南的收获季节，在江北开始集结一部分隋军摆出一副进攻的态势，虚张声势，诱使陈朝屯兵防御，这样可以耽误江南的农时，等陈军开始集结之后，隋军却立即卸甲收兵哦，这个建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破坏江南的经济，二是麻痹陈朝，为以后进攻增加了突然性。

但这个建议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无法有效分解陈朝的主力军队，开皇六年也就是公元586年虢州刺史崔仲方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战略计划，在武昌以西的长江上游打造战船，多张形势，吸引陈朝的注意力，将武昌以东的长江下游作为隋军的主攻方向，密谋渡江之计，如果陈军以精兵增援上游，则武昌以东的隋军即可乘虚横渡长江，直取建康，如果下游的陈军不动，则上游的隋军可顺流直下，配合下游隋军攻取建康。杨坚对这个计划大为赞赏，完全予以采纳。

公元587年，杨坚对长江北岸的隋军进行了精致的部署，并密令大将杨素在白帝，今天的重庆奉节建造战船，又令人将造船的余材投入长江顺流而下，给陈朝施加心理压力，诱使陈朝调兵西上，从而转移对下游隋军备战的注意。公元588年3月，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为了瓦解江南民心，他令人将这份檄文抄写了30万份，令人悄悄在江南各地分发，就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陈朝却依然是纸醉金迷、歌舞升平。陈后主自以为江南为王气所在，根本无需担心，大臣也说长江天堑，自古隔绝南北，隋军难道还能飞过来吗。然而北方的隋朝却并不这么认为，隋文帝与大臣们早已成竹在胸，北方国力的增强，已经打破了南北间的均势，北方各族人民以汉为主流的大融合，又逐渐消除了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人民向往统一。呼唤统一，支持统一，这都使隋文帝对统一充满着信心。

黄正建：中国人啊，中国的古代人包括现代的人，他心里是有一种统一的情结，这种情结大概从春秋战国时候，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有了，就是他有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那种概念，就是说这块土地上应该只有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这种观念是深入人心的，只不过你再怎么分裂，最后它终究要走向统一。

公元588年11月初十，随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三十里的定城，隆重誓师，50万南征大军在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的统帅下，如同洪流一般兵分8路，从潼关大门奔涌而出，这是自前秦王苻坚兴兵南征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而这一次，淝水之战的风声鹤唳历史没有重演，战争进展之顺利，甚至超出了隋文帝的想象。韩擒虎、贺若弼是平陈之役的两个主要角色，公元589年正月初一，贺若弼自广陵渡江，很快攻占京口，韩擒虎则自采石夜渡长江，他们分南北两路，对建康形成合围之势，贺若弼大军苦战两日，击溃了陈军的主力，而韩擒虎则率奇兵在正月21日率先攻入建康城。

雷闻：当韩擒虎攻入皇宫之后却四处找不着陈后主，这时候一个内侍偷偷指了一下景阳殿后面的一口枯井，隋军的就明白意思了，然后垂下一根绳索将陈后主拖出，同时拖出的除了陈后主之外，居然还有他的两位嫔妃，因为是张丽华，一位是孔贵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忘带上两位嫔妃，可见这个人真的不适合当皇帝，杨坚也看出这一点，所以呢他并没有杀掉陈后主，而是下令隋军的将他带入长安，带回长安，封他了一个侯爵，给生活上也比较照顾，当然了，隋文帝这样做也是为了安抚江南的百姓和民众。

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谁怜容足地，却羡井中蛙，千年之后杜牧的诗句仍然使人回味不已，他形象地写出了陈朝灭亡的原因，也道出了陈朝末代皇帝的无尽悲哀。攻取建康之后，其它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到了二月初，岭南的冼夫人率众归附隋朝，自此，陈朝皆平，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历史使命。这是数百年来多人梦想的目标，无论是前秦的苻坚、北魏的孝文帝、还是鲜卑英雄宇文泰、一代英主周武帝，他们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这更是中华民族的夙愿，经历了300多年的大分裂，人民对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他再次将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也开启了，随后而至的大唐王朝200多年的承平之运。但版图的统一仅仅是再造统一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等待隋文帝杨坚和大隋王朝去完成的，将是更为重要的使命，他需要为这片寥廓的版图注入新的体制，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分裂的因素，这无疑考验着这位杰出政治家和整个民族的勇气与智慧。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只要一位女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破天荒的成为男权社会的皇帝，她所统治的王朝前承贞观之治，后启开天盛世，中国的整体国力大幅度提高，她虽然离开人世已一千三百多年。但时至今日，人们常常提起她，她是魔鬼，因为她的杀气太重，她是圣主，她的一生总与奇迹相伴，她在突破，突破了世俗，突破了宫廷，突破了男权社会，突破了整个时代，她所成就的辉煌，为人类历史增添了与众不同的无比瑰丽的色彩，她的传奇不可复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就是武则天。

这是位于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中最为著名的一尊佛像，卢舍那大佛，虽然经历了千年的沧桑，但仍显得悠远神秘，传说中，它是按照一个人的容貌塑造，而这个人的名望远胜于这尊大佛，她就是武则天。公元638年，十四岁的武则天被召入皇宫，成为皇帝唐太宗的女人，这对于武家来说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举家欢庆，。最疼爱她的母亲却非常担心。因为她知道，最为尊贵的皇宫，也是十分凶险的地方，处处充满了明争暗斗。武则天离家时，母亲哭着与女儿诀别，而武则天则显得非同寻常。

刘后滨：十四岁入宫，一般的人入宫都是悲悲啼啼，因为那预示着你的命运今后很惨，武则天入宫，她妈妈就哭，她就劝她妈妈说了句话，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意思是说我有机会见到皇帝，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祸不是福呢，你干嘛要像平常家小儿女一样哭哭啼啼的呢，这句话是武则天时代的一个时代强音。

公元625年武则天出生于山西文水，她的父亲武士彟本是商人，为唐朝建国立下功劳，最终晋升为工部尚书，武士彟的原配相里氏病故，唐高祖亲自做主，把隋朝权贵，观王杨雄的侄女嫁给他，这就是武则天的生母，武则天有一个很美好的童年，父亲非常疼爱她，但刚刚十一岁使父亲就去世了，她的异母兄长对她很不好，命运的转折，使武则天过早的体会到世态炎凉，敏感的内心蒙上浓厚的阴影，她倔强的想要脱离家庭的束缚，宁愿到深不见底的皇宫中去奋斗。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唐太宗有很多女人，武则天只是并不抢眼的一位，唐太宗看见武则天，看她眉目间有无穷的妩媚，于是赐号为媚娘，但光靠这种妩媚，在佳丽如云的后宫并不能脱颖而出，武则天入宫的地位并不算高，只是一个才人。

黄正建：唐朝的嫔妃制度是这样的，除了皇后之外有四妃，就是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四妃之外就是九嫔，九嫔就是有9位，第一等就叫昭仪，九嫔之下呢，又是婕妤9个，美人9个，才人9个，才人当然是最低的一等了，才人之下还有宝林27个，御女27个，才女27个，基本就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武则天的是进宫的时候是封为才人，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讲到婕妤、美人、才人的最低一等。

武则天必须要显示与众不同，一个意外的场合，机会似乎降临。唐太宗有一匹狂烈的骏马狮子骢，身手矫健的骑手也不能驯服它，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柔弱的武则天站了出来，她说只需给我三件东西，我就能驯服这匹烈马。唐太宗吃惊的看着武则天，问她需要哪三样东西，武则天回答，一是铁鞭，二是铁檛，三是匕首，如果铁鞭打它不服，就用铁檛击它的头部，如果还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咙。似乎武则天这番话也让太宗感到了暗暗的杀气，在整整漫长的十二年光阴里，武则天一直试图有所突破，但毫无结果，她的地位没有得到任何升迁，更令人担心的是唐太宗即将死去，所有的希望似乎都将跟随着唐太宗的驾崩而破灭。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逝于含风殿，整个后宫凄风冷雨。

吴宗国：皇帝死了以后，没有子女的（妃嫔），一律到感业寺去做尼姑，大概就这么一个制度，那么做了尼姑以后，就在那里了此一生了。

武则天也不例外，唐太宗一死，她被迫到感业寺当尼姑，陪伴她的只有晨钟暮鼓。这就是武则天当年出家的感业寺，它已经在西安西北静静的度过1000多年，如今它在一所小学的后院，孩子们也在30年前搬离这座房子，到教学楼上读书。但是，这里一直不变的是老师讲述的故事，在这本教材中，讲述了武则天的一生，老师尤其会重点讲述武则天在这里的经历，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感业寺的磨砺，武则天未必会有后面的辉煌。在感业寺，武则天是孤独的，她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太子李治，在唐太宗病重期间，两个人同时服侍唐太宗，没想到相互间产生了浓浓的爱意。此时李治已成为新皇帝，但他们两人一个在皇宫，一个却在寺庙，这是武则天唯一的机会，公元650年，在唐太宗周年忌日时，李治到感业寺行香祈福，武则天终于见到了李治，泪如雨下。李治同样急切地想把武则天接入宫中，但武则天毕竟是自己父亲的女人，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即便身为九五之尊，李治也无计可施。王皇后知道了此事，主动建议皇上将武则天秘密召进宫中，王皇后当时正想对付受宠的萧淑妃，她觉得将武则天接入皇宫可以为她所用，但王皇后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让她后悔一生的决定。

黄正建：女人这种选择其实很傻，她等于引进来自己一个敌人，她以为她会站在自己这边来窦别人，她没有想到这个人也得宠了怎么办。

被压抑的情感一旦再度复燃，便爱的一塌糊涂，进宫后李治将三千宠爱集于武则天一个人身上，武则天很快就被封为昭仪，他们的情感还不是短时间的，而是长久的。王皇后终于受不了了，王皇后转而联合萧淑妃一齐对付武则天，她们机关算尽，要把她彻底打垮，而武则天要抗争的却不只是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个人，更大的障碍还在宫廷之外，王皇后的背后是强大的支持唐王朝政权的关陇集团。

刘后滨：关陇集团是在北朝后期，西魏北周开始形成的一个以关中陇右地区的这些军事贵族，为核心的一个政治集团，那隋唐的皇室都出自这个集团。

唐高宗李治支持武则天，他与舅舅长孙无忌、大臣褚遂良等代表的关陇贵族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长孙无忌、褚遂良是唐太宗临终前的顾命大臣，是他们全力协助李治当上了皇帝，而且在李治称帝后，继续执掌着朝政大权。李治和武则天起初打算，以和平方式笼络长孙无忌等大臣，但无论如何低声下气，都无法奏效，此时的斗争已转换为关陇贵族与新兴力量的较量，为了对付关陇集团，李治、武则天转而扶植新势力，一批依靠科举入仕、庶族出身的薪金官僚，如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斩露头角。双方的争斗已到了最后关头，宫廷内外充满了紧张的氛围，这时，手握兵权的元老重臣的李勣在一份秘密的奏章中，对唐高宗说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

吴宗国：李勣对唐高宗说，立皇后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你用不着去问这些人，唐高宗接受了李勣这样的建议，果断地废掉了王皇后，立武则天立皇后，这说明了什么，立皇后由国事变成了家事。

此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被相继贬杀，王皇后、萧淑妃被打入冷宫，这不仅标志着自西魏、北周以来关陇贵族统治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皇帝—贵族政体的终结。公元655年10月，武则天入主中宫，册立皇后，从入宫那一刻起，武则天就面临着作为女人的各种压力，她一直在试图突破，如今，经过十七年的坎坷与抗争，四十四岁的武则天如愿以偿，她终于登上了女人世界的最高峰。

刘后滨：唐高宗历史上说他一个很懦弱的人，其实他其实还是很敢做主的一个人，废王立武对他来说是件大事，能够做到这一步也是很不容易。

朝廷中新掌权的政治力量是由于拥护武则天而起来的，这无疑增加了武则天的政治砝码，使她不再局限于在后宫当皇后，皇帝李治身体多病，将朝廷的一些事情交给武则天处理，武则天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唐高宗对武则天的处理非常满意，于是委以政事，劝农桑、薄徭赋、广延路、杜谗言，武则天的建言12事，处处为百姓和中下层官员着想，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也集中体现了武则天的政治智慧。紧接着，武则天开始组建自己的权力网，她招纳许多文学之士，组成自己的智囊团，称之为北门学士，她让智囊团参与朝政重事，密令他们参决朝廷奏议及百司表书，以分宰相之权。不过，唐高宗仍然执掌着最高统治权，虽然武则天一度自作威福，引起高宗的不满，但最终他们还是和好如初，在政事的处理中，武则天越来越能就大局出发，做出重大决策。就在这一年，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二人共掌朝政，三十年驾轻就熟治理着国家，武则天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水平，她其实已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

吴宗国：那么在官员的任用上，这个武则天了也是受到了历代好评，司马光、李贽都评价武则天，在用人方面，爱养人才、爱护人才，使天下英雄尽为之用，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只要你是真正有才了，就提拔到负责的岗位上去，所以这样子使得当时整个的政治也是充满了活力。

可是，公元675年3月，当唐高宗风疹加重无法上朝，打算逊位于武则天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由一个女人来做皇帝，这是中国千年以来从未所有过的，马蜂窝被捅开了，包括宰相郝处俊在内的朝臣们不顾一切的强烈反对着，为稳定局势，唐高宗只好中途作罢，武则天也退缩了，这件事毕竟突破了男权社会的底线。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病逝于洛阳宫，临死前，唐高宗留下遗嘱，太子即位于柩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公元684年1月3日，太子李哲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唐中宗年轻气盛，不顾法度的破格提升皇后之父韦玄贞。这件事强力刺激的武则天，她雷厉风行地召集百官，下达太后令，将唐中宗废为庐陵王，转而立幼子李旦为皇帝，她自己则从幕后走到前台，牢牢地掌控了朝政大权，武则天废立皇帝，其实调战的是根深蒂固的皇权制度。

这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武则天很可能因此身败名裂，她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扬州爆发了徐敬业的叛乱，这件事发生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第二年，文学家骆宾王还写下了名传千古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来点燃大众的反武激情。徐敬业的兵变看似来势汹汹，但很快被镇压，越王李贞等李唐宗室宗王也在各地发动了武装反抗，同样被武则天轻松镇压。在平叛兵变的过程中，武则天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在政局中的绝对优势，她找打了自信，紧接着，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官吏的整治行动也逐渐展开。武则天创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报箱，她大开告密之门，发布命令，只要有告密者，臣子们不得过问，都要提供当时最快捷的交通工具—驿马，以武品官员的待遇提供饮食，让其一路顺风的抵达皇宫。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符合武则天的心意，此人就会马上得到破格重用，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是虚构的，武则天也不予以追究，这无疑是对告密份子最大的怂恿。四方告密者蜂起，就在告密风潮中，开始出现了一批在历史上令人不齿的酷吏，通过种种非常手段，武则天一步步逼近了皇帝的宝座，但越逼近她越发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所有女人都无法突破的难关，那就是人心的向背。武则天可以解决现实的一切难题，但在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面前，她感到很难很难，她该如何制造舆论，向朝野上下宣扬她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雷闻：因为武则天作为个女的呀，她要做皇帝，她其实是在儒家的政治传统里面，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叫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所以觉得这个女性是不应该当政的，所以说武则天她其实在儒家思想里面没有找到她的合法性的依据。

这是位于河南省境内的洛河，古称雒水，它从洛阳城穿城而过，而后汇入黄河，是中国原始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被视为神河。如今生活在洛河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在1300多年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武则天距离皇帝的宝座只差一步之遥，她非常清楚，必须要找到一个依据，让所有人看到一切都是天意所为。公元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暗中派人向朝廷呈献，自称是在洛水中偶然获得，武太后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众臣为武太后上尊号为圣母神皇。一个多月后，圣母神皇大赦天下，将宝图更名为天授圣图，一系列大肆宣传和渲染之后，普天之下都知道了宝图之事，更记住了石头上所刻的文字。

从此时起，武则天已被隆重的腿上了神坛，此后各地祥瑞不断，五色鸟、祥云、白狼，一向浑厚的蒲昌海都变得清澈见底了，当地老人与来自天竺的婆罗门解释说，中国有圣天子，海水即清无波。敦煌的刺史李元亏立刻将这类祥瑞上报武则天，以表功邀宠，超自然的力量为武则天提供了养料，漫长的古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上天对人世的预兆。武则天非常聪明，她要借住吉瑞，使民众相信她本人乃是天命所至。

史料记载武则天亲自主持修建了一座重要的礼制建筑，成为她祭祀神灵和施行朝政的场所，这就是明堂，它在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座明堂的顶部专门设计一个高达一丈的铁凤凰，外面涂以黄金，这自然是武则天作为女皇的象征，她还给明堂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万象神宫。武则天还是感到欠缺，她要开创新朝，这意味着在她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和信仰支持，佛教给予她新的启示。

雷闻：在唐朝就有法明和尚，有十个大高僧就给她做了一本书，叫《大云经》授记义书，而恰好在这个《大云经》里面就讲到，说是印度的传说故事就是吉祥天女，她是以女身来统治阎浮提国土，阎浮提是指哪儿，就是指中国，经里面就说了有一个女的、吉祥天女她将来会统治中国，所以武则天就利用佛教的义理，来给她登基制造一个正当性的一个理论。

佛教自西汉末年由天竺（古印度）传入中原后，经光阴流转，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佛教不仅生长于百姓身中，也与政权紧密相连。公元690年9月，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武则天假意不答应，但擢升傅游艺为给事中，这当然是一种暗示。一时间，六万余人都防照傅游艺的举动，上表请武则天改国号，就连皇帝的但本人也上表，说自己不愿意再姓李了，请求改为母亲的武性。如此，五后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推迟了，她选择九九重阳节为登基的吉日，大赦天下，将唐朝改为周朝，她本人成为周朝的皇帝，尊号圣神皇帝，经过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又经过三四年紧锣密鼓的活动，六十六岁的武则天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心愿。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无疑是位成功的政治家，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女人，她必须有超乎寻常的智慧，用大胆的举措，收取更多的人心，做出更大的成就，才能够在男权社会中有立身之地。

吴宗国：由于唐朝的三省制度，武则天始终不能掌握宰相，不能控制这个宰相，所以她就不可能真正地参与这个最高统治，这个恐怕是她在当时最大的压力。

武则天开始亲自主持修撰姓氏录，有效拉拢中下层官吏，进一步打破了门阀制度，她广开仕进之门，不只是低品的官员，宰相的任命也不断打破常规，甚至一些五品、六品的官员。能被直接任命为宰相，平民百姓也可能一夜之间变成高官，武则天曾一次性任命了捨遗、补阙六十人，破格提拔的官员们对武则天感恩戴德。制度上的突破显得更为重要，在科举制度上，武则天有两项新的举措，首先是大开科举，它是由皇帝临时确定考题下制进行考试的，科目很多，一般人和在职官员都可以参加，通过科举，武则天给那些沉寂下僚的优秀人才开辟了一条迅速升迁的道路。其次，武则天创设武举，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郭子仪就是通过武举获得出身的。

宁欣：科举考试我觉得有点饿相当于咱们的大学入学考试，但是它们不不完全是，实际上知识份子你想获得出身，你必须参加科举，当你参加科举及格以后，就叫做及第进士，那你就去可以参加吏部的栓选。吏部的栓选就是咱们人事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相当于这样。

武则天的目光同时掠过了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武则天打破门阀制度，魏晋以来崇尚门第的贵族政治从此一蹶不振，她将政权想普通民众开放，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称得上武则天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武则天时代，虽然一度因改朝换代而造成血雨腥风，但在她的统治稳定之后，社会秩序就恢复正常了，政启开元，治宏贞观，郭沫若对武则天的历史地位可谓公允。在她统治时期，人口大量增殖，疆域空前拓展，基层社会安定，文化高度繁荣，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这一切都为即将来到的开天盛世打下了坚实基础。

吴宗国：她不仅仅是为了她自己，选拔了这么一批人，使武则天统治时期整个的政治一步步向前推进，同时还为开元之治准备了人，开元23年以前，朝廷的所有大臣都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真了不起。

武则天继续前行着，她有着自我作古的勇气，但她毕竟还是人，越到晚年就越感到了无法突破的巨大压力，她仍将无法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基础与秩序，她的内心也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男权影响，她虽然非常宠爱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但从没有想过要把帝位传给女儿，接班人的竞争主要是在武则天的侄子与儿子之间展开。武氏是一个大家族，在武则天的后辈中，最出类拔萃的是她的侄子武成嗣与武三思，而武成嗣谋取太子的呼声则变得非常高。此时，武则天的儿子睿宗李旦已经降为皇嗣，仍居住在东宫，实际上被严密地监管起来，最初武则天确实倾向于武成嗣，她的内心非常纠结，因为皇嗣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刘后滨：帝制的中国是家天下，你武则天做皇帝，那是你武家的天下，理论上你只能把你的皇位传给姓武的人，因为你是武周王朝的开国皇帝，你不能让江山改姓，可是女性做皇帝有这个问题了，你传给武家的人，那一定是传给你的侄子，或叫你姑姑的这些人，才是武家的人，可是你传给武家的人以后，他们当皇帝以后，你的身份是什么呢，你就是姑姑，因为你的侄子当皇帝以后，他会被他们的父亲（就是武则天的兄弟）做太上皇，立在太庙里面，姑姑在太庙里面是没有位置的。

宰相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大臣，他问武则天，侄子与儿子相比究竟谁更亲一些，武则天晚年，不能不考虑自己身后的荣辱，狄仁杰等人的话说到他的心坎上，只有你自己的亲生儿子为接班人，才可以永保自己受到祭祀，自己的子孙永远继承自己的事业，这才是为自己所设计的最长远的规划，武则天终于完全取消了立武氏兄弟为太子的想法，将庐陵王接回神都洛阳。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武则天的心情是苍凉的，记得她刚当女皇时，一切都笼罩在无比神秘的氛围中，武则天以为自己与天相通，无所不能，不知怎么回事，史书上竟然还有武则天在晚年生出牙齿的记载。这样一来，武则天更以为自己能超越众生了，但武则天终究还是人，当病魔一次次降临的之后，她也不能不觉察到自己的局限，更加用心地安排后事。公元701年10月，武则天回到了长安，改元为长安元年，这无疑是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因为这是她移居洛阳之后，二十年来首次西返长安，更标志着王朝政局的重大调整。

刘后滨：因为唐朝的发际之地是在长安，她本人也是作为皇后的身份陪着唐高宗从长安到洛阳的，改唐为周以后，她以洛阳为首都，号称神都，那么武周政权是以洛阳为首都的政权，那么现在她回到长安，年号改为长安，带着儿子回到长安，就是一种动向，表示自己要把皇位交还给儿子。

武则天令皇太子改从武姓，并召集皇太子、梁王武三思等人，在明堂盟誓，昭告天地将永远和平共处，接着武则天又煞费苦心的安排原来的李家与武家通婚，以便亲上加亲，不至于在自己死后兵戈相见。除了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士势力之外，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权力集团，他们都对李显的顺利继承皇位构成巨大威胁，使政局走向了新的变数。终于公元705年正月，在武则天又一次病重时，宫中发生了政变，一支队伍直奔武则天所在的迎仙宫，这支队伍由宰相张柬之、崔玄韡等人率领，见到张易之、张昌宗，张柬之二话不说将其斩首，政变官兵将武则天的长生殿团团包围，要求武则天传位太子李显，随后，武则天被软禁了起来，并移宫于上阳宫。虽然她亲生的儿子成为新皇帝，定期向她请安，还给她上了新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但那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空头衔，她所有的政治权力都被剥夺了，她几十年苦心营造的武周王朝，也顿时烟消云散了。

最热衷于权力的武则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这是对她最致命的打击，不过，人世间的事确实不好琢磨，就像禅宗之顿悟一样，经过最致命的打击之后，武则天虽已气息奄奄，却在弥留之际悟通了人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她突破了自己，原来所有的权力富贵都是空的，回首一看，自己的一生显然多在偏执当中，所谓的圣神皇帝也不过是过眼烟云。81岁高龄的她感觉有点累，她想要安息，重新做回李家媳妇，武则天临终前留下遗嘱，去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并与唐高宗合葬，她甚至主动提出让她曾经恨之入骨的王皇后、萧淑妃的族人全部恢复旧业，出乎人们的意料，一辈子好强到极点的武则天变得平和了，她与世界和解了。这是武则天的陵墓，也是唐朝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皇家陵墓，墓碑上一个没有，似乎是什么也不说了，由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传奇往事。

这是位于西安临潼区城南的骊山，相传，周幽王为博得爱妃褒姒一笑，曾在这里举烽火戏弄诸侯，最后身死国灭，为天下人耻笑。骊山的故事还在继续，又过了一千年，这座山下发生的一件大事被再一次写进了历史。公元713年秋天，一次盛大的讲武活动在骊山脚下举行。所谓讲武，就是今天的阅兵，唐玄宗为的是显示军事力量，震慑朝廷内外潜在的政敌。然而，玄宗此举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约见一个就在附近当刺史的重要人物。唐玄宗要约见的这个人是谁？有什么来头？皇帝为何要这样郑重其事地约见这个人？

公元710年六月十九日夜，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死妄图仿效武则天，以异姓君临天下的韦皇后母及其女安乐公主，拥立父亲李旦重登皇位，李隆基被封为皇太子。

公元712年七月，李旦毅然将自己的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至此，李隆基才算真正掌控了朝中军政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唐皇帝。然而，面对礼崩乐坏，乱象如麻的局面，年轻的天子李隆基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

刘后滨：八年之间发生了很多政变，李隆基本人能够稳定的接掌政权，前提是他通过政变铲除了太平公主的实力，太平公主是他的姑姑，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女儿。太平公主在睿宗在位的期间，实际上权势是非常大的，包括在玄宗刚继位的时候，七个宰相，五出太平之门，所以在那种格局下，李隆基要克服很多东西。

唐玄宗亦深知，要根治乱象，重整朝纲，重现大唐盛世，首先得物色一个能干的宰相。

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考量，唐玄宗终于决定：请出前朝宰相、现任同州剌史——姚崇。

刘后滨：因为有各种派别交织在一起，各种权力的背景交织在一起，要有一个很强势的人，姚崇是老宰相，而且确实个人就是不会随着政治的这种变动，随便变换自己的立场，他很刚正不阿，他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人。所以这方面，我想就是结束后武则天时代连续的政局动荡，很合适的一个人选。

姚崇应诏来到骊山的时候，正碰上唐玄宗在兴致勃勃地打猎，姚崇便应邀跟随皇帝打猎。此时的姚崇虽已年过花甲，猎场上却往来飞奔，宛若少年，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

吴宗国：那么为什么在骊山阅兵的时候，把姚崇找来，因为张悦这些人知道玄宗的意图，坚决反对，那么玄宗为了摆脱他们的这样一个包围，就采取了这么一个不平凡的行动。在骊山阅兵的时候，首先以军容不整，把功臣中的一个说要杀，结果求情，就没杀，不管怎么说，杀了一下他们的威风吧，然后就把姚崇任命下来。姚崇上任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定皇位。

第二天，唐玄宗一纸令下，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宰相。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任命。这一次任命，正表现出唐玄宗作为盛世君王的雄才大略。

吴宗国：唐朝发展了这么多年，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阶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在制度方面面临着很多需要变革的东西。

于是，限制皇亲国戚、元老功臣的权力，整顿机构，裁减冗员，选拔清正、廉洁、有能力、水平高的官吏，抑制奢靡、打击厚葬、减少僧尼、压制佛教势力，改革食封制，宫内宫外的改革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开天盛世的序幕在徐徐拉开。遗憾的是，姚崇只干三年多就不得不辞去宰相职务。但就是这三年多的改革，帮助唐玄宗在短时间里，从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困局中摆脱出来，给大唐王朝开创了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大好局面。姚崇走了，但改革还德继续，由谁接他的班呢？姚崇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宋璟。

刘后滨：宋璟的背景和姚崇是相似的，也是武则天时代培养起来的宰相，也是经历过武则天时候的退位的政变，经历了武则天以后的各种政治动荡，而且也长期在地方任职，宋璟和姚崇一样，他们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公元716年，唐玄宗派人专程远赴广东将宋璟接回长安。宋璟是姚崇既定改革路线的坚定拥护者，他上任后的工作仍然主要放在整顿吏治上。为防止奸佞小人私下向皇帝进谗言，宋璟出台百官奏事必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在旁的规定，唐玄宗立即同意。于是，朝中奸佞小人诬谄忠良的现象锐减，政治更加清明。宋璟任上选拔了许多认真称职而品行优良的官吏，受到皇上和群臣的赞叹。唐玄宗经常告诫后来的宰相：以后挑选官吏都要以宋璟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吏治清明，万民富有。

刘后滨：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阅历，有共同的政治发展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姚崇制定的很多的政策法规，宋璟就能够坚守，保持了开元初年姚崇制定的这些政策法规、法令的延续性。

政局稳定，政治清明，整治与改革节省了开支，充实了国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田户检括，将那些因战乱逃税等原因，被迫逃亡的田户进行全面地普查登记，结果括出八十万逃户，相当于当时全国户数的十分之一有余，田户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田户的增加大大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国家仓库达到空前的富足。

吴宗国：那么这种工作，它主要的就是把从一个地方逃亡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或者投靠地主，成为地主的佃户，也就是所谓的客户，或者自己去开荒，成为一个新的农民，大概就是这么两种情况。那么当时所谓的搜括户口，检括土地，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经济繁荣是衡量盛世的第一把标尺，但对于太平盛世的标准，唐玄宗自有他的理解，盛世还缺少一样东西，于是唐玄宗又看上了一个人，他知道，此人可以给他带来想要的东西。又是一纸诏书，在朝廷上下素有争议的文坛领袖张说，被唐玄宗任命为宰相。

刘后滨：他是经师出身，做过中书舍人，大手笔写文章的人，而且他在李隆基做太子的时候，他就在东宫做太子的老师，玄宗跟张说的关系非常亲近，张说非常得受信任，几次罢相，又多次启用。

在此之前，身为兵部尚书，兼知朔方节度使的张说，已为唐玄宗立下赫赫战功，他大量裁减戍边军队，使之归田；同时变革军事制度，由府兵制改用募兵制，两条建议立即得到唐玄宗同意。这项军事改革，既减少了财政支出，又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但唐玄宗此次任命张说却另有目的。

刘后滨：就是唐玄宗用姚崇、宋璟，是为了肃清吏治，整顿政治秩序，澄清政治风气，那他用张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既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也有依仗他的文学水平，来粉饰太平盛世，或者叫来妆点一个太平盛世的味道。

这里，就是当年由张说一手创办的长安丽正书院，在书院，张说自任修书使，负责修撰图书，整理图书，研究礼仪，根据玄宗皇帝的需要提供文化决策，而且还给皇帝授课。同时，张说把当时的一大批文人集中到丽正书院，如大诗人贺知章，原来的老同事徐坚，还有他在贬官岳州时结交的好友赵冬曦等等，全都在丽正书院供职。书院一时文人荟萃，文气兴盛。

盛世大唐的文化气象，正在这里积聚，酝酿，升腾，最后的云蒸霞蔚只是个时间问题。

吴宗国：从政治体制一直到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不断地在进行变革，那么在进行这些变革的时候，唐玄宗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解决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宰相，或者不同的官吏，他这里头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就是说学有专长，有些对这些问题比较专长，有些人对那些问题比较专长。另外还有一个，采取这种办法，可以有效的摆脱利益集团的牵扯。

在姚崇、宋璟、张说之后，在张九龄之前，唐玄宗先后任命的宰相由十来位，这十来位宰相的品德才行高下虽各不相同，但各有所长，均为当时的不二人选。在唐玄宗之前，唐朝已有一百余年的发展，其间虽然经历不少曲折，但接力棒一直在往下传送。

刘后滨：唐朝开国的背景是隋末的动荡，经过贞观时期的治理，天下迎来大治的局面，我们叫贞观之治，然后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在稳定的发展，尤其是在武则天执掌政权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其实唐朝发展得很好，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把它叫做盛世，而真正所谓的盛世要到李隆基继位的四五年，大概开元四五年的时候，开始出现所谓盛世的局面。

这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唐朝疆地图，我们拿它与汉武帝时代的疆域地图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华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东至东南沿海，包括台湾及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屿均属大唐，西南以世界屋脊喜玛拉雅山麓为天然屏障，与泥婆罗（尼泊尔）、天竺（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接壤，西至帕米尔高原，与阿拉伯王国毗邻，西北至巴尔喀什湖畔，北至贝加尔湖，东北势及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鄂霍茨克海岸，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

回顾中国历史上几个有限的盛世，无不与疆域的辽阔息息相关。因为，面对这样广大的国土，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国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便会情不自禁涌出自豪感。

刘后滨：那什么是盛世呢，就是政治要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文化要繁荣，疆域也比较稳定，对外的关系也比较稳定，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称为一个盛世。

这就是今天拥有八百万人口的西安城，这座城市的人口，大约相当于现在全国人口的1/170，即170个中国人里面有一个人住在西安。看着这些潮水般的人群，你可能会问：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里住着多少人？答案是：当时长安的常住人口超过一百万。也就是说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中平均每七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住在都城长安。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是什么情况呢？东法兰克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二三百万。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人口才五六千万，北非人口则是三百万。当时全世界总人口两亿左右，仅唐朝就占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但人口多并不意味着负担重，消耗多，相反，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据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达6.6亿亩，人均超过9亩，为当今中国人均耕地的8倍。农具的变革一直影响至今，直到现在，西安的城郊还能找到使用曲辕犁种地的习惯。有时候，现代化的农耕设备并不一定万能，曲辕犁一直在地势狭小的田地上发挥着用途。一千二百多年前，曲辕犁诞生了。与此前的犁相比，曲辕犁主要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是犁铧普遍趋小而锋利，便于深耕并减少阻力；二是由过去的直辕变成现在的曲辕，这样便于安装犁壁，能自由调整犁壁的方向，调节犁壁入土的深浅，同时使用起来轻便灵活。曲辕犁的诞生让开元、天宝年间的农耕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吴宗国：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农具以耕梨为中心的农具，配套农具已经发展成熟，跟现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几十年以前，我们的农具基本上就没有大的变化。

勤劳智慧的盛唐农民又发明了一种新的灌溉工具：筒车。它形似纺轮，竹筒或木筒环绕轮上，架设于溪流或涧谷之上，利用水流冲击轮子转动，以竹筒汲水上升，倒入水田，不必用人力，却自动转运，昼夜不停。这种灌溉工具，功省效高，尤其适用于丘陵和山地种植。

唐朝前期，粟、麦为全国的主要粮食，自唐朝中期开始，南方水稻种植向北方扩展。唐玄宗下令在今河南地区大开水田，大面积种植水稻。随后，在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水稻种植也陆续获得成功。随着水利灌溉的兴修，盛唐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广阔的耕地上种出无数粮食。

刘后滨：还有就是育秧播种技术开始出现，育秧技术其实非常关键，没有育秧技术之前，一块田里面你从秧苗的时间也要占领这块土地，那有了育秧技术以后，它可以移植，就是一亩秧田可以供十亩田的秧苗，另外九亩就可以空出来，这个期间土地是可以利用的。

这里是位于洛阳老城区北侧的含嘉仓遗址。我国考古工作者1971发现时，还以为是八角墓葬，等看到铭文砖之后才知道，它正是唐玄宗时代大名鼎鼎的粮仓——含嘉仓。这个粮仓的规模之大不可思议：东西长约六百余米，南北长约七百余米。仓城内东西成行、密集排列着四百多个粮窖。粮窖口径最大的约18米，深约12米，可藏粮一万数千石（唐朝每石约合60公斤）以上。这些颜色灰黑的颗粒的叫做炭化谷子，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它们可全是黄澄澄的稻谷。粮食太多，吃不完，只好让它们炭化。含嘉仓，只是唐政府在全国各处所建许多粮仓中的一个，在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大小粮仓星罗棋布，数不胜数。

唐朝的这个农业生产，支撑了整个唐朝的繁荣，你只有粮食多了，社会分工才能扩大，社会的积累才能够扩大，那么手工业、商业，城市才能够繁荣。

吃不完的粮食，储存成了问题，促成了盛唐时期酿酒业的空前发达。一时之间，全国各地酒肆遍地开花，神州大地变成一个巨大的酿酒车间，文人墨客也以酒为名，抒发情怀，唐诗中赞美的美酒就多达九十多种。

宁欣：就像杜甫有名的诗叫《忆昔》，包括中学课本经常要引用的，他就是说，开元天宝（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癝俱丰实，实际上他就是歌颂了当时的开元，包括天宝年间的盛唐的景象。

今天的西安各式各样的美食数不胜数，薛亮是一名饭店的厨师长，在西安，成为一名厨师长的一项必备基本功，就是需要掌握至少几十种特色面食的制作技巧，而西安五花八门的面食制作工艺就是源自盛唐时期的农业繁荣。盛唐时代，粮食充盈，人们充分利用这些多得吃不完的粮食，加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食品，既满足了他们对主食的要求，又大大丰富了当时的饮食生活，而这种饮食习惯，也历经一千三百余年，一直延续至今。丰衣足食只是一个盛世的起步，盛世最有说服力的表征，是人们无与伦比的精神创造。

刘后滨：就是我们从博物馆看中国通史陈列，你进入到盛唐，你会整个色调就要艳丽明快了许多，我们现在文物出土的一些器物，包括丝织品等等，都会感觉到唐代是一个色调很明快的一种文化景观。

小张一直紧张的在排练一个舞蹈，这个舞蹈叫剑器舞，据说它是失传已久的盛唐时期公孙大娘在宫廷中表演的舞蹈。今天的排练对小张很重要，她希望通过努力在舞台上重现这一盛唐时期气势恢宏的舞蹈。盛唐文化千姿百态，当时的公孙大娘经常进宫表演舞蹈，她的舞姿每次都让现场的王公大臣和文人雅士如醉如痴，目瞪口呆。

有一天，大书法家张旭看完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回到家中兴奋不已，立即用酒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醉后呼叫狂奔，乘兴挥毫，激动时头发沾墨汁疾书于墙壁。酒醒后，看着满墙龙飞凤舞、飘逸万态的书法，“草圣”不能相信，公孙大娘的舞蹈竟让自己悟出草书之神。

公孙大娘惊天动地、雷霆万钧、让观者为之变色的剑器舞，正是传说中的盛唐气象。

刘后滨：很率性，充分表达个性，诗歌也是这样的，盛唐诗歌是一种哀而不伤，就是它会表达很多人的一种伤感的情绪，但是并不觉得它很悲哀。

公孙大娘的舞蹈中所展现出来的蓬勃的青春、奔腾的气势、博大的胸襟和昂扬超迈的时代性格，在盛唐的人文雅士中扩散开，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书法家张旭、颜真卿、怀素、贺知章、李阳冰，画家吴道子、李思训、李昭道、韩干，一批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尽情展示他们各自的才华与个性，共同演绎青春勃发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

在唐玄宗的亲自倡导与推动下，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座文化高峰巍然耸立，据统计，开元年间整理的藏书多达52915卷，今天我们常说的四部正式被官方图书馆所采纳的，就是在唐代。唐玄宗还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院校諏四部图书，开元二十年编订的《大唐开元礼》成为最完备的礼制建设。不久，又完成《唐六典》的编纂，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完备的行政法典。

吴宗国：把当时的书籍重新加以整理，这是在隋书经籍志的基础上面，对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总结，另外呢，对一些古籍还进行了校勘，校订，这个对后来文化的发展都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盛唐的开放与包容，在今天的大唐遗宝展上随处可见。

讲解：今天大家来到陕西西安来参观，可能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唐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陕西历史上这样一个黄金时代，在1970年西安市南郊，一个叫何家村的地方。

小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导游，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介绍一次偶然的惊世发现。

讲解：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因为我们从它里面陆陆续续拿出了超过1000件精美的唐代文物，其中包括大量的高等级的玉器，华美的金银器，香料、宝石、钱币，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认为，这里出土的任何一类物品，都堪称是唐朝最顶级的生活用品。这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是所有玉石类出土器物当中，做工最好，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定的等级最高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叫做镶金兽首玛瑙杯。杯子的首部做了一个兽面的造型，兽嘴上嵌有金塞儿，从这个杯子本身的外形和它饮酒的方式上，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来自中国的传统设计，其实这也是一种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金银器在唐朝的时候，曾经一度地被大量的使用，因为这个时期国力富有，再加上人们看到西方的贵族，大量加工使用金银器，唐初的时候，胡风盛行，所以也是争相消防的。

宁欣：因为现在很多学者在研究东亚文化圈，也就是说东亚文化圈的起点，其实就使隋唐时期。

大唐盛世的一轮红日终于从辽阔的海面上跃起，为它举行一次盛大的仪式势在必行。

刘后滨：因为封禅是举国行为，不光是皇帝、后宫、王宫贵族、百官要参加，还有在朝廷的这些外国使臣，甚至是临时从国外来朝拜的这些人要一起参加，它是个举国行为，就是宣布大功告成的一种典礼，所以唐朝历史上多次议论过要封禅，但是真正实现封禅的只有两次。

开元十三年（725）十月十一日，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儒生文士，从洛阳出发，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队伍绵延几百里，一路彩旗飘扬，鼓乐喧天，蔚为壮观。晚上宿营，方圆几里全是帐篷，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满道路，星星点点的灯盏，组成天上的街市。

吴宗国：那时要在泰山底下，在泰山顶上都有一系列的仪式，到时候举行起来相当得壮观。

十一月初七，队伍终于到达泰山脚下。第二天清晨将至，暴风停歇，云开日出，天清气爽，这对于封禅队伍简直是意外之喜。唐玄宗赶紧登顶祭拜，焚柴展礼。看着祭天的大火在山顶上熊熊燃烧，山下等候的人马山呼万岁，声震云天。

这次封禅大典盛况空前，它是开元盛世这幅伟大的长轴画卷中的浓抹重彩。这是镌刻在泰山之巅摩崖上的《纪泰山铭》，如今，一千多年过去，唐玄宗为纪念这次历史性的封禅大典亲笔书写的《纪泰山铭》石刻，在晨曦的照耀下依然粲然生辉。

如果说公元725年的泰山封禅是唐玄宗代表大唐几千万百姓向上天祈福，那么公元743年春天，长安城东广运潭的那次盛会，是大唐帝国向世人展示来自大地的馈赠与丰收。

宁欣：它这个大会我觉得挺有特点，因为我们知道，北方的这个长安地区是看不到船的，但它从洛阳和现在的开封，征调了几百艘船，它把每一个船都做了一个编号，都写上各郡的名字。他组织了一批人，来作为船上的船工，有船上的配合人员，或者叫随船人员，整个这个船大概有几百艘，另外就是说可以绵亘数里，京城的人是基本没见过的。

三月二十六日这天，唐玄宗和大臣们一起登上望春楼，一场盛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黄正建：这个县尉，他自己头上带的红色的抹额，身上穿着锦半臂，露出半截膀子，然后在那里领唱，再从各县找来几百个妇女，年轻美貌的妇女，穿得也是衣裳鲜丽，连歌带舞跟着合唱，一边唱一边喊着号头，这船一艘一艘地过去，当时看的唐玄宗是龙心大悦，就赐这个名、这个潭，赐名叫广运潭。

广运潭盛会不仅仅是一次全国各地的物产博览会，更是一次君民同乐的大游行，大聚会，为观看这次千载难逢的盛会，长安城及周边一带真是万人空巷，无数百姓潮水般涌向广运潭边，他们所有人，一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船只。目睹着林立的桅杆，个个显得兴奋异常。这一天，无论是三郎玄宗，还是广大百姓，都深深感到国泰民安，身逢盛世的喜悦。

然而，盛世之下，危机初显，广运潭边，大奸相李林甫已经就位，野心家安禄山正心怀鬼胎，一个现在叫杨钊，日后改名杨国忠的人，正日夜兼程赶往皇帝的身边，近在咫尺的杨玉环望眼欲穿地盼着李隆基快快结束今天的观礼，立即回到她的身边。开天盛世的挽歌已在不远处低沉地响起。

公元763年，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开始了新一轮重整山河之路。然而，往日繁华已逝，统一局面不再，盛唐气象成为消逝的风景。此后的唐王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看到希望的曙光，但是，“美景春堪赏，芳园白日斜。共看飞好鸟，复见落余花。”它最终无可奈何走向衰落，灭亡。

中晚唐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难解的困局呢？

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同年，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742年四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新即为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安史叛乱，不得已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对幽州、魏博、成德、相卫四个藩镇予以安慰，相卫镇后被魏博镇所并，四镇成为三镇。由于这三镇均在黄河以北，因此通常称之为“河北三镇”或叫“河朔三镇”。

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却各自拥兵，自署官吏，截留赋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同时，一些参与平叛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行赏，有的升为节度使。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内地，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不仅不听朝廷招呼，而且联合对抗朝廷；彼此之间则由于利益之争而互相火并，使得唐朝政治更加动荡。此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局：藩镇割据。

吴宗国：唐朝政府跟这些藩镇，跟这些节度使都进行了妥协，这个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相持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些藩镇来说，他们也没有力量向中央进行进攻，而中央呢也没有力量来消灭他们。

对于任何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藩镇割据的局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中晚唐一百多年，一直贯穿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对藩镇势力的两次用兵。

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德宗一改其父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不臣藩镇。但苦于财力不逮，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两税法的原则是“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黄正建：两税法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用钱来征收，就是赋税用金钱、货币来运转这个国家，那国家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这个二十年中间，它靠两税法，它靠税茶，税酒，税商，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因为唐德宗需要更多的钱，更多的物资来支持他的平叛。

与此同时，朝廷派特使分赴各州，确定朝廷与地方两税的分配，即将各州征收的两税分为上供（上缴国库）、送使（送交节度使）、留州（各州财政自留）三部分，这就确保了中央财政的收入，充实了国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

然而，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成德镇、魏博镇、淄青镇、幽州镇等藩镇就率先发难。

建中二年（781）正月，“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节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位，要求朝廷予以追任。本来，节度使之位父死子继已成普遍惯例，李惟岳认为得到朝廷承认只是一道手续而已，然而，德宗早打定主意拿他开刀，拒不承认李惟岳的世袭权。李惟岳不悦，便与魏博镇田悦、淄清镇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史称“四镇之乱”。

德宗早有准备，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讨“四逆”。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第二年正月，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幽州节度使朱滔互相勾结，对抗唐廷。十一月，三镇节度使联络卢龙节度使李纳，仿效战国诸侯割据，演出了一场称王的闹剧。

与此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扩大辖区，遭德宗拒绝，于是联合成德、魏博、淄青诸镇反叛，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德宗十分恼怒，下令淮西邻道诸兵攻讨李希烈，却不料因此激起了一场更大的灾祸。

建中四年（783）十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军兵愤怒，于是杀进长安，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这就是“泾原兵变”。叛乱军兵推举原幽州节度使朱泚称帝，李希烈也趁机称帝，加上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这就是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镇之祸之烈，至极。

黄正建：河北三镇这些节度使们，他们并不是想要真正的夺权，自己当皇帝，他们还是想在唐朝的框架之内，保持自己的最大利益。

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泚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泚、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

德宗一朝，既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打击藩镇割据亦用力最猛，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中央与地方的较力依然在继续。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是为宪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局面的存在。

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魏博镇绝对是“河朔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痛的刺儿头。在“河朔三镇”中，魏博向来是最为倔强难制的，对中央的威胁最大，魏博成了宪宗的心病。

元和七年（公元812）转机来了，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怀谏年幼，大权落入家僮蒋士则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为褒奖其功劳，宪宗皇帝特意为其赐名弘正。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归服中央政权。魏博镇的归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河朔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朝廷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吴宗国：那么怎么样能够万无一失，稳操胜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紧接着他就接受了李绛的意见，就是说不是马上就对节度使，对割据的节度使展开全面地进攻，而是利用节度使内部的矛盾，根据情况的变化因时制变。

元和九年（814）九月，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彰义节度使职务，立即与朝廷叫板，气焰十分嚣张。到了第二年正月，宪宗下令16路兵马夹击淮西，从而打响了中晚唐所有削藩战中最为激烈的一仗。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错误，致使前线一败再败，征讨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局面更加混乱。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宪宗却毫不动摇，决定继续用兵。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被任命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

将门出虎子，李愬，正是30年前平定“泾原兵变”、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晟之子。元和十一年（816）十二月，宪宗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吴元济。双方经过一年多的来回拉锯战，唐军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

“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这篇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李愬雪夜入蔡州》片段，讲述的正是李愬带兵雪夜奇袭吴元济的经典战役。

唐军行至城墙脚下，猛然看见一处鸡鸭池，李愬便命令士卒轰赶鸡鸭叫其发出声音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城中守兵毫无戒备，唐军悄悄登上城头，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这时有人急告吴元济，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俘囚作乱，天亮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城陷，吴元济仍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应者万人，这才害怕，率左右登牙城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吴元济只好投降。

吴宗国：战争本身是得民心的，但是战争的消耗，战争的破坏，到最后已经开始接近老百姓承受的最大限度了，唐宪宗时期最终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他主要的是消灭了淮西的势力，对河北藩镇，他已经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力量，特别是他的牙兵集团，就是他的那个根子没有拔掉，但是，摄于唐王朝当时那个强大的态势，那么他们也不得不投降。

平定淮西后，宪宗皇帝亲自点名让韩愈撰文立碑，以示后人。韩愈文思泉涌，一挥而就。于汝南城北门外勒碑之时，人们争相传诵这篇奇文，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一千多年过去了，汝南城北的石拱桥还在，而那著名的《平淮西碑》早已被毁，但这个经典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淮西的平定，诸强藩镇为之震动，横梅、成德、幽州等纷纷归伏。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平灭淄青的李师道之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全国暂归统一。因此，后来的史家把这一统一局面称为“元和中兴”。

黄正建：它的中心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看国家是不是统一，中央权威是不是提高，而恰恰唐宪宗做到了这一点。原来各藩镇的割据，对中央不当回事，现在害怕了，听中央的，它的户口要报给中央，它的地图版图要报给中央，它的赋税，该上给中央的得上给中央，它的官员之前都是自己任命的，现在请中央来任命，就是它听命于中央，那么全国整个就统一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元和十五年（820），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澄杀害，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穆宗长庆元年（821），礼部以“鸟散余花落”为题举行了一场贡举复试，联想到去年贡举“早春残雪”题，我们不由得感叹历史竟如此富有启示性。这样的贡举试题，正是对晚唐萧然景象的一种预言。飞鸟散尽，残花落地，早春的原野上留几痕残雪，晚唐就这样开始了。

就在同一年的七月，幽州军乱，揭开了河朔再叛的序幕。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七月底，成德军又乱，归顺朝廷的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将佐三百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布也被逼自杀。至此，“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与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唐廷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藩镇的打算。

吴宗国：问题是唐朝政府到了唐穆宗的时期，想要进一步地消灭河北的，那些河朔三镇的势力，当时就有几个措施，一个呢就是销兵政策，是想釜底抽薪，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河北实行两税法，特别是在河北实行盐的专卖，就是说，经济上要把大权全部收回中央，那么当然这就触犯到了河朔三镇这些根本的利益，所以他们最后就起来反抗。

藩镇割据是长在唐朝政权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如果说“河朔三镇”的存在，使中央倍感压力，则朝廷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宪宗以后的皇帝感到无奈。其实，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但均无力解决。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终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朋党之争。

争斗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808）的一次制策考试，应试的牛僧儒、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被教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对及第的牛僧儒等不予任用，双方由此结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制策案”。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中，以牛僧儒为首，谓之牛党；以李德裕为首，谓之李党。因此，朋党之争又被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成为摧毁唐朝政权的又一股重大力量。

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文宗朝，先是牛党掌权，排挤李党，接下来是李党掌权，排斥牛党。文宗无奈之下同时起用两党官员，从此，双方在朝议事，更是互相攻讦，闹得不可开交。

吴宗国：这两个党派无论是从出身来说，或从政见来说，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那么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因为大地主垄断了土地，他们逃避赋税，赋税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就是说能够解除农民痛苦，解除赋税不均，使农民不至于继续逃亡，这样子的一个措施，他们是绝对不会采取的，那么从他们主观上来说，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撑下去。

回想“贞观之治”时期朝臣团结一心共谋盛世伟业，对比眼下朋党争斗不已，朝廷乌烟瘴气，不禁让人感慨万分。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流泪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今，已经无人可以为镜。文宗去世后，两党之间的争斗还在升温。武宗继位，以李德裕为相，李德裕尽逐牛党官员，将牛僧儒、李宗闵等远贬南方。宣宗继位，局面又改过来了，牛党得势，完全清除李党分子，将李德裕远贬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宣宗大中三年（850），李德裕病死于贬所，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而告结束。

在牛、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败的更大问题正是宦官专权，这是一个更难破解的困局。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

黄正建：因为我们知道宦官专权在汉朝、在明朝都很厉害，最后造成的影响都很厉害，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唐朝，为什么呢，因为汉朝的宦官和明朝的宦官没有军队，只有唐朝的宦官掌握了军队，而这支军队是最强悍的一支军队，中央禁军，神策军。唐德宗是有意识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信任宦官。

在藩镇肆虐的建中四年（783）泾原之乱中，德宗仓皇出逃，情急之下诏禁军护驾，竟无一人至者，最后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率左右随扈。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机的情况下，典军朝臣的表现连宦官不如，使得德宗顺理成章地认为还是家奴可靠，由此认定宦官值得依赖，从此更加偏信家奴。将唐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十万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霍二人指挥，称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这是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

吴宗国：宦官跟皇帝本身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说呢，这个神策军的建立，使得中央有了一支稳定的、常备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个对后来削平藩镇，对稳定整个的政局，那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黄正建：所以在其他各种政策上都给神策军很大的优惠，比如说它的服装，兵器，都是最好的，而且神策军的士兵互相之间产生矛盾以后，州县是不能管的，州县官员没有事，不管你品级再高，不许进入神策军的军营之内，所以说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这个为以后宦官专权奠定了一个军事的基础。

开始的时候，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干预军事决策与作战指挥，抢掠军功，推卸责任。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控军队，现在，皇帝将军权彻底交与宦官，这是唐朝政权在自掘坟墓。然而，仅仅获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力欲，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

宪宗时期，宦官权力继续扩张。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宪宗时，宦官还掌握了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的统治者。宦官的腐败也怵目惊心，宦官本为刑余之人，但有些大宦官竟也娶妻妾，收养子，建立起世代相传的宦官家族。朝廷文武为寻找靠山纷纷向他们行贿，有些军将为了求得节度使职位，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当上节度使之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来黄债，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

长安一带最好的田园宅子尽归宦官所有，宦官主持的宫市强买豪夺，扰民甚剧，百姓十分痛恨。白居易的《卖炭翁》表现了宫使的嘴脸和百姓的困苦无奈：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可能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后期所有皇帝的废立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贪污受贿，可以说无恶不作，这就必然与皇权和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吴宗国：宦官的专权，就是宦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它实际上是皇权的异化，一个是掌握军权，在军事上的干预可能比较多，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官员的任命上，他可能发挥作用，第三个呢，宦官本身还有派别，第四个呢，宦官和大臣之间还有勾结，有些皇帝是宦官立的，但是本身他对宦官并不是那种感恩戴德，或者怎么样的，处处相信宦官，相反的是要削弱宦官的权力。

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为了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起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前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带领宦官前往观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仇士良随即派神策军出动，捕杀了李训、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黄正建：计划像这么大的事情，布置不严密，那肯定要出事，这个事出了以后呢，他本人又不是很强的人，马上自己就被宦官指着名字骂，就是从此以后，宦官的专权已经不可逆转了。

“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开成四年（839）的一天，文宗在思政殿上问宰相周墀：“你看我能比前朝的什么君主？”周墀说：“陛下尧舜之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他们受制于权臣，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还不如他们啊！”说着不禁流下泪来，从此不再上朝，直到去世。

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三者互相作用，犬牙交错，共同组成毁灭的力量，它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唐太宗对于国与民、君与民关系的认识。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成千古明君是“水”载“舟”的结果，那么，唐朝这条航行了二百多年，已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即将被“水”—老百姓所颠覆。

吴宗国：唐朝初年，唐太宗就提出来，国以民为本，这是唐朝的立国之本，你忘了民生，忘了老百姓，使得老百姓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下去，你这个国家必然的要走向灭亡，那么他们不起来反抗，还有什么出路。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有一根导火索引发，这次的导火索，是咸通年间的关东连年水旱。这次特大灾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夏麦只收一半，秋粮则几乎绝收，百姓以蓬实槐叶为食，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粮税，农民竟至于到了拆屋、卖妻鬻子而不能给的地步，起义就这样爆发。

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首先在长垣（今属河南）起兵。他发布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役的沉重。不久，冤句（今山东曹县北）人黄巢起兵响应，应者云集，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黄巢起义队伍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之战死，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七百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三百年首都长安。

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五日，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僖宗在五百神策军保护下出逃。

这幅国画《黄巢进长安》，体现了黄巢占领长安城的喜悦。黄巢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黄巢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却是如此残酷。面对起义军，各藩镇目的惊人一致：剿灭。不久，黄巢被迫撤离长安城。

中和四年（884）六月十五日，黄巢看见兵力已全部丧失，心知败局已定，不禁叹道：“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洗涤朝廷，而事成不退，至有今日之误！”说完，拔刀自刎。黄巢曾经吟道：“待到秋天九月八，我花开来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

在诸藩镇的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天复三年（903），朱温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天祐元年（904），朱温杀昭宗，次年杀宰相裴枢等大臣30余人，并投尸黄河。

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最惨的终归还是老百姓，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

吴宗国：王朝的灭亡，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摆脱这个命运，那么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根本原因，我觉得就在于，到了每一个王朝的末年，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土地的集中，由于制度的凝固，在基层社会形成了大地主这样的利益集团。那么在朝廷形成了大官僚这样的利益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影响，影响了当时整个的政治走向。他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一切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改革，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个问题，就不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以民为本，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王朝最后衰亡一个的根本原因。

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无论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

公元8世纪初，一支由日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文化。伊斯兰圣哲默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唐王朝的都城长安，是各国使者不畏生命危险，都想到达的地方。就在那一刻，犹如阿里巴巴念动咒语一样，巍巍都城的大门随之豁然洞开，一座街道极其开阔。宫殿堂皇、布局整齐、辉煌壮美的长安城尽展眼前。毫无疑问，长安是一座辉煌壮美的国际都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长安，是世界精神和国际精神的滋养地。在这里，能看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品尝到花样最多的异域食物，接触到种类最多的宗教信仰。这背后，是唐朝统治者推行的开放政策，也因此，长安才能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城市。

陕西西安，古称长安，自西周在此建都以后，先后有十三个朝代定都于此，号称十三朝古都。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强盛的两个朝代，汉、唐均在此建都。汉长安城遗址是目前在中国保存的最古老，也是最完整的都城遗址。通过洛阳铲，考古学家能探测到地下遗址的位置、大小和形状。我们现在得以通过遗址，窥见当时汉长安城的辉煌。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徐龙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在西汉末期和东汉末期，都经过好多次的焚烧、战乱，那么这个墙就是当时当时火灾的一个现场，而且这些，当时就是支城门的柱子，都被烧毁了，这是炭化留下的灰烬。

公元581年，位高权重的北周外戚杨坚称帝，建立隋朝。当时的长安城饱受战争破坏，规模狭小，凋残破败，官民杂处，加上渭水南侵，城市排水系统毁坏。而且，由于大量抽取地下水，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杨坚决定，迁建新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静：新建都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隋文帝先跟宰相高颎和大臣苏威在夜晚进行讨论。他们讨论的结果本来是比较秘密的，但是第二天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庾季却来报告说，他夜查天象，又俯察图记，与占卜的非常相合。说要迁都，又进一步劝说，说汉长安城的水质已经受到污染，不适合居住了，赶紧迁都吧，这正符合隋文帝的心意。所以隋文帝就颁诏，说汉长安城已经不是王者之居，他要在汉长城南面的，东南的龙首原上，重建帝都。大兴城就开始新建了。

营建新城的具体工程由著名的建筑大师宇文凯主持，那时的宇文凯只有二十七岁，即被任命为营建新都的副监。副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工程副总指挥。但正是这位年轻人，全面负责了新都城的设计及营造。他实地考察了汉以前的首都布局特点，吸纳以往都城的规划布局特色，又走遍长安四周，实地踏勘。根据风水学的原理，精心选址，最终选定了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南麓这一大片开阔的风水宝地。此处，地势南高北低，六条丰腴的冈阜（六道坡），东西横亘于现在的红庙坡到大雁塔之间，北倚渭水，东濒浐河和灞河，西临沣水，南对终南山，地势敞阔，风景秀美，水陆交通便捷，形胜极佳，确是建都的理想之地。

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仅仅历时九个月，一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新都便拔地而起。因隋文帝早年曾被封为大兴郡公，这座新都就以大兴为名。第二年三月，隋文帝正是迁入大兴城，到了唐代，长安城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名字又变回了长安。这便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隋唐长安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一个新的国家一定会有一个首都，因为这个首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发号施令的这么一个场所，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这个反映了这个中国大一统以后的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现象。

长安城总体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宫城、皇城和京城。京城，又称外郭城，则主要是居民住所所在的地方，以及东市和西市。皇城主要是朝廷的各种政府机构。宫城为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处，包括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长安城的设计，体现着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图式，太极殿正对着北极星，象征着天子上应天帝，受命治国。太极殿前承天门外的大街，被称为承天门街。从承天门经过皇城的正门朱雀门，到外郭城的正门明德门，这条笔直的中轴线，也构成了一条国家礼仪的延长线。一些礼制建筑，如太庙、太社，对称地分列两边，可以说长安在营造之初，是为了展示新王朝的正统性，而建设的宇宙之都、礼仪之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宁欣：三重城并不始于隋唐，但是我们看到，只有在大兴城和长安城是我们看到完整的，而且有很好的考古发掘的这个材料的证明。所以有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城的这个区划，功能区的区划，非常的严格。另外，坊、市、宫全部都有墙，坊区是居民区，市区是商品交易区，然后，宫城是皇帝、后宫，办公和居住活动的场所。皇城是中央，这个官署集中所在地，功能清楚，区划有序，这是古典城市的典范，而且是鼎盛时期。

中国的城市至少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唐代长安城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长安城的规划和设计，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最先进的水平，也奠定了此后中国都城设计的基础。数世纪以来，中国都城规划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特点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传统的尊崇。虽然城市规划和设计，在不断演变，但是所有的中国都城都有共同的建筑特点。

每座中国都城都是被四面外墙包围，且四墙壁相互垂直，形成一个矩形，建有防御性的哨楼或城垛，在这些城墙内，通常还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小矩形，街道都是南北向和东西向。从空中鸟瞰，犹如一个巨大无朋的围棋盘。这是传统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中国古代都城建设是有他自己独特的理念，也有他自己独特的建筑布局，还有他整个发展演变脉络，中国主要还是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从城市布局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像长安城，他把皇城和宫城，就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当时的行政管理机构的皇城，放在全城的北部正中。然后东西南三面环绕着里坊。然后在左右配置，一边一个市。就是很理想化的这样一个城市，实际上是围绕着皇权，围绕着宫城，来设计的这个城市。

保存至今的西安城墙，其基本面貌是明代洪武年间（公元1368-1378）夯筑，隆庆四年（公元1570）加砖砌筑的。在清代又经多次修补，残存的明代长安城仍依稀可见其磅礴恢弘的威仪。

隋唐长安的规模非常大，据考古工作者对遗址的实测，长安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2米，周长36.7公里，规模巨大，长安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隋唐长安几乎是明代长安城的6倍，这个数字也相当于同期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6倍，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的7倍。大明宫是唐高宗之后，大多数唐朝皇帝日常起居听政的地方，总面积320公顷，相当于3.5个北京故宫，其气势之宏伟壮阔可想而知。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春林：现在咱们所在的就是大明宫里面最重要的一座大殿，叫含元殿。在唐代，这个大殿的主要功能就是朝请，唐王朝在这个地方举行元旦朝会的地方。再就是有时候皇帝登基的时候在这里颁布诏令，一些很重要的场所。

从残存于今的这些巨大的大理石柱础，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唐朝大明宫的雄伟气派和这个东方大帝国的浩瀚威严。盛唐诗人王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描写的正是唐朝皇帝在大明宫接见外国使臣的壮观场面。大明宫内的建筑遗址保存于地面的有含元殿、翔鸾殿、栖凤阁、三清殿、太液池、大角观等。对于大明宫的考古工作，是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至今已有将近六十年的时间，但还有很多遗迹等待着考古工作人员去发现。大明宫的风华，似乎是我们永远品味不尽的。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春林：从2011年开始，我们对含元殿西北180米这个区域进行发掘，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区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我们根据文献记载，然后根据古代典籍里边的图录，我们排比，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地方是唐代中书省遗址。

在长安城内，南北向街道共11条，东西向街道14条，其中连通城门的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其宽度大多在100米以上。如此宽阔的道路，即使在今天的城市规划中，也依然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长安城的人口在当时达到了一百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对于一座特大型都市而言，居民用水的有效保障，生活污水的及时排泄必不可少。唐都长安城，在城市建设上采取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供排水系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这么大一个城市，如果你不解决供水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水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像人体的血一样，供水系统在长安是很重要。而且在设计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把东南面的河引进来，有主干道还有一些支干道。因为古代的时候和现在这个用水不一样，而且基本上里面还有打井的。当时长安城是还是可以喝井水的。

宇文凯在建城时巧妙地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在城东修筑龙首渠，以引来浐水。在城南，修筑永安渠，引入洨水入城。其后，唐都在隋代的基础上继续扩建，长安城供水工程日臻完善。城外修建的护城河，不仅是军事防御工程，它同时也成为了城市排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可排泄城内污水，又能兼蓄地面雨水。经过合理设计将供水和排水系统区分开来非常重要，因为饮用被污染的水会引发瘟疫，这会限制城市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静：长安城的街道，它是中间高、两边低，然后水就跑到道旁的街沟、壕沟中。除了这个还有，排水系统由渗坑和渗井，渗坑的水再排到小的排水沟，再排到大街旁边的排水沟，再流入城壕之内。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唐都长安已经具备了完善的城市功能。在唐初，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坊市制，纵横交错的街道将长安城的外郭城分为108个里坊和东、西两市，居民区就坐落于一个个的里坊之内。各坊里，排列整饬规整，长安城的居民被严格限制在各个里坊之中。每个里坊都设有里正，负责早晚依据鼓声启闭坊门。到了晚上，大街上即空空荡荡，如果违规夜行就会受到巡夜金吾的盘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这个是有浓厚的军事堡垒的性质，每一天，这个早晨和晚上定时根据鼓声来开启坊门，也就是说，白天可以在大街上随便行走，但是到晚间，都要回到自己坊里头，有点戒严的性质。这是长安城，特别是在长安城前期，就唐代前期，长安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浓厚的军管性质。

但为了能够充分满足上百万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劳作、休闲娱乐之需，里坊内建有旅馆、当铺、青楼等各种建筑，大大小小的寺院道观也散布其中。东市和西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繁华异常，集中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行当。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当经济发展以后，逐渐在坊里边有一些商业活动的场所，甚至它的热闹程度超过了政府规定的东、西两个市。这还不说，到后来，又出现了夜市，叫昼夜喧乎，灯火不绝，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夜生活。工商业发展起来自然就要冲破这种里坊制度，所以到唐代后期沿街开商店，把坊墙推开了，而且出现了夜市，就使这种原来具有浓厚军事性质的这么一个城市，开始发生了一种本质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是由经济文化发展引发的，是一种不流血地冲破了当时的里坊制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是在唐代完成的。

因为唐王朝的开放政策，长安城的经济非常繁荣。长安城，成为当时东方世界中最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民百姓和四面八方的外国使臣商人等，

如潮水般络绎不绝、蜂拥而至。数以千计的西域商人长期居住在长安，这些西域移民的后代现在仍居住在这里。

西安清真寺附近回民安守信：原来我前一辈的祖先，像我父亲，我爷爷，我老爷爷，从他的这个长相上讲，好像有一点什么呢？有点阿拉伯的这个，有一点波斯的这个人的这个长相，就是说根据这个判断，可能是就是说，从那里来到西安，来到这里定居的，就再没有动过，而且从我这个姓啊，它也是外来姓，对吧，我姓安嘛。

现在西安的市场和当时的市场也很类似。有些深受人们喜爱的食物的做法可追溯到唐朝时期，如各种饼和烘烤方法。丰富的香料和异域食物是那个繁荣时代的常见之物。在这里，能看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品尝到花样最多的异城食物，接触到种类最多的宗教信仰。

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规模的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长安城的人口结构可能是最为复杂的。这里，既有皇帝和他的百官所组成的中央政府，有庞大的军队，有京城本地的居民，

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士人与商贾，更有来自周边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和形形色色的僧人、道士、传教士。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给不同行业的人，以各种手段谋生的人，提供了这么一个舞台。如果是在中国古代都城，这个舞台就非常重要。这一个人你要是在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没有在都城这个舞台表演过，好像是不行的。而且都城就是产生政治家、经济家、思想家的这么一些地方，特别是文学家，你看很多文学巨匠都是在长安嘛。就是有一些人你也得到长安，这个来了以后，你才能变为全国有名的这样的人，包括李白，他不也最后到长安表演了一番嘛。像杜甫啊，白居易，最后不是都到了长安吗。

长安文化昌盛，人文氛围极为浓烈，焕发出无穷的魅力。当时，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居住在长安。唐三彩制作精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唐代高超的工艺水平。

陕西省唐三彩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尹夏清：这个里面有一些文化的交融和包容，像唐三彩当中的这种钴蓝，钴成色是蓝色的，那么这种钴成色，也是域外带到长安的。那么长安，再加上我们本土有的一些成色剂，就烧造了斑斓璀璨的唐三彩。众所周知，唐人非常喜欢马，所以对马的喜爱，那么唐代的工匠，对马刻画也是非常细致的。

在唐代，马匹深受人们喜爱，大明宫的广场上会举行舞马表演，这里也是皇帝接受朝贡马匹的地方。走在盛唐时期长安的街道上，异域习俗随处可见。

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精湛的表演，走在街道上的胡僧，宴会上的琵琶表演者，这些情景在当时都非常普遍。

对于长安的少年来说，那些肌肤如雪、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更何况，她们当垆贩卖的还是当时中国比较稀罕的葡萄美酒，而她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

事实上，正是那些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他们是一道道流动的风景。

无论是在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还是在服饰、游乐等社会风俗方面，盛唐长安都受到异域文化的巨大影响。唐朝，以宽广的胸怀热情欢迎各国文化。外来文化长驱直入，中外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相互激荡。丰富多彩的文化，既丰富和满足了长安居民的精神生活，更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静：国际性的都会，它都会有流动性非常大，外来的人口，他可以常住，他可以走，还有这种短暂性的，来探亲，来访友，来旅游，来寻找机会，来些什么公干私干，他都来。所以就这种交流的频率比较大，他才可能给这个城市带来这种国际性，才能具有比较高度的国际性。

西安碑林保存了一块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石碑，该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汉字和叙利亚文双语写成，详尽记录了当时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如何通过波斯人在唐太宗年间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流传开来的情况。这是中国与波斯及西方各国密切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长安作为一座世界文化中心巨大吸引力的证明。

西安碑林博物馆馆长赵力光：他这个碑本身这个形制，和中国古代的碑刻都是一样，下面是龟座，上面是螭龙。像我们这个碑能看到它上面，是有基督教的标志，上面有十字架，它下面还有很多的文字，都是古叙利亚文字，这个都是一些僧名。这个碑石就记录着，这个基督教的一支叫聂斯托利教派，后来传到中国的情况。在唐代贞观九年，景教僧，其实也是一个传教士了，他来到长安来传教，受到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宰相房玄龄亲自到城外迎接，后来这个景教，就在长安城里头传教，建了很多寺院。那时候就是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长安对世界的包容可以通过它对宗教的包容体现出来。摩尼教、祆教、景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等外来宗教，在这里都能被接受，佛教更是在这里得到了繁荣发展。

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贾麦明：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唐代的汉白玉雕的，一个观音菩萨像，我们知道唐代非常重崇尚佛教，在唐代长安城109个坊里面，几乎每一个坊里面都有比较大的寺院。那么我手上拿的这个汉白玉雕的这个观音像，它雕刻非常地精美、静穆，就是唐代人对佛教的崇拜，已经达到非常高的境界。所以我们看到雕的工艺，非常的线条流畅，雕的工艺也非常的精美，这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坐落在西安市中心的清真寺，现在仍然是当地穆斯林的聚集地。和当时长安的情况类似，白雪让这座清真寺更加美丽。

西北清真大寺阿訇马良骥：我们现在的这个清真寺啊，通常人们把它叫清真大寺。历史记载的是唐朝天宝元年，公元的742年，这个清真寺建成以后啊，这个唐朝的，波斯人、阿拉伯的人，云集西安，经商的、做事的，所以我们的先知，默罕默德讲过一句话，说你们求学远在中国，所以就说明了当时长安和阿拉伯的关系很紧密，而且历史也很长。

西北清真大寺阿訇马良骥：清真寺啊，它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的礼拜念经的地方，既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见面沟通的良好机会，也是为穆斯林大众服务的一个场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寺院变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是中国唐代长安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这个寺院有建筑，你可以瞻仰，有园林你可以游玩，另外寺院里有壁画，这些壁画都是当时唐朝名家画的，像吴道子，这些人都在寺院里面画过壁画，所以到寺院里头，可以欣赏这些艺术品，另外有的还可以在里面住，可以在里面读书，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是中国当时能够，我们能想到的公共活动空间，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跟欧洲那些城市是不太一样的。

2004年4月，西安传来了一个令学界震惊的消息，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从民间征集到了一方珍贵的唐代墓志，也就是著名的《井真成墓志》。志文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第一句：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

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贾麦明：这个墓志是2004年春天，在西安市的东郊发现的，一经公布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特别是在日本。这个墓志，它的发现，首先它是第一次发现日本遣唐使有关文物。第二，日本国名出现在文物上，它是最早的。第三，它是我们研究中日古代文化文物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

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长安对东邻岛国日本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终生孜孜以求，渴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能够到长安去。他们把能到长空去留学、求法、观光，亲眼目睹大唐盛世的威仪，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时日本至少曾派遣过19次遭唐使到中国。在《万叶集》中，他们被称为入唐使，其中有很多当时的日本名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外国的留学生、使团、僧人纷纷到中国来，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定居，可以在中国娶妻、生子，就可以结婚长期居住这，甚在可以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当官。比如说日本有个叫阿倍仲麻吕的，他后来改个名叫晁衡，这个人不就是日本来的，在中国学习，通过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做到了三品官。这三品官意味着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部级干部。能够做到中国官僚核心的、很高的干部。

阿倍仲麻吕的中文名叫晁衡，平日与李白等中国诗人交好，饮酒作诗，相谈甚欢，交情颇笃。在听到他不幸遭遇海难的传闻后，李白还深情地写下了《哭晁卿衡》一诗痛悼好友。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徐建新：阿倍仲麻吕在中国学习的非常地卖力，非常地用功，有很深厚的学识，而且和当时很多的文人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在遣唐使中还有这样的人，比如说空海大师、最澄大师，还有吉备真备，这些人呢，后来都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吉备真备，是一位在中国留学十七年的遣唐使，后来回国后官拜宰相，在教育、文化、军事、法律、建筑、历法等方面，仿照大唐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这对日本的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吴宗国：那么随着日本本身的发展，对唐朝了解的不断地加深，遣唐使带回去的就不光是制度，而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唐朝的文化。所以说唐朝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唐朝文化，还包括建筑和城市规划。日本有两座著名的城市，即平城京和平安京，完全仿照了长安城的布局。公元710年起，平城京被作为日本首都。这个矩形的城内，无论东西南北，每隔约五百米就有大路相通。皇城平城京的大门朱雀门，几乎是直接仿照长安城大明宫的朱雀门建造的。

平安京是另一座仿照唐长安建造的城市，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安京曾经是日本的千年首都。它始建于794年，建筑呈长方形排列，以贯通南北的朱雀路为轴，分为东、西二京，和长安的布局很相似。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静：唐长安城因为唐王朝的世界影响力，对东亚的城市也有着很深的影响，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就是深受长安城规划的影响。日本的佛寺布局也深受长安佛寺布局的影响。以长安文化为核心的唐文化，也深刻影响了东亚日本、朝鲜。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徐建新：中国人当时的心态是非常自信，我认为是非常自信和开放的。可以说在当时东亚这个周围呢，恐怕至少它认为没有人可以把它征服，或者凌驾于它之上。它是一个文化辐射之源，它是向周边辐射，文化的源头在它这，因为它有这份自信。

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几乎与唐王朝同步兴起。当这个新兴王朝主动开启了与唐朝友好往来后，唐蕃之间不仅成就了美好的爱情故事，唐王朝也把自己最先进的文化技术无私送给了这个友邦。

公元641年，大唐公主文成公主即将踏上遥远的旅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等，而最重要的，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医方诊断疗法等。

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六百多人中，

包括了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

此后的长安，大量的吐蕃贵族子弟聚集在这里，对唐朝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学习，他们希望给吐番社会带回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长安是如此的著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陆路到海上，各种肤色的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这里学习生活，进行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政治联姻等等，以至于它成为了世界级的都城。

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虽然长安规模宏大，坚固无比，但是并没有历久长存。从9世纪到10世纪初，长安经历了多次兵灾战火。公元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城的宫室、城垣与坊市受到极大破坏。经过这次浩劫，辉煌壮丽的长安城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原先面积达84平方公里的长安城缩小到了5.2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原来的十六分之一。曾经煊赫三百年的世界都会，犹如一位英华逝去的壮士，烈士暮年，繁华尽落，仅剩下断壁残垣留与后人凭吊，追忆盛唐曾经的辉煌。

但是长安并没有被世人遗忘，毁坏的城墙被重建了，一座新的城市在其遗址上拔地而起。现在，西安是中国西部一座活力无限的城市，它经济繁荣，文化丰富多彩，古老的长安在新时代里重新焕发出了绚丽的光彩。梦回千年，昔日的强盛繁荣依旧清晰可见。

这里是大明宫遗址约,1400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唐王朝,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里是布达拉宫，它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代开始，成为西藏的中心，对于唐帝国和当时欧亚大陆的国际形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和松赞干布带领下，唐王朝与吐蕃在亚洲大陆上相遇了。这次相遇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吐蕃的兴衰几乎与唐王朝相伴始终，在双方使战时和的交替发展过程中，吐蕃与唐王朝之间的了解与认识越来越深入，双方从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民族血脉的交流融合越来越深入而广泛，逐步形成了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曾孤立隔绝，这片神奇的土地与广袤的中原大地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的屋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在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之间，奔流着气势雄伟的雅鲁藏布江。江的两岸是丰饶的河谷平原，自古以来就属于农业发达的地区，就繁衍于雅鲁藏布江的南岸支流，雅砻河谷，藏族真正成为了一个民族共同体，正是以吐蕃政权的建立为标志，在此之前，青藏高原散布着雅岩、象雄、苏毗等十几个割据邦国和部落，各邦国、部落之间矛盾交错复杂，战争时常发生。随着雅岩部落的实力日渐壮大，其首领囊日松赞消灭了一些敌对部落，为青藏高原的统一和吐蕃的强势崛起奠定了基础。囊日松赞死后，他13岁的儿子弃宗弄赞继承王位，成为新一代赞普，为二青藏高原的统一大业，正是这位赞普完成的，他就是被吐蕃人民崇其德所尊称的松赞干布，汉语意译为庄严大德王。得名与梵语发音普陀洛伽的布达拉宫是拉萨最高的建筑，从布达拉宫建成直到今天，藏族人一直坚守着一个传统，那就是所有在拉萨的新建筑不能高于布达拉宫。而很少有人知道，布达拉宫的最高处的建筑是法王洞，它是布达拉宫唯一留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建筑。这里曾经是松赞干布长期居住过的殿堂，如今，洞内北侧中央供奉着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像。

旺加：这就是法王洞，法王洞的位置就在布达拉宫这个红山的山顶，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这就是松赞干布，西藏第32地藏王。

松赞干布生于公元617年，这位年仅十三岁就位的吐蕃政权的统治者，早早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华。松赞干布迅速平定了内部叛乱，并武力兼并了邻近的苏毗和羊同两部，同时向东进军攻破党项—白兰羌，并开始进攻吐谷浑，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青海中部地区，另外，他还向南征服了你婆罗，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松赞干布将一切边地小邦进行统治，最终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诸多部族的伟业，这是吐蕃有史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藏历九月，又叫天降月，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月份，每年9月22日之前，各地的藏族人会来到布达拉宫参加劳动，将布达拉宫粉刷一新，迎接天降月的到来。粉刷布达拉宫，这个传统正始于1400年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

旺加：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宫殿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每年刷白粉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刷。

完成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后，为了进一步摆脱旧贵族、旧势力的羁绊，松赞干布进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雅砻河谷迁往雅鲁藏布江以北的逻些河畔，松赞干布请来尼泊尔等地的工匠，在布达拉山上修建起雄伟壮丽的宫殿。

旺加：这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布达拉宫图，布达拉宫，这个是梵语，就是持轴山的意思，这个是观音的一些静地，松赞干布在这个上面修建了999座宫殿成为王宫。

布达拉宫建成后，许多部族首领纷纷前来遣使通好，布达拉宫迅速成为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每年粉刷布达拉宫所使用的颜料，是用藏族人从家中带来的牛奶和白糖搅拌的，千年来，藏族人用这种方式保护着他们心中最至高无上的宫殿，更是表达了对松赞干布的无限尊崇之情。迁都之后，松赞干布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法律与军事制度，划定行政区划，设置各级职官，建立王廷议事会，并制定赞普与臣下的各种会盟制度，他还着手统一文字，并派人前往印度等地考察学习，最终创造了一套新的吐蕃拼音文字系统。此外，还制作了藏历以及土地、畜牧的度量衡制度和税收制度，在松赞干布的统领之下，吐蕃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松赞干布一手缔造的吐蕃政权却并不稳定，要想保证吐蕃的长期稳定与统一，松赞干布必须寻找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深谋远虑的松赞干布早已感受到了来自吐蕃东面唐帝国的强大力量和吸引力，于是，松赞干布试探性的主动开启了与唐朝的第一次友好往来，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164），松赞干布派使者入唐朝贡，太宗也派使臣回访宣慰，双方刚刚有了初步的了解，松赞干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向唐王室求婚，希望娶一位唐朝公主。

次旦达西：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文化很发达的一个朝代，世界上也是，所以这样的话，松赞干布因为光靠吐蕃的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统治一个地区是很不可能，他需要有一个先进的文化，来服务于他建立的新的政权，所以我认为是迎取文成公主，就是从我们政治角度来说，他有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

唐太宗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求婚，对于和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关系，唐太宗需要进一步了解一遍，以便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但对于松赞干布看来，大唐之所以不许和亲，与位于青海的吐谷浑挑拨离间有关，于是他发兵攻打吐谷浑，又派大军20万进攻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潘一带），甚至声称如果不嫁公主，我就派兵长驱直入，面对吐蕃的挑战，唐太宗决定示之以威，派大将侯君集等分路进讨，大败吐蕃军队，松赞干布就势罢兵，派人向唐太宗请罪，并趁机再次提出和亲的请求，唐太宗决定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不仅饱读诗书，笃信佛教，精通天文历算，更重要的是她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而这些，正是唐太宗选中她的原因。公元641年，一支庞大的吐蕃迎婚使团来到长安，为了纪念吐蕃迎亲，大画家阎立本专门绘制了一幅《步辇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唐太宗坐在步辇之上，威严而从容，作为迎亲首领的吐蕃宰相禄东赞，举止得体，肃穆恭敬，显然，唐蕃双方都对和亲非常重视，唐太宗派他的堂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亲自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更是日夜兼程，亲迎于栢海，并以子婿之礼参拜了李道宗。

文成公主入藏，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不仅在政治上唐蕃建立了甥舅关系，初步稳定了唐朝的西南边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和亲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里是拉萨河边的慈举林村，文成公主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型室外情景剧《文成公主》，每天都在这里上演，藏族导演白芨正在给扮演文成公主的演员排练，对于听着文成公主故事长大的白芨导演来说，她希望把一个千年来藏族人心中共同的文成公主，展现给世界和她生活的土地。

白芨：作为文成公主，她是从十六岁一直到，历经三年一直到19岁，走着进来，这我觉得是一个真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女性，所以我自己感觉，这个剧的呈现让我最感动就在这这一点上，所以说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大姑娘。平均这里有大概两千名观众观看演出，而创作和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有八百多人。

公元641年，即贞观15年文成公主一行正式踏上了去吐蕃的旅程，这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陪嫁队伍，随行人员有600多人，其中包括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许多工匠和技术人员，而这支队伍所携带的嫁妆，也极为特殊，它们包括佛像，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大批的图书典籍，在藏文的史籍中，对这些典籍是这样记载的，金玉书橱360卷经典，卜筮经典300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与工艺著作60种，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等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

文成公主的扮演者杨欢是一名汉族演员，而且与文成公主一样，也来自于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市，从西安到拉萨，杨欢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她一直在努力理解自己的同乡文成公主，和那个传诵千年的经典爱情故事。根据藏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历经了三年时间，她一边走一边交给吐蕃人民垦田种植，安装水磨，使乳变奶酪，从乳取酥油制成甜品，以丝绸工织，以草治绳索，以土做陶瓷等技艺，涉及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许多吐蕃贵族子弟也来到长安学习，他们给吐蕃百姓带回了新的风气。正如唐朝诗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树立了唐蕃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文成公主入藏，极大地促进了土逼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文成公主带给西藏的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几乎无处不在。

张云：文成公主可能是边走边看，有的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在青海的玉树地区，她就带给当地老百姓教纺织，教水磨，把中原的纺织技术，还有把水磨使用技术，所以都给传给他了，传给了当地老百姓。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尼木县，这里出产一种西藏最著名的藏纸，茨木多及是尼木藏纸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们家族不断传承使用的藏纸制造技艺，正是始于文成公主入藏时期。

次仁多杰：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时候，雪域高原还没有出现纸张，当时只有在树皮、骨头等上面书写文字，文成公主入藏后，造纸技术引进西藏，结合当地资源进行造纸。

以狼毒纸为原料制作的藏纸，最显著的特点是经久不坏，甚至可以保存几百年，因此，尼木藏纸成为印刷佛经最好的纸张，今天，尼木藏纸已经成为西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依然是印刷佛经的首选用纸。青稞是所有西藏人都离不开的主食，在西藏，每年的青稞产量关系着整个西藏人民的生计，今天，人们种植青稞，依然根据传统的藏族历法，安排一年的春耕秋收，而现代藏历的演变发展，与文成公主有直接的关系。

次仁：这是《春牛算》，也就是八世纪文成公主进藏时所带来的一些天文历算的一些数据，以后演变成了我们农耕牧作时节必须编写的一本《春牛算》。

这里是西藏藏医学院，旺堆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授藏医学中最重要的一步医典—《四部医典》，在西藏藏医的发展的历史中，《四部医典》历经了多代藏医，不断丰富完善最终定本，而文成公主为藏医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尼玛次仁：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以后，更加密切在内地的这个中医学的文化和藏医学的文化的这个交流，很多这个内地的医学的一些知识和医学的理论，传入到藏医学里面，藏医的一些内容也交流到内地的一些医学方面。

事实上，文成公主入藏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一般认知，藏族人民对于文成公主的情感几乎无以复加，他们愿意把世上所有最美好的词汇，都献给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不仅为藏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为西藏注入了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那就是佛教。

次仁多吉：这个柱子是公元七世纪的柱子，应该是白橡树，这里有一个文成公主当时留下了一个手印，文成公主留下的手印，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因为这是文成公主的一个见证。

在藏族人心中，文成公主就是菩萨的化身，在大昭寺，藏族人民同样也表达着，对于这位大唐公主的崇敬之情，这里不止一处供奉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像。大昭寺，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每天都会有无数的藏族人到这里朝拜，他们有的是一个村庄的人集体乘坐简单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全家人一步一磕头，从遥远的山区历时几年磕到这里。大昭寺千年来一直供奉着藏传佛教中最崇高的佛教圣物，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又名觉沃佛，而这尊佛像正是文成公主从长安不远万里带来的，觉沃佛的到来，成为了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

尼玛次仁喇嘛：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波尔公主和文成公主，他们两个公主把世界上最珍贵的、最有文化价值和灵气的佛像请到西藏，然后藏王就开始修建最早的佛教建筑，大昭寺、小昭寺，大昭寺位置是文成公主选的，按照阴阳八卦，我们说的风水，公主说，底下的湖泊是最佳位置，填湖建设。

尼玛次仁喇嘛是大昭寺的僧人，从30年前出家，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座寺院，对于大昭寺的历史，尼玛次仁喇嘛如数家珍。

尼玛次仁喇嘛：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就在以后，慢慢地藏人开始接触佛教教育，这才使全民信佛，所以藏人感恩松赞干布，感恩文成公主。

张云：它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代替已经不适应统治需要，特别是一个更大的王朝统治需要的意识形态，那佛教就应运而生。

在佛教到来之前，苯教是西藏的原始宗教，随着吐蕃社会的进步，苯教原始落后的特点日益凸显，但一些大臣为代表的苯教族势力和权贵势力却试图利用苯教控制民众，而松赞干布大力推广佛教，希望为吐蕃带来新的生机，吐蕃在统一的外表之下，实际上一直暗流涌动。苯教与吐蕃赞普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就是被苯教教徒杀害，一直到第27代赞普，吐蕃政权几乎都是被传苯教、说神话、讲谜语的苯教大臣控制，历代赞普大多早逝，这与苯教大臣势力与赞普的斗争有直接关系。松赞干布正是希望能够用佛教彻底取代苯教，结束西藏无休止的杀戮和分裂的历史。

次旦达西：苯教文化是提倡这个杀生的，佛教是反对杀生的，但是那个苯教是用血来祭祀，所以按它的季节来，祭祀许多动物和牲畜，这样的话对西藏这个牧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苯教实际上在西藏是根深蒂固，随着赞普建立大的政权，首先要有新的思想来统一和代替。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第二年，松赞干布也突然去世，两位唐蕃历史性关系的缔造者相继去世，大唐与吐蕃的蜜月期结束了，双方关系的前景笼上了一层阴影。松赞干布去世后，赞普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芒松芒赞，由于新赞普年幼，吐蕃军政大权落入宰相葛尔东赞域松之手，葛尔东赞域松就是迎娶文成公主的首领禄东赞，但禄东赞推崇苯教，苯教与噶氏家族互相依持，势力迅速壮大，很快，赞普的身边全部都是苯教大臣了，从这个时期开始，吐蕃进入了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噶尔家族专权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与唐朝陷入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两条战线上，一是吐谷浑，另一个则是西域的安西四镇，对于唐蕃双方而言，吐谷浑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要，控制了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住了丝绸之路的南道。起初，吐蕃军队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优势，但经过30多年的战争，唐军收复了安西四镇，吐蕃占据了二十四年的天山以南地区，也重新回到了唐朝的版图。公元698年，吐蕃专权的噶氏家族被王室铲除，唐蕃之间的战争也缓和下来，双方再度开始讨论和亲之事。

次旦扎西：松赞干布去世以后，他孙子、曾孙都是，他的权利都落入他的大臣手里，所以没有回归到这个赞普血统上，所以他就是请这个金城公主，再一次建立这种亲上加亲，然后统治、巩固他的地位。

又一位大唐公主即将踏上前往吐蕃的和亲之路，她就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本事中宗皇帝的侄孙女，为了显示对这次和亲的重视，中宗皇帝将这位侄孙女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出嫁，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入蕃，将带去大批书籍和工匠，甚至还有龟兹乐一部，后来她还派使者来唐，请求唐玄宗把《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班赐给吐蕃，另外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月王药诊》，就是在金城公主带去的医书翻译之后，结合了吐蕃民间医药学经验而编成的。公元710年正月27日，唐中宗为金城公主举行隆重的饯行仪式，而后金城公主一行踏上了漫漫行程，而此时的吐蕃王朝的内部，正在发生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年轻英俊的吐蕃王子江察拉温被苯教大臣杀害，相传原本要嫁给的这是这位未来的赞普，苯教旧势力与赞普的较量还在继续，他们试图阻止吐蕃和唐朝的再次联姻。

金城公主的行程也在继续，她没有因为吐蕃复杂的政治形势而退缩，她要完成的一位大唐公主的神圣使命，相比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并没有留下美好爱情故事，但她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巨大且意义深远。唐蕃联姻，会给赞普强大的力量支持，会消除战争，实现吐蕃中兴，让雪域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布达拉宫的这幅壁画上，描绘了金城公主当年入藏之前，唐朝皇帝赐给她一面镜子的情形，在壁画中，仿佛能够听到临行前，唐朝皇帝对金城公主的殷切叮咛。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和亲，进一步加深了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赤德祖赞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就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汉藏一家成为双方共同的期待。

次旦扎西：这个历史研究，就是从我们地缘文化方面研究，按理的话，印度和吐蕃很近，但是西藏文化偏偏往东向发展，唐蕃之间200多年间，200多年的历史，互派使臣次数是191次，唐朝派使臣到拉萨吐蕃是66人次，那吐蕃派到这个唐朝是125人次，所以这是很频繁密切。

在吐蕃与唐朝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交流中，佛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西藏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松赞干布去世后，苯教大臣得势，他们开始破坏佛教，到金城公主入藏，西藏的佛教一直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甚至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都已经不见踪迹。

尼玛次仁喇嘛：藏佛洞在里面，文成公主和藏王走了之后，藏族人担心那个佛像会受到破坏吗，赶紧从小昭寺把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佛像，藏到这个藏佛洞里边60年，最后，金城公主才把它从这里请出来，供在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位置上，这位公主非常的高瞻远瞩，她知道将来有，因为世界的有些东西是变化无常，今天我们和好了，为什么，因为她来了，但是她走了以后，还是不能保证，所以为了便与这个佛像不要再受到破坏或者藏起来，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是把这个佛像供在大昭寺。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广泛传播的是赞普赤松德赞，很多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的儿子，这一直是西藏历史中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位功绩卓著的伟大赞普，确立了佛教在吐蕃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赤松德赞即为之初，权力还掌握在信奉苯教的大臣之手，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依然很大，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这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严惩反佛大臣，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推行佛教。赤松德赞迎区莲花生大师，寂护论师等天竺汉地高僧入藏弘法，在他的主持下，吐蕃修建的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寺院。赤松德赞颁布兴佛诏书，并挑选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他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名作为供养，这就是三户养僧制。

赤松德赞下令举行了一场佛教与苯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是苯教失败，赤松德赞当即宣布自己信奉佛教，一部分苯教改信佛教，其他人则逃往了边远地区隐居。在佛教取得了对本教的胜利之后，佛教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基本得到解决，佛教开始发展起来。赤松德赞在吐蕃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堪与松赞干布相提并论，在他长达43年的统治时期，吐蕃继续扩张，形成一个强大的多部族帝国。在赤松德赞即为的第一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叛乱，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而正积极开拓的吐蕃同步则觅到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回中原，这使河西、陇右军备空虚，吐蕃趁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

公元763年10月，20万大军长驱直入，占领长安，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唐军发起有力反击，迫使吐蕃军队在十五天之后推出长安。此后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占领西域、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吐蕃人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50余州150余县，控制人口达160多万。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王朝宰相李泌提出了北合回纥，南通南诏的遏制吐蕃计划，并得以成功实施，南诏是由唐朝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738年，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使之归顺大唐。然而，其子阁罗凤继位后宣布脱离唐朝，归附吐蕃，由于吐蕃对南诏一直横征暴敛，南诏苦不堪言，唐王朝宰相李泌的计划，使南诏顺利归唐，南诏归唐之后，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有所减弱，双方再度和谈。

巴桑旺堆：我们今天每当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深切地感到的唐书里，有很多藏民族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藏族的军事的有些记载，应该说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导致这么详细的记载。那么唐人对这个藏族有进一步，对吐蕃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通过战争，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吐蕃的很多的政治上的措施，吐蕃的很多文化上的一些借鉴，都是从唐朝里头吸取文化素养的。

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朝与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盟文被碑刻石立碑，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逻些，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只有拉萨这座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大昭寺前，会盟碑上的盟文声名，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意，盟文再次肯定了双方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用以沟通的驿递线路，并规定了其它和平措施。在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这块历经千年风雨的唐蕃会盟碑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次旦扎西：这个唐蕃两个民族最后走向会盟的这个道路，这个是从松赞干布开始，文成公主进藏，就是藏汉两个民族结下了亲人的这么一个关系。第二是唐朝与吐蕃之间，两个民族字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互相帮助，所以这样的话唐蕃两个民族之间，也是我们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这个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么一个融合过程。

对于吐蕃自身来说，唐蕃会盟碑和它身后的大昭寺，还见证了西藏佛教的发展历史和吐蕃王朝的兴衰，赤松德赞去世后，朗达玛在一些反佛大臣的拥立下，登上了赞普之位，朗达玛推行激烈的毁佛政策，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公元842年，朗达玛遇刺身亡，这位给吐蕃带来血雨腥风的暴虐统治者，成为吐蕃最后一位赞普，在朗达玛去世后，吐蕃陷入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直到蒙元时期，西藏地区才又一次汇入中国统一的洪流。

大唐与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时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而对于吐蕃来说，唐朝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差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交流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如今，它们当年叱咤的风云早已散尽，而回望这两个王朝的背影时，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其光辉穿越时空，夺人魂魄，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的美好姻缘，作为唐蕃和同为一家的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传颂的佳话。

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里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壁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三十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次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至此变成了尘封千年的秘密。

九百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老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了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了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依然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史记·大宛传》中这段文字，是敦煌这个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月氏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当地的乌孙人，从此，月氏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月氏，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月氏合击匈奴，但此时的月氏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就这次长达13年的出的使见闻，向汉武帝递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和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郑炳林：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与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与世界接触的这个窗口路线整个堵掉，他没办法，他要跟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形成的包围要打破。

公元前121年，雄大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郑炳林：敦煌在这个路线上，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到敦煌，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这个商业城市就这么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即带着军事性质，又带着商业性质。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十六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北凉、西凉等五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地区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

儒家经典在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奂、宋纤、索袭、敦禹、阚裀、刘昞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昞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八十四卷，《敦煌实录》20卷。张奂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四百年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240—249），月氏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也是一带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

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式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驼经白马。

十六国时期，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骝”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之前，当晚托梦于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成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一千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在十六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高僧西行来到敦煌，在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在金光之中，依稀有千佛化现而出。乐僔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来到这里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男女老少，都在三危山上争相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道证：抄写经卷有功德，挖掘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清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者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坐佛像前点着长明灯。

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三十七年中，莫高窟竟留下了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两个半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一两年可以完成。

雷闻：敦煌的佛教在隋代获得巨大发展，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特别崇佛，这样整个社会上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就是具体敦煌这个地方，它是地处边陲，另外，它是地处中西商路的要道，所以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着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祈求佛的保佑。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只有两样东西才可能支撑旅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完全可能有去无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

公元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郝春文：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一旦西域被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缘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敦煌就变成了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敦煌它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三百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一千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故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实际艺术宝库等称誉。

赵声良：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这是三维复原后效果，四周绘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宏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赵声良：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的好，人物也画的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的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各种各样的姿态，有的人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听佛说法，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跳舞的状态，每个人都画得非常生动，它把一个佛国世界展示得非常美妙。天上还有飞天，飞来飞去，这个时候你看那个飞天化的很小，远远地看着，好像从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在亭台楼阁的背后，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有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一个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它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就是艺术真实。

第96窟始建于延载二年（695），主尊为倚坐弥勒大佛，高达35.5米，据说莫高窟第一坐佛也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而塑造。在窟中，抬头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丰姿时，许多人都会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在许多方面做出辉煌成就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27米的“南大像”，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赵声良：其实我们要想，古代人的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视，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我们欣赏敦煌艺术，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哟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在隋唐的三百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二十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一百多年，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敦煌目前尚存彩塑三千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杜永卫：古人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颜料，他结合得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好的佛像来。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公元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勿徙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苦痛，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

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恸的场景。引人瞩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装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剺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

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从画面可看出，当时敦煌及河西各族人民欢庆光复的盛况。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

公元1006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继续向西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中一群惶恐不安的和尚，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那个神秘的洞窟。这就是我们本集开头所看到的那一幕。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

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沙州（敦煌）自此归西夏政权统治前后长达191年，这是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由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1524至1714年的近二百年间，敦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先后被吐鲁番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使敦煌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一千多年的佛教绝迹，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

明王朝西部边陲是肃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至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该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从此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量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清雍正元年（1723），“复立沙州所，三年，旋升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文化辉煌一去不返，敦煌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

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里却仍旧荒凉破败得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道士王圆箓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将近九百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

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五万多卷，其中百分之九十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舞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版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地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沙武田：我们知道正史，二十五史，那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那是政治史，但是，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这是非常珍贵，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一个，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计的一些内容。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际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一千多年前珍贵的手写经卷。

李际宁：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写着延昌二年四月十七日敦煌镇，管经生令狐礼太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的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在那个时期抄的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出土的珍贵的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他，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及五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

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都翻检了一遍，最后仅花五百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七千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揭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五万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劫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

一番劫掠之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十多个国家。有人这样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

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这是冰山一角。

李际宁：这件金刚经是武则天仪凤元年，为她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这纸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这个纸张，这个纤维打的非常地细，表明处理得非常光滑。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一百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愤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柴剑虹：敦煌学的形成造就了一大批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自觉地、有牺牲精神地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瑰宝，我们最典型的就像常书鸿先生，守在莫高窟，去保护莫高窟，一干就是几十年，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人，以常书鸿为代表的，后来由段文杰院长，现在有范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传承的事业，这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郝春文：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一千多年，它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溢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涵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

敦煌文化的高峰已经不再，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敦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敦煌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敦煌就是我们自己。

纽约唐人街,西方世界最大城市的华人聚居区之一，在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也有一个著名的华人社区。初建时，被当地人称作“唐人的城镇”。今天，在世界各地移居海外的华人仍被称为“唐人”。唐，是中国富有魅力的别称，唐朝文明给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时代。

作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朝的声威实际上超过了同时期的世界强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诗人王维的诗句，描绘了各国使节到大明宫朝拜唐朝皇帝的盛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容着一切。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成建正：我想当时的交流应该是很广泛地，这个我们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壁画馆就可以看出来，因为里边就有那个《客使图》，就是在唐朝的宫廷里边，准备接待一些外来的使者，这个外来使者呢，比较明显的，有来自东方的，或者是日本或者是从朝鲜半岛，但是也有呢，那个额高鼻深目，长头发这样的西方人的形象。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在唐朝正式形成，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科学技术等。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地区，在韩国，直到今天，仍然保持者对孔子隆重的祭祀仪式。位于首尔的成均馆是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它是由朝鲜皇家支持建造的一所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是东亚最古老的学府之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多成为贵族领袖或者学者。他们对朝鲜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百年来，人们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释奠礼，祭祀孔子等古圣先贤。

韩国首尔成均馆礼仪部部长朴光泳：这个释奠是为了显示我们继承了圣人的思想和教导，包括孔子、孟子，并立志践行效仿他们的正道，所以说每年春季和秋季，在成均馆和全国的乡校都会奉行这样盛大的释奠。

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公元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与新罗形成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开始全面仿照唐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很多留学生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唐太宗曾表示，对本国人和外国人要一视同仁，爱之如一，并准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在新罗留学生的心目中，能够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极其荣耀的事，当然这也使极其艰辛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崔致远。崔致远十二岁入唐，临行前父亲激励他说，十年之内如果不能考取进士，则不要再称是我的儿子，由此可见新罗人对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视。经过勤奋学习，崔致远终于在十八岁那年进士及第，在中国生活十六年后，崔致远告别了这个第二故乡，回到新罗，他被韩国学界尊为汉文学鼻祖，他用汉文所写的著作流传至今。

韩国首尔成均馆礼仪部部长朴光泳：实际上崔致远正是因为在韩国弘扬儒学，所以他的牌位被供奉在这里的大成殿里。

也正是从时期开始，日本开始广泛接受唐代文明的影响，各级学校确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日本至今尚存有十五处有影响的孔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岛圣堂，地处今天的东京都文京区。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院徐建新：日本社会的人文关系，还有日本社会的价值观，伦理观中还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儒学思想，儒学至今还对日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今天的日本，人们仍主要使用天皇的年号纪年，如昭和、平成等等。使用年号的传统是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的日本社会正处于内忧外患中，旧的姓氏、部民制度弊端严重，面临瓦解。很多有识之士决心开始变革。

这里是奈良。穿过这片稻田，有一座古老的寺院—飞鸟寺，飞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也是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如今，每天有很多的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这段日本转折时期的历史，公元64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这里。这座纪念碑见证了这次变革，它结束了大豪族的垄断政权，开始了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

日本大阪历史博物馆博士关山藤原浩：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改革政治制度。这就意味着，天皇是国家的权力中心，并实施新的政策，也就是说变成中央集权制，以强大国家，使国家重生，大化改新是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的。

大化改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大化，也是日本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在大化改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突然爆发了一次战争。公元663年9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的百济旧部，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四万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和7000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唐朝军队予以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近距离感受了唐王朝的强大之后，日本加快了求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的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

北京大学教授吴宗国：那么这时期他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来推动他们自己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么最方便的，对日本的这个制度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艘遣唐使船的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了十九批遣唐使，学习、吸纳唐朝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使日本不久就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在公元八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当时的长安城建造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在朝堂上，大臣们竞相模仿中国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特别是三彩艺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

陕西省唐三彩艺术博物馆

研究员尹夏清：唐三彩是中国首创的，之后的新罗三彩，包括日本的奈良三彩都有仿烧，包括波斯三彩也受了影响，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承载物。

每一批遣唐使回国时，都会从中国带回大批儒家经典、佛经、诗集。如今，名闻天下的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珍藏着这些珍宝，而且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丝织品、瓷器、乐器等日常用品。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但唐代的琵琶今天已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都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一些仿照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正仓院今天保存着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立女屏风，其中的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舫《簪花仕女图》的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大师曾长期在中国学习。在中国，他跟随唐代著名书法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

高野山灵宝馆馆长兹恩静香：特别是空海大师善于中国书法，他把中国书法写入到日本文化。

日本至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创造出来的。起初日本将汉字称作“真名”，而这种日本字母就被称作“假名”，在“假名”的创制和传播过程中，从唐朝留学归国的空海大师、吉备真备等人可能发挥过重要作用。空海大师，是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在大唐学习密法。回国后，在距离大阪不远处的高野山创立佛教真言宗，如今，高野山成为日本最神圣的佛教场所。

佛教于公元6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入日本，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圣武天皇在位时修建了壮丽宏伟的皇家寺院，铸造了日本最大的毗卢遮那佛的铜像安放寺中。应日本天皇与佛教界之邀，从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开始，律宗高僧鉴真先后五次试图东渡日本，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五次航行的过程中，他不幸双目失明。公元753年，六十六岁高龄的鉴真勇敢地踏上了第六次渡日之旅，最终于这一年年末，他与一批忠实追随的弟子一起踏上了日本国土。在日本的十年期间，鉴真为佛教文化以及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过海大师”，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的文化高峰。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院徐建新：他向日本传递了很多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包括书法、建筑技术，还有日常生活的很多先进的中国的文化要素，他是这些文化使者群体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与唐朝友好交往的200多年间，日本社会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唐文化的浸染。他们吟诵唐诗，欣赏唐乐，互相行唐礼，唐朝风格的艺术品、唐式服装、唐式点心和餐具随处可见。唐风的影响，深入到日本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不仅跨越了横亘在两国之间波涛汹涌的海峡，而且跨越了上千年的岁月。能剧是一种舞台剧，也是源自唐朝的娱乐形式，在公元8世纪被带到日本。

日本能剧表演者茂山茂：能剧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然后用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夫妻吵架和现在的没什么区别。出门男人是主导，进门是女人主导，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些在现代社会也一样。

围棋，大约2500年前起源于中国，这种战术游戏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和朝鲜。宣宗的时候，一位日本王子入贡，令唐朝君臣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擅长围棋。于是，唐宣宗让棋待诏顾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弈，所谓棋待诏，就是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顾师言就是这样一位国手。日本王子的棋艺也非常精湛，黑白两色的棋子交错落在棋盘上，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顾师言下出了一手出人意料的妙招，日本王子不得不认输，这局对弈留下了一段两国文化交往的佳话。

这是一所位于大阪的专业围棋学校，森山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他教授的是最高级别的学生。

日本大阪职业围棋手直木森山：我是围棋九段，我从十岁开始学习下围棋，现在我四十八岁了，已经下了三十八年。中国的规则在大陆和台湾通用，在朝鲜、韩国等其他国家采用日本规则，但是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基本的胜负方法是一致的，就是基本的计算方法有些差别。军事家喜欢围棋，因为可以看做是一场模拟的战争，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喜欢战略战术游戏的原因。

逐渐趋同的，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茶道。今天作为文化传承的符号在日本非常盛行。在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带回第一颗茶树种子，喝茶，成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喝茶时特有的仪式称为茶道。茶道，甚至被称为东洋精神的真髓。

在东京的神庙里，一位僧人在表演江户时期的茶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茶道的形式也不断演变，但是其精华一直流传下来。跟中国一样，他们不只是一种饮品，是文化的精髓，代表了精神境界：和谐、敬意和纯粹。这个时候，日本的服饰样式和着装风格深受唐朝影响，逐渐与中国趋于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传统服装——和服，就有着当年唐服的影子，今天，唐朝服饰的神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早已不见踪影，而日本的和服却延续了下来。毛利由纪子女士是和服设计师，她是西阵织和服协会的副馆长，也是学院的院长，她几乎每天都穿和服。

日本西阵织和服学院院长毛利由纪子：当时，有遣唐使出使隋朝两次，之后日本也派遣唐使去唐朝。所以引进的不仅仅是隋唐的服饰，还有都城的管理和政治等，很多服饰都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从奈良时期到平安时代中期，日本的服饰是完全仿照中国的。

随着遣唐使而传入日本的，还有各种食品烹调方法和餐具，比如筷子。日本人普遍使用筷子，也是从奈良时代开始的。筷子，先是在宫廷中使用，很快就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取食用的主要餐具，当时人们称之为“唐著”。

中国饮食文化影响日本最好的例子是豆腐，豆腐是中国人在汉代发明的，它味美、色白、质嫩，堪称中国的国粹。日本奈良时代留学中国的僧侣将豆腐的做法带回了日本，最初，它只供贵族和僧侣食用，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院徐建新：日本文化很精细，事无巨细，而且非常微观。他学了一个东西就容易把它变成一种信仰，一种极端崇拜的事物。日本国风文化，就是在吸收消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地建立自己的、带有主体性的、本民族的文化，如果要没有唐风文化时代的话，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国风文化时代

唐朝物质文化的全面传入大大提升了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品味，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朝鲜半岛。随着对唐朝文化的普遍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节日也在朝鲜、韩国、日本流行起来。今天我们仍能从朝鲜、韩国的春节、端午节、日本的3月3、五月端午等吉日中看到唐朝文化留下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不断传入日本、新罗的同时，日本、新罗的一些物品和文化现象，也引发了唐朝人的浓厚兴趣，日本人制造的毛笔、纸张、衣料等在长安大受欢迎。

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新罗的大量僧侣也来到中国。其中，来自新罗的高僧金地藏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后，民间留下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

安徽省九华山管委会佛学专家费业朝：中国佛教界从唐宋元明到大清，慢慢就认定，这位金乔觉和尚，新罗国和尚，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在我们九华山示现。我们九华山之所以成为这个佛教圣地，说穿了，就是金乔觉在九华山完成了他从人到神的整个蜕变过程的场所。

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7月30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一天举行的地藏法会以示纪念。很多韩国的佛教信徒也回来到九华山，祭拜这位来自他们家乡的高僧大德。

韩国游客：在韩国，中国被看做是有很多佛教圣地的国家。很多韩国人将中国看做佛教圣地。我们韩国人对中国的佛教也心存感恩之心。

与唐朝进行双向交流的，不只是日本和新罗，唐朝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甚至北非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广州港，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负责海外贸易实务，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料、珍宝、积载如山。还有许多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和东南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据记载，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四千多艘，通过贸易，新鲜的物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当时中国与南洋、波斯湾地区间这条著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夷道”，途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联接了东亚与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圈。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唐朝有一个学者，也是官员就是贾耽，他在《新唐书》里边儿讲从中国通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有“广州通海夷道”。这个“广州通海夷道”，能够把它写进去就说明，到广州已经形成一条固定的这个商路了。古代的这个交通路线，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经过这个航行的经验形成的。所以当时的使节、这个商人，还有这个求法的僧人，就是这三种人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再走。

公元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正是沿着这条国际航线，前往印度求法。义净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十年。

685年，她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代有滞留近十年。最终于695年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两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往后的四十多年间，51位僧人到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两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在义净之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高僧——玄奘，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旅。贞观三年（公元629）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十六年后回到长安。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唐朝时期是中国大量吸纳印度文明的时期，除了佛教之外，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语言等学科也纷纷被吸纳到唐朝外来文化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文化艺术也不断传入印度。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唐朝那个时代，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被认为是个像黄金时代一样的时代。很强大对不对，而且是很开放的时代。因为唐朝对于外来文化没有拒绝，所以这个唐朝的唐文化啊，也是不停地吸收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包括生活的方式、吃的、穿的、用的、音乐、舞蹈。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成建正：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馆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些这些方面。比如这个壁画里边呢，有，宫廷生活，有房屋建筑，有对外交往，几乎这个唐朝贵族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壁画里面都有体现。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宽容、开放的唐王朝对西域和更远地方的来客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向心力。在这条传统的丝绸之路上，既有不绝于耳的金戈铁马，更有中亚与唐朝的使者、商人、僧侣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西域文明被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与此同时，唐人从不放弃对新鲜事物的探求和学习，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社会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或真实、或夸张地描写了许多来自异域的神奇人物和物品。

琵琶，来自西域，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器。现在仍被称为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弹拨乐器之王。在唐代诗人笔下，琵琶艺术被写得如泣如歌，感人至深。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崩，铁骑突出刀枪鸣。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琵琶演奏艺术的强烈感染力。

与琵琶同时出现在诗人们笔下的，还有著名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琵琶，还是葡萄酒，还是那些来自西域的器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羡慕和赞美的对象，在诗意的赞美中，撩拨起人们的种种情愫：艳羡，自豪，思念伤感。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

2004年10月11日，一个震撼世界的中国文物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走向盛唐》的展览汇聚了中国14个省、市、自治区，47家文博单位的三百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超过了超过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创下了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多个之最。这是享誉世界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文物展，展现了汉朝以后中国广泛吸纳中亚、印度、丝路和草原文化终于走向盛唐的历史进程。屈志仁教授从2010年到2011年，一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对中国和亚洲的文物艺术研究甚湛，他曾经策划了一系列大型展览，其中《走向盛唐》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与考古展览的典范。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名誉馆长屈志仁：这个可以说明唐代当时受这个西边影响了。这件是高昌，就是现在吐鲁番地区的，这也是高昌国的服装。你看她有戴帏帽，就是防风沙的。然后唐朝长安呢，就学他，很多唐朝仕女的装饰、化妆啊，是从高昌地区学过来的。这个银器是中国人仿粟特银器的样子来做的，也是这个跟波斯有关的，也是粟特特有的一种动物，后来就有在唐代非常流行的。

为了《走向盛唐》这个展览，屈志仁教授用了七年时间，深入走访了中国100多个文博单位，用文物来追溯盛唐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揭开一段对外来思想和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灿烂文明发展史。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名誉馆长屈志仁：至于，能够代表唐代文物的一件器物啊，就是一个凤首瓶。这个凤首瓶是很特殊的，你到波斯看不见，到地中海也看不见，只有在中国才有。基本上是一个波斯银器的造型，上面那个图案联珠纹也是波斯的，下面这些棕叶纹是地中海过来的，也有草原文化的很多特征。尤其是龙首把，这个动物型的把手是草原地区一般器物的特色，而且中间有个人好像喝醉酒的，在印度啊他是这个夜叉族的首领，后来，他就变成一个财神，后来又跟酒神混在一起。所以很多画面的来源都集中在一个器物上面，所以这件器物就很有代表性，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创作。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唐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唐朝的国子学、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先后接纳了多达三万余名外国留学生。其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了几百年的世界潮流。这是唐朝文化对外辐射的永恒魅力。唐朝多姿多彩的对外关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的一页。

公元624年二月的一个清晨，唐都长安的国学，气氛显得庄严肃穆，一场隆重的释奠礼仪正在这里举行。释奠，本来朝廷祭祀先圣孔子的大典，但这次仪式却显得非同寻常，因为参加这次礼仪的，不仅有当朝一代大儒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唐高祖还特意邀请了佛教界和道教界的代表人物：长安圣光寺沙门慧乘和普光寺沙门道岳，清虚观道士刘进喜和李仲卿。期间，刘进喜、徐文远和慧乘三位大师相继升座讲经，之后相互辩难，气氛极为热烈。切磋，琢磨，斗争，融合。道教、儒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在唐代获得空前繁荣与发展。

这是一个讲究排序的国度。从各种场合的排序，可以看出不同人物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和势力，在主人心中的主次轻重。从这次三教讲论的顺序人们预见，本土的道教将获得李唐王朝更多的支持。事实正是如此，虽然道教在佛教面前一直处于弱势，但它成为唐朝的国教。

任法融：唐朝对佛很重视，为什么他把道做为国教呢，因为道是本土本乡本生的文化，所以把道教作为国教，因为老子思想。还有一个，具体一点就是微观地看，老子姓李，是我们家祖先，史学界说李渊为了抬高门第，追认老子是祖先，所以把道教称为国教。

起因可追溯到隋末农民起义兴起之际，当时民间流传“老子度世，李氏当王”的歌谣，李渊称帝后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祚有应”，意为李家主宰天下是上天的旨意。武德八年（625），下诏排定三教先后，令老先、次孔、末后释。一道诏令，确定了道教的优先位置，在整个唐朝道教发展中起了极大的政策导向作用。

这是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终南山北麓的楼观台，楼观台是道教圣地，道教创始人老子在此著下《道德经》，也是老子传道讲经的地方，素有天下第一福地的美誉，楼观台保存着许多珍贵的石碑，其中就有唐高祖李渊下诏欧阳询撰序并书写的《大唐宗圣观记碑》。

李世民继承其父的说法，更加明确宣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下达诏书，继续置道教于佛教之上，用政权手段进一步巩固了道教作为唐朝国教的位置。乾封元年（666）正月，唐高宗在泰山举行了自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这次大典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就在大典之后，高宗命令全国各州各置观、寺各一所，这是历史上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宫观网络。

从泰山上下来的唐高宗，特意绕道赴老子故里亳州谷阳县，并将其改名为真源县（今河南鹿邑县）。他正是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创建祠庙，派官员进行日常管理。从此以后，道教在唐代宗教中的位置更加特殊。

唐玄宗同样尊崇道教，天宝十三载（公元754）二月，唐玄宗在长安亲自朝献太清宫，并追尊老子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对道教的追崇和狂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玄宗时期，老子故里的太清宫也受到国家的重视，据说当时占地八顷七十二亩，周围四十里，规模达到鼎盛，琼楼玉宇，金碧辉煌，可与皇家的殿堂相媲美。

如今复建后的太清宫规模已经无法与盛唐时相比，但并不影响它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黄世真道长是太清宫的现任住持，每年他都要接待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道中人，瞻仰历经一千三百年而留存下来的唐碑是最令人期待的。

在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几位皇帝都注释过《道德经》，但只有玄宗皇帝两次亲自注释并立碑，如今成为太清宫最珍贵的文物。

纵观唐朝二百多年历史，多数皇帝基本按照道教优先这个既定方针，大力扶植道教。与此同时，道教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道士本身开始从在家向出家转变。此前各具传统的道派，如天上清派、灵宝派、天师道等开始整合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各派的经书、戒律、符篆与不同等级的法位逐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发展无疑与大一统帝国重建的政治局面实紧密相关的。

唐代涌现出一大批高道，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唐初的孙思邈，一个是紧随其后的叶法善。许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达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成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他通晓养生术，在食疗、养生、养老、养性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另外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兼通佛典。唐太宗曾诏诣京师，以其有道授以爵位，他却隐于山林，终身不仕。

孙思邈长期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药学史上的先河，孙思邈把道教内修理论与医学、卫生学结合起来，为中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被后人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医神。

楼宇烈：尤其他在里面讲到，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根本的品德，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才能够当一个医生。就比如说他讲到的一个医生的品德，就应该对病人的生命，看作跟自己的生命一样，要不分贵贱，讲了大医的习业，大医应该学习什么东西，应该读些什么，那是非常全面的，可以说是整个的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的中医，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治疗，它是整体的一个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精神的综合性的运用，我想孙思邈是最具突出的一个代表。

跟孙思邈游于江湖隐于山林不同，同样活过一百岁的叶法善，身居庙堂，经常出现在李唐王朝最高权力者身边。自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历时50年，叶法善始终得到皇帝尊崇。唐玄宗更加信任他，称他在自己夺取皇位的斗争中有冥助之力。于是，叶法善时时召入禁中，尽礼问道。在民间传说中，叶法善的法术高深，有一年的正月十五之夜，他带着唐玄宗从长安城里腾空而起，飞入云宵，领着玄宗去月宫游览，从而聆听到天上的音乐，玄宗本来通晓音律，便默记天乐曲谱，回来予以传播，于是有了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霓裳羽衣曲》。如今在西安，我们还能看到这场根据历史记载而编排的大型歌舞，但当时的曲谱早已失传。

唐王朝将道教居首，压制佛教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满，为此，双方就孰先孰后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佛道之争至高宗时至白热化。显庆五年（660）和龙朔三年（663），佛道之间均出现激烈争论。论战中皇权往往扮演道教庇护者的角色。唐王朝对道教的扶持并非偏执于一端，对佛教给予相当的支持。

李渊早年即信奉佛法，隋末，李世民消灭王世充势力时，也曾借助少林寺僧，江湖上此后流传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李世民继位之后，开始反省战争的残酷，于是在各地战场上建造寺庙以安慰亡灵。唐太宗求内心平衡，却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繁荣与发达。

张弓：佛教在唐代的时候应该说是汉传佛教成熟的时期，当时唐玄宗的时候，寺院定数就是5358所寺，这是经典《唐六典》里面确定的，这就说明佛教发展到唐代它遍布全国。

唐朝一代，高僧大德辈出，他们成为中国两千多年佛教辽阔长空中最闪亮的星辰。唐太宗时代，对佛教最隆重推崇并深深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就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

玄奘，洛阳偃师人，13岁出家。贞观三年（629），玄奘为求得佛教真理，决定西行求法，他从长安出发，赴西域，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从玉门关偷渡出境。涉流沙，越丛山，饱尝艰苦，生死辗转，到达天竺。

玄奘赴天竺求法，孤征17年，独行五万里，足迹遍及西域、印度一百余国。一个中国人，最后俨然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当时著名的天竺国戒日王特意在641年于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各教派的宗教辩论大会，召集天竺20多个王公和5000多名大小乘佛教学者，及婆罗门教徒数万人，辩法大会整整开了18天，玄奘宣讲大乘佛教教义，与会高僧无人能驳倒他，众高僧深刻感悟到玄奘大师唯识思想的真谛。玄奘受到万人景仰，被大乘僧人尊为大乘天，小乘僧人尊为解脱天，取得巨大荣誉，这也标志中国佛学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贞观十九年（646）正月，46岁玄奘回到长安，在宽广的朱雀街上，唐王朝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朱雀街至弘福寺数十里间，烧香散花者不断，道旁瞻仰者多达数十万之众。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来的如来佛舍利150棵，金檀佛像7躯，和657部经典，被隆重安置在弘福寺。二月，玄奘受到唐太宗隆重接见。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9）十二月，长安皇家大慈恩寺落成，皇太子李治恭请玄奘任该寺首任主持，玄奘在这里专心译经，并创立了著名的唯识宗。大慈恩寺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举世闻名的佛教寺院。

张弓：他自己回到唐朝以后又亲自翻译了74部1700多卷，这个内容，包括了佛典的经、律、论三大藏，所以唐太宗当时就给他的译经写了一个序，名字叫《大唐三藏圣教序》，也就标志着汉传佛教开始有了自己完整的佛经佛典系统。特别是他的翻译在佛经翻译史上是划时代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第一句话，内容多丰富，过去的汉文文本，见过这种表达吗，什么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里面的含义很深、准确、精辟，又纯粹是汉文的表达。所以我们说玄奘他这个大翻译家开辟了汉译佛经的一个新译时代。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二月五日夜半，一代高僧玄奘圆寂于玉华寺，高宗悲叹：“朕失国宝！”举行玄奘的葬礼时，高宗还特意叫长安僧尼制作幡盖送到墓地。四月十四日，玄奘被安葬于白鹿原，据说当时都城长安周围五百里内前来为他送行者达到百万余人。

玄奘法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弘扬佛教，其爱国精神和巨大贡献，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武则天即位，佛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利用佛教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论证，武则天推倒此前“道先佛后”的排序，将佛教置于道教之前。因此，佛教在武后一朝得到很大发展，开宗立派，争锋竞秀，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南北禅宗的诞生和定型。

这就是名闻天下的少林寺达摩院，相传为禅宗一祖菩提达摩修禅练武的地方。据北宋《景德传灯录》等书记载，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达摩大师从南朝梁国北来，面壁于此，历时九年，首创禅宗。达摩告诉信众，修行首要的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壁观，就是要心静得像墙壁那样坚定。达摩自称其禅学是教外别传，从释迦牟尼起，历代师弟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到他已经是第28代。

释永信：但你要是没有修行，没有见地，没有感悟，不能解脱，这都不是佛教的根本，禅宗就找到了这一点，直接从修行入手。所以我们不管是参禅，还是练武，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种修行，生活中离不开修行，修行离不开生活，所谓的武术也是禅武合一，参禅习武，习武参禅，这是少林寺的一个传统，一个核心所在。

达摩祖师来到少林寺时，带了一件木棉袈裟，据说这件袈裟是禅宗法脉传承人的传法信物，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传承了五代。

这是湖北黄梅县东12公里的东山上的五祖寺，曾经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弘法道场，当时被称为东山寺。如今在寺庙的真身殿中，供奉着五祖大师弘忍的雕像，然而五祖寺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在这里，而是真身殿东侧的偏房。五祖在世时，这里是寺庙舂米的杂役房，正是在这个杂役房发生的故事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龙朔元年（公元661），六十岁的弘忍大师将要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让众弟子各书一偈，表达自己的佛法悟境，从中选出自己的法脉传人，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很快在壁上写下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在禅宗五祖弘忍的所有门徒中最为优秀，也备受推崇，大家一直不敢在作偈，但一直在寺庙舂米做杂役的慧能却认为神秀偈没有见性。于是也就作了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因为慧能不识文字，他请人代写在墙壁上。如今五祖寺的墙壁上那两首偈子早已消失，后人把他两的偈子悬挂在慧能舂米的房间，让世人来感受这两位禅宗大师的悟境。弘忍最终选择的是慧能，开始为慧能秘密传法，慧能大悟后，弘忍遂将木棉袈裟秘传给他。为了慧能的安全，并命他连夜启程返乡。

神秀的师弟们眼看大师兄应得的木棉袈裟突然失去，认为是慧能骗走袈裟，便结伴追杀慧能，慧能一直隐伏在以杀生为业的猎户中，躲避追踪达五年之久。

这是位于广东韶州的南华禅寺，是岭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寺院，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游客多达百万人，一千多年来，这里一直供奉着六祖慧能的真身。

传正：这个是六祖的真身，就是原来他修行的身体，所以他用心修行，就修城肉身不坏，到今年刚好1300周年了。

公元667年正月，慧能结束了五年的隐遁生活，前辈印宗法师在广州法性寺亲自为其受发吗，随后又为他授具足戒，这一年，慧能三十岁，从此开始了他的弘法之旅。今日的南华禅寺就是他昔日弘法三十七年的道场，当年慧能在这里登坛讲法，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悉心弘扬顿教，提倡不立文字，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他提倡一切行住坐卧动作里也可体会禅的境界，他以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禅宗教义的秘笈，形成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

此时，神秀在北方传授渐教，渐教的修行方式注重循序渐进，被称为北宗。自此，禅宗形成南北两宗，南北两宗都自称禅的正宗。因慧能传得袈裟，徒众又盛，南宗禅学的影响逐渐遍及全国。

武则天曾两次下诏恭请慧能北上京都，均被慧能婉言谢绝。慧能禅师圆寂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享年七十六岁，他生前的主要讲法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坛经》。在佛教史上，只有释迦摩尼佛的言行记录被称作经，而一个宗派祖师言行录也被称作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慧能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慧能的思想、智慧至今仍启示着世人。

楼宇烈：大乘佛教的发展，是有把佛、菩萨神格化的这个过程，但是到了慧能这儿，把它重新恢复了，佛、菩萨不是神，佛、菩萨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你觉悟了你就是佛，你迷失了就是普通的众生。

张弓：同时更重要的而是修行方法的创新，适合了普罗草根的需要，你踏踏实实地投入到你的而生活里面，你就可以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所以他这个顿教修行法，使得禅宗以后大大地兴盛起来了。

盛世的到来，使唐朝社会出现一种包容的心态。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社会对于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已经由此前的利用，转变成促进融合。唐玄宗作为一位掌握帝国命运的统治者，他希望各种宗教共同发展。

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同时做了两件事：御制《道德经注》，并御注了佛教的《金刚经》。还不止于此，早在开元十年（722）六月二日，唐玄宗就将御注的《孝经》颁于天下，玄宗要求天下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勤加研习，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也表明他希望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珍藏在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碑》，被誉为碑林第一迎客碑，他由唐玄宗亲自作序、注解、书写，由唐肃宗题写碑额，碑下有三层石台阶，被称为《石台孝经》。

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开元二十三年（735）八月初五，朝廷特意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讲论中，唐玄宗明确提出“会三归一”的主张。

皇权的态度，不断消弥儒、佛、道三者之间的对立，促成了三教的融洽相处，共同繁荣。

其间，文人士大夫的努力功不可没。唐代诗人普遍怀有宗教倾向，李白崇道，却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这样参禅打坐的诗句；杜甫崇儒，也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佛道兼修，晚年干脆皈依佛教，以“香山居士”自许。唐代诗人中，王维被称为诗佛，他崇佛最甚，其诗作，遥契南宗，禅意扑面。禅意画其开创者就是王维，王维既工诗，又善画，苏东坡评价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唐代佛教绘画盛极一时，其中以吴道子名声最著，他所作壁画多达三百余间，其笔势恢宏磊落，雄峻飘逸，有“吴带当风”之感。唐代书法和绘画领域是传播佛教艺术的主阵地。

怀素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他好写草书，常酒后狂书，有“狂僧”之名，与唐代另一位著名书法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只有懂得佛教才能了解体会唐代书画。

楼宇烈：我也觉得为什么唐代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文学家，诗人，他们去欣赏佛教，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就是想要把自己心中的污浊都给扫掉，人以后可以结纳更多的，可以去欣赏更多的自然界的美景。

三教不断走向融合是事实，佛教一枝独秀也是事实。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走向衰落，社会矛盾加剧，在动乱中求生存的广大民众，大量涌入佛门，于是问题再次出现。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佛寺增多一个僧徒，就是朝廷损失一个男丁的赋役。

果然，在武宗皇帝在位的六年里，一道接着一道的反佛诏令从宫中发出。会昌二年（842）三月，武宗要求各寺院开始驱赶那些没有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度牒的僧人，并禁止寺院剃度沙弥。稍后，就开始淘汰僧尼，并没收一些寺院的财产。会昌四年（844），武宗下令禁止长安各寺院供养佛牙，禁止信徒前往五台山、终南山等佛教圣地巡礼。会昌五年（845），灭佛进入高潮。当年七月，武宗下令将全国绝大多数寺院拆毁，僧尼还俗。

经过这次灭佛，全国共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等四万余所，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亩；共有超过26万僧尼还俗，15万寺院奴婢成为国家纳税人口，佛教势力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在佛教徒那里，则被称之为“会昌法难”。

张弓：由唐初特别是武则天以来，崇佛造成了佛教膨胀，特别是他经济力量的膨胀，形成了皇权与教权的激烈矛盾，不可调和了，不解决不行了，国家穷了，佛教富了，佛教贵族富了，所以他就从会昌元年开始采取限佛，最后毁佛。

物极必反。历史上“三武一帝”共四次灭佛运动，起因惊人相似，事后的强烈反弹也类似。

公元846年三月，武宗皇帝因追求长生不老，吃丹药中毒去世，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上台，立即宣布复兴佛法，一些被毁的寺院重新建立，许多被迫还俗的僧尼又重新获得出家修行的机会。到了懿宗时期，他对佛教的崇奉登峰造极。公元873年，他不顾朝臣的规劝，派僧人前往法门寺迎请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入长安。这是唐朝皇帝中最后一次迎请佛骨舍利，也是最为隆重的一次。

这是法门寺文物展厅里展出的一幅长卷，表现了大唐王朝迎请佛骨舍利的盛况。钟磬奏响，在宫中禁军的护送下，佛骨舍利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观者如潮，如醉如痴。懿宗皇帝亲自来到安福门迎接，他拜伏于舍利之前，泪流满面说：生得见舍利，死而无憾。

八个月后，舍利被送回法门寺，当时懿宗已经驾崩，其子僖宗在送还舍利之时，按照佛教密宗的仪轨，将佛指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法门寺塔下地宫，直到公元1981年宝塔倒塌，神秘地宫重见天日。数千件大唐皇室供佛珍宝簇拥着举世无双的佛指骨舍利横空出世，这一重大发现使国人振奋，世界震惊。

法门寺地宫文物中，国宝级文物达27组40件，其中十件文物堪称世界之最，包括等级最高、最为精美的佛祖真身舍利宝函，世间罕见的唐皇室供奉佛指舍利的121件金银器，首次发现的唐皇室专用秘色瓷系列，秘色瓷在中国已经失传了一千多年，它的制作方法是属于千古之谜。世界绝无仅有的秘制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其中最珍贵的文物就是这件鎏金双轮四鼓十二环的锡杖，这枚锡杖全长1.96米，重2390克，用了二两黄金和58两银子制成，是佛教世界最高的法器锡杖，属于世界锡杖之王。面对法门寺琳琅满目的珍宝，仿佛走进一座荟萃大唐旷世奇珍的丰富宝库。

在唐代，除儒教、佛教、道教获得长足发展，其他外来宗教如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袄教等，也在唐朝这个伟大的时代，传入中国，各自找到了播种开花的丰壤沃土。

在唐代，从宫廷到乡村，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到贫穷卑贱的村舍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各种宗教自由竞争，良性发展，使唐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局面，不仅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与此前许多不同的特质，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后来的发展走向。宗教和谐，是唐代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短短五十三年时间里，群雄竞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个又一个短命的中年王朝在血泊中登场，史称五代，其他地方政权也不干落后，形成十个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史称十国。兵变不断，战乱连绵，在这样的烽烟弥漫中，历史的车轮进入了一个混沌不明朗的历史谜团当中。

公元884年，汴州驿馆上源驿，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举行，就像秦汉之际的鸿门宴一样，这场晚唐的宴会，也改变着中国的历史，被记载在许多史书当中，不仅如此，还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传奇。宴会的主角一位是宣武节度使朱温，另一位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朱温原是唐末黄巢起义军的大将，后投靠唐政权，以治军严酷著称，成为围剿黄巢的重要力量，他据守汴州，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李克用，沙陀人，骁勇善战，军中称为飞虎子，他一只眼睛有问题，人送绰号独眼龙，在围剿黄巢的战争中，李克用的力量迅速扩大，以太原为中心形成强大河东军事的集团。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围剿黄巢的战争中相遇，他们合力夹攻，大获全胜，朱温特地摆设隆重的庆功宴款待李克用。李克用年轻气盛，宴会上处处逞强，言辞间多有不敬，朱温内心愤懑，但在宴会上没有表露出，他把重头戏放在了宴会之后。

李晓：那么这件事，当然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鸿门宴，延续100多年藩镇割据的局面，在这个黄巢起义失败以后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其中两个发展最快、势力膨胀最迅速的就是朱温和李克用，他们是当时的两强啊，坐在一起，表面上是把酒言欢，实际上是暗藏杀机。

李克用的驿馆危机四伏，朱温大军已秘密包围驿馆，就等着合适的机会，夜幕降临，朱温大军纵火放箭，李克用所带的三百名亲兵全部被杀，李克用危在旦夕，偏偏此时雷雨交加，火箭的威力大减，在几名亲随的拼死保护下，李克用狼狈逃走，昔日的战友顿时成为仇敌，两大军事集团的争斗从此拉开序幕，他们的争霸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9世纪末期，唐帝国已病入膏肓，在围剿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藩镇势力进一步增强，唐王朝已奄奄一息，朝臣与宦官们却仍在进行激烈争斗，他们纷纷与藩镇势力结盟。

公元900年，宦官势力不仅杀戮朝臣，而且打算废黜唐昭宗，要想制服宦官，不管是皇帝还是朝臣，他们都必须借助地方的力量，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希望寄托在了朱温身上，由宰相崔胤秘密致书朱温，请其出兵讨乱，接到宰相崔胤的书信，朱温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率大军出发，目标长安城。宦官韩全海等人情急之下劫持唐昭宗，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但李茂贞根本不是朱温的对手，交战失败后，被迫交出昭宗，此时的朱温已经完全控制了唐朝的中央政权。残酷的大屠杀迅速展开，七百多名宦官被朱温统统杀掉，长期被宦官控制的中央军队神策军被解散，紧接着，这位被大家公认为忠臣的朱温，迅速露出了他的另一面，他向朝臣展开了杀戮，甚至杀害了接应他到京城的宰相崔胤，他强迫唐昭宗迁往洛阳，临走前还将长安的宫室、百司、民间庐舍全部烧毁。不久，唐昭宗在洛阳被杀，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改国号为梁，这就是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后梁，唐朝长达289的统治终告结束。

但是唐朝的影响果真就此完全消失了吗，后梁建立后，尽管许多藩镇被朱温消灭，连中唐以来最强藩镇魏博、成德也因战败归附朱温，但是，只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始终认为唐朝的历史没哟终结，他就是与朱温接下深仇的李克用。此时，距上源驿盛宴已经过了23年，李克用也已经从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变成了成熟的、雄踞河东的军事霸主。此时，真正对后梁构成重大威胁的也只有李克用的河东军事集团，接下来的中原争霸也正是在这两个军事集团之间展开。朱温弑杀唐昭宗的消息传到太原时，李克用南向恸哭，发誓要诛凶讨逆，恢复唐朝，李克用仍自视唐臣，以勤王讨逆为旗号，与后梁军队不断攻杀。

张明华：从军事力量上来讲，朱温集团占据着军事上的绝对的优势，但是从道义上来讲，李克用是打着、也就是为唐朝复仇的这么一个旗号而来的，所以说在道义上，拥有更大的一种支持。

朱温的军队有严酷的纪律，十分剽悍，他曾下令规定，如果有将校在战争中被杀或逃走，他所率的全部士兵都要斩杀，这就是有名的跋队斩，对自己的军士尚且如此，对敌兵则更为残酷。李克用则以义气相勾连，以他的义子十三太保为核心，组建了强大的义儿军，然后又以义儿军为中心，组建起强大的军事集团。就是山西省晋中艺校，为了今年的演出，学生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排练的剧目晋剧雅观楼，讲述的李克用与他的义子一起征战的故事。在故事中李克用的义子李存孝，这位年仅十几岁，却武艺超群的义子，在阵中生擒黄巢大将孟觉海。在戏剧盛行的年代，描述李克用父子征战故事的沙陀国、雅观楼、飞虎山、太平桥等剧目众多而且十分流行，成为了一个个经典剧目，由此而演绎出了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李克用与十三太保。据说李克用有十三义子，他们个个武功非凡，皆有一时雄杰暴武之士，帮李克用立功名，打天下，太保李存孝称的上是天下最骁勇的武将，在千军万马中往来冲杀，如履平地，李克用与他的义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共同浴血奋战，不断取得重大成果。

李彪：李克用的这些所谓的义儿，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在这个中原地区，因为他是少数民族的这种血统，所以他在中原地区要形成自己的这种势力，他必须要，就是说招纳中原地区的很多的所谓的义子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义，更多的反倒是利，它这个义字只是一个名头。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中，朱温与李克用一直展开着不间断的斗争，后梁建立后，双方的战争更趋激烈，马上到了一决雌雄的最后关头。公元908年正月，然而李克用暴亡，直到李克用用临终的时候，他仍在军营中筹划着军事计划，他把儿子李存勖立为晋王，取出三支箭，嘱托儿子完成三件大事。第一支箭，直指北方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他们正占据幽州；第二支箭，指向了中原王朝之外的契丹，第三支箭是最重要的，就是消灭世仇朱温。

李晓：首先去攻打朱温呢，还是首先稳定自己的后防，把北方的刘仁恭以及一直对中原构成强大威胁的契丹的势力加以削弱，这是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需要作出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李克用把首先讨平幽州，也就现在的北京，和抵御当时的劲敌契丹放在第一位，那么表明他是把稳定后方作为自己的首要要务。

刘仁恭刘守光占据的幽州，正是中原王朝与契丹的交界处，此地为军事必争之地，李克用将第二支箭指向契丹，只有不受契丹的强大入侵，才能够无后顾之忧，李克用最终的目标是朱温，只有消灭了朱温的后梁军队，李克用的军事集团才能真正雄霸中原。李克用死时，外面黄沙漫天，真正的大战将在李克用死后全面展开，自从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南方各节度使也纷纷独立，先后建立起九个国家，再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

这里是扬州，早在隋唐时期，扬州就十分繁荣，是当时东南的第一大都市，五代时，以扬州为中心，先后建立起两个国家，吴国与南唐。合肥人扬行密曾任唐朝的淮南节度使，封为吴王，中原战火弥漫时，杨行密果断出兵，强力遏止了朱温的南进步伐，是南方经济免遭破坏。公元937年，吴国的权臣徐知诰代吴自立，徐知诰自称是唐朝的后裔，改名李晟，他将国号改为大唐，史称南唐。南唐以保境安民，息兵安民为基本国策，农业开发的力度超过南北各政权，多种经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南唐的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荣。这里更是一个艺术的王朝，两代国主李璟、李煜都是江南才俊，在他们的带动下，南唐的文学、美术、书法、音乐都取得卓越成就。

李晓：五代十国的南方地区，如果跟北方地区相比，那么突出表现为这样两个不同，第一是相对比较安定，第二社会经济有非常大的发展，为了在彼此竞争当中取得胜利，这些割据南方的地方政权，他们竞相采取了这个发展经济，保境安民这样的的一些政策，这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啊，还有持续发展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这是闻名天下的苏州、杭州，吴越国王钱繆发展农桑，兴修水利，使吴越的富庶甲于东南，苏州、杭州得到大力修建，杭州的六和塔、宝椒塔、雷峰塔，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其建筑技术之高，在当时世界堪称一流，自然之景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形成了令人羡慕的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从此传遍天下。

吴越国向南，由王潮、王审知建立的闽政权，正蓬勃发展，海洋经济被大力发展起来，甘棠港自开辟后一直长盛不衰。十国中，地处西南的蜀地以成都为中心，山川险固沃野千里，被称为天府之国，朱温建立后梁时，蜀王王建也自称皇帝，建国号蜀，史称前蜀。

胡蔚：唐末的时候，由于战乱，中原的很多官宦和士人，纷纷避难来到前蜀王国，然后王建在他们的帮助下，就模仿唐代的官制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这也是很完善的一套政治制度，由于这个蜀地它有很多天险，可以说是据险一方，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前蜀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王建堪称明主，他的继承人却残暴昏庸，前蜀灭亡后，后蜀建立，后蜀第二任皇帝孟昶，在位初期，勤劳国事，与民休息，后蜀国势因此强盛，孟昶还是有名的文艺青年，他对戏曲最为痴迷，有些戏班至今仍奉他为守护神，谓之孟郎君。在成都，蜀绣女冯玉英是这个城市中为数不多，但仍固守传统工艺的艺人之一，作为传统工艺是蜀袖的民间艺人，已在自己的家里开班传艺十余年，在前蜀、后蜀时期，尽管中原战争不断，但四川却偏安一隅，经济繁盛，这种产生于成都的民间工艺蜀绣，在那时也开始发展流行。

如今，冯玉英的蜀绣作坊腹，已经小有名气，顾客最为喜爱的作品，还是这幅美丽的芙蓉花和花蕊夫人花蕊夫人。花蕊夫人是孟昶的宠妃，她也是绝代佳人，而且是著名的女诗人，著有花蕊夫人宫词，成都又叫蓉城，很少有人知道，蓉城的名字与花蕊夫人有关，相传花蕊夫人最喜爱芙蓉花和牡丹花，孟昶命百姓在城内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绣，人们惊叹其为芙蓉城简称蓉城，后蜀宰相毋昭裔等人辑唐五代词五百首为花间集，对后世影响很大，毋昭裔处私财百万营建学馆，发展教育，并奏请雕刻印刷九经，由是蜀中文化复盛，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也是一个文化聚集的国度，中原地区战火弥漫之时，后蜀一度成为人们向往的文化国度。

中南地区的长沙，是五代十国时是楚国的潭州，当时它是南方最大的茶市，茶税成为当时楚国主要的税收来源，每年所得，凡百万计，南方国家中，地处湖北的南平，在各国的缓冲地带，得到生存发展，偏居岭南的南汉，也能兴办学校，提倡文教，使昔日的蛮荒之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十国中唯一的北方国家—北汉，在与辽国结盟后也能割据一方安民保境。

李晓：这样一种城市经济的这个新的面貌，新的格局，应该说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像城市生活当中的很多，内容比如说，勾栏瓦舍这样一些民间的一些文化活动，还有文人士大夫的一些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整个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人们商品意识的这个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得益于这样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如果没有北方地区的旧格局的打破，加上南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么一种潮流，可能就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那样令人神往的商业贸易非常繁荣的景象，这就五代十国的她对后世影响。

此时的中国，南方割据政权虽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但他们都无力改写历史，真正的历史大戏还是在中原上演。李克用去世后，他的继承者李存勖正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展开强有力的中原争霸，李克用临终前留下的三支箭，被供奉在家庙中，每临出征，李存勖都郑重地取出放在锦囊里，打了胜仗又放回家庙，这三支箭成为李存勖积极进取的指南针。公元913年，李存勖的军队攻陷幽州，完全控制的河北地区，刘仁恭父子被擒，李存勖用刘仁恭的血来祭奠李克用之墓，彻底完成了第一支箭的任务。公元922年，李存勖率部大战契丹大军，将其驱逐出境，李克用交代的第二支箭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公元923年，李存勖称帝，建立起五代的第二个中原王朝，史称后唐，李克用交代的三支箭只剩下最后一支了，真正的最后的决战即将展开，此时的后梁已经走了下坡路。公元912年，朱温被他的次子所杀，后梁进一步衰败，至公元923年10月，李存勖的军队攻破后梁首都汴梁，曾经不可一世的后梁军队灰飞烟灭。李存勖志得意满，真正达到了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正执的地步，也许唯一遗憾的是，朱温已不在人世，李存勖无法亲手将朱温杀掉。

而这位登上帝王的武士，却开启了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人生，李存勖自幼精于音律，能谱曲填词，平定中原后，李存勖经常和怜人们一起演戏，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怜人一词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期，史载皇帝时怜伦造音乐，后称乐官为怜官，后来也将以演戏为生的艺人包括进来，将他们统称怜人。在古代传统观念中，怜人的地位是很卑下的，李存勖非常重要怜人，让他们当官担任重要职务，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空前绝后的奇特景观，怜人的地位突然间逆转直上，在现实政治中粉墨登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帮着李存勖打天下的功臣却被忽视了。怜人中也有正直之士，但更多的怜官仗着皇帝宠信肆无忌惮，官员们敢怒不敢言，怜人景进，专门替唐庄宗刺探外面的情况，只要有人得罪于他，他就在庄宗面前进谗言诋毁对手，大祸马上降临，宦官也重新得到重用。

公元925年，宦官和怜人采择三千民女填充后宫，公元926年，李存勖听信宦官谗言，将功勋卓著平定前蜀的西平王郭崇韬杀死，兵变再起，魏州等地发生兵变，京城中也出现叛乱，怜人出身的亲军将领郭从谦，平日把郭崇韬当成自己的叔父，关系亲近，郭崇韬死后，郭从谦率部攻打城门，李存勖亲率近卫骑兵出击，但他已众叛亲离，调动不了附近的军队，身边的人也纷纷离开，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武士，现在却孤立无援，独自拼杀，在无比的失落和痛苦中，李存勖被一箭射中，称帝仅三年便死于非命。当时只有一个怜人捡了些丢弃的破烂乐器放在李存勖的身上点火焚尸，李存勖编戏演戏都是高手，甚至被许多戏班奉为戏曲之祖，而在戏外的真实世界，他也用自己的生命编写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悲喜剧，怜人、乐器和弓箭，装宗一生中激情和魅力的代表，参与了他戏剧性的终结，用欧阳修引用左传的话来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是十三太保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先后随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征战三十余年，屡立奇功，兵变爆发时，李嗣源受命到魏州讨伐叛军，但平叛没有多久，手下的将士策动哗变，且与叛军合并一处，拥戴李嗣源为新皇帝，这是又一次成功的哗变，李嗣源是兵变的获益者。但他登台后必须强力遏制兵变，否则下一个被杀可能是他自己。

邓小南：实际上在五代的时候，禁军其实是指那种精锐部队正规军，那这个禁军呢，一方面他们的这个兵势相对来说的是战斗力比较强的，另一方面呢，这个禁军的统帅呢也都是在多年这种严酷战争里面摸爬滚打打出来的，相对的比较有人气，像这些皇帝也不敢轻易的动他们，所以当时尽管有很多防范这个兵变的一些措施，比方说这个严明纪律，整饬一些有反叛心的这样的一些军阀、将领了，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李嗣源要想突破兵变格局，即位首先要做的就是镇压和整顿，对于骄悍难制的将士，李嗣源悉数诛杀以绝后患，几次大规模的屠杀，骄兵悍将动辄作乱的局面被初步改变。李嗣源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重新组建了侍卫亲军，着手建立新的禁军体系，禁军除捍卫京师外还被派驻各地，牵制和削弱藩镇势力，节度使被频繁调动以防止他们形成割据势力，实力强大的藩镇被一再分割，实力大减。李嗣源还力图彻底消除产生兵变的土壤，他整肃吏治，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民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养生息，这些措施无疑稳定了政局，也使兵变失去了基础。然而李嗣源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他即位时已经六十岁，年老力衰，完善的制度依然无法建立，只好将大量的权力分给家属、亲信，由亲近的人替代原有的军阀成为新势力。

李嗣源试图以情义相勾连来弥补制度的缺陷。但是，他能够成功吗，李嗣源晚年患病时，宫廷政变再度发生，次子李从荣率兵攻打宫门，妄图篡位，事败被杀，李嗣源本人惊悸悲恸，凄惨死去，一连串的宫廷杀戮之后。

公元934年，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自立为帝，刚刚即位，李从珂对太原的石敬瑭十分忌惮，石敬瑭不仅是拥有军队的一方诸侯，而且是李嗣源的女婿，为了解除石敬瑭的威胁，李从珂决定先下手为强，迫令石敬瑭离开巢穴。但这一次决定，不仅使李从珂很快死去，而且引发了一道令中原王朝几百年都无法破解的难题，为抵御李从珂，石敬瑭面临的艰难抉择，最终不惜采取非常措施，主动向北方的契丹求援，契丹国内经过一系列改革，此时已强大起来，为了获得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主动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一方式完全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

燕云十六州，东西绵延约六百里，南北约200公里，历史上这里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自然分界线，也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分界线。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就不惜耗费大量国力，在崇山峻岭之上修筑长城，秦朝建立后，更是将长城连接起来，此后各朝各代的中原政权无不派重兵把守，唯恐有失。因为一旦失去，北方再无险可守，强国铁骑便可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

游彪：对于任何一个朝代来说，他都必须要控制燕云地区，控制了燕云地区以后，他基本上就能够能够保证，就是说中原王朝的这个安全，而如果失去这到安全屏障，就很容易被少数民族的骑兵南下，对中原王朝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邓小南：那么把这个地区割给契丹以后呢，契丹他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他基本上都是以游牧作为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得到了燕云16州以后呢，就开始有了一片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带，这种情况其实对于契丹民族它本身的发展是有刺激的，而且对于他的这个社会结构、包括这个辽朝的统治方式，实际上都有一种启示或者说一种带动的作用。

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建立五代时期的第三个中原政权后晋，但是石敬瑭虽然当了皇帝，对契丹却只能卑躬屈膝，石敬瑭的继承人石重贵试图冒死一变，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彻底改变被动局面，但此时形式已经不可逆转。公元944年到947年，契丹大军三次南下，后晋灭亡，契丹人虽然打进中原，但他们的劫掠和暴行激起了中原民众的反抗，契丹人被迫撤退，中原出现了政治空白。

太原留守刘知远趁机发兵，建立后汉政权，他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次子刘承佑继位，兵变再次发生，刘承佑被杀，公元951年正月，正率大军抵御契丹的邺都留守郭威，被将士们拥立为皇帝，大军返回东京建立了新政权，这就是五代时期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周，郭威和他的继任者周世宗柴荣，都是五代时期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大刀阔斧地革除着弊病，消除病变也成为他们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郭威的继任者柴荣是他的内侄和养子，为防止兵变，柴荣在侍卫军之外又组建了殿前军、使殿前、侍卫两司构成中央禁军，乃至全部武装力量的核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晚唐以来外重内轻的局面。

邓小南：在这个柴荣他整编这个禁军的过程中，把一些精锐的力量补充到了殿前司里边，所以这样，殿前司的力量它的这个作用，在当时的禁军结构里边就明显的上升了，那这样呢，几乎成为和侍卫司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样的一支力量，所以禁军的两司，这样的一种统帅结构，或者说一种领导的结构呢，就使那个时候的这个禁军的兵变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制约。

其实除了兵变难题外，燕云16州也始终是后周政权迫切想要解决的难题，柴荣的大军先后征讨后蜀、南唐，取得重大战果。但燕云十六州始终如骨鲠在喉，柴荣迫不及待的想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来。公元959年，柴荣下决心亲征北方，与契丹军征战，收复了辽国占领的莫、瀛、易三州，但没想到就在柴荣准备乘胜进取幽州时，病魔突然降临，他留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的继承者，他的儿子柴宗训却只有七岁。死神即将到来，柴荣仍强撑最后的力气安排后事，他对军队的人事，做了最后一次大调整，但没有想到这样的调整，仍然未能摆脱可怕的兵变困局。

五代即将结束，慢慢长夜中，一个又一个统治者粉墨登场，又转瞬消失，无论是狡诈严苛的朱温，痴迷戏曲的李存勖，还是年老体弱的李嗣源，命运不济的柴荣，他们都无力破解中华大地的政治困局，更何况七岁的柴宗训，但历史的车轮已迫不及待的向前推进，中原大地正呼唤一位伟大的君王。

唐朝末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从公元907年起，中国历史又步入一个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乱世。梁、唐、晋、汉、周，五个割据政权前后仅存53年，皇帝却更换了13个，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五代所有开国之君全是前朝重将，他们靠政变和杀戮夺取皇位，却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本领，于是很快又被别人赶下台去而身死国灭。上有暴君，下有酷吏，大小统治者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激烈角逐，兵荒马乱，生灵涂炭，这是黎明到来的前夜，老百姓急切盼望着一位能够结束乱世、救他们于水火的英雄出世。

这是一个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手工技艺：汴绣，在北宋时期被誉为“宫廷绣”，又叫“官绣”。宋太祖赵匡胤就专门在京师设立绫锦院，生产汴绣。《双龙戏珠》是汴绣中的传统题材，展现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的传奇故事。但由于年代久远，原先的图案早已失传。对于郭宁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郭宁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经过两个多月的选料、上绷架、画稿、劈丝、绣制，这幅《双龙戏珠》绣品即将完成。在她看来，现在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在编织着赵匡胤传奇的一生。

公元927年三月二十一日夜里，在洛阳一个叫夹马营的驻屯军营里，传出婴儿响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正是后唐禁军军官赵弘殷的儿子——日后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据传赵匡胤出生时，屋内红光漫天，跟着了大火似的。更不可思议的是，赵匡胤生下来浑身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夹马营因此香了三天三夜。因为这个缘故，赵匡胤小名叫做“香孩儿”，夹马营后来改名“香孩儿营”。在中国历代开国帝王的传记中，像赵匡胤这样神奇降生的传说并不少见，然而，在宋太祖赵匡胤身上，有一段传奇却是绝无仅有的，这段传奇源自嵩山少林寺。

这座天下第一名刹，因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在历代传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种神秘的拳法，被称为“太祖长拳三十二式”。出身军人家庭的赵匡胤自幼喜欢骑射和练武，随后，他来到少林寺学习拳法，很快便表现出过人的武术天赋。这套以赵匡胤命名的太祖长拳三十二式，更是融合了少林寺武术的精髓。一直流传至今。释延奥承袭了先人的衣钵，如今，他是少林太祖长拳的重要传人。

释延奥：相传赵匡胤年轻时曾进少林寺，练习的时候，他把这套拳练的是出神入化，他比较喜欢这套拳，他把这套拳练的很精。所以以后大家为了尊重他，取名太祖长拳。

赵匡胤不仅长拳打得出神入化，他还精通多门兵器，其中最拿手的铁棍，同样来自少林寺。宋代一直有“太祖一根哨棒打下四百州江山”的说法。赵匡胤之后的北宋皇帝出外巡行，专门有人扛着一根铁棍跟在后面，据说那就是赵匡胤当年的兵器，上面还有他的指纹。如今到少林寺来学习棍法和拳法的人越来越多，但想要达到赵匡胤的境界，在释延奥看来几乎没人可以做到，即便是他自己每天都要不停的顿悟太祖长拳的真谛。

释延奥：学武是一个修行的方法，然后修行里面的禅学，每一个干大事的人，他缺乏的首先就是冷静的心，赵匡胤进少林寺，他在这深造的就是有禅心，禅心一修定，他能更好地思考大的问题。

要成就出一番大事业，必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21岁这一年，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练就一身武艺的赵匡胤将开始演绎他人生的“三十二式”。

但他似乎还没有找准人生的方向，赵匡胤起初往南走，一天，他走到襄阳，住进一家寺院，寺院住持帮他重新确定了人生的坐标。住持是一位百岁高僧，高僧指点他，汉水以南各个政权比较稳定，只有乱世才能出英雄，他应该北上而不是南下。赵匡胤觉得老僧说得有道理，便听取了他的意见，径直往北而去。此时的北方地区正是一个风云乱世，那里一直在等待着有一个英雄去收拾残局，现在，这个英雄已经踏上征程。

邓小南：北方是在53年的时间里，更换了5个王朝，当时历史上有个说法，说是8姓13君，就是更迭非常频繁的一种状态，实际上还不止有13君，应该说至少有14个皇帝，北方确实是经过战乱，长期以来相对来说比较动荡。

公元948年，赵匡胤觅得良机。当时，担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正奉命讨伐河中节度使李守贞。赵匡胤投到了郭威旗下，两年后，郭威推翻后汉政权，建立后周，赵匡胤成为一名禁军军官。不久，柴荣即位，是为周世宗，赵匡胤很快成为柴荣身边的要臣。但作为一名军人，他的进一步升迁还需要更多的资本。而眼下最缺少的是，赵匡胤亟需打赢一场战争，来向周世宗证明自己真正的价值。

机会很快到来，周世宗即位不久，公元954年二月，北汉联络契丹进犯后周。周世宗亲征，赵匡胤随驾出征。三月，两军在高平展开激战。战斗开始，北汉军队即占上风。后周几员大将见势不妙，竟临阵脱逃，后周军队立即阵脚大乱。此时，赵匡胤临危不惧，他果断按照周世宗的部署，将禁军分成两部，一部压住敌人的进攻，亲率另一部左翼包抄，直扑北汉敌营，一举扭转了败势，几乎全歼北汉军队。赵匡胤一战成名，他不仅救驾有功，更重要的是，他替周世宗保住了后周的江山社稷。

李晓：那么这一战的作用，还不单纯表现在这一方面，更加重要的，还是他赢得了周世宗柴荣对他的极大赏识，如果没有周世宗柴荣对他的信任和欣赏，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赵匡胤快速升迁的故事了。

高平之战后，周世宗着手整顿禁军。同时，为了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周世宗把天下勇武之士召募进京，再严加挑选，编成一支新军，称为“殿前诸班”，使之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最精锐的禁军部队，负责这支禁军部队的选拔和组建工作的正是赵匡胤。

公元959年，周世宗在北伐契丹途中身染重病，被迫返回大梁，半个月后驾崩，年仅39岁。周世宗英年早逝。他刚满六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史称恭帝。建立才九年的后周政权随即陷入“主少国疑”的动荡之中，岌岌可危。周世宗病危之际，对当时的殿前都点检、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产生了怀疑，于是解除了他的兵权，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似乎是冥冥之中命运注定，重整山河的历史重任，实际上提前落到了赵匡胤的肩上。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正是七岁的小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然而，天下并不因为新年的到来而太平无事，前方传来消息：北汉勾结辽兵进犯后周。据后来考证，这很可能是赵匡胤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所谓的北汉进犯纯属子虚乌有。仓促之间，符太后令宰相范质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议派人带兵前往御敌。讨论的结果认为，赵匡胤带兵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

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前一天，即正月初二，“点检作天子”的传闻弥漫京城。禁军殿前都点检，正是赵匡胤当时担任的官职。“点检作天子”，意思是赵匡胤将要谋反，夺取后周天下。谣言有的往往就是未经披露的真相，传闻甚嚣尘上，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赵匡胤此时进入到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手握重兵的赵匡胤随即在京城发动兵变，将会触犯众怒，导致人心向背。临危不惧才能成就大业，对于赵匡胤就不仅体现在战场上，

对于出征前的准备，赵匡胤一直在有条不紊的部署，他没有受到谋反之说的影响。

史载，正月初三这一天，相传开封府上空同时出现了两个太阳。赵匡胤军中有个叫苗训的小军官，首先发现这奇异的天象之后，找到赵匡胤的亲信楚昭辅说：看来又要出一个新天子了。

陈桥驿，地处距开封市50公里的封丘县，虽然这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但由于地处偏僻，如今已鲜有人来这里参观。李宗堂已经在这里守候了大半辈子。每年正月初三，李宗堂老人都要给这里供奉的主人赵匡胤敬上三杯酒。这是历来看门人都必须遵循的一个传统，因为谁都知道，在这一天，赵匡胤不能没有酒。

公元960年正月初三这一天，赵匡胤带兵出征，夜宿陈桥驿，当天晚上喝的大醉。第二天清晨，忽然外面喊声四起，醉梦中的赵匡胤急忙跃起，刚一出门，一伙人便拥上前来，将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还没等赵匡胤反应过来，眼前已经跪倒一大片，大家高呼万岁。

就在梦境与现实交接之间，赵匡胤变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陈桥兵变”，事件的主角就是赵匡胤。如今，在陈桥驿显烈观里供奉的赵匡胤塑像，依旧是黄袍加身。

邓小南：在官方的史籍里通常都这样讲，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去看看当时历史材料留下来的蛛丝马迹，而且把这样的一些内容，把他拼叠在一起，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能够把握到事件的全貌。陈桥兵变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我想还是在赵匡胤和他的一群周围的一些谋士，包括智囊人物，在他们的总体策划之下，一步一步地进行的。

兵变计划的周密部署是在正月初一开始实施的，当赵匡胤接到御前会议让他带兵出征的命令后，他先支开并非亲信的慕容延钊，让其率领前军提前一天出发；让侍卫亲军司的高怀德、张令铎随己出征，抽空京师侍卫亲军的兵力；将两位爱将兄弟石守信、王审琦安排在开封城内，以便内外策应。同时，就连家人的安全问题赵匡胤也早有考虑：据司马光的《涑水记闻》记载，出军时，赵匡胤的家人全都躲进名叫定力院的寺庙藏经楼，以防不测。如此看来，赵匡胤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他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伟业，完全是依靠他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智慧和周密的部署。

不过，事情假如只是到此为止，那么，赵匡胤的行为跟五代时期所有依靠叛乱夺取权力的军阀毫无区别。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却真正显示了一个开启伟大王朝的政治家风范。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率军杀回京城开封，逼迫幼主柴宗训让位。然而，这位兵变的主角却下达了一道特殊的命令：要求所有将士回到京城之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许抢掠国库，服从命令者重赏，违反命令者诛灭满门。一道似乎简单的命令，却把赵匡胤与五代时期的所有政变者区别开来。

李晓：其他的那些政变者为了获得政变的成功，甚至是放纵乃至鼓励手下的将士们大肆抢掠，所以杀死前任的领导人，大臣弑主，犯上作乱的情况是层出不穷，这种情况带来的是社会更大的动乱。

正月初五，赵匡胤带着他的叛军回到了京城，果然军纪严整，秋毫无犯，但仅此不足以顺利登上皇位，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阶梯，就是让后周大臣诚服于他。面对后周大臣的严厉谴责，赵匡胤一边哭诉一边自责，这是马上就要篡权登基的赵匡胤十分尴尬的一刻。此时，必须要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将历史往前推一把。作为赵匡胤的贴身侍卫，罗彦瑰从赵匡胤身边走出，按剑喝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就这样，一声呵斥终结而来后周的历史。赵匡胤正式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封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

因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新的王朝便以“宋”为国号，定都东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登基的消息传到华山隐士、“易学大师”陈抟那里，这位老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下从此平定！”

李晓：从安史之乱以后，一百多年当中，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一百多年了，兵连祸结，苍生涂地，老百姓乱都乱怕了，所以渴望和平，渴望安定，这是时代之方向，社会之潮流，人心之所向。

对赵匡胤而言，“黄袍加身”意味着开始，因为，陈桥驿只是他17年帝王生涯中的一个小驿站，要给五代以来的乱象彻底划上句号，开创一代盛世王朝，赵匡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赵匡胤首先面临的是，唐末以来军阀混战后四分五裂的江山，统一版图和复兴中原的使命在召唤着他。但统一序幕尚未拉开，就有人举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是赵匡胤始料未及的。

赵匡胤登基不久，李筠和李重先后在山西潞州、泽州和江苏扬州起兵反宋，宋太祖御驾亲征，很快将叛乱镇压下去。剿灭“二李”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揭竿造反，天下归于平静，然而，宋太祖却为此失眠了。他认定，五代乱局的恶性循环到自己手上并未根绝，相反，还有继续蔓延下去的可能性。每次失眠的赵匡胤，都会想到跟随自己征战几十年的患难兄弟—如今的当朝宰相赵普。

游彪：不管是在他打江山的过程中，还是说他后来建立宋朝后，在治国安邦的过程中，一直很重用赵普，他为什么很重用他（赵普），就是因为赵普的确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他的政治、谋略上，还有其它的方面，他的确有过人之处，所以宋太祖才会重用他。

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关于这天晚上的谈话，在北宋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有详细记载。四个月之后，发生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这又为赵匡传奇的一生写下了一笔。

即便是到了现在，开封人依然对此津津乐道。作为扮演赵匡胤的专职演员，李保田也记不清楚二十多年来，他演绎了多少次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公元961年初秋的一天，宋太祖设宴款待跟随他立下赫赫战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高级将领。酒过三巡，太祖显得愁眉不展，石守信等人忙问其故。太祖说：做皇帝真是太难了，因为谁都想做皇帝。石守信等人一听，惊恐万状，纷纷表白自己决无异心。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要是你们的部下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不得不做皇帝啊。众将一听，吓得一起离席叩头，请求指示一条生路。太祖就给他们出主意，解甲归田，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产业，再买些歌儿舞女饮酒相欢，以终天年。众将终于明白太祖的意思，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都称病辞职，请求解甲归田，太祖顺水推舟，把他们调到外地当官，一举收回了禁军兵权。

李晓：赵匡胤能够当皇帝，靠的是陈桥兵变，他不是一个地方实力派，而是一个中央的高级将领，他凭借这样一个殿前都点检的位置，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政变，而他的成功之处，也恰恰意味着最大的危险是在哪个地方。所以杯酒释兵权他解决的，是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的新老交替。

自安史之乱以来，一直到五代时期，社会窜窃成风，兵变似乎成为一道无解的难题，虽然同样得益于兵变，但赵匡胤知道，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北宋也将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朝代。杯酒释兵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想成为历史的过眼烟云，宋太祖必须要更为有效地打出他的长拳三十二式。

五代时期，节度使权力无边，中央失去控制。针对这种状况，宋太祖取消了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职，直接对中央负责。宋太祖还利用节度使调任、致仕、入京朝见等机，会解除他们的权力，将他们投置闲散，使他们再也没有威胁中央的可能。

为削夺藩镇兵权，宋太祖将骁勇之士选送京城，编入中央禁军。这样，各地军队中的精华都集中到京师，地方上再无精兵壮勇。但兵变不是只出于藩镇，陈桥兵变正是源于禁军，对禁军的控制更是至关重要。

宋太祖确立了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共同统领禁军的“三衙”鼎立体制，使禁军将领之间相互牵制，确保了皇帝作为全军统帅的地位。

邓小南：这个三司也就是三衙，他们是有握兵之重，但是呢他们没有发兵之权，所以这样呢，把发兵权和握兵权分开了，就从制度上形成一种制衡，这样的所谓的三衙和枢密院的统军体制，就使得宋代它的禁军发动兵变的可能，几乎是被消弭到一种不可能的状态，那么这样呢，也为后来宋代的平稳的发展铺下了一条道路。

宋太祖将二十余万禁军的一半部署在京师，其余一半分散到外地驻扎，使京师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并起来能够制止京师可能发生的变乱。宋太祖还推行“更戍法”，驻屯京师的禁军和驻扎外地的禁军经常调动，轮流换防。同时，军队将领也须经常更换，防止将帅与士兵之间形成牢固的渊源关系，避免了骄兵悍将犯上作乱。

宋太祖的举措不仅只体现在军事制度上，同时，还形成了以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的中枢分权格局，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共同参决朝廷政务，这种格局分散了宰相的制权，防止个人权力的过度膨胀，造成宰执群体内部的相互牵制和平衡，从而加强了君主专制。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终结了历史的轮回。

邓小南：就赵匡胤个人来讲，在这个十六七年的在位期间，他从一个军阀成功地转变了角色，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一个君主。那么，就他统治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局面来讲，也有效地从那种动乱转向了比较安定，用当时的人的话来说呢，就是抑乱为治，把这个混乱改变成了一个相对治理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么我想呢，赵匡胤他的这份政治遗产，不光是对于北宋来说，对于宋代是很重要的，而且对于后来的历代君主，其实都有启示的意义。

下面，宋太祖该祭出他一生中最重要而又最富历史性争议的招式了，这就是：文人治国。

众所周知，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武人最为专横的时期，文人的地位落到了历史的谷底。

宋太祖本人虽然行伍出身，却十分喜爱读书。赵匡胤早年随周世宗远征淮南，返回京城时，带回几个大箱子，有人诬陷他搜刮金银珠宝准备私吞。周世宗十分生气，派人搜查，结果全是书籍。

他说，五代时武人把百姓害苦了，他现在就用读书人，找百十来个文人管理天下，就算这些读书人再混账，再贪赃枉法，造成的祸害也不及一个武夫。他教育手下的大臣：“今之武人，亦当使其读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

其实，英明的帝王都明白一个道理：武力可以夺天下，文治才能迎来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为了压制武夫悍将，宋太祖提拔了一大批文臣官僚，将他们放到重要的岗位，并一再提倡宰相须用读书人。为了培养崇文好学的风气，宋太祖不但率先垂范，而且时时督促手下文武大臣认真读书。在太祖的大力倡导下，好学之风愈来愈盛，与五代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整个宋朝一代，中国文人的地位被抬到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太祖留下了一条“祖宗家法”：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之人，北宋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宋太祖留下的“誓碑”上发誓，其中一条是凡上奏章的士大夫，不管他写的奏章言辞有多么尖锐激烈，也绝对不能杀。

然而，改革讲求平衡，过犹不及都将遭受沉重的教训。由于片面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宋朝社会以习武为耻，以学文为荣的风气越来越盛。由于过分注重政务部门和官员之间的相互牵制，严重影响了行政效能的发挥，造成了宋朝政治的诸多弊端，其隐患在以后的岁月中渐次展开、凸显，给宋朝统治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危机，造成宋王朝武功不振，严重削弱了王朝抵御外侵的能力，这导致宋太祖之后的北宋皇帝大多寝食难安。

即使消除了来自政权内部的政变威胁，赵匡胤晚上还是睡不着觉。又是一个飞雪之夜，赵匡胤再次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光义，这一次问题在于，赵匡胤觉得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赵普很快明白，皇上不是嫌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而是嫌宋朝的地盘太小。

宋太祖夺取后周政权后继承下来的只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各地，广袤的中华大地，大多仍为五代十国的残余政权所占据。这种形势，用赵匡胤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卧榻之侧，全是呼呼大睡的敌人。

李晓：赵普他就讲，陛下您现在的疆域虽小，但是，开疆拓土统一全国，也正在此时，赵匡胤就问，那你有什么意见呢，赵普就讲，这个北汉仗着后边有契丹的支持，所以一直与我们为敌，该打，打呀也能把他打下来，但是一旦解决了北汉以后，我们就跟契丹全面接壤了，契丹可是个劲敌，仗着燕云十六州，不是很好收拾的，所以呢他主张先向南打。

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建议被赵普提出来，这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从公元963年正月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中原的霸业，他先后消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江南，用13年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除吴越、北汉外，大体实现了国家统一。

赵匡胤一生与雪有缘，他两次雪夜访赵普获得治国良策，他生命的最后还是以雪为伴。

公元976年十月二十日，开封城中风雪弥漫，这是这一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来得要早。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和地上的银白世界，赵匡胤心情很好。他派人将弟弟赵光义请来喝酒。兄弟俩喝到酒酣耳热之时，不知为何，宋太祖将旁边侍候的太监宫女统统支走。

关于这场夜酒，史书记载：遥见烛影之下，赵光义时不时离开席座，看样子似乎有谦逊退避之状。禁漏三鼓之时，这场夜酒终于喝完了，这时，院子里的积雪已经下了数寸，宋太祖拿着一把玉斧在地上戳雪，一会儿回屋，解衣上床，鼾声如雷。当晚，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突然驾崩，时年仅50，宋太宗继位，宋太祖时代宣告结束。

宋太祖之死，烛影斧声留给后人一个千古谜案，有人说赵匡胤死于谋杀，有人说，赵匡胤死于常年饮酒过度，或突发脑溢血。时间之河奔流不息，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考证这位宋朝开国皇帝的死因已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就像这幅汴绣上穿云破雾的龙一样，赵匡胤有限的生命焕发出巨大的正能量，用他的卓越智慧和超人胆识，终结了乱世，给天下百姓带来而来久久期盼的和平，书写了宋太祖的传奇一生。

农历十月的遂城，已分外寒冷，守城的戍卒一早登上城楼眺望时，满山遍野都是辽军，戍卒急急忙忙向守城将领报告。幸运的是，遂州的守将是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人称杨六郎。杨延昭面临三种弱势，遂城狭小，武备又弱，还有大军压境，人心惶惶，加之此时天寒地冻，这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守城将领杨延昭急中生智，将全城的壮年男子都召集起来，并让他们准备运水工具。时值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杨延昭命令守城将士和百姓往城墙上浇水，军民忙碌了一个晚上，城墙上结成厚厚的冰甲。第二天，辽军照例前来攻城，发现遂城已然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冰城，在白日下熠熠发光，这一仗辽军损失惨重，举国大军竟然拿不下一座小小的遂城，遂城仿佛是铜墙铁壁，成为货真价实的铁遂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冰冻遂城。遂城之战只是辽宋数百场战役中的一场，辽宋之间的战争要一直持续到双方结盟为止。

辽宋之间为什么会爆发如此之多的战争呢，位于今北京市和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地区的幽云十六州，本为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但在五代十国的政治乱局下，后晋高祖石敬瑭，为得到契丹支持，夺取帝位，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此契丹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后，契丹据有燕山山脉，控扼长城关隘，中原王朝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防线，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骑兵的铁蹄下，对于契丹来说，幽云十六州同样重要。

赵冬梅：燕云十六州对于契丹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你想他得到了那么一大块广袤的，原本属于农耕民族的土地，而且那土地上原来都是农民，是耕作者。所以他们等于是得到了一块发展农业的基础，这个对于他国家经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战略上来讲的话，长城一线归他了，对契丹人来讲，确确实实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中原王朝与辽朝都认为自己是该地区的合法拥有者，因此，无论是后周，北宋与辽的战争都在所难免。后周世宗在位时期，大举北伐，一举收复了瀛洲，莫州、宁州，以及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等关南之地，周世宗对关南地区的收复为辽宋之间的争夺埋下了伏笔。宋太祖对辽采取防御性的牵制策略，来则掩杀，去则勿追，避免与辽发生大规模的直接交锋。不过宋太祖并未放弃最终收复幽云地区的目标，他设置封桩库，将收缴各割据势力所藏的金帛存放于此，积蓄金帛，从赎买到北伐两方面做准备。

宋太宗继承了太祖的遗志，分别进行了两次北伐，但是这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太平兴国四年的高粱河之战，打得异常惨烈，宋太宗更是狼狈不堪，只身逃往涿州得以幸免。雍熙三年，宋太宗欲一雪高粱河之辱，再次派三路大军北伐，同样大败而归。老将杨令公陷入了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全军覆没，自己也中箭被俘。在辽营中，杨业坚贞不屈，绝食三日，精忠殉国，昔日的无敌将军，无奈陨落于辽营。

宋史《杨业传》等史书记载，杨业有七个儿子，但是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杨延玉，在雍熙北伐的过程当中，随杨业战死于陈家谷口，另一个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杨延昭，杨业在攻打瀛洲、朔州的时候，杨延昭都是先锋，在乱箭射穿手臂的情况下，他仍然奋战不止。

杨家将的英雄事迹，一直感召着后人，距离开封城南10公里的朱仙镇，是宋朝四大名着之一，也是中国木版年画的发源地之一。朱仙镇木板年画都以历史名将为主，关于杨家将的内容也是木板年画的主要题材。透过色彩浓重的朴实线条，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昔日战场的刀光剑影。杨六郎，实际上在家中排行老大，他智勇善战，率领官兵先后击退了辽军上百次进攻，令辽军闻风丧胆，辽人认定杨延昭乃天上六郎星宿下凡，所以称之为杨六郎。然而，杨家将虽然勇猛，却无法改变战争的大局，两次北伐的失利，使北宋统治集团放弃了积极主动的国防战略，开始实施全面的防御部署。

在遥远的北方草原，契丹民族在辽圣宗和他的母后萧太后的治理下，走向鼎盛，于北宋转攻为守相对应的辽朝一方，却开始转守为攻。辽人不能坐视宋人在边境囤结大军，虎视幽云，辽朝开始采取进攻的策略。幽云十六州为石敬瑭所出卖，固然是中原人的耻辱，然而，对于契丹人来说，已经划为自己版图几十年的关南之地，被北周世宗所夺走，也未尝不是一种耻辱。发生于999年的遂城之战，仅仅是辽国大举南侵的序曲。由于辽宋之间的边界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试探性的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两国之间酝酿着更大的暴风雨。

1004年，宋辽之间的矛盾冲突全面爆发，这年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其母萧太后亲率大军，举国南侵，揭开了澶渊决战的序幕。辽国统军元帅乃顺国王萧挞凜，曾在朔州生擒了宋将杨令公，战功赫赫，成为南侵的灵魂人物。这年九月，因为战争的无休无止，显得特别漫长，辽军兵分两路长驱直入。西路军五万人，目标是北宋的岢岚军，润9月28日，岢岚军会合并州、代州援兵，出战辽军，大败辽西路军。东路20余万辽兵在闰9月15日，大破唐河北岸的宋军，22日，契丹皇帝耶律隆绪同其母萧太后与主帅萧挞凜合攻定州。此后，辽军兵分三路，一路向高阳关，祈州和武强一带运动，一路往东南方，骚扰德州、棣州、滨州，以此两路牵制关南的外围，一路全力攻取关南战略要地-瀛洲。

赵冬梅：如果看战场形势的话，辽朝是悬军深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补给线他跟不上。而且还有了，我们说辽军是悬军深入，还有一个重要标志，他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都没拿下来，大城市一个都没有拿下来。定州那个最大的镇，他是绕着走的，然后他试图打下来河间，就是瀛洲，打得极惨。

辽军在瀛洲遭遇到了宋军的顽强抵抗，甚至连僧尼也参与了保卫战，这就是著名的瀛洲攻防战。辽军日夜攻城，击鼓吹号之声传遍四野，火把将暗夜照得犹如白昼，萧太后和辽圣宗更是亲自上阵，擂鼓助威，指挥军队奋勇攻城。战后，宋人缴获的铠甲、兵失、竿牌等物件达上百万件，进攻关南的辽军死者三万余人，无功而返。

瀛洲攻守战的胜利，并不足以解除北宋王朝的危险，当萧太后和辽圣宗进攻瀛洲时，萧挞凜转战外围，于十四日攻破祈州，一直南下，此举让宋廷震惊。兵锋屡挫的辽军，竟然不退反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全军深入，将要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澶州是北宋都城的门户，也是北宋抵御契丹的最后防线，辽宋之间的决战将在澶州进行。

刘浦江：幽云十六州失去之后，这个长城一线的天然的一个军事防御线没有了，所以这个华北平原是一马平川，所以这个契丹骑兵南下的话。当时北宋，基本上没有很有效的防御手段，所以如果说澶州是失守了的话，这个契丹骑兵要过了黄河的话，那就这个就等于大门洞开了。

烽火一夕九传，辽军大举入侵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宋真宗的耳中，朝廷上下震骇，真宗急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可是殿前会议上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相持不下。主和派以王钦若和陈尧叟为代表，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一听说契丹南侵，立即密请真宗迁都金陵，而同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蜀人，则密请真宗迁都成都。面临着大敌当前的生死关头，到底是放弃还是坚守呢，迁都就意味着放弃广阔的中原，中国将重新出现南北割据的局面，这是宋真宗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将目光投向了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寇准，寇准认为现在皇帝神武，将臣和谐，如果陛下能御驾亲征，敌军自当引退。如果抛弃宗庙，远徙江南和蜀地，必将导致民心崩溃，大宋的天下也无法保全。

寇准的话，让宋真宗热血沸腾，他想起而来太祖设立封桩库的北伐愿望，想起了高粱河之辱，想起而来边疆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宋真宗终于坚定了御驾亲征的决心。北宋王朝将澶州作为抗辽的最后一道防线，皇帝将要亲自赶到战场的最前沿。就在宋真宗决定亲赴澶州督战时，却收到了来自前线的议和信，这封信来自辽军大营，传达的是契丹最高层萧太后的意图，但是，信件却不是出自萧太后之手，二十出自于一个叫王继忠的人。

张希清：王继忠他出身于军人世家，因为父亲战死，六岁时就荫补为官，在宋真宗为太子的时候，两人就过从甚密，成为宋真宗的亲信。那么在宋真宗即位之后，王继忠升迁更为迅速，不到六年，他就升为定州路副都部署，也就是北宋三大军区之一的副总司令。在宋真宗咸平六年，王继忠在望都之战中兵败被俘，萧太后知道他是宋真宗的亲信，对他特别的照顾。

这封信不是出自萧太后之手，却是出自北宋降将王继忠之手，是否代表萧太后的真实意愿呢，如果信件只是辽方的缓兵之计，北宋将会错失大好战机。澶州毗邻黄河，随着战事的持续，一旦黄河结冰，天堑将变为通途，辽军铁骑可以从冰上越过，长驱直入，直逼京城。一封信将会颠覆整个王朝，就连宋真宗也认为，辽军如此凶悍，结盟之说恐怕难以置信。面临着关乎存亡兴败的严峻局势，北宋王朝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做好战争，另一方面考虑到黎民百姓的实际需求，北宋也需要和平。于是，真宗给辽方回信道，朕自从登上大位，爱养黎民，岂欲穷兵黩武，常思息战安民，如辽方却有议和诚意，自当遣使谈判。

赵冬梅：当时有一个宰相叫毕士安，毕士安做了一个分析，毕士安提出两点理由，他说可信，他说第一点，王继忠这个人可信，毕士安也是真宗潜邸，就真正当皇帝之前的那个幕僚，所以他跟王继忠很熟，他觉得王继忠这个人，人品上肯定没问题，只要出自他手。另外还有一点，毕士安有一个推断，他是说，虽然辽军是大兵压境，可是到现在为止，在战场上并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所以他认为萧太后会想要议和。

辽宋之间的战争似乎拨云见日，十月，宋朝派出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朝，辽朝在议和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南侵的步伐。曹利用抵达天雄军时，正是辽军大举攻城之时，因为怀疑契丹议和的诚意，被守军主帅所阻。一旦辽以议和为诱饵，争取时间，完成对澶州的军事部署，将对宋朝形成致命的打击。澶州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城，史称南城北寨，中间以49只浮桥相连。澶州为大河津要，向有北门锁钥，河朔保障之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辽与北宋又要在澶州兵戎相见，无论是战是和，澶州都将在中国历史上浓重的一笔。

张希清：辽朝希望能够拿下澶州，达到他收复关南之地的这样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呢，他就是以战逼和，用战争的手段来逼迫宋朝签订合议。宋真宗那么也是针锋相对，御驾亲征到澶州的前线，用战争来对付战争，用和谈对付和谈，用战争和和谈两手对付这个辽朝的战争和和谈两手。

宋真宗从开封派出的和谈使节曹利用出使辽营进行和谈，这并不是一个消极等待的举措，因为宋真宗决定要御驾亲征，此时的宋真宗已经做好了战争和谈判两手准备。真宗亲政之时，以参知政事王旦为东京留守，王旦深知战局凶险，前途未卜，御驾离京前，特地将宰相寇准叫到真宗面前问道：如果十天之内接不到捷报，该如何处理；真宗沉默良久，说道，立皇太子。这实际上是安排了后事，表明北宋君臣将士要与辽决一死战的决心。

十一月二十日，宋真宗御驾亲征，各路兵马集结，车架从京师滚滚出发，此时，20万辽军兵临澶州城下，澶州攻防战将直接关系到宋朝的生死存亡。就在决战一触即发之时，一个关乎整个战局的事件在澶州城下突然发生了。三天前，辽军主帅萧挞凛带领亲兵巡视地形，在遥远的澶州城楼，正有一张床子弩对着他虎视眈眈，那天正好威虎军头张瑰当值，张瑰率领手下开动了澶州城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床子弩。张瑰不知道，他瞄准的人物竟然是了辽军主帅萧挞凜，更不知道这次斩首行动将会扭转辽宋之间的战局。

赵冬梅：床子弩有双弓的，还有三弓的弩，好像是它的力气非常大，就是那种最强力的床子弩，就是根据《武经总要》的话，上百人一块给它上劲儿，才能拉得开，最少的也需要几个人一块儿拉，才能拉开，所以可以想象它的那个力气之大，然后它的射程也非常远，120步，甚至还有写300步的，那是可以想象的，就是在当时，那东西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武器。

张瑰看见远处山头上人马杂沓，令手下偷偷搬动床子弩，对准辽军为首之人，接着用大锤砸下机关，强弩旋即射出，强弩正中萧挞凜额头，当晚萧挞凜死于军中。第二天运载萧挞凜灵柩的车子达到，萧太后悲痛欲绝，罢朝五日。萧挞凜是南征辽军的主将，曾立下赫赫战功，他的死无疑给辽军带来沉重的打击。

张希清：在澶州城下，萧达凛突然被宋军的俘弩射死，使辽军失去了军事指挥的灵魂人物，军威重创，士气大挫，辽朝已处于主将折戟，进退两难的窘境。萧挞凜之死，左右了宋辽战局，也加速了澶渊之盟的进程。

在萧挞凜死后的第三天，宋真宗的大军到达澶州城下，澶州北城地域狭小，又贴近前线，前线守将请求真宗车架止于南城，相对要安全一些，真宗见澶州北城外狼烟滚滚，也有点疑惧忐忑。此时澶州北城的宋军正遭受辽军猛烈进攻，将士们亟待提升士气，他们翘首期盼皇帝能亲临前线。公元1004,年11月26日，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御驾亲临澶州北城，并登临守城第一线，作为国家的统帅站在了大军面前，对于宋真宗而言，他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对于宋朝而言却迈出了一大步。他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战争的形势，在北城门楼，随从们为宋真宗张起黄龙旗，远远近近的宋军，一见皇上的黄罗伞盖，都踊跃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勇气百倍。真宗登上城楼检阅诸军，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士气，也让宋辽议和最终成为可能。萧挞凜一死，辽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宋真宗登临澶州北城，更是让辽骑虎难下。

赵冬梅：萧太后对于宋辽关系，她也有个权衡，我相信萧太后的战略眼光，她想要解决，宋辽之间的这个边界问题，她也不想把这个问题，就是让它长期悬而未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萧太后真的是想要和平，宋辽之间的这个和平，就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的情况底下，那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还是和谈。

然而此时，宋朝谈判特使曹利用却杳无踪迹，萧太后苦等宋朝使节不来，加之辽军在战场上多处失利，时局朝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萧太后于是让王继忠再次修书一封，传达辽国议和的诚意。萧太后敦促曹利用尽早来辽营和谈，但苦苦等待，却依然没有音信。原来，当时战争仍在继续，辽军攻势未减，天雄军主帅王钦若仍担心其中有诈，不肯派遣曹利用出使，萧太后和辽圣宗不得已，只好命令王继忠第三次修书，要宋朝从澶州另外派遣使者火速前来议和。频频来自辽方的热线消息，终于让北宋朝廷摸清了对手急于议和的底牌，真宗一方面下诏给天雄军主帅王钦若，要他敦促曹利用北上和谈，另一方面以手诏交付王继忠，表示宋朝愿意和谈。

辽方苦苦等待的宋朝议和特使曹利用，终于出现在辽营中，辽国母萧太后一见曹利用大喜，萧太后仍然坚持要索还关南之地。关南之地是宋朝抗击辽朝的最前线，一旦舍弃，华北将无险可守，因此遭到而来曹利用的严词拒绝，和谈陷入了僵局。辽朝君臣意识到，战争再拖延下去，必定对自己不利，宋军士气高涨，各方援军即将赶到。但是此次举国南侵，若未得到一点好处就退兵，是在说不过去。12月1日，辽朝派遣韩企持国书与曹利用来到宋军大营继续和谈，当时的形势对宋朝有利，主战派寇准不同意议和，故意提出了辽方难以接受的议和条件。一是让辽国称臣，二是收回五代时期被辽朝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前线守将杨延昭也上书，认为辽国兵临澶州，距离北境千里，人马疲乏，只要各路大军把守要道，就可以歼灭辽军。对于寇准和杨延昭的军事策略，真宗没有采纳，而是再次派遣曹利用至辽营议和。临别时告诉曹利用，辽方的要求尽量满足，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岁送银、绢百万也行，寇准听说后，偷偷将曹利用召来，说道，虽有圣旨，但是你答应辽方不得超过三十万，如果超过三十万，我就将你斩首。

赵冬梅：宋真宗要谈判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虽然当时战场形势可以达到略占优势，但是以宋朝的国力，如果说第一，彻底消灭契丹，没这个力量，第二，拿回幽云十六州，恐怕也费劲，然后第三呢，再退一步说拿回长城防线，也够呛，在加上真宗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不是勇敢的人，也不能算太怯懦的人，是个务实的人，是个务实的平常人。

曹利用至辽营，果然按照寇准的意见行事，辽朝上下见大宋使者态度坚决，索地无望，而目前和谈条件，也对辽方有利，终于答应结盟，这次议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誓书规定，第一，确定北宋和辽朝的外交关系，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年齿论；第二，划定北宋与辽朝的边界，辽方承认关南之地属于北宋，辽宋边界恢复站前事实占领状态，双方宣誓，各守疆土，互相惩罚犯罪，互相保护农耕，互不增设军事设施；第三，北宋每年向辽朝赠送岁币，名为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第四，双方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张希清：它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25年的战争局面，维持了此后将近120年的和平往来，这种和平安定的局面，给宋朝和辽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澶渊之盟，对于宋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形成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公元1004年，澶州城下的一纸盟约，戏剧般的化解了宋辽两国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化干戈为玉帛，开启了上百年的和平局面，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葵跃龙骧。宋真宗订立澶渊之盟后，在班师回京之前，赋诗言志，镌刻于石，号称回鸾碑。回銮碑见证北宋抗击辽朝，订立澶渊之盟的历史见证。如今的濮阳老城，依然保留着昔日的街区和布局，而中心去矗立的四角牌楼上，赫然写着的大字，诉说着这座古城的地位和历史，澶渊之盟所形成的以兄弟相称、平等相处的长久和好关系，在中国古代边疆政权与中原王朝，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现在的人们很难将北京房山云居寺，与黄河岸边的澶州城联系起来，云居寺曾是辽朝的实际控制区，在云居寺里收藏着大量的石刻佛经。澶渊之盟后，辽朝文教昌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将为战争中断了的云居寺石经重加刊刻，辽圣宗续修石经，实际上得益于澶渊之盟后的偃武修文政策，促进了北方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因为宋辽两国的交往频繁，辽朝的天祐皇帝甚至在开泰寺所铸的银佛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愿后世生中国。辽朝加快了借鉴宋朝制度，吸收汉族文明的步伐，辽朝文化开始出现于大宋文化趋同的现象。

巴林左旗博物馆藏有大量辽宋时的文物，其中部分文物见证了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的和平交往，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岁月的流逝无法遮蔽宋辽双方互通有无的商贸往来。

王利华：天宁节银挺，所谓的天宁节，就是宋徽宗的生日，这是宋徽宗过生日的时候，地方官吏给他进贡的岁币银，澶渊之盟以后，这方银挺就作为岁币银来到了大辽国，这个银挺，它是出自辽上京汉城的，实际在50年代初期呀，在市面上呢，咱们已经发现了50多铤，这样的岁币银了，这正是符合这个咱们历史上所说的重熙增币。

在现代人看来，澶渊之盟是在战争中签订的城下之盟，誓书中规定，宋纳辽岁币三十万，对宋朝来说，无异于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然而当时的人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宋辽约定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没有屈辱性的名分。所以岁送三十万银绢，既不是藩属国的朝贡，更也不是战败国的赔款，对于庞大的战争经费而言，三十万不过是九牛一毛，还不及开战所用军费的百分之一。

澶渊之盟后，北宋的茶、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断的输入辽方，辽朝的盐、玉器也大批出现于大宋的集市上。从此，边疆人民放下干戈，捨起锄头，躬耕于陇亩，辽宋之间的大道上，使者络绎不绝。澶渊之盟换来了宋辽100多年的和平，但是，澶渊之盟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张希清：澶渊之盟也给宋朝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主要是呢，澶渊之盟是宋朝的当权者片面的得到一种印象，就是通过用金钱赎买的办法，就可以消除边患，永保和平。于是，澶渊之盟之后，宋朝的当权者在国防战略上又有所退步，就是呢，从守内虚外，变为忘战去兵，疏于武备。

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朝君臣从此羞言武备，奢谈太平，以屈己讲和为最高目的，在与金国议和时，甚至不惜丧失国格与民族尊严，这是后人必须警惕的。古人云，能战方能言和，战争与和平，总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寇准的力排众议，如果没有真宗的御驾亲征，如果没有将士们的浴血沙场，和平不可能那么快就到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历史事实证明，既不穷兵黩武，又注重加强国防，增强国力，这才是强国卫邦之道，澶渊之盟后，杨延昭又驻守边疆近十年，维护着边境的安全与和平，最后马革裹尸，从此杨家将的历史与传说交相辉映，在不断地丰富和演绎中，原本只是浴血沙场的铁血男儿，又融入了不让须眉的杨门女将。历史创造了英雄，后人又用传说来缅怀英雄那段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北宋建隆二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退朝后，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一起喝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发话，暗示众将应该放掉手中兵权，拿着俸禄，回家养老。众将惶恐，纷纷称病辞职，这边是宋太祖兵不血刃的杯酒释兵权事件。皇权的强势，历来与军队有关，为什么宋代的开国皇帝却要选择这样的一条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呢。从大乱到大治，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复上演的经典戏码，刚刚结束的五代十国，可是说是中国历史上乱臣贼子一窝蜂的大乱世之一，唐末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在中国南北方建立了众多藩镇型政权，互相征伐，王朝像变脸一样更替，人民倍遭涂炭。由于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武人干政上台的，所以他对武人干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体会尤深，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他认为必须彻底遏制武人干政，由文官来织里国家。相传，宋太祖曾在太庙立下誓碑，令继承嫡子，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言事之官，而后继位的皇帝，也基本遵循了以文治国的理念。于是，士大夫迎来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黄金时代。

对于崇尚儒学的文人士大夫而言，宋朝无疑是个美好的时代，与唐朝相比，宋朝官员大都兼有学者、诗人、画家、政治家的特质，连普通百姓，也钟爱戏曲这些文化活动，流连在这座还原了昔日汴梁胜景的清明上河园，人们不难想象，宋代都城那一番酒家林立，市场繁茂、文化生活丰富的景象。

李良学：就是拿北宋都城，就是首都开封来说，150万人口，这在当时世界来说，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当时最大的城市日本的京都20万人，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就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30万人，其它欧美国家首都没有一个超过十万的，所以说开封能够这样繁荣发达，都有赖于北宋朝廷与文人士大夫共同治国理政这个政策。

赵冬梅：宋代的文化，文明程度，不仅仅是说拿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他首屈一指，而且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文明发展史上他是最顶峰的。比如说，文学宋词是可以跟唐诗媲美的，宋词和唐诗是双峰并峙的，然后还有宋代的俗文学，还有宋代的航海技术，就是各个方面你去看，还有经济的发展，它由于政治上的宽容，文化的发达，然后技术上有一个巨大的进步，主要是农业技术的进步，整个宋代社会，至少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曾经呈现出一种很令人向往的那种那种美好的状态，那可能是中国人要往回望的话，我觉得是个黄金时代。

自宋太祖以来，宋朝实行的300年的基本国策，就是右文政策，它重视科举，给予士大夫较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俸禄，重视文化事业发展，兴办学校，发展图书收藏、编纂及印刷，这是宋朝鉴于唐末五代割据之乱，为了顺应天下民心而制定的一个基本国策。它重用文官，在谏者无罪，右文政策的保障下，士大夫主体意识被唤醒，一时人才辈出，众多士子都能够做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宋太祖及后继者主动抑制皇权才出现的局面，在历代封建帝王统治中实属难得。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防止武人干政，开始对文人报以开放宽容的态度，而宋太宗则真正从制度上、政策上对文化弘扬，使文人受到重用，此后的宋真宗又继续这个政策，如此一来，到宋仁宗的时候，才迎来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盛世。

赵冬梅：其实宋朝的文化你要去看的话，从晚唐五代，然后进入宋初的时候，它的水平，就是那些文化人的水平，其实是很有限的，但是到了太宗朝这样弘扬，然后到了真宗朝，又继续这个政策，到仁宗朝的时候，顿时就不一样了，就是文化这个东西很讲究积累，你不能破坏它，也不能着急，你要让它慢慢长，那才是一个文化的变，就是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真是要看一个过程，就是要太祖、太宗、真宗，一直到仁宗，大环境的这种这种时机，七八十年的自由，七八十年的鼓励政策，又自由宽容鼓励的政策。你想想从晋代以来哪里有过。但是，右文政策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困扰皇权阶层的敏感问题，这就是朋党现象。朋党起初某一群人为了私利互相勾结，后来引申为士大夫各数党羽，互相倾轧，最后演变为同党之人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臧否失实，真伪相貌冒，朋党现象对于统治者来说绝非祥物。

游彪：有相同利益的这样有些人，这样一些官员结合起来，它就是一种朋党，在中国历史上的朋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影响非常大。

包伟民：朋党是个贬义词，毫无疑问好，那么朋党问题在我们的古代为什么如此敏感，在宋代也一样，为什么如此敏感，因为它损害了皇权，皇帝的视野之下，所有的官员就不能组成小团体，因为你组成小团体，就是为你的小团体的利益服务了，你不会为皇帝服务了，对不对，所以朋党在当时尤其是一个敏感的一个问题。

从宋太宗到宋仁宗的一百年里，朋党问题成为国家政治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梦魇，它是在宋初几位个性才能不同的帝王与不同士大夫群体的政治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朋党现象也显示了不同的形态。接续宋太祖帝位的宋太宗，生性多疑，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僚队伍顺守服从，唯皇帝马首是瞻。太宗在政策上虽然大力提倡文治，广揽科举之士，但形势多于实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虽高，意志品质却未相应提升，而朋党问题则伴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张扬以及各自利益诉求的驱动，而初露端倪。太平兴国三年，戊寅科进士胡旦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结果遭到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胡旦等人后被宋太宗以朋党比周的罪名统统贬出京城。一朝天子一朝臣，真宗是太宗第三子，真宗时期，经过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内外局势相对稳定起来，但很多人认为真宗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非常屈辱，民心士气极为低落。为了梳理民意，以王钦若为首的部分朝中大臣揣摩真宗的心思，上演了一出天书封禅的闹剧。

东岳泰山自古被认为是天下第一山，人间帝王应到泰山去祭过天帝，才算受命于天，封禅就是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泰山脚下的岱庙始建于西汉，主祭祀东岳泰山之神，也是古代帝王来泰山封禅告祭时，居住和举行大典的地方。当年宋真宗皇帝也是为了稳定帝座，命令他的城乡王钦若在泰山极顶，自己人为地降了一块天书，天书上怎么写的呢，说泰山神请宋真宗皇帝来泰山封禅，他就借着这个闹剧来到泰山，建了这个大殿-天晛殿，还有山顶的碧霞祠。

被指为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谓都是南方人，因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为追逐权力互相勾结，排斥朝中正士，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些南方士子逢君之恶，鼓动宋真宗泰山封禅之举，导致劳民伤财，国库空虚，怨声载道。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

赵冬梅：你一定想想宋是从哪儿来，宋是个北方政权，它是梁、唐、晋、汉、周，它之前的统治精英，统治集团里头大部分，不管是皇帝还是武将，来自北方，包括那些文人也来自北方。但后来慢慢的这个国家它变大了，它把南方也囊括进来了，特别是南唐，而南唐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特点，它文化发达，而一个国家治安的时间长了，它必然要想到文化建设的，这个文化建设的资源，大部分可能是来自南方，所以肯定有一个最早的那个核心。然后慢慢的南方人进来，当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有的时候地域就会作为一个因素被突出出来，

仁宗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在位长达42年，是两宋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他被视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型。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正是在宋仁宗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俗话说，文人相轻，士大夫参政必然引发更多的政治斗争，仁宗朝的政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个是元老与新进的交锋，一个是改革派内部因个人行事风格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所谓元老，指的是前朝旧臣，他们多半谨慎持重，对新人新事，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而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为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尤以天圣年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余靖、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这些新进的士子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范仲淹。

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堪为士大夫之千古楷模。然而，这样一位心怀天下，一身正气的君子，却还是难以避免被卷入所谓朋党之争的漩涡。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著名的岳阳楼就坐落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的西门城墙之上，写于庆历六年的岳阳楼记，正是范仲淹所作，而他本人缺没有登临过岳阳楼，他的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希望范仲淹能够写文纪念，只给范仲淹寄来了一张洞庭秋晚图作参照。范仲淹借景喻情，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也浓缩了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赵冬梅：范仲淹是一个新型士大夫当中的佼佼者，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官僚的责任这一方面，他看得极重，范仲淹喊出来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典型的代表了北宋中期士大夫这种有担当的这种意识，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正是这种主体意识、主人翁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天圣七年冬至，朝廷举行郊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须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礼，是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为此，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出朝廷。明道二年，刘后驾崩，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任谏官之职。当时有不少人都在趁机说太后坏话，范仲淹对此十分忧虑，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佑您十多年了，应该感谢她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纠缠她那些小过失，仁宗接受了他的劝告，诏令天下，不得对太后当政时的所作所为再说三道四，从而避免了一场政治纷争。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这批新进，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

赵冬梅：范仲淹其实他自己也以大忠自诩的，他这个忠诚，不是对着宝座上那个人的，他是对着谁呢，他是对着江山社稷，他是对着那个皇帝所代表着的朝廷的长远利益，这叫大忠，大忠站的那个位置比皇帝高，他为什么可以去批评皇帝，可以去批评宰相，他永远做他认为对的事情，而不是宰相皇帝想要他做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很个别的品质，这是那一代甚至两代的宋朝的士大夫的共同的品质，当然我不是说全部，是说那个有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可是只要那一部分优秀的还有，还在，而且还能够起得来，还能够就是到社会的上层去，这个国家就很有希望。

包伟民：政治理想，觉得大夫就是应该这样，在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总是以国家政治为自己的和最终的关怀。

明道二年12月，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和怂恿下，废了皇后郭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北宋立国以来，废后之事还从未有过，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辅等人认为，废黜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明，便率领台谏官一起伏阁进谏。老谋深算的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殿时，直接向皇帝进言，随即就上奏说，御史、谏官集体伏阁请对，这不是太平盛世应有之像，应该将他们集体贬逐。此日清晨，没等范仲淹、孔道辅上朝，那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贬为外官，即可押出京赴任，与此同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对。

位于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龙亭公园，正是北宋皇城的遗址所在，当年，范仲淹与吕夷简激烈的新旧对决就在此上演。景祐二年三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等职，重回京师拱职，此时吕夷简已为相多年。在范仲淹看来，吕夷简虽位居参政，却一味顺从当时掌权的太后，从未对她的专权逾制提出过任何异议。等到仁宗亲政以后，他又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恶，充当仁宗废后的帮凶，在献给仁宗的一份百官图里，范仲淹详细指明，哪些官员是正常迁转，哪些包含了吕夷简的私意，进而向仁宗建议，任命大臣官员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里，不能全交给宰相。吕夷简十分不悦，便在仁宗面前讥讽范氏，为人迂腐，徒有虚名，范仲淹马上以牙还牙，写了一篇奏疏上达仁宗。以汉成帝时期变坏朝纲的权臣张禹映射吕夷简，吕氏大怒，指斥范仲淹三大罪名，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随后又有人迎合吕夷简的意旨，请求在朝堂上树立朋党榜，以儆戒百官越职言事。

赵冬梅：这三个罪名最核心的还是朋党，朋党就是属于那个最致命的那个，就是在皇帝政治之下，这就是死穴，如果你被诬为朋党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变，而且对皇帝来讲那就是宁可信其有的事情。

范仲淹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不少与范仲淹同样供职管阁的官员上疏为范氏喊冤，均受到了处分，当时许多官员甚至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侍制李泓、集贤校理王质不避嫌疑，到郊外为范氏践行。王氏甚至还公开宣称，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西京留守推官蔡襄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肖的诗，来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这些清流，中朝莺鹤何仪仪，慷慨大体能者谁，之人起家用儒业，驰骋古今无所遗。这首诗一时传遍京城，就连契丹使者也特意将刊有此诗的纸张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驿馆，可见其影响之大。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作为初登政坛的政治新秀，范仲淹等人的力量和火候还远远不能与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元老重臣抗衡。

此后，宋仁宗更加念念不忘防范朋党，一再申明严禁百官越职言事，这与他亲政之处表现出来的开明姿态相比，无疑是倒退了。新进势力虽然暂时被弹出下去，可年老政客的表现并不能令宋仁宗满意，随着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仁宗痛感老臣们已不堪用，而那些因朋党罪名被贬黜的官员，特别是范仲淹，不但没有就此灰头土脸，反而在士大夫中声誉日隆。仁宗开始对朋党即小人的观点开始产生了某种怀疑，于是，在公元1040年，仁宗宣布改元康定，重新起用范仲淹，让他到西北地区负责防务，同时，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疏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大批新进士大夫获得重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

庆历三年，政府改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些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行列，他们分别上疏向仁宗陈述改革建议，核心内容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废黜不合格官员，范仲淹还从加强法制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这便是庆历新政。

李学良：吏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反贪污，反对既得利益。

游彪：它的核心就是官员的特权进行限制，对官员的各种各样的作用，就是该给他们的好处给，但是呢要限制他们过滥、过多的这种特权。

新政矛头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这势必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韩琦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也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讥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伎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此时，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暴露了新进士大夫们的自身弱点。授人以柄，导致了改革派内部爆发矛盾冲突，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及时利用，以致朋党之议甚嚣尘上，宋仁宗深陷惶恐，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这些事件中首推台谏的分裂。

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使安徽的醉翁亭名满天下，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庆历六年，欧阳修被贬，任滁州太守，在此写下醉翁亭记。欧阳修一直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士为之，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上任伊始，他十分活跃，遇事必奏，弹劾官吏，无所顾忌。然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最多的竟然也是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当时御史台的长官王拱辰，与欧阳修不但是同年进士，还是连襟，按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朋党，也许因为二人都极端自负，谁也不服谁的缘故，他们在新政期间竟成了死对头。由此，御史台成了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继而形成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

另外一个意外是滕子京事件，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年进士，腾、范二人兴趣相投，患难与共，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力荐滕子京接任。然而，没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就弹劾他，滥用公使钱，数额达十六万贯之巨，更有甚者，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按察后，竟擅自焚毁了账本，仁宗大怒，令御史台权力追究此事。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称腾氏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来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予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党员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争相论奏，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二月，滕子京被贬为岳州知州，在仁宗看来，即便御史们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

赵冬梅：范仲淹有些直，策略上不是很成熟，他比我们想象的不成熟，他非常固执地维护滕子京，他非常固执的维护，任何一个他认为应当维护的人，但是你越是固执的维护，就越会让皇帝担心朋党的问题，仁宗肯定是担心的，他拿掉他，也可以说是敲山震虎吧。

就在滕子京一案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围绕着修筑水洛城一事，又引发了范仲淹与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的矛盾，在经略西北政策方面，范、韩二人早有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范仲淹离开陕西后，郑戬主持西北防务，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沪修建水洛城，以便秦州、渭州的军队可以相互应援。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和知渭州尹洙都反对修筑该城，命令刘沪停止修建。刘沪不听，照修不误，尹洙大怒，并将刘沪等人抓了起来，范、韩双方由此发生激烈冲突。韩琦支持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戬、刘沪等人辩护，并要求将尹洙调回京师，范仲淹、韩琦同为新进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争锋相对，不但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也进一步加剧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昔日四贤为各自的主张互不相让，可见，在坚持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真理和正义方面，士大夫们丝毫不给对手留余地。

此后，这种士大夫的主体意识，更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在了欧阳修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一篇，名为《朋党论》的文章中，他试图为朋党正名，结果却适得其反。欧阳修自认是朋党，还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他的文章容易使人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但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孤文，显然缺乏说服力。欧阳修直白的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甚至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肖，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是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阻力。

包伟民：欧阳修尽管文章很有名，他是个如此了不起的文学家，《朋党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在政治上他是幼稚的，你只能说我不是朋党，你不能说我这个朋党是好的，这话皇帝当然不愿意听，朋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个大忌，为什么呢，你损害了皇权，你不能有小团体，你只能团结在我皇的身边，只要是朋党，统统干掉。

赵冬梅：仁宗还是一直都欣赏信任欧阳修，但是对于结党这件事情，皇帝是最恨这个的，所以你想他能起到什么好作用呢，当然不可能有好作用。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告流产，除了诸多意外，还有来自前朝旧臣夏竦所谓报复，因为范仲淹的崇拜者石介写诗得罪了夏竦，他便唆使自己的女奴偷偷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发谣言，说是富弼、范仲淹等人起草诏书，妄图废黜当今圣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新政，这一招让范仲淹、富弼等人始料不及，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立刻下诏，罢免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的宰执职务，将他们贬黜京城，新政首脑转眼之间罢黜殆尽，由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庆历新政迅速告败。

游彪：因为他触动了这帮特权阶层的利益，他们也组织起来，到皇帝那儿去告状，恰恰范仲淹的这种措施里头，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的确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就被这批人抓住了，抓住以后，完了以后进行反扑，结果庆历新政很快就失败了。

包伟民：最主要原因，我想很简单，因为任何的一个官僚集团的一个改革，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对自我利益的损害，因为改革如果只是自己利益会多起来，当然所有的人会支持对不对，那么范仲淹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制约一些官僚阶层的特权，那当然很多人不愿意了，他想要拿自己开刀。

一场由新晋士大夫戴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心开展的新政改革，并未能在北宋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顶峰时期推行下去，但是宋朝皇帝对士大夫的宽容和开明政策，最终还是使这些一心报国的文人能够施展所长，比如富弼、韩琦等人，在日后宋英宗继位后，有机会继续推行一些对社稷、百姓有利的政策，曾有历史学家说，观儒家的好，要往宋朝看，而且是往北宋看，即使一些秉承着大忠大义的官员，暂时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被贬流放，但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依然会有一天意识到它的价值，让这些被贬的官员能有一天重新发光。

赵冬梅：仁宗朝，政治上是一个相对清楚、清明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你说皇帝制度不改，然后儒家政治这样。那么，政治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成绩，也就是仁宗朝那个样子，再好不可能，再好就必须有些突破了，仁宗君，还有仁宗这一朝的臣，大半都是我觉得很纯儒的，儒家，我还是觉得它有很多好的东西。

仁宗嘉祐二年科考，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官，一位三十八岁的中年人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这位来自陕西的士人名叫张载，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给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颇具才华，庆历二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安阳府城西北修筑的大顺城竣工，特请二十三岁的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滋纪念。张载为人廉洁，生活清苦，仕途颠簸，他的仕途生涯比起同时代的那些灿若群星的士大夫们稍显暗弱。但是，他在思想学术领域，却开辟了另外的天地，成为关学的创始人，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理学家，人称横渠先生。他用四句话高度概括了士大夫的使命与责任，可以看作仁宗文治的精彩回声。其句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的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此时的东京汴梁，行人如织，摩肩接踵，勾栏瓦肆之内，客商云集，歌女们吟唱着苏东波，柳永的名句。如此花团锦簇的文明昌盛，让历史学家陈演恪不禁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如此繁花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重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被人以及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陈桥驿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个驿站，公元960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在这里黄袍加身，做了皇帝。赵匡胤曾是前朝的禁军指挥，军权在握，但得到天下之后，他也不禁开始担心手下的将帅们哪天也会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江山，赵匡胤日思夜想，最后定下了抑制武将，振兴文教的国策，他要后世帝王优厚士大夫，从此宋朝走向了广开科举的道路。但宋太祖旨在防弊的制度设计，阻止在房地的制度设计，却给宋朝的官僚机构带来了不小的弊端，宋代官员数量与唐代相比，增加了十倍之多，从而导致了政府分权制度错综复杂，冗官冗吏充斥于政坛之上，宋代历史学家叶氏曾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冗官之外更有冗兵，宋代统治者采取养兵政策，每当一个地方矛盾激化时，政府就大量募兵，把社会上的流亡人士收揽为士卒，其用意是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逐渐恶化，北宋政治家蔡襄说过，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现实，穷吾国者，兵也，不仅如此，加上庞大的政府官僚开支，宋朝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冗官、冗兵、冗费，这正是文化巅峰背后那个脆弱帝国的真正面目。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虽然士兵至多，但北宋却频频遭受外敌侵扰，除了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外，甚至连南方的交趾都敢频频犯境。这一切与宋神宗的期望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刚满20岁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泱泱大宋会变得如此积贫积弱，他为什么不能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宇内称尊呢。刚刚登上帝位的宋神宗开始对宋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清楚的知道，宋朝现在隐藏着许多深刻的危机，而当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宋神宗便开始不断的寻匿，希望找到能安邦治国、强兵裕民的治世良臣，宋神宗首先把目光锁定在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司马光身上。

司马光，公元1019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称，道德学问，为世人推重，宋神宗一开始对他寄予厚望，司马光却大谈修心之要，教导宋神宗要做到宽仁、明智，英武，他说的道理虽然没错，却矢之空洞抽象，自然会让务实的宋神宗觉得都是些老生常谈，难得要领。

范国强：司马光当时给宋神宗提了六条建议，从修身的角度来说，就是仁爱，明辨是非，处事果断，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仁、明、武，从治国理政来说，他也给宋神宗提了三条建议，就是任官，信赏和必罚。

毛丽娅：其实这六条建议，司马光在此之前给宋神宗的爷爷和爸爸都曾经说过，所以宋神宗听了司马光的回答，那么一下就明白，这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随后宋神宗又找来了曾经主持庆历新政的大臣富弼，请教边防事宜，得到却是一盆当头冷水，陛下登基不久，应当广施仁惠，希望您二十年口不言兵。此时的富弼已经垂垂老矣，变得十分老于世故，跟庆历年间勇于革新的富相公完全判若两人。

范国强：其实宋神宗对富弼寄予很大的希望，毕竟他以前也参加过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听完了富弼说的话以后，史书上记载，神宗是良久不语。

面对朝臣们千篇一律的保守陈旧，宋神宗失望之极，如何解决北宋王朝积攒了百余年的难题，他必须找到一个大刀阔斧的办法，这时候宋神宗想起了自己当藩王时的机要秘书，韩纬。

范国强：韩纬是谁呀，是以前宋神宗做太子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个记室参军，韩纬和宋神宗的关系非常好，经常陪他读读书啊，讨论讨论问题什么的，韩纬这个人很有本事，谈事都谈得头头是道，说的宋神宗连连称是，觉得这个人真有学问。

毛丽娅：但韩纬总是给神宗说，这些都不是我说的，都不是我的思想，这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说的。

由于韩纬经常在宋神宗身边提到王安石及其变法主张，使年轻的宋神宗对王安石充满了敬意，最终他将注意力锁定在当时已经极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王安石是他寻觅已久的天赐良臣。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抚州人，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文学家，早在宋仁宗年间，王安石就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奏章中，王安石不仅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还系统的提出了变法主张，可惜宋仁宗主张的是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加之忙于立储之事，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没有看到宋仁宗的任何回应，王安石就明白，目前改革的时机还没有到，国家统治者根本没有改革变法的决心。

毛丽娅：王安石是一个性格很固执的人，他有一个外号叫拗相公，他觉得皇上不欣赏他的变法理念，他也根本无意去当什么大官，所以当时王安石是一次次谢绝了朝廷对他的任命。

范国强：甚至有一次官府派人把委任状送到门上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状的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则厕所里去了，送委任状的人见此，便把委任状放在桌上，自己走了。可是没想到王安石给追了上去，把委任状给退回去了。

面对自己伟大的报复，得不到发挥和赏识，王安石选择了等待，他在等待新的统治者能够认同他的变法理念，从而使整个大宋帝国走上变法改革之路。而王安石的多次推辞赴任，也使他的声望一次次提升，最后使得宋神宗乃至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为了查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国的才能，宋神宗开始为王安石铺路，他首先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公元1067年9月，宋神宗再次下诏，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范国强：王安石听了宋神宗任命，马上给宋神宗写了个谢表，一个推迟字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翰林学士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所有有关国家最重大的、最重要的命令和诏书都是由翰林学士来起草，在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有个外号叫内相，也就是皇宫里头的宰相。

浮云映郭留佳气，飞鸟随人做好音，公元1068年，王安石北上面君赴任，此时的王安石感到自己的机会终于要到来，从他这首出金陵的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出，王安石此时奉诏入京的心情是欢愉和轻快。此时的他刚满4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知道他将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展宏图。宋神宗见到王安石，单刀直入的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神宗又追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单、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学者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这是宋神宗第一次召见王安石两人的对话，从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神宗对于变法的迫切以及王安石的自信。对于大宋的困境，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而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的好友司马光，却持有反对意见，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王安石却说，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就使国库充盈。王安石所说的治国方法，是以凭借全天下的力量来谋取天下的财富，用取得的天下财富来供给天下的所用为原则，从理财用手，来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无论王安石的方法是调整地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还是发展生产，乃至于抑制大官僚地主，强化统治力量，这种以富国为目的的理财主张和变法宗旨，正与宋神宗希望改变大宋积贫积弱局面的目的不谋而合。一个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主，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练能臣，王安石的话引起了宋神宗的强烈共鸣，最后宋神宗认为用王安石来辅助自己是再合适不过的。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面主持变法，从此王安石的变法正式拉开了序幕。王安石首先将变法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解决财政问题上，而在理财方面，王安石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促进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收获增多了，税源自然就会充裕。鄞县是王安石早先从政时的一块试验田，他很早就发现，在一年当中，农民最难熬的时候就是春天，那个时候农民家中的秋粮差还不多快要吃完了，而夏粮尚未收割，正所谓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以很高的利息借钱借粮给普通的农民。王安石上任后，将官府粮仓的粮食借给农民，到了秋收之后，再由农民把粮食还给官府，并支付少量的利息，这样一来，就能够解决农民缺粮的问题，同时还能使官仓里的粮食得到更新，这次地方小范围的实验，给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这种正是王安石变法首先从国计民生角度出发，

推出的新法青苗法，青苗法灵活地将国家代替富户，把粮仓储粮折算为本钱，以百分之二十的年利率贷给农民，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现象，这项新法是王安石变法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法令。然而，王安石这个最得意的手笔却遭到了最激烈的抵制，而反对王安石的这个人正是他的好友司马光。

司马光和王安石以前便有了争执的纠结之处，司马光一直认为天下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在剥削百姓罢了，可以看出司马光反对聚敛，称国家不能与民争利，这与王安石以富国为目的的主张恰恰相反。青苗法颁布后，司马光就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提醒这位昔日的好友，所谓青苗法根本就是变相敛财的苛政，宰辅之臣千万不能把目光聚集在财利上，但是，这种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买账，反而当众大骂司马光的书信是以文邀名。青苗法从出发意图上是好的，况且这项法在王安石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大获成功，赢得百姓的称赞。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法铺展到全国，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后果。

李勇先：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因为它地域小，行政层次比较单一，所以说他对信息的了解和处理的比较充分，也比较全面符合实际，那么再加上监督和管理的成本比较低，就使得这个农业贷款系统就能够正常地运行，而且在小范围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那么再加上有上级的这种考核的压力，王安石本人是很清廉的，也不会贪污受贿，所以说，在他这个小范围内实行青苗法就非常成功的。

范国强：但青苗法在全国推行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要经过官府的，它一经过官府就麻烦，里边肯定会有人钻这个政策的空子，因为这里边是有利益的。

退出青苗法后，各地官员为了邀功请赏，不仅擅自提高利息钱，还将这种自愿贷款变成了强制分配，这样就形成了官方高利贷，国家成为了最大的债主，最后不但使下等农户还不起贷款，也让上等农户无端承受息钱负担，由于富户还要为穷户贷款提供担保，一旦穷户还不起，他们的负担就更重了，甚至变卖家产去还贷，穷户更穷，富户也变穷，社会反而更加不稳定。

李勇先：一些人向地主借高利贷还不起，它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很多的悲剧，很多的惨剧，如果官府给你的贷款也还不起，官府也饶不了你，那么老百姓诺不起官府，那么怎么办呢，他必须又要去向兼并之家，向地主借高利贷，而且他利息比官府还要高，那么这样一来呀，农民实际上就承受了双重的剥削。

青苗法的本意在于减轻农民负担，但这个政策实施时反而走向了反面，反而使农民的生活更困苦，许多贪官污吏利用变法私下做尽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百姓怨声载道。最后，司马光对王安石做出了回应，一日不罢黜新法，一日不在朝为官，冰炭岂能同炉。但与此同时，朝廷的财富却因为实行新法，迅速积累了起来，因此之故，公元1077年，宋神宗改年号元丰，意蕴国库丰足。无论是青苗法还是之后推行的农田水利法等等，这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正是王安石针对当时朝廷上积贫的问题而主张的变法，而为了增加政府税收和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又推行了一些压抑豪强地主的新政策。

公元1071年，一个酝酿已久的新法免疫法正式实行，免役法将原来按户等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由民户出钱代替直接服役，这样做即解决了大家不愿服差役的死结，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说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新法，而这项免疫法的实施过程也十分慎重，从酝酿讨论到推行全国，前前后后历时将近三年时间，而这样一个新法却又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司马光认为徭役轻重不一，各地户等也颇为悬殊，而国家统一制定役法政策很显然是行不通的，富人仅仅支付有限的免疫钱就能将破产之厄运转嫁与下等户，而得以逍遥与役法之外，而另一方面广大下户农民成为被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的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最后有人还上书宋神宗列举了免疫法的十大弊端，作为改革变法的领袖，王安石成为了反对派首选的攻击目标，朝野之中反对王安石的浪潮也越来越猛，然而，对于王安石来说只要能够推进改革变法运动，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同时，司马光也在给宋神宗做着思想工作。

毛丽娅：那时候司马光在干什么呢，他在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顾名思义，是给皇帝提供历史的参考借鉴，有一次，司马光就给宋神宗念了萧规曹随这一段。

范国强：萧何是刘邦开国的宰相，他定了很多规章制度，后来他指定了一个接班人，就是曹参，曹参接了班之后，一个规矩都没有变，完全是按照萧何的办法来，以至于后来汉惠帝年间国泰民安。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70年间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这也是国力迅速恢复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司马光用萧归曹随的典故，提醒宋神宗，治国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最重要的是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但宋神宗始终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守旧势力反对变法，在政治上是无所作为的，在变法的道路上，宋神宗给了王安石无比的信任和支持，以至于在后人的心目中，他们成为了古代君臣一体的典范，但是，皇帝还是没有经受住反对派一波又一波的轮番进攻。就在在改革变法的关键时刻，北宋大部分地区爆发了长达十个月的旱灾，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苦当中，而有一幅图画，动摇了宋神宗的立场，京城有个叫郑侠的官员，在整整九个月的铺天盖地的风沙中，他看到了百姓流民的惨状，而由于青苗法和免疫法，朝廷还要向他们追缴赋税，这一幕让他心如刀绞，于是他给宋神宗上了一道奏折，并且自己画了一张流民图。宋神宗看完这张图之后不禁黯然泪下，他非常痛苦，也非常迷惑，因为他实在想不明白，以富国、裕民、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天下万分悲苦、海内民怨沸腾的局面，他实在是想不通到底变法运动错在什么地方，流民图惊动了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请求罢黜新法，罢免王安石的奏折像雪花一样朝宋神宗飞来，无比信任王安石的皇帝宋神宗在天灾面前、在反对派的质疑下，开始变得犹豫不决。青苗免疫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改革变法是为了富国强民，但却给百姓带来了如此的灾难。此时，宋神宗慎重考虑了反对派的意见，不仅如此，为了朝廷内势力的均衡，他不能顾此失彼。

公元1074年，宋神宗讲王安石罢相。其实，在王安石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例如，农田水利法实施后，各地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大量农田得到灌溉，而青苗法不仅帮助了农户度过了青黄不接的困难时刻，并且也抑制了土地兼并现象继续蔓延，大大刺激了宋朝农业生产，各种新法制度对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也是不能忽视的。从后世看，王安石对经济的理解已经接近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他不但理解和掌握用金融信贷刺激经济发展，而且还试图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我们不得不说王安石变法是具有前瞻性的，但是，他可能实在过于超前，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可接受的限度，也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的支撑。无论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是执行当中出现的疏漏，乃至于用人方面的失误，在变法遭到重重责难的情况下，王安石还依然采取强力推行变法运动的措施，对于变法依然不折不挠，谁不推行变法，谁就走人，大肆调离、打压反对变法的官员，但实际上，变法改革已经深刻地触及到了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利益。

虽然宋神宗之后又重新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但王安石在主持政府方面已明显表现得力不从心，变法运动也是时断时续，新、旧党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新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其实整个变法运动发展至此，已经在实践上失败了。但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杰出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打压排斥反对派是理所当然，但也是仅仅将其降职，从不编造罪名陷害对手，甚至罢相之后，对于身陷乌台诗案、处境危殆的政敌苏东坡，依旧挺身上书皇帝，直言圣明的天子哪有杀才俊的道理。

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虽然他极力发对王安石的政策，但反倒说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王安石没什么不好，就是有点执拗。王安石去世时，旧党得势，苏东坡在为朝廷拟写的制词中，能够秉承良知，对王安石作出了公允而崇高的评价，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敌对的双方如此相处，不仅仅是道德的高尚，而且使政治的文明，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党争，都是刀光剑影，似乎只有宋朝才能做到这一点，但终究道德的高尚并不意味着行动的正确，他们似乎太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以致由政见分歧而引发的纷争，便无可挽回地再次陷入君子、小人之争的历史魔咒，于是无论是政治宽容还是必要的妥协全都消失了，历史是复杂的，对历史的评价也是经常变化的，当我们今天再次回望九百多年以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究竟应该得到一个怎样的启示呢。

北宋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逝，哲宗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新任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挑选，宋神宗共有14个儿子，当时在世的只有五人，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火速召集几位重臣，向他们哭诉，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需早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历代立君的传统，宰相章淳建议立哲宗同母胞弟简王，太后不乐意，章淳又说若论长幼则申王当立。但是申王眼睛有疾，向太后认为不便为君，一次则立端王，章淳坚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个被当朝宰相称为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却偏偏被选中，他就是宋徽宗，也是在他的统治时期，一度因为太祖以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形成的盛世繁荣，开始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宋徽宗究竟有多么轻佻，竟至于断送了祖辈给他的江山，他君天下之后，又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内忧外患。

河南开封，曾经是北宋皇城汴京，公元1100年，北宋的第七位皇帝宋哲宗突然驾崩，让这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悲伤与恐慌，国不能一日无君，匆忙之中，向太后在五位候选人中选择了端王赵桔继承皇位，原因是先前皇帝说过端王有福寿且性情仁孝，大臣们看出太后的意思是立赵桔正符合宋哲宗的意愿，事已至此，认为端王不可以君天下的宰相章淳势单力孤，无法在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赵佶进宫，在哲宗灵柩前即位，赵佶就是宋徽宗。

游彪：宋朝皇帝子嗣不昌，普遍状况，而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就是两宋的这种帝位，尤其是在继皇位的时候，很多时候出现这样一种，就是说很仓促的状况，就是因为他没儿子，好多皇帝没儿子，但我统计过大概有37%的皇帝是没有儿子的，就一直没有儿子，没儿子怎么办，那你就得选其他的宗室来继位，其他的赵家人的继位，为什么宋徽宗继位那么匆忙呢，就是因为哲宗无子，原来根本就没有徽宗什么事，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后来就是皇太后和几个大臣一合计，赵佶就继位了。

赵佶在向太后面前，乖巧顺从，礼数周全，向太后很喜欢他，另外，向太后对以章淳为首的官僚早已产生了极端不信任感，所以，明知赵佶不是当皇帝的料，还是力主他上台，而赵佶他即无思想准备，也未经过必要的历练。在藩邸时，他并不喜欢儒家经典、史籍等亲王宗室的主要功课，倒是对笔墨丹青、蹴鞠骑射怀有浓厚的兴趣，斗鸡走狗无所不通。宋徽宗在书法方面有卓越的天赋，书法自成一格，号瘦金体，他的书法笔势劲逸，顿挫有节，挺拔秀丽，风流潇洒。

赵冬梅：可以说北宋交给了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管理，宋徽宗何止是书画，还有收藏，宋徽宗是一个在艺术、各个门类的艺术他都能通的人，确实是一个有创造力而且很有生命力的人，把将一个人放在皇帝的位置上是最危险的，他爱折腾啊。

徽宗即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地位，采取了调和新旧两派的政策，同时他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放浪的形象，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崇尚奢俭的姿态，比如退还百姓献的玉器，又应谏官之情，放生內苑豢养的珍禽异兽。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不仅仅是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而是演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宋徽宗不得不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十一月，他下诏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继续打出了延续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路线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等人走到了一起，王朝由此走上了危机四伏的旅程。

赵冬梅：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年轻人刚上台的时候的理想，我有学生专门研究过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徽宗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他是要建中的，什么叫建中了，就是他要重新找到平衡的，在此之前新旧两党之间的斗争已经变成了恶斗，就是不是东压倒西，就是西压倒东那个恶斗，宋徽宗刚上来是要调停的，调停回到那种能够异论相搅的相对宽容自由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当中，就是他建中靖国，就是安定这个国家，这是他第一个年号的意义，但是他很快就不行了。他也不是作为继承人来培养的，他完全没有准备、没有经验，而且当时不也有人说他轻挑，不可以君天下，他倒是确实是后来证明轻佻，但是他刚上来的时候是真想做事儿来着。

但问题就在于徽宗又碰到了蔡京，蔡京能够与宋徽宗投缘，还在于他本人也有极高的书法造诣，号称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有耳闻，还在他做端王时，就曾不惜花两万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如今端王成为徽宗，蔡京就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进献上去。当时的韩彦官居左相，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宋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谁知不久，韩忠彦反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的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赵冬梅：蔡京绝对是个坏人，他坏体现在哪，他本来是跟着王安石的，但是司马光上台之后他麻利儿的就把那该废的废了，他能做到，所以你想这个人的人品如何，这人只认得利益，这人没操守，但这人也有一个放在他身上就是缺点的一个优点，就这人有才华，这人书法很好，文章也写得漂亮，估计可能人也仪表堂堂，所以宋徽宗会喜欢他、信任他，这两人混在一块儿，一个那么有生命活力的要折腾的人，再碰上一个那么帮他折腾的人，没好。

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当时宋徽宗和蔡京在名义上继承新法，实则将新法变成了搜刮敛财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现象，徭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了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竟然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的役钱。盐法和钱法的所谓改革，变成了掠夺民财的捷径，令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这一切都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独揽，也为他的穷奢极侈创造了条件。

包伟民：那么他在政治上是不是个白痴呢，我觉得不是，其实他还还是很聪明的，他只是当然喜欢享乐，也不太关心民间疾苦，但是，他其实对自己政权的控制，还是很能干的，我们可以从蔡京的这个仕途，他好几次被罢相，他毫无还手之力，那绝没有像秦桧这样，所以宋徽宗还是部署了一些跟蔡京有矛盾的人来制衡。

游彪：我觉得就是朝政的这种好坏，或者说是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可能更多的不取决于大臣，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体制下，决定性作用的还应该是皇帝。

登上桂林七星山的瑶光峰，可以在峰下的龙隐岩石壁间，见到一块刻有元祐党籍四字的石碑，据说这是蔡京的笔迹，崇宁三年，宋徽宗和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打击元祐党人的政治迫害运动。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人制度了一份元祐奸党的名单，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不仅真正的旧党人是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祐党籍。如今这块石碑虽然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它依然可以见证北宋末年激烈的党争。原本唐宋以来有一种台谏制度来约束百官，包括宰相甚至皇帝，台官的主要职务为纠弹官邪，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则是侍从规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之一。在宋达以来，开了台谏合一之端，两者事权想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到了宋徽宗时代，台谏制度几乎形同虚设，徽宗骨子里从来不拿谏官当回事，而蔡京之流为了上位，除了与君王共武，别无选择。

赵冬梅：台谏是个很脆弱的制度，你想想台谏制度用用来抗衡什么的，皇帝、宰相，对吧。皇帝宰相手里头都是有权的，有最高权力的，台谏这个力量来自正义，就是台谏官相信自己是正义的，然后周围的人也相信，在正义的立场上说话，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识，这个共识被破坏掉了，当你再说话的时候，你还真正义吗。

北宋王朝经过140余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之时，进入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过了一亿，徽宗拥有着一个无比繁华的花花世界，供他挥霍。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即令亲信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奉局，堂而皇之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可供玩赏的一石一木，蔡京即刻派人将之掠夺，贴上黄封封就算充公，这些奇花异石通过汴河运往皇宫，十船编为一纲，谓之花石纲，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处还要士兵押户，官员迎送。曾经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四丈，为了运输专门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名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桓一边通行，仅此一项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这是一块当年的遗石，也是花岗石的一个见证，这座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六载，耗资不可计数的奢靡工程，令人唏嘘。徽宗在位26年间，蔡京先后四次任相，累计达十七年之久，搞得满朝上下乌烟瘴气，处蔡京外，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蠹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六贼。在宋徽宗和这些奸佞之臣把持下，宋王朝可谓黑暗到了极点。

游彪：在中国古代社会，公和私是不分的，中国人很早就讲天下为公，就是说早早地在先秦时期就讲天下为公这些东西，在周朝，周礼里头就讲天下为公，实际上就是说，这只是一种理想，真正在现实里头，很难做到，也就是不管在任何朝代都这样，都很难做到，你要说宋徽宗因私而失天下，或者是因不公而失天下，这恐怕很难这么去说，整个朝廷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体系只要有一环运转不灵就可能就出问题，所以这种宋徽宗的失国，实际上是各方面因素造成的，甚至有些东西是偶然的。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纵情声色的宋徽宗还是不满足，为了寻求刺激，他经常微服潜至花街柳巷，寻欢作乐。樊楼，相传它是北宋东京七十二家酒楼之首，宋徽宗就是在这儿邂逅了京都名妓李师师，就在这位风流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时，危机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宋徽宗君臣的极度奢靡，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又使社会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宣和二、三年间，在两浙、黄淮等地就爆发了方腊、宋江等人的起义，与此同时，北方女真的崛起，更让北宋王朝岌岌可危。从11世纪中叶，雄踞漠北的辽国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统治集团的糜烂生活令朝政开始败坏，内乱不断，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与宋徽宗同一年即位，其昏聩程度丝毫也不输于宋徽宗，当时的辽国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族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对辽国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女真族。

公元1113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继任完颜部首领，经过秣马厉兵的准备，第二年就发动了反辽战争，并连战连捷，很快占领了辽国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金，以会宁为都城，天祚帝闻知，慌忙率号70万大军御驾亲征，辽国军队根本不是大金的对手，被打得大败而逃，辽军的精锐在这一战中几乎丧失殆尽，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金军攻势更加凌厉，辽国内部开始分崩离析。此时一位名叫李良嗣的辽国官员投奔宋朝，并献计联金攻辽，收取燕云故地。宋神宗时，北宋曾确立先征服西夏，再北伐辽国的战略目标，宋徽宗打着绍述的旗号也标榜自己，要继续实施这个战略目标，在在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便把关注重点转向了辽国，宋徽宗对李良嗣的计策十分欣赏，赐他姓赵，授予官职，李良嗣此后就成了赵良嗣。

宣和元年，宋徽宗派马政等人从登州渡海前往金国商议夹攻辽国的具体事宜，宣和二年，又谴赵良嗣等为正式使节，携带宋徽宗御笔与金太祖阿骨打商定，宋金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金军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军攻取辽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灭辽后，宋将输辽的岁币转输于金，金将燕云地区归还宋，这就是宋金海上盟约，又称海上之盟。

游彪：在宋朝的时候，宋人当时西北的丝绸之路断了，他就必须出海，所以宋人航海技术发展很快，宋人航海的这种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能够很快的到高丽，所以他们是通过两条路，一条是陆路，陆路就是从契丹人这，还有就是从海路，如果说宋朝和金朝的之间的盟约，能够得到执行的话，对宋朝来说应该有好处。但是就是说他是不信守条约的，所以宋金海上之盟的签订，实际上是宋朝做了一个比较错误的决定吧，所以才导致后来北宋的灭亡。

包伟民：檀渊之盟我们可以说大约双方军事力量达到一个平衡，对契丹族来说，那就是契丹的军队孤军南下，到了黄河边上，其实他也不太容易再往前进了，那么宋军啊，当时其实在各个不同的战、小战役中间也有一些胜利的捷报，那么，所以双方其实是一个力量平衡下签的一份合约，尽管宋朝总是一种姿态，因为他是一种屈辱嘛，但当时地位是平等的，兄弟之国，真宗还是哥哥，因为他比辽圣宗年纪大，所以他是哥哥，那个是弟弟，只是他要交些钱，那个钱理论上来说就是礼物而已，这礼物跟后来税贡是不一样的。

对于联金灭辽，宋朝人很多表示反对，认为朝廷不能遵守与辽国在澶渊之盟时达成的和约，亲启事端，绝非良策，就连高丽国王也对前来为他诊病的宋朝御医说，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犹足为中国捍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早为之备。这些意见，宋徽宗一概听不进去，宣和二年爆发的方腊起义，牵扯原本准备攻辽的军队，宋徽宗抽不出军队去履约海上之盟，又听说辽国一知道宋金海上盟约之事，宋徽宗害怕辽国的报复，一度后悔与金交往，想单方面撕毁约定。次年二月，金使前来催促宋朝如约进兵，宋徽宗有意拖延，直到八月，才写了封含混模棱的国书把金使打发回去，以致金人以为宋朝已经悔约，为双方以后的争端埋下祸根。宣和四年，金军接连攻下辽中京和西京，天祚帝逃亡夹山，辽朝灭亡已成定局，宋徽宗于是决意用兵，这年四月和七月，童贯、蔡攸两次率领宋军，向燕京进发，发动攻辽战役，均遭败绩。熙宁、元丰以来在河北边境蓄积的粮草军需却消耗殆尽。

游彪：辽朝的契丹军队要是最后调动起来，驻守燕京地区的军队，还有就是这个驻守大同这边的军队、西京那边的军队，要调过去的话，女真人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所以说海上之盟应该说是北宋政府的一个决策错误，宋徽宗一直想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是说是只有宋徽宗，别的皇帝也有这种想法，但是这可能跟他好大喜功有关，你看这个，我的祖先没有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我给他收复了。

宋朝的腐朽无能被金人看得一清二楚，宣和四年，金兵占领了燕京，事情的结果既然不同于当初的约定，金人自然不肯轻易履行原约，几经交涉，才让宋朝收回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之地，条件是宋朝不但要把给辽的五十万岁币如数交给金，还得每年加纳100万贯燕京代税钱，金兵撤退时，把燕京的人口财产席卷而去，宋朝付出巨额代价，买回的只是几座空城。宋朝君臣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虚幻的胜利气氛中弹冠相庆，以为天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第二年，已经降金的辽将张觉，在平州起兵反金，利欲熏心的宋徽宗企图通过招诱张觉，捞回平州地区，这是违背宋金协议的行径，必定会遭到金国的反对，宋徽宗不做好援助张觉，并防备金兵的准备，致使张觉很快被金币打败，逃到燕山府，宋徽宗亲笔写给他的委任状也被金军缴获，金人来要人，宋朝起初还想抵赖，后被逼无奈，只得杀死张觉，将其首级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交给金国。

宣和五年八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即位，是为金太宗，宣和七年二月，金兵俘虏天祚帝，辽国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财产，刺激了新兴女真贵族的扩张欲望，他们很快就把矛头转向了既繁荣富庶又腐败无能的宋朝。宣和七年十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大同出发进攻太原，东路由平州出发攻打燕山，两军计划在汴京汇合，同时金朝还派出了勒索宋朝的使者。金太宗战略巧妙，野心勃勃，他一边出兵攻打，一边出使敲诈，这成为以后金人对付宋朝的一贯手法。金军推进异常迅速，东路金兵不战而入燕山，在宋朝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西路金兵出发不到几天，就达到了太原城下，开始围攻城池。与此同时，金使来到汴京，盛气凌人地要求宋朝割地称臣。

今天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是以画家张择端的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按照营造法式为建设标准，建造的一座大型宋代文化主题公园，这里除了复原在现出宋代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之外，每天还会通过古装剧，为游客们演绎那些世代相传的历史故事，汴京保卫战便是其中之一。

金兵攻入汴京令宋徽宗心惊胆战，不得已颁布罪己诏，并产生了逃跑避祸的念头，宋徽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企图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随后又在李钢等人的劝说下，诏命传位与太子赵桓，自己退位，称道君教主太上皇帝。即位的宋钦宗，虽然俭约朴素，也算得上勤勉，但却优柔寡断，多疑多变，即无勇气和定力，更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他在主站主和之间朝三慕四，一天数变，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赵冬梅：他害怕了呀，就这么简单，他就是害怕了，害怕了然后他这太子是现成的，他就给他了，没有别的原因，然后你要知道他交棒之后，他就带着人带着兵，他就往南边去东巡去了，他跑到安徽的亳州去了，道教皇帝，他去崇道去了。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26岁的宋钦宗在李纲的极力劝谏下，暂时打消了出逃的念头，登上宣德楼，晓谕各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们感泣流泪，山呼万岁。李纲布置得稍有头绪，金军就兵临城下了，金军虽然攻势凌厉，但进展并不顺利，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军和各地驻军正纷纷来援，金军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又顿于坚城之下，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宋朝君臣勠力同心，同仇敌忾，守住汴京，重创敌军原本是有可能的。但是宋钦宗内心畏敌如虎，根本不相信宋朝军民能够挽救危亡，因此汴京保卫战刚刚开始，宋钦宗就接连派使者向金兵乞和，对李纲唇焦舌烂的战况分析，只是敷衍搪塞而已，金方提出极其苛刻的条件，索要金500万两银，银5000万，绢彩各1000万匹，马驼驴骡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必须全部归还，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以亲王宰相作人质。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索要金帛之数，即使竭宋朝天下之财亦难凑足，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屏藩，赵家的祖坟也在那儿，尽管条件如此苛刻，宋钦宗为求苟安无事，还是全部答应下来，下令搜刮汴京诸色人等的金银，好不容易刮得近20万两，银400万两，民间积蓄以空。同时康王赵构个少宰张邦昌也作为人质，被送到了金营。

游彪：女真提出这个，开价就很高了，当时就是说，他派出的使者出去以后，就是说政治上的要求要称臣，经济上要纳贡，还要求原来给契丹的东西，一开始甚至上百万、上千万的那么多开价，所以就是说，政治上、经济上开的这种价码非常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宋钦宗在和站之间犹豫呢，就是他没办法满足女真开的这种高价，满足了以后他会被人骂死，他会被朝廷的内外官员，不管是官员也罢，甚至包括他的这种亲属也罢，可能会被骂死，所以了他就没办法答应这个条件，所以他在这个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

正当宋钦宗因为金帛不够而大伤脑筋时，正月二十，种师道、姚平仲率泾原秦凤路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其他勤王兵也陆续赶到，云集城外的宋军已达二十余万，种师道是德高望重的宿将，西北边防军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宋钦宗一时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军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畏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种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奇兵劫营，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言战。此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趁机造谣说，西北勤王之师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种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更有甚者，他甚至还打算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

赵冬梅：他（宋钦宗）本来能力有限，这么一个烂摊子就上了，一共就一年多一点吧，他根本没有办法，而且他上去之后，真正当家的、能调动的又有多少，所以宋钦宗是个可怜的老实人，老婆都只有一两个，他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人，如果说让他守城那还是有余的。

投降派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指斥奸臣投敌误国，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钢。种师道的官职，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恢复了李纲、种师道之职，抗金形式重新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勤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数足，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赵苏代替康王赵构为人质，匆匆退兵。种师道请求趁金兵渡黄河之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恬武嬉，故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伏阙上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的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一批以六贼为代表的奸臣，其中就包括蔡京，他被贬岭南，死于途中。宋钦宗还将自己临阵逃跑的父皇太上皇宋徽宗接回了汴京，此后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至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议，丧师废财的罪名，几度被贬。

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诱使宋朝步步屈服。同年8月，金兵再度南犯，9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再度会师汴京城下，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勤王之师在主和派耿中南、唐恪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诏诸路勤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京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宋钦宗听信了他的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就此被攻破。迫不得已，宋钦宗亲自到金营议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

游彪：檀渊之盟为什么能和，双方至少是在檀州势均力敌，你也弄不了我，我在这儿守着你，骑兵过不去，而且就是檀州背后的广大的地方政府，还是北宋统治，所以契丹人特别怕背后，这个宋朝的军队合击，没有形成有一种均势，和是很难的，所以到了这种大军压境，已经围城了，你再去想和，恐怕就很难了。

2月6日，金国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七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国相粘罕，斡离不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艺人等北归金国，北宋就此灭亡。

赵冬梅：其实是应该这样说，徽宗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只是徽宗，应该是徽宗和他的朝廷负主要的责任，然后就是宋朝的这种长期在分兵权的这个策略，对武装力量缺乏建设，对国防缺乏大的战略考虑，没有居安思危，这也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游彪：在王石变法以后，朝廷的政策就变来变去，一会儿按王安石的来走，一会儿又按哲宗的走，按司马光的走，政策就全乱了，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有一个延续性的政策，忽然就来回转，有些时候甚至是一年一变，你看到宋朝改年号，哪个时候年号改的最多，哪个时候最乱，徽宗改年号改的最多，最乱的时候。

靖康之难那一年，徽宗、钦宗二帝被北虏北去了，中原生灵涂炭，四处是游荡的难民，在南迁的散乱人流中，有一辆破旧的木轮车，一个有些年纪的中年男子，衣着普通，面容疲惫，靠着车帮在昏睡，他姓孟，在东京住了二十四年，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他知道这次离开东京，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而是那往昔繁荣的景象将不复存在，他来到南方安定下来以后，凭着记忆，写了一本东京梦华录，以记录他在东京生活的那段日子。他在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驰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东京梦华录的文字繁琐而直白，就像是一篇说明文，事无巨细地把当年的东京市井生活一一罗列，他的语气是平静的，甚至是乏味的，但在这冷漠的表象之下，传达出来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哀伤。

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禅让皇位，退居德寿宫，从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登上皇位，宋高宗一路退步，至此，他终于退无可退了。宋高宗在位的35年，正是宋金双方在和与战之间艰难拉锯，互找平衡的一个历史时期，其间南宋朝廷依靠以李纲、岳飞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人民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击败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猛攻，总算保住了半壁江山，这段历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和与战的撕扯与纷争呢。

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的商丘古城，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但是，在古城的地底下，还叠压着历史上的六座都城，其中就包括了北宋的南京城，当时叫做应天府。作为南宋的第一位君主，宋高宗赵构正是在应天府登上皇位的。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北撤，傀儡皇帝张邦昌失去了靠山，只能将早年被废，居于民间的宋哲宗皇后孟氏迎进宫中，孟氏得知皇室宗亲只剩下康王赵构这棵独苗，连忙派人联络，并下手书让赵构继承大统。高宗重建的宋朝，史称南宋，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

包伟民：赵构，他是徽宗的第九个儿子，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皇位怎么着都轮不到他，那是毫无疑问，所以呢，对他来说，他就是作为一个皇室的亲王，本来就可以太平地过一辈子日子，但结果呢，来了女真人，等到女真把这两个皇帝，徽宗和钦宗都抓走以后，留在宋朝领土，原来领土范围之内的，跟赵家血缘关系最近，当然就只有他了，地位最高的，因为他是徽宗的儿子，他是钦宗的弟弟，所以理论上，这个皇位也就落到他头上了，如果他这个政权再建立起来的话。

赵冬梅：从大的背景上来讲，这个时候，赵构是惟一的人选，他的血统决定了，他是皇帝的儿子，而且是皇帝惟一剩在这的儿子，然后还有就是老百姓也需要，举这样一个赵构的旗帜来反抗侵略，来组织整个的这种反侵略，所以这个时候使赵构。

宋高宗初登帝位，北中国烽烟四起，朝中主战主和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高宗明着起用主战派李纲为宰相，暗地里却与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策划南逃。李纲精心谋划，整顿军制，恢复战力，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兵纷纷聚集，宋军力量迅速增强，不断有捷报传到朝廷，各地趁火打劫的散兵游勇也被他派兵平定。但是，高宗对李纲的各项建议置若罔闻，甚至还把他贬出了朝廷，李纲在宰相的位置上只待了七十五天。

包伟民：赵构在应天府，在商丘，宣布即为，任命李纲为开封留守，因为当时开封还在宋朝的掌控之下，他曾经十多次上奏章，希望赵构能够回到首都，回到开封去，那么那段时间，他对开封的防卫的经营，也是很成功的，所以他在任留守期间，金国没有再派兵南下，这是跟他当时在开封地区的守卫工作是直接有关系的，他的一生是有些曲折，但最后这一段经历，作为开封留守的经历，是他一生最风光的一个阶段。

李纲一走，宋高宗就从应天府轻舟快马地逃到了扬州，年近古稀的宗泽连上二十四份奏疏，徒劳地请求高宗还都北伐，最后忧愤而死，临终时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饱受异族入侵之苦的开封百姓，为失去这样的抗战派名将而悲恸不已，三日吊祭，往哭不绝。

赵冬梅：金朝方面其实一直都有，就是在战略上一直也有分歧，它内部的派别当中也有，比如说我们是把宋灭了呢，还是说就枪一把就走呢，另外还有当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这个占领，我们只是到黄河边上呢，还是我们到淮河呢，还是我们到长江，还是我们干脆就把宋整个吞掉呢，其实他内部一直有，它不是铁板一块的。

金人主战派希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置新建立的高宗政权于死地，于是，在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金兵再度南犯。大名府，相州，濮州等北方重镇相继陷落，济南知府刘豫投降，此时，即为不久的年轻皇帝，二十二岁的宋高宗却把军国大事一概交由黄潜善、汪伯彦等主和派来应付，自己则在扬州行宫里恣意寻欢作乐，真可谓金戈铁马破空来，欢声笑语犹不觉。

包伟民：这些民族我们知道，因为历史已经不只一次的展示这种事例，尽管人很少，但他们战斗力很强，因为他是全民皆兵的，也就是他的生产组织，他平时打猎，这种生产组织，同时也是个战争组织，那么更何况我们中原地区的政权越来越文弱。

金军统帅完颜宗翰，又名粘罕，刚占领徐州，又派五千骑兵奔袭扬州，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三十，这股金兵攻陷泗州，南宋举朝震惊，二月三日，金兵攻占天长军，今安徽天长，离扬州不到一百五十里，五百骑兵马不停蹄地向扬州袭来，中午时分，宋高宗正与宫女厮混，内侍突然闯进报急，吓得高宗提上裤子就跑。

包伟民：金朝的，就是女真族的那些领导者，他是勃勃有生机的，不管是制度建设，还是经济的发展水平等等，可能跟中原地区的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最起码在军事力量上，它是非常有力量的，那么在整个政治上，它是有进取心的，因为他们民族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对于宋朝的皇帝，我想首先他不是一个，因为他们出生在帝王之家，他不是从民间出来的，也没有，其实也不可能说他有什么进取心等等，他就是一个父母亲把这么大一份家业给他了，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守家，守家业，应该不那么有开拓性，甚至于有点死气沉沉的样子。

瓜州就在扬州以南十几公里的地方，要想南逃，唯有在此渡过长江，瓜州古渡就像一位千年老人，见证了太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时刻。方寸大乱的宋高宗仓皇间借了一条小船，由此渡过长江，表面看来这是他一人的逃跑，但贵为天子的他大概不知道，他这一步退却，整个天下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中国的历史也由此改写。扬州军民争相避敌，倾城而出，踩踏至死者不计其数，此日，金兵进入扬州，纵火屠掠，又追杀到江边，十余万人或葬身水底，或丧命刀下，侥幸未死者全成了俘虏，朝廷大量的财宝器物，文书等也被金兵缴获，若非高宗逃来扬州，这十几万人也不至于死于非命。

包伟民：到扬州以后，他跟当时的两个宰相，一个叫黄潜善，一个叫汪伯彦，问女真人在哪里，那两个宰相说，女真人还很远，那两个宰相当然是这么说，这个非常无能的两个人，那他就相信了，他就在扬州待下来了，结果女真人的追兵下来了，给他吓坏了，连夜逃，就是整个的，我想他经历过程，对他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他对女真族的军队是极其惧怕的，在他心理上，吓坏了这个是。

刚逃到南方的高宗气都没有喘过来，就遭遇了宋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兵变，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三月五日，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将官苗傅、刘正彦的带领下，直扑皇宫。当时，张浚、韩世忠、刘光世等朝中大将都领兵在外，高宗身边兵微将寡，苗、刘二人见军民的不满情绪可用，便策动了兵变，先杀遇敌不战，率先逃窜的王渊等人，再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由孟太后垂帘听政。

包伟民：苗、刘兵变其实是个内争，因为高宗一下子就从这个亲王当了皇帝了，他当然不太可能有太多的管理能力，那我们也是可以理解，所以他任用他亲信的人，必须是他自己旁边关系特别亲密的人，那谁呢，那就是宦官。另外当然就是给他当警卫的人，当时的一个宦官的头子叫康吕，他的那个警卫部队，那个都统司的长官，叫那个王渊，这两个人他特别信任。但这两个人其实不是什么好人，所以这两个人就引起公愤，因为他们在往南逃的时候呢，还自己枪东西，总之发生很多坏事。高宗带的那个都统司，就他自己周围的那个警卫部队，有两个将领就表示不满，主要是对那个宦官头子康吕，以及对那个都统制王渊，感到不满，所以他们就要把这两个人杀掉。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跌宕起伏，高宗在政治上才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他人虽然怯懦，却足够聪明，能够把主战、主和两派背后的社会心理与自己的私心统筹考量，开始在主战主和两派间玩起了平衡，直到岳飞出现，他这么玩也就更有本钱了。

杭州的岳王庙是一处纪念抗金名将岳飞的庙宇，也是杭州非常有名的一处名胜，游人络绎不绝，岳飞出身于相州汤阴的雇农之家，自幼习武，力大无穷，不到二十岁，就能挽弓三百斤，开腰弩八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犯，岳飞目睹其残暴，义愤填膺，毅然告别母亲、妻儿，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中，后背是母亲姚氏为他刺上的尽忠报国四字。岳飞的一战成名要从著名的黄天荡之战说起。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十一月，完颜兀术突破长江天险，相继攻陷建康，杭州，明州等地，尾随宋高宗穷追猛打，宋高宗被迫乘船飘摇海上，一直逃到温州，惯于策马驰骋的金兵，不适应江南河湖纵横的地形，再加上金兵残暴的杀掠，激起了南宋军民的奋力反抗。次年二月，完颜兀术不得不逐步北撤，到达镇江时，抗金名将韩世忠率水军八千余人拦截，将十万金兵困在黄天荡。黄天荡是位于长江下游，靠近建康的一段江面，河网密布，芦苇丛生，金兵对这样的地理环境相当陌生，双方相持四十余日，金兵屡战屡败，几乎陷入绝境，最后靠火攻才冲出重围。南宋朝廷命张浚收复建康，张浚胆怯不敢进，部将岳飞不等张浚命令，主动发起进攻，转战半月，杀敌数千，乘胜收复了建康，岳飞由此威震天下。

位于江苏省靖江市的岳飞庙，是岳飞生前所建，因此又叫生祠堂。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岳飞自泰州退往江阴补充军粮，途中遇到大量江淮间流离失所的难民，于是把这些流民聚拢起来，在阴沙这个地方派兵加以保护，百姓感其恩德，在此专门为岳飞立祠堂建庙以瞻仰，岳飞一心骨粘百姓，声名由此远播。由于以岳飞为代表的抗战派的阻击，金军想通过全面进攻，快速灭亡南宋的企图难以得逞，金人于是改而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策略，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在东面，册立投降金朝的原济南知府刘豫为儿皇帝，建立伪齐政权，接管淮东、淮西和京西地区，建立同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域，企图以汉治汉。在西面，集中力量进攻川陕，以期控制长江上游，为迂回包围南宋创造条件。就在主战派出现像岳飞这样先锋人物的同时，主和派一位重量级人物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十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回到了南宋，王氏出身名门，秦桧是攀着妻子的裙带得到高升的。当初，金兵攻破开封，秦桧夫妇沦为金兵俘虏，很快变节投降，得到金人的欣赏和任用，从他当权期间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与金朝统治者是有相当默契的。

包伟民：对于秦桧和赵构来说，他们是利益共同体，秦桧要推行他认为正确的政策，那就是要跟金朝求和，不管我多少屈辱，但是我要保住我现在江南的南方地区的，就是淮南以南的那块地区，对于赵构来说，他的目的也是这个，所以他们两个是利益共同体。

秦桧一见宋高宗就建议南北两方各守其土，互不相犯，以放弃故土、停战议和来换取金朝对南宋偏安的认可，这个建议正中宋高宗下怀，马上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安排这么一个搞外交的官职给秦桧，暗喻高宗似乎知其底细。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高宗连续拜秦桧为参知政事和右相。

赵冬梅：秦桧这个人比较可疑，秦桧曾经做过金人的俘虏，而且更加可疑的是什么呢，他跟他夫人逃回来的时候，还带着婢女，带着一应的家居用度，这哪像是逃命啊，逃命就卷点细软就得了，所以他很有可能是金朝的主和派放回来的，高宗一旦决定了这个投降路线，以屈辱换和平的路线之后，高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信任秦桧是更便利的，对吧，而且秦桧能帮他挡，挡很多东西。

包伟民：就当是皇权来说，宰相在强，皇权还是要比宰相要强的，他怕的不是秦桧，他怕的是金，因为秦桧代表的是一种政策导向，我把他免了以后，金会有反应，觉得你政策导向会有变，他问题在这。

宋高宗重用秦桧，是期望他能在与金议和上有所作为，但在当时的金朝统治者还没有放弃灭亡南宋的大背景下，秦桧虽多次向金示好，却收效甚微，金人不仅连一点回音都没有，而且继续发动对川陕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支持北宋叛臣原济南府知府刘豫，在金国扶持下所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的南侵，这不能不使宋高宗大失所望，在有心乞和不可得的情况下，怵于抗战派和全国军民的舆论形势，宋高宗不敢全然放弃抗金旗帜，加之秦桧第一次出任宰相，就与左相陷于激烈的政治斗争当中，其阴险倾侧的用心，拉帮结派的伎俩，也引起了人们的警惕。于是，在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秦桧罢相，宋高宗甚至宣谕朝廷，立榜朝堂，表示对秦桧终不复用。

随着金人东守西攻战略的推进，襄阳因其特殊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宋金和战局面的焦点，襄阳各郡扼守长江中游，逆江而上可以进川，顺流而下可逼江浙，北控关中，东抚中原。当时的西北战区，由于主帅张浚轻敌冒进，南宋川陕五路大军大败，幸亏有主战派将领吴阶在和尚原、仙人关两路败金军，才使南宋川陕防务趋于稳固。但是，伪齐军队在金兵的配合下，已经占领了襄阳等地，相当于在南宋的软腹部插进了一把利刃，将半壁江山断为两截，对南宋构成严重威胁。

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春，已任江南西路制置使的岳飞，上书朝廷，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基本。朝廷采纳岳飞建议，命他出兵收复襄阳，宋高宗的本意是以战求和，并不打算反攻中原，因此再给岳飞的手谕中，反复强调只准收复六郡，不得越界用兵，也不准以北伐为号召，否则虽立奇功，必加尔罚。岳飞迅速收复襄阳六郡的胜利，震动了朝廷，高宗接到捷报后说，朕虽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这也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岳飞因此被封为节度使。

赵冬梅：相比之下，他在中兴四将里资历最浅，他的军队并不是最多，但是他的军队特别能打。

在南宋诸大将中，岳飞是继刘光世、韩世忠、张浚、吴玠之后，第五位封节度使的大将，年仅三十二岁，这一仗充分显示出岳飞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因而赢得了岳家军的美称。至此，金朝对南宋的政策出现了从消灭到议和的重大转变。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底，宋金议和，双方以黄河为界，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方同意赐还原伪齐所辖的河南、陕西等地，并归还宋徽宗和郑皇后的梓宫，以及宋高宗的生母韦氏，因为这一年是金熙宗天眷元年，所以史上又称天眷议和，宋、金双方取得暂时的和平。

包伟民：他后来是非常屈辱的，因为它对金是称臣的，这个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汉族的政权向一个游牧民族的政权称臣的，就这么一个。本来可以表现得更硬气一点，但他们没有做到，他们宁可表现得姿态特别低，宁可屈辱，那么这里面当然作为个人，像秦桧也好，像这个赵构也好，当然他有他自己的小算盘，只要保住他的位置就是。那对秦桧来说，我就是要把这个议和的局面给维持下来，不维持下来，我的政治地位就没有了，对他来说，这个宰相的位置是跟政策连在一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放弃了国家利益。

天眷议和后，宋高宗马上诏令定都临安，像金人显示要偏安东南，放弃恢复旧疆，但此时金朝内部，出现了新的权力斗争。完颜宗磐等人结成一伙，操纵军政大权，与金熙宗等形成尖锐矛盾，金熙宗便在完颜兀术的支持下，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完颜宗磐等人，由此，完颜兀术势张。他反对把归还河南、陕西作为与宋议和的条件，为了夺回河南、陕西，他要强迫南宋接受更加苛刻的议和条件。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金朝悍然撕毁墨迹未干的和议，兵分四路，再次大举攻宋，此时宋高宗已再用秦桧为右相，金人撕毁南侵，给了宋高宗和秦桧当头一棒，看来一味屈膝求和，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好在南宋主战派从未放弃战斗，完颜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在顺昌被宋将刘锜的八字军击败，退回东京，岳飞乘势反击，屡败金军，取得郾城、颖昌大捷，收复了京西广大地区。命令部将梁兴等人潜渡黄河，深入金军后方，联络两河义军，形成东西并进，南北夹击东京金军的有利态势，致使完颜兀术打算放弃东京。正当岳飞准备举兵收复中原，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之时，宋廷为了向金朝乞和，强令岳飞退兵，所复失地又沦入金军之手，一代抗金名将岳飞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

经过这第二次的宋金拉锯战，完颜兀术只得重新坐到谈判桌上，尽管局面险些被岳飞翻盘，他还是提高了议和的价码。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一月，宋高宗全盘接受了完颜兀术的条件，议和正式达成。议和内容有，一，南宋世世子孙谨守臣节；二，确定宋、近边界为东起淮河中流，西至大散关；三，南宋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这就是南宋历史上极为屈辱的绍兴和议。

赵冬梅：我觉得绍兴和议，你君父之仇未报，而且那个仇，那就是眼么前的事儿啊，二十年就全忘掉了，那人就变成没心肝的了，当然如果说你这个一辈子都活在仇恨当中，是挺可怕的，但是如果说你就跟金鱼一样，只有七秒钟记忆，那我觉得也非人类啊，高宗就是有点非人类的样子，他的君父之仇，对他来说那是亲爹呀，他把他亲妈要回来了，而且还有那是何等的屈辱啊，那些个公主、帝姬，这个仇其实还是应该记得。

包伟民：绍兴和议当然是以南宋政权极其屈辱的形式给签署下来的，关键是地位上，如果当时南宋政权那些主政者，能够更硬气一点的话，大约这种对峙的局面还是能够维持下来，就当时的军事力量来看，在我自己估计啊，军事力量的估计啊，金真要消灭南宋，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那南宋要是打回去，像岳飞这样挥手一呼，就能打到黄龙府，那也是后人的一厢情愿，也不太可能。但是起码不太会导致宋金之间如此的，外交关系如此的不平等，所以绍兴和议的一个最大的影响，除了当然它带来了和平之外，从此奠定了宋金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这就是绍兴和议的一个最大的历史影响。

风波亭，本来是南宋时期临安大理寺狱中一座小亭的名字，大理寺正是当时朝廷的最高审判机关，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142年一月二十七日，赵构亲自下旨，将岳飞赐死于临安大理寺狱中，其子岳云和部将张宪，被斩于临安闹市。

这里是杭州的庆春路和湖滨路交叉口，1993年，庆春路全面拓宽改造之际，曾有热心市民呼吁，在此恢复风波亭遗址，并为岳飞建立塑像。岳飞二十岁从军，三十九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始终战斗在抗金最前线，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以致金人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兀术在给秦桧的信中，明确要求，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一代抗金名将未能马革裹尸、战死疆场，却死在自己所捍卫的朝廷之手，其强烈的悲剧色彩，千百年来一直撞击着中国人的心灵，令后世之人对他生出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敬仰。

赵冬梅：岳飞太干净，他不续妾，不贪财，你知道这个是很犯戒的，就是宋朝人讲，说这个，使这个将啊，武人要使贪，使愚，他们讲的那些廉洁，那些讲名节的东西，都是针对于文官而言的，那些道德不约束武将，他们希望这些武将是贪婪的，是愚蠢的，然后才是好控制的。岳飞他不像是个武将，又不是一个文人，然后他又那么年轻，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岳飞跟高宗之间没有私人关系，他们之间的私人信任其实没有建立起来。

包伟民：对岳飞现在，大概讨论最多、争议最大就是谁杀了他，秦桧杀的还是皇帝杀的，有的人说秦桧杀的，有的人说哪有那么简单啊，秦桧不敢杀等等，对不对。那么就行政程序来说，岳飞这样的一个大将，那宰相的权再大，都不可能杀的，皇帝没有指令，宰相敢杀大将，在宋代绝不可能的事情。

宋高宗杀了岳飞，也夺了主战派的兵权，铁了心要向金人表示他的偏安之心，直到秦桧死后，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文武臣僚说：对金媾和，是出于他本人的决策，不允许任何人趁秦桧之死，对此事再提异议，动摇既定国策。

赵冬梅：绍兴和议，代价很大，南宋每年进贡给金朝大量财富，高宗本以为给了金人这么多好处就可以长久平安了，没想到，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个和平的局面，只维持了二十年。由于在战略思想上，高宗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警惕性，宋朝没有，我觉得宋朝甚至一直到南宋，一直是在那么强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压迫之下，就是这种战略警惕，宋朝一直不够，应该居安思危。宋朝在内政的居安思危上做到了极致，但是就是在外交上，对外关系上，这个居安思危实在是太差。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亡宋之心未死的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再次南下，高宗战栗，赶紧备船，又准备逃亡，经过大臣陈康伯分析厉害，竭力劝阻之后，才暂留临安，但是仍命人暗中备好大海船，准备逃跑。此时的抗金名将刘锜已六十多岁，手中尽是疲弱之兵，宋军在两淮一败再败。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多亏临危不惧的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成功阻止了金军渡江，加上金人内讧，金主完颜亮被杀，勉强使金军灭亡南宋的图谋归于破产。也许正是此劫，真的让宋高宗心力憔悴，于是禅让帝位，躲到德寿宫去听天由命了。

梅花碑，杭州老城一处有名的地标，它得名于明代画作梅花与石，其上还记载了南宋德寿宫的历史，只可惜原来的碑石已不复存在。现在立于杭州市佑圣观路，梅石园的这块碑，是2007年七月，根据西湖博物馆馆藏拓本复制的。他的脚下，正是南宋德寿宫的北宫墙，德寿宫规模之大，后苑园林建筑之精美，都超过了皇宫，活到了八十岁的宋高宗，在五十五岁那年禅让于宋孝宗赵昚，退居园林。据他自称，我累了。

想当初，宋太祖千叮咛万嘱咐，子孙后代要时刻堤防武人干政，可他却忘却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当外敌来犯，则必须要保卫社稷江山，保卫家园，忘战必危，忘战必亡。在宋金之间，和与战的悲怆余音之中，历史的教训，不容忘记。

西湖，作为中国人气最高的湖泊，数千年来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写下了无数的诗词佳作，其中有这样一首诗流传至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诗人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生动而辛辣的揭示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但南宋居民的英勇抗争，却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公元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之后，权臣秦桧开始总揽朝政，上至执政大臣的挽留，下至地方州级长官的任免主要取决于秦桧。他先是迫使枢密使张俊辞职，使朝中再无可以与之抗衡的大臣，之后又提拔柔佞易制者，方便控制，尽管如此，秦桧仍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朝中大臣往往一月或数，或半年即罢去。为防止一些大臣向高宗谏言秦桧还任用亲信、控制台谏。权力、舆论完全掌握之后，秦桧便把精力花在了贪污搜刮上，公然开门受赂，富可敌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喜赃吏，恶廉吏，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当时南宋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而秦桧通过各种方式聚敛来的家财，竟比南宋主要国库左藏库还要多好几倍，南宋天下，秦桧一门富贵，秦桧养子秦喜及孙辈俱任高官，亲党故旧无不偃缘高升，权势煊赫较当时北宋蔡京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熹甚至说过，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

范国强：据南宋记载，宋高宗向金人乞和时，金人提出一个极其霸道无理的要求，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秦桧是宋金议和的象征，若罢免他，就意味着宋方撕毁了和议，这是宋高宗老万万不敢，也万万不愿的。

挟金人以自重，秦桧把持朝政长达十余年，老百姓对其深恶痛绝，以致公元1155年，秦桧死后天下酌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而高宗却有另一番担忧，金人在宋的代理人已死，那么宋金两国的和平还能否维持。为此，高宗决定任用秦桧党羽，沈该，万俟蟹，汤思退之流为宰臣，以此表明南宋继续求和之心，秦桧即死，对于南宋朝廷而言本属幸事，但如宋人吕中在大事记中所说，秦桧虽死，百桧尚存，朝政萎靡，吏治腐败的状况并未改观。尽管高宗继续对金和议，但他心里明白，宋金再次开战是在所难免，只是时间的问题，此时的高宗膝下无子，他不得不把建储提上日程。

李勇先：到了22岁的时候，赵构他的心理疾病，生理上的缺陷就被朝臣知道了，那么，当时有一位上虞县的县丞，冒着生命危险，就亲自给送高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够从宋太祖嫡系当中挑选一位，作为皇位的继承人。

范国强：于是就决定从太祖的一系宗室中，挑选比宋高宗低一辈的孩子收养在宫中，一个叫赵伯琮，一个叫赵伯玖，后来分别改名为赵瑗，赵儁。

究竟立谁，他迟迟拿不定主意，思虑再三便想出了美人计，给两人各赐宫女十名，赵瑗的老师史浩看出了皇帝的用心，告诫赵瑗持重自爱，几天后，宋高宗召集二十名宫女体检，分给赵瑗的十个皆是完璧之身，赵瑗以不近女色的好名声，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公元1160年，宋高宗正式下诏，立赵瑗为皇子，封为晋王，改名为玮，这时的赵玮已经34岁了。

毛丽娅：宋高宗30多年没有确认两个人的皇子身份，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时候。

范国强：首先，他盼望亲子的这个幻想已经破灭了，其次呢，秦桧和从金国归来的母后都相继的死了。

毛丽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那就是金国的皇帝完颜亮即将燃起侵宋的战火。

完颜亮，女真名迪古乃，公元1149年，发动政变自立为帝，此人深受汉族文化思想影响，有着强烈的正统观念，认为只有实现南北统一，金朝才称得上是正统，如今他自认时机成熟，南侵势在必行。公元1161年的九月，完颜亮挥师南下，仅仅三个月，宋军不战自溃，完颜亮此行势如破竹，无人能敌，可他万万不曾想到，即将有个人改变他南侵的命运。虞允文，时43任南宋中书舍人，十一月初六这一天，他奉命前来采石慰问部队，他没有想到，此次他将肩负起整个南宋的命运。面对金军即将渡江，采石仍无主帅的危局，虞允文挺身而出，主动担任江防指挥，眼下情形十分危急，宋军江防部队只有1.8万人，如何对抗金军17万大军。虞允文立即动员和组织部队，抵御金军进攻，制定作战方案，针对金军不习水战，渡江船只又不坚固的特点，虞允文以装备精良，战斗力将强的水军作为主力，鏖战江中，以弱击强，使金军船毁人亡，无法靠岸，终于力挽狂澜，大败金军。完颜亮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败在一介文人手中，激愤之余，后方传来完颜雍在辽阳自立为帝的消息，前有强兵后有内乱。此时的完颜亮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下令金军三天内全部渡江，否则处死。11月27日，完颜亮被部属杀死，金军全军北撤。

今天的北京仍旧保有一块遗址-金中都，公元1161年12月，就是在这里，,新即位的金世宗登基，他即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偃兵息武，与南宋议和，现在，局面的主动权掌握在南宋手中。可此时的高宗再也经不住惊吓，与金的对峙让他进退两难，身心俱疲，次年，他将皇位留给了他选定的继承人赵昚，自己安心做享乐的太上皇去了。赵昚即赵玮，是为宋孝宗，年轻的赵昚刚刚登基，便为岳飞案平反，并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进一步作出处理，他的目的十分明确，不想继续偏安东南。但几十年来朝廷已被主和派占据，军力疲乏，国势日颓，孝宗清楚，攘外必先安内，由此孝宗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内政方面，他十分汲取秦桧擅权的教训，十分注意用人，尤其重视选择宰相，严防朋党；财政上增加纸币，出售官田；军事上整军兴武，重新启用一些力主抗战的人才。对内资改革取得成效后，孝宗下一步则是攘外。

公元1164年四月，孝宗为防止反对派干预，径自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了北伐的诏令，张浚子啊接到北伐的诏令之后，调兵八万，号称二十万，一路由李显宗忠率领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取虹县。不久，李显忠便传来攻克宿州的消息，这令孝宗大受鼓舞，复兴之志更加强烈，然而身处后方的他并不知道，前线两将李显忠和邵宏渊的矛盾愈演愈烈，金军趁机攻城，很快宋军全线崩溃。

符离一战，宋军败绩，孝宗恢复故土的决心开始动摇，加之退居德寿宫的太上皇一再向他施加压力，他不得不重新起用秦桧的党羽，以汤思退为相，与金人议和。公元164年末，宋金再次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双方约定，南宋皇帝对金不再称臣，改双方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双方疆界回到完颜亮南侵前的局面，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南宋给金朝的岁贡改称岁币，数量由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减为20万两、匹。儁有复国之心，国有北伐之力，但遗憾的是没有肱股之臣，孝宗大受打击，在他开始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中兴大业最终付之东流。

然而，四十多年后，又有人将北伐提上了日程。这里是江苏镇江北固山，在历史悠久的镇江名记中，算不得太突出，然而800多年前，一位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千古名篇，让北固山蒙上一层英雄侠气，几乎每个来此旅游的人都会背诵这首古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寺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此时的辛弃疾，已经66岁，前一年他被重新启用，这年初，他又受命担任镇江知府，戍守江防要地京口，对于一心施展抱负的他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此刻的他却忧心忡忡。当朝宰相韩乇胄正积极策划一起北伐，在辛弃疾看来，南宋军事力量薄弱，此时北伐并不适合，而韩侂胄却认为，这是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范国强：此时北方已不再是金国称霸的局面了，铁木真在这一年统一了蒙古各部，这对金国来说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而南宋此时出兵，不但可以得到金兵不足的实惠，也可以享有独立的复国的名声。

公元1206年，韩侂胄仓促发动了对金战争，史称开禧北伐，如辛弃疾担心的一样，北伐军很快便被金国击溃，次年十一月，韩侂胄被主和派史弥远杀死，首级献给金人。南宋在史弥远的主持下，与金签订嘉定和议，岁币增至银、绢各三十万两、匹，另加犒军钱三百万贯。从此，朝政落到史弥远手中，史弥远把持朝政，所作所为与秦桧如出一辙，他选用易制之人，台谏专任循默之士，压制异论，使得朝野以言为讳，习以成风，他所重用的官员非亲即故，有人讥讽为，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在史弥远的专政下，馈赂公行，熏染成风，几乎到了五官不贪的地步。政治腐败又导致法制败坏，刑狱滋滥，天下之狱不胜其酷。地方官员往往借狱讼之事上下其手，索取贿赂，擅弹刑具，非法残民的事情屡见不鲜，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生活十分痛苦。

公元1233年，史弥远病死，宋理宗开始亲政，但此时的南宋已是积弊难返，尽管理宗为扭转政局，实施了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取消堂除，减少内降恩泽，减少权摄官和科技取士人员，严格升迁之制等。但各路监司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消极抵抗，基本上都无法落实，对内，端平更化以失败告终，对外，联蒙灭金也将迎来最后的结局。

范国强：金国灭亡以后，蒙古国下一个目标必定是南宋，南宋政府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最后走上了联蒙灭金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无奈。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到公元1213年底，蒙古军的马蹄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金朝领土。此后，蒙古军主力西征，金朝暂时得以在黄河以南苟延残喘。消息很快传入南宋朝廷，老对手金国政权岌岌可危，对南宋来讲本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唇亡齿寒，若金国灭亡，蒙古国的下一个目标必定是南宋，北方的时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宋高层明白，是时候调整对金策略了。然而，金国却又有另一番打算，尽管金国在强大的蒙古军面前不堪一击，却不把南宋放在眼里，幻想取偿于宋，躲避蒙古军的锋芒。

自公元1217年起，金国接连多次发动了数次南侵战争，但宋军的抵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金国的幻想，战争打到了公元1223年，金朝徒然消耗了大量军力、物力，却一无所得。公元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军中，临死前他留下假道伐金的遗命，即从南宋借路，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消灭金国。之后五年，窝阔台几次遣使到南京，提议联合灭金，但南宋朝廷一直议而未决。到公元1232年，蒙古军在钧州三峰山围歼金骑兵二十万，步兵十五万，就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金朝精兵良将损失殆尽。此时，南宋终于看清金国灭亡在即，遂遣使蒙古，答应共同出兵灭金。公元1234年，立国120年的金国灭亡。

毛丽娅：南宋举国上下为报了百年之仇，雪了靖康之耻而欢欣鼓舞，而此时的南宋所面临的局势几乎和金灭辽以后，北宋所面临的局势一样，蒙古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南宋。

金国灭亡的第二年，公元1235年，蒙古军分3路南侵，长达40余年的宋蒙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蒙古军的第一轮进攻就占领鄂北重镇襄阳，襄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仅将西面的大散关和东面的淮河连成一线，而且使长江中游重镇江陵的屏障。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公元1238年9月，南宋朝廷任命孟拱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奉诏收复襄阳，孟拱稳扎稳打，连续收复郢州，荆门等地，于次年六月胜利收复襄阳。蒙古国的南侵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公元1241年11月，窝阔台去世，蒙古政局动荡，稍稍放缓了对南宋的攻势。

范国强：蒙古内乱，这对于南宋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孟珙，余玠等南宋将领，抓住这个机会，将强了荆襄和四川地区的防御力量，但是他们的进取与努力，却受到了南宋朝廷的种种的牵制，壮志难酬，悲愤成疾，两个人先后抑郁而终。

公元1251年，蒙哥就任蒙古可汗，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部权力纷争，再次掀起进攻南宋的高潮。武汉古称鄂州，地处中国腹地中心，长江和汉水在此交汇，承东启西，接南转北，历来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公元1259年，这里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当年九月，忽必烈率蒙古军包围了鄂州，南宋朝野大震，临安城内人心惶惶，一旦鄂州失守，南宋将失去最后一道屏障。生死存亡之际，宋理宗急调贾似道移镇汉阳，救援鄂州，不久又由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使他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范国强：贾似道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地痞无赖，但机缘巧合的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被选入宫，深受理宗的喜爱，从此走上了政坛。

李勇先：那么他还是有一定的才能，所以呢这个名将孟拱他去世的时候，在临死之前呢，向给皇帝写的遗表当中呢，还亲自推荐他接替自己，所以，孟珙去世以后贾似道实际上就成了掌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此时正值冬季，贾似道坐镇鄂州，指挥对蒙作战，他心里十分清楚，国家存亡几乎掌握在他一人手中，自与蒙军对峙以来，南宋的精兵健马几乎全部集中到了鄂州，才是鄂州得以不破，东南之危如一发引千钧，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考虑如何打破双方的僵持局面，为今之计最保守的莫过于主动议和，争取时间。这是一封从开平寄来的密信，寄信人是忽必烈的妻子察罕，信中说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请速还。贾似道求和，给了忽必烈一个正当的退兵理由，对他来说议和结果并不重要，所以在双方谈判刚刚开始，尚未议定具体条款之时，忽必烈就率军解围北归。

蒙军北撤，贾似道立即向朝廷报告，鄂围始解，江面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却隐瞒了议和之事。亡国之忧暂解，宋理宗越发骄奢淫逸i，把朝政完全交给了贾似道。贾似道则以鄂州大捷为资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度宗即位后，贾似道以策立之功被尊为师相，权势较理宗末年还要煊赫。他成日饮酒作乐，醉生梦死，此时的南宋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公元1267年，忽必烈在夺得汗位，扫清内乱后，发起了新一轮的灭宋战争。至公元1273年，元军相继攻破战略重镇樊城，襄阳，在朝臣的要求下，贾似道再一次对阵元军，距上一次与忽必烈交锋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同样的对手，贾似道决定故伎重演，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向蒙军求和，被拒后，贾似道只好勉强应战。

公元1275年2月，两军在丁家洲决战，贾似道命孙虎臣率步兵七万，驻扎在丁家洲，命夏贵率战舰2500艘，布列江面，自己率后军驻于鲁港。但是，蒙军水路并进，步骑夹岸而行，结果宋方三方部队均被击败，贾似道见势不妙，急乘小船逃往扬州。

范国强：首战失败，高官出逃，贾似道被谢太后罢免，贬往外地，但他的名声太臭了，所贬之地的百姓都拒绝他入境，后来在漳州的木棉庵，贾似道被负责押送的郑虎成处死了。

贾似道虽然死了，南宋的丧钟也敲响了，公元1275年10月，伯颜指挥蒙军兵分三路，向南宋发起了最后总攻，然而此时的南宋仍在战与和之间徘徊，主战派文天祥、张世杰等人认为，如果能在临安决一死战，杀败敌军，在令两淮宋军断其归路，国事尚有可为。但谢太后和宰相陈宜中等人拒绝抗战，连续派出多批使者向元军求和，接连被拒之后。谢太后把希望寄托于文天祥，任他为枢密使，主持接洽议和，身赴元军谈判。公元1276年正月，文天祥被俘，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虏恭帝及皇亲官员数千人北上，至此，南宋实际已经灭亡。

范国强：文天祥被扣押以后，拒绝投降，在押解北上的途中寻机脱逃，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抗战。

李勇先：但是仅凭文天祥的一己之力，那么他所组织的这些义军，很快就被打败了，所以啊，到了最后，南宋朝廷实际上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一个文天祥已经救不了南宋朝廷灭亡的命运。

这是文天祥第二次被俘，如今正被关押在伶仃洋的狱中，南宋诸臣已将小朝廷转移到崖山，并拥立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就在刚刚，张弘范令其写信招降张世杰。此刻文天祥即忧愤又凄凉，国将不存，身陷囹圄，尽管如此，其心绝不屈服。他提笔写下惊天动地的不降书，表明心迹，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许文天祥心理清楚，此时已经救国无望了。

公元1279年2月初六，元军分南北两路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大败，宰相陆秀夫见势不妙，背起宋朝最后一位皇帝赵昺毅然投海，之后随行十多万居民亦相继跳海壮烈殉国。据宋史记载，战后，十余万具尸体浮海。蒙古崛起后，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灭西夏用了23年，灭金只用了22年，这些政权都以军事立国，曾威震天下。然而，蒙古君臣没有料到，灭掉南宋，他们整整花了45年。

范国强：在蒙元军队所有的对手当中，南宋抵抗的时间最久，给蒙古军造成的损失最大，就连蒙哥汗也毙命于南宋的炮火之下，南宋虽然不擅长攻势，但在长期的与金、辽、夏的对峙中，积累了丰富的防御战的经验，加上宋人发明了火药，这在实战当中发挥了不小的威力。

李勇先：南宋军队也是一支在世界上来看，也是一支非常强的军队部队，只是说他所面对的对手实在太强大了，所以最后还是免不了被灭亡的命运。

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懦弱，官员平时文恬武嬉，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名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事往往自觉为国效命，岁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19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时，意外地发现了这艘已经沉睡在海底800多年的宋代商船，2007年，这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商船被整体打捞上岸，考古专家们用了七年的时间，将沉船表面的淤泥，海砂，贝壳逐层清理，最终船舱内的六万多件宋代瓷器得以重见天日，展现在世人面前，经过鉴定，这些瓷器主要有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五大名窑瓷器构成，这艘装满瓷器的船主人是谁，他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风浪，最终沉没海底，没有人知道。不过在历史学家看来，这样的商船，只是宋朝时期驶向远洋的众多商船中的一艘，在当时宋朝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可以造成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宋朝的海商将它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在沿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原来由阿拉伯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11至13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仓观影里三光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这是宋朝时海外贸易兴盛繁荣的真实写照。

泉州，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宋朝时期，在这里来来往往的外国客商络绎不绝，以至于今天泉州仍有回半城，蒲半街的民谚，外国人被叫做番客，他们在这里经商、生活甚至安家落户，养育子孙，直至终老。如今，广州、泉州、杭州等地所保留下来的大量番客墓，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宋朝军队和辽、金、蒙古等国的战事却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军事上的溃败使得宋朝的政权中心一再南移，直到崖山海战直至灭亡，这样一个战事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宋朝经商贸易，乃至安家落户，这曾是后世人常常感到疑惑的问题，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普遍认为，宋代中国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是中国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繁盛期，然而，在中国人自己书写的历史长卷中，宋朝却始终摆脱不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印象，为什么会对宋朝有如此极端的两种评价呢？

位于河南巩义市的永安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宏殷和母亲杜氏的陵墓，公元976年，这是宋太祖赵匡胤成为皇帝后的第17个年头，三月初九，赵匡胤从开封启程，前往西京洛阳祭拜永安陵，随后又到西京洛阳南郊举行了祭天的仪式，一切事宜处理完毕，按照常理，皇帝应该返回都城。但是，赵匡胤在洛阳一住就是1个月，迟迟没有返回东京的意思，事实上，在当时，赵匡胤巡幸西京的真正目的并不在祭祀，而是有着更为现实而急切的打算，那就是为迁都洛阳做实地考察，此时宋朝定都开封已经十七年，赵匡胤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迁都的念头呢。

在五代以前，中原王朝的首都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具有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而开封则地处平原，地势坦荡，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为了保卫都城的安全，朝廷不得不在都城驻守大批军队以防御敌人进攻，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赵匡胤最大的担忧就在于此，他向自己的弟弟赵光义解释说，我想将都城西迁，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想凭借高山大河的险要地利来阻挡敌人，借此裁掉大量的军队，仿效周朝、汉朝的办法来安定天下，然而，赵匡胤的想法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一方面，这些大臣多数早已在开封安家多年，迁都意味着家族的迁徙，另一方面，西京、洛阳历经多年战乱，早已面目全非，重建意味着巨大的花费和漫长的时间，此时的开封，历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悉心经营，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繁华的都市，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具备一个帝都的风范。而更为重要的是，开封拥有着比洛阳和长安更为便捷的交通优势。

程民生：它又是地处于中原，中原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是东南西北交往，交流，一个中心地区。

李晓：所以开封由于有这个运河的便利，就有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优势，一种客观的必然性，此其一，也就是在整个中国经济版图改变以后，定都开封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水路河道是东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命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贯穿整个东京汴梁，四条河流又经护城河相互沟通，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各地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路源源不断的输入城内，其中尤以汴河更为重要，它南与淮河、长江相连接，每年从江、淮、湖、浙运来的米达数百万石，东南一带的地方特产、奇珍异宝会由汴河运至京师，而京师也会将粟米、薪炭之类的物资运向外地，在当时，汴河不但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纽带，是赵宋王朝的生命线。

李晓：当时呀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他的很多手下将士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是居住在开封的，如果抛弃开封，而迁移到其他地方去，有可能在当时无论是这样一些将士、百官，还有国计民生，可能都会带来不小的负担，因为，建设一个新的首都，在当时呀百年战乱之后，那样一个好大的工程，恐怕也是一度难以承担的。

在大臣们的多次反对之下，宋太祖最终放弃了迁都的想法，你最终放弃了迁都的想法，但是他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他向身边的侍从说，如果继续定都开封，恐怕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就要因此消耗殆尽了，那么，他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

程民生：开封是一个平原，没有山河天险，那么在冷兵器时代呢，这是一个很难防守的地方，你这就需要这全靠什么了，全靠人力，全靠军队，以兵为险了。

无论如何，赵匡胤的这种妥协对于开封来说，是福音，是机遇，由此这座城市走向了空前的繁荣和鼎盛，但这也同时为宋王朝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病根。今天的开封早已不是历史上所记载的那个汴京开封，历史上记载的汴京开封早已随着黄河的数次泛滥，被泥沙深埋于地下。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开封市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开封宋城考古队，进行了多次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揭示出东京城遗址的面貌。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100多万人口，不过当时的城市到底如何布局，城里住着哪些人，人们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今天，只能通过一本书和一幅画来将它复原。

公元1103年，崇宁癸未，少年孟元老跟随上任的父亲来到开封，住在开封西城，孟元老在开封度过了23年，开封的风土人情，在他的记忆中留下过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金灭北宋以后，孟元老南渡，常忆东京之繁华，他仍然清晰的记得故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的方位，仿佛他从来不曾离开过，他将自己在开封的见闻写进东京梦华录一书，以寄托自己对汴京这座城市的深深的怀念，而与孟元老同一时期生活在汴京的一位画家，则用一幅不朽画卷表达了他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他叫张哲端，山东诸城人，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艺得到了徽宗赵佶的赏识，由此得以进入翰林画院，张择端决心画出一幅反映开封全貌的画献给皇帝，他并没有像其他画家一样，住进翰林画院，而是在开封郊外租了房子，他用四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他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

北宋的东京开封，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宫墙，皇城居城市中心，内城围绕皇城四周，最外围是外城，又叫罗城，周长约29公里，罗城东、西、南三面均有三门，北面有四门，此外还有专供河流通过的水门十座，在当时，开封内城寸土寸金，除了皇亲国戚和极少数巨富财阀外，大多数官员和平民都居住在外城。每日五更之前，整座开封城渐渐醒来，人们或上朝或赶集，忙碌的一天开始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是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城市，各行各业的人都极度敬业，诸行白户，衣装各有本色，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人的着装就知道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甚至卖药卖卦和乞丐都不例外，这样的描述同样可以在清明上河图中得到印证。今天，我们用电脑技术复活了这幅几百年前的古画，生动的复原了昔日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观令人目不暇接，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五行八作，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官吏、商贾、小贩，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苏东坡在开封住过将近十年，公元1083年2月3日，当他身处黄州时，仍然记得开封城夜市通明的灯火，他写道，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马行街长达数十里，街上遍布铺席商店，是宋朝城市的常态，然而这对于宋以前的古人来说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李晓：到了北宋，尤其是随着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使得城市面貌呈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居民可以临街开门、设店，就连一些交通要道都开设了店铺，所以呢这就使得整个城市里面，市场交换、商品贸易翻开了新的一页。

北宋时期，当时的东京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面街而居，将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宋代是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全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就连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东京汴梁的大相国寺，曾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一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和个人能力可以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富裕繁华的城市，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宋仁宗、神宗时期，东京汴梁出现了专供平民娱乐休闲的场所-瓦舍。

李晓：为什么叫瓦子呢，瓦就是砖瓦的瓦，根据宋朝人的记载，之所以叫瓦子，原因就在于它的人员聚合像瓦片一样，来则瓦合，去则瓦解，容易聚，也容易散，它是一种人员流动性非常大，速度非常之快这样的一个聚合场所。

河南开封，这座按照清明上河图1:1的比例还原的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客，宋代的民俗文化表演，分散在园区各处，为我们展示了千年以前北宋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每个瓦舍有数量不等的专供表演的勾栏，内设戏台、后台、观众席等，表演的内容包括说书、小唱、杂剧、皮影，散乐、舞蹈、杂技等等。东京的东角楼一带是瓦舍、勾栏最集中的，其中大小勾栏50多座，最大的可容数千人，这些场所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艺人的表演都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娱乐业已经发展成为东京的一项支柱性产业。这样深厚的城市氛围和商业气息，自然吸引了众多人气，开封最盛时人口为150万左右，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吸引了当时世界关注的目光，四夷朝贡，曾无虚岁，高丽、印度、越南、日本和东南亚等地的外交使节，客商和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开封，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融入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

程民生：我们知道犹太民族是最难同化的一支民族，所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唯有宋代，来到开封的这一支犹太人被同化了，所以它的这个文化价值是非常高的，到现在开封还有不少的犹太人的后裔居住。

汴京富丽天下无，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东京开封足以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而夺取这座城市也就成了其他政权的不知疲倦的野心。公元1125年，金朝军队兵临城下，在反复的进攻与求和之后，开封城里的大宋子民迎来了他们最屈辱的一天，1126年4月初一日，金朝的军队满载着他们从开封搜刮的各种奇珍异宝，并将大批官吏、工匠、倡优等带回他们北方的都城，北宋府库多年的积蓄被洗劫一空，此后的开封为金朝所占领，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繁盛了，一座城市就此衰落，另一座城市却由此崛起。

宋室南渡后，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此后的170多年，杭州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1275年，一个21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和他的父亲来到元朝的上都，向忽必烈献上教皇的信件，他就是马可波罗，他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这个年轻人惊叹不已，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中，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繁华的城市，今天的杭州是一座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作为南宋旧日都城的遗迹已经难得一见。然而，800多年前的历史影响却早已渗透进每一个杭州人的生活细节之中。800多年前，北宋灭亡，宋王朝政权南迁至此，北方大批人口流于杭州，这些北方移民中，除了皇室贵族、官宦富绅之外，还有大批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将东京汴梁的商业气息和生活方式融入这座城市。

南宋统治者清全国之力，精心从事临安的城市建设，使杭州进入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临安城，南倚凤凰山，西邻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南宋的宫殿位于南部的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程，是全城最繁华的区域，域街全长约十里，从合宁门外至景陵宫前，一路店肆商铺，林立栉比，御街南段紧邻皇宫，是朝廷中枢机关所在地，和皇亲国戚、文武重臣集中居住的区域，因而这一段的商铺多以经营高端商品为主，御街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诸行百市，大小店铺，样样齐全，凡衣食住行与生活富足所需，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各种名店、老店多达120多家，御街北段是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特色阶段，临安最大的娱乐中心，北瓦就在这里，北瓦共有勾栏13座，日夜表演杂剧、傀儡戏，杂技，影戏，说书等，每一天有数千市民在北瓦游乐休闲。

李晓：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一些勾栏瓦舍里面的一些明星式演员，甚至被皇帝招进宫，为皇帝为宫廷的贵族进行演出，也就是说它里面的很多的艺术形式，真可以说是雅俗共赏，首先是面对下里巴人的普通大众，同时呢也受到了当时，所谓阳春白雪的那些皇家贵族们的欣赏，这在整个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那种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上都是可以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朝廷的贡院也设在御街北段附近，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中心场所，每逢科考，成千上万的举子在此云集，参加考试，受其影响，蓬桥一带成了临安最大的书市，南宋的商业和手工业相比，比北宋时期进一步发展，行业分工越来越细。仅西湖老人繁盛录中粗略的记载就有414行，货品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良，都远胜前代，其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多集中在城北武陵坊、招贤坊一带，私营手工业则遍布全城，前店后作，亦工亦商的经营模式普遍盛行。

李晓：杭州之所以在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这种说法，当然这种说法也是由来已久，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这个唐宋时期，尤其在宋代整个江浙这一带经济的空前发展，由于这一带的这个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有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就使得这些城市呈现一些这个非常繁荣的景象和一种在周边地区呀，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辐射带动作用。

这是坐落于西湖岸边的楼外楼酒店，在此工作20多年的厨师长杜云涛亲自下厨，为我们烹饪了一道始创于南宋的杭帮名菜-宋嫂鱼羹。

杜云涛：相传是这样的，赵构皇帝微服私访，来西湖泛舟的时候，品尝到了那个宋嫂所做的宋嫂鱼羮，这个时候呢，就是皇帝吃了以后大加赞赏，还赏赐了她一些金银锦帛，所以当地的官僚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皇帝都吃的这么喜欢，所以争相地品尝了这道美味羹肴，所以当时的时候，形成了一种大家都吃宋嫂鱼羮的这种氛围，所以这道菜那时候非常有名，通过这么多年传承下来了以后，我们也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名菜，所以加加以提炼和改进，形成了这道楼外楼的看家之菜宋嫂鱼羮。

宋朝时期，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农民不再是地主的私属，而是租佃契约关系，契约期满有退佃起移的自由，不少农民往往忙时耕作，闲时经商。与此同时，手工业也由原来带有强制性的指派和劳役制被招募制取代，工匠主和工匠的关系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工匠的报酬按照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计算，工匠所受的人身束缚已经大大松弛，这些工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农闲期的农民，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他们有剩余时间参与手工业和商业，一些农民干脆脱离农业生产，来到城市、矿山、茶园、盐场或独立经营，或往来贩货于城乡之间。宋朝时期，山西、河北、陕西等地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随着煤炭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编织等手工业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

程民生：这冶矿里面吧，突出的是煤矿的开采，煤矿开始大规模开采了，而且是大规模的用于冶炼，那么应用于冶炼的话呢，那就是这一个冶炼业也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李晓：根据苏东坡这些人的记载，在徐州这些地方，用煤做这个燃料比传统的木木炭来炼铁，无论是柔软度还是锋利程度要高得多，这我们知道，煤铁的革命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而我们中国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也翻开了这样一页。

除了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都市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大，北宋元丰年间，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崇宁年间上升到五十多个。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人口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欧洲十四世纪的伦敦只有四万人，巴黎有六万人，由此可见宋代城市的繁荣。宋代将城市中心的非农业人口，房郭户单独作为法定户口列籍定等，并将这一部分人的赋税与农业税区分开来，由此，市民阶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李晓：两宋时期啊，城市规模，不光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整个世界是历史上，当时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壮观，你比如说北宋的首都开封，它的这个人口数呀，根据后来史学家的研究，有的认为甚至多达150万之多，但是现在多数学者，认为100万上下应该是问题不大的，那么这么大的一种城市规模。这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是罕有其比。

与此同时，中小市镇及农村集市贸易也日渐繁盛，城市近郊的新型商业区-草市，纷纷涌现，其贸易兴盛程度不亚于内层，不少中小市镇的税收收入甚至超过了所属州县治所。

李晓：在北宋的时候，商税的收入大体上占了北宋时期，货币财政收入，少的时候是17%吧，多的时候，甚至有个别年份到了百分之四五十。

然而，对于处于频繁动荡之中，又身患冗兵、冗官、冗费三大痼疾的宋朝政府来说，这样的税收成绩却不过是杯水车薪，远远应付不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政府最终成为宋朝最大的商人，宋朝建立了极为严密而完备的专卖制度，不仅将盐、铁、酒、酒茶、矾等列入国家专卖，政府严格控制专卖品的私售，对允许贩卖的专卖品也实行严格管理，商人须持有禁榷机构给发的交引导制定地点取货，政府对价格也进行严格的限制，专卖制度给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却严重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在四川地区，北宋政府设立了博买务，垄断了布匹贸易，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豪强大地主则趁机释贱贩贵、投机倒把、敲剥百姓，从中渔利，致使贫困农民丧失家业田产，小商贩被迫失业，家庭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北宋政府还把茶叶划入专卖，对茶农低价购茶，高价卖米，使大批茶农纷纷破产，生路断绝。

公元993年，四川一带大旱，造成大饥荒，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一场农民起义爆发了，王小波在青城县发动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这场起义得到四川地区上万名贫困农民的响应，而这次起义导致四川地区铸币暂停，而原本钱币短缺的四川地区流通出现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应运而生，宋朝时期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量剧增，北宋中期之后，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的铸币量之和，尽管如此，钱币仍然是跟不上商品流通的速度。钱币不够用，尤其以四川地区最为严重，宋朝的钱币，主要有铜、铁两种，四川地区铜少铁多，历来铁钱铸量较多，铁钱比铜钱更加笨重，对商品交易极为不便。

程民生：你去买一支毛笔，十文铜钱，那你就得拿100文铁钱，因为铁本身的价格低，吗，它就是干这个它本身的价格来做标准的，这样的话那就非常不方便买东西了，非常不方便是吧，你要是你要是上街上买大宗的东西，你得背多少的铁钱，得用车推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最早在四川出现了纸币。

北宋初年，在成都地区出现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纸圈称为交子，交子起初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信用票据，经过逐步发展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真正的纸币。公元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官方主持交子发行，这种官交子即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

李晓：交子之所以稳定，和它采用铜钱做本位，铁钱做本位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是有多少储备金，就发行多少纸币，但是到了北宋中后期，到了宋徽宗，由蔡京来主持，进行这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些变革的时候，就把纸币作为一种敛财的手段。而不用用铜钱，铁钱作为这个准备金，就大量发行。

南宋初年，先后发行过，见钱关子，交子，公据关子等信用票据，但没有广泛流通，南宋发行量最多的纸币被叫做会子，因主要形用于东南地区，故又称东南会子。公元1160年，临安太守钱端礼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归官办，允许会子与铜钱并行，除去东南会子外，南宋纸币，还有四川的川引，两淮的淮交，湖北的湖会等，各自在特定地区流通使用，会子起初不里税界，不定界额，很快出现膨胀贬值的现象。

李晓：那这样一来，它在民间使用的信用就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所以后来交子之所以不被使用了，其实不是交子不会使用，而是它改换了新的名目也，它被钱引，被南宋的会子、关子等等这样一些新名目的纸币所取代了，当然交子本身之所以被这些取代，也和它自身由于这种滥发滥用，缺乏信用保障机制，导致它的严重贬值有很大关系。

公元1168年，政府规定，会子以三年为一界，每界以1000万贯为额吗，随界造新换旧，但由于财政困难，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定的兑界和界额，导致会子恶性膨胀，难以保持货币职能。无论是交子、钱引、还是会子，最终都难免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必然出现滥发滥用，面临随时夭折的窘境，而即便如此，南宋政府仍然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那么宋朝政府聚敛的财富最终流向了哪里呢。

李晓：国家财政长期以来入不敷出，很少有这种日子过起来比较宽松的时候，那么这个对外战争了，尤其是对于北方几个游牧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包括蒙古，双方的较量的战争，很少有得胜的记录。

程民生：宋人就说军无饷，兵不往，军无财，兵不来，没钱什么事干不成，说财政紧张，紧张就紧张在军费上。

宋朝319年的历史，既是一部蓬勃发展的经济史，也是与辽、金、蒙元等政权不断交战，并且节节败退的战争史，军队职业化造成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从而引发了所入虽多，国用日匮的财政危机，也必然导致宋朝政府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强制性盘剥，大量养兵，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再加上每年贡献给辽、西夏、金的巨额岁币，政府将自身变成了最大的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导致官营经济的膨胀，最终危害经济的发展，尽管宋朝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繁华盛世，但却在自身体制的缺陷中陷入无谓的消耗，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最终只能走向灭亡。两宋向比较，南宋的三冗问题不像北宋那么严重，但统治集团的腐朽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两个王朝的结局完全一样，曾经的繁华最终都化为轻烟浮尘，消失在历史的时空。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院，虽历经千年，似乎还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这些书院起初或为私人自建的讲学场所，或为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当官方学校衰微之时，书院成为儒学士子寄居读书之地，发挥了教育中心的作用，由于其非官方性质，往往能养成自由讲学的风气，孕育出新的思想。考察这些书院，发现他们的鼎盛期，大多在两宋时代，那么这些书院为什么会在宋代空前繁荣起来，书院的繁多，和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有什么关系呢。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黄河北岸陈桥驿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被众武将黄袍加身的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回师京城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在兵不血刃中一个新的朝代，宋朝诞生了。兵变影响了宋初统治者的政治选择，为防止武人干政，稳定新政朝局，宋初的制度设计以防避为中心，达到曲尽其详，无微不至的程度。在这种帝王用心，并钦定为祖宗家法的影响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基本上未脱汉唐窠臼。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注疏之学，《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一本于此。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那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李祥俊：宋朝的皇帝就是说，文官哪怕几十个，他做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叛乱带来的这个祸害，另外一个文官有一个好处，文官是通过这个儒家学术的学习进入到这个官僚系统的，他们有这个价值理想，他们尊崇儒家，比如说这个纲常名教，这个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到了北宋中叶，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崇文抑武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宋仁宗嘉祐二年，北宋著名的文人政治家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阅卷时他犹豫半天，还是把一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的答卷取成了第二，原来欧阳修判断这份卷子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取第二是为了避嫌，但开榜时，却发现这名考生叫苏轼，一同录取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学生曾巩等，就这样，北宋文坛一批重要历史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

这是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市区的宋仁宗永昭陵，它修复于20世纪90年代，宋仁宗被视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范，他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的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除苏轼、苏辙、曾巩外，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还有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些人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的最高原则，崇尚名节，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坚定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的中流砥柱。

张希清：这就是说，宋朝他们推行了一种不杀士大夫，不杀大臣和言事官，士大夫也在实行一种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这样的一种思想，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还是对宋代社会的发展，对宋代一切改革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士大夫他的这种主体意识，他的忧患意识，他的担当的精神，那他就不可能像范仲淹，像王安石那么积极主动地提出这样一个改革的措施。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成为新儒学，也叫宋学，新儒学作为义理之学，也是对支离繁琐，拘守师说的汉唐章句，注疏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

陈长根：比如说你对这句话怎么理解，我怎么解释，那他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又怎么解释，没有自己学者的主观的一些东西，那么到北宋开始，这一些注疏，由于有一些文化伟人，他们不断地加上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振兴儒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微，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张重振儒家道统，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只是韩、柳诸人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宋代新儒学孕育于宋真宗大力推荐儒学，并提倡佛、道，兴起于宋仁宗通过科举取士和新办州县之学，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尤其是书院讲学的日臻发达和新学风的形成。随着新儒学的兴起，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公元1043年至1045年间，实行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和变革。

李祥俊：欧阳修是古文运动中人，他赞扬这些东西，对于儒家的宗师孔子也非常尊崇，但是他又具有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这跟宋代士大夫学习、研究所导致的这样一种求真的倾向有关。

庆历新政期间，朝廷要更正雅乐，经范仲淹推举，一位布衣应邀到中央定乐，后主持太学徐教学，他就是被尊为一代宗师的胡瑗。胡瑗，字翼之，江苏泰州人，世称安定先生，他曾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先后主持苏、湖府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率先提倡明体达用之学。

李祥俊：明体达用关键是这个体用，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形态，叫体用论，但是胡瑗讲的体用，实际上是以纲常名教为体，以经世致用为用，所以他的学生给他总结的叫有体、有用、有学。

他在苏湖府学中，创立经义、治事二斋，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意旨，和治国治家的致用之学。20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学校里形成了一种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

李祥俊：胡瑗在宋代儒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儒学的教育普及上面，他最初是受地方官的支持，比如说像范仲淹这些人的支持，比如说在湖州、苏州办学，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社会效果，然后到中央的太学来当那个主管的老师，他把他的那一套应用到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学校教育当中。

在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过程中，胡瑗和另外两位大儒孙复和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在守旧派的阻挠下，范仲淹庆历新政遭到失败，支持新政的欧阳修上书分辩，也被贬为安徽滁州太守。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它也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作。

李祥俊：他们想通过一种不同于骈体文的文体，比如说用先秦两汉的那种古朴的这种散文，来表达自己的那样一种不同于骈体文那种贵族，宫廷情趣的一种新的思想感情，新的价值取向，那么他们采用古文这种形式。

欧阳修不但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经学新风尚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他对先儒传注抱持的怀疑态度，实开宋人风气之先。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修史工作，以及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了极高的重视，这也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江西抚州临川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两年后，朝廷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的法令，法令要求废除用诗赋词章和帖经墨义取士的旧制，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科举改革体现了王安石法先王的政治思想。王安石认为圣人之学湮没千年，先王之政废歇不举，其根源在于人才凋敝，风俗败坏，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尊师儒、兴学校，明经术，变科举，培养选拔精通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从而革除时弊，移风易俗。为了同风俗，一道德，以经术选士，培养支持变法的人才，熙宁六年，由王安石负责编纂、训释，《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颁行天下，这既是新儒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的政治产物。王安石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荆公新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肖永明：《三经经义》呈现出来以后，是通过朝廷的力量去颁行全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很自然地就成为当时的这些士人、读书人去读书的一个根据，同时是科举考试的一个标准。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宋儒在疑传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究，即反映了宋儒们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张希清：我认为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包括他对这种儒学的这样一种发展，应该处于一个基本肯定地位，因为刚才说到了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它实际上是一种使五经四书这样经世致用的。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志向高远，他认为研究经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当时迷信祖宗家法的风气，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北宋后期，除了哲宗元祐年间以外，《三经新义》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学校和科举教材，荆公新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的地位。但也因为如此，新学便带上了某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天下士人虽然都必须唯新经是读，但真正能够深究其旨，并发扬光大者微乎其微。再加上政治斗争等复杂因素，荆公新学与熙宁变法一样成为历史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焦点。到南宋后，在理学家们不遗余力的挞伐下，王氏新学成了异端邪说，其影响力归于歇绝。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历代为人们所传诵，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湖南道县人，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舅舅郑向。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购亭植莲，让周敦颐负笈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一池莲花开始的。

肖永明：他所向往的是一种，即在这个世界之中，又能够出乎这个世界的之外的另外一种精神的境界，所以，周敦颐的《爱莲说》里头，他表达了自己这么一种精神的追求。一方面就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扎扎实实的做事情，另一方面又有比较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所谓的出污泥而不染。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主要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从神宗时期开始，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新儒学，由博通转向精微，由主张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转而更重视纯理论的探讨和心性体悟，由庞杂丰富而转向规范定型，学术体系趋于完备和成熟，哲学思辨的水平明显提高，由此收获了宋朝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即理学体系的基本确立。

肖永明：《太极图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实际上，这里头我觉得就奠定了理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构架，尤其是程朱理学，朱熹理学的一个理论的构架，他这里头，首先谈天地万物的本元、本体，宇宙的本元是无极，然后再从无极开始，就谈到天地万物的形成、深化，再谈到人，再谈到人的这个道德，再谈到人的修养，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天和人贯通起来在讲了。

这样，周敦颐便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静的说法，主张通过主静的修养功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心传承孔孟，道学启程朱，正是由于新儒学完成了由义礼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的转变，宋代的学术思想才具有了桌然有别于汉唐之学的全新气象。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又称横渠四句，它出自北宋思想家张载。

李祥俊：这里面即有继往开来那种终极性关怀的意思，又有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现实的这种治理的理想，它实际上代表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一种价值追求吧，你如果用这个我们过去的语言，叫内圣外王也行，就是要做一个内在精神世界比较境界高尚的人，然后还要能够治国平天下的这种实践。

张载，字子厚，祖籍开封，后迁到陕西宝鸡眉县的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张载少年丧父，性格早熟，因为当时西夏经常入境侵扰，他一度醉心兵事，想在疆场建功立业，21岁时曾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

李祥俊：根据宋代的这个记载，有一种说法说张载是要找范仲淹，要到这个西夏战场上，建功立业，但是范仲淹有劝他读《中庸》，好像说张载就是走上了这个新儒学的这样一种理论创造之路。

张载听从的范仲淹的劝导，回家苦读儒、佛、道之书，经过十多年的潜心钻研，张载写出了《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著作，基本建立起了理学思想的框架和自己的学说体系，宋朝少了一位可能的将军，却多了一位旷代大儒。张载的学说号称关学，在关中地区影响极大，关学的兴盛对于淳化关中风俗，推动儒学的社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也大量招收门徒，成为关中地区的一代宗师。

北宋大学问家杨时为钻研学问，冒雪拜见程颐时，见他正在打盹，就一直在门外等候，等程颐醒来，积雪已经一尺多厚了，程门立雪作为尊敬师长的故事一直被传诵。程颢、程颐二兄弟是理学的奠基人，因为他们是河南洛阳人，又长期在洛阳讲学，所以他们开创的学派被称为洛学，二程的学说与周敦颐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也受到过张载关学的影响。据记载，二程少年时，周敦颐曾在二程的父亲程珦手下做过属员，程珦对周敦颐的人品、学问极为钦佩，让两个儿子拜周敦颐为师，从此兄弟二人便慨然有求道之志。而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二程和表叔张载一起探讨过易、理。

李祥俊：那么二程受周敦颐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对这个宇宙整体的这个理解，对人性和天理关系的理解，包括那种身心修养的理论，程颐在太学里面写了一篇，叫《颜子所好和学论》，里面就是融合了胡瑗和周敦颐的观念，他们从周敦颐那地方，直接接受到这样一种思想的源泉。

就二程学说的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二人有着较大的差别。程颢资质过人，主要通过直觉体悟达成对真理的认识，对后来的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颐主张格物致知，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是沿着程颐的思路发展了理学。王安石变法开始后，程颢因政见不和，退出政坛，与弟弟程颐一起每天以读书劝学为事，二程春风化雨，使得程门弟子遍及四方，洛学也发展成为与官方、荆公新学相互劼頑的主要学派，由于众多门生弟子的继承和弘扬，洛学影响延绵不断，南宋时期的理学各派，几乎都可以从洛学中找到源流。从周敦颐，到张载，再到二程，宋代理学一脉相承，逐渐蔚为大观，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已呼之欲出。

办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诗空灵蕴藉，一经问世，众口传诵，成为人们努力学习，探索真理的动力，这首诗就是朱熹的《观书有感》。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发展到朱熹那里，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朱熹，字元晦，号晦庵，今江西婺源人，侨寓福建建阳，一生著述繁富，朱熹的讲学地主要在建阳考亭，故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者考亭学派。朱熹也是理学道统的确立者，他的《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排成理学谱系，说明理学的渊源和传承，宣扬二程接孟子之传，又把周敦颐尊为二程的老师，从而确立了理学的传承。从此书开始，北宋五子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正统，程朱理学也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陈长根：朱熹关于理气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八个字，理在气先，理气合一，所谓的理，简单的说，通俗地说就是一种思维，是一种意识，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所谓气就是物质，按朱熹的理解，这个思维意识或者说这个，是在物质的前面，这里按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它，它肯定是属于唯心的范畴。

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用天理战胜人欲，朱熹还用理在气先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五常，千万年磨灭不得。经过朱熹的发挥，三纲五常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公元1241年，宋理宗淳佑元年开始，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得以配享孔子庙庭。到了元代，科举考试明文规定，要使用朱熹的注释，这样程朱理学便上升到了官方学术的地位，理学的独尊地位开始确立。

分嵌在岳麓书院讲堂左右两壁的忠、孝、廉、节四块碑石，成为历代士子铭记的格言，这是朱熹留下的不多的手迹之一。乾道三年，朱熹前往潭州，以即今天的长沙，访问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拭，二人在岳麓书院开创会讲先河，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被奉为校训，岳麓书院也成为名闻天下的学府之一。

朱熹不仅是思想家、学问家，也是大教育家，走到哪里就将书院开办到哪里，把书院当作传道授业，弘扬理学的最佳平台。乾道六年，朱熹在母亲的墓旁修寒泉精舍，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隐居守孝，著述授徒。淳熙二年的正月，浙东学派的领袖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二人在寒泉精舍讲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编成了《进思录》，史称寒泉之会。淳熙七年，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陈长根：它的主要的出发点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待人接物，主要是规范这些东西，学习的目的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做人的问题。

这个学规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成为后世天下书院的楷模。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朱熹的学说由此广为传播，武夷山也获得了道南理窟的美誉。绍熙三年，朱熹又在考亭建屋，初名竹林精舍，后由宋理宗赐书，考亭书院，这是朱熹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书院声名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晚年朱熹遭遇党禁之祸，备受迫害，仍以顽强的毅力，在这里著述、授课，生命最后一刻，朱熹死后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有千人之多，著名词人辛弃疾哭祭挚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熟谓公死，凛凛犹生。

淳熙二年，位于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盛会，南宋两位文化巨星，朱熹与陆九渊在这里相遇，在学理上与朱熹对峙的是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是南宋时期最富个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术核心，是以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实际上是把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与自主上升为终极依据。淳熙二年，朱熹送吕祖谦至江西上饶的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陆九渊，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鹅湖相会，朱、陆之间发生了一场轰动学术界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李祥俊：在鹅湖之会上，主要争论为学的途径，比如说朱熹侧重于这个泛观博览，下学上达，通过格物致知，居敬涵养来促成天理心性的显现。而陆九渊认为这个知理，就是琐碎不得要领，而且繁琐的意思，他说真正做学问的应当发明本心，就不要在这种细枝末节的日常的学习和心性意念的这种反思上，而是要唤醒内心的天理良知，如果那个东西显现了，那么一了百了，他叫发明本心，把自己的学问叫发明本心。

朱熹对陆九渊的职责也反映出了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陆九渊的学说以我为主，我行我素，无所羁绊，有可能冲破儒家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诚如陆氏自己所说，激励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如此的豪迈心声，说明儒学内部潜伏着变革与反叛的巨大能量。

李祥俊：你可以说是儒学内部的两种倾向性，有的人是陆九渊强调人心本善，一念发动，只要发明本心就行，朱熹是认识到人性的幽暗，不是说发明就行，要经过反复的工夫。

尽管朱熹和陆九渊学术分歧严重，但并未影响二人的友谊，淳熙八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于是否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听者都十分感动。朱熹还将陆九渊的讲义刻石留念，陆氏的精彩演说和朱熹的虚怀若谷，成就了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与朱熹理学、陆氏心学同时，浙东地区的学者也异军突起，前有吕祖谦与朱熹、张拭，并称东南三贤，后有叶适跟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浙东学者更侧重于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重视历史经验，强调建功立业，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事功学派。最能体现浙东学派的气势与风骨的，当属一代奇才陈亮。陈亮，字同甫，号龙川，金华永康人，宋史陈亮传说他生而目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是一位才华横溢、智量非凡的人才。围绕着王霸、义利这一儒家学说的固有命题，陈亮与朱熹进行过多次辩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是浙东学派与程朱理学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体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朱陆的鹅湖之会。朱熹的世界是先验的，强调心性道德的修养；陈亮的世界是经验的，注重经世致用的本领，二者的学术路径根本不同，面对道学诸儒的指责，陈亮自信而豪迈地回答：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李祥俊：他的思想代表着一些人，尤其是在南宋那种偏安之局下，他们那种试图富国强兵的倾向，你可以说把陈亮和北宋的王安石、李岘，再跟荀子这样一个传统结合起来，儒家当中强调事功，，强调现实，强调具体性的思想传统。

浙东地区的民风重现实，讲事功，南宋事功学术的兴起与这种民风，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这种风尚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当地人务实创新，发展商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之源。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引导出近代化进程，或者说这种变化由于蒙古的入侵被打断了，同时，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着力点，也不是颠覆传统，不是为了新制度开辟道路，而是对固有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并且这一思想成果本身，又构成新的传统的一部分。肖永明：在宋代这几百年当中，理学竭力传播，儒学更新发展，对世人也确实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到宋代的末年，我们知道最后崖山被元兵追夺的时候，那么多人去跳海，像文天祥，我想他只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还有很多像他那样就是有气节，非常遵守这个传统的纲常，服膺传统的名教的这些士人，所以前后对比是非常大的。

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理学标志着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阶段，虽然理学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弘开拓的气象，在宋朝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三纲五常的礼教桎梏益形强固，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新知的创造力日渐迟钝，民主与科学精神难以产生与传播，这些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却停滞的状态。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里藏有古籍善本290余万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这些刻印精美的宋板书，因为传世量稀少，自明清以来，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宋版书多用皮纸和麻纸，文理坚致而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的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字体和用墨都极为讲究，具有鲜明的宋代特征。从这些流传至今的宋版书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宋代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更加可以通过上面的文字还原出近千年前那个文化繁荣、科技发达的宋朝。

这是原创越剧《柳永》在福建泉州的演出。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对柳永这个剧目已经进行了近50场的演出，柳永是北宋时期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也是北宋第一位以毕生精力从事词创作的专业词人，他所创作的大量词调和词作被广为传唱、风靡一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王君安：他是一位非常性情中人的一位才子。他愿意做填词人，另一方面他要去走这条仕途的路，但是这条仕途的路又非常地坎坷，他一路走去都非常不顺，那么到最后他自己领悟到了其实创作写词就是他最重要的，到最后他就彻底放下了，最后他觉得写词才是他要的。柳永不仅仅描写红男绿女的悲欢离合、春愁秋怨，也将城市繁华、旅途风光、市民生活和羁旅愁情等题材写进词中。并以通俗化和口语化的晓畅语言、情景交融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词这种文学题材从内容与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郑永晓：词这种文体它起源于隋唐时期，那么，他的这个产生主要是跟宴乐的兴起有关。那么这个词比较兴盛的是到了晚唐时期，晚唐因为时代风貌开始变化，安史之乱以后，这个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了，文人们不再追求建功立业，所以他把这个精神寄托了，就寄托在这，歌儿舞女，为他们写些小词来打发自己过日子。到宋代以后，宋代灭南唐，南唐一些词人归入到了宋朝，但是他们的词境就基本没有开拓。这座城市出现了柳永，他善于吸取她们擅长唱慢曲的这个特长，然后呢，把这个词境有所开拓。从此，这个词在广大的这个不仅在中原，而且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国家都产生很大影响。

宋词最初承袭晚唐五代遗风，以描写艳情为主，侧重于描写儿女风情，思想内容不免狭窄，但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谐和，语言清新绮丽，具有婉约之柔的艺术特征。自北宋中期，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词人，拓展了表现意境，丰富了艺术手法，其抒情表现力令人一唱三叹。至南宋，仍不断有抒情佳作涌现。

演唱：“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南宋词人陆游的这首《钗头凤》描写了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全词表达了两个人之间的深深眷恋和相思，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而这首范仲淹的《苏幕遮》与一般婉约派的词风有所不同，它是用沉郁雄健的笔力，书写出低回婉转的愁思，“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吟诵之人叫许平，因为工作原因，他对范仲淹的往日岁月产生了浓厚兴趣，也能随口吟诵一些范仲淹的词句。

许平：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被后人称为范文正公，他也是毛泽东极为欣赏的一位词人。

遥远的苏州天平山范仲淹纪念馆内的宋字大旗，以及一排些有范仲淹诗词名句的标牌，传递出当地百姓对范仲淹的缅怀之情。

许平：范仲淹为官清正廉洁，所以呢，曾遭到多次被贬，但他一直以来都很注重这个兴学教育的举措。即使他在陕西抵御西夏入侵的时候呢，他还是不忘，这个兴学育才，注重人才的培养。

公元1040年，52岁的范仲淹，受命组织陕西防务抵御西夏入侵，面对塞外战乱造成的凄凉景色，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词《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首慷慨雄放的词句表现出了当时守边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和艰苦生活。意境沉雄开阔，苍凉悲壮。此后，像范仲淹一样，将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作，通过词作寄托政治见解和理想情怀，成为宋朝词人，越来越常见的表达方式。

文豪苏轼更开辟一代新风，创立了与婉约之柔形成双峰竞秀的豪放之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公元1082年，因写诗讽刺变法新政而谪居黄州的苏轼登临赤壁矶，有感而发写下千古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吴光兴：苏轼，通过他的写作实践，改变了词的创作方式，他把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原来单纯娱乐的词变成了文人士大夫，体现自己关怀和人品的一种文学样式，当然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天地。

苏轼词中所描绘的景色往往清奇阔大，表达的情怀磊落旷达，高远古雅。他把词家的言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词的品味，词至东坡，其体始尊。苏轼对词风的改造，确立了豪放派在宋代词坛的重要地位然而北宋的豪放词更多地体现为封建体制下受到压抑的心灵追求解放。

随着靖康之变，中原沦陷，南宋偏安，动荡的社会现实，失去家园的痛苦，收复失地的渴盼，开始越来越多的反映在南渡词人的词作当中。“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曾多次参加抗金军队，他的词更是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辛弃疾擅长以文为词，以古写今，题材广阔，词风多变，既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沉雄豪迈，又有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生动细腻，被称为词中之龙。

公元1205年，宋宁宗开禧元年，辛弃疾以垂暮之年出任镇江知府，登北固亭，凭高望远，抚今追昔，写下《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借凭吊三国英雄孙权之名，慨叹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扭转乾坤，年少万兜鍪，做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三问三答前后呼应，苍凉雄壮，意境高远，跟他同时所做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一首风格明快，一首沉郁顿挫，同时怀古伤今，千古绝唱，写法却迥然不同。

和辛弃疾并称济南二安的李清照是宋代女词人的杰出代表，人称婉约词宗。李清照，早年生活优裕，词风清理明快，后期遭逢家国之变，词作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郑永晓：这首词有一个副标题寄梦，也就是它写的是梦中景象，那么我看这个场景的是非常的阔大阔远，气势磅礴，那么他的风格呢，也不像这个李清照原来的词，而是比较豪放这个前人评价绝似苏辛派，比较豪放，跟她原来婉约的词风非常不同。

易安词在群峰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李清照认为，词应该强调协律崇尚典雅，作词应该有别于作诗，文之法，别是一家。事实上宋代的许多词人风格多变，并不专首义派，秾丽纤巧与豪迈慷慨并行不悖，这也成就了宋词的丰富多彩、气象万千。宋词集中体现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汉语言文学的一朵奇葩，与此同时，宋词创作也进入了高产时期，《全宋诗》收录近万人的诗作，录诗20余万首，诗人的数量和篇幅超过了《全唐诗》的五倍，宋代诗人重视思想内容，擅长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和宋朝的一次诗文革新运动有关。

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主要反对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公元1044年，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北宋诗人苏舜卿遭受弹劾，被削职为民离开东京来到了苏州，他买下以前吴越国节度使的孙氏废园，傍水造亭，题名沧浪亭，他的好友欧阳修应邀为《沧浪亭》作长诗，写下：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的名句。沧浪亭因此名声大振。

吴光兴：苏舜卿和欧阳修应该是20来岁，年轻时代就相识，两个人呢都对诗文革新抱有使命，充满激情，当然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一对年轻人，当时有一群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互相欣赏互相激励，当然了，也结下了友谊。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他们都是诗文革新的特别强有力的推动者的一个群体。

苏舜钦，致力于古文和诗歌的写作，主张写诗作文须以道义为旨归，不能雕琢以害正，他的这一主张对同时的许多作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如果说苏舜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鼓吹者，欧阳修，则是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欧阳修把文学的艺术形式和水平看的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一位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宋代文学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了表达对欧阳修的推崇，苏轼手书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全文，现在位于安徽滁州醉翁亭西侧的宝素斋，就是明朝人为保护《醉翁亭记》书法而特意建立的。

而在苏轼的书法作品中《黄州寒食诗帖》最为著名，被人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虽然穷困潦倒，但他这一期间的文学和书法创作都进入了新的高峰。书法苍劲沉郁，神完气足，将诗情画意书境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而这样的艺术高度，不仅代表了苏轼本人的艺术修养，更是宋朝士大夫精英群体精神境界的充分写照。

何寅杰：宋代士大夫阶级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阶级，他们总是能把公事和私事分的非常清楚，公事上的斗争，不会牵扯到他们私事上的交情，而私事上的交情，也不会影响他们在公事上争论，这一点在许多人身上都有特殊的代表，比如像苏轼，苏轼早年间曾经因为反对新法，被归为旧党，但是当旧党上台，一次性推翻所有新法时，苏轼再次站出来秉公直言，他说新法中有许多好的方面，因此他被旧党所排斥。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司马光逝世的时候，苏轼却依然毕恭毕敬地来到了司马光的宅第，以及他的葬礼前进行了哀悼。同时在这件事情上，他也出力甚多，而他与王安石在历史上，也都政见不同，但是王安石却从来没有阻止过自己的子侄辈，去阅读苏轼的诗词。

宋代士大夫精英群体的精神气度和人格魅力也昭示一个文化艺术辉煌时代的到来，体现在书法方面，就是人们常说的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所谓意，指的是意境意趣，崇尚意境和意趣是宋代书法乃至绘画的主要特征。而这样的特点，和宋代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

很多宋代文人倾心禅宗，强调思辨和清虚感，力求将禅机化入诗词书画的意境之中，他们悠游山林，与禅僧交游唱和，其诗文，书论和传世书迹中往往浸润着佛教的思辨和禅宗的机锋，宋代兴起的文人画也是士大夫精神追求的一个侧面，宋代文人擅长用绘画表达情感，寄兴抒怀，他们注重突出自然景物中蕴藏的优美意境。从题材到笔意，都讲求文人的情趣与神韵，重视个人心情与文化修养，在绘画意境中的体现，力求做到诗中有画。

宋朝又是宫廷绘画的鼎盛时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翰林图画院，集中了当时一大批优秀的画家从事创作，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都是在画院创作的。绘画分科细致，绘画风格设色精密，笔法细腻，带有贵族化的审美情趣，中国传统绘画的所有门类几乎都在宋朝得到完善，人物山水花鸟等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佳作。宋徽宗赵佶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书画天才之一，他所创立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在绘画方面擅画花鸟和山水，也有着极高的造诣。

余辉：宋徽宗时期呢，宋徽宗在人才培养方面呢，他开办了画学，学生进了画学之后，除了学习绘画之外还要学习文化，他的要求呢，都是要求什么呢,他们要能够非常工致的写实状物，但他还要求你另外一个方面，你还要画得要很含蓄，不要让观者就是一览无余，他有时候出些考题，考题就考这些学生，比如有一次出的一个题目叫竹所桥边卖酒家，多所考生的都画的是这个竹林旁边有一个酒馆，只有一个人画的最好，叫李唐，他没把酒馆画出来，他画出一面酒旗在迎风飘扬，让人感觉这个竹丛后面有一个酒馆，这样的画呀是受宋徽宗欢迎的，这样一来，那么很多的画家呢都在追求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的手段，要含蓄，要有内容，而且手法呢，要工致精到。

宋朝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全盛时期，宋代绘画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但存世稀少，流传分散，一直以来都未能得到系统的汇集整理和研究。2008年在北京首发的《宋画全集》全书共8卷32册，收录了海内外宋画精品1500多件，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宋朝时期，在上层文武士大夫中，对绘画的收藏品评和延大画家作画蔚然成风，与此同时，私人和民间藏书之风也极为盛行，宋代雕版印刷术的高度发达，使官方和民间的出版事业迅猛发展，逐步形成了东京、杭州、成都福、建四个刻书中心，书籍的流布日益广泛，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宋朝的许多藏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和著名的学者，他们的藏书中心也成为宋代教育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宋朝政府也通过大量刊印和颁行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各类书籍，来满足各级学校的教育需要。除了朝廷赐书，不少地方官也都热衷于兴办文教，大量购求图书，已备学校教习之用。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十一世纪中叶，北宋的发明家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这项发明，比德国人的铅活字印刷早约400年，毕昇和他的活字印刷术最早见于《梦溪笔谈》一书，《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古代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科学成就，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宋朝的通才型科学家，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他通过精确测量子午圈，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这一发现比欧洲早了400年，沈括还根据当时日食和月食的观测情况，分析出太阳和月亮是球状，而不是平面的。他还去确定出北极星几个世纪运转的位置，使海员在使用指南针航行时能够更准确地确定方向。沈括还是出色的水利专家，他在任沭阳县主簿时曾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不仅解除了水灾的威胁，还开垦出七千顷良田，改变了沭阳的面貌。公元1072年，沈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他采用分层筑堰法，将开封和泗州之间的地势高差精确到了寸分，仅用四五年的时间，就引水淤田17000多倾。

这是宋朝的另一位通才型科学家苏颂，他天文、地理、历算、音乐、医药无所不通，宋仁宗嘉佑年间，苏颂主持了《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这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解的，药物学著作，涵盖了药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学科的许多知识，不仅为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错误技术进行了修正，使不少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得以确认无误。

而矗立在厦门苏颂公园内的水运仪象台，则是苏颂对人类社会的另一项贡献，他发明的这架水运仪象台是集观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自动报时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整座仪器高约十二米，宽约七米，全木结构，全台共分三格，上格放浑仪，顶板可以自由开启，已具有现代天文观测室的雏形中格置浑象，下格包括报时装置和全台的动力机构，其中的擒纵器则是报时的关键部件，水运仪象台是11世纪末我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它的发明反映出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力学知识及应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与水运仪象台，在金兵攻入汴京之际被掠走，最后毁于蒙金战争中。

彭一万：这个水运仪象台在当时首都开封，可是到北宋南宋到了南宋末，元兵攻进了开封，他看到水运仪象台就搬走了，但他们不懂得科学技术，一拆两拆就把它拆乱了，拆乱了也不懂得七仍八仍，把原件全部给丢失了。

像水运仪象台的命运一样，由于连年的战争，很多宋代文化珍品，在战争中遭遇损毁甚至失传，今天人们只能从史料中零星的记载来揣摩他们当时的模样。这些精美的瓷器来自一艘800多年前的宋代海上沉船，在被称为南海一号的沉船上，这样的瓷器共有六万多件，经过考古识别，这些瓷器分别出自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五大名窑，品种超过30个，这些南宋瓷器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宋朝是中国瓷器的第一个鼎盛时代。宋朝的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出产优雅的单色釉瓷器，是世所公认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童芳：南宋官窑的瓷器一般要上三到四次釉，只有经过多次上釉之后才送入龙窑1200度一次烧成，这个时候出来的，才是轻盈如玉的瓷器。

在宋代的文化交流中，陶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精美的中国瓷器宛如一张张名片，通过海上的陶瓷之路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而宋瓷的远销海外却是与宋朝造船技术的高度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远古时期中国已经懂得造船航海技术，进入隋唐以后，中国的造船航海技术突飞猛进，到宋元时期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密隔舱、舵和龙骨装置就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三大发明，这三项技术在宋代已经相当成熟。舵是用来操纵船舶航行方向，古人称之为凌波至宝，宋代船舶大多使用长方形门洞，为了转舵省力，宋人发明了开孔舵，以减少水的阻力。而在《清明上河图》里出现的平衡舵是将一小部分舵面移到了舵杆前面以这样来缩小舵面的摆动力矩，使操纵更加灵活轻便，此外，南宋海船上还出现了可以随水的深浅而升降的升降舵。

讲师：大家看一下，现在我手上拿着这个船模，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有三个隔层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个叫隔舱板，在今天看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技术。但是放到我们国家的宋代，或者放大到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这项发明非常的重要。

在福建晋江职业中专学校的课堂上老师正在进行水密隔舱等教学课程。

讲师：整个舱和舱之间全部是透气的，你做的曲线没有到位，它钉都钉不起来，起不到水密隔舱的作用了，是这个道理吧。我们看一下现在我手上拿的是一条小船，这只有三个隔舱，如果放大的话会不会一定是三个隔舱呢，不会，是对的，随着你船大小不一样，隔舱是可以灵活的去改变的，船越大，隔舱数越多，船小当然隔舱数也就小，也就少。

宋代的水密隔舱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用隔舱板将船舱分成几个独立的仓区，不但改进了船舶结构，还提高了船舶的安全和性能。

陈芳财：因为有了水密隔舱，那船的牢固性、强度性多了很多，第二，就是这个水密隔舱，它把每条船分成好几个舱区，假如碰到什么特殊情况，把那某一个仓搞了一个洞水进来，它没办法流进其他的舱，保证您的安全，还可以争取这个维修的时间，第三个作用呢，有了水密隔舱，你假如说一边要装这个干燥的这个东西，一边要装液体的东西，它不会相通，第四个作用，因为我们这个船一般都要靠码头，假如没有水密隔舱，你靠码头碰起来你里面空的，它容易动也容易坏啊，有了水密隔舱用那个跟这个麻绳连紧了，就没有空间了，所以碰到码头他就不会动，这样就牢固得多。

直到今天，无论是载重数十万吨的油轮还是潜入深海的核潜艇，虽然材料日新月异，但船体内部仍然采用水密隔舱结构。这种尖底龙骨船，因诞生于福建，故称为福船。宋代福船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杰出代表，福船的船型和船壳结构由龙骨决定，龙骨装置在尖顶下端贯通船只首尾，形成尖首尖底利于破浪前行。而且由于船底尖吃水深、稳定性好，容易转舵变向，能在狭窄和多礁的航道上使用，因此福船曾是当时各条海洋航道上最活跃的船型。

宋代航海技术的另一大突破新成就，就是指南针和罗盘的广泛使用，宋人已经能够根据海上的交通航线绘制出精确的海图，这为航海提供了更多技术工具，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向向前迈了一大步。

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众多的科技成果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如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发明、完善和广泛应用的，宋朝文明在技术和生活方式上，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东亚也影响了世界。两宋文化典雅的精神气质，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典雅的一个朝代。这种典雅的文化气质逐渐定格成为代表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文化烙印。直到20世纪初，两宋文化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而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中国人的文化审美和生活方式中感受到来自风雅宋朝的精神气息。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唤起了我们一幕幕新记忆，那些纵马驰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既保持刚健雄武之风，又汲取先进的中原文明，开创出颇具特色的王朝，创造了光辉的成就。他们曾经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过，而如今，当我以全新的角度回顾时，发现，不论他们的族称是否继续存在，其草原文明的基因早已植入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中，其族群也一直繁衍在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里。

公元907年正月，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蕃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联盟部落首领的即为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经过前一年的推选，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他将承担起契丹强大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长期受强邻压迫，他们渴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耶律阿保机雄健勇武，富有谋略，在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屡获胜。几乎所有的契丹人，都对阿保机寄予厚望，尤其是阿保机所在的迭剌部，但谁也不会想到，四年之后，阿保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

关于契丹的起源，《辽史》记载，很久以前，有男子骑白马从土河而东，有女子架青牛自潢河而下，他俩在两河汇合处的西南的木叶山相遇，结为配偶，生了八个儿子，繁衍称契丹的八个部落。契丹人有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他们先后归附隋、唐，也曾长期被突厥、回鹘所统治，但最终他们在内部联合起来，形成契丹部落联盟。他们渴望强大，当回鹘汗国灭亡，唐朝衰落时，契丹终于等到了最好的契机。耶律阿保机即于此时脱颖而出，耶律阿保机所在迭剌部是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一部，阿保机的祖父、叔父都做过军事首领，不久阿保机本人也成为契丹军事首领，并在战争中建立威信，先后蚕食了鞑靼、室韦、女真等部落，成为契丹大规模对外征伐的核心人物，阿保机还试图在中原政权的争夺战中获利，以便为契丹赢得最大的发展空间。公元911年，正当耶律阿宝的雄心勃勃要带领契丹争雄于天下的时候，契丹内部却发生了叛乱。

刘浦江：契丹这个可汗的选举制度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制度，我们传统上称为世选制，世选制就说它即有这个世袭的因素，也有选举的因素，从唐朝以来，这个契丹这个民族上到可汗，下到小吏，都有这个世选的因素，比如说嗯，包括一个看仓库的小官僚、小吏，他可能也是实实在在的都在他这个家族里边传袭，但是他不见得是嫡长子，就是谁合适就传给谁。

早在公元909年，契丹内部就应该重新推举可汗，这样一来，阿保机的弟弟迭剌等人和阿保机一样，有资格通过选举成为新的可汗。但阿保机另有打算，他强烈的意识到契丹长期衰弱的根本原因，正来源于以选汗制为核心的世选制，如果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契丹的所有胜利都将是短暂的。阿保机下决心废除旧制，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袭的君权，以达到最高统治权的集中和长久。

刘浦江：对于这个王朝的稳定性来说的话，嫡长子继承制肯定有利于这个稳定，因为每个皇帝即位之后，他原则上就是嫡长子，是太子，然后就是他才有这个皇位继承权，其他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所有不容易造成这个皇位的纠纷。

阿保机下决心废除选汗制度，然而废除原始的部落选举制，势必引起无数的权力纷争，耶律阿保机必须谨慎处理，从耶律阿保机成为可汗起，他就一步步实施着改革，使此前契丹八部落权力进一步向家族集中。然而，即便如此，耶律阿保机不敢贸然公开世袭君权的举措，909年，是选可汗之年，尽管遭到了很多的质疑，但耶律阿保机仍然有意的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立即实施世袭君权，势必会引发契丹内部巨大的反弹，有着无法预料的政治风险，他该怎样应对这些风险呢。公元911年，耶律阿保机必须直面第一叛乱了，他的弟弟拉格等人密谋背叛，阿保机事先掌握了情报，阴谋胎死腹中，对此，阿保机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他与拉格等人一起登山，发下誓言，赦免了背叛者的罪行，阿保机也借此公开了自己打破旧制的意图。矛盾仍在激化，耶律阿保机试图以拖延的方式，避开选汗制度，但拉格等人并不愿意。公元912年，拉格等人认为，选汗仪式必须在今年完成，并打算在阿保机远征返回途中起兵阻击，阿保机避开风险，抢先回到本部，举行了选汗的蕃柴仪式，造成事实连任，这一次，阿保机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为，他不断采取妥协的方式，就是试图以和平稳定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公元913年，迭剌部发生了最大的叛乱，为获得最高权力，拉格等人不惜武力对抗，要杀掉阿保机，叛军力量强大，拉格打算自立为可汗，双发展开了激烈的战争，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阿保机最终取得胜利，这一次，阿保机体现出政治家刚毅的一面，果断的将参与叛乱的族叔等核心人物处死，对弟弟也做了象征性的处罚。

刘浦江：阿保机做了可汗之后，明显的是想往这个中原王朝的这个帝制王朝，你也朝这个方向走，想建立这个专制皇权，这个和契丹的政治传统是不相符的，所以当时这个几个弟弟先后三次起来叛乱，而且叛乱之后呢，阿保机对他们并没有直接处死，这个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契丹的世选制的那种传统。

公元915年，又是一个选可汗的年头，阿保机已不担心迭剌部内部会出现叛乱了，除迭剌部外，契丹还要七部，当他出征室韦返回途中，七部酋长联合起来，拦住了阿保机，一起谴责、围攻，在强大的压力下，阿保机不得不交出可汗旗鼓，不再担任契丹首领。不过，在交出可汗旗鼓的同时，他提出请求，因所得汉人众多，希望建立一个汉城，自为一部，七部酋长答应了阿保机的请求。他们当然不曾料到，这正是阿保机转败为胜的法宝。阿保机所说的汉人，多来自战争，由于中原王朝已进入割据时代，阿保机多次向南攻掠，俘回大量汉人，也有一个一些汉人不甘忍受中原割据势力的苛政，主动归附契丹。这里是滦河，河水清冽，不知养育了多少中国人，阿保机也是其中之一，在汉人韩延徽的建议下，阿保机在滦河附近仿照幽州建造起了汉城。与汉人的交往中，阿保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建立世袭君权便是在一位汉人的力劝下开始实施的。

康鹏：其实汉城的话，是一种一种定居的农业生活，它与这个草原的游牧生活，实际上是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就是阿保机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开通的一个人，整个契丹贵族，实际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开通的，他具有一个开放性，他并不排外，所以他可以把不同的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在草原地区你可以建立城市，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创举。

这里有盐铁之利，又适合种植五谷，阿保机带领手下的汉人和契丹人迅速地将这里变成一个富饶的地方，汉城的盐铁还被输送到契丹的其他部落，为阿保机赢得了民心，他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契丹各部的经济命脉。建立汉城不到一年，实现雄心的机会便已成熟，阿保机派人遍告契丹诸部大人，我有盐池，诸部同食，只知道食盐之利，却不知答谢主人，这样行吗，你们都应该来犒劳我。于是，契丹诸部大热均来面见阿保机，酒酣耳热之际，阿保机的伏兵突然杀出，将契丹诸部大人全部杀掉。自成为可汗起，阿保机花费了九年时间，最终摆脱契丹旧制的约束。公元916年，阿保机仿照中原王朝体制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建元神册，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一个统一的契丹王朝迅速崛起。

刘浦江：耶律阿保机建立这个契丹帝国，从更多的来说，应该是时势造英雄，但是从那个公元八世纪、九世纪以后，因为突厥、回鹘先后在蒙古高原衰落了之后，蒙古高原这个出现一个政治上的真空状态，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契丹崛起。

称帝建国后，阿保机开始大刀阔斧地着手内部建设，他派汉人在林潢兴建皇都，契丹人叫它西楼，也就是后来的辽上京，这是草原游牧民族空前的创举，表明契丹人在积极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就是契丹大字，公元920年，阿保机的命大臣以汉字、隶书之半，就加增减，创制契丹大字，其后，阿保机的弟弟迭剌又以回鹘文字创制契丹小字。

康鹏：阿保机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他仿照汉字的字形，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文字，这实际上大大地扩大了汉字文化圈的范围，是汉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表现。

阿保机也开始法律建设，他坚持藩汉分治的原则，以国制制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公元921年，成文法《治契丹及诸夷之法》得以制定，这部法律即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的传统，又深受唐朝法律的影响，契丹和其他少数民族犯罪，根据这部法律判定，汉人犯罪则根据唐律处罚。同一年，阿保机做出规定，南府宰相由宗室出任，加上此前已规定北府宰相由后族担任，这样，原契丹八部分别隶属北南二府后，两府的宰相就全部由皇帝直接任命。契丹原有的旧制被清除，家天下的世袭君权彻底巩固。阿保机随即开始扩张，契丹铁骑相继征服了悉族，巫古，黑车子室韦，鞑靼，甘州回鹘，阿保机还试图南下，夺取幽冀以致黄河以北的土地，这是他希望做到的，富庶的中原以及先进的文明，始终强烈的吸引着阿保机。此时中原王朝已经到了五代时期，公元916年，阿保机借晋王李存勖与后梁战争之际，收编了李存勖位于山北的八个军镇，公元922年，阿保机又一次与李存勖展开大战，结果大败，被逐出百余里，经过这次重大的打击，阿保机意识到契丹的力量还不足以与中原抗衡，他需要更加强大的国力才能卷土重来，但事不遂人愿，公元926年，同年夏，耶律阿保机病死，他的愿望只能由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完成。

康鹏：阿保机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草创制度，大力吸收汉族文化，在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还有非常重要的的一点，就是在草原地区建立了城郭。

公元928年，契丹数万骑兵与中原的后唐军队展开激战，经过反复较量，契丹大败，生还者寥寥无几。其后多年，契丹不敢轻易南下，新即为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虽然已将战略重心男移，但他必须养精蓄锐，等待机会。不久，耶律德光的机会终于到来，后唐发生内乱，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抵御新皇帝李从珂，派使者主动向契丹求援。为获取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许诺，一旦事成，不仅供奉金帛，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作为酬谢。谋求契丹帮助的不仅是石敬瑭，还有拥兵自重的赵德均父子，朝代更迭之际，赵德均也想夺取中原政权，希望耶律德光帮他成为中原皇帝。耶律德光本已答应石敬瑭，但他见赵德均父子兵力甚强，也拟许诺，石敬瑭听说赵德均之事，十分害怕，赶紧派重臣桑维翰面见耶律德光，许诺将竭全国财富以奉契丹。耶律德光最终答应舍弃赵德均，全力帮助石敬瑭。

公元936年9月，耶律德光亲率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向南进发，到晋阳后，契丹军首战告捷，大败后唐军队，十一月，在耶律德光的册封下，石敬瑭成为后晋皇帝，即为当日，石敬瑭变允诺，每年供契丹帛三十万匹，并将幽州所辖及新、武、云、应、朔州等地正式割让给契丹，加之此前契丹占有的十一州，中原北部与契丹接壤的幽云十六州全部被契丹占据。幽云十六州，北部为崇山峻岭，军事重地，南部则多适合农耕的平原，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一地区一旦失去，北方将再无险可守。对于契丹来说，获取幽云十六州的意义，则更为重大，不仅是在军事上取得了攻守自如的地位，而且富庶的幽云十六州，以及这里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将使契丹真正强大，并获得长久发展。

关树东：契丹原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啊他的这个生产啊，游牧生产他有不稳定性，他需要农业和手工业的这个配合，那么幽云十六州这广大的汉地，应该说生产力很发达，相对来讲在，在契丹统治区域生产力是最发达的，财富也是应该说是最丰富的，那么契丹统治者他占据了幽云十六州，应该说获得了很大的经济上、财富上的优势。

得到幽云十六州以后，耶律德光将当地汉制政权组织，纳入契丹的地方官系统，耶律阿保机时期已经形成的因俗而治的思想得到强化，全面确立了南北面官制。南北面官的叫法与契丹习俗有关，契丹族崇尚太阳，皇帝的御账朝东，中枢官员分列南北，两面官衙也分别在御账的南北两侧。北面官一契丹制度治理契丹人，南面官用汉制治理汉人，在地方上也是如此。契丹、奚和其他草原游牧民族全部实行部族制，汉人和渤海人居住地根据汉制设置州县。

康鹏：对于辽朝境内的汉人，契丹人他是非常开明的，如果这个汉人他接受契丹文化，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汉人实际上就是契丹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并不以种族与血缘来论你是哪个民族，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以文化来论你是哪个民族。

这里是北京，当时是幽云十六州中的幽州，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经考古调查发现，南京城的东西南北城墙均有部分遗迹存在，这里成为当时契丹王朝最为繁华的都市。这里是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以南的波罗城，历史上，耶律阿保机曾在这里建成皇都，耶律德光将皇都改为上京，设立临潢府，辽宁辽阳市，契丹王朝在这里建立了东京，设立辽阳府，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契丹王朝曾在这里营建中京，设立大定府，山西大同市，昔日的云州，契丹王朝曾在这里建立西京，设立大同府。上京、东京、中京、南京，西京，这些契丹王朝在不同时期根据汉制建立的五座城池，合称五京。

康鹏：辽朝为什么最后要建立五京，除了受到唐以来的多京制的这种传统以外，实际上更主要的是因自己的因俗而致的统治政策，他要统治不同的民族地区，那么他最多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礼仪性的、象征性的都城，辽朝真正的政治中心是在四时捺钵之中，也就是说了辽朝的政治中心是不固定的，是随着皇帝的营帐而迁徙的。

这里是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清澈的湖水中养育了大量的鱼，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每到春季，人们就来到湖边，撒网捞鱼，收获的喜悦在夕阳绿水间扩散，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在古代，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出现在契丹人四季捺钵的地方，契丹君主始终保持着先人的游牧和渔猎传统，四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行宫，称为捺钵，四时捺钵分别有春水，秋山、坐冬、坐夏等名称，主要活动为春捕鹅，捕鱼，夏放鹰，秋射鹿，东猎虎。捺钵是皇帝日常生活的场所，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捺钵之时，大部分宗室贵族和大臣都随从前往，冬夏捺钵，还要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商讨军国大事。

公元942年，又一件重大决议在捺钵中形成，石敬瑭死去，他的继承人石重贵继立，坚持对辽致书而不奉表，称孙而不称臣，这一举动激怒了耶律德光，他决心灭掉后晋，统一7中原。公元944年到947三年多的时间，耶律德光先后三次率军南下。公元947年攻下开封，灭掉后晋，同年二月，耶律德光穿上中原皇帝的通天冠和绛纱袍，在开封登基，下诏将国号改为大辽，改元大同。做了中原的皇帝，耶律德光的事业达到巅峰，这是契丹族先前从未想过的，也是耶律阿保机未敢有过的奢望，从此是起，辽国正式定鼎中原，耶律阿保机被尊为辽太祖，而耶律德光即辽太宗。

然而，这又是一次昙花一现的一线的辉煌，耶律德光很快就尝到了苦果，他虽然打进中原，却没有治理中原的经验，他纵容骑兵与牧马为名，抢掠粮草财物，随意搜刮人民财产，任用契丹部族首领和通事管理汉地，这些措施受到中原民众的强烈抵制，没过多久，耶律德光无法在中原立足，被迫北撤，在北返途中病重身亡。

刘浦江：之所以这样一种结果，我觉得，但是那个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是当时这个契丹人汉化程度不高，他们对这个占领广大的中原地区，农业地区，没有太多的兴趣，他没有那种大一统的观念，所以当时呢对中原没有太多的留恋，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的政策，他占领后晋之后，中原地区，他统治政策有问题，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农业民族，统治农业民族的这种方式，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辽太宗之后，辽世宗当政时，耶律家族矛盾重重，辽世宗始终处于此起彼伏的暗杀风潮中，仅仅五年即被刺杀，辽穆宗不仅不理朝政，而且嗜酒无度，整个辽国进入政昏兵衰的萧条状态。公元969年二月的一天夜里，辽穆宗在打猎时，被六名近恃刺杀，接下来的辽国皇帝是辽景宗，他试图通过政治革新以改变辽国中衰的局面。然而，他首先要面临自己最大的缺陷，常年卧病在床，要想力挽狂澜，辽景宗必须要有一位好帮手。那么，这个人究竟会是谁，这个人就是自己辽景宗的皇后，此时被称为萧皇后，她小字燕燕，所以也称萧燕燕，正是她成为辽景宗最可信赖的帮手。萧皇后是一位深悉治国大义的政治家，由于她的杰出表现，公元976年，辽景宗吩咐史馆学士，也有城镇的与，今后书写皇后时，也要称朕暨予，并作为定式，辽人把皇后与皇帝一样看待，合称宫中二圣，据《契丹国志》记载，燕燕皇后以女主临朝，国事一决于其手，萧皇后成为辽朝最重要的掌权者，她与辽景宗共同努力，使辽国境内气象一新。然而，内部的局势刚刚稳定，外部的危机又重新降临。此时，一个崭新而强大的宋朝跃然而起，宋朝大军一完全平定了南方，直指北方。

公元979年，在宋太宗亲率大军攻打辽国的附属国北汉时，辽朝派兵援助北汉，经过惨败，宋太宗胜利之余，决定一举夺回被辽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宋、辽的大战在所难免，萧皇后以辽景宗和自己的名义，调兵遣将，与宋军在幽州展开激战，并取得了高粱和大捷，大挫宋军元气，此后，辽、宋两国互相征战，各有胜败，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辽国加紧了内部建设，在萧皇后的支持下，辽景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重用了大量的汉人官员，这样使辽朝内部政治更加稳定。然而，没过几年，辽景宗病逝，辽国重新面临危机。

公元982年，辽景宗长子耶律隆绪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辽圣宗，当时辽圣宗年仅12岁，他的母亲萧燕燕奉遗诏辅助幼主，被称为萧太后，摄政之初，萧太后非常担忧宗室诸王拥兵权重者比比皆是，对辽圣宗的皇位产生巨大威胁，而宋太宗得到辽景宗去世的消息，再次做大战的准备，萧太后于是令耶律斜轸和韩德让参决大政，并让韩德让执掌宫卫禁军，从而基本上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公元986年，辽军击败了北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彻底摆脱了宋朝的威胁，萧太后和辽圣宗的统治已稳如磐石。

在契丹王朝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汉人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人蓟州玉田韩氏，是最具代表性的家族，韩知古最初只是阿保机皇后的陪嫁私奴，由于深得阿保机赏识，成为管理契丹境内汉人事务的最高官员，韩知古的儿子韩匡嗣得到景宗重用，有了自己的领地，韩匡嗣的儿子韩德让更是深得景宗信任，韩德让身为汉人，深悉中原的治国方法，用先进的管理方法治理辽国，屡建功勋，萧太后不仅重用、信任韩德让，而且还被韩德让所特有的魅力所吸引，《辽史》中称，韩德让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这些都是萧太后所欣赏的。作为汉人，韩德让身上所具备的汉民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对萧太后乃至整个契丹民族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

关树东：辽朝中后期以后啊，很多这个契丹人啊，也都信奉这个儒家的文化，从他们的这个起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很多这个契丹人的这个汉名了，就是用一些儒家经典的一些这个字来取的，辽朝禁止契丹人从事这个，就是科举，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其他很多契丹贵族啊，也是积极学习汉文化，甚至冒着这个违法的这个危险来参加科举考试。

韩德让可以毫无顾忌的出入萧太后的幕账，与萧太后共同处理政务，在韩德让的建议和主持下，萧太后进一步实施开明政策，实行不分番汉的选现任官的标准，团结契丹贵族和汉人官员，确立科举取士制度，劝农植桑，促进经济商贸，辽国从此更加强盛，而韩德让则贡献了自己全部才智。公元1004年，萧太后赐韩德让姓耶律，并肯定其为皇族，从此韩氏家奴的身份得以改变，成为契丹贵族中的一员。

康鹏：虽然从血缘上，玉田韩氏是汉人，但是在文化生活习惯上已经契丹化了，这样就为玉田韩氏家族很好的融入契丹民族，或者是将汉族文化带入契丹族文化之中，建立了很好的联系。玉田韩氏家族实际上是汉族文化与契丹族文化，或者是草原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缩影。

公元1004年，在国力强大之后，萧太后试图向南发展，她与辽圣宗亲率水大军南下犯宋，韩德让随行，辽军相继攻占了遂城，定州等地，兵临澶州城下，不过，由于有耶律德光的前车之鉴，无论是萧太后、辽圣宗还是韩德让，他们都没有打算灭掉宋朝，只是想在有利的情况下，实现与宋朝和解，最终萧太后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大战之后，辽宋两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双方约定，宋每年送给辽朝白银十万两，绢20万匹双方互守疆界，互不干扰。澶渊之盟，结束了双方无休止的战争，双方正式互称南朝、北朝，成为兄弟之邦，从而使辽朝进入鼎盛时期。

康鹏：承天太后对宋和战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她的军事才能，她在辽圣宗初期，抵御住了宋太宗的雍熙北伐，同时在统和中，她又率军南下，逼迫宋真宗达成了澶渊之盟，造成了宋辽两国长久的和平局面，实际上就是以战求和。

公元1009年，萧太后病逝，葬在了医巫闾山，萧太后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即统领着走向鼎盛，造福了一方百姓，也为中华民族的融合作出了积极贡献。萧太后死后，辽圣宗继续厚待韩德让，赐得让名隆运，韩德让从辽圣宗东伐高丽回师时重病，圣宗和皇后甚至亲自奉汤药。他死后，圣宗和皇后、诸王、公主以下大臣都制服行丧，他的葬礼遵照承天太后的规格，灵车启动时，圣宗亲自挽拉灵车哭送，最终葬在萧太后墓旁。此时，汉人历来所尊崇的忠孝礼仪已完全融入了辽圣宗的思想。经过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萧太后几代人的努力，先进的中原文化，最终在契丹生根发芽，持续不断的经济联系，政治影响与文化认同，促使各民族间真正融合，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大辽，赫然凸显于中国历史上。

在世界的版图上,究竟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迹曾经发生，我们永远无法全部知晓，然而今天我们所讲述的绝对是其中之一，旧的辽朝在内讧中走向灭亡，新的复兴需要历尽千辛万苦，雪山、戈壁、茫茫沙漠，新的敌人和新的朋友，无法预料的死亡威胁，他们需要不断的奋斗，从而建设新的家园，而更重要的是团结，凝聚自己的力量，团结周围的力量，为了共同的目标，一个接续大辽王朝的西辽王国在西部崛起。

公元1031年，辽圣宗奄奄一息，他继承前人的事业，使辽朝国力达到顶峰，称得上一代圣君，但他临死前始终放不下一件事，所以在他的遗诏中告诫他的继承人耶律宗真，千万不要与生母杀掉齐天皇后，齐天皇后生过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宫女萧褥斤为辽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齐天皇后对耶律宗真视若己出，引起萧褥斤的怨恨，如果萧褥斤得势，以她的性格，很容易报复齐天皇后。如果是这样，不只是宫廷将发生内讧，大辽王朝也将陷入内讧的泥淖，辽圣宗深知内讧与国家衰亡的关系，他想竭力阻止内讧，尤其是宫廷内讧的发生，但是悲剧还是上演了。

齐心：它主要是内部的矛盾太厉害，争权夺势太严重，他们之间互相角逐，互相消蚀自己的力量。

十六岁的耶律宗真，刚刚即位成为辽兴宗，萧褥斤就马上烧毁了辽圣宗的遗诏，临朝摄政，胁迫齐天太后自杀，辽兴宗忍无可忍将彪悍的萧褥斤囚禁起来，为下一轮的皇族内讧埋下了祸根。紧接着萧褥斤的次子耶律宗元及其同党发动叛乱，最终自杀身亡。但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直道辽道宗杀妻弑子，这才有所醒悟，一场皇族内讧才由此结束。

贾从江：为什么讲这个辽朝的这个统治集团的内讧，他有一些制度上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主要是和两项制度有关系，一个就是针对皇帝的这个斡鲁朵制，我们叫宫卫制，每一个皇帝有自己的这个斡鲁朵，我们叫宫卫，他有自己的这个军队。另外一项针对和和这个皇帝制度斡鲁朵制有些像的叫下军州制，这主要是针对王公贵族的，这都是私人的收入，他们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相对比较独立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这也是他导致内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制度原因。

公元1101年辽道宗死，耶律延禧即位，是为天祚帝，在他眼中，清晰耶律乙辛集团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忧患，在这样的心态下，天祚帝只知道享受，沉湎于游猎，根本不理朝政，他还常常征调女真部落的首领、贵族陪自己射猎，像使唤奴隶一样，让他们呼虎、射鹿，他还向女真索要海东青和珍珠，使女真苦不堪言。他们已经意识到辽朝的根基已烂，大厦将倾。贾从江：在这个十一世纪末期的时候呢，实际上当时已经在他的这个西北边上的阻卜部落，就是漠北草原上的这些游牧部落已经发生了这个比较大规模的叛乱，辽朝和他们先后打了九年，其实对这个辽朝的力量损失也是很大的，但是他没意识到这些问题。

叛乱不仅来自于西北部，位于东北部的女真族也同样迫切地想要摆脱辽朝的压迫，他们组成部落联盟，形成较大的合力。当富有胆识的完颜阿骨打担任联盟长时，女真迅速崛起，完颜阿骨打率先违抗天祚帝的命令，成为女真的英雄。在他的带领下，女真内部团结起来，同仇敌忾，要与辽朝一争高低，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女真部队向辽朝发动了战争，辽朝节节失利。

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攻占黄龙府，这是一场决定辽金命运的战争，公元1115年九月，天祚帝率十五万大军，号称70万，发动声势浩大的亲征，金军只有两万，武器装备均远远不及辽军，力量对比悬殊，天祚帝决定一举消灭女真。而金军内部在强大的压力下，产生了畏惧心理，就连首领完颜阿骨打也在悲壮的情绪中事先安排后事。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奇迹发生，，然而奇迹还真实地发生了。谁也不曾想到，拯救金军命运的力量竟来自辽军，在决战即将爆发之时，一支辽军悄悄的离开天祚帝，直奔空虚的上京。这支队伍由辽军都督耶律章奴率领，耶律章奴认为天祚帝昏庸无度，大辽基业迟早要败在天祚帝的手中，所以他临阵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天祚帝的堂叔耶律淳为帝，对于辽朝来说，这次内讧显然不合时宜。

贾从江：因为耶律章奴的叛乱的叛乱是在1115年，这个时候了辽朝已经被女真重创了，如果要是真的有一个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这样的政治家的话，他能称得上是个政治家的话，在这个时候你会提出这样换皇帝吗。

耶律章奴釜底抽薪之举使天祚帝不得不赶紧从前线撤回，平息政变，金军乘着辽军仓促撤退之际，集中兵力追击其中坚，辽军死者绵延百余里，金军步步紧逼，辽军一败再败，上京陷落，天祚帝仓皇逃窜，局面继续恶化。为夺回辽朝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宋朝与金朝订了联合灭辽的海上之盟，如此一来，辽朝将腹背受敌，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危险。金军迅速攻陷了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天祚帝先逃到南京（今北京），接着又逃到鸳鸯泊，西京，继而逃往夹山（今内蒙古武川西南）。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辽朝大臣们都想挽狂澜于既倒，耶律大石就是其中一员。

耶律大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八世孙，不仅身份显赫，而且善于骑射，通晓契丹、汉文字，文武全才。他二十九岁时考中进士，不久升迁为翰林应奉。按照辽朝科举制，只有殿试第一名才授予此职，耶律大石因此闻名遐迩。天祚帝逃往夹山时，耶律大石正担任辽兴军节度使，镇守南京道，称得上辽朝的中流砥柱。耶律大石忠于辽王朝，但天祚帝弃国家而不顾的行为，深深的刺痛了他，此时的他，将另立新君视为挽救辽王朝的重要选择。

贾丛江：他的选择和他的这个政治，和他本身的这个价值观取向，政治报负是完全连着一块儿的，耶律大石他考虑很清楚，这个时候，皇帝这个大旗如果倒了，辽朝如果没皇帝了，那这个时候肯定就完蛋了，他必须有一面旗帜竖起来。

公元1122年，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为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帝为湘阴王，这就是北辽政权，北辽政权得到了许多契丹贵族的拥护，然而由于处于宋和金的强力夹击之下，形势也异常严峻，耶律大石被委任为西南路都统，统领军队，他的的英雄气魄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展示，一度大败宋军，然而怯懦的新皇帝耶律淳不久即在恐慌中死去。北辽虽然击败了宋军的进攻，但抵挡不住女真的锐兵，南京失陷，北辽难以为继，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该何去何从呢。

贾丛江：那么在这个南京这个小朝廷，去投靠哪的时候就出现了争议，一部分主张降宋，一部分像西王萧干，他主张的是直接到他的地盘上，到他的西王府去。另外一支就是耶律大石，耶律大石主张转投天祚帝，他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其实这主要是从辽朝的这个命运上来考虑的，这个时候要保持辽朝的这个正统王朝能够延续下去的话，那么这杆大旗下就剩下了天祚帝。

耶律大石参与了建立北辽的活动，对天祚帝来说无疑是一种背叛，但在北辽瓦解之时，耶律大石意识到，再不和天祚帝合并一处加强力量，辽朝就彻底完了。于是他冒着被杀的危险，向西投奔天祚帝，天祚帝质问耶律大石怎敢另立中央，耶律大石回答，陛下放弃国家而出逃，使黎民涂炭，即便立十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难道不比向他人乞求活命强吗。天祚帝无言以对，赦免了耶律大石，并任命他为都统。两支力量的团结给了辽王朝最后的希望，天祚帝又招揽了一些部落，迫切的想要出兵，马上收复失地，耶律大石保持冷静，认为辽军当前的力量根本不是金军的对手，急于求战绝非上策，而应该积蓄力量，待时而动。然而天祚帝执意出兵，辽朝内部再次出现了无法调解的争执。

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率二百铁骑连夜离开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他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才可能东山再起，挽救辽朝。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之旅，他们要离开自己的故土，向西而行。经过三天的艰难行程，耶律大石翻过了连绵的大青山，渡过奔腾的黑水，到达白达达部落，契丹在这里仍有崇高的声誉，白达达首领床古儿，主动献马400匹，骆驼20头。短暂休整后。耶律大石继续向西北转移，蜿蜒千余里，穿过风沙飞扬，寸早不生的沙漠，奔向下一个目标，辽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可敦城。艰难处境下，死亡随时降临，耶律大石越发思念美丽的故土，他一次又一次总结辽朝失败的根源，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辽朝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弱小的金军打得土崩瓦解，他最终得出结论，辽朝其实不是亡于金军，而是亡于内讧，看到自己的队伍处在生死边缘，他也不得不想，离开天祚帝究竟是对是错。

不听耶律大石劝告的天祚帝很快被金军击溃，于1125年被金军俘虏，最终病死在白山以东的囚所。辽朝灭亡，耶律大石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是历史上的一次罕见的远征，沃野千里的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了一种征服。恢复帝国，这一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成为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

贾丛江：他选择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就是不断地利用自己的这个才华，自己的职位，自己的力量来不断地实现自己的这个为保住辽朝、救亡图存的这种政治使命。

辽朝灭亡时，中国主要有四股力量，最主要的是金朝和宋朝，它们之间在维持短暂的和平后即展开战争，西夏王朝仍然维持着自己的统治，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则在西北，属于辽朝的力量，金军虽然灭了辽朝，但在辽朝在西北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失。这里是镇郑（今蒙古图拉河上游），也就是可敦城，这里有肥壮的牛羊，有广袤的屯田，戍守在这里的辽朝将士听说国家灭亡的消息后，茫然不知去向，闻名遐迩的耶律大石来了，可敦城顿时充满了希望，耶律大石马上召集当地七州十八部的首领，以复国为号召，聚拢人心，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成为复辽的一面旗帜，耶律大石因此得到了七州十八部的有力支持，迅速发展到精兵万人，战马万皮，他自称王，依照辽朝制度，设立了南北面官署，完备军器，积蓄力量。公元1128年，耶律大石已集结到数十万兵马，一个强大的新的国家已现雏形，此时耶律大石又一次面临重大的抉择，向东，还是向西。如果向东，意味着与金作战收复失地，这正是耶律大石梦寐以求的，但金朝处于经济和军事的上升期，耶律大石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抗衡，如果向西，耶律大石则既有机遇又有风险，机遇是曾经非常强大的喀拉汗王朝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力量明显衰退，高昌回鹘王国也进入了衰弱期，风险是那儿的一切都是陌生而且混乱的，除东喀拉汗国、西喀拉汗国、高昌回鹘王国外，还有众多的突厥语系的部族。而这些国家和部族又与更西的花剌子模、塞尔柱王朝、葛逻禄诸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非常复杂，在混乱的局面中。耶律大石能够在那儿立足吗。向西意味着更大的风沙，也意味着更加远离故土，但耶律大石和他的军队别无选择，当他们远行时，风沙中传来悲壮的歌声，现在向西，是为了以后能够向东，恢复故国，竟然如此，还有什么苦难不能承受呢。

钱伯泉：那他还是想恢复辽朝的，所以他是忠心耿耿，为他的祖国，为辽朝奋斗，但事实上金朝太强大了，新兴的国家太强大了，及时他想恢复辽朝也不可能了。

这里是北庭故城，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北20公里处，汉代时称金满城，曾是是西域36国之一，车师后国的王庭所在，后成为汉朝戍己校尉的驻地，并在唐代发展成为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出土的彩绘泥俑见证了那时这一地区的繁华，9世纪中叶以后，漠北草原的回鹘汗国衰落后，西迁的部分余众攻下高昌，在次建立回鹘高昌国，北庭即为夏都。公元1130年，耶律大石率军西进，来到了这里，虽然是开疆拓土，但耶律大石努力传达团结与和平的信号，他借道高昌时。历数两国旧好，一再声称自己只是借道，没有其它意图，耶律大石发出友好信息，赢得了高昌政权的好感，高昌国王毕勒哥盛情款待耶律大石，大宴三日，表示愿意归附耶律大石。

钱伯泉：他带着一万多骑兵，都是精骑兵，从可敦城往西走，那高昌回鹘很小的一个国家，能有多少兵，他很容易把它卷进去，但是，他很明智，我借路，关系不能搞坏。

耶律大石没有食言，继续向西，不久，耶律大石率领的主力成功沿天山北路达到叶密立，并在那里建立起一座城市，这里是新疆自治区额敏县，当时被称为叶密立，耶律大石的军队受到了周围突厥语系各部族的欢迎，经过八年的努力和奋斗，耶律大石行程数万里，开拓了一块巨大的领土。如今的叶密立古城地面上已没什么遗迹可寻，曾经的繁华已被生长的绿草所替代，难道这就是耶律大石建立起来的城市吗，它就像一个谜一样，已消失在历史当中。2014年6月，一项有关叶密立古城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正在进行，西北大学的刘瑞卿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开始探究，这座西辽时期建立起来的古城。

刘瑞卿：整个遗址的范围，东西拆大概有两公里，南北宽度了1.5公里，总面积在300万平米左右，遗址的一个核心功能区的分布，我们目前因为还开展工作不够，但是有个初步推断的地方，这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应该是这个遗址的一个手工作坊区。

经过他多年的探索，这个谜团正在被逐步地揭开，随着挖掘工作的展开，一段距今千年的已逝王朝的历史正在慢慢浮出地面。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正式在叶密立称帝，采用突厥汗号，菊儿汗，意思是汗中之汗，同时采用汉尊号天佑皇帝，建元延庆，西辽政权由此建立，历史上又称其为哈剌契丹，它是辽政权的延续。

贾丛江：西辽王朝它的所有的从皇统，皇统没问题，他是辽朝的，辽朝一脉相承，同时，他的这个典章制度、统治民族，就是皇统统治民族，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完全是辽朝的一种继承，只不过是辽朝在新一块地域的延续。

对于此时的耶律大石而言，战略转移的任务已基本，接下来的任务却更加重要，他需要治理好这片土地，他开始以叶密立为中心，向周边拓展。这里是高昌古城，位于吐鲁番市以东40公里，是西汉王朝的屯田部队所建，9世纪以后，回鹘人在此建立高昌回鹘国，耶律大石在称帝的同年，率军进入高昌回鹘王国境内，高昌毫无抵抗，归顺了西辽，耶律大石仍让回鹘汗王统治这一地区，并设监国以示监督。他宽容地对待各民族人民，各种信仰都得以自由发展，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团结归顺的人民。

贾丛江：他保持了原来的那些政权的这个那个原有的统治体系，就是光派一个建命官，征一部分，一年要征一小笔税收，他只要当地保持这个政治归属就行了。

在新疆额敏县，每到五六月份，一年当中的游牧生活要开始了，当地的牧民仍然保持着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俗，牧民们要把自己的牲畜从春季牧场转入夏季牧场，这次转场要走上几百公里，赶着上万只牛羊，在天山山脉中迁移。1000多年前，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同样经历着一次巨大而关键性的转场。那是在公元1132年，他们要向西，前往千里之外的地方，与其说是转场，不如说是一次战略的转移。他们要一路向西，这次西行的目的地，是位于中亚的东喀喇汗国首府，巴拉沙滚。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府比什凯克，在古代，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之一，而在远处的雪山脚下，就是古城巴拉沙衮。古城遗址之上，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宣礼塔布拉纳塔，是唯一存在地上的建筑。

公元1134年初，东喀喇汗国的国王易卜拉欣无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遂邀请耶律大石前往巴拉沙衮，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耶律大石决定在巴拉沙衮建都，并将国度名字改为虎思耳朵，耶律大石将东喀拉汗国国王降为土库曼王。不久，原来东喀拉汗国国王无法管理的康里人和葛逻禄人均臣服于耶律大石，西辽的国力成倍地提升，生活在这座浓郁的伊斯兰风格的城市当中，耶律大石内心的思绪却仍在东方。

公元1134年，西辽在虎思斡耳朵建都后不久，耶律大石边派出七万大军开始了他的东征计划，从当年西行的第一天起，他的所有举动，无不以恢复辽朝故国为目的，那里是他魂萦梦绕的故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也是持续给予他力量和信念的土地，他的灵魂早已和那里无法分割，所以无论如何，他希望夺回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土地。此次东征寄托了耶律大石最大的希望，然而，由于西辽和金朝相距遥远，路途之中，自然环境恶劣，大漠阻隔，牛马多死，庞大的军队只能无功而返，耶律大石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不断向西发展，始终是为了恢复东面的国土，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离开故土太远太远，竟然已永远无法返回了，耶律大石仰天长叹，皇天弗顺，数也。现实如此残酷，耶律大石最终放弃了收复辽朝故地的目标，而作为一国之主，耶律大石已再无退路，他和他的将士们必须在西部开拓出自己的强大帝国。

恢复东方故土的努力完全失败后，耶律大石只能在西部发展，这一次他选择了主动出击，进攻西喀喇汗国，击败了马合木汗的抵抗，紧接着是西部强大的塞尔柱王朝。西部的形势对于耶律大石来说是异常的严峻，但他别无选择，只能放眼向西。

贾丛江：七万的兵力这不是个小数字，对于游牧民来讲，等于是对他自己的一个主张的一个交代，同时对当时随他而来的这些契丹西迁来的这些将士也是一个政治交代，这确确实实也给他应该讲打击很大的，东征失败实际上就阻断了这个耶律大石，或者是以耶律大石为首的这个西辽的统治集团，在光复故土的这么一种政治考量。

不久，塞尔柱王朝的君主桑加尔而发动了对葛逻禄人的攻击，葛逻禄人向耶律大石求援，

机会终于到来，耶律大石写信要桑加尔放弃进攻，桑贾尔反而来信吹嘘自己的军队无所不能，耶律大石随后准备发动进攻，这是耶律大石西进中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震惊世界的一场战役，在西进的路途中，耶律大石从不轻易开启大的战役。但这一次，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屹立在西部，他要集结所有所有力量打一个硬仗。公元1141年，激战在萨摩建以北的卡特万展开，桑贾尔有十万多骑兵，兵力远超西辽，但耶律大石毫不畏惧，面对敌方骑兵，耶律大石指挥若定，分左中右三路军马强攻敌军，迫使桑贾尔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全军溃败，塞尔柱王朝的势力从此退出河中地区，这就是中亚史上著名的卡特万之战。

贾丛江：卡特万会战呢是当时决定中亚整个政治格局的一个决定性的战役，这在这场战役打完了以后，中亚就是另外一种政治格局，当然这种格局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就是西辽确立了在这个新疆中亚地区，就是葱岭东西地区的这个统治地位。

卡特万会战后，耶律大石的军事力量以空前强大，开始进攻位于阿姆河下游和咸海东南的花刺子模，花刺子模阿里耶愿意效忠耶律大石，每年进贡牲畜和物品，在失去东部疆土以后，耶律大石奇迹般的又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新王朝。其疆域之大，东起土拉河，西至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南尽阿姆河，兴都库什山，昆仑山，领土面积远超南宋、西夏。耶律大石结束了中亚地区长期的战乱，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稳定、团结与和平，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久违的发展契机。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上，耶律大石继续采取团结、务实和宽容的政策，促进和平局面。契丹人是信仰萨满教的，但耶律大石允许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佛教、景教、犹太教等宗教，他也允许当地居民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巴拉沙衮古城以北十公里处，天山脚下的旷野之中，就是碎叶城，经过千年的风吹，已化作一座巨大的土城遗址，在12世纪，碎叶城由西辽所统治，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当时西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耶律大石将中国的户口税赋制度带到了中亚，起初中亚地区多施行土地税，一般是收获量的三分之一，耶律大石施行户口税赋制度，不仅是城市居民还是农牧民，每年仅仅收取一个狄纳尔，显然比以前轻得多，他也因此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耶律大石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他的一些文诰是用汉文来颁布的，所铸钱币用汉文年号和汉族对钱币的称呼。

贾丛江：西辽是唐朝之后，汉文化又一次西渐，这个地方带来了这个，我们讲了他的制度，他的这个语言啊，他的官方的语言，语言和文字都是汉语文，它大量的生产技术都带过来，概括起来就叫做兼容并蓄的一种文化包容政策。

如今在西辽故地，吉尔吉斯斯坦地区，能够找到的与西辽相关的文物和遗迹屈指可数，经过千年的磨砺，这个昔日繁华的城市已经荡然无存，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慢慢消失。关于耶律大石、西辽、乃至于契丹的历史，似乎也都被这里的人们所遗忘，然而有些事始终无法改变，那就是血脉。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的山谷草原之中，依然生活崇尚自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契丹人，他们大多数认为自己的身体里仍然流淌着西辽人的血液，他们不仅没有忘记，而且努力寻找更多的关于契丹人的根脉，乔罗波库洛夫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契丹部落协会主席，乔罗波库洛夫写过许多关于契丹人的书籍，并多次来到中国进行自己的寻根之旅，他在中国探究祖辈过去的历史，并寻找着和契丹有关的古代遗迹，当然他也忘不了西辽和耶律大石，他把自己走过的路线制成展板，向人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以自己身为契丹人而自豪。

契丹一词的含义，有专家说是东方太阳神之意，契丹人尊重太阳的力量，以期望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也有人称他们为太阳契丹，他们似乎拥有超越时空的坚韧与力量，乔罗波库洛夫至今依然保留着崇东拜日的习俗，他用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寻根溯源的愿望和对自己契丹人身份的认同。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有近百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公元1218年，被随后崛起的蒙古灭亡，这些契丹人的后裔，始终没有回到东方，在这片土地上，希望与苦难像两块砾石磨砺了他们的意志，他们靠着辛勤的劳作终于把异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40多个大的部落中，契丹部落是最大的部落之一，人口达到50多万，将近占吉尔吉斯斯坦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采访：好像是小学、中学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过，我们是契丹部落的后代，然后长大以后才知道，这个每个吉尔吉斯斯坦人必须得给这个给自己的后代和自己的儿子，讲明白你是什么部落的。

上千年来，这些契丹人的后裔保留这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活习惯，并以自己方式传承，追忆着那段已经消失千年的历史，他们遥望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会不约而同的走入那个充满悲愤而又生机勃勃的年代，他们会随同耶律大石一起感受背井离乡的痛苦，跋山涉水的艰难，感受在苦难与坎坷中，契丹人建立起来的顽强信念和不屈精神，这是耶律大石留下的最大财富。

公元1143年，耶律大石逝世，在位近20年，享年57岁，庙号德宗，他的一生是如此矛盾、坎坷、并富有传奇色彩，他是远离内讧的阴影之下，始终不忘复国，历尽艰辛，以团结的力量缔造了一个新的辽王朝，他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竟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拓出一个强大的帝国，并赢得了人心，成为了世界历史中的伟人、然而，他最想要做的就是恢复故国，但他始终无法实现夙愿，直到临终，他依然只能带着浓浓的乡愁，遥望东方，那儿有养他，令他后半生一直魂牵梦绕的故土家园。

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朝的天祚帝在混同江（黑龙江）凿冰钓鱼，辽主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头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在这场宴会上，各部首领不仅要向天祚帝呈现土产，还要像舞女一样为其献上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准备歌舞，如果他当面拒绝辽主的要求，这将意味着他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就是被誉为东北第一高山的长白山，女真人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发祥地，早期的女真人世代生活在中国的东北，古老的肃慎人是他们的祖先，肃慎人很早就与中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周朝认为肃慎是他们的北部疆土，后汉时肃慎称为挹娄，南北朝时称作勿吉，隋唐时称靺鞨，辽人和宋人称他们女直或女真，辽圣宗时一部分内附的女真人被迁往东京辽阳以东，编入辽籍，称为熟女真，生活在黑龙江和长白山一带的女真部落，被称作生女真。但生女真并没有编入辽籍，生女真约有十万余人，散居按出虎河畔的山谷之中，小的部族有千户，大的部族有几千户，他们彼此独立，以好斗著称，但分散的力量制约着他们的发展。辽朝中期，生女真人逐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几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完颜部最为强大，完颜阿骨打就是生女真完颜部的一员，他的父亲劾里鉢曾是当年的完颜部。当年的完颜部聚集黑龙江省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劾里鉢的父亲乌古乃担任酋长时，完颜部已经征服了白山、统门、耶悔、耶懒、土骨论和五国部等生女真，辽朝仁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此后，劾里鉢又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呼兰河和牡丹江上游等地，生女真虽然没有被纳入辽籍，保持着本族的习俗制度，但臣服于契丹、定期向辽朝纳贡，这时虽然完颜部的力量已逐渐强大，但是还远远不能与辽朝抗衡，常常遭受辽朝的欺辱。

李桂芝：这就跟他地位有关系了，因为他是属国属部嘛，既然是属国属部，当然它就得对它的宗主国要承担相应的义务，那么你这个地方有什么他喜欢的东西，那他当然就要哦，早期那是从进贡的角度贡献来的，那么后期需求多了以后，就要索取，索取不行的时候就要抢夺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他就会受到辽朝的一些勒索，那么甚至是欺压。

这是一种猛禽，主要产于生女真部族地区，迅猛快捷，好斗的生女真将其视为自己族类的象征，他就是海东青。海东青给生女真带来荣耀的同时，也招来了无尽的灾难和耻辱。

李忠文：海东青是鹰中的极品，鹰中极品海东青，还能去追那个，海东青主要抓的东西就是天鹅，它抓天鹅非常凶猛，别的东西抓不了，只有海东青可以，他就在空中打，把天鹅撵下来之后，就是鹰只能在后面追，天鹅飞去之前海东青不用追，海东青就是一个俯冲下去，就把天鹅就能打下来。

李忠文是吉林市鹰猎文化传承协会的会长，他家世代都是驯鹰好手，作为驯鹰人都已拥有一只海东青为荣，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抓到过海东青了，但他从没有放弃，今天打算继续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去捕获海东青。而在1000年前，辽朝的权贵们要想拥有一只海东青，也不是件易事，据说海东青能够猎捕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天鹅，辽朝皇帝会在春捺钵的时候，亲自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辽朝皇帝对海东青甚是喜爱，海东青的名气就越来越大，成为众多辽朝大臣争相索取的对象。

李桂芝：然后呢很多人只要有条件，他都想自己有一只海东青，这个时候海东青不仅仅是作为捕猎的助手，是一种猎鹰的这个身份存在了，它甚至是主人身份的一种象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辽朝的需求不断地索取，那么对女真人来讲，那就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此时的生女真处于半农半猎的阶段，呼鹿、射虎、搏熊都是他们的拿手本领，海东青则是他们的至宝，倨傲的辽朝却熟视无睹，不断向生女真索取海东青，一次契丹沿边将帅，每次率兵征收海东青时，还会强迫圣女真人进献各种方物，最为恶劣的是辽朝中央派来的使者，他们被称为银牌天使，每一次到来，银牌天使都要求生女真人的年轻女子陪睡，起初他们在中下户人家留宿，寻找未嫁女子侍寝，后来使者频繁往来，已婚女子也得应召侍寝。

后金的这些民族来讲，就是婚前的那个性行为不大受谴责的，但是婚后不行，那么辽朝估计原来的早期，可能人家贡献的一些，给他送来的一些女子，那可能都是一些未婚的女子，年轻姑娘，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是说他看上谁了，他可以点名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管你结没结婚，那么他要的话你都给送过去，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激起了女真上下民众的普遍不满。

辽朝的欺辱使完颜部深感耻辱，他们更想奋力反抗，但在强大的辽朝面前，他们的反抗往往带来更大的灾难，他们期待一位盖世英雄的降临，能带他们脱离苦海。这样的期待如此急切，可又如此漫长，现在智勇双全的完颜阿骨打终于出现了，但是，以他一人之力扭转乾坤吗。完颜阿骨打，出生于公元1068年7月1日，从小举止庄重，臂力过人，后来他跟着父亲劾里鉢和叔叔盈歌外出征讨，平定乌春，窝谋罕之乱，征伐萧海里，屡建战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劾里鉢临终预言，只有这个孩子能解决辽朝的难题。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完颜部在逐步强大，但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劾里鉢之后，他的弟弟泼辣哥、盈歌先后成为完颜部的新首领，阿骨打则成为得力助手，他们东征西讨，试图统一生女真，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应对辽朝。但生女真内部仍然分裂，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统一。

盈歌成为联盟长时，统帅的是十二个部落，力量更加强大。然而，女真族的徒单部却组成了十四部的联盟，乌古论部也组成而来十四部的联盟，再加上蒲察部组成七部联盟，三个联盟联合起来攻打完颜部联盟。在这种情况下，盈歌和阿骨打不能不采取灵活的措施，而此时因海东青引起的矛盾愈演愈劣，运输海东青的鹰路经常受到沿边部族的侵扰，辽朝试图借助完颜部讨伐叛逆，以保证鹰路的畅通。盈歌审时度势，认为正好借助辽的力量，平定鹰路上的各部，发展自己的实力。二者一拍即合，辽道宗寿昌二年，受命担任生女真节度使的盈歌率兵疏通了鹰路，救出了辽使。

李桂芝：这个应路之战实际上是一种，是女真人做的一个局，这个借助于辽朝对那个海东青的需求，然后呢他就去告诉那鹰路上的这些部落，说那个你们呢，说你们就把鹰路给堵了，出发了救救那个吧1路被堵了，我就跟梁朝汇报，就是说，那英，不同，海东青来不了，我就去跟辽朝汇报，就是说鹰路不通，海东青来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得去打，那么他又放出话来说呢，这个就是鹰路上的这些部落又放出话来说呢，说要平鹰路，非得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来不可，那么这种情况，辽朝当然你是我的属部，那我巴不得你去给我征伐去就完了，他去出面一说那鹰路就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辽朝不但不能责怪他，还得给他庆功，还得给他奖赏，那么这样一来呢，他既从辽朝那得了奖赏，增强了自己的这个威望，又把他的势力扩大到鹰路，这他何乐而不为呢。

随着女真部不断的强大，阿骨打的能力也逐渐显现出来，公元1096年，在击败其他部落后，阿骨打建议盈歌其它的部落首领再称都部长，使这些部落承认了完颜部的领导地位。原来生女真各部都有自己的信牌，阿骨打建议盈歌对擅自置信牌的部落进行处置，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完颜部由此统一了各部的号令，形成了以完颜部为首的生女真部落联盟。完颜部与辽朝的紧密合作没有持续多久，阿疏事件成为完颜部和辽朝关系的转折点，阿疏原是合石烈部的首领，本已归附完颜部，然而，公元1096年，当完颜部进兵讨伐温都部人时，阿疏率兵阻拦，完颜部的军队大举进攻，阿疏向辽求援。辽朝显然不愿意完颜部更加强大，于是派使臣前往，要求完颜部退兵，并归还阿疏的城堡，完颜部首领盈歌被迫退兵，但并不愿意偿还阿疏的损失。于是命人暗中阻断鹰路，同时又让人报告说，若开鹰路，非盈哥不可，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然而，辽朝将阿疏保护起来，这件事引起了生女真的强烈不满。

李桂芝：当时呢，完颜部去征伐这个合石烈部的时候呢，阿疏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他跑了，跑到辽朝去了，那么他跑到了辽朝以后，辽朝就把他留下了吗，而且支持他共同来对付这个完颜部，这种情况的当然也引起了完颜部的不满，那么于是他就跟辽朝讨价还价了，那他就要求辽朝，他说阿疏是生女真部族的叛徒，所以他就管他叫叛人阿疏，那么他就不断派使节去，他得找个借口，得有个由头，于是他就说要求归还叛人阿疏。

公元1103年，盈歌去世，阿骨打的兄长吴雅束成为完颜部联盟酋长，自乌雅束起，生女真便以辽朝接纳叛徒阿疏为由，开始拒绝辽使来往鹰路。然而吗，在强大的辽朝面前，生女真仍然不得不忍受很多的屈辱，怨愤和无奈同时在生女真内部蔓延，完颜阿骨打身处其中，强烈的感受到这些情绪，他要成为真正的英雄，就必须将这些情绪转化成力量，进而对抗辽朝。

这里是位于吉林省西部松花江畔的前郭尔罗斯大草原上的查干湖，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冬捕，这种渔猎文化源于史前，盛于辽金。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天祚帝就在这里举行头鱼宴，完颜阿骨打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次盛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首领要为天祚帝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打定主意，不顾生命的危险，他对天祚帝充满了仇视，要为生女真出口气，当天祚帝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坐正视，当面拒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祚帝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甚至为整个完颜部带来灾难。天祚帝十分不悦，觉得阿骨打心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奉先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祚帝的消息已经迅速传遍女真各部，这是女真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阿骨打由此成为女真人的英雄。不久，当吴雅束病逝后，阿骨打顺理成章继任为生女真联盟首领，都勃极烈。

周峰：都勃极烈呢，实际就是刚才提到的都部长，都部长他就是等于是女真这个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

当时的完颜部还无法与辽抗衡，阿骨打刚刚继任不久，就命令他的部下，在各个战略要地建城堡、修兵器，加紧扩充自己的实力，在阿骨打的率领下，每个女真人心头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还有点儿紧张，又十分疑惑，他们的首领要想干什么呢，同样疑惑的还有辽朝，辽朝统军司察觉到了女真的变化，派专人前来询问，阿骨打以涉险自首予以答复，但辽朝并不放心，又派使者前来诘问，阿骨打转而要求辽朝转而将女真叛徒阿疏交给他们，辽朝因此放了心，在他们眼里，完颜阿骨打还是害怕辽朝用阿疏来制衡他，既然这样，辽朝就更不会将阿疏返还了。

李桂芝：辽朝对他呢，应该来说是什么呢，怎么说呢，就是传统的义务是要求他尽的，对他扩大势力是加以限制的，对那个叛到辽朝的阿疏是比较信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呢，阿疏在辽朝是不断的要求辽朝出兵，去恢复他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权利，所以辽朝呢，还是既没有听阿疏的主动去打这个完颜部，也没有放弃对完颜部的权力和管制，但是这个时候的管制呢，实际上已经是收效甚微了，阿骨打现在是决心要抗辽到底的。

阿骨打继续派人到辽朝索要阿疏，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仅被拒绝，而且遭受到了更多的耻辱，阿骨打的这些举动，连他的部属都看不过去，压抑的怒火在众人的心中蒸腾。女真人当时也信奉萨满教，对神明有着虔诚的信仰，公元1114年9月的一天，阿骨打集结了2500多名壮士，举行了郑重的告天仪式，述说了辽朝历年来的侵辱，大家压抑已久的怒火与斗志同时被激发出来，他们以索还阿疏为借口，进兵辽朝的宁江州。但此时辽朝的十万大军正火速赶往距宁江州不远的出河店，两军的比例是1比27，这对女真军来说，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阿骨打采取突然袭击，为了稳定和鼓舞士气的战场上，阿骨打利用女真人最信任的萨满教梦卜之说。阿骨打在战场上充分借助了萨满教神的力量，他告诉大家，神明暗示他连夜出兵。于是阿骨打决定带领2500名壮士突袭，鼓声震天之后，士兵们听到了阿骨打的话，士气顿时大涨，上千铁骑直扑辽军驻扎地。女真军如狼似虎，打的辽军措手不及，纷纷溃败，此一役，女真军俘获的辽兵以及车马、珍玩不可胜数，阿骨打遍赏官署将士，附近各路军队纷纷来归，阿骨打兵力已经过万。

李桂芝：结果这个宁江州这一战打下来以后，辽朝上下震动了，因为宁江州它是辽朝在东北的军事重镇，而且也是这个辽朝跟女真人这个互市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那么，宁江州一失陷，那他东北的那个防御力量就大大削弱。

公元1116年，阿骨打将东京和南路的熟女镇纳入完颜部贵族统治，最终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不久，阿骨打在会宁府（上京）称帝，建立了女真政权，改元收国，《金史太祖纪》记载，收国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阿骨打显然自己的政权能够长久，所以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为金不变不坏，正是他之所以将国号定位大金的原因，阿骨打建立金朝后，其政治制度仍然维持着女真族的原有特色，在中央主要继续实行勃极烈制度。

李桂芝：勃极烈这个意思呢就是官的意思，在像我们中原地区这个官的名目很多，但是对于后金的这些民族呢，他那个名目就比较少，他就一个，就是大勃极烈、小勃极烈，那么你这个一部的首长，成为勃极烈，也可以叫孛堇，那么数部的首长就称都勃极烈，就是大勃极烈，但是当时称大勃极烈的女真有很多部，那么很多部，每一部他都有一个诸部的首领，都有一个都勃极烈。

吴乞买被任命为谙版勃极烈，也就是大勃极烈，大勃极烈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对外用兵，工程营建，对外交往和天文历算等事，大勃极烈下还有国勃极烈、昊勃极烈等，他们共同辅佐皇帝处理政事。阿骨打在地方上还强化了猛安谋克制度，这是军政合一的制度，猛安谋克是女真原有的社会组织，来源因掳掠和围猎需要而设置的军事单位，也可能来源于早期的农村公社。金朝建立后逐渐制度化，每300户编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猛安，战时统军，平时务农。

李桂芝：那么这个组建呢就进一步把他这个人呢，就是有序的组织起来了，不论是平时从事生产，还是战时领兵打仗，他都有了相应的这个组织和这个相应的首领，那么他指挥起来当然就更方便了，那么就既增强了他的战斗力，也使他的生产，在平时的生产有了更好的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

这里是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在这里珍藏的一件极为珍贵的金朝时期文物，大金得胜陀颂，此碑是金代第五帝世宗完颜雍为追记先祖女真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建国功业而立，正面刻有汉字碑文815字，背面刻有女真碑文1500余字。女真文是在当时阿骨打的命令下，由完颜希尹仿辽、汉文字创制的，公元1119年，女真文在金朝颁布实行。这块碑也记录下阿骨打一生中最为惊险的一场战争，阿骨打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并没有停下脚步，对辽战争仍在继续，公元1115年，在阿骨打的军营中再次跳起了萨满舞，之前阿骨打率军攻陷了辽朝的军事重镇黄龙府。辽天祚帝得到消息，亲率7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赴黄龙府，使阿骨打的将士们再一次感受到强大的压力。

周峰：黄龙府之战虽然这个等于完全完颜部获得了胜利，但是随即辽朝是大兵压境，当时据说了辽朝大军，他自己号称有70万人，与女真的兵力只有两万人，所以是阿骨打面临一个等于生死的考验。

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阿骨打打定了主意，打算与辽军奋力一搏，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还没有打仗，辽军掀起了内讧，辽金的先锋耶律章奴临阵返回辽都，打算另立皇帝，天祚帝被迫撤退。两天后，辽军撤退的消息传到阿骨打的军队，大家振奋万分，据当时的形势，阿骨打迅速作出战略部署的多寡，敌众我寡，兵不可分，对方的中军最强大，辽主必在其中，我们集中兵力打败他们的中军，我们就可以得志。于是，阿骨打和他的将士们又凝聚在一起，像锋利的刀刃一样，刺向辽军的核心，辽军全线溃败。此一役，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以少胜多的典型案例。

李桂芝：黄龙府之战以后，阿骨打的目标是改变了，原来他是建国自立，脱离了辽朝统治，现在他看到他不仅仅可以、已经自立了，而且他可以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于是他就把灭辽作为自己的目标了。

此时完颜阿骨打已占据了优势，但还远远谈不上最后的胜利，辽朝幅员辽阔，如果对方能团结合力，其实力远远超过大金，阿骨打始终没有放松警惕，在论功行赏的同时，他严格军纪，深知人心才是最重要的。他下达诏令，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惹、鉄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乌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在新占据的地方，阿骨打宣布废除辽法，减少赋税，以安民心。军事上的强大，政治控制的加强，和富有远见的策略铸就了一个少数民族伟大人物，使完颜阿骨打统治的女真拥有了空前的力量。

公元1120年5月，阿骨打派兵攻占了辽上京，攻打辽上京之前，正好有北宋使者前来，宋徽宗希望与完颜阿骨打合作，南北夹攻，共同对付辽朝，对于阿骨打和大金政权而言，这件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阿骨打并没有立即答应，相反他带着宋朝的使臣来到了辽上京，让宋军亲眼目睹女真军摧枯拉朽般地攻陷了城池，增加了谈判的分量。七月，大金政权与北宋政权达成海上之盟，双方约定，女真军由平地松林直趋古北口，宋军从雄州直抵白沟，对辽造成夹击之势，以灭亡辽朝，灭辽后，燕京所属六州二十四县归宋，宋将每年给辽的岁币转交给金，全面灭辽的序幕已经拉开。

公元1121年，辽朝都统耶律余睹因家人被天祚帝杀害，转而投靠大金，并将辽朝的内外虚实全部告诉阿骨打，阿骨打由此坚定了灭辽的决心。他首先以幼弟完颜杲为统帅，大举伐辽，大军出发前，阿骨打特地嘱咐，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一定要慎重兵事，择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继，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要金军严守军纪，不得扰民，按照这些政策，金军所到之处，并没有受到强大的阻击，不久，金军占领辽中京和辽西京，辽天祚帝逃亡夹山，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在辽南京建立北辽政权。在金军大举南下的同时，按照海上之盟，北宋军队大举北上攻打辽军，但令金军不解的是，被他们屡屡打败的辽军，却在危亡之际一再挫败宋军，在袭击辽南京的战役中，宋军被打败后闻风丧胆，自焚大营，仓皇南逃，士兵自相践踏百余里，见盟军如此不堪一击，完颜阿骨打亲率大军南下，发军之前，令弟弟吴乞买监国，他诏令上京官民，辽主未获，兵不能已，明确将俘获辽主天祚帝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还下令令，凡是在诏后能出首投降者，一律免除以前的罪过，否则杀无赦。公元1122年12月，阿骨打的大军迅速攻占了南京，辽朝百官到军门叩头请罪者一律释放，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安民的措施。

李桂芝：阿骨打对辽朝打仗，他是做了这样几方面的准备，首先他是要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这个胜利成果，所以他对境内已经控制那个部落，那就是要给他们一些安抚，让他们能够那个从这个地区能安定下来，这是一个方面；而在对外战争的过程中呢，他也有不同的那个方式来鼓舞士气和增强自己的盟军吧，所以他对渤海人，他就派使臣去，在黄龙府之战以后，他俘虏了一些渤海人，有一些渤海人投降了，于是他就派渤海人去招降原来的渤海人，和这个熟女真，用招降的手段。

公元1123年6月，对于完颜阿骨打来说，是非常振奋的，他豪情万丈要一鼓作气擒获辽天祚帝，在他看来，只有擒获辽主，才意味着辽朝的彻底灭亡，金朝的彻底胜利。但这次阿骨打并没有同行，由于生病，无奈之下，他便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完颜宗翰，自己准备返回上京，打算养好病后，继续新的征程。北宋的腐败，使阿骨打看到了新的战机，因此，阿骨打的目光已更加开阔了，对他而言，除了西部，中国南部那块更加富庶的土地更具有吸引力。可惜的是，当年8月28日，当阿骨打行至部堵乐西行宫时，死神降临。当时，完颜阿骨打正在返回上京的路上，他看到大好河山，感慨万千。但就在这时，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突然间画上句号，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完颜阿骨打的死令无数人叹息，他的灵柩被送回上京，隔日后隆重下葬。

这里便是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初葬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约，东距金上京会宁府遗址约300米，当地俗称斩将台。陵上建有宁神殿，又称大祖庙。为了保护陵墓，1999年阿城市建设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遗址公园，这是金朝所建的十七处陵寝遗址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保护最为完善的一座。完颜阿骨打的坟墓，面向东南，仿佛仍在关注着他未竟的大业。

完颜阿骨打的继任者没有让他失望，他们坚决执行了完颜阿骨打事先谋划的策略，完颜阿骨打并没有确立子嗣继承制度，阿骨打去世后，他的弟弟担任谙班勃极烈的吴乞买即位，他就是金太宗，阿骨打亲征时，吴乞买曾监国，一切事情都根据本朝旧制权宜处置，此时的金军已空前强大。金太宗继续将目标对准辽朝天祚帝，而天祚帝已是众叛亲离，苟延残喘，不久便被俘虏，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灭亡。不久如此，当北宋政权的无能完全坦露在金太宗眼前时，他便寻找借口，南下攻宋，他们继续保持着完颜阿骨打时期的精悍。锐利，在战争中势如破竹。摧古拉朽啊，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攻陷了北宋都城开封，俘获了北宋皇帝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这样，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金、南宋、西夏对峙的局面。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传奇，从公元1114年，阿骨打率领2500多人发动第一场战役开始，到1127年，北宋灭亡，仅仅13年的时间，一个落后、原始的民族迅速推翻了辽、北宋两个大的帝国。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金朝，而这一切的成功很大程度依靠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正如《金史太祖纪》说，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数年之间算无遗策，兵无留行，底定大业，传之子孙。

如飓风从东北方向刮来，它的兴起是一个传奇，迅猛崛起，迅速强大，快步融入先进的文明，成为阵阵甘霖，滋润着天眷改制与大定三治。然而，它由何其短促，刚刚巩固的根基，竟然一败再败，转瞬化为一股青烟，在历史的时空飘然远逝，这是女真族建立的名为大金的王朝，留给后世无尽的感慨。

公元1125年，一支特殊的队伍正在向北行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皇帝，然而，他此时已成为阶下囚，昔日的尊荣与奢靡换来的是被捕后的无尽屈辱，他就是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他的被俘虏标志着辽朝灭亡。仅仅隔了两年光阴，公元1127年，又一支队伍从南向北行进，这支队伍的规模比以前更为浩大，达十数万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皇帝，一位是宋徽宗，第二位是他的儿子宋钦宗，他们同样已成为阶下囚，他们曾有的尊荣与奢靡，比天祚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所受的屈辱也远胜于天祚帝，同时受屈辱的还有他们的众多后宫嫔妃，这两支队伍都押送给亡国之君前往同一个目的地，就是金朝的上京，听后一个人的处置。这个人就是金朝的第二位皇帝，金太宗，连续灭亡两个王朝，使这位政治家在位12年为金朝所做的最大业绩。金太宗完颜晟是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弟弟，他即位后完成完颜阿骨打的遗志，快速拓展金朝的疆域，在战争中，金朝将士有斗志，能吃苦，个个具备尚武精神，他们像刀锋一样迅猛地发动攻势，迅速灭掉辽朝、北宋，并继续向前推进。此时，金朝已经统治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东北到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北至外兴安岭，西北接壤蒙古国，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和西夏交界，南达秦岭淮河。

这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一座坐龙雕像，如今已成为哈尔滨甚至黑龙江省的标志，但它的来历却不为多人少所熟知，这座坐龙的铜质原件收藏在黑龙江省博物馆，一直被视为镇馆之宝，它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金代最早的龙造型文物，杨海鹏：女真人他是一个狩猎民族，渔猎民族，在狩猎的时候呢，出去打猎的时候往往都要带着狗，所以说狗是女真人一个非常忠实的伴侣，女真人在塑造自己的龙形的时候，就采用距坐式的狗的形象。

虽然如今这个渔猎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迅速统治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但多年的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社会经济，随着大批汉人。契丹人成为金朝的臣民，女真族原先落后的治理国家的方式也完全不适用了，如何治理这片广阔而丰饶的土地，是金朝的统治者们必须攻克的难题。李桂芝：这个中国北方的一些少数部族，它建立的政权，严格意义上讲，它都是部族制政权，那么它的特征呢，实际上是属于这个部族制的统治方式，那么从传统意义上讲，就是中国古典文献上讲的国，就相当部落，部落可以称国，当然那个部落集团也可以称国，部族当然就可以称国了，但是它跟中原地区的那个国，含义确实不同，制度也不同。

公元1135年，金太宗去世，年仅十六岁的完颜亶继位，他是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孙，是为金熙宗，金熙宗在位时期，辅政大臣专权，国君有名无实。当时的金朝完全由权倾一时的两位大臣所控制，金太宗时期，在燕京、云中设立枢密院，分别由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二人掌管，金人称他们为东西朝廷，其权势几乎可以对抗朝廷。完颜宗望去世后，完颜宗翰趁机将两大枢密院合并，成为太宗朝最有权势的大臣。

李桂芝：那个朝廷的呢，毕竟是皇权还没有绝对确立，那么地方上的这个将领们在前线，他们在就有着军事权力，那是肯定的了，你那叫人打仗的不给人军权行吗，他有军事实力，但是同时在这个军事征服地区，他们也要管民，所以这个地方的军事征伐归将领管，那么同样对民事的处理也归将领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有那个宗翰和宗望两个人吗，一个是东朝廷，一个是西朝廷，等于他们就是朝廷。

金熙宗继位后，力图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加强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他采用汉人先进的管理经验，积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而当时手握大权的完颜宗翰成为挡在金熙宗面前的最大障碍。完颜宗翰实力强大，金熙宗没有贸然动手，他以改革官制为由，给完颜宗翰以太保的高位，将其从中原调回朝廷，解除了他的兵权，紧接着又把完颜宗翰的心腹都调入中央，控制起来。等时机一成熟，金熙宗即在完颜宗磐等女真其他权势的支持下，重击完颜宗翰的势力，完颜宗翰忧郁而死。

周峰：这个金熙宗为了巩固政权，还是杀了一些宗室大臣，包括他自己的近亲，完颜宗磐、完颜昌，完颜俊等一些人。

此时的熙宗已为政治改革扫平了道路，他不再满足金太宗模仿辽朝汉官制度所进行的改革，而是起用降金的宋代大臣，仿照唐宋旧制，确立了宰辅制度。鉴于权臣当道的教训，这次改制废除了女真族的旧制，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参用唐宋制度，创立了以汉法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决定了金朝百余年间的政治走向。金朝与南宋的战争仍然持续了数年，双方各有胜败，公元1142年，金与南宋签订绍兴和议，约定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朝割让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大半给金朝，宋朝每年像金朝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双方因此有了一段和平稳定的时期，金朝不仅获得南宋的进贡，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全面发展经济，北方经济持续繁荣，金熙宗进一步实行全方位的改革，颁发了统一的法规，扩建了上京，祥定了礼仪，创制了新字，金朝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呈现出一片崭新气象。

李桂芝：金熙宗在朝廷里边接受的是汉文化的教育，那么他对汉地的一些礼节，中原地区的一些礼节、制度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对他来讲呢哦实行汉法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非常自然的事。

然而看似顺风顺水的发展中隐藏着种种风险，金朝贵族中的权力斗争复杂多变，金熙宗最终无法控制局面，他推行的汉官制度受到重重阻力，自身也被杀害。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金上京会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这个伟大的王朝，正是从这里走向繁荣，如今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很难寻找到曾经的遗迹。之所以很难寻找，并不是因为年久失修，或者战乱破坏，而是由于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不仅亲自杀掉了堂兄金熙宗后，自立为帝，又在公元1153年，烧起了一把大火，把金上京的整个城池和宫殿都夷为平地，他把都城迁到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北京也第一次成为了王朝的首都。

李桂芝：但是从统治的角度考虑呢，他统治的范围越来越大了，那么官员的队伍也越来越庞大了，机构也越来越多了，上京那个地方偏于一隅，水路运输都不方便，那么粮饷供应都显得有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要考虑一个交通方便，便于得到粮饷补给的地方，同时呢，他统治的地区呢，重点他也要，他有一个理想，就是要统治统一全国，那么他要统一全国呢，那上京那是太遥远了，所以他必须要迁到一个你比较中心地区，发达地区。

北京作为都城，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元明清三朝，如今的北京已成为一座国际大都市，成为了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金朝时期的都城几乎已被人们所遗忘，那座北京最早的都城到底在哪里呢，找到金朝都城的遗址，成为了北京市考古工作者们的共同夙愿。曾担任过北京考古所所长的齐心，也是众多考古工作者的一员，寻找金朝都城遗址，几乎耗费了她的一生。就在1990年，他们在丰台区的一个偏僻的地方，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齐心：这是金代的水关遗址，金代、金朝就是说，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她那个800多年前，金中都南城墙下面的流水的涵洞，也叫水关。

如今，这里依托这个遗址，建立了辽金城垣博物馆，根据现存遗迹的判断，当时为了建筑水关，使用了大量的木石、铁沙石等建筑材料，光木桩就打了1800跟，从这一宏大的工程可以遥想到12世纪金朝京城的繁华。而作为考古专家的齐心，并不希望依靠着残存的水关遗址去遥想当年的繁华，据史书记载，海陵王为了防止女真贵族再回上京，把皇陵也迁到了北京，于是寻找金朝帝王陵的考古工作也随之展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房山区九龙山附近，找到了金陵的遗址，这座北京地区的首座帝王陵寝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

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出一隅，不合时宜，他在大多数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准备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但海陵王的迁都之举在当时受到女真贵族的强烈抵制。他们不愿意离开故土，矛盾冲突一触即发，海陵王快刀斩乱麻，破釜沉舟的将始祖以下十位皇帝的陵墓，迁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地区，同时将金上京会宁府夷为平地，这样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返回上京，只能跟随海陵王迁来燕京，从此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金朝的统治中心由东北内迁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从而将女真地区和汉族地区一同置于自己掌控之下。为了加强统治，海陵王专注于熙宗未竟的事业，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统一。公元1156年，海陵王下令废掉三省制中的中书、门下二省，仅留下尚书一省作为最高行政机关，以尚书省左右丞相为宰相，和枢密院执掌朝政，他还废除了金初期根据风俗不同而设定的南北选，专以词赋开科选拔官员，完善了官吏选任机制，在地方行政上，他确定了金代由五京14总管府所辖19路地方行政区的政区格局，他还废掉了金初为安抚中原百姓设立的行台尚书省，行台的取消，使海陵王将河北、河南及中原这一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结束了金朝分散的局面，最终实现了金朝的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统一是海陵王战略的强化君主专制的一个政治手段，而灭亡南宋，实现全国统一则是其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进行了第二次迁都，将都城迁往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

齐心：他就是个有大一统的思想，一统天下，那我就不满足我在这个华北地区，我得往江南走，一统天下，那当然我越走，我到那个河南这个地方，离这个南方更近一点，所以我便于管理，便于权力集中，所以才要搬，所以他很快，他就派人去修当年那个汴京的宫殿等等。最后他自己因为还要打仗，又去打南方的南宋，他为什么不识时宜，他刚刚1513年才迁都，1155年又迁陵，这1157年又是捣毁他的上京，一系列的他都没有休息，马上没有几年就往南方去，修这个汴京，然后要出兵打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力量，在经济上也没有很好的充实起来，所以，他这个估计情势不足的。

不久，海陵王不顾国力疲弊和民心所向，一意孤行，全线发兵，出兵南宋，海陵王的穷兵黩武，造成了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萧条，种种后果都极大地丧失了民心，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海陵王进攻南宋的同时，后方发生了兵变，信誓旦旦要统一南北的海陵王在瓜州前进惨死于部将之手，落了个乱箭穿身的下场。

周峰：我觉得海陵王应该是功大于过，包括他的很多措施，包括迁都、迁陵啊，南迁猛安谋克啊，这些改革官制，这些种种制度，我觉得都是等于奠定了以后的大定盛世，所以完颜亮应该是一个功大于过的皇帝。

完颜亮死于非命后，发动夺取皇位的新皇帝将会拨乱反正，将带领金朝走向鼎盛，他就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再次将都城迁往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金世宗以中都为统治中心，号令天下，继承和完善了海陵王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任用新人的同时，继续留用海陵王时期的部分上层官员，甚至不计前嫌的任用曾经敌视他的大臣，他还非常注意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和契丹，渤海、汉族官员，其宽宏大度的作风，赢得了各方面力量的拥戴，中央政权平稳过渡，统治阶层出现和谐局面。

李桂芝：社会不能老是处在战争状态，那么他在这个扭转了这个形势之后，他就开始整顿吏治，而且他自己那是以身作则，就是他首先是呢自己到处去寻访，自己亲自去了解社会上存在什么问题，地方官员政绩的好坏，那么都是他可以自己去亲身走到那个地方去了解，然后随时教育这些官员，要怎么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要怎么样自己要清正廉洁，这是他一直在从从他继位开始到最后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

鉴于海陵王伐宋带来的后果，金世宗决心营造和平的邻国关系，他主动与宋议和，虽然南宋发动了北伐战争，但金军在获胜后并未继续南侵，双方最终达成了隆兴和议，又称乾道之盟。由此，金宋双方进一步确定了西以大散关，东以淮河为界，金宋疆域从此稳定下来。此后的40年间，双方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金朝的国力也在和平安定中迈向鼎盛，大定是金世宗的年号，在位期间，金世宗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选贤任能，赏罚分明，从而出现了朝臣守职，上下相安的全盛局面，史称不数年间，仓库充实，民物殷富，四夷宾服，以致大定30年之太平，历史上，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作大定仁政，金世宗则被誉为下尧舜。

李桂芝：金世宗他是在金史里面有小尧舜之称，他是被称为小尧舜的，那当然有他自己对金政权的贡献了，或者说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吧，一个是安定的秩序，一个是继续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就是他能够结束战争状态，把发展生产社会稳定作为他的治理目标，那么这个呢，就使得这个社会发展走向正轨。

虽然已进入中原地区，并与邻邦和平相处，境内局势安定，但是金世宗始终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继续顺应历史潮流，让大批女真人迁居汉地，汲取汉族乃至契丹族的先进思想，加强王朝的统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又要不忘女真族自己的优点，特别是保持尚武勇敢的民族传统。为此，他在下令设女真进士科，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规定女真贵族不能阅读女真文经书者，不能承袭猛安谋克的同时，还要求自己的子孙必须习武。公元1185年，已经年迈的金世宗亲自前往上京，宴请宗室、大臣和故老，席间，金世宗深情的唱起了女真歌曲，感慨伟业之艰难，当唱到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时，成就一代伟业的金世宗生发无限的感慨，慷慨悲咽，举座无不感动，这既是金世宗对过去的怀想，更是对未来的优思，而数十年后，事实也正好证明，金世宗的优思不无道理。

李桂芝：金世宗因为他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所以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社会财富积累了以后呢，这个原来女真人的那种勇武好战，吃苦耐劳这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影响。

公元1189年，金章宗完颜璟继位，改元明昌，章宗是世宗的孙子，从小就学习汉文经籍，他本人就崇尚儒雅，当时名士辈出，执政大臣多有文采，学问可取，金章宗时期，金朝上下已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金章宗同时继承了他祖父的政治策略，用整治吏治上入手，任贤任能，赏罚有序，裁汰冗员，还限制官员的频繁流动，继续完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金中都建都860周年特别展，在展出的大量金朝文物中，有一件极为特别。它就是出土于北京市白纸坊的铜坐龙，与金上京遗址出土的铜坐龙已有很大不同，此时的铜坐龙虽然还成距坐式，但更多地吸收了中原地区的龙形特点，加上了羽翼。金章宗在位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中原管理理念，在位的20年间，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可观，金朝似乎达到了鼎盛，但危机也正在酝酿。

因为金章宗是紧随金世宗的一个皇帝，所以，金朝当时国力已经达到顶峰，当时包括整个朝野，有些就是不思进取，整个社会追求奢靡浮华，这样一种社会风气。

灾难相继降临北方大地，黄河大堤三次决口，百姓受灾严重，流离失所，而金朝权贵却只知粉饰太平，以权谋私，导致吏治日趋腐败，贪污鹤然成风，这样的政权注定会危机重重，社会矛盾加剧，民族矛盾激化。与此同时，外敌已经强大，内忧外患的加剧显示着金朝开始走向衰亡。兴起的蒙古，注定是金朝的一个强大对手，早在金熙宗、世宗时，蒙古就频繁骚扰北部边境，金章宗泰和六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随着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助力量的逐渐强大，章宗的继任者面临更大的危险。

公元1209年，金章宗临终前立下遗诏，以完颜永济为新皇帝，完颜永济既是卫绍王，史书称他柔弱，鲜智能，没有多大本事。当蒙古大军围攻西夏都城时，西夏向金求援，卫绍王拒不出兵，遂使附金抗蒙，改为附蒙抗金。西夏本开一作为金朝牵制蒙古的重要力量，现在却因为卫绍王的短视，成为蒙古攻打金朝的盟军，金朝局面更加不堪。而卫绍王在位五年，即被部将胁迫出宫，随后被杀死，此时的金朝已是四面楚歌，蒙古大军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金朝领土，这令刚刚继位的金宣宗完颜珣坐卧不安，他准备再一次迁都。

李桂芝：因为他对情况太不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又没有那种像海陵王那样的当机立断的能力，所以他在受到这个蒙古的压力的情况下，蒙古围城的情况，那么当时就是谈判了，和平谈判，最后算是蒙古撤军了，但是他不相信这个蒙古撤军，真的能够不再来呀，那下次再来我怎么办，所以他采取的不是组织军民力保都城，不是这种办法，而是离开都城逃避这个蒙古的军事压力。

公元1214年，金宣宗把都城迁至汴京，今开封，所谓迁都，其实就是南逃，金宣宗一走，人心瓦解，中都迅速陷落，山东、河北地区爆发了金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起义，金宣宗试图向南发展，这样又与南宋交战，他本以为南宋不堪一击，没料到金军已今非昔比，安逸已久、失去尚武精神的将士，明显力不从心，虽有小胜，但在城池的争夺战中，双方始终处于拉锯战的状态，金宣宗试图迫使南宋议和，而南宋对金朝却更加敌视，金朝周边处处为敌。此时北方各地出现了许多结寨自保的势力，金朝妄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攻击蒙古大军，恢复故土，分封了九人为公，史称九人封建。但这种承认地方割据的办法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很快金宣宗恢复故土的理想便如肥皂泡一般破灭了，金宣宗病死在汴京，金朝的命运也即将走到尽头。

齐心：金朝是在上京是40年、38年，到北京的62年，到这个汴京应该是20年左右了，那时候因为，为什么在宣宗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行了呢，一个南宋给他的银两不给了，原来纳贡，绍兴议和不是要给他纳贡吗，现在不给了，到这时候也南宋也起来了，我不给你了，另外蒙古就进来了，所以它简直经济上各方面都做了弱了。

公元1123年，金哀宗继位，他刚继位时，力图扭转这种局面，当时，成吉思汗正忙于西域的战事，金朝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金哀宗首先停止了侵略南宋的战争，同时与西夏议和，并起用了一些抗蒙有利的将领，这些都称得上是有为之举，但当局面稍有转机，金哀宗又苟且偷安，很快沉湎于追求安逸享乐的生活之中，后宫干政，皇族营私，贿赂腐败的风气仍在朝野蔓延。蒙古的军队则仍在壮大，就像当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期的军队一样，现在的蒙古骑兵已在锐不可挡的驰骋于战场。蒙古首领窝阔台，即位大汗后，发动了对金朝的最后进攻，在河南禹州境内的三峰山，金军的主力被托雷率领的蒙古军打败，金朝大势已去。

公元1232年春季，蒙古大军攻克洛阳，进围汴京，金哀宗毫无斗志，只知整日与后妃厮混在一起，以泪洗面，几次想要自杀。当城中瘟疫发生时，金哀宗将防务交给大臣，自己戴着护从逃了出去，汴京很快失陷。

李桂芝：金哀宗上台以后，还是有一个想把这个局面挽回的想法，那么他首先调整了跟西夏的关系吗，这样一来呢，他至少可以减少一方面的压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独木难支的欲倾大厦。

这里是河南的蔡州，当时成为了金哀宗最后的藏身之所，公元1234年，金朝最后的阵地蔡州被蒙古与南宋联军合围三个月后，城破国亡，金哀宗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此时的金哀宗已无路可逃，他临终前却保住了女真人原有的气节，身边的大臣劝阻他自杀，但金哀宗愤然说道，亡国之君总是受尽耻辱，我不愿如此，朕意已决，随后在一片哭声中自缢于幽兰轩，年仅37岁。

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完颜阿骨打以几万兵力迅猛崛起，与金军节节胜利，固然与辽宋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有关，而女真人艰苦卓绝，英勇善战的性格也至关重要，但将女真的猛安谋克迁移到农耕地区从事屯田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追求安逸享乐的社会风气蔓延，让他们逐渐失去了尚武精神与勇猛作风。如此，在声势浩大的蒙古铁骑的冲击下，战斗力江河日下金朝很快就败亡了。金朝是一个乾坤急转，荣枯骤变的朝代，辉煌的迅猛，灭亡的也急速，和辽、西夏相比，金朝是最为强盛的一个王朝，却又是寿命最短的一个王朝，他严厉风行的灭掉了武功赫赫的辽朝、文治卓越的北宋，自己却仅仅延续了120年，它已经很成功的融入了先进的文明，却没能汲取其最积极的精神，用以强心国体，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当它完全失去自我，将自己本身的优点强势丢失的一干二净的时候，最终的失败也必然快速降临，这就是历史给金朝安排的命运。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契丹文字消失达数百年后重新面世。房山石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地位，一百六十多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金代戏曲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他们与其方民族一道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

民国初年，巴林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廉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也就是辽兴宗的陵墓，在挖掘的过程中，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即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数百年，直到民国才重新现世。当时，在林西县天主教堂的比利时人路易斯.凯尔温在里面发现了契丹小字的《兴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懿皇后哀册》，伯希和转载了凯尔温的文章，迅速引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热潮。

文字述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辽宁省博物馆里，静静地安放着十五方巨大的墓碑，煞是壮观。1930年，由军阀汤玉麟之子汤佐荣在瓦林马哈掘开了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和辽道宗的陵墓永福陵，得到了这些墓碑，这些墓碑经过辗转，最终得以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供人们瞻仰和研究。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那么契丹文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字呢。

康鹏：契丹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契丹大字是创造与神册五年，也就是公元920年，现在初步估计，应该有三千字左右，契丹文字在发展上是十分成熟的，一直到了金朝仍然被使用。

与辽朝一样，金朝本来也没哟文字，在对外的交往中曾采用过契丹字，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太祖完颜阿骨打命令大臣完颜希尹仿照汉字的楷书，参考契丹字和女真的语言，创造了女真大字，之后金熙宗又创制了一种女真小字，与完颜希尹创制的女真大字共同使用。女真字一直沿用到明朝，明朝四夷馆编纂的《华夷译语》中就有《女真译语》，契丹文字在女真字创制之后仍然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才明令废止。

郭长海：这本《华夷译语》是藏在德国柏林图书馆的，是明永乐五年，明的朝廷为通事编写的，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英汉词典一样，这边是女真字，这个汉译，这边是发音，天，阿卜哈以。

郭长海热衷于女真文化研究的民间学者，已经研究女真文字二十多年，2000年，郭长海通过朋友认识了德国柏林的一位教授，得知在柏林有一本明朝永乐五年，朝廷编写供通事用的《女真译语》。此前，国内只有照相影印本，郭长海通过两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这本《女真译语》复印回来。2006年，在庆祝大金建国888年的时候，郭长海将《女真译语》炼制在陶瓷盘上，他以这种方式将女真文字迎回了它的诞生地，也就是自己的家乡黑龙江阿城。

林鹄：金朝它是女真字、契丹字、汉字并行，语言也是这个女真语、契丹语、汉语并行，所以他这个民族的融合程度又比这个辽朝要会更复杂了。而且另一方面，它的这个汉化的程度比辽朝也是要深。

今天是已经八十多岁的郭老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

郭黛姮：也是这个路，就是没这么宽，比较窄，那时候我觉得挺亲切的。

作为中国著名学者梁思成的学生，今天她要去重访一座对于自己的老师一生中难以割舍，且有巨大吸引力的殿宇，那就是辽代的独乐寺。

郭黛姮：以前梁思成先生经常讲到这些古建筑的时候，用一个词叫做斗拱雄大，山檐深远，你看这个檐子出的这么远，是吧，这个是那个时期建筑的一个特点。你站在这，你就看到一个特别好的画框，一迈门槛就看到一个完整的观音阁，所以这一点上是非常难得的，那时候梁先生带我们来的时候，又把这些他的书上，有过记载的东西又给我们讲了一遍，然后又带我们到观音阁底下，把每一组斗拱几乎是又重新给我们复习了一遍。所以那时候的情景，我觉得现在还在脑海里闪烁。

八十年前的今天，正是她的老师梁思成发现了这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筑，上世纪60年代，梁思成组织了包括郭老师在内的十五名清华建筑系的学生，重回独乐寺进行勘测，从而了却了梁先生多年的心愿。那一次难忘的勘测经历，坚定了郭老师从事研究中国古建筑事业的决心，并为之付出了终生。

郭黛姮：梁先生当时看到这个也很震撼，这当地一个小学校长，陪着他来看这个，梁先生一看觉得，无论从哪个地方，建筑也好，佛像也好，都非常震撼。所以后来，我们又跟梁先生来的时候，他也再次说，看到这个东西真是了不起，所以它基本上保留了辽代原来的东西，包括这个彩绘，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化，这样很难得。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寺庙里的辽代塑像，同样吸引着梁思成，尤其是观音阁内耸立着的泥塑观音菩萨站像，高16米，头部直抵三层楼顶，头上还塑有十个小观音头像，故称之为十一面观音。在《蓟县观音寺白塔记》一文中，梁思成如此赞叹，登独乐寺观音阁上层，则见十一面观音，永久微笑，慧眼慈祥，向前凝视，若深赏蓟城之风景幽美者。当梁思成关于蓟县独乐寺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顿时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震惊，这篇调查报告是中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国古建筑的报告，而独乐寺也是当时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它建于辽代统和二年，即公元984年，展现了辽朝佛教文化的一角。

契丹族原本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信奉万物有灵，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多神教，自辽太祖建国后，简单的萨满教信仰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佛教传入，辽朝的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辽太祖、辽太宗均有兴建佛寺，举办佛事的举措，可是到了辽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皇帝、皇后自己崇信，而且大力提倡，不断举行建寺、饭僧、布施等佛事，并给予僧侣极高的待遇，崇佛之风在整个王朝兴盛起来。

林鹄：辽朝的佛教非常兴盛，实际上最初契丹人没有佛教信仰，反而是随着被契丹人征服的像汉人、渤海人，这些人把佛教带到辽朝去的，所以最开始呢，辽朝统治者支持佛教，它主要是有一种，利用这种宗教信仰来安抚被征服的人，这么一种目的的，但是时间长了，慢慢地就是说辽朝统治者自己也真的就说信仰了佛教。

位于辽宁义县的大佛寺，金代后改名为封国寺，曾是辽代皇家的寺院，是辽圣宗在母亲萧太后故里所建寺院，大殿内供奉着过去七佛。此时，佛教文化已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博大精深，一代女主萧太后也为其深深吸引。萧太后每年正月都要斋戒，大修斋会，在许多特殊的日子，萧太后也要隆重举办佛事。公元986年七月，萧太后即以击败宋军三路大军的北伐为由，特下诏，在上京开龙寺大行佛事一个月，饭僧达万人之众，皇太后如此崇尚佛教，辽代妇女纷纷仿效，崇佛风尚由此兴盛，贵族妇女热衷佛事者极多，她们抄写佛经，施食饭僧，把自己的住宅改建佛寺，募集钱物营造佛塔，佛教文化在辽朝大放异彩。

在所有的寺庙中，云居寺以数量众多的唐辽石经闻名于世，被誉为佛教圣地，石经长城，这些石经同样讲述着辽朝对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房山石经是由隋朝高僧静琬大师开创，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然而，由于晚唐以来的战乱，不仅石经无法刊刻，就连云居寺也被毁弃，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石经大为震惊，决定继续刊刻石经，浩大的刻经工程再次启动，此后又经辽兴宗、辽道宗两朝，相继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六百块经石，合原存《涅槃经》、《华严经》共两千七百三十块经石，合称四大部经。如果称一切经为大藏，四大部经则称为小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雕版印刷的发展为大藏经的刊刻提供了可能，山西大同是辽西京所在，华严寺坐西向东，反映着契丹族东向拜日的习俗，现存的大雄宝殿和薄伽教藏殿是辽代建筑，据碑刻记载，这里曾经收藏了辽的大藏经《契丹藏》。《契丹藏》是辽兴宗时根据宋《开宝藏》的蜀版刊刻而成，并尽量补充了宋版缺少的内容，辽兴宗时完成五百九十七秩，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刻，蔚为大观，不同样式的佛塔，展示出辽代高超的建筑技术。

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庆州释迦如来舍利塔，被崇尚白色的契丹人涂成白色，这座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高高耸立，它的天宫中珍藏着众多精美的佛像，舍利塔等佛教文物。山西大同善化寺的大雄宝殿，华严寺薄伽教殿经壁橱，都是辽代佛教建筑的经典之作。

林鹄：随着佛教的兴旺，所以它也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像文学、艺术、建筑等等各个方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像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这个，还保存在地面上的这个辽代建筑，基本上都是跟佛教有关的。

这是华美雄伟的应县木塔，总高67.31米，它建造于公元1056年，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其塔高五层，加上上面4层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9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这么庞大的身躯，却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建成，每一层的檐和平座都由斗拱承托，结构非常复杂，而辽代的建筑师，却用了五十多种不同的斗拱，圆满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称得上鬼斧神工，为国之瑰宝。

佛教文化在金朝继续传承，金朝初年，皇帝和皇后见了佛像都要拜祭，公卿到了寺院后，僧人坐上座，偌大的燕京城佛寺林立，大的有三十六座，属于律宗，后来中原的禅宗僧人来到燕京，建立了太平、招提、竹林、瑞像四座佛院。如今，残存在京西的香山寺遗址依然肃穆，金世宗时，将原有的吉安、香山二寺合二为一，章宗时赐名大永安寺。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而闻名的潭柘寺，金熙宗时被赐名大万寿寺。

金代雕版印刷技术发达，这座建于东汉建和元年的广胜寺，因为金代刊刻大藏经的出现，而名声大噪，轰动一时。金大藏经根据宋代的《开宝藏》和官版的佛经刊刻而成，2001年四月，以《金藏》为底本，选用房山《云居寺石经》等八种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经进行对校，编辑整理而成了《中华大藏经》，回归了山西洪洞广胜寺。寂世法师，作为寺内《金藏》的守护者，已经再这里修行了很多年，每天法师都要来殿内祭拜，祈求佛祖对经书的护佑。一千多年来广胜寺的僧人们世代就是以这样一种虔诚来守护着寺里的佛教经典。

寂世法师：这就是以《赵城金藏》底版影印的中华大藏经，《赵城金藏》它有七千多卷，里头收集的范围非常广，当时的金代印刷业它也比较发达，影印的质量也非常好，下面这个就是《赵城金藏》原版的版页，也就是《开宝藏》。不过，整体而言，金朝时期的佛教远远不及辽朝繁荣，也许，金朝统治者汲取了辽以释废的历史教训。

林鹄：辽朝后期整个佛教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因为当时僧侣的人数太多了，因为僧侣毕竟是他本身不从事社会生产活动，就是说等于靠社会去养他的，你一个社会僧侣数量过大，就会造成社会负担过重，就会有这个，产生一定的社会危机。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族本是原始民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汉人的建议，建立汉城，仿造中原体制，建立起强大的王朝，无论是辽太祖本人，还是新王朝，都深受先进汉文化的益处。建国之初，辽太祖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这一会议将决定辽朝最主要的思想文化路线。辽太祖向群臣公布自己的想法，要以祭祀圣人的方式来更好的统治包括汉人在内的中国人，他问，我想祭祀一位有大功德者，应该是谁，此时，佛教已广为传播，群臣皆认为应该祭祀佛祖，辽太祖却并不认可，他认为佛非中国教，无法接受，太子耶律倍提议，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这一意见正合辽太祖心意。他当即决定建立孔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这意味着，儒家被确定为辽朝的正统文化。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辽朝广为传播，大批的汉族儒士受到重用，契丹族中也涌现出许多博通经史的儒学人才，辽太祖长子耶律倍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山压下山，大山全无力，这首辽朝最早的诗篇即为耶律倍所写，除作诗之外，耶律倍还擅长绘制中国传统画，他的十五幅绘画曾被宋朝收藏。其中，猎骑图直到元朝仍备受珍视，辽朝绘画受唐朝绘画的影响很大，如果我们走进辽朝的庆陵，便会发现里面大多数的壁画，颇受唐朝壁画的影响，汉人的修史传统也逐渐受到辽朝的重视，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监修国史官职，辽圣宗时仿照宋朝设立国史馆，开始撰修辽朝的历史，直到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时，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成为元人撰修《辽史》的主要依据。

在辽朝，契丹族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被忽视，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其治国的大纲，契丹文化则起着保持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作用，契丹的语言文字、民俗习惯均受到很好的保护，契丹文化也在你发展当中，契丹族在吸收儒家文化时，总是有意识的将契丹文化渗透其中，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康鹏：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不管他的思维习惯，还是它的生产方式，或者它的这个包括军事进攻的模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契丹人可以将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

与辽朝相比，金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金朝先后灭掉辽朝、北宋，它虽然仍尽力保持着女真传统文化，但事实上，儒学渐渐在金朝文化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这里是山西省忻州市，金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的故里，为了纪念这位金朝时期有诗史之称的一代文宗，书法家将元好问的诗文刻在碑上，建成碑林，以传扬他的学问。

林鹄：说起元好问，我首先就就想到了神雕侠侣，开场出来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李莫愁，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就是很歹毒，但是很多人对她的印像并不坏，并没有反感，这个跟她这个出场的时候唱的一首歌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歌词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个也不是说金庸自己写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元好问的作品，就是说他写的词能让一个人，让大家对一个女魔头，就是很歹毒的和阴险的这么一个人，一定程度上产生好感，所以你能看到他写的词的魅力。

元好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自幼品学兼优，并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金朝于1115年建国，八年后实行科举，分词赋、经义两科，以招纳辽朝故地的汉人文士，金海陵王时，取消经义科，只考词赋。金世宗以后，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儒学也因此最大程度地得以发扬，到金章宗时达到极盛。作为金朝的皇帝吗，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熟练掌握了女真文字，然而，金章宗使用更多的是汉字，他痴迷于汉文化，具有很深的儒学修养。金章宗也擅长诗文，书画，所写瘦金体书法神形兼备，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王庭筠和赵秉文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党怀英的篆书籀书，号称天下第一，独步金代。颂扬金太祖武功的《大金得胜陀颂碑》即由其篆额，泰和四年，他书写的泰和重宝被铸在钱币之上。

林鹄：章宗这个人对中国的文学传统非常的推崇，所以在他的时期，就形成了金朝整个一个社会尚文的风气，包括整个金朝的文坛，也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国朝文派，这么一二金朝自己的文学流派。

在金朝，道教开始逐渐繁盛起来，虽然太一教和大道教都很盛行，但最为兴盛的却是全真教，全真教的创始人王喆，道号重阳子，主张道儒佛三教合一，将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均奉为经典，这样的融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是全真教兴盛的重要的原因，王重阳早年家业丰厚，乐善好施，又文武兼备，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仕途绝望的他改奉道教，自称王害风。

位于今天陕西户县祖庵镇的重阳宫，是创始人王重阳早年间修道和藏骨的地方，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金代有天下祖庭之称。这座位于重阳宫不远的活死人墓，据传是王重阳修炼的地方，全真教中，初王重阳之外，还有著名的全真七子。大定七年的一天，王重阳一把火烧了自己的住所，从此浪迹天涯，最终来到了山东的宁海，与当地富豪马从义论道，并在这里修建了全真庵，马从义改名为马钰，道号丹阳子，之后，王重阳又度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入道，这七位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真七子。全真七子中丘处机的贡献可谓最大，公元1188年，丘处机首先得到金世宗的青睐，金世宗一月内两次召见丘处机，寻问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处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惬上意，这是丘处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仅亲赐大桃以示褒奖，还让丘处机主持万春节醮事，而且下令在宫庵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喆之像，全真教的影响顿时飞腾直上。公元1203年，刘处玄逝世，丘处机成为全真教第五任掌教，掌教时间长达24年，他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各一的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已理相贯，不相违逆。

林鹄：金代是道教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也是又一个高潮，首先是跟当时宋金之际，北方的战乱有关，一般的民众也是饱受这个战争之苦，道教一方面它有各种宗教仪式，法术能让普通的民众，就是对死亡、清楚死之类，有一定的办法去寄托它的哀思吧，通过各种法术。另外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种，有一种比较高深的理念，超凡脱俗这样的一些理念在里面的。

公元1203年至1219年，丘处机在山东蓬莱，芝阳、掖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凭借他在社会和政治上积极发挥的影响，使全真教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丘处机的声望越来越高，对全真教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年事已高，丘处机不再四处奔波，只在家乡栖霞传道授徒。从此蒙古已经崛起，蒙古铁骑征讨中亚，并逐鹿中原与金朝展开激战。到公元1219年时，一件异常的事情发生了，成吉思汗向丘处机发出邀请，表面是向丘处机请教养生之道，实际上则是询问治国安邦的大计。丘处机全然不顾七十二岁高龄，欣然接受邀请，再次出山拜会成吉思汗。从黄海之滨的山东栖霞，前往道路艰难，万里之外的中亚，究竟是什么缘由，令丘处机做出这样的行为。

丘处机已经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命运已历史性的落在成吉思汗及其政权身上，为了全真教日后的发展，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他必须见到成吉思汗，而且必须得到成吉思汗政权的支持。这是在宗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丘处机仙风道骨，西行至雪山行营，面见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极为感动，待丘处机为上宾，二人雪山论道，丘处机循序善诱，成吉思汗频频点头，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丘处机不仅向成吉思汗传播了长生之道，介绍了全真教的教义，更将去暴止杀，济世安民，仁爱孝道的主张缓缓输入成吉思汗的心田、脑海，使蒙古铁骑减少了很懂杀戮，这是苍生之福，也使得全真教在金朝之后继续发展。

林鹄：丘处机去见成吉思汗，也不能完全说是一种政治交易，他也确实想尝试着去用道教教义去劝说成吉思汗，为民众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劝成吉思汗不要杀生，要免除北方地区的赋税等等，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也确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理念、理想的。

美国纽约，酝酿五年之久的一场名为生死同乐的山西金代戏曲砖雕艺术展正在举办，160多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在国际上引起各界对中国戏曲，以及山西金墓的空前关注。山西金墓的这些砖雕有前厅后室，左右厢房的四合院民宅布局，风格各异，各种飞禽走兽、花草人物砖雕琳琅满目，墓主人对面有戏台乐队，乐器分腰鼓、拍板、横笛，走进金墓，有八仙神话，祥云仙鹤，有社火和唱戏，砖雕人物活灵活现，犹如走进那个时代的社会场景之中。这幅女子扶门半开的砖雕，展现的正是金代戏曲家董解元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词句，花木阴阴，偶过垂杨柳，香风吹，半开朱户，瞥见如花面。这也是墓主人生活中的审美情调，表现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

李勇：这些出土的砖雕人物和戏台可以看出，金代山西人对戏曲的喜爱，就是说不仅生前看戏，时候依然如此，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视死如视生，死后是生前的延续，墓葬所反映的应该是死者生前的生活状况。

金代的戏剧，不仅承袭了辽和北宋的艺术特点，而且表演内容更加丰富，金代有杂剧，还有院本和诸宫调。诸宫调是一种首创于北宋时期的说唱艺术，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歌唱部分由很多不同的宫调组成。虽然，诸宫调的演出已经消亡，《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也无法在现实的舞台中得到再现。然而，王实甫所写的《西厢记》仍在传播，它继承了董解元作品中的许多优秀成果。著名的大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都出生于金朝末年，金代戏剧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吕文丽：金代的戏曲在中国戏曲史上应该是具有一个奠基的作用的，我觉得就是质变的踏板，就是由一个滑稽戏，一个滑稽表演小品式的滑稽表演向一个大型的以歌舞演故事的，成熟的戏剧形态过渡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踏板，那么说唱艺术和金院本的结合，就很好的实现了这个质变。

这里是山西东南部高平市王报村，在村里的二郎庙中有座古戏台，戏台的构造与近代古墓中戏台的构造相似，据文物古建专家考证，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近代戏台实物。每到春节，王报村人都会在古戏台上唱一出大戏，来欢度新春佳节的喜庆，这是延续了近千年的传统，虽然戏曲的强调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发生着变化，但这座金代古戏台多少年来一直见证着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民族艺术的热爱。

就在王报村人在金代戏台以一场大戏迎接新年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阿城，一场源自金代女真人舞蹈的表演将要上演。这场根据女真乐谱还原出来的女真舞蹈，是郭长海多年来的付出与心愿，他悉心搜集整理女真音乐和舞蹈，并把祖太爷保留传承下来的女真乐谱请人翻译，组织编排，长袖飘飘，柔中带刚，这种八百年前的女真乐舞，今天终于呈现在我们世人面前。寂世法师继续守护着《大藏经》，每到一定的日子，他都要把经书请出，细心除去灰尘，并轻轻翻动，他的神情总是那么专注而恭敬，他要精心守护好这部流转千年的经书，并让它一直传承下去。八十多岁的郭教授终于又回到而来独乐寺，她正在筹划着独乐寺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一次庆祝梁思成发现独乐寺图片展，让更多的人领悟这座千年古刹的文化魅力。这便是辽金文化，它们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他们远不像以往人们想象中那样荒芜，也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被人遗忘，而是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再次变得璀璨无比、亮丽绽放，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创造与积淀，更是源自中华民族内在性格与精神气质的传承。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它们一起融入到博大丰富的中华文明当中，成为传统的亮点，历史的传奇。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经过宋太祖、太宗的努力，形成了统一的中原王朝，公元982年，夏州党项主动向宋太宗示好，推首领李继捧进京，将其所辖的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献给北宋，宋王朝全部接管五州城。这一件事导致而来一个大的变故，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并不认可此事，打算与宋王朝做最激烈的武装对抗。在他的带领下，一支只有数十人的队伍离开了他所在的银州城，避开宋军的重重包围，直奔三百里外的地斤泽。谁也没有想到，这支小小的力量，会成为西夏王朝的源头。

唐朝初年，世居青藏高原的党项人，因为吐蕃入侵而逐步内迁，这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是古羌族的一支，在内迁过程中，党项人逐步安定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园，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部落，尤以李继迁所在的拓跋部势力最为强大吗，李继迁离开银州，直奔地斤泽，也就是今天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一带，这里是党项人内迁的聚居地之一，这支小小的队伍选择了地斤泽，正是希望借助这里党项人的力量，聚集人马与中原王朝对抗。在这里，李继迁郑重悬挂起一张画像，他相信有了这张画像，就能取得地斤泽党项人的拥护。画像里的人叫拓跋思忠，唐朝末年，因为感恩唐朝对内迁党项人的帮助，他和担任夏州党项部落首领的哥哥拓跋思恭一起，集结数万党项人，加入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大军。惨烈的战斗，让拓跋思忠不幸战死，党项军队悲愤交加，一鼓作气，反败为胜，因为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唐王朝赐性党项部李氏皇姓，从此，拓跋思恭以统万城为治所，割据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分散的党项部落基本得到统一，一个独立王国初具雏形，也正是这个原因，拓跋思忠成为了世代党项人心中民族精神的象征，当李继迁拿出这张画像时，党项人恢复五州的激情即刻被点燃。

史金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种这个部落、部族啊，都互相之间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民族，就是在那个时代很讲究这些东西，他们就服从他，因为他是正支啊，这个民族讲究这个东西。

对抗中原王朝，恢复五州之地，李继迁在地斤泽一呼百应，公元984年，李继迁率众轻取夏州西北的王庭镇，士气大振，随后四面出击。然而，正当李继迁的势力迅速扩张之时，他却遭受了一次意外的打击，宋军突袭了地斤泽，李继迁的母亲和妻子被俘，李继迁狼狈逃出，处境急转直下。受到重挫之后，李继迁清醒地意识到，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与宋王朝直接对抗，而北面的辽国也在快速崛起，西面和南面，强悍的回鹘、吐蕃虽不如宋、辽强大，但军事实力也远超党项，所以，在收复五州之前，李继迁先要解决的是要党项力量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绝好的机会悄然降临，公元986年，宋太宗发动大规模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征，宋太宗志在必胜，辽国正面临着一场大战，两大强国的对峙了，让李继迁找到了机会，他及时派出亲信出使辽国，主动请求归附，辽圣宗大喜，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辽建立起联盟。随后，李继迁与辽携手，重挫宋军，就在党项军队屡屡获胜之时，李继迁却再次派出宋史前往宋朝上表请降。

白滨：他没有什么章法，有什么程式，有什么东西，只要对我有好处，对我有帮助，对不对，我这几天可以跟你结亲，明天我反过来我就可以打你，对不对，他不讲究这个，他就是为了扩张、发展自己的势力。

其实，李继迁与宋交好，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重新获得处于宋朝控制之中的五州之地，而此时宋与辽的拉锯战，也分外焦灼，得到李继迁的支持，对宋朝来讲也显得格外重要，宋朝廷当即封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战争中无法获取的五州之地，如今不费一兵一卒重新回到党项人的手中。在与宋、辽两国的斡旋之中，李继迁实现了恢复家园的梦想，也让党项部获得了几年的休养生息，力量不断壮大，然而李继迁非常清楚，周旋于两大强国之间，只能暂获安宁，要想真正摆脱威胁完全独立，就必须向外扩张，从跟本上壮大自己的实力。既然无法与宋、辽两国对抗，那就索性将目标对准正在分裂转弱的回鹘、吐蕃。

白滨：在李继迁的时候，他有个设想，除了跟宋朝打以后了，他已提出一个东西的，叫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然后往南边打。

要实现这一战略构想，李继迁首先要拿下的是处于宋军控制中的河西走廊，而这一通道的重要门户就是灵州。灵州一战，李继迁出动强兵，锐不可当，就在把守的宋军举棋不定之时，李继迁已大兵压境，灵州被轻易攻克，李继迁就此打开了西进的大门。公元1002年，李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正式在此建都，他豪情万丈，称我将籍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

白滨：有了这个灵州，占了灵州这个地方以后，他定都，他都准备好了，他准备好要当皇帝。

史金波：；李继迁肯定是一个军事家，在跟宋朝的打仗交往当中，他逐渐成熟，但是他有一条，就不服宋朝，我要建立一个以党项族为主的政权，这个我想他脑子会有的，因为他采取实际行动了，从后来的行动来看，也，明他确实有这样一种雄筹大略。

打通西进的大门之后，李继迁的矛头直指吐蕃，历史上曾逼迫党项内迁的吐蕃人，此时已无力阻挡强大的党项军队，李继迁势如破竹，一举南下潘罗支占据的西凉府，吐蕃首领潘罗支被迫投降。大获全胜的李继迁再次让党项人扬眉吐气，连续征战的部队也终于可以稍作休整，返回西平府，然而，就在大军返回的路上，致命的危机却突然降临，原来潘罗支投降只是缓兵之计，在李继迁返回西平府的必经之路三九井地，吐蕃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毫无防范的党项军队乱作一团，李继迁被流失击中，返回西平府后不久，李继迁箭伤发作，临死之前，与宋王朝斗争多年的他，却再三叮嘱儿子李德明，无论如何要与宋结好。

白滨：这个李德明继位以后，果不其然，与宋朝友好，跟辽朝也友好，他三十年有耕无战，那他就和平发展，积聚势力。

公元1004年，李德明继承了王位，澶渊之盟让辽宋两国由战争转为和平，李德明两面示好，为党项赢得了发展良机。然而，他并没有忘记父亲统一西北的心愿，为彻底控制河西走廊，李德明历时近二十年，与回鹘军队惨烈厮杀，终于拿下甘州，凉州争夺战更加激烈，党项、吐蕃、回鹘间相互攻杀，凉州几易其手，历时二十八年后，李德明牢牢控制了凉州，至此党项势力直抵玉门关，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党项人西扩的梦想终于实现，一个可以与辽宋帝国相抗衡的新势力真正崛起。51岁的李德明将兴州定为都城，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他的关键一步，建国称帝，然而就在巅峰时刻即将到来之时，死神再次降临，李德明也和父亲一样，突然去世，父子二人的立国大愿，落在了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肩上。公园1972年，宁夏的荷兰山下，解放军兰州军区某部正在兴建一座小型机场，施工过程中，几个战士挖出一些残破的建筑构件，还有几块残碑，残碑上纂刻着几行酷似汉文却又无法释读的神秘文字，经过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勘测，一座庞大的墓葬群逐渐展现在荒漠之上。

王昌丰：在这个偶然的过程中，才发现并确认，这就是西夏帝陵，那么通过确定了以后，宁夏考古工作者，这个大概在60年代中期，对整个西夏陵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为了深慎重起见，编了15个帝王陵，然后有70多个陪葬墓。

经过之后的多次勘察，考古工作人员最终确定了九座帝王陵和253座陪葬陵，在这座号称东方金字塔的墓葬群中，唯有三号的规模最为宏大，尽管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大家普遍，认为它很可能就是李德明的儿子元昊的泰陵，墓葬规模远超自己的父亲和祖父，这是否意味着元昊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统治者呢。距离西夏王陵仅三公里的黄河边，一场华丽的歌舞剧正准备上演，这是一场以元昊统治时期的历史故事为背景创作的演出。奇异的发饰、服装略显夸张，但主创人员却介绍说，演员的造型是他们根据历史记载真实呈现的，独特的发型，奇异的服饰，如此彰显的民族特色，都和元昊有着直接的关系。

元昊继位后，对党项文武官员和平民的服饰装束，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同时改定了礼乐制度，规定全国悉用藩礼，违者诛杀全族，他要凸显党项人的特点，成就帝业。公元1033年，元昊将兴州改为兴庆府，营建宫殿，公元1038年十月十一日，元昊举行登基加冕仪式，正式宣告建立大夏国，自号大白高国，史称西夏。

白滨：李元昊他这个民族意识非常强，我是主权国家，我是独立的，我要的定我自己的文字，所以汉文也不用，什么也不用，我的来往公文，我跟你们来往都是西夏文。

史金波：从一定程度历史上来讲，一个民族强大了以后，他要建立政权，所以也说明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了到一定阶段，才有了这种想法，有了这种作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强烈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大的西夏国力，成为元昊对外扩张的动力，他与吐蕃、回鹘展开激战，迫使河湟吐蕃政权西移到历精城（青海西宁），随后大败回鹘，占领了瓜州、沙州、肃州，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此时的元昊已经不再满足于称雄西部，而是希望自己能与宋朝皇帝平起平坐，希望宋王朝承认大夏国的主权。这对向来强调君臣大义的宋政权来说，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于是，元昊决定主动发动战争，最大程度的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宋朝，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公元1040年开始，元昊对强大的宋朝发动了战争，公元1040年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1041年，六盘山地区的好水川之战，宋军将士战死者达万余人，1042年，定穿哉之战，宋军再次被围，十六名大将战死，九千于名将士、600余匹战马均被西夏所获，三次战争元昊大获全胜，踌躇满志的元昊宣称要直捣中原。白滨：因为宋朝不承认，就不承认他，就不想承认他，李元昊非得叫你要承认我，无论如何得承认我，要不我就打你，然后就跟宋朝打，所以他这个疆域就是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

然而，尽管如此，宋朝依然拒绝承认西夏国的地位，双方军事上的攻防和政治上的谈判交叉进行，宋朝成为元昊摆脱不掉的梦魇，在与宋的战争中，西夏即使获胜，也始终改变不了整体的局面，对于疆域辽阔、经济富庶的宋朝而言，与西夏的战争不过是局部的消耗，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而对西夏这样的小国而言，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却是致命的。几次大战之后，西夏已被折磨的财力匮乏，怨声四起，锐气渐消，长期延续下去，元昊只能是弹尽粮绝，国破家亡。面对严峻的现实，雄意、果敢的元昊不得不冷静下来，他终于理解了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的政治智慧，鉴于地理位置和综合国力，西夏注定要在大国的夹缝和矛盾中生存。宋庆历四年，元昊最终在一向坚持的名分问题上，向宋做出了让步，宋夏双方达成著名的庆历合盟，暂时休战。

公元1044年，元昊在元曲之战中击败了辽兴宗亲自率领的十万精兵，大胜之余，元昊主动请和，再次与辽结盟，宋、辽、夏三分天下的格局由此形成。与宋、辽媾和后，西夏得到了和平发展的空间，对于国家而言这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对于胸怀大志的元昊来说，委曲求全，再次向宋辽称臣，成为压在他心底的最大耻辱，常常借助酒色宣泄自己的郁闷，在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他还将太子宁令哥选定的妻子据为己有，他甚至与已亡大臣野利遇乞的美艳妻子幽会，生下一子，然后废黜了皇后，而废黜的皇后正是太子宁令哥的母亲，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1048年元宵节，太子宁令哥在国相的怂恿下刺杀元昊，西夏的开国皇帝竟惨死在自己的儿子刀下，死时年仅46岁。

史金波：宋夏和盟以后，后面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呢，他可能就是感到自己已经有一个和盟了，你再打宋朝也打不动了，从这个历史文献简略的记载来看呢，他弄得乱七八糟事情挺多，包括他跟大臣的关系处理不好，自己的家庭处理不好，还有不少绯闻，所以这样的话呢，看到元昊的这一面说明这个人在后面这几年的时候，跟以前判若两人，这对西夏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元昊死后，宁令哥也因弑君之罪被处死，但这一切并未让西夏王朝的文明停止前行，公元1048年，西夏的第二位皇帝夏毅宗继位，与元昊不同，夏毅宗对先进的中原文化十分仰慕，继位之后，便废行藩礼，改为汉仪，在他看来，繁衍生息在黄河边的党项人始终没有离开过汉文化的滋养。在今天的甘肃省张掖市，有一座西夏时期的著名寺院，大佛寺，这也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西夏建筑，大殿中央，安放着国内最大的卧佛，佛祖释迦牟尼的涅槃像，然而，就在这座被西夏奉为国寺的著名寺院里，无论是建筑还是塑像，甚至是彩画，都难以找到党项人的遗迹。虽然建国之初，元昊以激烈的手段贯彻其民族意识，但是，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西夏已深受中原先进文明的影响。元昊选拔人才，参照了中原的科举制度，他建立的中央官制体系，基本模仿宋朝，特别时西夏的第四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五年的夏仁宗，更是痴迷汉文化，他设立了国学教授汉文化，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尊奉孔子为文宣帝，用西夏文翻译了大量儒家、佛家经典。

白滨：西夏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故事，我们在圣彼得堡，发现这个西夏的东西里面有，有木雕版印刷，这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有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宋朝的时候才有的，活字印刷就跟我们以后用铅字印刷一样，过去人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圣彼得堡发现了，西夏里面有活字印刷。

这便是神秘的西夏文字，西夏立国之初，元昊命野利任荣借用汉字，采用六种合成法，汇编字书十二卷，颁布全国，从此成为了对吐蕃、回鹘、西域的往来文字。而今天，随着人们对西夏六千多个单字的解读，璀璨的西夏文明也开始逐渐展露，在西夏立国的将近200年中，汉文化和吐蕃、回鹘文化，共同滋养着西夏文明，形成以儒家典章制度为核心的政治王国和佛教王国，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王朝，这样一个丰富灿烂、光彩夺目的文明，却突然间神秘的消失了，以至于之后的七八百年间世人对西夏知之甚少。

这里是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达来呼布镇，保勒大妈依然和她的先祖们一样，过着简单的放牧生活，和保勒大妈一样，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牧民们世世代代都在恪守着一条神秘的古训。

不能靠近不远处的那座古代城堡，黑水城，无论是黑水城，还是保勒大妈居住的地方。700多年前都是西夏的属地，黑水城还是西夏西北部的军事门户，黑水镇燕监军司所在地，而关于黑水城的神秘古训，还和他的祖先成吉思汗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13世纪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大军在漠北草原快速崛起，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开始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直至70多年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灭西辽，夺取中都，大军直至金都汴京；公元1220年，纵横中亚的汗国花剌子模也被成吉思汗划入蒙古汗国的版图；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东归，锐不可当的蒙古大军开始对没落中西夏王朝展开攻势。

白滨：成吉思汗对西夏进行了六次征讨，他过去到哪，打南宋，打哪都是一下子秋风扫落叶一下就过去了，打西夏呢，打了六次都打不下来，所以他对这个西夏特别记恨，西征以后回来没有打掉，回来又来打。西夏不听他的，他不打了西夏，他是心病。

保勒大妈正在准备一场危险的旅程，因为年事已高，她就要结束了牧民的生活了，这是最后一次放牧，她要跨过黑水河，穿过胡杨林，前往十几公里以外的那个神秘古城，黑水城，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的大军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向黑水城进发，当时黑水城已被围困数月，水源断绝，但守城的将士依然不畏强敌，顽强抵抗，蒙古大军的决心以更强大的兵力向黑水城发起决战。也许，先祖的警告，冥冥之中仍有神力，就在驼队快要到达黑水城时，风沙突然吹起，保勒大妈的旅程无法再继续。然而，700多年前，同样是在这样的风沙里，强悍的蒙古大军却并未停下脚步，黑水城经历了最为悲壮的一场战争。蒙古大军在黑水城遭遇了最为顽强的抵抗，由于实力悬殊，黑水城最终还是被蒙古大军攻破，惨烈的厮杀中，黑水城守城将士和城中百姓死伤惨重，一时间，黑水城亡灵无数，冤魂四起，狠毒的诅咒使城中阴气森森。也许正是从那时开始，当地的蒙古人便口口相传着一条古训，不能进入黑水城。黑水城的故事传说并没有终结，多年之后，另一则关于黑水城的故事也开始神秘流传，明朝时期的一位将军，在于敌军的一次战斗中惨败，临死前杀掉了自己的妻儿，并将他们与巨大的财宝一起，埋藏在城中的一座深井里，从那以后，黑水城渐渐被风沙覆盖，很多人称它为死城。然而神秘的传说，宝藏的诱惑，几百年间都在流传着，这座荒凉和充满恐惧的古堡，引发着无数人的遐想和欲望。100多年前，也就是1908年四月的一个黄昏，一支神秘的驼队出现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来到了黑水城，这位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委托进行地理考察的探险家，当他打开城中的一座佛塔心室时，眼前的景观一下子让他惊喜万分，因为他看到了比财宝更为珍贵的宝藏。

白滨：打开这个佛塔，大概是广用骆驼用了14头，驼队一箱一箱给驼回去，那里面不只是文献，大量的佛画、唐卡，麻布的木版画，非常精彩。

史金波：科斯洛夫从中国的黑水城，拿走这些东西，价值非常高，可以说是无法估量，因为他拿走的是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化遗产，因为这里面的东西太多了，有些实物，不仅仅是填补西夏的空白，在当时那个时代，宋、辽、金，都没留下这些东西。

科兹洛夫在圣披德堡展示了他从黑水城带来的文物文献，黑水城，从此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也吸引了来自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他也从黑水城带走了大批文物文献，黑水城文物的大量出土，让古老的西夏文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个新的学科，西夏学，也从此产生，而在此之前，史书中对于这个存在了将近二百年的王朝却没有完整的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如此灿烂的西夏文明在七百年间都不为人所知呢。就在黑水城门户打开之后，西夏王朝直接面临消亡的危险，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双方展开了最后的决战，皇帝李德旺忧惧而死，其侄李现继位，激烈的战争持续进行着，中兴府被围攻达半年之久，西夏军民决心以死相抗。然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六月，强烈的地震突然间在中兴府爆发，紧接着疾病蔓延，恐怖的氛围笼罩着整个西夏首都，夏末帝被迫请降，但他提出一个要求，投诚时间宽限一个月，并要谒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答应了夏末帝的请求。然而，一个月之后，当中兴府的大门打开之时，夏末帝却直接被杀，屠城的一幕再次在中兴府上演，夏末帝到死也不明白，成吉思汗为何食言，自己献城纳降换来的却是蒙古大军如此的残忍的杀戮，之后的史料记载给出了答案。原来，就在夏末帝刚刚请降不久，成吉思汗便病死与军帐中，临死前，他还下令死后秘不发丧，等待夏末帝出城投降。成吉思汗之死，让蒙古大军对西夏充满了仇恨，当中兴府大门打开之后，屠城的一幕再次上演，西夏灭亡。然而政权的灭亡还不是终结，攻占西夏之后，蒙古人建立政权，并下令不将西夏的任何历史写入史书，这一做法，使得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无法完整的理解存在了近200年的西夏文明。不为西夏修史，也许才是蒙古人给予西夏最残忍的报复，从此西夏神秘消失。

史金波：原因吗，就是一个是成吉思汗打过来的时候，破坏了不少的西夏文化，这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元朝修前朝史的时候，修了宋史，金史，辽史，没有修西夏史，它对于宋来说，对于辽来讲，还是对于后来的金来讲，它都是蜀国。

西夏王朝立国一百九十年，为我国西部地区的统一和西部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它创造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近、并深入研究时，便会发现，这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奇宝藏，这里面埋藏了太多的历史，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谜团，太多的智慧。这是西夏博物馆，陈列着许许多多的西夏文物，这是壮观的统万城遗址，这是宏大的莫高窟，其中有八十二个西夏洞窟，这是榆林窟，里面的壁画精美绝伦，描绘出西夏各个阶层的生活场景。这座位于黄河岸边的百零八塔，始建于西夏时期，后经元代僧侣的扩建完善，佛塔壮丽宏伟，仍保留着当年的风貌，茫茫的西北大漠，一段璀璨的文明已经销声匿迹。然而，沉寂的王陵，莫高窟的壁画，黑水城的宝藏，神秘的西夏文库，则永远成为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

亚洲腹地，辽阔的草原和无垠的沙漠分布其中，这里生活着一个伟大的民族——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原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上游，后来向西迁徙至土拉河、克鲁伦河和鄂嬾河三河源头的广大草原上，已经在这里繁衍息了许多个世纪。骑着骏马，唱着牧歌，赶着牧群，逐水草而居，融入大地与穹庐般的天空，过着天人合一的游牧生活。历史的脚步常常出人意料，公元13世纪上半叶，茫茫草原上突然刮起了一阵旋风，旋风掠过大半个欧亚大陆。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草原游牧帝国，以叱咤风云的雄姿，跃出历史的地平线。这个游牧政权的缔造者，就是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

每天清晨，随着升起的朝阳，甘德利草原总会响起古老、神秘、修长的声音。这个声音已经在这里响了七百多年。伴随着这个古老的声音，达尔扈特人一天的工作也由此开始。达尔扈特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人。这份神圣的使命世代相传。七百多年来，达尔扈特人从未间断过守护蒙古人的祖先，成吉思汗的灵帐。

演员旁白：成吉思汗的两位大将，一个是博尔术，一个是木华黎。成吉思汗去世以前，给他们两位大将安顿的就是，我去世了以后，我的灵柩你们来守，两个大将的后裔，现在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守灵的部落，就是达尔扈特人。就是这样传承已经七百八十多年了。

达尔扈特人肩负着守护、祭祀、管理成吉思汗陵的神圣职责。他们是朝拜者，也是成吉思汗的心声传递者。长久以来，达尔扈特人祭祀的圣灯，从来没有熄灭过。

成吉思汗陵一起供奉着成吉思汗和他四位夫人的灵柩，以及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马鞍、弓箭、圣奶桶、史料书籍，还有受成吉思汗膳封的转世白神马。由于蒙古族盛行密葬，没有人知道成吉思汗葬身何处。这座成吉思汗的衣冠冢，长久以来一直以来是蒙古族朝拜的圣地。每年有近百万的人来这里朝拜，这里也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来此参观瞻仰。

在成吉思汗陵中，收藏了一幅世界上最长的油画。这幅油画是由二十多位画家，历时一年创作而成。油画长206米，高2.5米。再现了成吉思汗一生从诞生到去世的辉煌一生。每天迎接游客前，这里的导游都会游走于206米的油画之间，细细瞻仰这幅油画，感受这幅油画诉说的历史，这是成陵多年来的传统。关于成吉思汗的传奇，永远都是这片草原诉说不尽的故事。

公元1162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出生，据《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呱呱坠地时，手里紧紧抓着一块黑色凝血。这块来自母体的凝血，似乎宣告一个即将征服世界的英雄已经诞生。世界历史将由这个婴儿而改变。铁木真无忧无虑的童年太过短暂，不公平的命运早早将这个孩子推进人生严酷的寒冬里。就在铁木真9岁那年，父亲也速该把他带到带到盛产美女的弘吉剌部，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未婚妻叫孛儿帖。铁木真随后留在了岳父家里，不幸的是，也速该在返家途中，被世仇塔塔儿人毒死。也速该是蒙古乞颜部落的首领，但人走茶凉，部族抛弃了孤儿寡母，但在母亲诃额仑的努力下，这个家庭得以顽强生存下来。据《蒙古秘史》记载，为了养活五个孩子，诃额仑天天在河边来回奔走，寻找食物，捡拾小果类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则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箭，在草原上捕捉鼠类。甚至为了一点儿食物，铁木真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异母弟——别克帖儿。

刘晓：这也是在非常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造就了成吉思汗这个一方面的一个性格，就是冷酷无情的性格。这个实在是没办法的，那时候就是适者生存。你如果是软弱的话，你就会被强敌消灭掉，只有表现的比敌人更冷酷，你才能成为王者。

草原上的仇恨代代相传，冤冤相报，从不停止。铁木真作为蒙古乞颜部落首领的长子，他是氏族部落首领的继承人。气颜部的敌对部落担心，铁木真将来继承部落首领后，可能进行报复，他们一刻也没放过这只草原雏鹰。铁木真父亲去世没多久，敌对的泰赤兀氏族，在草原上找到了铁木真，并将他抓获。生死时刻，素不相识的人出手相救，这似乎是伟大人物共同的命运。铁木真在锁儿罕剌的人的帮助下逃脱追捕，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铁木真16岁那年，终于与失散多年的未婚妻孛儿喜结良缘，然而，蒙古草原的另一个仇敌——蔑视儿乞部，很快把铁木真的妻子抢走。蔑儿乞人并不只是满足于劫走新娘，他们要的是铁木真的性命。他们组织队伍日夜搜捕。铁木真藏匿于不儿罕大山之中，他向山神祈祷了三天三夜，企盼长生天和不儿罕山的神灵保佑自己，保佑他这只草原雏鹰不至于过早折翅蓝天。

刘晓：不儿罕山位于蒙古的起源地三河之源，然后在成吉思汗的成长，跟蒙古帝国兴起的过程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蒙古人平时一谈话托着长生天的气力，就是长生天保佑他们。

额日和木巴图，是蒙古族古老唱法呼麦的传承人。阿拉坦扎那则是蒙古长调传承人。两人既是演出搭档，也是蒙古安答。安答是蒙古古老的结拜兄弟盟誓礼仪。在草原上，最广为人知的一对安答，就是铁木真和札木合。额日和木巴图和阿拉坦扎那演唱的正是铁木真和札木合在草原上的传奇故事。

张帆：在那个时候，草原牌一个非常混乱和动荡的这样一种局面。有很多的大的部落集团，这个部落集团里面呢又有很多的部落，部落里面又有很多小的氏族。他们是处于一个比较混战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蒙古呢只是这些部落当中并不是很强大的一个，但是后来呢就是他因为成吉思汗的领导，他后来发展壮大，逐渐从一个部落集团，完成了这个草原的统一。

这幅《蒙古历史长卷系列油画》是成陵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生动地描绘了成吉思汗一生经历的所有战役。从征服草原到西征，成吉思汗叱咤风云，威震四方。其中有一场战役，却是成吉思汗被打败的场景，这就是十三翼之战。随着铁木真势力的壮大，札木合对他开始产生警惕。两人之间不断发生嫌隙，铁木真只好脱离札木合。从此，结拜兄弟决裂，开始争霸草原。一山不容二虎，战争成就了草原两位英雄和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公元1190年，铁木真与札木合战于克鲁伦河畔。札木合集合13部3万之众攻击铁木真。铁木真也将手3万士兵分成13翼迎战札木合。这场战争史称十三翼之战，结果铁木真战败。札木合砍下被俘首领的脑袋，系在马尾上以示侮辱，又用大锅烹煮俘虏。札木合此举自毁前程，人们对他畏惧大增，纷纷走向铁木真，支持这位年轻的首领。

克鲁伦河，起源于蒙古高原，流经呼伦贝尔草原。蜿蜒曲折的河流，曾经将铁木真、札木合、王罕勾连在一起。铁木真曾经在这里惨败给札木合。十三年之后，在这条河的下游，又发生了一件载入蒙古史册的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角，换成了铁木真和王罕。公元1203年，王罕引诱铁木真前来议婚，随后对其发动突然袭击，铁木真大败。仓皇逃至班朱尼河边。铁木真环视左右，仅19人跟随，便大呼谁助他完成大业。19人齐声相应，誓死跟从。铁木真十分感动，命同饮浑浊的河水，并举手向天立誓，与我共饮此水者，世为我用。铁木真的这番誓言，深深打动了19名将士，这就是载入蒙古史册的班朱尼盟誓。后来19名将士全部成为蒙古帝国的开国功臣。同年秋天，重振士气的铁木真奇袭王罕，反败为胜，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克烈部。王罕逃亡途中被人杀死。

张帆：他是一个算是一个集团的领导，那么在受挫的时候，给大家鼓劲打气，提高这种凝聚力，发挥这种凝聚力，主要是这方面的表现，这也是作为一个领导应该必备的素质。

从与札木合决裂开始，在此后的二十年间，铁木真迈开了统一草原诸部的步伐。1190年，十三翼之战战败。1200年，1201年，联合王罕两次打败敌对部落联军，铁木真趋势攻灭塔塔儿四部，完全占据呼伦贝尔草原。1202年秋，阔亦田之战，大败斡亦剌、泰赤乌、塔塔等残部联军，札木合率部投王罕。1203年，打败王罕，消灭克烈部。1204年乃蛮战败，同年，击败宿敌蔑儿乞残部。不久，汪古部也归队于他。至此，诸强基本上被铁木真削平。铁木真成为漠北草原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

哼唱歌曲：苍天说，我们要保护好世界上所有的动物；苍天说，我们要保护好世界上所有的生命；我们要保护好世界上所有的河水。

现在，草原上的对手，只剩下铁木真的安答——札木合。几战下来，札木合惨败，逃至乃蛮部。1204年，铁木真攻灭乃蛮部。一天，札木合被部下献给了铁木真。铁木真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他真诚地劝他重新结好。札木合为这位昔日少年同伴所深深感动。但他只求一死，希望能以高贵的方式将自己处死。札木合发誓，若铁木真把他的尸骨葬于高处，他的在天之灵将护佑铁木真家族。

哼唱：骏马背上统治了世界，我们的祖先成吉思汗，保佑我们的子孙们。你的声音，你的故事，在全世界各地传颂，永远在人们耳边回响。

公元1206年春，蒙古族历史上最为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源头处，召集忽里台会议，正式登上大汗宝座。他所建立的国家，当时被称为也客蒙古兀鲁思，也就是大蒙古国。铁木真被尊奉为成吉思汗。

这成为蒙古族最重要的日子，每年春天，成吉思汗陵都会举行查干苏鲁克春祭大会。这是蒙古族一年一度规模最大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古老的祭祀仪式，从13世纪一直传承至今。在这一天，成千上万的蒙古族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祭奠他们的祖先。

刘晓：几个世纪以来呢，我们知道，蒙古草原各部呢这个，纷争不已，战火不息。成吉思汗的出现，结束了蒙古草原几个世纪以来的战乱纷争的局面。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铁木真的称汗，开启了蒙古历史的一个新局面。从此草原上，语言、种族乃至经济文化上，差异很大的各个部落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蒙古族从此诞生。

然而，大蒙古帝国的建立，只是成吉思汗实现他心中伟业的第一步。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超级帝国，成吉思汗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完成。

这里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中心的内蒙古博物院。博物馆内收藏了大量蒙元时期的文物。其中还有几件全国为数不多的，与成吉思汗相关的文物。

于宝东：在这儿我们看到元代的三方铜印，有两方千户印，一方百户印。其实这个千户是一个大的概念，可能有的不到千户，有的是几千户。这些千户把家族都编为一体，实际就是军政合一的一个军事体制。平时战争的时候，这些人就骑马，自己家里准备武器、干粮、马匹，出征，平常就是放牧。他的最大意义是，过去很松散的组织，让他一下子给集中起来。所以他加强了他加强了他的战斗力。

刘晓：护卫军制度是成吉思汗加强中央汗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同时呢，护卫军所在的怯薛集团，也构成了蒙古帝国，乃至以后元朝的统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他把其中的一两个职能剥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蒙古帝国的政府。比如说，札鲁忽赤也是怯薛的一个职能。把它分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蒙古国时期前四汗都有的叫大断事官体制。

这是位于呼伦贝尔草原额尔古纳河东岸的合撒儿古城遗址。据历史学家考据，这里是成吉思汗的二弟拙赤合撒儿曾经的故都，又称黑山头古城遗址。如今的合撒儿古城遗址，历经八百年的风霜雪雨，只剩下一圈三四米高的城墙残基，坚实地站在辽远的草原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将所属部民在亲属中进行分封，为诸子诸弟划定了土地范围。封地在蒙古东部的合撒儿、合赤温、铁木哥斡赤斤被称为东道诸王。封地在西部的术赤、察合台、窝阔台被称为西道诸王。按照蒙古幼子继承财产的惯例，幼子托雷留驻蒙古本土，继承成吉思汗的绝大部分属民和军队。霸业既成，和平终于降临蒙古草原。本可以安坐宝座之上的成吉思汗，却并未就此满足。他现在开始寻找新的敌人。他要开疆拓土，他要向欧亚大地振翅高翔，为他的黄金家族，聚集财富。一场伴随着血与火，令举世震惊的征战，即将开始。

刘晓：以前的游牧民族都有这种向外爆发的这种张力，原因也很简单，家耕民族跟游牧民族的一个巨大的差别，我们农耕民族说我们老百姓是靠天吃饭，但是实际上我们靠农耕来获得的收益是有保障的。但是草原不是这样，草原它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如果有一次大风暴，牛头全部死掉，那个时候他们就没有饭吃了。那么他们惟有通过向外掠夺，然后来获得生存。以后这种自然法则，沉淀下来，就成为他们向外扩张的一个原始动力。

公元1205年1207年1209年，成吉思汗连续三次对西夏用兵。其中第三次进攻，西夏主力被打垮，不少城池被攻陷。而此时的西夏的君主国——金国，因国力衰退，政局混乱而坐视不救。蒙古军队最后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以黄河水灌城。西夏国王被近投降，献女求和，臣服蒙古，保证年年纳贡，成吉思汗对外掠夺初尝战果。

刘晓：选择西夏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是因为，他在统一蒙古各部的时候一个仇敌，叫桑昆，跑到了西夏。他必然会要追击他这个仇敌，向西夏索要这个逃犯。当然西夏没有答应。第二个是西夏在它蒙古高原统一以后的周边的国家中，算是实力比较弱小的国家。

蒙古和西夏都曾经是金国的附属国，成吉思汗的祖先曾为金人所杀，所以与金国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成吉思汗一直没有忘记祖先的血海深仇。因此，征讨西夏后，成吉思汗解除了伐金的后顾之忧。于是，开始了征讨金国的征程。

公元1211年春，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克鲁伦河流域出发，一路向南直奔金朝，揭开了伐金战争的序幕。公元1214年，包围中都（北京），金宣宗投降，献黄金及公主于成吉思汗，蒙金和议达成，成吉思汗撤退，金宣宗随后迁都汴梁。成吉思汗再度发兵攻打中都，中都陷落。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的南北夹击下灭亡。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已年近六旬，苦恼经营给蒙古高原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和平与繁荣。但他想占有更多的财富，他看上中亚穆斯林世界的花剌子模。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派去了一位特使，国王摩诃末勉强同意了。成吉思汗接着派出了一个商队和代表轩启程前往，但部队到达讹答剌城时，傲慢而贪婪的守将夺走了货物，并杀死蒙古商人和他们的扈从。消息很快传回蒙古汗廷，成吉思汗十分震惊，立即派出使臣前去交涉，但摩诃末不仅不惩处部下，反而用最无礼的态度指责成吉思汗，并处死了部分使臣。愤怒的成吉思汗再次登上了不儿罕山顶，整整祈祷了三天三夜。他说自己不是这一争端的制造者，他请求神赐予他复仇的力量，随即下山，准备战争。公元1220年春，成吉思汗的军队翻过阿尔泰山，穿过沙漠，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拱桥，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出现在敌军防线的纵深处。1220年这一年就要结束的时候，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花剌子模帝国全境。抢掠、屠杀、毁灭，怵目惊心。蒙古人彻底摧毁了花剌子模这个新兴帝国。消灭花剌子模之后，蒙古军队一发不可收拾，继续扩大战事，不断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历史上将这一次战争称为蒙古第一次西征。

刘晓：蒙古帝国建立的基础就是通过征服杀戮。成吉思汗的本纪提到他灭国四十，他是在经过残酷的战争之后，在很多国家灭亡的废墟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前提就是要造成生灵涂炭，战争破坏。当然，他统一之后，打破了东西方的壁垒。

成吉思汗创造了神话一样的历史，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猜想。他们从东方迅速崛起，向西方席卷而去，让世界为之震惊。欧洲一位亲眼目睹过成吉思汗出征场面的画家，画下了当时的场景。成吉思汗陵根据这幅油画还原了成吉思汗金戈铁马声势浩大的出征场面，制作了宏伟的铁马金帐群雕。据记载，成吉思汗西征时，经常以惊人的速度及耐力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从而取得胜利。他所倚仗的法定就是蒙古马。

蒙古马是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属于典型的草原马种，耐劳、不畏寒冷，生命力极强，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草原区骑乘蒙古马，可日行50到100公里，连续先进十余天。经过调驯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许，勇猛无比，历来是一种良好的军马。

刘晓：西征能够取得成功呢，首先是利益于成吉思汗高超的军事技能跟蒙古骑兵的机动灵活性。蒙古铁骑的出现，对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尤其是第二次西征。第一次西征造成的威慑力并不大，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打到欧洲。欧洲出现过好多次这种突然从东方出来的一个民族向他们压迫。他们对他们的历史一点不了解，他们都认为是上帝的惩罚。

数百年过去，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感受祖先当年西征的雄风。而距离成吉思汗陵旅游区三百公里以外的戈壁中（蒙元文化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那里的人们用另外一种形式怀念自己祖先的辉煌历史。

这是位于鄂尔多斯托克旗的蒙元文化城，当地人结合考古资料，按当时蒙古帝国的首都哈剌和林城的规模一比一修建而成。不公还原了当时哈剌和林城的部分重要建筑，同时还再现了成吉思汗西征时的攻城器械战车等。这些战车都是按古代战车一比一的比例建造。从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就发现，汉人工匠熟悉如何制造围城器械，这些器械可以从远处使用大量石头，以捣毁城市。因此，成吉思汗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军种——炮手工匠队。工匠保证了蒙古军队的武器始终处于世界水平。优良的军马、特殊的攻城器械和先进的武器，让成吉思汗的铁骑所向披靡。然而，要想长途跋涉征服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大军还需要其他的秘密武器。

进入7月以后，草原的雨水增多，水草丰美，这是草原一年最美的时候。每年的秋天，巴达玛嘎日布都会来到新宝力格苏木的姨妈家中，帮助姨妈准备过冬的食物。（像是舌尖上的中国节目）。秋天是制作奶皮的奶干的最好季节，这时候制作的奶皮较厚。制作奶干一般用马尾或细线切成片状，放置木板上晾晒数日即成。

马达玛嘎日布：这个奶制品是我们蒙古族的一个特色食品。我们每天早晨喝奶茶的时候，吃这个奶干和奶皮子，都是我们身体最好的食品，可以解毒排毒。

风干牛肉是草原过冬的最好食物。风干牛肉选择的材料，是精选黄牛肉，先将大块牛肉切成小块，然后剔去筋膜，用刀片为大长条。将片好的肉条挂晒在屋内通风处，风干大约十天即可。制作好的风干肉保持期长、易储存、热量高，被誉为成吉思汗的行军粮。当年成吉思汗伐兵西征，途中为凑活军队的辎重，把牛肉风干后食用，既方便拾，又保留了牛肉中所含的各种营养物质。

蒙古铁骑，披坚执锐，横扫欧亚，其超强的战斗力的耐力，是因为具有好的后勤保障。奶皮的风干牛肉等对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

刘晓：成吉思汗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统帅，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莽英雄。他在每一次战役中呢都会发挥很多的自己独特的一些军事技巧，善于审时度势，有胆识有雄才大略。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已六十多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长生不老，他要为帝国的权力交接做准备。他得在几个儿子被间选出一个大汗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为此，成吉思汗召开了忽里台大会，会上次子察合台再一次质疑，长子术赤的生父，并辱骂他是蔑儿乞人的杂种，两人扭打起来。成吉思汗十分痛苦，告诫他们，你们都来自同一个母腹，这就够了，请他们务必呵护母爱。最后，察合台提议将皇位继承权赋予窝阔台，无奈被下，术赤只得同意。为防止子孙对可汗被位的争夺，成吉思汗还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从公元1202年起，成吉思汗就开始制定札撒，即法令。随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札撒逐渐由成吉思汗的命令发展成为不可逾越的法规。

刘晓：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每一任新皇帝即位的时候，都要有人专门出来朗诵大札撒，以确立自己的成吉思汗合法继任者的地位。大札撒的理念对元朝乃至，元朝灭亡以后的内陆欧亚国家影响都很大。

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奇迹。二十几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古罗马人花四百年时间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还多。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必然伴随着血雨腥风，给所经地区带来沉重灾难。但他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打通了漫长的欧亚交通线，推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蒙古高原让全世界久久仰望，仰望高原上空那一只雄鹰在展翅飞翔。公元1227年七月，漠北草原上一代枭雄成吉思汗突然离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蒙古高原一直是游牧王朝的以及地带。这里先后出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强大的游牧帝国或联盟。他们与南面农耕地区的中央王朝既曾相互对峙，干戈相向，又相互影响，频繁交往。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为纽带，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帝国，结束了这片土地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北方各部落共同体的结合，并孕育蒙古民族的诞生。

晨曦徐徐拉开帷幕，太阳从草原上升起，又一个宁静的清晨降临。悠扬的白海螺声如期而至。吉仁巴雅尔和他的部落同伴，又开始了他新的一天，打扫、敬香、祝颂、祭拜。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向未来，这里永远是蒙古族人心中的圣地。

公元13世纪初，在地球的东方，一个强悍的草原民族—蒙古族突然崛起，在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的带领下，蒙古铁骑东征西讨，踏出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帝国。东自日本海，西到多瑙河，南起淮河，北至极北，都纳入了这个帝国的版图。

然而，由于帝国的疆域十分辽阔，帝国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差异巨大，黄金家族各支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汗位之争愈加激烈，蒙古帝国作为一个由大汗直辖领地与四大汗国组成的庞大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很快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如何在祖先建立的基业上继续开疆拓土？如何治理好新征服的中原汉地？这些，是蒙哥汗的继任者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伟大人物的出生常常与历史事件的出现如影随形，公元1215年，蒙古大军攻克金朝首都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忽必烈正是降生在这一年，这份战果俨然成为忽必烈的生日大礼。随着忽必烈在马背上长大，帝国的疆域达到人类征服史的顶峰，蒙古正开启他最辉煌的时代，祖先的辉煌遮蔽了忽必烈。

公元1251年，忽必烈才迎来人生的转机。这年六月，兄长蒙哥登上汗位，随即赋予他总领漠南、汉地的重任。忽必烈终于获得了展示才华的机会，迈开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不同于满眼大漠戈壁的漠北地区，在漠南地区，游牧与农耕交错，二元经济互动发展，自古成为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争夺的地区。而淮河以北的广阔汉地，更是蒙古帝国重要的物资供应地，和蒙古军队南下灭宋的战略基地，如此广袤的漠南汉地注定成为忽必烈崭露头角的舞台。

春寒料峭，闪电河水冰消雪融。每到夏季，这片肥沃的草甸上开满金莲花，因此得名金莲川。正是在这片金莲盛开的草原上，忽必烈广纳贤才，组成了著名的“金莲川幕府”。忽必烈把这里作为他统领漠南、汉地的王邸驻地，并兴建开平城。

魏坚：建开平前后这个阶段，他手边已经积聚了一大批人，有能征惯战的武将，有深谋远虑的谋士，有饱学的儒士，道家、和尚全有，包括汉人、契丹人、渤海人，他什么人都用，这个成为他后来占有天下之后，能够建立王朝这样一个伟业，一个最基本的干部的储备。

陈高华：忽必烈明显对中原的文化感兴趣，他从河北地区找了一大批当时的知识分子，进了他的幕府，就在他身边帮助他介绍中原的文化，帮助他出主意，其中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刘秉忠。

刘秉忠从小就饱读诗书，当过道士，后来又出家为僧，他精通道教、佛教以及儒教的教义和礼仪，刘秉忠多才多艺，他是个出色的画家，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还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建筑学家，后来在师祖海云法师的引荐下，来到忽必烈的身边，于是，刘秉忠又成为了一名政治家。

刘秉忠曾向忽必烈呈上一份“万言书”，这是一份结合中国古代政治逻辑和蒙古制度的治国方略。包括采汉法，设学校，选人才，禁屠城，安定民，轻徭役，减赋税，兴水利，劝农桑等等，其中采汉法是刘秉忠治国理念的核心，忽必烈对万言书几乎是全盘接受。

陈高华：反映刘秉忠治国思想的主要就是他的万言书，他里面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一句话，就是以马上得志，不能以马上治国。就是说蒙古人可以通过军事的手段征服一个广大的地区，但是你要治理这么广大的地区，你不能用军事征服的手段，所以这是刘秉忠政治思想的中心。第二点，他这个万言书讲了一个话，要尊奉孔子，他说只有尊奉孔子，将来的基业，你这个国家才能稳定的，我觉得刘秉忠这个话，忽必烈听进去了。

在今天的河北省邢台市，一座名为天宁寺的寺院正在恢复重建，这里正是刘秉忠出家的寺院，邢台，也就是当时的邢州，正是刘秉忠的老家。在七百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天宁寺也曾有过一次恢复重建，那次正是得益于忽必烈依照“万言书”的理念，对汉地治理进行的改革。

当时的邢州作为封地，归属于两个蒙古贵族，一开始，他们延续了游牧民族对于征服地区的治理方式，横征暴敛，搜刮无度，致使当地百姓纷纷逃亡，结果，原来的一万五千户最后只剩下五六百户人家。这两名贵族无计可施，只好求助忽必烈。忽必烈任命自己的手下脱兀脱、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依照汉法恢复农耕、赋税等。新政大实施，一月之内，户增二万，邢州一跃成为当年地方政绩考核之最。此后，忽必烈又相继在自己的封地关中设宣抚司，在对南宋作战基地河南设经略司，为日后统治中原汉地积累了宝贵经验。

但漠南领地，只是帝国微不足道的一角，忽必烈需要更大的舞台展示他的能力。机会不期而至。公元1252年，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率大军南征大理，忽必烈自六盘山下南，抵达四川松潘，兵分三路，穿越吐蕃东部，迂回包抄，攻克大理。之后，忽必烈在刘秉忠的劝阻下，一改蒙古军队屠城的做法，使用怀柔政策，使后面的军事行动异常顺利，云南平定。

汉地改革的成效，远征大理的成功，极大的树立了忽必烈的威望，然而，却也给忽必烈带来了危机。

魏坚：忽必烈随他的势力的不断扩大，经济不断地发展，手头的钱粮越来越多，那些人就会说，你看，你这个兄弟在南边越闹越厉害，他有那么多的东西，他给大汗给了多少，他都自己留下来了，他可能有不轨之心。这说的话多了，蒙哥汗也信了，于是就说查查他，用过去的词叫钩考，用现在的话说叫审计。

钩考异常严厉，忽必烈许多所谓违法逃税的事实被查了出来，手下主要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哥哥是否已经不再信任自己？忽必烈感到忐忑不安。他决定听从手下幕僚的建议，亲自前往哈喇和林面见蒙哥汗，向兄长认错。

李晓：他当时应该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吧，他不知道他认错了之后，他的哥哥是否会再信任他。

这次冒险觐见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史书记载，兄弟二人捐弃前嫌，彼此张开双臂拥抱了对方。然而，忽必烈的权利，特别是兵权却被大大削弱，直到两年之后，机遇才再次来临。公元1257年，蒙哥汗着手实施消灭南宋的计划，继续在祖宗的基业上扩大版图，忽必烈被委以重任。进攻南宋的军队共分三路，总数十余万人，忽必烈从东侧正面出击鄂州，蒙哥汗则亲帅大军攻打四川，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攻入越南，然后经广西北上，以此形成对南宋的包抄。

公元1258年二月，蒙哥汗的大军南渡黄河，蒙古政权第一次大规模征服南宋的军事行动开始了。合州钓鱼城，地处嘉陵江、涪江、渠江汇合之处，即是南宋粮食北运补给的重要运输通道，也是蒙古大军挥师南下的必经之路。南宋为扼守交通要塞，把依山而建的钓鱼城作为了军事防御的前哨。钓鱼城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军事防务固若金汤，蒙古大军只能选择围城，蒙哥大军苦战6个月依然久攻不下，蒙古大军损失惨重。公元1259年8月11日，蒙古帝国的第四位大汗蒙哥在合州钓鱼山下去世，蒙古大军北还。

池开智：蒙哥战死在攻城的前线，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第一个，它缓解了南宋的灭亡时间，二十多年。第二个，阻止了蒙古军队向非洲的进军，第三个，也遏制了蒙古向整个欧洲扩张的浪潮，所以它对世界中古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蒙哥之死对蒙古帝国无疑是重大损失，但是对忽必烈来说，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上位机会。当时，忽必烈正在向鄂州（今湖北武昌）进军，蒙哥死讯传来，他采纳了谋士郝经的计策，一面与南宋宰相贾似道议和，一面迅速撤围北归，进驻燕京。

蒙哥死后，拖雷家族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得到蒙古各势力的普遍拥护，以蒙哥合法继承者的面目出现。阿里不哥试图诱使忽必烈回到和林，再逼他就犯。但忽必烈对弟弟的计谋十分清楚，他不会轻易离开经营多年的漠南大本营冒失北上，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公元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城召开忽里台大会，随后宣布即大汗位，并首次采用汉族王朝的年号—中统纪元，史学界一般把1260年当作元朝立国的开始。一个月后，阿里不哥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大会，宣布自己为蒙古大汗。兄弟俩之间惨烈争斗的序幕。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是蒙汗的旧臣以及西北各部汗国的统治者，而忽必烈的主要盟友是伊儿汗国的开创者旭烈兀。

魏坚：其实从开始阿里不哥的军事力量应该很强，而且那帮人，那些老的蒙古宗王都支持他，但是，忽必烈的意义在于，一个他有一批人，能征惯战、出谋划策的一批人，再一个，他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打仗，某种意义上，古代也罢，现在更是这样，打钱啊，你得有经济。没经济是打不上去的，所以，忽必烈后来居上。

陈高华：忽必烈一个最大的优势，他掌握了汉地，后来有个记载的很清楚，当时阿里不哥在哈剌和林，汉地的粮食送不过去，和林就发生了饥荒。忽必烈一旦把汉地的粮食控制住了，那和林城整个就支持不下去了。

四年之后，争斗终见分晓，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向哥哥认输。兄弟相见，感慨万千。忽必烈问弟弟：“我们兄弟的争斗到底谁对谁错？”阿里不哥回答说：“当初是我对，而现在，是哥哥你对了。”失败者受到审讯，但阿里不哥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得到宽恕，公元1266年，阿里不哥神秘死去。

蒙古帝国正式开启了忽必烈时代，蒙古政权在经历了多年的征伐之后，统治重心开始南移。忽必烈登上汗位，便一改蒙古族传统的生肖纪年法，以中统为年号。中统五年（1264），又改元为“至元”，至元八年（1271），他选取《周易》“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大元”也就是此前大蒙古国的汉式国号，标志着忽必烈领导下的蒙古政权已向中国王朝发生转变。大元伟业，势必先要完成蒙哥汗未竟的事业，忽必烈再次把攻打南宋提上日程。他任命阿术为主帅，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等人的建议，“先事襄阳，浮汉入江”，把攻击目标锁定在了南宋的主要据点—襄阳。

襄樊，即襄阳与樊城，是夹汉水而建的两座城池，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在此苦心经营10余年，建立了非常坚固的防线。特别是汉江南岸的襄阳，东北两面汉江为堑，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

王先福：因为当时，就是蒙古军队进攻南宋的时候，它实际上应该有三条线路，第一条线路就是东线，就是直指南宋的都城临安这一块。第二条线路就是通过襄阳南下江汉平原，这是中线，第三条实际上就是西线，就是从关中盆地进入川西，进入四川，这是三条线路。那么这三条线路刚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南北三条的主要通道，所以北方的军队要进攻南方，它必然需要通过中线这一点，经过中线这一个就必须要到达襄阳。

攻打襄阳，势必是场硬仗，元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扫清外围据点。忽必烈特意让两名回回工匠制作了一种特殊的大型投石——“回回炮”,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在攻打襄阳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也被称“襄阳炮”。至元十年（1273）正月，襄阳城已经被蒙古军队围困五年，蒙古军地切断襄、樊之间水上联络，同时用回回炮猛攻，樊城陷落。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

襄阳失守，南宋后门轰然洞开，忽必烈任命伯颜为统帅，率大军沿江而下，兵锋直指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守军纷纷投降。公元1275年二月，贾似道率宋军于丁家洲阻截元军，大败，元军势如破竹，占领建康、镇江、常州、无锡等地。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克临安，谢太后率赵显投降，随即被押送大都，南宋宣告灭亡。

南宋遗民开始为宋王朝的覆灭做最后的挣扎，至元十三年五月（公元1276年），8岁的益王赵昰在福州被拥戴为帝，是为端宗。两年后，端宗惊病交加而死，弟弟赵昺继位，流亡的朝廷败走崖山，元朝水军很快在崖山海面发起攻击，海战异常惨烈，南宋水军大败。陆秀夫抱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随行的十余万军民相继跳海殉国，南宋残余势力被彻底消灭。

崖山海战之后，南宋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也被押送到元大都，他就是曾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文天祥得到了忽必烈的优待，忽必烈让手下的大臣反复劝降文天祥，许以高官厚禄。然而文天祥始终不肯归降，反而写下数篇诗作，表达对南宋的一腔忠烈之情。“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忽必烈很欣赏文天祥的气节，甚至亲自召见劝降，

忽必烈说：“你若是像忠于南宋那样效忠于我，我就让你当中书宰相。”文天祥答：“我身为宋状元宰相，宋亡，唯可死，不可生。”忽必烈又说：“你要是不想当宰相，可以为枢密。”文天祥这次回答更干脆：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公元1283年），文天祥走向柴市刑场，途中且歌且行，悠然自得。围观的人们堵塞了道路，到达刑场，文天祥临行绝笔：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他向旁边的人问清方向，向南跪拜，从容就死，时年47岁。

陈高华：我们都很同情南宋，南宋灭亡了很可惜，实际上南宋到后来，它的腐败程度，它的破坏程度，实际上绝对不比元朝差，它的整个社会矛盾之尖锐，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了，忽必烈灭南宋，他建立了这么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际上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有统一多民族国家，基础就是忽必烈时期打下来的。

刘晓：从唐末以后，中国史几百年来的分裂格局局面，崖山之战之后，元朝又统一了整个中国，而且这次统一的，或者大一统的规模，远远超过以前的汉唐时代，应该说忽必烈奠定了现在中国的疆域、版图。

结束分裂，天下重归一统，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逾阴山，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帝国，版图辽阔。这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如此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国家，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呢？在中央，忽必烈建立起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为核心的汉式官僚机构。其中，中书省是中央最高决策与执行机构，枢密院与御史台分掌军事与监察大权。忽必烈曾形象地把中书省和枢密院比作是左、右手，那么御史台就是来监督和医治这两只手的，由此看出着三个机构在元政权中的重要性。

在地方，元朝逐步确立起行省制度，行省简称省，起先是中书省派出机构，以后逐渐固定为地方行政区划。全盛时期，元朝在全国共设有11个行省（包括在高丽建立的较为特殊的征东行省）。行省之下，还设有宣慰司、路、府、州、县等各级机构。这也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而“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元朝的国家军队主要分为宿卫军和镇戍军两大系统，宿卫军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组成。怯薛属蒙古旧制，兼具大汗宿卫，宫廷近侍、行政管理、乃至官员储备等多项职能。侍卫亲军则是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制度建立的军队，最多时达二十余卫。镇戍军主要由蒙古军和汉军组成，蒙古军又叫探马赤，设三个都万户府，负责镇守江北，而汉军各万户则主要镇守江南，尤其以长江沿线为布防重点。

由于对金莲川幕府中汉族大臣的倚重，忽必烈早期对汉地的统治一直采取诸侯世袭制度，直到公元1262年，汉地实力最强的军阀李璮，发动了一次威胁政权的兵变，这让忽必烈受到极大震动。而李璮也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汉族大臣王文统的女婿，兵变平息之后，忽必烈下令处死王文统，由此同时开始削除北方汉人世侯势力，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并逐步推行选官任人方面的四等人制，汉族大臣政治上受到压制。

刘晓：他的统治是采行汉法，但是又有所保留，当时人们是有一个评价，叫内北国而外中国，表面上是汉制，骨子里面是包装了很多蒙古的旧制，叫内蒙外汉，这种蒙汉杂糅的体制，应该是忽必烈治国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今天的二连浩特，是中国北方一座繁忙的边贸城市和陆路口岸，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中国商品从这里运出边境，穿越国境的铁路线也是连接欧亚大陆最为便捷的大陆桥。700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这里也是大都通往和林的重要站赤——玉龙站。驿站早已设立，主要为传递军情政令和物资运输提供便利。这里是官吏们长途跋涉的补给站，也是各国使节前往大都、上都的休息驿站。忽必烈统治时期，站赤制度得到更大的完善，水陆驿站遍布全国，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遥远的新疆、云南、西藏、东北都可到达。

随着驿站的建立，连接大都与各地的道路也得到修缮。大都向东，通往通州，再到

蓟州（今蓟县），然后分四路，通往东、北。大都向西，则通往昌平，到达榆林站分道，通向上都、山西。大都向南，则由良乡、涿州南下。陆路交通网络建立的同时，大都通往南方的重要水道，也就是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也全面贯通。交通的畅达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元代社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科技发明开始出现，在元大都的宫殿里，甚至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自鸣钟。这个名为“大明殿灯漏”的报时装置，由水力驱动，外形为八角宫灯，已经具备了显示小时、分钟并自动报时的功能。发明这台自鸣钟的郭守敬，是元代杰出的天文、水利、数学、仪器仪表制造专家，一生科技成就有二十几项，遥遥领先世界水平，由他参与编撰的《授时历》更是中国古代一部精良的历法。《授时历》中所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

魏坚：元朝的很多科学家涌现出来，因为啥，中西交通的打通，原来西征时候打败的那些地方交通上很多的壁垒，都被打通了，所以西方的阿拉伯运算，西方的科技大量地涌进了中国，这样就使中国的科技，当时就有了非常兴盛的发展。

权力架构的完善，科学技术的发达，归根结底是为了发展生产，汉地的经济命脉在农业。忽必烈十分清楚，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国库的充盈，就必须重视汉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此，忽必烈设立了管理农业的“司农司”和水利建设的机构都水监，并颁布法令，禁止毁农田为牧地，限制贵族占有过多的“驱口”，召集逃亡，鼓励开荒，并将屯田推广至全国。忽必烈时期编写的著名农书《农桑辑要》，以及后来的《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都对元代的农业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

农业需要发展，对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的改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收割用的镰刀，种类增加了，耘锄、镫锄、耘荡等中耕工具也发展起来，大大减轻了除草、疏泥等费时费力的劳动。农田水利机械和灌溉工具也推陈出新，牛转翻车、高转筒等各种水车广泛应用，水轮、水砻、水转连磨等也比前代更趋完备。元朝的经济支柱沉底抛弃游牧经济，而为农耕经济所取代。

雄才大略的忽必烈自然不满足于仅仅过上富足的日子，他的榜样是祖父成吉思汗，他要为他的黄金家族继续开疆拓土，掠夺财富。这一次，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新的征伐目标很确定了：日本、占城、安南、缅国、爪哇、高丽等。忽必烈海外征战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海边的日本。

在五次招抚不成之后，忽必烈发起了第一次征日。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忽必烈命令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率领屯田军、女真军及水军一万五千人渡海征日。大军在博多湾（今九州福冈附近）等处成功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只得无功而返。第一次征日的失败并未让忽必烈灰心，至元十七年（1280年），征日本行省组建。至元十八年（1281年）五、六月间，两只庞大的远征军分两路渡海，开始了第二次征日行动。然而，这支总计十四万人的军队在进攻之前再次遇到了台风，八月一日夜，飓风大作，波涛如山，元军舰船在飓风袭击下互相撞击，遭到极大破坏，元军士兵纷纷坠海溺亡，十四万大军生还者不足五分之一，前近代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

此后，忽必烈虽然又先后三次重组征东行省，但直到去世，忽必烈再也没能派出一船一卒前往攻打日本，因为庞大的征需已使百姓不堪重荷，国家财政岌岌可危，这成为他终生的遗憾。而他对东南亚各国的征服，也均以失败告终。

刘晓：如果说海外征战对忽必烈个人的影响，就是他耗费了很多的钱财，他的财政危机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的忽必烈就不得不开始重用理财大臣，而理财大臣受重用了，就引起而来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了。

大量的军费开支和国家建设投入，使帝国的财政开始出现赤字。而汉族理学大臣们面对棘手的经济问题已经无能为力，忽必烈启用了善于理财的色目人阿合马。阿合马不负重托，实施了一系列新政以增加帝国的税收。他把所有合格的纳税人登记在册，实施国家专卖制度，如盐、茶叶、药材甚至铁器都在国家专卖之列，并且加税。同时，还通过发行纸钞来增加国库收入，从公元1262年到公元1282年，阿合马一直总理国家财政，为国库赚取了大量金钱。

阿合马的横征暴敛与专横跋扈遭到汉族儒臣的强烈抵制，也引起不少蒙古权贵的嫉视。公元1282年三月十八日，阿合马在忽必烈巡幸上都时，在大都被人设计刺杀。阿合马死于党争之后，卢世荣、桑格相继成为继任者，然而二人在推行财政改革的过程中，相继与元朝权贵和官员的利益发生冲突，他们的下场与阿合马大致相同。

理财大臣们最终也没能解决帝国严重的财政问题，而暮年无情地降临到忽必烈头上。他手下汉人幕僚一个个相继死去，他最钟爱的妻子察必先他去世，五年后，他指定的皇位继承人真金太子又英年早逝。或许因为打击的接二连三，或许因为太过孤独，忽必烈开始越来越严重的酗酒，而暴饮暴食带来的身体肥胖和痛风几乎使他难以行走，他的健康迅速恶化。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初一，按以往惯例举行的元旦朝贺，因忽必烈的病重而被迫取消。半月之后，忽必烈病危。正月二十二日夜，元王朝的创建者忽必烈去世，享年80岁，在位35年。

他的遗体，被安葬于成吉思汗等四大汗在漠北的陵地——起辇谷。忽必烈的生命在悲情中谢幕，但他创立的元朝帝国并为因他的离去而立即走向衰落。

跟他的祖辈一样，忽必烈的武力征伐给被征服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不一样的是，忽必烈不仅是旧世界的破坏者，更是一个新秩序的建设者。他建设新制，实行汉化，在汉人儒臣的影响下，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胞收起屠刀，接受汉文化改造吗，这是了不起的文明与进步。

刘晓：如果说忽必烈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思大有为于天下，确实也注意吸纳各族的人才，而且也顺应了当时统治的需要，行汉法，这都是后人称赞的方面，而且他开创了大一统局面，这个也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而来一份宝贵的遗产。

魏坚：由于大元王朝建立，整个中华大地从战乱当中，一下子平静下来，恢复了生产，大家都安居乐业的过日子，所以忽必烈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人物。

忽必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征服和统一中国南北的少数民族皇帝，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有效治理全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他创立的“内蒙外汉”两都巡幸的一国两制模式，给后人以启示。元朝，也从忽必烈时期进一步打开了南北经济文化和交流融合的通道，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

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魏孝文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他们在各自的时代舞台上叱咤风云，各领风骚，对当时和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元世祖忽必烈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加入中国历代伟大帝王的名单中。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拥有两千多万人口，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也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元朝时它的名字叫做大都。这是也曾是元朝时期的一座繁华都市，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的金莲川草原上，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破败，只有这几棵生命力顽强的榆树，带给这里一丝的生气。它，就是元上都城。两座城市，两样命运，一个家喻户晓，一个少人问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两座城市曾经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从公元13世纪起，元朝靠着这两座城市构建起它基本的政治制度，元朝的每位皇帝都有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巡幸：春天，从大都北巡上都，秋天，从上都南返大都，如此反复，年年如此，大都和上都，两座都城，两座城，构成元帝国两大神经中枢。

这是公元1289年农历二月十七，元大都又一次从寒冬中苏醒，冰雪融化，春寒料峭。健德门外，百官齐聚，鼓乐齐鸣，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准备由此出发，往北行进。队伍里最显眼的是四只大象牵引的象辇，这些忽必烈征战缅甸的战利品，成为了皇帝的坐骑。象辇用狮子皮包裹，四角插着五彩旌旗，每只大象背上各骑一位藩官，导引象辇前行。乘坐象辇的正是元朝帝国的皇帝忽必烈，随性的人员有护卫随从，后宫家眷，还有文武百官和文人墨客。浩浩荡荡的队伍从这一天开始，长途跋涉八百多里，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都城—上都开平，在那里，皇帝将度过整个夏天，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两都巡幸制。那么，忽必烈为何不辞辛苦的两都间来回奔忙，将皇帝宝贵的精力消耗在这崇山峻岭和荆莽丛林之中？

在成吉思汗时期，大蒙古国并没有自己正式的都城，而是在怯绿连河、斡难河、土兀剌河三河之源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中心——四大斡耳朵。直到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即位，即公元1235年开始，才在鄂尔浑河畔兴建哈剌和林城，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此后，历经贵由、蒙哥两位大汗，均以哈剌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直到主管汉地事务的忽必烈即大汗位，蒙古政权的统治中心才随之南移。

魏坚：元上都的建立应该说是由很多机遇造成的，一个是蒙古族强大起来之后，它需要南下漠南，在汉地进行统治，加上忽必烈身边有一群包括汉人、契丹人，很多不同民族的谋士、武将的存在，他们首先是要在接近汉地的地方集聚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金莲川这儿，建一个城，忽必烈就让刘秉忠选地建城郭。

刘秉忠是忽必烈身边最重要的谋士，曾做过道士，后来出家为僧，他博学多才，通晓易经、天文、地理、律历、奇门遁甲之术。开平城的选址，在滦河的上游的闪电河畔，北面是起伏的山冈，东西是开阔的草原，每到夏季，水草丰足，遍地盛开金莲花，因此被金世宗改名为金莲川。

公元1256年，在刘秉忠的主持下，开平新城拓土动工，道士连坐法事五天五夜，并与王府官员前往各地，将金龙玉册投于名山大川，开平府很快建成。公元1259年，蒙古国大汗蒙哥在攻打南宋的过程中去世。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这里召开忽里台大会，宣布即大汗位，以建元中统，开平成了忽必烈统治的政治中心。开平城随之被扩建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城，一座宏伟而瑰丽的草原城市—元上都。

建成后的上都城由宫城、皇城、外城三城组成，外城和皇城为正方形，宫城略为长方形。外城的建设极具蒙古特色，城墙用黄土板筑成，北部是可供忽必烈涉猎游玩的皇家园林—御苑。南面则是官署和作坊区，这里还有按照蒙古旧制举行重大庆典宴会的昔剌斡耳朵。皇城内街道整齐，官署、寺庙、道观等建筑错落分布。东、西两侧有关厢，西关为商业区，街市繁华，东关近皇城，帐房错落有致，是前来朝觐的诸王安置部众的地方。

宫城位于全城的东南角，四角有角楼，东、南、西各开一门，城外有一平坦的广场，宫城内的建筑多以汉式为主。核心建筑是气势宏伟的大安阁，大安阁是用拆毁的宋汴京熙春阁的材料，依照熙春阁建造的。据说汴京拆下的熙春阁木材多达“万计”，通过水路和陆路运至开平，耗费极大。这里也是忽必烈临朝、议政、接见臣下和举行其他重大典礼的地方。

刘晓：他在建上都的时候，既结合了中原的都城的建设规划，又融入了蒙古草原的一些特色，所以上都是二元化的一个都城，当时的上都确实非常的繁华，而且有各种肤色的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当时都在上都，然后大家之间相互做买卖，包括其它的交流方式，应该是人非常多的，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

魏坚：建元中统1260年，中统元年，大元王朝是1271年，又过了十一年以后的事了，那么在这十来年当中，其实后来被称作上都的开平，实际上起着一个临时都城的作用。那个时候蒙古人正在四处征战，而且不断扩大地域，又声威显赫。但是他逐渐的安定下来以后，特别是汉地的统治，逐渐稳定的时候，忽必烈已经开始注意了这个整个国家这个体制的安定，汉地这一块经济的发展，对北方是有巨大的诱惑力的。所以你想发展起来，没有汉地这一块的经济，是搞不上去的，而且将来他的国家的发展，也是要靠这块地方的，所以他必须有大都来做一个都城。

大都的选址很快确定，那就是当时的燕京，府名大兴，燕京的建城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燕国古都蓟，在漫长的岁月里，这里一直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到忽必烈统治时期，这里的名字早已从金中都恢复为燕京，忽必烈选择这里建立新都，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忽必烈在开平登上汗位的一个月，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部分蒙古宗王的拥戴下，宣布继任大汗，而在之后兄弟二人长达五年的汗位争夺战中，燕京成为了汉地粮草军马北上的重要军事驻地，由此也更加凸显了在汉地建都的必要性。

公元1263年，忽必烈正式定开平为上都，并在燕京营建又一个政治中心。元至元元年（1264），燕京正式命名为中都，然而，新的中都却无法在金朝中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因为公元1215年，蒙古军地占领这里之后，金中都就已经残破不堪，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城市供水也存在问题。

刘晓：它（金中都）是靠西边的莲花池，水量并不大，就是不适合大都市以后发展的需要，最后当时选的是金中都的东北部位，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本来有金朝的离宫，就是皇帝的离宫，而且水系很发达。而且这个离宫，像琼华岛，当时的琼华岛在建设都城之前，就已经做过一些修缮，以这个为中心点向外拓展的话，就非常合理。

琼华岛，位于今天北京的北海公园，这里原本是金代的一座离宫，岛上建有著名的广寒殿。公元1261年，忽必烈下令重修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元帝国的新都建设开始准备了。广寒殿曾是整个新都的制高点，建筑金碧辉煌，殿上既可以远眺西山，也可以欣赏都城的美景，只可惜这座辉煌的宫殿后来在明万历年间坍塌，从此无迹可寻，只留下一支忽必烈曾经用过的巨大酒缸，存放在北海团城的承光殿中。这个名为“渎山大玉海”的酒瓮，成为大都营建的历史见证。

至元四年（公元1267），忽必烈下令兴建中都新城，至元八年（1271），蒙古国正式定国号为“大元”，至元九年（1272），忽必烈又命名中都新城为大都，大都新城正式作为京师进一步规划营建。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忽必烈御正殿，受诸王百官朝贺。

元大都承袭了元上都宫殿、皇城、外城三重城垣的布局，它的总设计师仍然是刘秉忠，设计理念主要来源于《周礼·考工记》，呈正方形，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纵横交错的宽广大道共九条，大都的设计还严格遵循了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整体布局。在今天的北京城可以见到的元大都遗址已经非常有限，然而对于元大都有着二十多年研究的王岗研究员告诉我们，忽必烈当年下令营建的大都城规模应该非常宏大。

王岗：这儿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当年修建大都城的时候，主要还是以这种土城墙为主，现在咱们这个位置，大概是在肃清门的位置，就是元大都城的西城墙的靠北边的这个城墙的城门，原来的城墙非常高，非常宽，宽和高的比例大概是三比二，文献记载，叫城方六十里，规模已经是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北京的都城当中规模最大的。甚至比明朝修北京城的城墙规模还要大一些。

元大都的外城城墙由黄土夯筑，底部较宽，逐渐收窄，宽、高、顶的比例为3:2:1，为应对大都多雨的夏季，城墙设计有多处排水设施，城墙上还曾盖有苇衣，整个大都城墙周长为28600米，城墙四周共开城门11座，这些门的命名取义按五行方位或有关含义而定，东、西、南各三门，只有北边开健德门和安贞门，这样设计曾让人们困惑不解。

陈高华：元代好多写诗都提到，大都城市哪吒城，就是三头六臂，三个脑袋，南边三个门，六臂，东、西都三个门，这就是六臂，两条腿属于北方的两个门，它是按照哪吒传说来设计的。可能跟当时人认为哪吒是一种保护神有关系，所以他大都设计成象征是哪吒的形象，搞了十一个门。

王岗：阴阳学说当中单数属阳，双数属阴，那么北面的城门，它因为是属于阴的这一面城门，所以宋朝是四个城门，元朝是两个门都是双数，这是不错的，从体制上来说，就是它体现了中国古代阴阳观念，在都城建设中的体现，这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正好和传说当中的哪吒的形象吻合，三头六臂两只脚，刚好是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当时元朝人在作诗的时候，就提到大都是一座哪吒城，这是一种等于是传说和现实的都城体制的巧合，或者说是一种传承当中的一种偶然相合的因素。

宏伟壮观的大都城历经二十多年才全部建成，整个大都城坐北朝南，以积水潭东北岸的中心台为基准，对称展开，中心台方幅一亩，是刘秉忠实测出来的全城平面布局中心点。南侧有石碑刻有“中心之台”四字，以南至旧金口河（今东西长安街），向西尽积水潭的距离为半径，向东、北两侧对称展开，以确定全城的四至，这在中国的都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中心台虽然是全城的中心位置，却并非皇城之所在，而是设置了元代人们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两座建筑—钟楼和鼓楼。

王岗：钟鼓楼在元大都的时候是整个城市的中心，这种规划设计是从元代开始的，它是一种当时人对于整个城市的一种观念的体现，就是社会的发展，应该按照自然的发展，按照天体运行的发展的规律来运行，它是这么一种理念。所以当时他把这个天，实际上和天相关的钟楼和鼓楼放到而来全城最重要的位置上，甚至于比皇权还要高。

元大都的皇城和宫城与今天的北京城有所不同，皇城由以太液池为中心的三大建筑群组成，北面还有御苑，整个皇城水系环绕，而宫城的面积，则没有今天的紫禁城那么大，它位于皇城的东部，处于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宫城的主要建筑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北面以延春阁为主。大明殿是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凡皇帝登基、元旦、庆寿等重大活动都在此举行。大明殿后面为延春阁，阁下称延春堂，是举行佛、道等宗教仪式和宫廷宴会的地方。

在今天的北京城，胡同已经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符号。很少有人知道胡同一词，原本就是蒙古中对于水井的称呼，而此前，中国都城的设计多数都遵循着坊市制的规则进行设计，高高的房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而元大都在一开始就完全破除了坊墙的设计。

王岗：蒙古游牧民族对商业的发展是特别重视的，对于城市坊墙的束缚，他是肯定要破除的，但是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说居民的活动，没有什么隐藏的地方，再一个他镇压民众的反抗就会很容易，同时大都城也开始作为一个都城的格局的变化，就是从坊里制度向街道四合院制度转变的过程。现在的北京的的东西城当中，很多的胡同和四合院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旧的格局，基本上没变。

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便捷沟通，交易变得异常便易，这里常年居住着四五十万人口，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人、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等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

然而，这一切的正常运转都源于元大都一项重要的规划设计，那就是水系。元朝的水利建设在中国历史上可圈可点，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不仅勾划出了元代水利的大格局，也一手编织了成就大都繁荣的水网。

王岗：这个高粱河的水系呢，包括大都城里的用水，包括咱们现在通惠河的漕运，从通州往大都城运输各种物资，都是走的这个水系，所以当时从江南过来的船，可以通过运河一直运送到积水潭水域来。这是咱们通惠河的一个闸口，在元代的时候最初修的是木闸，木闸修完了以后呢，时间长了就朽了，朽了以后就改成了石闸，石闸到现在七百多年了，这个石闸现在保留还非常好。京杭大运河、包括会通河，御河，它那河上都有这种闸。

金水河、太液池构成了宫苑用水系统，而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遍布城内的水井则满足城内居民的生活用水，大都立体化的供水体系不仅满足了几十万人的生活所需，也成就了大都各种货物的舶来运出，成就了南北文化，乃至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融合。

而此时的元上都也已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最繁荣的经济中心，这里有发达的手工业作坊和商业交换市场，也是由内地向岭北行省集运粮食和其它物资的最大转运站。这里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以上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道上，是行色匆匆前往上都朝觐元朝皇帝的外国使者，以及波斯、缅甸、印度、尼泊尔、意大利等国的学者、高僧、商贾、工匠、艺人，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是上都派往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使节。元大都，元上都，元帝国的两个都城都成为了当时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

自忽必烈始，元朝皇帝每年就在这两座都城之间来回巡幸，轮流办公，处理国家大事，这一制度被称为两都巡幸。

陈高华：当忽必烈开展造大都城的时候，中亚一带的一些蒙古贵族，专门派人来责问他，说我们蒙古人从来就是过着草原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大都城，你自己就不回到草原上去，这很典型的反映了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跟忽必烈政治理念上的一个冲突。按照大多数蒙古贵族，成吉思汗的子孙来说，他们认为在草原上过游牧生活，是他们的传统，是他们的理念。

魏坚：说你是一个蒙古子弟，我们用的是草原的这套管理制度，你就用汉家礼仪、汉家制度，这套汉家东西，你违背而来祖宗的家法，这是不可以相融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他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把一个都城留在蒙古高原上，留在草原地带，一来可以笼络这些对他不满的蒙古宗王，二来他也有了一个统治北方的一个根据地。

对于草原民族而言，逐水草而居，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取得了政权之后，他们也常常实行一种叫四季捺钵的制度，按照季节的变化来变化营地，同时处理政务，训练军马。从蒙古人时代，一直到蒙哥汗时代，依旧保持了这种制度，直到忽必烈在开平兴建了都城，蒙古国的政治中心才在真正意义上确定了下来。

魏坚：忽必烈不能放弃上都，而且上都从心里上来说，是他的龙兴之地，所以后来那些个好多蒙古的皇帝继位，一定要跑到上都去，至少有六个皇帝是在上都继位的，那是正统。所以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决定了忽必烈要实行两都巡幸。即保留了北方民族这种基本的习性，另一方面呢，他又保留了一块地方，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所以他每次去的时候，有人把它看成一个夏宫，是一个避暑的地方，那不是。

就这样，两都巡幸从忽必烈开始成为了元朝历代皇帝重要的任务，每年隆冬刚过，浩浩荡荡的队伍都会从德胜门出发，沿着固定的路线前往上都，到了秋天再从上都返回大都。皇帝巡幸出发的日子更像是大都和上都的节日，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起在大都，六月十五日起在上都，都要举行盛大的迎佛仪式和游行活动，称游皇城。皇帝和后妃、公主、贵臣、近侍全部穿着华丽的服装，坐在彩楼上观看表演，富人商贾争相拿出珍藏的珠宝、奇玩互相夸耀，游行队伍首尾长达三十余里。参与仪式或游行活动的有五千人，所穿衣服和所饰道具均由朝廷发给，队伍因此显得鲜丽整齐，可谓“珠玉金秀，装束奇巧”。往来两都之间的巡幸线路有四条：驿路是一般官员和商人等走的主要通道，设有11个驿站。东路有两条，一条专供监察御史和军队使用，另一条是皇帝的专线，也称为“辇路”，西路皇帝南返大都的路线，也称东出西还。

从事考古研究的魏坚教授，正带着他的学生们进行一次实地考古，他们出发的路线基本接近于当年元朝皇帝北巡上都的路线。魏坚教授曾经在二十年前全程参与了元上都的考古发掘，他特意将两都巡幸的遗址设置在了此次考古研究的线路上。

魏坚：目前我们所在的遗址就是河北沽源的小宏城子古城址，这个是元代的察罕脑儿行宫所在地，这是东西御道上来合围的地方。所以你往回翻还是往上走，都要在这儿合拢，除了正中央中心偏北的地方，就现在我们看到蒿草里面高出来那一块—大殿，而且明显地看出前面一块后面一块，就是元朝在中国这种宫殿的前朝后寝式的这种建筑，前面是朝堂，后面是住人的地方。一般是工字型的，中间有一个亚腰，细一点，然后前面一个大殿，后面一个大殿，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殿址。

巡幸线路的行营，多设在这样水草丰美的地方，既可以驻足渔猎稍作休整，又可以在行营处理政务。皇帝巡幸两都，中央机构主要长官也需随驾，议理朝政。一些重要的衙属，在上都均设有分支机构，他们有近半年的时间在上都避暑理政，只留中书平章政事、右（左）丞居守大都处理庶务。

魏坚：过去人们认为是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其实元朝本身它自己，好像是武功比较强盛些，但是他们对这个文化并不摒弃，对这些文人非常友好，而且也经常把他们收在帐下，为他们做一些诗词歌赋这些东西，特别是两都巡幸的时候，叫扈从诗人。现在那些诗，扈从诗，有专门的集子，那描写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扈从诗，了解好多元代的历史。

从各类文献资料统计显示，有关元朝上京纪行诗近千首，主要就是描写皇帝巡幸驿路的风光景物，这些诗歌中，虽难有今人熟知的传世之作，却成为了研究元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此时的上都城水草尚未青绿，但随着皇帝巡幸队伍的到来，这里很快便会热闹起来。军队安营扎寨，人们开始为上万人在这上都半年的生活、贸易做着准备，草原上的各路宗王、西亚和欧洲的使节们都已经在前往上都的路上。

魏坚：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元上都外城西北角，再往西北方向一公里左右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龙岗的一部分，叫哈登台敖包，偏北、偏西点的地方，我们管它叫西山敖包，敖包下面就是著名的元代的两个粮仓之一，万盈仓，那么另一个仓房，就在东面，叫广济仓。它的布局和万盈仓的布局完全一样，也是存放粮食的地方。北边的小山包下面这一块，我们调查发现了两处兵营，指挥系统、仓储系统、居住的系统，房子一排一排非常整齐，跟咋们现在排的房子一样，我们当时算了一下，如果每间房子住四个士兵算的话，大概可以住八千人，而上都当时两都巡幸时候的卫戍部队，连汉军带蒙军，大约有两万人。

冷冷清清的上都城很快便成为了十万人聚集的大都市，各国贸易在这里展开，一年中最为隆重的祭祀、宴请、岁赐、议政等活动陆续在上都进行。在今天的元上都，还有一处被称为羊群庙的祭祀遗址，这里出土的几尊石像，曾见证了上都隆重的祭祀仪式。

魏坚：羊群庙遗址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年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盗墓的现象，我们来处理盗墓的现象来的，结果来了后一挖才发现，前面出来四尊，有三尊是没有头的，其它都完整，第四尊只有脚跟前一部分了，不完整了，一共是是尊汉白玉的石雕像。而这个地方呢，又恰恰是在元上都西北，大概35公里远的地方，从元史里边记载的在元上都西北70里地，是元朝皇家祭天祭祖的地方，那正好是这个地方，每年的七月初七和七月初九，他们这个黄金家族，帝王之家要来这儿祭天祭祖。

隆重的祭祀之后便是上都一年一度的诈马宴，这不仅是一场隆重的宴会，更是蒙古王室贵族们商议帝国朝政的重要聚会，宴会之后，庞大的巡幸队伍就将从上都返回，前往元帝国的另一个政治核心—元大都。

正是因为这每年的一次往返，元朝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巡幸两都之间的路途中。

公元1323年农历八月初四，英宗在结束上都巡幸后启程南返大都。当天夜里，扈从队伍刚刚抵达西道第一站南坡扎营，即发生震惊全国的“南坡之变”。以御史大夫铁失、英宗两位怯薛长失秃儿、也先帖木儿为首的贵族官僚，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英宗皇帝及其亲信大臣。

公元1328年，元泰定皇帝去世，一派贵族官僚在上都拥立泰定帝之子为帝，另一派则在大都拥立元文宗图帖睦尔，双方为争夺皇位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火一时遍及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两都之战”持续将近一年，最后元文宗获胜。在此期间，元朝还一度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三个都城同时并存的现象。

公元1307年，新即位的武宗在两都之间的要道旺忽察都行宫建立新的都城。

魏坚：公元1307年，海山从漠北南下，在大都继位，后来史书叫做元武宗，武宗继位之后，很快就下令，在旺忽察都之地创建中都，旺忽察都是哪里呢，就现在我们中都所在的这个地方，过去是两都巡幸过程当中的一个驿站。当时大臣们都反对，但是武宗执意要做这个事情，大都也罢，上都也罢，都跟他关系不大，而且那些地方盘根错节的这些势力，甚至有的是敌对势力，对他都是不利的。他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来扎下根来，以图发展，可能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来建中都。

武宗在位四年，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建造繁荣中都城并未完全建成，近年的考古发掘使中都城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中都的规模要小于大都，大于上都。整个城市分外城、皇城与宫城三部分，但不同的是，中都最核心的宫城位于整个城市的正中央，符合都城建设的传统布局。

公元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他立即下令停止中都城的营建，中都建制，实际上仅存在了两年零十个月，成为元代都城建设史上转瞬即逝的插曲。

元朝的历史就这样在皇帝的两都往返中落下帷幕，上都城维持了九十九年。公元1358年，刘福通系的红巾军挥师北伐，攻克上都，一把大火，将这座积百年之力繁荣起来的塞上城市及其宫殿化为灰烬，元朝两都巡幸制自此停摆。

宫阙残破，荒草萋萋，繁盛一时的上都城从此长眠在大草原上，往日的繁华终成追忆。

十年后，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带兵北上，攻占大都，更名北平，中国历史又一次改朝换代。

元朝实施近百年的两都巡幸制彻底终结，然而，元朝的两都巡幸制对于巩固元朝政权，稳定局势，加强汉地与蒙古的联系，促进蒙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元大都，这座曾经的国际大都市，来自全世界的各色人等汇聚在这里，进行各种交易和交流，七百多年过去了，北京城长盛不衰，举世瞩目。什么是盛衰？什么是兴亡？什么是大浪淘沙？大都，上都，两座城的命运进行了形象的诠释。

这里是萨迦寺，在元朝，这里不仅是后藏的中心，甚至是整个西藏的中心，因为萨迦寺诞生了一位法王，这位法王，不仅影响了萨迦寺的历史，更改变了西藏的历史，完成了历史上真正的西藏与祖国的统一，这位法王就是洛追坚赞，大元帝师八思巴。在藏语里，八思巴是圣者之意，据记载，八思巴三岁就能口诵吐莲花修法，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13岁，参与了初步确定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凉州会谈，17岁，继承了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地位，19岁被忽必烈遵奉为上师，26岁被封为国师，36岁又被尊为帝师，46岁圆寂。八思巴有着传奇而伟大的一生。在萨迦寺，八思巴的故事被完整地记录和珍藏下来，千百年来，他为中国历史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与这座千年古刹一起灿灿生辉。

对于萨迦寺的嘉阳喇嘛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行程，他即将进入萨迦寺的珍宝馆，看到心仪已久的镇寺之宝，嘉阳喇嘛专心研究八思巴的历史已有多年，萨迦寺珍宝馆珍藏着萨迦寺最珍贵的历史宝物，而这些宝物，几乎每一件都与八思巴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想进入这个宝库并不容易，不仅要得到寺院堪布的批准，而且还需要三位喇嘛同时打开五把锁。在珍宝馆中，有25幅唐卡最为珍贵，没有特殊原因，这些唐卡从不示人，它们上一次正式被打开，是在差不多20年前。在西藏，唐卡是记录历史的主要手段之一，每幅重要唐卡上都会有微小的文字记录，描述历史人物和事件。嘉阳喇嘛正在打开的25幅唐卡，就是著名的八思巴唐卡画传，这些唐卡距今已有不少于500年的历史了，八思巴唐卡画传原本三十幅，几经历史的变迁，有五幅遗失了，剩下了25幅，它完整地记录了萨迦法王八思巴的生平。

公元1235年3月6日，八思巴出生在今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的昆氏贵族家庭，原名洛追坚赞，藏传佛教萨迦派正是由昆氏家族创立的，八思巴出生时，萨迦派首领是他的伯父贡嘎坚赞，被人们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由于父亲在早年间便去世了，八思巴和弟弟恰那多一直由伯父萨迦班智达抚养。八思巴从小聪颖好学，少年时便通晓各种学科，声名远扬，人们都尊称他八思巴，其本名洛追坚赞反而很少有人提及了。此时，在青藏高原之外的中原大地，正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蒙古政权正在兴起。公元1229年，在成吉思汗去世两年后，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为，他把与青藏高原接壤的西夏故地-河西走廊，分封给自己的儿子阔端，由阔端负责经营吐蕃地区，阔端随即在凉州建立了自己的官邸。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蒙古军队所向披靡，威名大振，为了宣示武威，公元1239年，阔端派大将军多达那波深入藏区，接连摧毁了两座反对归顺的藏传佛教寺院。这时，西藏境内各教派和领主各自割据一方，根本无法与强大的蒙古军队抗衡，但青藏高原地势高拔，幅员辽阔，雪山连绵，人烟稀少。阔端也已经意识到，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队，直接进军地势崎岖的青藏高原，困难重重，招降和治理吐蕃必须依靠当地的僧俗领袖，于是便将大军撤回。大将多达那波向阔端详细汇报了吐蕃各教派的情况，在权衡利弊后，公元1244年8月，阔端最终正式向萨迦派首领，也就是八思巴的伯父萨迦班智达发出邀请。

这是萨迦寺一年一度，专为纪念萨迦班智达而召开的祈愿大法会，所有的僧侣都要向这位萨迦派第四祖祈请。不仅是现在，萨迦班智达在世时，已经享有崇高的地位。班智达，梵文原意是博学的、智慧的，对于藏传佛教，只有真正通晓大小五明之学的僧人，才能享有班智达的尊称，得到各个派别所有僧人的无上敬仰。而萨迦班智达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得到这个尊称的僧人，他在人们心目中，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接到阔端的邀请后，在决定西藏命运的重要历史时刻，这位慈悲的智者决定离开萨迦寺，远赴凉州。在盛大的送行仪式中，有的不仅是祈福，还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亚东.达瓦次仁：当时有一批高僧，包括噶当派的，包括达陇派的、噶举派的，都来见他，其中有的直接就给他提问，你去干什么，你能给藏人带来什么利益。他就说我是到蒙古里面，肯定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说法，但是我确实是为了雪域苍生的利益着想，我没有一点自己的私愿，我就希望西藏人民能够安静、安详。当时，他的这个意愿就是利益众生。

公元1244年，年逾六旬的萨迦班智达带领两个年幼的侄子八思巴。恰那多吉出发了，而来自雪域高原各地的僧人和民众，自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跟随保护他奔赴凉州。一路上萨迦班智达与西藏僧俗各界广泛交流意见，逐步统一了人心。当他们取道拉萨时，八思巴在班智达及觉木伦堪布喜饶僧格主持下，接受了沙弥戒，正式出家。历经两年的艰苦跋涉，萨迦班智达一行终于抵达凉州。凉州白塔寺是阔端专门为萨迦班智达修建的，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恰那多吉达到凉州后，就居住在这里，白塔寺成为了凉州会盟的鉴证。

苏琴：这个碑啊，你看到像这个地方，诸如像班智达和阔端王这样的名称，那么由此呢，专家经过推断就论证，凉州白塔寺呢正是凉州会谈，这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地所在。公元1247年，西藏萨迦派第四代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他受到了蒙古王子，西凉王阔端的邀请，不远万里从西藏的萨迦寺来到凉州，就在白塔寺。阔端代表中央政权，萨班代表西藏地方，他们二位就西藏归属中央政权的各项事宜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史称凉州会谈。

公元1247年正月，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双方经过会谈，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政权的协议，议定降附纳贡，户口登记，征收税赋，维持原地方首领职权等内容。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向藏区各派首领及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介绍此次会议谈内容。

亚东.达瓦次仁：萨班给这个西藏人写了一个叫做，现在史料上叫做《萨班致蕃人书》，蕃人就是藏族人，这书里面就说了，我见到这个阔端王子了，然后阔端王子说了，很多人是被我这个逼着过来见我的，或者是被迫来见我的，但看来您来的时候还是有意交流高僧的心态，跟其他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您的这种理念啊，看得出来您确实是为了饶益众生而来。然后萨班就会说到，这个蒙古的阔端王子对我很尊重，对我带去的两个小孩也格外的关注，也对他们的这个未来，各个方面也很关心，可以看得出来对咱们藏传佛教文化也是村有崇敬之心，这个话可是不得了，这个等于给西藏的人民吃了一个定心丸。

发自凉州的这封信，今天被收藏在西藏博物馆，在信中萨迦班智达介绍了会谈的最终结果，如果西藏人民表示归顺，蒙古则不向西藏派一兵一卒，蒙古将大力支持佛教，西藏佛教各教派僧俗民众从此可以安心，不会再有寺院被毁，民众被杀的恐惧。当西藏各教派的僧俗民众在收到这封信后，纷纷响应，支持协议。自此，西藏地区开始归属蒙古政权，在阔端的支持下，萨迦派也一跃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中居领导地位的教派。

陈庆英：凉州会盟，它为后来西北的民族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蒙藏通过藏传佛教联系起来，然后中央又通过藏传佛教把蒙藏联络到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这对中国的统一，就是疆域的扩展是起了很大作用。

在八思巴唐卡画传中，记载下了凉州会盟这一重要历史时刻，13岁的八思巴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谈，他的聪颖博学给阔端留下了深刻印象，凉州会盟之后，萨迦班智达被阔端尊为上师，留在凉州白塔寺传授佛法。八思巴被萨迦班智达指定为他的继承人，天性聪慧的八思巴开始学习蒙语和汉语，为他后来创制蒙古新字埋下了伏笔。弟弟恰那多吉则奉命取阔端之女，穿蒙古服装，习蒙古语言。公元1251年，长年患病的阔端于凉州去世，同年，萨迦班智达也在白塔寺圆寂，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八思巴接受了他的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即萨迦五祖中的第五祖。

八思巴接任萨迦教主时，蒙古政局发生了巨变，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夺得了大汗宝座，蒙哥依照蒙古分封习俗，将吐蕃各派在自己的兄弟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其中蒙哥本人分得止贡派，忽必烈领有菜巴嘎举派，旭烈兀领有怕帕竹噶举派，阿里不哥领有达陇噶举派，各派都接到了召请，而萨迦派却没有得到任何召请。就在八思巴领导的萨迦派在吐蕃地区的领袖地位岌岌可危之时，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忽必烈，作为蒙哥的同母弟弟，在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独掌军政大权。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军进攻大理，以完成蒙古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次年，忽必烈抵达六盘山一带，准备南下穿过藏区。他清楚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巨大影响，因此从一开始就完全认同，并主动效法阔端在吐蕃地区所推行的政策。在时隔八年之后，身在凉州的八思巴向他的伯父一样，受到了邀请，这位年轻的萨迦派首领将再次担负起历史使命。

张云：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八思巴一下就对忽必烈有一种推崇感，有一种亲近感，那忽必烈也对八思巴有一种信任感。

这是八思巴唐卡画传的第七轴，它记录下了八思巴与忽必烈在六盘山会晤的经过和场景。八思巴虽然年轻，但其沉着冷静的态度与广博深厚的学识，给忽必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忽必烈意识到八思巴是未来蒙古实现对藏区有效统辖的重要人物。于是，他让八思巴留了下来，不仅如此，忽必烈决定，要与八思巴建立更进一层的关系，请八思巴为自己与察必王妃等25人，传授喜金刚灌顶。在萨迦寺珍宝馆的另一间密室内，陈列着很多700多年前的法器，这些法器都是八思巴带领萨迦派的僧人们，为忽必烈和察必王妃进行喜金刚灌顶时使用的法器。整个灌顶仪式场面宏大，持续了数天，察必王妃还向八思巴供养了作为自己嫁妆带来的一颗大珍珠，最为重要的是，忽必烈与八思巴正式确立了弟子与上师的关系。

然而就在忽必烈与八思巴确立了这种特殊关系之后，一系列的考验也随之而来，不久，一位来自噶玛噶举派的高僧噶玛拔希出现在忽必烈面前，据说，这位高僧神通广大，一度引起忽必烈的重视，于是，忽必烈便有意把他留在身边。对于噶举派高僧的到来，大臣们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认为，这位高僧超过了八思巴。史书记载，由于察必王妃坚定的信奉八思巴，在她的再三恳请下，八思巴在忽必烈和众多大臣面前，示现了非凡的神通，于是，众人彻底信服了。忽必烈宣布，只有上师的教法，才是真正最高的，所有人都不要再有怀疑，而那位高僧也不愿意留在忽必烈身边，不久便离开了。

公元1254年，从大理凯旋的忽必烈踌躇满志，他与八思巴再次会面，颁发给他一道优礼僧人诏书，让八思巴统领所有僧众，僧人不可违背上师之法旨，要谨慎修行，对西藏各教派一律尊重，无论军官，军人，达鲁花赤、金册使者等，对僧人不准欺凌，摊派兵差和赋税劳役等，寺院的土地、河流、水磨等，谁都不准夺占、强取。这道令旨对萨迦派意义重大，是萨迦派在藏区的领袖地位得以确立的标志性文件，因此，受到萨迦派历代僧人的珍视，这道令旨一直被供奉在萨迦寺里，许多萨迦派僧人都能流利背诵全文。不过，随着佛教越来越得到蒙古政权的信任，其影响日益增大，逐渐引起了之前在成吉思汗扶持下，以全真道为核心的道教势力的不满。公元1258年，全真道所编《玄都宝藏》中的《老子化胡经》称，当年老子西出函谷关，入天竺，变化为佛陀，教胡人为佛教，此书招致佛教各派僧人的一致抗议，双方互不相让。于是蒙哥汗让忽必烈专门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佛道大辩论，而年轻的八思巴被推选为佛教界代表，参加了这次大辩论。

这里是萨迦寺的佛学院，僧人们每天下午都要在这里辩经，辩经是每一位藏传佛教僧人从小就学习的基础课程，是一种理解、认知佛理的重要方法之一，回答问题的僧人坐在地上，而站着的人提出问题，每一次击掌则表明论点或问题的重要性。历史已无从考证，当时八思巴参加佛道大辩论时，是否也使用同样的辩经方式。不过，根据史书记载，这场辩论采用的也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在这场辩论中，八思巴充分展示了其博学多闻与雄辩口才，令世人瞩目。此次佛道大辩论，最终以佛教一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元人释念常的《至元辩伪录》，藏文史料《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中，对此次辩论都有记载。辩论结束后，八思巴也曾撰写《调伏外道大师记》一文以示纪念，此文至今仍保存在《萨迦五祖全集》中。佛道大辩论，使八思巴一举成名，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佛教领袖，也使佛教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信仰。

张云：八思巴在这个地方也非常精彩，给忽必烈也等于争了一个面子，同时也让忽必烈了解到，八思巴在这个佛教上的造诣。

八思巴越来越受到忽必烈的尊崇器重，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年仅26岁的八思巴随即被封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领天下释教。作为国师，八思巴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忽必烈统一中国的事业，但他一直反对蒙古军队滥杀无辜。在这幅八思巴唐卡画传中，描述了八思巴担任国师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根据藏文史料记载，忽必烈打下江南之后，因为曾经遭遇到顽强的抵抗，于是采取屠城政策，由于人数众多，蒙古兵直接将这些民众赶入大海，而作为国师的八思巴对忽必烈说，你是佛教弟子，是天下百姓的转轮圣王，要爱护所有的生命。

亚东.达瓦次仁：忽必烈后来通过权衡以后，发现佛教，刚好谁点明的，那就是八思巴给他点明了，佛教里面有一个，也有帝王的传统，但是佛教里面把它叫做圣王，叫转轮圣王，是以慈悲的理念去推动自己治理天下的这个理念，或者把慈悲融入到治理天下的理念里面，其实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举了什么，举了印度的阿育王，为什么放下屠刀，然后就变成一个这个崇佛的一个圣王，这样以后就能够嫁接起来一个庞大的大元的天下。

公元1264年，忽必烈终于击败阿里不哥，夺得蒙古政权的最高统治权，同一年，忽必烈设立总制院，由国师八思巴兼领。总制院既是全国佛教最高领导机构，也是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八思巴兼领总制院后，忽必烈派其返回萨迦，责成他重组西藏地区行政体制，并颁发给他一份珍珠诏书，这份诏书进一步明确了八思巴在吐蕃地区的崇高地位。公元1265年，国师八思巴返回萨迦，他广泛联络各地佛教世俗首领，在西藏地区进行户口清查，划分民户，征收赋税，设立驿站，驻军戍守，铨选官员，派官设治。八思巴按照蒙古行政体制，将西藏地区重新编组为万户，初步确立了乌思藏十三万户体制。在此基础上，八思巴又建立起以萨迦派为核心的西藏地方政权，即通常所说的萨迦政权。萨迦政权的首席行政长官本钦，也同时担任乌思藏宣慰司的宣慰使，乌思藏宣慰司管辖范围大抵相当于今天西藏的拉萨，日喀则与阿里地区。此外，在乌思藏宣慰司的东面，元朝还相继设立了另外两个宣慰司，即朵思麻和朵甘思宣慰司。这三个宣慰司在藏文史料中又被称为三却喀，为元代吐蕃地区的三大行政机构，直隶宣政院管辖。

八思巴去世后，由八思巴兼领的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作为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宣政院品级为从一品，与元代的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三大机构并立。长官宣政院使有多人，其中为头的宣政院使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名列第二的宣政院使则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吐蕃地区的地方官员也是僧俗并用，军民通摄。

亚东.达瓦次仁：萨迦政权成立的标志，一个是这个萨迦本钦的这个职官制度的成立，加做萨迦大长官，还一个呢，既然是一个行政的机构有了，那么它应该有一个核心的办公的地方，这个体现在哪里呢，这个就体现在这个八思巴修建萨迦南寺。这个南寺就是八思巴当了元朝国师、帝师以后，那么历经几代萨迦派的，所谓大大长官，统领13万户的这个财力、劳力建立起来，就把这个政权中心就正式定在这个地方了。

嘉阳喇嘛正在书写一种特殊的文字，它是有八思巴创制的，被称为八思巴文，为了更深入的研究八思巴的经书与文献，早在五年前，嘉阳喇嘛就开始学习八思巴文。成吉思汗兴起后，一度借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即位后，迫切想制造一种文字，这种文字不仅要求能准确拼写蒙古语，而且也能满足元朝境内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拼写，以使元朝境内各种语言文字的书写规范化、统一化。八思巴所创制的蒙古新字，是一套方形拼音文字，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结合的藏语、蒙古语、汉语维、吾尔语的读音和拼写特点，共有1000多个字。

公元1269年，八思巴重返大都，他向忽必烈进呈了这份特殊的礼物，蒙古新字，忽必烈下令，将这种文字确定为国家法定使用文字，在全国推广。在各地设立了蒙古字学与蒙古字学教授，规定自此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以后又禁称八思巴字为蒙古新字，而径称其为蒙古字，大元国字。

于宝东：这个八思巴文基本就是官方的这个文字，也就是说呀一般是军政方面，民间一般是不通用的，这种牌子，它的主要是什么呀，相当于就是军队的一个机密命令的牌子，它的内容是这样。

八思巴字是中华民族文字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八思巴字可以直接转写藏语，，也可以准确的拼写汉语，开创了用拼写记写汉字的历史，同时也可以译写各民族语言，是将中华民族主要的几种文字、语言统一化的一次可贵尝试。至今，我们在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派牌符、钱币，乃至器皿上，都能见到八思巴字，由此可见，这种文字在元朝时的推广程度。公元1270年，八思巴再一次给忽必烈传授神圣灌顶，为感恩八思巴造字之功和灌顶之恩，忽必烈晋封其为帝师，颁赐六棱玉印。从此，帝师作为常设职位在元代一直存在，共历十四任，荣膺帝师者，多是萨迦昆氏家族成员或八思巴的弟子。

亚东.达瓦次仁：那么无论是作为这个帝王的忽必烈，还是作为帝师的八思巴，他们的智慧最大的一个就是体现在博大，一统，容纳这一点上。文化层面上，把一个蒙古的古老的萨满文化和藏地的藏传佛教文化，把汉地的汉传佛教文化，最后归统到大元这个整个国家一统化的机制里面，能够达到一个包容性，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帝师统领全国佛教事务的作用，那很自然的就显现出来了。

帝师，作为皇帝精神上的导师，首要职责是向皇帝传授佛法，祈祷皇室福寿，保佑元朝国运昌盛，元朝历代皇帝均受帝师佛戒，逐渐形成定制。而帝师八思巴以慈悲为怀，利益众生，倡导以教化为主，对忽必烈的施政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为元朝宫廷讲授佛法，也是帝师的一项重要职责，八思巴曾多次为元朝皇室成员讲授佛经，他后来给忽必烈太子真金讲经的内容，还被编为《彰所知论》，并被译成汉语，由元朝政府明令收入《大藏经》，在全国颁行。八思巴主张各种教派彼此平等、和平相处，忽必烈一度打算独尊萨迦派，八思巴却劝其最终放弃此举。

张云：后来记载元代的《汉藏史集》，藏文叫的这本书，这本书里面有关的就是，元朝的时候，它还讲了一个故事，汉、藏、蒙古、门巴都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后来就住在不同的地方，形成这样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有名有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它就是元朝大一统，各民族一家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样的。

在萨迦寺，每天都会有从藏区各地前来朝圣的信众，那些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的信众，来到萨迦寺，一定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祈请这里的僧人吹响萨迦寺白法螺。这个白法螺，正是由元朝皇帝忽必烈作为供养，正式赐给元朝帝师八思巴的。帝师实际上是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最高行政领袖，帝师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代替皇帝，统领全国佛教与吐蕃地区事务方面。忽必烈授灌顶礼时，便于八思巴议定，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所谓吐蕃之事，包括文武官员的派选，驿站的设置，驻军的戍守，户口的调查等，帝师颁布的法旨，开头均有元代公文中常见的起首语，皇帝圣旨里，也就是秉承皇帝旨意的意思。《释老传》中，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域，帝师法旨与皇帝圣旨，在当时通行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全国，帝师制度成为元朝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的切实可行的制度。

张云：八思巴这个双重身份，一方面他在西藏地方，他是朝廷的一个高级官员，命官，在朝廷上，他又是西藏地方的一个宗教领袖，他在朝廷要替西藏地方说话，但是同时也给朝廷说话，这两个说话是着眼于一个大局，就是整个国家的统一，地方的安定。

约在公元1271年夏初，在完成了觐见皇帝的各项事务之后，八思巴向忽必烈请求返回萨迦，当八思巴准备动身之时，忽必烈仿佛预感到，这将是自己与八思巴在一起的最后时光。临行之日到来，忽必烈与八思巴依依惜别，并派皇太子真金率军护送八思巴入藏。公元1276年底，八思巴回到萨迦。

这是萨迦民众为了迎接八思巴返回家乡，而专门编创的舞蹈，萨迦索舞，它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它一直传承至今，成为了今天西藏人民对法王八思巴最深情的怀念。回到萨迦后，八思巴在今天日喀则的曲弥，举办了一次由西藏各地僧人参加的大法会，为期14天。这是一次空前的佛教盛会，参加的僧人有七万名，各地的信众闻讯赶来，总人数达十多万。而这一次回萨迦寺，八思巴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八思巴组织了大量僧众，将他多年搜集的大量梵文，藏文、汉文佛教典籍整理翻译出来，然后用金汁书写，这项浩大的工程持续了数年，最后书写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完整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甘珠尔》依佛教说法，共八万四千部，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留下了一笔无价的财富。历经岁月蹉跎，如今，萨迦北寺的藏书已随着寺庙的毁坏而灰飞烟灭，南寺大殿经墙的藏书，则仍旧保留下了两万多函。萨迦寺因此享有第二敦煌之美誉。

张云：在萨迦寺里面，有大量的元朝赐给的珍贵的，包括诏书、包括瓷器、包括法器，还有很多，而且萨迦寺的修建，你在的别的地方没有第二个，它的建筑结构有点仿照内地的藏式与内地的结合，这是它比较独特的。它整个是中原文化与汉藏文化的一个融合体，一个结晶。

公元1280年11月22日，一代法王众生怙主大元帝师八思巴在萨迦南寺圆寂，享年46岁，八思巴法王圆寂的消息传到大都，忽必烈悲痛万分，他赐封八思巴，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公元1282年，忽必烈下令，在大都为八思巴建造规模宏大的真身舍利塔。公元1320年，元英宗下令，在全国各地普建帝师殿，供奉八思巴，特别规定，帝师殿的规格要比祭祀孔子的宣圣庙大，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绝无仅有的现象，八思巴在元朝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旦巴桑布：八思巴法王统一全藏后，建立萨迦政权，对西藏宗教上做出卓越功绩，西藏的政治上更是功不可没，所以藏族人民都发自内心地敬仰和信奉八思巴上师。

陈庆英：元朝通过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和平的把整个青藏高原，藏族地区都拉到元朝的统治之下。

八思巴不仅是藏传佛教的一代法王和著名的宗教活动家，更是一位对巩固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促进汉藏、蒙藏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祖国统一和历史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政治家，纵观其一生，不愧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萨迦寺一年一度为纪念八思巴的大法会正在进行，所有的僧侣都会向他们的第五祖八思巴祈请，他们一直沿着八思巴和他的伯父萨迦班智达指引的方向前行。嘉阳喇嘛也正是他们的其中一员，也许，在下一次纪念八思巴的法会上，嘉阳喇嘛撰写的八思巴传记，将会呈现给这片神圣的土地。

从大漠草原上兴起的蒙古帝国，迅速向外扩张，很快，其势力范围就横跨了大半个欧亚地区，从13世纪中叶，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的一个世纪，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这个庞大的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延伸到许多地区，越过中国广大的农耕定居文明地区，元帝国的统治者发现，另一片更浩瀚的世界等待他们去征服，蓝色的海洋。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域辽阔，群岛环列，同时，复杂多变的陆地政治、军事格局，也使得元朝统治者特别关注海上交通。通过远洋航行，维系海上交通，支持海上军事行动，展开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由多条海上通道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变得空前活跃，一个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这里是中国的东南沿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的渔民们会经常打捞上来一些碎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哪里来的，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幽深的海底世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带海域有着越来越多的发现，2007年，一艘双甲板海船在广东被打捞上来。这是一艘南宋初的海船，长约30米，宽10米，是目前发现的保存完好的最大宋代海船，这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它被存放于号称水晶宫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孙健：现在我们知道的，这条沉船上基本上是以瓷器、铁器、金属器为主的货物，包括铜钱这种货物，也是传统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货物品种。

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大批沉船及文物不断出水，仅仅是在东南亚国家正式登记的、已打捞出的沉船地点，就有118处之多。发现沉船的海域，是古代中国东海、南海通往印度洋、波斯湾的必经之地，在宋元时期，这里已拥有相当繁荣的航线。

黄铁坚：到了我们博物馆，他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个南海一号，这个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包括贸易史、包括宗教史、包括航海史。

根据考古专家们的判断，仍然沉睡在这片海域的沉船，数量更是惊人，他们的存在，勾画出了一幅藏在海底的海上丝绸之路地图，它们所显示的地理和历史坐标，指引人们重新审视海上丝绸之路，曾拥有的辉煌岁月。航海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以创造了伟大的农耕文明而著称，有人由此误以为，中国人不长于航海，或者缺乏探索海洋的精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直到公元15世纪为止，中国人的航海成就，和对航海事业的追求，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乏探索海洋的勇气、智慧和梦想，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驾驶着独木舟随着洋流漂航，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中国居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不断探寻着海洋和航海技术的奥秘。公元前219年，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到黄海琅琊港，他令徐福率领大批船只，先后两次载着数千童男童女出海远航，虽然这只船队最后不知所踪，而在日本与韩国千年来，则一直流传着他们登陆定居的传说。一个世纪之后，同样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再次大规模开辟远洋航行，开拓一系列与陆地丝绸之路呼应的海上通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张帆：中华文明是一个以陆地为中心的文明，农业文明，它和西方那个濒临海洋，重视海洋的那种商业文明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它不能发展商业文明，不能发展海洋文明，它也可以有所发展。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里希特霍芬提出来的，19世纪70年代，里希特霍芬想到中国去，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无法从海路靠岸，随后，他就沿着古代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路旅行，他在游记中把这条通路叫做丝绸之路。浩瀚的海洋，曾经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往来的巨大障碍，但是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之后，便发现了海洋的便利之处，海上交通无远不至，运载的货物更多，并且费用低廉。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沿海各国的这些海上交通线，被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些航道，远洋船队从中国的南海、东海、乃至黄海出发，通往太平洋进入印度洋。十一世纪之前，中国人在漫长的航海实践中，依靠长期积累经验，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海洋、潮汐规律，和利用日月星宿定位的天文导航技术。到11世纪的时候，一项重大的发明在中国诞生了，它使得真正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这就是指南针的发明。

这个是指南针，在公元，就快2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战国时代，已经有发明了这样的一种司南，这个指南针在宋代发明以后呢，他这个航海技术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从此以后呢，就宣告了原始航海的终结，计量航海时代的开始。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彻底终结了依靠经验为主的原始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远洋航海、科技航海的新时代，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发明之一，同时，中国人对天文导航技术、水文气象技术的掌握，也愈臻成熟完善，航海图和航路指南书等航海工具书不断出版，随着航海活动的活跃，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大拓展了，他们拥有了一种早期的全球化意识。

李治安：经过唐宋这个两个王朝，尤其是宋王朝，中国进入最繁荣，经济上最繁荣，文化上也是最发达的一个盛世。

张帆：宋朝，特别是南宋，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方面的建设、贸易就比较发达了，那么元朝是在这个成果上面继续有所推动。

在宋朝的基础上，元朝在航海技术和远洋事业领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造船技术不断革新，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经详细的讲述过中国人发明的一项造船技术，水密隔舱。

王连茂：中国的贸易船呢，它因为有这个水密隔舱，按照马可波罗的描写，就是一旦破了一个洞，赶快堵起来，把货物搬到别的仓，因为它不渗水，然后把这些水排掉了以后，它靠岸了以后，再修理它不沉没。

水密隔舱技术发明于唐代，经过宋朝的发展以后，到了元代，已经十分成熟，元人具备了强大的造船能力。用以远洋航行的元代海舶，是一种尖底帆船，通常长约30米，高约10米，宽8米，载重量可达上百吨，船上配备的铁锚重大数百斤，可以抵御狂风巨浪。这个时期，远洋船队从爪洼回泉州，连续航行只需18天，比宋朝的时候大为缩短，而这一切，加上元朝统治者对航海的浓厚兴趣，预示着海上丝绸之路将迎来一个繁荣时代。然而，起自草原游牧民族部落的元朝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钟爱海上交通呢。元世祖忽必烈重视海上交通，有很现实的政治、军事考虑，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帝位，并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后王交恶，导致蒙古帝国分裂，进而造成陆路交通的阻滞，元王朝迫切希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结成政治联盟。然而，对于习惯了马上征战的草原民族来说，海外贸易毕竟是陌生的，如何迅速打通海外贸易的通道，拓展元帝国的海外政治之路呢。

这是泉州最大的香制品生产地之一，这些香制品工厂都属于这里的一个大家族，蒲氏家族。蒲氏家族在泉州历史悠久，祖上从宋代开始，就在泉州亦商亦官，一直从事远洋船运和香料生意，蒲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后裔，蒲家的蒲寿庚担任南宋提举泉州市舶使，拥有大量的海船，几乎掌管着南宋全部的远洋船运业务，和香料贸易等海外贸易。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得到一个消息，蒲寿庚向元军投降了，元世祖非常高兴，立即任命蒲寿庚担任要职。于是，在蒲氏家族和航海大家族的推动下，元朝的海外贸易事业迅速开展起来。

李治安：南宋末他是这带的，福建和广东这边的招讨使，实际还是兼的市舶，管海外贸易的，南宋末，他就投降了元朝，就原原本本把这个南宋市舶司这套移交过来了，这个人是，可以说是元朝海外贸易的开创者，继承者。

元朝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开通后，忽必烈终于可以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他经略海外的政治行动，而他派出的最早的和平使者之一，是亦黑迷失。亦黑迷失是信奉佛教的畏兀尔人，熟悉东南亚与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忽必烈初定中国，亦黑迷失便奉命两度出使八罗博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揭开了元朝远洋活动的序幕。为了配合元军在东南亚一带的军事行动，亦黑迷失出使占城（今属越南中南部），僧伽剌国（今斯里兰卡）等地，他开展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活动，扩大了元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1287年，亦黑迷失来到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八儿国，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取佛钵，舍利，亦黑迷失先后五次奉命远航，在海上活动二十多年，为元朝的对外交流作出了贡献。

张帆：那么到忽必烈的时代呢，就是在陆地上可征服地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把事业也比较多的转向海上，采取一种和平手段来，就是来传播他的国威，这样的话这个贸易规模也就扩大了，而且那个去的地方可能也更多而且更远。

忽必烈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忽必烈与伊利汗国结成了政治盟国。伊利汗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带，伊利汗国的开创者旭烈兀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迫切希望得到旭烈兀的支持，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而旭烈兀也非常需要得到忽必烈的承认，双方很快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伊利汗国向元廷效忠，而回报则是元朝皇帝的正式册封。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交往主要通过海上进行，这条海上通道，一头是中国的泉州港，一头是波斯湾的忽鲁谟斯，也就是今天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1953年，泉州南教场出土了一块石碑，碑文清楚的记载了元朝时期在这条航线上进行的一次海上旅行全过程。

王连茂：这个大德三年，就是公元的1299年，有一个使节，奉命到忽鲁谟斯，见了哈赞大王，伊利汗国的大王，而且得到了这个大王给他的很多高贵的礼品，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些东西献给了朝廷，送到了北京，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又回到泉州的本家，就说明这个人是住在泉州。

在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墓碑，记载了元朝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跟伊利汗国及其他国家往来的情况，在同伊利汗国的往来中，元朝曾经派出一位使臣，这位使臣为两国的交往做出了特殊贡献。《元史》中记载，这位使臣叫孛罗，是忽必烈一手培养起来的大臣，学识渊博，他奉命出使伊利汗国，却一去不返，留在该国担任要职，被誉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在伊利汗国合赞汗时代，宰相拉斯特组织编纂了伟大的世界史著作《史集》，孛罗参与了这一重要文化活动，《史集》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前所未有的百科全书式历史著作。其中，《蒙古史》部分史料价值极高，《中国史》部分内容也非常详尽，真实再现了当时伊朗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

就是与昆曲齐名的，被后人称为四大声腔之一的又一古老的戏曲唱腔，海盐腔。海盐腔诞生在浙江省海盐县澉浦港。澉浦是忽必烈最初设立七个市舶司的地区之一，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是元代著名国际性港口之一，这里客商云集，南腔北调交融汇合。而创立海盐腔的人正是澉浦著名的航海家族杨氏家族中的扬梓。

朱岩：扬梓，他的父亲叫杨发，杨发在这个元代初的时候，是两浙路的市舶司的主管，也就相当于现在浙江海关的关长，那么扬梓呢本身的也是浙西宣慰使，所以说他这个家族呢，实际上跟这个海舶贸易是关系很近的。实际上扬梓他本人呢，实际上是海盐腔那个创始者，他是当时结合了南戏的一些传统，那么，同时又吸收了一些元曲的声腔。

海盐腔，腔调轻柔婉转，为士大夫所爱好，海盐少年，也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然而杨梓这杯海盐腔创立者，却为自己的小儿子杨枢，选择了一条更为壮怀激烈的人生道路。这是杨枢的成人礼，这位海盐少年在弱冠之后将担负起这个航海家族的责任与使命，再次开启危险的海上旅程。公元1301年，年仅20岁的杨氏家族后代杨枢，乘坐由政府出资的官本船出海远行，他肩负着元廷赋予的重要使命，迎接来自伊利汗国的使节，并代表元朝政府进行海外贸易，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杨枢在航行途中，与伊利汗国派遣的使臣那怀相遇，两人在旅行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枢陪同那怀一同前往元大都，那怀完成使命后，杨枢又奉命护送那怀返回波斯，出色的完成了元朝赋予他的外交使命，使元朝与伊利汗国的联系得以继续。这位元朝著名的航海家，在海上与风浪搏斗了近十年的时间，回到故土时已经而立之年，杨枢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海运事业。

李治安：从忽必烈以前，确实他破坏性非常惨重，从中亚、西亚，包括河西走廊，包括东欧杀人是非常多的，但是从忽必烈开始，来了个180度，基本上他不出动，他在这方面，说白了他是有一个观念的巨大转折，他开始重农了，不仅重农还重商。

习惯了依靠武力杀伐征服世界，掠夺财富的忽必烈，对中亚、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过的军事扩张，均以失败而告终，转而开始展开和平外交，而事实上，元朝强大的远航能力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恰恰保证了这种以和平外交为主的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元朝的通航领域空前广泛。在宋代与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到了元代则达到了惊人的140余个，而往来于这条和平之路的商品货物更是种类繁多。

现在中国常见的农作物中有40多种来自国外，其中约一半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的，如胡萝卜、南瓜、洋葱等，除了农作物，通过这条路输入中国的还包括象牙、珍珠、人参、麝香等贵重物品，而数量最大的则是香料，药材、布匹等。中国由此通道输出的商品，则是发达的手工制造业商品和中国特产，瓷器、丝绸和茶叶等，伴随着这些商品一同输出的，则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有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因数是术，此外还包括农耕工具，中医药典籍等。而世界各国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先进的科技和制造业工艺，以及文学技术也不断输入中国，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受益于这种互相影响而产生的文明成果。

李治安：从贸易这个层次这是非常积极的，贸易的参与者都能够得到双赢。

这里是今天的泉州港，古代的泉州是通过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只是，马可波罗用另外一个名字称呼它，刺桐，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定，刺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都在争论刺桐和泉州是否是同一个城市。

王连茂：为什么会叫宰桐，因为宰桐在阿拉伯语里头，是橄榄树的意思，实际上宰桐的来历呢，是根据泉州当时栽种了很多的刺桐树，叫刺桐城，用刺桐的泉州话的发音，翻译成为宰桐，是这样来的。最早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早提到的宰桐这个名字的是《马可波罗游记》。

刺桐，树身高大挺拔，枝叶茂盛，开花时花色鲜红，状如一串熟透了的红辣椒，当时，这种植物在泉州相当普遍，刺桐港由此得名。泉州港在唐末开始兴起，北宋时期，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泉州开始发展成为主要港口城市，到了南宋的时候，大批贵族富室从各地蜂拥而至，泉州迅速的发展起来，号称富州。泉州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口，许多亚非国家与地区的海舶云集泉州，港内常常停泊着上百艘大船，小船则无法计数，阿拉伯和波斯等各国商人云集，各种香料和贵重货物大量运抵这里，并由此而流通至中国其它地区。海外的货物从这里送到杭州，借由大运河可直抵元朝都城大都，大批中国商人也从这里出发，带走青花瓷，丝织品等大宗商品，海外归来后的商品，也多在此卸货，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在元朝达到了它繁荣的顶峰。泉州港为元朝政府缴纳的税收占元朝国库总收入的50分之一。

李治安：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的，当然它有一段也搞官本船，稍微有点垄断，但是后来很快撤销了，基本上是采取征税抽俸，自由的鼓励来进行贸易，无论是招落海外的商人，或者鼓励本地的商人下海去贸易去，他都是开放的。

在海外贸易带给源头政府的巨额财富中，有人估计，其中有至少三分之一的财富是由这个今天看起来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品-瓷器创造的。瓷器是中国又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比起华丽轻柔的丝绸，瓷器更适于海运。商人们将瓷器大小相套，装的密密实实，一艘船上能装载数量非常可观的瓷器。事实上，瓷器已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最重要出口商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到底输出了多少瓷器，实际上是无法估计的，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将海上丝绸之路改称为海上瓷器之路。

张帆：中国的一些产品，因为它在海外它不能生产，或者说它的制造技术不高，它只能去引进中国的产品，那么这些看上去比较先进的东西，传播到的地区，会产生一种时尚效应，大概就等于说就成了一种潮流，既然已经用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多的更大量的希望能够输入。

元青花是陶瓷技术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品种之一，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元青花瓷器昂贵的价格，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奢侈品，尽管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的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它的价格依然高居不下。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将一些原料提供给中国，希望中国人能够烧制出他们需要的瓷器。

江建新：元青花的这种钴料，是来源于中东地区的，就是所谓的伊朗地区，就是那种高铁低镭的一种钴料，就是氧化钴，它是在高温烧制下以后，它是发蓝的。那么它是把这种中东的这种钴料技术，放到这个瓷器上来彩饰，那个彩饰先是这样的，在那个没有烧成的那个胚上面，先用这个钴料进行彩绘，彩绘完了以后再上一层透明釉，再经过1300多度的温度烧制，它就成功了。那么他这个技术来源，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形成的一种产品。

通过泉州、广州、庆元、澉浦等港口，元朝瓷器的输出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除传统的生活瓷器外，许多出口的瓷器都是这样根据海外商人的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专门销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的大型盘、碗、壶、罐，都是适应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源源不断的瓷器需求，推动了中国沿海及周边地区的瓷器生产，形成了一个古代中国高技术和艺术附加值的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制造产业，从而使中国的陶瓷之乡-江西景德镇，一跃而成为世界著名的中国瓷都。青花瓷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成为新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李治安：我们输出的一些东西，影响还是很大，尤其是这条丝绸之路的这两个极，中国成了丝绸之路的东方的一个极了，而且这个极，它有经济的繁荣做支撑了，你经济不繁荣，运不出去东西，那你这个丝绸之路还是繁荣不起来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跟海外贸易连着的，我们中国是这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官方使者、商人，还有许多留学生，宗教人士，旅行家，探险家等往来其中，元朝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著名旅行家，除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之外，还有伊本.白图塔。1332年，伊本.白图塔离开家乡摩洛哥丹吉尔，只身一人向东寻梦，1342年，他在印度德里遇到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使节，随后，伊本白图塔奉德里苏丹之命，率使团陪同元朝使者回访中国，伊本白图塔在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等地。在游记中，伊本白图塔描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一切，包括中国的银锭和钱币，政府发行纸钞的机构，市舶司机构对船舶出海、回港的检验制度等等，伊本白图塔的游记是后人了解14世纪上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宝库。发达的海外贸易，繁华的泉州、广州等国际性港口城市，不仅吸引了旅行家，有很多的外国的移民生活在这里，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湿婆教、摩尼教的寺院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来自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中亚，乃至欧洲的各国人士长眠于此，留下了数百方各式各样的墓碑，墓志。

张帆：元朝在宗教信仰方面，这是比较自由和宽容的时代，整个蒙古人对于宗教信仰，是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态度，就他自己当然可能信仰某种宗教，但是他并不禁止别人其他的宗教，在蒙古人的那个观念当中，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能力和上天沟通，其他觉得都应该给以尊重和保护。

泉州今天可以找到很多外国人的后裔，丁氏家族就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他们和当地的汉族相处融洽，这是他们建造的自己家族的祠堂。

丁桐志：我们的第四代祖先来到这里跟汉族人和睦相处，他看到汉族人这里发展很快，他看到汉族人在各方面的风俗习惯，他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什么特色，他把这个祠堂盖成一个回字形，要让子孙知道我们原来的老祖宗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就是汉族人才搞这个牌位，我们是回族人原来就没有搞牌位，但是为了要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跟人家同样盖成了祠堂。盖成祠堂以后，还有祠堂的特色，好像我们的牌位，汉族人是红色的，我们这个牌位搞成绿色。

像丁氏家族一样，离开它们的故土，将根扎在了中国的外国人后裔还有很多，他们已经完全融入这片土地，成为生长在这里的新生命。海上丝绸之路，就像一座巨大的生命花园，在这座花园中，不同的血脉通过延续和融合，在东方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再次新生出一朵朵鲜艳的生命之花。这里是泉州东南部，这里有一座小渔村叫浔埔村，浔埔曾经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港口之一，浔埔村人本事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浔埔村的妇女们有一个习惯，每天出门劳作之前，他们都要带上这样特有的头饰-簪花围。簪花围是用时令鲜花串制而成，其中一定要有两种花，那就是茉莉花和素馨花，茉莉花和素馨花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带花围的传统在这里古已有，于是当茉莉花和素馨花一起来到这里之后，就变成了今天妇女们头上的簪花围。今天美丽的簪花围已经成为泉州最鲜活的一道风景，它让人知道，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会一直延续下去，而正是沿着这条生命之路，从元代开始，一些中国人开始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他们怀着梦想，期望，寻找新的生活。其中一些人移居海外，并婚娶繁衍。

李治安：我们的沿海的边民，他们应该说是生生不息，和我们的陆地移民同样重要，他们向海外进行探寻，冒险，求生存，求富，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些需要勇气和冒险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世代的先民，尤其是沿海的先民，他们在我们中国的航海事业中间，向海外开拓方面，他们还是功绩无量的。

海上丝绸之路，大大拓展了很多沿海中国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形成了一种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这种传统从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开始萌生，到明清和近代达到高潮，到今天也一直在延续，很多华人在海外落地生根，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庭，一个大家族。在新加坡，梁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梁氏家族的五个兄弟在新加坡是第三代移民，他们的爷爷梁润之只身一人从广东来到这里，是从卖一瓶驱风油开始起家的。他的儿子梁庆经将驱风油卖到了整个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而到了今天，梁家的五兄弟已经将驱风油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驱风油是家庭的用品，这个家庭的背景，你看我有五个兄弟，其中也是把我们的产品放在里面。

这就是梁氏家族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秘密，他们的父亲梁庆经在位驱风油设计广告的时候，经常将他的五个儿子以不同的形象设计在广告中。远离故土，梁家的祖辈希望后代们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发展下去。

张松声：不管你到泰国、马来西亚、到印尼、到缅甸、到柬埔寨，其实很多当地成功的商人，都是华裔，就是当时整个华人经商的精神，他从中国移民到这地方来，刻苦经营，真正的就是说，投入那个社会，拥抱那个社会，就说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过客，而是我真的在这边已经落地生根了。

李治安：像海外的发展，向海洋事业开拓，这个应该算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民族的子孙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愿景，和开拓的一个路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我们先民这方面的一些开拓的经验，继续推动我们的海外事业，继续推动我们的开放事业。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贸易为开端，其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些物品本身，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相互接触，碰撞，融合，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延续的时间更长，通往的地区更广，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巨大力量。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越多，国家就繁荣富强，甚至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构建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不以掠夺和控制为目的的全球化的先声。

当今世界已联为一体，这是人类进步的突出表现。然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东方、西方，此疆彼界，往来较少。13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纵横驰骋，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壁垒正逐渐瓦解。尤其是一名叫马可波罗的的意大利人和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向中世纪后期相对落后的西方展现了神奇的东方文明。世界酝酿着巨变，人类新时代的开启，不再是渺茫的梦想。

蒙古人通过扩大军事管理范围，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忽必烈开始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元朝。13世纪末，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稳定、军事强大、商业繁荣、科学技术发达，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收藏了很多元朝的珍贵文物。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中国人已经会制造丝绸、瓷器、软盘和火药。元朝人发明了第一门为炮，现存最古老的金属枪管火铳，出土于中国黑龙江，保存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

于宝东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火铳是元代发明的，这点是确定无疑的。至于谁发明，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一般认为它是在宋人的土火枪的基础上一步步改进过来的。至于火铳的使用方法其实很简单，它和现代的一种火枪使用方法一样。我们看到火铳这里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一般都是用纸捻子或者里面有药，然后把这个纸捻子放好以后，把火药填充到这里面。

火铳，是第一种一个人就能远距离杀死很敌人的武器。这支金属火铳，可装填100颗铅质子弹，一旦点燃，能杀死很多人。

事实上，正是蒙古人的西征导致许多中国发明与先进技术传播到西方。而马可波罗描述了更多发明和技术革新。正是这些，使13世纪时期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达的国家之一。此时在西半球西方文明的中心，是现在的意大利北部。虽然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在当时还不存在，但是，佛罗伦萨、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城市，因为地中海周围的贸易，而已经非常繁荣。这些城市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就像一个个国家一样。阿尔贝托索费是一位作家、历史研究者，他对威尼斯的历史和马可波罗深有研究。

阿尔贝托索费作家、历史研究者：当时在西半球，没有人知道中国及其文明，只有一个人，他是威尼斯人，叫马可波罗。当时被囚禁在热那亚监狱，当时威尼斯和热那业之间局势紧张。在1298年，热那亚人进攻威尼斯，并取得全面胜利。威尼斯人成为了囚犯和人质。在监狱里，狱友伞让他讲讲他的旅行见闻。

马可波罗扮演者：忽必烈大汗真的是一们非常伟大的人，因为他能通过这种工序造钱，他把桑树皮剥开，随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捣碎，直到变成纸浆，然后就可以做成纸张了，但是颜色有点暗。然后在纸上盖上大汗的印章，这样就能当作钱去买东西了。

狱卒：热那亚人不会因为这种纸币而释放你，这里只流通纯金。

马可波罗：不用担心，我的家人会用黄金赎回我的。

虽然被其他犯人嘲笑，但是马可波罗所说的纸币，是真实存在的。中国人创造了一种纸币，可以同白银交换，也可以购买同行价值货物的金融系统。

刘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是世界上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其中北宋初年发行的交子，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纸币，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元朝建立后，1260年，也就是中统元年，开始发行一种全新的纸币，也就是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这种纸币是以桑皮纸制成，面额分十等，以白银为本。当时规定，每白银一两，可以兑换二贯文省的中统钞。南宋灭亡后，这种纸币推向全国。

最开始货币都是珍贵的金属做成的，纸币视为欠别人钱的意思，承诺偿还写在纸上的等值的黄金或白银，然后，纸币又代表着一种信用货币，意思是政府会返还和纸币等值的金钱。

马可波罗时期，意大利人用的是金制的弗罗林，一种在佛罗伦萨发行的金币，因为很多佛罗伦萨银行在欧洲都有分行。弗罗林很快就成为了西欧地区主要的贸易货币。在欧洲，瑞典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时间在1661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六百年。

马可波罗扮演者：在中国，有一种黑色的石头，是从山里挖出来的。这种黑石头燃烧起来，和木柴没有什么差别，但它的热度优于木柴。如果夜间燃烧，等到第二天早晨，石头的火也不会熄灭。在中国，人们一周至少洗一次澡，每一人肯地位或有财富的人家里都有一个浴室供自己使用。木柴储量不够支撑这么大的耗费，而这些石头储量丰富，价格低廉。

狱友：你想让我们相信这些废话，我不相信你。你想愚弄我们，是骗人的，是骗人的。

狱友：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阿尔贝托索费作家、历史研究者：相信马可波罗的人是来自比萨城的鲁斯提契洛。没有他，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将永远不为人所知。当时鲁斯提契洛和马可波罗被囚禁在同一个地方。他相信马可波罗，并郑重承诺，他会写下马可波罗经历，并让它流传于后世。监狱竟然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还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

就这样，热那亚监狱里的所有人，随着马可波罗的回忆，开始了遥远的中国之旅。而鲁斯提契洛，则是这一口述历史的记录者和写作者。震撼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传奇的方式诞生了。

马可波罗于1254年，出生于威尼斯，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他的童年很少有父母陪伴。马可波罗六岁时（公元1260），他的父亲尼古拉、叔叔马菲奥决定离开威尼斯去开发亚洲市场。马可波罗由他的母亲养大，他被教育以后成为一位像他父亲那样的商人。当马可波罗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巨大的财富和数不清的神奇故事回到了家乡——威尼斯。可以想到对于父亲和叔叔描述的东方，马可波罗是何等向往，他要去东方。尽管路人管无比艰险，他尤其想去中国，因为父亲告诉了他，关于中国的财富和其统治者大汗。

1271年，尼古拉和马菲奥决定再次前往亚洲。这次，他们带上了马可波罗。此时，马可波罗十七岁，能讲四国语言，精通一位商人应该掌握的所有技能。13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曾令整个世界震惊。成吉思汗兴起后，随着蒙古政权的不断对外扩张，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开始出现。在东起太平洋，西至多多瑙河广袤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都成为其统治下的臣民。

1260年蒙古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宣布即大汗位，并于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对疆土的征服，也体现在成功地执政。在他之前的许多统治者疯狂扩张疆土，对被征服者非常残忍。然而，在忽必烈统治初期，便采用了中原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忽必烈包容新臣民的宗教信仰，因为他的宽容，他和他的人民之间，建立了一条沟通的纽带。

李治安中国元史协会会长：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的。它对多种文化采取包容，不搞太严苛的文化专制。

关于马可波罗的游记，最古老的书是手写的。当时，西方还没有打印机。马尔恰那博物馆的图书馆收藏着1300年左右，鲁斯提契洛手写的关于马可波罗旅行的书，名字叫《马可波罗眼中的奇妙世界》。这本书是一位法国国王翻译的法文译本，还配有丰富的图解。马可波罗跟随他父亲和叔叔出发时，他们先去参见了教皇。因为大汗要求他们带100名传教士到中国。但是由于蒙古人的名声，教皇不敢让他的人陷于危险，于是，写了一封给忽必烈大汗的信件，并派了两位修道士和他们一起出发。当他们到达亚美尼亚时，才知道亚美尼亚已经被外侵者占领。同行的两位修道士对这种情况很害怕，他们决定不再往前，转而回去了。

尼古拉、马菲奥和马可波罗，没有被困难吓倒，继续前行。他们途经波斯各地，翻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新疆的南部地区。在经过喀什噶尔（喀什）、鸭儿看（叶尔羌）、忽炭（和田）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

恶劣的环境使马可波罗一行已经受到了最残酷的考验。气温日升夜降，极其反常。风沙中他们和其他商旅一样产生了可怕的幻觉，以为沙漠是许多可怕的幽灵的住所。它们戏弄商旅，使他们产生幻觉，陷入毁灭的深渊。这些幽灵有时在白天，幻化成商旅同伴的样子呼唤他们的名字，并尽力引导他们离开正道。还有些人在经过此地的时候，看见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迎面而来，这也是幽灵们变幻的。为了不被抢劫，这些人夺路而逃，却因此迷失了方向，最后悲惨地饿死。

1275年，历时三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上都。2012年，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遗址，作为元朝保存最好的，也是最早的首都城市，因其独特的城市结构，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魏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元上都宫城的南门的门道，就这个御天门。御天门正对的向南过去，就是正对的这个御街所对的位置，是明德门，这是元上都的一个中轴线。从明德门进来进御天门，从御天门进来到大安阁。当年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和叔叔，来到元上都的时候，恐怕就是从明德门进入，然后经过皇城，到了宫城的门前，御天门下，从御天门进来，然后可以到这个大殿里，就是大安阁里觐见忽必烈。所以，马可波罗就说那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宫室内皆涂金，会有种种鸟兽花木，工七之极，技术之佳，足以娱人心目，有很多关于大安阁的描写，就写了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城里有一卒金碧辉煌的宫殿，所有的大厅和房间是镀金的，并绘有各种鸟、兽、花卉和植物。宫殿四周都是墙壁，墙内有喷泉、水渠、河流和草，有野生动物，但不是野兽。马可波罗在元上都，得到了忽必烈大汗的接见，并获得信任，他们因此受到了朝臣们的敬重。忽必烈派他去全国各地执行任务，甚至担任重要的官职，这些故事后来他都向鲁斯提契洛口述了。他最先去的就是汗八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我们现在仍能从紫禁城的卫星图中，找到忽必烈当时建造的建筑。

1272年在立国号为大元一年后，忽必烈大汗宣布汗八里为首都，命名为大都，成为与目都并列的元代两大都城。

在汗八里期间，马可波罗见到了很多他从未见过的东西，最吸引他眼球的是商品的多样化和城市的设计。所有的房子都是四方形的，排列整齐，就像一个棋盘一样，任何词汇都表达不了它的壮观。

阿尔贝托*白达尼意大利驻华使馆大使：毕竟，马可波罗是历史上的一位先驱者，他不仅为同时期的人带来了关于新地方的信息和新的经历，而且还发现了一个富有哲理和文明的新世界。所以，现在到中国的意大利人会感觉自己是小马可波罗。

这卒城市的一切都是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和印度很像，这里有珍贵的石头、珍珠

各种药品和香料等。这里的商品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多，每天都有超过上千匹马驼着货物，如丝绸、金器、各种手工艺品。

刘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最近的研究表明，马可波罗极有可能是大汗忽必烈身边的一位色目商人。这样的色目商人，在元朝有一种特定的称谓，叫斡脱。作为大汗忽必烈身边的斡脱，马可波罗会经常出使各地，为大汗赚取经济利益，同时，也担负大汗的一些特殊使命。

当马可波罗离开大都去南方时，他经过永定河看到了卢沟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卢沟桥。此桥长300步，宽超过8步。即使10个骑马的人在桥上并肩而行，也不会感觉狭窄。这座桥有24个拱，由25个桥墩支撑着，建筑工艺非常高超。桥上还有雕刻石狮的美丽石柱，每根石柱之间都相隔1.5米，石柱之间有带有各种雕刻的大理石栏杆。

张帆北京大学教授：因为他是个商人，他又是那个曾经生活在威尼斯水城，桥很多。他到中国来呢，对于桥很关心。卢沟桥是他比较详细的描写地一座桥。他经常写到这个城市有多少座桥。而且有的数字都写多了，就是有点夸张，他可能记错了。

那么马可波罗是怎么获得这些信息的呢。

刘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马可波罗不懂汉语，这的确是事实。不过从他的游记来看，马可波罗应该通晓蒙古语、波斯语、突厥语乃至阿拉伯语。要知道在当时的蒙古上层社会，汉语并不是通用语言，许多蒙古人色目人到中国内地做官时，也往往要通过翻译这一媒介与汉人进行交流，所以这些对马可波罗来说不是问题。

下一个地点是杭州。当时，去南方最快的方法是走大运河。灭亡南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北地区联系，元朝在以前运河的基础上，陆续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使从杭州到大都的运河航道全线贯通。全程走过大运河的人很多，马可波罗却是第一个走完全程的外国人。他称，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他起到很好的连接作用，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州，一直航行到汗八里城。马可波罗沿着大运河多次游览中国南方城市，对这些繁荣的城市和山水，发出了由衷的行吗。当他到达杭州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无比惊喜，这座城的庄严和秀丽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疑为人间天堂。城内有一片方圆30里的湖，湖周围矗立着丽的宫殿阁楼，有着你从未见过的独特结构。城内不家十个大广场或市场，每天大概容纳四五万人到这里来。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40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马可波罗所说的广场前面的大街，实际上就是南宋杭州的御街。2008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驻中山中路，寻找南宋御街的踪迹。经过近20天的挖掘，在中山中路112号附近，地下2.2米处，两条尘封了数百年之久的南宋御街重见天日。

王征宇杭州文物考古研究所主任：当年马可波罗来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这段御街，当时他称之为大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主要由石板砌筑的这部分特等遗迹。通过我们的发掘工作，我们发现，这段御街遗迹和马可波罗所记载的大街，它有几个相似的地方。第一是它的整个建筑的，所使用的这个材料，他讲道是由石头和砖块石头和砖块来砌筑的的。那么我们的发现确实整个御街主体部分，它是由这个石板砌筑的，两侧包边是由和砖块混合砌筑的。这么一部分，这一点都是相同的。

在发掘中，他们发现了一块完整的石头，但是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它是一块板石，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证据。

王征宇杭州文物考古研究所主任：整个御街遗迹，它的宽度大概有将近12米，两边的排水沟，这点也是和这个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是一致的，还有呢因为江南地带雨天比较多，排水需要特别考虑，那么，它的两侧正好有排水沟。两侧的排水沟这个水，最终是汇入到到中河里去的。这个呢，和当年马可波罗看到的也是一致的。

马可波罗在中国呆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北至蒙古南至缅甸西至西藏。马可波罗的游记向欧洲人展现了亚洲的地理、人民、资源。虽然当时的欧洲人已经熟知很多来自亚洲的产品，但是，马可波罗是第一位能说出这些产品具体来自哪里，并能详细描述以及在什么样的文化下产生的这些产品。

由于常年在外，马可波罗，一行思乡心切，多次向忽必烈提出返乡要求，但没有获得批准，他们只好等待。1291年，机会终于到来，忽必烈的侄孙，统治波斯地区的伊利汗国君主阿鲁浑汗，在王妃卜鲁罕去世后，派遣三位使臣到元朝，请求迎娶一位与卜鲁罕同族的姑娘。忽必烈在卜鲁罕的同族中，挑选了一位名叫阔阔真的姑娘，并要派遣导媒把她带到波斯。马可波罗一行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约好的机会。他们向忽必烈提出因为熟悉路径，他们愿意护送阔阔真。这一次，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马可波罗一行开始了返乡之旅。他们从泉州港，马可波罗称之为刺桐城，扬帆出海。在他的书中，马可波罗也提到了刺桐城，元朝时期的灯塔——万寿塔。

1293年抵达伊利汗国霍尔木兹港。1295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威尼斯。他们已经离开了20多年，马可波罗这个时候已经41岁了。他们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两天后，马可波罗一家穿戴华丽的服装，在家中设宴款待他的亲友，他们拿出回来时所穿的破旧蒙古袍用刀子划开，所有的宾客都惊呆了，大量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像变戏法一样纷纷落下，堆满了桌子

阿尔贝托*托索*费意大利威尼斯作家历史学者：记录马可波罗回国故事的人是他的第一个编辑，乔凡尼马蒂斯塔*拉姆西奥。1559年，在拉母西奥写作的《航行和旅游》中，把马可波罗回国的事情作为一个故事讲给他的家人和后代。拉母西奥说，热那亚监狱里的人看到马可波罗后，没有一个人把他当做战俘看待，而是卸任一们受人尊敬的绅士。1299年五月，威尼斯和热那亚达成了和平协议，鲁斯提契洛被释放回家了。几个月后，这本书在意大利到处可以买到。很快，这本书就被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的版本。

当马可波罗从监狱回到威尼斯时，他和他的书都出名了。他不得不向威尼斯人不断地讲述着他的传奇经历。但是很多人对他是否去过中国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他撒了个弥天大谎。，一些人甚至嫉妒他并指责他撒谎。当时，没有人能证实他的故事，前往中国的路程太遥远，也很危险。

星移斗转，现在人们能亲自到中国来看看了。同时很多中国人也前往意大，喜欢到马可波罗生活过的城市威尼斯游览。人们能自己去判断，马可波罗书中提到的关于中国的部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马可波罗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更差。当人们想讽刺藉此人吹牛时，就会用他的名字来形容。拉姆西奥，马可波罗的第一位传记作者这样写道，在威尼斯的嘉年华盛会上有一个扮作小丑模样的演员，他自称马可百万，总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在马可波罗波罗去世两个世纪以后，当打印版的图书出现后，马可波罗游记更是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但人们对他的评价并没有好转。那时候，书名更是被改为了《百万君》。此时的欧洲人，仍然记得成吉思汗的铁骑是如何疯狂地横扫世界，他们很难理解他的后代与臣民能创造出那么高度的文明，建造出那么伟大的城市，并且和衰落的威尼斯相比，商业如此繁荣。

李治安中国元史协会会长：它的信息量超过了所有的，就是在中世纪，在15世纪以前，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前的所有的游记，他对西方的震撼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于在中世纪比较落后，比较黑暗落后时期的欧洲人来说震撼，因为他们从马可波罗游记里，也跟马可波罗感同身受一样啊，朦朦胧胧的看到了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另一个文明的天地。

在马可波罗去世之前，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中国经历。老年时期，他有时会穿上蒙古衣服，以回忆他在中国的日子。行走的大汗宫殿或者杭州繁华的街道。马可波罗结过一次婚，有三个女儿，他临终前留下的遗嘱，是唯一能证明他存在的文献。收藏在马尔恰那博物馆的图书馆里。

阿尔贝托*托索*费意大利威尼斯作家历史学者：当他感觉身体日渐衰弱的时候，马可波罗1923年一月九日起草了他的遗书，并在遗嘱上按下了手印。现在这是唯一能证明马可波罗存在过的原始文件。遗嘱上说，他的财产分别留给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从他的蒙古仆人彼得罗那里，我人得知了有关他的旅行的事情。一年后，马可波罗去年了，临终前，还有很多朋友劝他，如果想去天堂，必须删掉那些笔记中描写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可他自豪地说，我所写的还不及真正所见所闻的一半呢。

没有人怀疑马可波罗的遗嘱，但是，即使是现在，还是有人对他的游记持怀疑态度。1995年，大英图书馆中国馆的馆长吴芳思出版了一本书叫《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书，她认为马可波罗中提到的关于他去中国的游记，是抄袭其他旅行家的记录。她的书在历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的讨论。例如，马可波罗写道，他参加了襄樊之战，帮助蒙古军队制作了抛石机，正是利用抛石机打败了南宋守军。但是襄樊之战结束于1273年二月。根据记录，马可波罗一行人，在襄樊之战结束一段时间后，才到达中国。

刘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至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提到，襄樊之战看的抛石机，则属马可波罗的杜撰，因为襄樊之战爆发时，马可波罗还没有来到中国。而且史书明确记载，抛石机是由西域人亦思马因、阿罗瓦汀等人制造的，与马可波罗本人无关，这无疑表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有不少自我吹嘘的成分。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很多失实内容，然而马可波罗对卢沟桥等很多地方的描写又是非常准确的。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在西方似乎成为一个永远争论的话题。

阿尔贝托*托索*费意大利威尼斯作家历史学者：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马可波罗对于中国的记载，对于物质生活和经济状况的记录，比对政治情况及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描述要准确得多。这可以被理解为，如他的蒙古统治者一样，他并没有真正融入汉族社会，或者是他根本没有见到他所说的事情，只是别人那里听说过而已。我们还得考虑，鲁斯提契洛的第一版手稿已经找不到了。古本的《百万君》就像这一本都是手抄本，这本是用拉丁语写成的，现存于圣马尔恰那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抄写的人会出现一些错误或做些改变和评价。

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的几百年后，14世纪末，欧洲地图绘制者，才重新开始使用马可波罗的书，以获取信息。著名的亚伯拉罕*克里斯克家族为法国国王制作了一张地图，在这张加泰罗尼亚地图上标明了马可波罗提到的一些地方。由于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冲突，连接欧亚的陆地丝绸之路中断了。

斯特凡尼娅*丝塔芙蒂意大利汉学院：当时，人们对中国的兴趣日渐增长，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在15世纪发现了新大陆，14和15世纪人们对未知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所有描述其他世界的书籍，如马可波罗的书籍吸引了一批新的读者。这批读者带着新的以及更多科学眼光看这类书，不再认为这些书是编造的传奇，而是对新世界真实的描述。

现在人们每天都能往返于欧洲和中国。威尼斯没有马可波罗的雕像，因为威尼斯人不想美化一个人。作为一座自治城市，威尼斯的成功是靠所有商人的，勤劳工作，而不是某一个人。但马可波罗对于威尼斯又极为特殊，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威尼斯人把他们的机场命名为马可波罗机场。

阿尔贝托*白达尼意大利驻华使馆大使：威尼斯很自豪马可波罗在这里诞生，把威尼斯机场命名为马可波罗机场的意义不止于此，还意味着威尼斯机场是人们走向未知世界的地方。每次我们离开威尼斯，即使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但是我们期待发现新的世界和新的事物。马可波罗当时到达中国时，也怀有同样的心情。

最古老的马可波罗肖象藏在罗马主教巴迪亚的美术馆，这张肖像创作于16世纪早期，是一位艺术家创作的，他也没有见过马可波罗本人。

阿尔贝托*托索*费意大利威尼斯作家历史学者：现在还没有真的马可波罗的画像，是他在去世两世纪后创作，是艺术家根据想象绘制的，不能算是马可波罗的真实肖像。同样的问题，在他的陵墓上也出现了，根据他的遗嘱，我们一般推测他被埋在圣洛伦佐教堂。我们在教堂里和周围寻找他的陵墓，至今一无所获，只能推测他的陵墓已经随着历史消失了。

所以时至今日我们还是不知道马可波罗是何样貌，也不知道他被埋在哪里，只有他的书留下来了。尽管仍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然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纠缠于否到过中国没有太大意义，重要的是，马可波罗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对中国乃至世界跨入现代之门产生的极其深远的的影响。马可波罗的书写于700年前，但他的精神仍然冲击着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不断进行新的探索，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促进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创造一个和谐世界。马可波罗不仅仅是中意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与人民友好的使者，他更属于全球全世界，属于全人类。

元帝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只持续而来一百多年，这个强大的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像蒙古铁骑卷起的一阵风，来了又去，令人感慨。作为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位三十五年，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比开国之君元世祖忽必烈还多一年，在漫长的执政生涯中，妥懽帖睦尔经历了从成长、振作，到消沉乃至堕落的大起大落的过程，他也曾豪情万丈，欲重振帝国雄风，为了挽回王朝的没落，国势的衰退，他也曾努力奋争过，但是，元帝国如此迅速的走向灭亡，表明其统治制度有严重的内在弊病，元朝政治体制长期以来的痼疾到元顺帝时已越来越严重，这不是皇帝一个所能解决了的问题，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人国家机器的运转已日渐失灵，日益走向崩溃，而元顺帝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元帝国的楼塌了。

忽必烈去世后，元廷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倾轧不已，皇位频繁更替，三十五年期间更换了七个皇帝，争权斗争愈演愈烈，这次要登场的皇帝是元明宗，这又是一次死亡之旅。明宗在经过长期流亡之后，终于要回到大都，哪知道却在半路上被下毒害死，妻子也惨遭杀害，他们年仅十岁的儿子妥懽帖睦尔幸免于难，妥懽帖睦尔就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是在父亲颠沛流亡的过程中出生的，他的童年时代历经坎坷，多灾多难，然而噩梦没有结束，明宗的弟弟文宗重登皇位，他很快下诏宣布，妥懽帖睦尔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就这样，十岁的妥懽帖睦尔再次被流放，很显然，策划这场阴谋的就是文宗本人。

刘晓：当时文宗曾经下过一个诏书，布告中外，然后说，他的哥哥明宗曾经说过，妥懽帖睦尔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然后以此为借口，把妥懽帖睦尔流放。

叶新民：实际上是图帖睦尔，这个文宗有意制造这样的一个谎言，这就是涉及到皇位继承的问题，因为按照这个约定，文宗图帖睦尔继承是不合法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

独秀峰，位于广西桂林市，这里就是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被流放时的安身之所。独秀峰，历来是桂林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如今还保留有贡院、孔庙等文化遗迹，其中最独特的是一座孔子刻像，这座刻像刻于元至正五年，是由元代桂林画家丁方钟所作，其刀法圆润，线条简洁，这是孔子众多画像中惟一一座具有蒙古特征的刻像。孔子像刻于这里再合适不过，因为正是在这里，妥懽帖睦尔头接触到了儒家思想。妥懽帖睦尔流放广西时，居住在一座大园寺的寺庙中，在这里，还受到了一位秋江长老的悉心教育，高僧传授给妥懽帖睦尔的不仅是佛法，更多就是儒家文化。也许就是在这时，这个少年对建筑和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妥懽帖睦尔一生经常自画屋样，制作建筑模型，由于在木工和建筑方面才能杰出，他也被后人称为鲁班天子。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设计图纸和他居住的大园寺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童年的艰苦岁月，使妥懽帖睦尔早早体会到了人世间种种险恶，南方秀美的山水，让他暂时忘记了那段坎坷的经历，这段时间里，朝廷的政治风云，似乎与他毫无关系，然而此时，在帝国的大都，迫害父亲的皇亲宗室和权臣们正在勾勒他的未来，这位少年即将被推上政治舞台。

1332年8月，妥懽帖睦尔的叔叔文宗去世，宫廷中产生了新一轮角逐过程中，皇后和权臣燕铁木儿权衡了所有政治利益和家族利益之后，决定的拥立明宗嫡子懿璘质班为皇帝，是为宁宗，然而，宁宗在即为仅53天后便病逝了，命运再次选择了妥懽帖睦尔。

刘晓：妥懽帖睦尔在广西静江（今桂林）的这几年，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这段时间风平浪静，然后有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汉文化，所以说，顺帝是元朝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皇帝，实际上也恐怕只有文宗跟他可以写汉诗，说汉话，他当政之后呢，这些对他的这个施政方针的应该说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1332年底，在被流放三年多后，妥懽帖睦尔终于可以回大都了，在近郊良乡的迎接仪式上，他与权臣燕铁木尔相遇了，燕铁木尔与妥懽帖睦尔并马徐行，还用马鞭指指点点，告诉少年妥懽帖睦尔朝廷之事，气焰很是嚣张。妥懽帖睦尔只是默默的听着，一言不发，这使得燕铁木儿不禁产生了疑惧，怀疑眼前这个少年居心叵测，而实际上只有13岁的妥懽帖睦尔只是因为年幼和畏惧，所以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妥懽帖睦尔终于回到了大都，回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然而，从流亡生涯到皇权加身的坎坷之路还没有结束。在燕铁木儿的授意下，很快就有太史上言，说妥懽帖睦尔不可以立为皇帝，立则天下大乱，这样一来，妥懽帖睦尔即为仪式就又被耽搁下来。

刘晓：他的家族跟这个明宗这一系有过节，那么现在呢这个儿子又对他态度如此暧昧，或者冷漠，他感觉到后怕，所以说虽然妥懽帖睦尔被迎接到了大都，但是，他迟迟不让这个皇子登位，所以说在燕铁木儿生前，妥懽帖睦尔是当不成皇帝的。

僵局的打破颇具戏剧性，燕铁木儿生活极其荒淫，妥懽帖睦尔的到来使他心烦意乱，更加沉溺于酒色。1333年5月，燕铁木儿体亏溺血而死，他的死扫清了妥懽帖睦尔即为的最大障碍，这样，妥懽帖睦尔就于上都正式即为，成为了后代所称的元顺帝。然而，少年皇帝仍然笼罩在前朝权臣的阴影之中，继燕铁木儿而起的是同样骄横跋扈的权臣伯颜。自幼的不幸经历，使妥懽帖睦尔特别珍惜来自不易的宫廷生活，他从前几任短命皇帝那得到教训，身居宫中，国家大事由权臣们处理，而他似乎还沉浸在桂林山水之中，仍然怀念着安定平静的南方生活。但这恰恰是一个上上之策，此时，燕铁木儿虽然已死，但其家族势力仍然很大，燕铁木儿的女儿成为妥懽帖睦尔的皇后，国家大事仍由燕铁木儿的弟弟、儿子共同管理，而伯颜的势力也日渐强大，两大权力家族在宫中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政变，最终，伯颜将燕铁木儿的势力彻底清除，这大概是妥懽帖睦尔自登基以来心情最舒畅的日子。

刘晓：妥懽帖睦尔继位的头八年呢，实际上是文宗时代这个武臣当权的势道政治的一个延续，这个八年的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元统年间，当时是由燕铁木儿家族跟伯颜家族联合执政，第二阶段的是后至元时代，主要在是由伯颜独断的时代，在这八年期间，妥懽帖睦尔基本上待在宫中，无所作为。

1335年11月，妥懽帖睦尔下令这一年改元至元元年，由此向世祖忽必烈致敬，因为忽必烈的至元年号长达三十一年，那正是元朝最强盛的时期。他以唐太宗、元世祖为榜样，颇有成为一代明君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很快遭受到挫折，对他的雄心造成阻碍的，正是帮他清除燕铁木儿家族的伯颜。与燕铁木儿相比，伯颜的势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清除燕铁木儿家族势力后，伯颜开始独任中书右丞相，又加任大丞相，除独掌中书要职外，伯颜还兼职其它各类职务，官衔累计达246字，这在元朝是绝无仅有的，慢慢的，妥懽帖睦尔对伯颜也疑惧起来。此外，伯颜还以多起汉人、南人造反事件为由，重申汉人、南人不得持有兵器、马匹的法令，当时禁令之严甚至连农民使用的铁叉等农具也被视作兵器而不准使用，伯颜对汉族人的仇视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甚至提出一个荒谬的计划，奏请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理由是这五姓人最多，杀掉他们就可以杜绝祸患。

张帆：这个记载是，而且是《元史》，24史的正史里面明确这么写的，我觉得不是真的，因为他倒台以后，大家说的坏话，就把很多的那个东西给他编造，我觉得是民间的编造。

刘晓：伯颜可以说是在元朝历史上的诠权势最大的一个宰相，他在位期间的许多措施呢，应该说是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

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已成为中国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形式，元朝时期，科举制度一度被废除，后元仁宗时期下诏恢复科举，科举也成为笼络士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伯颜当政后不久，既在1335年采纳平章政事车里帖木儿的建议，停费科举，伯颜此举，显然是为了打压汉人、南人。1337年四月，伯颜又下令汉人、南人不得学习蒙古色目文字，进一步从制度上杜绝汉人、南人为官。伯颜如此专权跋扈，妥懽帖睦尔对他的恐惧和积怨也越来越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与无奈，他迫切需要摆脱完全听命于权臣的局面，实现自己的雄心抱负，妥懽帖睦尔正在一步一步勾画自己的政治蓝图。此时，伯颜集团内部出现分裂，为妥懽帖睦尔亲自掌握朝政提供了绝佳良机。他物色好了下一个可以依赖的人，那就是伯颜的侄子，时任御史大夫的脱脱，在以后漫长的统治期内，他也基本上奉行这样一种执政原则，不强硬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寻找平衡。

刘晓：脱脱自幼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有一个老师叫吴直方，经常劝说他呢要行春秋大义，就是大义灭亲，脱脱本人呢实际上也感受到了伯父的这个权势将来会有一天，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利益，所以说呢，他在受伯颜的命令到宫中宿卫，也就是怯薛，监视顺帝的时候，就开始了试探的跟妥懽帖睦尔顺帝进行沟通。

这时候，妥懽帖睦尔身边的人大部分是伯颜的亲党，只有两个人是他自己的心腹，脱脱有意跟这两个人结纳，透露自己愿意大义灭亲的意思，妥懽帖睦尔又惊又喜，但他行事谨慎，派心腹与脱脱多次深谈，才终于确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此后他经常找脱脱来密议，一个针对伯颜的秘密计划也逐渐成形。1340年2月，趁伯颜率队到柳林围猎之际，在妥懽帖睦尔的授意下，脱脱等人发动政变，指责伯颜罪状的诏书连夜写成，并由皇帝委派的大臣持往柳林。伯颜所领的诸卫兵一哄而散，伯颜被流放广东，于中途死去，文宗的皇后，文宗的儿子燕帖古思也相继遭贬而死，自此，妥懽帖睦尔完全走出了文宗统治时期的阴影，正式开始亲政。这是他年富力强，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皇帝，颇有励精图治之意，他在次年（公元1341）正月，正式改年号为至正，宣布要与天下更始，结束以前的黑暗时代。他任命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着手整顿一系列弊政，史称至正更化或脱脱更化。

刘晓：更化措施呢，我们知道是由脱脱担任中书右丞相，至正元年开始实施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不少学者呢把这次更换的，直接就称为脱脱更化，但是要知道，这个更化的措施，首先是由这个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他的支持之下举行的，而且呢脱脱辞去相位之后呢，许多后续的更换措施，是由顺帝亲自主持的，所以呢称为至正更化比称为脱脱更化更妥当一些。

北京孔庙座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的东端，始建于元大德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下令袭历代旧典，修建孔庙，祭祀孔子，并在孔庙的西侧修建国子监，构成了左庙右学的规制，孔庙和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的主要场所和最高学府，在孔庙内，还存有三代的进士题名碑198块，题刻历代进士五万多名，其中就有三块的元代的进士题名碑。王琳琳：那么讲到元代的进士题名碑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元代的科举制度，因为进士提名碑呢，它是科举制度的一个附属产品，元代呢本来科举考试的次数少，取人也少，所以他整个的进士题名碑数量也不多，那么这三块进士题名碑呢，也能看出来这个元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这个科举制度的一个态度。

在脱脱主持下，元朝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昭雪冤案，并且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铺，这对缓和伯颜专政时加剧的民族矛盾有一定作用，在此期间，元朝的国子监招收蒙古，色目，汉人生员达三千多人。此外，脱脱亲自负责经筵，遴选儒臣为妥懽帖睦尔进讲。妥懽帖睦尔时常在宣文阁用心读书，留心圣贤之学，与儒臣讲究历代治乱兴衰，欣欣然有向慕之志。在脱脱的建议下，元朝还开始法典《大元通制》的编修工作，并在1346年颁行全国，这部经修改补充后的法典，以当时妥懽帖睦尔的年号命名，称《至正条格》。此外，这个时期，脱脱开始主持纂修辽、宋、金三史，解决了元朝此前数十年的一大难题。

张帆：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就是政权是推翻、政权垮掉都可以，但是它的历史必须有人记载，你把前面这个政权推翻了，要给他修历史。

刘晓：在编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统王朝，其他的王朝附在这个外国传啊，或者别的历史，辽史、宋史、金史，一直没有修，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正统定不下来。因为这三个朝代，到底哪个王朝算正统，《宋史》还是《金史》，还是《辽史》，一直定不下来，所以一直拖到元顺帝的元末了，这时候是脱脱出来定的，脱脱就一句话，三朝各为正统，编三部历史，那么就出现了《宋史》、《辽史》，《金史》，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举。

在元顺帝的大力支持下，脱脱大力实行改革，一时之间元朝仿佛又有了中兴的希望，更化期间，妥懽帖睦尔也确实过了好几年省心的日子，这段时间，妥懽帖睦尔一直深居内宫，不问政事，在政事之外，妥懽帖睦尔还颇有其它方面的才华。据说他懂天文灾异，自己还创意制造了宫漏，宫漏就是古代的计时装置，《元史》记载，妥懽帖睦尔设计的宫漏，增添了各种自动报时的装置，精巧绝伦，可惜实物没有保存下来。然而，正如他发明的宫漏一样，此时元朝这个曾经震惊西方的强大帝国，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至正四年，脱脱因病身体欠佳，又相信术士之言，认为自己流年不利，便上表辞位，前后上了17道表文，妥懽帖睦尔才勉强同意。此时，蒙古色目贵族依赖皇帝的赏赐，又凭借特权大肆兼并，许多民众失去了土地，生活十分困苦，加上当时天灾频仍，民变四起，到后来，仅河北一个地方就出现了盗贼三千多起，连大都附近也未能幸免，元朝统治逐渐陷入危机之中。至正更化虽然带来了一些中兴气象，但这些改革措施，更多地体现为粉饰文治，调整蒙汉统治关系，却极少触及当时严重的社会矛盾，当然也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朝统治积重难返的颓势。面对这令人头疼的局面，妥懽帖睦尔自然又想到了曾经帮助他解决许多问题的脱脱。

至正九年，也就是1349年，在妥懽帖睦尔的支持下，赋闲五年多的脱脱复出，再次开始对朝廷弊政进行改革。这是收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中的中通元宝交钞，发行时间是中统元年，元朝建立之后，一直实行纸钞，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纸钞发行量开始激增，以后历朝均大量印钞，再加上伪钞盛行，钞法日益败坏，元朝政府宣布重奖告发造假者，这张纸钞上就印着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五锭，不仅如此，除赏银外，犯人的家产将全部赏给告发者。1350年，在脱脱主持下，元朝开始变更钞法，印行新的纸钞至正交钞，脱脱还下令发行新的铜钱，至正通宝钱。

刘晓：至正钞实际上并没有作新的模板，他只是把以前的老的中统钞印了以后，加盖印章，然后变成了至正钞，但是它的那个兑换比例是相当于以前的兑换比例的很多倍，实际上无形中钞的本身的价值是要贬值的，最后造成的是物价飞涨，纸钞贬值，老百姓甚至到了抛弃这个纸钞，然后以物易物的地步，所以说变钞从根本上来说那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底层生活日益痛苦，而此时元朝皇帝和蒙古色目贵族生活极其奢侈腐朽，为了保证贵族阶层的生活享受，皇帝往往赏赐给他们数量惊人的财物，并且纵容他们兼并土地，垄断工商业。大都在元代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座城市的商税额超过全国的十分之一，但这里的商业大多掌握在权贵之家的手里，包括诸王、公主、驸马、功臣、高官、放高利贷的商人以及大寺院。此时，妥懽帖睦尔还沉溺在宫廷生活的享乐之中，他下令在宫中内苑建造龙船，并亲自设计图纸。据记载，龙船设计有瓦廉棚，暖阁，殿楼等，龙身和殿宇均用五彩金妆，奇妙奢华无比，妥懽帖睦尔还没有意识到整个帝国已处于危机之中，帝国之舟也将倾覆。

马庄村，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黄河岸边，芒种刚过，一场夏雨过后，人们开始进入一年之中最忙碌的季节，今年雨水增多，田间收成格外好，老胡把城里读书的两个儿子喊回来帮忙。然而，他们的并不知道，数百年前，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汪洋。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一条巨龙横卧在中原大地上，奔流不息，他孕育了华夏文明，但也会给他的子孙们带来沉重的灾难，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改道。至正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不仅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而且，也因浸漫运河，盐场，对元朝经济命脉构成严重威胁。

脱脱复出后，采纳贾鲁恢复黄河故道的建议，于1351年4月征调大批民工，军兵开始治理黄河，到十一月完工，黄河终于回复故道，治河本身并非坏事，但治河的过程则彻底暴露了元朝统治的种种弊病，许多农民被迫成为河工苦力，并且要承担繁重的物资供应，监工的官吏还对他们大发淫威，甚至扣发口粮。1351年一次规模不大的民变最终演变成席卷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彻底葬送了这个王朝百余年的统治，这个年五月，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发生起义，他们事先在黄河河床埋下了一个只凿了一只眼的石人，石人背上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字样，然后到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开挑的民夫挖出了这支石人，消息很快传遍大河南北，河工骚动起来，他们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全国各地义军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很快发展成燎原之势，元廷陷入巨大的统治危机。刚刚享受过的生活乐趣没有几年的妥懽帖睦尔，显然不愿让自己的命运再度陷入动荡，他和脱脱频繁调动军队，对各地红巾军进行镇压，加上各地出现了一批有实力的地方军阀，慢慢的，元军稳住了阵脚。至正十二年，脱脱亲率大军攻破徐州，消灭了芝麻李，至正14年，脱脱再一次发动军事攻势，征讨占据高邮的张士诚，元军主力倾巢而出，连西域、西番的军队也赶来了，大军号称百万，旌旗千里，金鼓震野，盛况前所未有，张士诚连遭惨败，已经准备投降了，这是他忽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元廷后院起火，妥懽帖睦尔听从哈麻、雪雪兄弟的谗言，以劳师靡财的罪名剥夺了脱脱一切职务，随后又将他一贬再贬，脱脱被临阵夺职，百万大军一时溃散，这使得元廷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优势。红巾军趁势重新发展起来，溃散的元军很多都转投红巾军或张士诚这样的反元势力。

刘晓：他被罢相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我个人认为那是，他在处理朝廷政争方面的是有失妥当的，而陷害他的两个人，就是哈麻、雪雪兄弟，本来是非常好的盟友，但是就是因为他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方面出现了偏差，才引起了二人的嫉恨，最后导致了脱脱政治上的垮台。这里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的脱脱墓，这里的人们都是脱脱的后裔，脱脱被临阵革职后被流放云南，这位为元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的名相，最后竟被哈麻假传圣旨赐死。脱脱之死给元廷造成了巨大的内耗，无疑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正如后来元臣所说，“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涂炭从此始，设得脱脱不死，安得天下由今日之乱哉”。

刘晓：顺帝统治的这30多年，脱脱是他在任的这个宰相中的少有的一个有才干的一个政治家，所以在当时呢，被人评价为贤相，实际上在脱脱罢相之后，没有一个能够取代脱脱地位的这么一个宰相。

这里是距离是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察罕帖木儿墓，墓地深处居住在小区内，如今只存一座土冢，就连附近的居民也很少有人知道墓冢的历史。然而，在元朝末年，察罕帖木儿和他的外甥养子扩廓帖木儿却是地方武装势力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元末大乱后，由地方武装势力发展起来的军阀逐渐成为各战场主角。虽然妥懽帖睦尔一时之间还没有被彻底架空，但把他的号令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作用，这时，元廷统治力日益减弱，不得不倚重一些在镇压红巾军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实力派军阀。与此同时，妥欢贴睦尔与奇皇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元朝宫廷和地方势力由此分裂为两派，一派拥护皇帝，一派支持太子，双方展开激烈政争，又分别勾结地方军阀为外援，大打出手。

叶新民：元顺帝特别是后期，哈麻当政以后，宫廷斗争比较厉害，有几次就说，皇太子跟奇皇后联合起来，要让妥欢贴睦尔退位，但是都因为妥懽帖睦尔依靠其他的军阀力量，把这个事情制止住了，除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比较激烈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军阀之间混战比较厉害，军阀混战的这两大派，当然还有一些小军阀，也把这个元朝的肌体损伤得比较厉害。

被这种内斗不止的政治大气候所裹胁的妥懽帖睦尔渐渐失掉了亲政初期的锐气，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内外交困的政局，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心态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日渐消极沉沦，转而沉溺于奢靡的宫廷生活。此时，深居内宫的妥懽帖睦尔兴趣不在政事，也不在建筑设计上，在身边佞幸们的鼓动下，他日益迷上藏传佛教的密宗修行，整天沉浸在大喜乐双修法与十六天魔舞带来的欢愉中。虽然妥懽帖睦尔侥幸躲过了宫廷内讧失败的命运，但元朝大厦将倾，他却再也无力将其支撑下去了。公元1368年夏，徐达、常遇春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了元朝的家门口，而此时元朝的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部，还内斗的不可开交，妥懽帖睦尔闻知通州失守，明白大势已去，他惶惶不安，连夜召见群臣，商议逃往上都，他在殿内徘徊了一会儿说：“我岂可再当宋朝的徽、钦宗二帝，”面对覆灭之灾，因争权而彼此仇视的一家人又暂时团结起来，这天夜里，妥懽帖睦尔率领齐皇后等后妃、太子及大臣，开健德门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明兵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蒙古宗室退居蒙古高原，仍奉元朝正朔，因地处塞北，史称北元，北元继续对抗明军，甚至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出现了短暂的宣光中兴局面，但这只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此后，北元日渐衰落，最终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部分，继续着他们与中原王朝的恩怨故事。

刘晓：一提到元朝是如何灭亡的，当时的人常常提到这个变钞和开河，但是呢这只是的导火索，元朝的统治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呢，还是跟了他已经日益激化的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是元王朝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里是距离元大都500多公里的应昌路故称遗址，这里留下了妥懽帖睦尔最后的身影。1369年，元朝灭亡的第二年，妥懽帖睦尔退至应昌府，回到了漠北草原，洪武三年，即1370年4月，妥懽帖睦尔因患痢疾死于应昌，时年51岁。一个本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最终却成为了一个亡国之君，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这位亡国之君面对帝国崩塌时的心情，我们无法猜测妥懽帖睦尔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但是，这个游牧帝国的兴衰让人感慨，当年，成吉思汗车马扬鞭，带领蒙古大军从草原崛起，以叱咤风云的姿态让世界震惊，此后，忽必烈又从这片草原以非凡的雄姿向中原高歌猛进，建立强大的元帝国，如今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游牧帝国，又回到了这片草原。这片凄凉的长草与藏身其中的亡国之君一样，一派衰霜气象。短短100多年，其历程令人感慨，发人深思，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妥懽帖睦尔去世后，元群臣给他上庙号惠宗，而远在南京的太祖朱元璋认为，这位亡国之君还有点有自知之明，知顺天命，退避而去，应该称他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中国历史上就这样被定格为元顺帝。

元朝末年，地主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加以官吏贪污，天灾瘟疫，上百万人沦为流民,，到处哀鸿遍野，尸骸枕藉，元朝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走投无路的流民，头包红布，扛起锄头、竹竿、长枪、板斧，杀向腐朽残暴的元朝政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红旗漫卷，吼声动地，千万条红巾变成愤怒的烈火，在中原大地熊熊燃烧，成燎原之势。在这些呐喊的人群中谁将脱颖而出，谁将成为旧时代的终结者和一个新王朝的创建者呢。

这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太平乡，今天，一户村民家里为孩子过满月，四邻乡亲们都要过来喝喜酒。喜宴上的凤阳花鼓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人统计过，千百年来这里有多少个孩子降生。但显然有一个人的出生会被经常提起，特别是在为孩子过满月的喜宴上。

距今六百多年前的公元1328年九月，在太平乡一个叫孤庄村的村子里，传说一个农妇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一位道人让自己吃了一粒闪闪发亮的药丸，此日早晨，农妇嘴里依然源源不断的飘出缕缕奇香。当天农妇产下一个男婴，这个婴儿就是朱元璋。跟中国历代许多帝王的奇幻出身一样，朱元璋的降生充满吉祥的意味，他的到来，似乎要给这片苦难的土地以无限希望。然而，多年以后，这里却唱出这样一段传遍全国的花鼓戏：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

似乎真的印证了花鼓戏中所唱的十年九荒，朱元璋从出生开始就不断饱尝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朱元璋一家原本是为官府服役的淘金户，后来成为给地主种地的佃农，生活贫困，遇到荒年，常以野菜为食，然而这样的日子也难以为继。就在朱元璋17岁的那一年，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

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遭遇百年未遇的旱灾，大地裂缝，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祸不单行，蝗灾和瘟疫接踵而来。朱元璋祖祖辈辈生活的太平乡，一天死掉几十个人。家家死人，天天死人。厄运同样落到朱元璋一家头上。半个月内，朱元璋的父亲、大哥、侄子和母亲先后死掉。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只好用草席裹了亲人的尸体，亲人死无葬身之地，兄弟俩央求地主，被断然回绝，幸而有好心人可怜兄弟俩，最终给了块地方，死去的亲人这得以安眠。

陈梧桐：经过了八十几年的统治，元朝的社会已经是不行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水利年久失修，灾荒不断地发生，广大老百姓就是饿死一大片，那么他这个家庭就是当时最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走投无路了。

朱元璋无路可走，进皇觉寺做了和尚，说是和尚，其实就是混口饭吃，朱元璋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然而，但打杂的日子也不长久。皇觉寺本来靠租米过日子，可这一年灾情太大收不到租，寺院也闹起了饥荒，僧人也被迫要出去化缘。这时，朱元璋进入寺院才五十余天。这样，一个木鱼，一个瓦钵，朱元璋离开了皇觉寺。

朱元璋捡年岁收成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去，他先往南到了合肥，转向西，来到固始、光州、息州、罗山、信阳，再北转到汝州、陈州，东返，由鹿邑、亳州到颖州。朱元璋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吃人家施舍的残羹剩饭，受尽人生苦难。

毛佩琦：这样一个草野之民，这样一种社会经历，对于朱元璋的性格的形成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他知道老百姓要吃饭，要有社会秩序。

经过三年的颠沛流离，朱元璋不仅饱尝而来人生的辛苦，也开阔了眼界，这位二十岁的青年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此时的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几年后，红巾起义爆发，熊熊烈火迅速烧遍了大江南北，包括朱元璋的家乡。朱元璋回到皇觉寺，他呆在寺里，天天听着外面的风声，却不知自己何去何从。一天，有人从濠州给他捎来一封信，劝他参加红巾军。几天后有人偷偷告诉他，那封信已被人察觉，而且已报告官府，劝他赶紧离开皇觉寺，投奔濠州红巾军。朱元璋心里犹豫不定，便向菩萨讨了一个卦，结果是劝他造反，朱元璋这才下定了决心。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农历闰三月的一天，在濠州城门外，郭子兴部下捉住一个相貌丑陋的和尚，他们怀疑此人是元军奸细，正要杀他，郭子兴闻报赶来，经仔细盘问，方知此人慕名前来投奔。立即下令松绑，并收为步兵，由于作战勇敢并足智多谋，朱元璋很快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一个月后提拔为十夫长亲兵，收入帅府使用。同年，郭子兴将养女嫁给朱元璋，25岁的朱元璋从此进入了郭子兴队伍的权力核心。

商传：他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从来不按规矩，说谁是主将坐哪，摆一个长条凳，大家都坐一块儿，坐那儿商量，那些人都把好地儿给占了，他就坐边上，但是慢慢慢慢他就坐中间去了。因为他主意多呀，大家不知道该办什么，他知道该办什么，越讲大家越拥护他。

在元朝军队的围困下，濠州城里粮草缺乏，兵力衰竭，而且这里的红巾军队伍人员结构复杂，纪律涣散。朱元璋便向郭子兴提出自己回家乡发展，小时候一块放牛的伙伴徐达、汤和等几十人，纷纷前来投靠，不过几天，朱元璋招到七百多人。郭子兴大喜，封朱元璋为镇抚，一年后又升为总兵官。

朱元璋指挥的农民军队伍，听指挥，守纪律，不抢劫和骚扰百姓，战斗力日渐强大。

商传：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拉杆子起来的那些武装力量，那就是抢老百姓的粮食，杀老百姓，吃人啊，吃小孩，小孩叫和骨烂，女人，女人也好吃啊，叫不羡羊，不羡慕羊肉，男人叫添把柴，男人不好吃嘛，煮不烂它就叫添把柴，这种军队能够得到老百姓拥护吗。朱元璋他约束部队，秋毫无犯啊，打下一个城来，朱元璋的军队是睡城墙的，历史上你见过吗，所以朱元璋他后来就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

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攻下集庆路，改名应天，就是今天的南京，从此以应天府为根据地，朱元璋建立了江南行中书省等政权组织，并吸纳了宋濂、刘基等知识分子。到这个程度，要是换了其他割据首领，一定会迫不急待地要登基当皇帝，但朱元璋听取了徽州老儒朱升的指点：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商传：当他有了一定的势力的时候，他的心胸和眼界就已经开始变化了，我们知道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拯救生民于水火，就是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你看他俨然已经是天下百姓的代言人了，他俨然已经是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了。

占据“龙蟠虎踞、帝王都会”的六朝古都南京，对朱元璋而还有很高的战略价值，它使朱元璋在与西边的陈友谅和东面的张士诚等人的角逐中有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整套反元统一计划基本方针是：先西后东，先南后北。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了双方的决战，陈友谅倾其所有兵力，号称60万水路大军，意图彻底将朱元璋的力量消灭，朱元璋以20万兵力迎战，鄱阳湖水战前后历时37天。陈友谅依靠众多的兵力，高大的战船和充足的活力占据着优势，而朱元璋精心布置，沉着指挥，率领将士顽强的战斗。战役进行的异常惨烈，最终陈友谅战死，朱元璋一举击溃陈友谅，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经典战例。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大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十月，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挥师北伐。

宣传比刀枪更有力量，要让北方人民理解北伐的意义，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北伐军的恐惧心理，瓦解元军的士气。在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中，朱元璋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二月，朱元璋北伐大军已平定山东，南征的军队先后平定浙东、福建，水陆两路势如破竹，统一中国指日可待。

1368年正月初四，在南征北战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

从太平乡孤庄村的凄风苦雨，到皇觉寺的孤灯茕影，再到淮西路上的托钵僧，从滁州城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上的滔天巨浪和冲天火光，朱元璋，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农民、和尚、叫花子，一路走来，走到应天府，登上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

商传：那个时候参加农民军的数以百万计，都是些穷孩子，怎么就出来了一个朱元璋，他有过人之处，他心胸很宽阔，他既有这个人个魅力的凝聚力，他又有这种权威感，大家愿意跟着他做事。

登基之后，洪武元年（1368）八月初二，北伐大军顺利攻入元大都，元顺帝连夜遁逃塞外，燕云地区光复，举国欢腾。

毛佩琦：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实际上是对中国历代皇朝的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的一个继承，也是统治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所以他提出普天之下皆朕赤子，不管是什么民族，我都要使用，都是我的臣民，我们都不要区别。

然而，战争过后，百废待兴，由于之前历经了连年的灾荒和战争，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所面临的境况，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大量土地成为荒地。洪武三年，一个在朱元璋心中酝酿已久的大移民活动正式开始了。

这里是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公园，每年都会有几十万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们的祖先。传说，洪武三年的一天，来自山西各地的数万移民，从这里出发，被官军押解着，离开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家乡，前往全国各地。明初的移民，前后历时四十余年，仅在洪武一朝，就先后有两千余个姓氏，至少160余万人从山西、江西、江苏南部等地向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安徽、湖南、湖北等18个省市五百多个州县迁徙。朱元璋的移民不仅是把人口从稠密的地方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还把很多富裕的地主迁徙到贫穷的地方，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和荒地得以开垦，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和流民得以安居。

这里是南京的玄武湖，在这里曾经存放着标志着明初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档案—黄册。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命令核查全国户口，编制户籍册，每里一册，详列各户人口、田土、房屋，称为黄册。与黄册密不可分的是鱼鳞图册，也是按里为单位，记录每块田地的名称、类别、面积、田主姓名等，田土册图形相接，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潘力：这个是明代的一个丈量工具，叫绳车，绳车就是用麻绳缠绕在木轮上面，上面用红丝线作为刻度，这个是作为丈量大片土地使用的绳车。小范围就用弓，弓是由弓手来操作，五尺为一步，它一个跨度为一步，这些叫弓。

这些丈量土地的工具，可以精确到寸，从而保证了鱼鳞图册所记录的土地数据，精确而又详细。

陈梧桐：他这个目的从他官方来说，他是为了征税，对于农民来说呢，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从根本上确定了农民和土地的从属关系，就稳定了国家根基，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亲履田亩，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大发感慨：“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亦尝悯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诫。”

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一切需要都来自农业，农民们那么辛苦，而管理这些农民的官员，有谁怜悯过他们呢，古人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生活优越，而忘记了还有人正生活在贫穷艰难的境地中。在朱元璋的重视下，洪武年间全国的农业生产得到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到洪武二十六年，明朝开垦土地总量已达到850余万顷，税粮收入达到3000多万石，中国封建时代，自宋朝历经元朝以来，一直下滑的经济趋势终于被彻底扭转，并开始迅速回升。

商传：朱元璋讲的两句话最经典，说如今的老百姓，天下刚刚安定，他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如初植子木不可摇其根。你看他懂得农民的需要，他知道这个国家怎么才能够恢复和发展起来。

历代的开国皇帝中恐怕没有哪一位比朱元璋更熟悉土地和农民，就在朱元璋全力实行与民休息之时，朱元璋日渐感到还有另一种更加重要的关系需要他做出决断，那就是皇帝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

开国之处，朱元璋的的政治构架仍保留着浓厚的元朝遗习，中央设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是政治运作的中枢，中书省丞相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中书省丞相的权力愈大，与朱元璋的矛盾就愈深。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因谋反与贪污，被朱元璋抄家灭族，以胡惟庸之死为标志，明代的政治体制发生重大转折，朱元璋宣布废除中书省，从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

商传：他想要解决这个国家体制问题，首先是从官本位上来下手，我是皇帝，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废丞相，利用胡惟庸案来废丞相，废了丞相告诉子孙，绝对不许再立丞相了。

毛佩琦：我们恰恰认为朱元璋废除丞相，给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朱元璋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改变迈出了第一步，朱元璋希望大臣和官吏都能够成为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能臣。同时，对于可能危机江山社稷的任何隐患，朱元璋都毫不留情的坚决清除，就在胡惟庸案爆发两年后的洪武十五年，空印案爆发，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

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的和收纳的钱粮数目吻合，而缴纳的钱粮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印信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忠报账方式是已经运行多年的一个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却断言其中必定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一百杖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

商传：朱元璋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所以他曾经提出刑乱国用重典。

朱元璋对腐败的严厉严查是历代帝王中罕见的，洪武年间所发生的官吏案件总数几万，其中大多数与官吏贪污有关。有野史记载，朱元璋规定，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要枭首示众，或剥皮实草，在府州县及卫的衙门的左面，建皮场庙，名义上祭祀土地神，实则为剥皮的场所，官府公座旁各悬一个剥皮实草之袋，使官吏们看了个个触目惊心，引以为戒。剥皮实草的惩贪手段其真实性尚不确定，但是朱元璋惩贪时用法严酷却是不争的事实。

朱元璋还创造了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老百姓只要发现官吏贪污，可以把他绑起来送京治罪，路上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诛连九族。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对大臣们说，如果不禁止贪腐和暴政，百姓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如果为官者能够廉洁守法，就像人走在光明的大路上，平安从容。如果偏要贪赃枉法，那就像走入荆棘之中，必将寸步难行，即便走出来，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卜宪群：元代官吏的腐败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他觉得他要惩治贪官污吏，他要替老百姓做主，他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发现户部侍郎郭桓与各布政司官员相勾结，通同舞弊，盗卖官粮，贪污粮食达到2400万石，相当于全国税粮收入的一半还多。朱元璋震怒，为了追缴账粮，朱元璋下令反复追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三万余人，其余因牵连而受刑或破家官吏豪强更是不计其数，几乎是一次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商传：他们贪污的手法，非常恶劣，非常简单，把收上的税收私分，私分完了以后，等着明年的税收来补这个窟窿，明年税收加派，因为我已经分了，你应该交一石，我收你一石一，我把那个亏空给补上。

毛佩琦：官员有惯性，习惯于当了官就要发财，当了官就可以欺压百姓，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正因为如此洪武一朝，朱元璋所杀贪官污吏数不胜数，全国十三个布政使和府州县的官员极少能三年任满，不过，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杀采取的不仅仅只是杀戮一种手段。

这里是南京明城墙遗址，远远看去与其它地方的城墙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走近之后会发现，几乎每一块南京明城墙的墙砖上就会印有文字，六百多年来，虽饱经战火和沧桑，依然清晰可见，这就是著名的明城墙砖铭文，这些铭文源自朱元璋为南京明城墙工程制定的质量监察制度。

杨国庆：通过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老百姓这一块，他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总甲、甲手、小甲，这个基层组织的一个结构组织形式来保证。

如今，南京明城墙保留有20多公里，几亿块城墙砖几乎通过每一块砖上的铭文，都可以找到它最准确的出处，正是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工程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朱元璋反腐，除了依靠严格的监察考核制度，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敕令，明初的法律，除了《大明律》，还有朱元璋亲手编定的《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臣戒录》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例汇编，这也是为后人诟病的朱元璋的法外之法。

在这几部大诰中，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的案例占总案例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还规定了刑罚的具体措施，这些新的刑罚措施都十分残酷，令人不寒而栗。朱元璋的反腐产生了明显效果，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严守法纪的循吏，他们小心翼翼，又忠心耿耿的辅佐着朱元璋治理国家，明朝初年成为一个吏治清明的时代。

毛佩琦：明朝后期有人记载说，洪武纪年之末，我看我们的天下就像孔夫子周朝一样地好，当时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商传：他希望奠定一个万年之基，朱家的统治，那么万年之基的基础，就是不能够出这些贪污、腐败的事情，元朝不就是因为这样灭亡的吗。

朱元璋的重典治吏，让贪官污吏无法藏身，也使很多元勋旧将和文人学士无法幸免于难。胡惟庸案从洪武十三年（1380）爆发，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最后清算，前后相连十年，株连蔓引，总计被杀者三万多人。许多开国功臣如李善长、宋濂、汪广洋等均被诛杀。公元1393年，大将军蓝玉以谋反罪被处死，诛连一万五千余人，通过胡、蓝之狱，朱元璋总共诛杀约四万人，其中大功臣被诛杀将近40人。

朱元璋有一句名言，

采访：朱元璋的重典治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澄清吏治的作用，但明初的贪污腐败并不因为朱元璋的高压打击而有所收敛，在令人生畏的刑具和刑种面前，贪官污吏前仆后继，成群结队来到朱元璋的断头台前。这是为什么？在专制制度之下的反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治大于法治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这一点，朱元璋自然不明白。

如果说朱元璋惩治贪腐只是扩大化，那么，他施行的文化专制统治和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则换来了千古骂名。

国子监向来是读书的地方。明史专家吴晗在其《朱元璋传》中描述了国子监里令人恐惧的生活状态：痛决、充军、罚充吏役、枷镣终身、饿死、自缢死、枭首示众、凌迟，一大串刑罚名词，明初的国子监与其说是学校，不如更适合地说是集中营，是刑场。不只是学生，也包括教官在内，在受死亡威胁的训练之下，造成的是绝对的服从，无思想的奴性的官僚。

由于《孟子》一书中有“民贵君轻”的思想言论，特别是有咒骂暴君的言论，朱元璋十分生气，竟罢孟子祀，下令大肆删节《孟子》后才允许列入国子监教材。同时，朱元璋要求使用他亲自撰写的培养读书人忠君思想的领袖著作《大诰》作为国子监教材。

朱元璋有一句名言：“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没其家。”大规模的杀戮导致才能之士，不敢再接近朱元璋。即便是不入仕，也同样难逃厄运，为官者更是人人自危。

商传：不是说的光靠一个皇帝的铁腕，或者靠用官员的操守好，就能够解决得了的，毕竟他的整个官僚体制没有变化。

卜宪群：一定要从制度建设层面反腐，这是整个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反腐败给我们今天所留下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这里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里面收集了不同时期的科举匾额五百多方，然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却不是某块木质匾额，而是这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六句话，被称为圣谕六训，它出自朱元璋之手，体现的是朱元璋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毛佩琦：这个圣谕六训说的是什么呢，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六训，他请人在乡饮酒礼上要宣读，还要把他张贴到通衢之上，也就是张贴到大路口。同时呢，他还要安排一些人边走边敲着梆子在这附近宣讲。一个村、几个村、残疾人、盲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一边走一边敲梆子，让大家都听得到这种教化的声音，所以朱元璋的社会理想呢，他是希望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道德的、和谐的、富足的社会。

圣谕六训不仅在乡间传播，也被士大夫反复注释和宣讲，朱元璋要从国家层面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教化制度。圣谕六训从朱元璋时期一直延续到清初，被康熙皇帝发展为圣谕十六条。通过科举以及兴办包括国子监在内的有体系的教育制度，朱元璋选拔和培养而来一批有用的官吏。然而，他依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朱元璋去世后，到永乐朝后期，贪腐之风又开始滋生蔓延，他理想中的社会直到明朝结束也没有出现。

陈梧桐：你要完全说是按照儒家所要求的为官之道去做，肯定有一部分是好的，但是很大一部分是做不到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他那个追求就是这个东西。

毛佩琦：朱元璋他所建立的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王朝，是一部分的天下，他不能够改变家天下的本质。

朱元璋倾其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然而残忍的杀戮却让后人更记忆深刻朱元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在朱元璋的家乡凤阳，这种起源于朱元璋时期的民间美术叫做凤画。吴文军老人是当今凤画的代表性人物，在他六十多年的凤画创作中，画的最多的就是朱元璋，他一直试图用手中的画笔寻找到最真实的朱元璋。

吴文军：朱元璋成了位帝王之后，念念不忘人民给他的恩惠，他小的时候没有饭吃，当地村庄有一个姓汪的，汪氏老母经常送饭给他吃，所以在这个皇陵碑文里面他就写到了汪氏老母的这段事情。

在吴文军老人心中，朱元璋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也是最具帝王气的中国皇帝。

吴文军：我用心在这个剑眉上，就像宝剑一样那个剑眉，眼角，嘴角，这些纹路上刻印出帝王的仁厚，大爱大恨的那种气度。

在凤阳，关于朱元璋的故事还有很多，家乡人眼中的朱元璋更有人情味，甚至充满柔情。马皇后出身低微，长相一般，与朱元璋患难与共，朱元璋登基称帝后从未嫌弃她，朱元璋在殿前发脾气要杀人，马皇后在后宫婉言劝说，朱元璋往往会听从。翰林学士宋濂就是马皇后救下的，每到灾荒之年，马皇后就带领后宫改吃粗粮野菜，朱元璋知道她的用意，就告诉她已经下令赈灾。马皇后临死前还劝朱元璋求贤才，听直言，慎始敬终。洪武十五年（1383）八月，马皇后病逝，朱元璋十分悲痛，从此不再立皇后。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经历过苦日子，他深知物力的艰难，他曾令太子朱标微服去农村视察，感受百姓辛苦。在太子朱标和朱元璋的众子孙眼里，朱元璋应该是个好父亲，好长辈。的确，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希望他的后世子孙们能安安稳稳将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一代代永远传下去。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朱元璋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一岁，从即为之初的“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寝”，这位充满传奇又备受争议的开国皇帝一生中充满焦虑与不安。

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帝到南京谒祭孝陵，题写了“治隆唐宋”四字。清修《明史》，也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

而专制、独裁、残暴也是后世评价朱元璋的惯用词语，对于西方学者，他们更看重朱元璋个人奋斗的传奇经历和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与魄力，朱元璋会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对于他的历史评价、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开启了商朝此后二百多年的灿烂文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从栎阳迁都咸阳，加快了秦国崛起的步伐；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赢得了中原文化的认同；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三百公里处）迁都燕京（今北京），并改称大都，从此绘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阔的版图。迁都，需要有足够的胆识与气魄，接下来，该轮到哪一位帝王了呢。

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炆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后即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谷王朱穗，曹国宫李景隆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43岁的朱棣即将成为明王朝新的主宰者。

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十七日，燕王朱棣在谒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一番装模作样后，朱棣即皇帝位，从此皇位正式易主。公元1403年，明王朝的年号更改为永乐，明朝历史进入了永乐时代。

永乐元年正月，朱棣在南京郊区隆重祭祀天地后回到奉天殿，君臣行礼之后，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向朱棣提出了一个建议：以北平为北京，这开启而来明朝迁都的序幕。然而，大明王朝的国都由南京迁至北平，不仅要举全国之力，而且，后来花了整整十九年才得以实现。

毛佩琦：都城在哪里，牵扯到国家君主对于他的广大疆土的控制，同时他还要考虑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诸方面的问题，所以在永乐元年，李至刚提出来要迁都，这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

李至刚恰恰说出了朱棣的心意，应该说这不仅是朱棣的心意，也是朱元璋的遗愿，在大明王朝最初的几十年时间里，都城定在哪里，似乎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对辩论、洛阳、西安等城市做过考察，他还在家乡凤阳建中都皇城，后来种种原因中途停建，转而修缮南京城，但是，南京似乎也并非朱元璋心中理想的都城，晚年的朱元璋曾特意派出太子朱标北巡，考察迁都之事，遗憾的是太子朱标不幸于洪武二十五年去世，迁都之事就此搁置。

将都城迁往北平在朱棣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他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年二月，朱棣下诏，设置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国子监，于是，北京俨然成为第二国都。完成太祖的夙愿虽然朱棣迁都北京的理由显得名震雅顺，但是，统一朝中对迁都的认识，完成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时机还远未成熟。对于朱棣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来说，迁都还有他更深层次的思考。

《明史纪事本末》有这样一段血淋淋的记录：方孝孺之党坐死870人，邹瑾案诛戮440人，练子宁之狱弃市150人，陈廸之党杖戍180人，司中之系，姻娅从死者80余人，胡闰之狱全家抄提317人，董镛之逮，姻族死戍230人。以上七案，共牵连2200多人。朱棣皇位的取得，在众多建文旧臣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朱棣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有的效死建文帝，有的逃匿不仕，有的甚至图谋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恼怒，大肆屠戮建文旧臣，特别是作为帝师的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株杀十族，比“九族”还多了一族：学生。一人受株，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所谓的“瓜蔓抄”。

15世纪初年的南京城，被朱棣残酷杀戮后的血腥、恐怖和疑惧气氛所笼罩，经久不散。

再强悍的心灵，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会也有几分脆弱与不安，朱棣曾问手下大臣，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得罪天地祖宗，手下安慰他：“陛下应天顺人，克成先志，何罪？”朱棣这才心里稍稍感到安慰。然而过分强调迁都与逃避心灵自责的关系，未免把这位铁血帝王看得柔软，其实，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主要出于现实考虑，是控制北方边界。

公元1368年八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领明朝军对攻克元大都，元顺帝被赶回北方，蒙元残余势力就此开始了与明朝的长期对抗，后来，朱元璋将他的几个成年的儿子分封在西安、太原、北平、大宁为王，镇守边疆，在之后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北平几次都作为军队调集的集散地。从战略角度考虑，将首都定在北京，是一个极具胆识的选择，朱棣挺身站在北方前线，树立了天子狩边的气概。但是，朱棣迁都，除加强北部边防之意外，还有他更加宏伟的英雄之略。

毛佩琦：明成祖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帝王，他有一个现成学习的榜样，那就是忽必烈，北京不仅可以控制广大黄河两岸，广大江南江北，还可以控制长城以北，大漠以北，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选择。

自秦朝以来，很多朝代都把长城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武装势力的屏障，朱棣则要控四夷而制天下，把王朝的势力延伸到长城以北，建立一个与蒙元帝国相媲美的强大王朝。在这张宏伟壮阔的大明版图中，北京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因此，朱棣不惜多次北征，壮志不已。然而，朱棣面对的满朝文武又有几人能读懂他的雄心。

的确，迁都是一项极其巨大而复杂的政治、经济乃至心理变化的工程，朱棣对新都的经营，首先从移民展开。永乐元年（1403）十月，一批被流放的犯人移往北京地区垦荒，接着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总共近四千户落籍北京。永乐二年至三年（1404～1405），政府又将山西太原等地二万户居民迁至北京地区，另外，南京、浙江富民三千户被迁至北京的宛平、大兴两县。从此，北京地区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劳动力充盈，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毛佩琦：作为一个都城，它必须以一个繁荣的经济做支撑，所以当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这种大规模移民不仅仅是为往都城去移，而是从山西这些地方，所谓窄乡，向河北、山东这样所谓宽乡来迁移。其实这种移民早在洪武时期就曾经有过，只不过是在永乐时期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久。

永乐四年（公元1406），以营建皇帝北巡宫殿为名，北京悄悄开始修建，然而，一个庞大帝国迁都，势必牵动全国的神经，都城的营建除了需要聚集大量的人力，还需要调配和聚拢各种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粮食，眼下仅仅依靠大量的移民屯田远远不能彻底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

永乐七年（1409）二月十一日，朱棣踏上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北巡，他从南京出发，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后到达北京，随着他一同北上的还有一个处理政务的行政班子。天子所在的地方称“行在”，随行的朝廷大员职衔中便也多了“行在”的字样，皇帝及政府大员的到来，表明此时的北京分担了帝国的部分行政功能。然而北巡的舟车劳顿也让朱棣感觉到营建新都城的最大难题—物资运输，依靠水路沟通南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多为帝王的梦想。

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了南起杭州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元朝则增修了通惠河、洛州河和会通河，与隋代运河连接起来，但这条新的运河从未全线通航过。公元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阳西南这个决口，从此，会通河淤塞报废。到朱元璋统治时期，北方及辽代一带的军粮运输，只能依靠风险损耗极大的海运，以及费时费力的陆运。重新疏通运河显然是解决迁都物资运输的最佳选择。

永乐九年（1411）年初，朱棣敕令重修大运河，3月，工部尚书宋礼和刑部侍郎金纯带领30万丁夫开始疏浚会通河，一年后，汶水改道，会通河疏浚并拓宽，两年后，朱棣又派平江伯陈瑄负责运河，开凿了淮安段的清江浦，在短短的一年之后，陈瑄完成任务，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

六百多年后的今天，这条为迁都而疏浚贯通的京杭大运河，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运输功能，而当年从杭州湾向北延伸近两千公里的大运河，一经疏通立刻就成为明朝粮食运输的大动脉，这条大运河连接长江、淮河、黄河与卫河，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天津，十万余官兵，几千艘运粮船，沿着世界上最长的人造水路长年南来北往。朱棣在位期间，这条大运河每年向北方运输多达六百万石，保障了京城的粮食供给，这一数字是朱元璋时期的六倍，更为重要的是疏浚后大运河也成为营建北京城所需大量物料的运输通道，

在完成漕运的基本任务外，负责运送粮食的船工和押运粮食的官兵，允许随船携带少量货物与沿途当地人进行交易，于是，运河两岸一些漕运码头开始繁荣起来，北方的街市上常常会出现来自南方的特产，热闹的运河码头也混杂着南腔北调。

张利民：交通建立了代表着物资交流通畅了，这样运河就沟通了南北方的物资交流，所以形成了几个节点，临清是个节点，扬州是个节点，天津是个节点，靠什么发展，靠土宜。允许他们带一定的、当地的，南方的土特产，到这边来卖。

霍庆顺从小就生活在运河边的杨柳青镇，他大半辈子都在和木版年画打交道。

霍庆顺：杨柳青年画给人一个柔和感，要透出精和细，还要透出透亮，那种飘逸性，通过刻，能刻出来，你画往往画不出来。

天津杨柳青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达，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曾经出现过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兴旺景象。在霍庆顺看来杨柳青年画的兴盛，与门前的这条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

霍庆顺：因为你做年画，你就需要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必须从南方来进，你比如说颜色也好，笔也好，墨也好，大部分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通过航道运输，也就是运河靠漕运运到这里来。

苏州的颜料，宣城的纸，湖州的毛笔，这些品质优秀的南方材料使杨柳青年画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几百年来传承至今，在运河沿岸吗，更多的城市因漕运的畅通逐渐繁盛。近两千公里的大运河，成了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

大运河疏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再一次踏上了北巡的行程，这次到达北京后，朱棣一呆就是三年，他似乎越来越喜欢这座未来的国都皇城，朱棣几乎将南京忘却了，皇帝第二次北巡让明王朝的权力中心越来越向北京集中。

毛佩琦：大运河的开通就好比是京广铁路的开通，它带动了周边一系列的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它是明代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走向大融合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背后支持。

就在第二次北巡期间，朱棣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徐皇后的安葬在北京，永乐五年，与朱棣生死与共的徐皇后在南京去世，久久未葬，就在第二次北巡出发之前，朱棣令次子汉王朱高煦护送徐皇后的灵柩前往北京，最终安葬在了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之中，按照明朝太祖关于帝后合葬的定制，这座陵墓也将是朱棣本人的陵寝。皇后下葬长陵这一举动等于向天下表明，迁都北京的行动即将全面展开。

集天下良材，是营建北京城的必需品，这场牵动全国的原料大采办早在永乐四年（1406）就已开始。长江上游的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人迹罕至，六百年前，是珍贵楠木的产地，为了给即将兴建的都城准备木料，数以万计的民夫披荆斩棘，入山采木。经过严格挑选的优质木材，由于体量巨大，先经临时开掘的山路，由民夫运送到最近的水源河道，漂流进入长江，然后顺着运河一路北上。在没有现代运输工具的时代，巨木采伐、运输过程中的人力死伤可想而知，曾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比喻。万里辗转而来的木材堆放在崇文门外的神木厂，供北京城的建筑使用。

建设都城所需的另一种重要原料就是石材，产自北京周边的汉白玉色调浑白，质地均匀，体积较大，成为修建皇城的首选。而这些优质的石材往往埋藏较深，开采异常艰辛。都城所需的物料，很多都是各地专供北京的。运河边的苏州御窑，就专门为皇宫制作地砖，这种两尺见方的地砖以特有的黏土作原料，经过繁琐的手工工艺制作而成，从永乐时期开始，它就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用来铺设皇宫最重要的宫殿。经过千挑万选后，只有那些质地坚细，敲之若金属般铿然有声的地砖，才能被运往京城，因此又被称为金砖。

在那个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建设北京所需的任何一种材料，无不是品质最优，工艺最好，价值最高的，制作要求也最为严格，从宫城营建的第一天起，就有很多工匠的身家性命与这座建筑绑在了一起。木、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准备，花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永乐十四年（1416），北京城营建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其中最为庞大的工程当属都城的核心建筑—紫禁城。

王子林：整个天空有三大星垣，居中的叫紫薇垣，紫薇垣就是紫宫，紫就是此的意思，宫就是中的意思，紫薇紫宫，就是此中，就是这个中心就称为紫宫，那么这个是天帝住的地方。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把那个皇宫称为禁城，进而称为紫禁城。

处于都城中心的紫禁城，四周城墙高筑，墙外有护城河环绕，宫中有八千多间房屋整座宫殿格局按前殿后寝的礼制规范建设而成，前三殿包括奉天殿（后改称皇极殿、太和殿）、华盖殿（后改称中极殿、中和殿）、谨身殿（后改称建极殿、保和殿），用于朝廷大典及皇帝重要朝会。后三宫为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用于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之所。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则分列左右，严格对称。

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在谨身殿也就是今天的保和殿背后，就安放着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块汉白玉石雕，它长16.57米，宽3.07米，厚1.07米，重量超过二百吨，石料的开采就花了十多年时间，运送它更是费尽了周折。巨大的方木拼接成旱船，从房山通往北京的沿途，开凿了无数水井，在泼水成冰的冬季开始运输。有资料记载，运送这块巨石，共动用人力达两万六七千人，骡马1800头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费尽周折安放的大石雕，有什么特殊意义，史料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然而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它恰恰位于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规划的重要基准线—中轴线上，大概也为求得江山永固的寓意吧。

王子林：中轴线把北京城和紫禁城分成了两半，凡是代表文的那些建筑，属于文的都在东边，属于武的建筑都在西边，这个就是儒家的最高的哲学思想，就是以一阴一阳之为道的思想。当皇帝坐在宝座上面的时候，他的东边是文，西边是武，也就是阴阳，阴阳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天道，天道主生，也就是要求你统治者要效法天道，替天行道，推行仁政，把善施给普天之下，让老百姓都幸福、都快乐，这就是紫禁城营建的最高的思想。

营建材料堆积如山，规划设计细致缜密，无数工匠开始在这块几十万平方米的场地上有序施工，北京一时间成为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

李嬊平：咱们见到的紫禁城，尽管规模非常宏大，能够看到的部分其实不过占全部工作量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地皮以下是十三层大砖，就是用城砖满铺满挤，是纯灰来砌制的，在这些大砖的基础下面才是一层三合土，一层碎砖层，我们叫尬尬层，就是把碎砖铺底，然后要压，再把他碾实，一层一层筑起来，所以它的基础工程非常费时。

据史料记载，修建皇城动用了十万夫匠，百万工役，而当时全国的人口不超过一亿，只有少数人被历史记录了下来。泰宁侯陈珪，永乐四年（公元1406），被任命为督建北京城的总指挥，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负责设计的蔡信，木匠出身的蒯祥、郭文英、徐杲，瓦匠出身的杨青，石匠出身的陆祥等等，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获得了皇帝的褒奖，其中蔡信，蒯祥甚至由工匠授官，最后做到工部侍郎，官至正三品。

李嬊平：那么多的人同时被提拔成为官员，这在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因为自古以来都是读书求仕途，还没有多少人通过手艺换得官位，这种情况极少，所以也就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建树有多大。

名垂青史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工匠们默默无闻终其一生，但这座举世无双的皇城就是最好的见证，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许多关于他们建造这座皇城的传奇故事，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浅野浩克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建筑设计师，他此行来到苏州是希望为自己的一项设计找到最为传统的中国建筑工艺。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见到了中国香山帮匠人的传承人陆耀祖。

香山帮，这个生活在太湖边上的工匠群体，自明代开始脱颖而出，朱棣营建北京时，香山的工匠从这里沿运河北上，将精湛的建筑技艺带到了北京城。香山帮最引以为荣的作品莫过于蒯祥主持建造的紫禁城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香山帮的古建技法如今已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和符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拿到日本设计师浅野浩克的设计要求后，陆耀祖和几位香山帮传承人一起开始研究工艺细节，斗拱的尺寸，门窗的结构，梁柱的布局，这些极其讲究的古建营造技艺，处处都凝结着香山帮先祖的智慧与心血。

六百多年前，正是这个来自太湖之滨的工匠群体，凭借其精湛的技艺，执着的精神，和全国各地百万工匠一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建筑工程奇迹。

永乐十八年（1420），紫禁城工程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的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

古代人认为，山为实气，水是虚气，因此，“背山面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共同追求。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即后来的景山）与昌平长陵的天寿山遥遥相对，将龙脉之气引入宫城。金水河从万岁山西北方向注入护城河的西北角，引入紫禁城内，蜿蜒而行，经武英殿、文华殿、太和殿、东华门等重要建筑与宫殿，形成“水抱”之势。这样，有山，有水，紫禁城就变得气韵生动起来。然而，这一山一水的布局还有更为玄妙的考虑。

王子林：当时古代社会也是相信神的社会，君权神授，那么朱棣把谁搬出来了，把一个天神，这个天神叫玄武，就是我们民间称的真武大帝，把他搬过来了，玄武的象征就是龟和蛇结合在一起。所以说永乐时期，紫禁城后面这个山（景山）叫万岁山，万岁，什么最长寿，就是龟，那么紫禁城里面有一条金水河，这条河蜿蜒曲折，就像一条蛇一样。龟和蛇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天神，天神玄武，那么整个紫禁城就是在天神玄武的保护之中。

在缜密的风水观念布局下，在儒家哲学的指引下，整个北京城沿中轴线铺展开来，辉煌的皇宫之外是皇城，正门为承天门，也就是清代改名的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为宽阔的大道，道路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所。

皇城之外为大城，南部为繁华商业区，大城共开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朝阳门、东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九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和山川坛。

皇城营建基本竣工，中央机构进驻完毕，街市林立，人群熙攘，帝都北京出显繁荣，营造北京城的十多年间，大明帝国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明成祖朱棣也从不惑之年走向了花甲。四十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满目荒凉，40年后，他让这个城市变得光彩夺目。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十月，朱棣带领许多大臣并携带着各府部的印信入居新落成的都城。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初一，是朱棣钦点为迁都大典的日子，这一天的北京城红日东升，天朗气清，冰雪融化，朱棣在奉天殿接受群臣的朝贺。礼部主事萧仪曾这样描述这一场景：“九夷八蛮，莫不来廷，山呼之声，远迩欢动。”

与新都北京的华丽和热闹相比，南京却是另一幅模样，迁都之后，南京变成了配都，这里虽然保留了整套的中央机构，但各部门的名称之前都要加上“南京”二字。

然而，朱棣近二十年的努力只换来四个多月的兴奋，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紫禁城里最辉煌的建筑三大殿莫名其妙遭到雷击，三大殿在天火中化为灰烬，直到二十年后才得以重建。

这一场天灾引发了朝廷的地震，朱棣认为，天降灾难，一定是自己的执政出了问题，他不仅下令减免赋税，惩治失职官员，还取消了自己的生日庆祝活动。

他下诏求让大臣直言上书，批评自己的不妥言行，令朱棣没有想到的是迁都再一次饱受诟病。言官邹缉上书，直陈新都营建劳民伤财，还提到强拆民房给百姓带来的疾苦。而礼部主事萧仪的奏疏则批评永乐皇帝，弃绝南京皇脉与孝陵有违天意。朱棣大怒，以“谤君之罪”处死萧仪，邹缉定罪为多斥时政，其他直言的大臣也全都下狱。惩处十分严厉，但反对之声仍甚嚣尘上，朱棣让质疑迁都的科道言官们和支持迁都的部院大臣一起在午门外跪下，进行一场辩论，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户部尚书夏原吉深知皇帝其实只是想就此事推卸自己的责任，便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他让太监转呈皇帝说：“给事中，御史属于言官，而且使应诏求言，即使说错了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等作为大臣，在迁都一事上没有统筹好，罪该万死。”朱棣见终于有大臣愿意揽下责任，心情才平复，此事遂告平息。

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永乐皇帝朱棣，此时实实在在感到了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与悲哀，然而，无论怎样的争论，都改变不了迁都这一既成事实，北京以国都的身份开启了它对这个王朝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毛佩琦：他实际上影响了以后几百年的政治格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明成祖也是一个带有开创性的皇帝，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实际上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西北地区，明朝当时排除了很多使者，出使西域，同时明朝在建都北京以后，继承了元朝的做法，就是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迁都北京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是一个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一步。

不仅如此，迁都北京还相对缓和了宋、元以来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趋势，尽管朱棣迁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经济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南方，但国家权力的北迁给北方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给中国地域经济结构布局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永乐二十二年（1424），也就是明政府正式迁都北京后的第四年，朱棣在第五次北征蒙古回师途中突然去世，直到今天，关于朱棣迁都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人认为正是因为迁都形成的天子狩边的局面，让明朝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多次暴露在蒙古及满清八旗骑兵的攻击之下，并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更有人质疑，朱棣迁都是把眼光放在北方浩瀚的草原和沙漠，间接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停止，使地理大发现让位于西方。

朱棣死后，紫禁城金銮宝座上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但这座百万民众为之付出巨大艰辛劳作乃至生命的北京城，这座耗费永乐皇帝无数心血和帝国巨额财富的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

之后近六百年中，除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这20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两千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北京，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也属于东方，属于世界。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它是最高权力的中心，皇帝的诏旨从这里发出，通达全国。在明朝，诏旨的起草，大多数不是在故宫的太和殿，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幽静之所，即使现在，游人也很少光顾此处，这就是文渊阁。文渊阁既是国家藏书之所，更是内阁学士议政的正本之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管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止，惟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给牌为验。正是在文渊阁这个戒备森严的中枢之地，萌发了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

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的时间，在唐朝，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间的君臣和谐，被后世称为美谈。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采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旧制立中书省，并先后任命了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中书省丞相，中书省丞相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高官，总览天下政务，宰相的存在，能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使皇帝能分出精力运筹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问题。但是，朱元璋意识到，宰相作为百官的首领，权力太大，如果任用不当，会对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

张宪博：在历朝历代都有，常常有丞相宰相擅政的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元代，元代的宰相丞相，他的权力是非常大，叫威服下移。所以朱元璋也接受元代灭亡的这种教训。

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续了12年，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中央主要设置了三个机构，即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分别掌管行政、监察与军事。御史台最初设立时，由汤和担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负责御史台工作的，则是御史中丞刘基。这里是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刘基故里，经历500多年的沧桑，这些建筑已经变得比较残破。但是，这些匾额彰显着刘基在明朝的地位，然而，即便是为明太祖立下赫赫功绩的开国功臣刘基，也不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这其中，也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

商传：这个御史台的权力，它虽然没有中书省那么大，但是，它和中书省是互相制约的，因为它可以监督中书省的行动，监督中书省的所有的官员，包括朝廷的所有官员，都在他的监督之下，因此刘基在当时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这个中书省的权力的作用。

中书省权力过大，也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他借着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生病的机会，顺势卸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命汪广洋，胡惟庸资历稍轻的人出任中书省丞相。从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也开始对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的格局进行调整，他裁格了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与参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与左右丞，同时又撤销了总管地方政府的行中书省，将其权利一分为三，及分别主管行政、监察与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这其实已经预示着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进行，性格狐疑的朱元璋尤其担心自己会被手下的官员们蒙蔽。

商传：朱元璋为什么要建通政使司，对吧，他为什么要求通政使司的人可以拿着这个外面、下面所有的反应的人民来信，所有的东西拿着打包，直接送皇帝面前，皇帝当的大家打开，所有的人都得紧张啊，我打开不定是说谁的呢，一问你怎么回事，官员很害怕。现在呢他怕这个事，他提出来了，皇上你不要这么看，太累了，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分类吧，你要看哪类的，我们把哪类的给你，皇上一想这很好啊，一点都不好。

为了保证下情上达，朱元璋在洪武十年设立通政使司，命令凡在外官员向皇帝奏事，皆经由通政使司传上。但是，宰相的权力却在急速的扩张，胡惟庸自洪武六年（1373）至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负责，中书省事务达八年之久，权力极度膨胀，掌握着生杀大权。像刘基那样曾经得罪胡惟庸的高级官员，也难免遭胡惟庸的毒手，刘基受诏回到南京，因为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待御医去刘基家，没想到胡惟庸就利用这次机会，用慢性毒药毒死了刘基。胡惟庸还刻意结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贪赃枉法。公元1380年正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转眼间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处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这一案件直接引发的明朝制度的巨大变革。开国皇帝朱元璋顺势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宰相的名称可以被废除，但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不能，也不可能废除，于是新的制度正在酝酿。

商传：为什么胡惟庸后来要被杀，他把这个淮西的人，功臣们全串到一起，什么事，你给我办事，我给你办事，大家互相串着办事儿，不需要皇帝，什么事儿都能办，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呢，一个事是中书省的权力过大。另外一个，就是胡惟庸他在弄权这个方面，又犯了最大的忌讳。

张宪博：我不是说所有的事都要经过皇帝的，中书省有权发布政令，这个呢我们可以称之为二级决策，那么，这样一级决策就使国家很多事情都归到这个中书省来做，那么现在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之后呢嗯，这一级决策就不存在了，所有的事情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做。

旧的宰相制度废除后，皇帝的专权也达到了极限，朱元璋也铁了心以后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发这样的圣旨，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集中于皇帝，皇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新的制度还未建立，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出现了麻烦，朱元璋处理政事的难度成倍的增加。据统计，洪武十七年9月14日到21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1660道，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要处理的政事还在急速的增加，即便是勤政无比的朱元璋也感到了困难。

张宪博：如果一天可以，两天，三天时间长了，他就受不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朱元璋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决策权归他了，他实际上呢，撤掉丞相，他等于代行了丞相的职责，所以呢对于皇帝的压力实在是太大，必须有辅臣。

这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一个难题，他试图设立一种稳固皇权的新制度，既能很好地控制朝政，又能高效地处理政务，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朱元璋开始设置四辅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辅官地位很高，是正三品高官，然而，朱元璋没有给他们多少权力，因为他们只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老儒，秉性醇厚，没做过什么官，在朝中也没有什么势力，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可是，两年后，四辅官因为没能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

张宪博：因为他找不着那么多人，他只设了春官和夏官，然后呢，秋官和东官暂缺，由别的人哪来代替，找了七八个人，但是四辅官这些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也没有处理日常政务的经验，他们起自于田间，淳朴无他能，这样的话不适合朱元璋的这种辅政要求。

四辅官的实验失败，使朱元璋意识到，好的辅臣还需要从新的途径选拔，他不仅鼓励各地推荐人才，而且迅速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从全国选拔人才，并让翰林院儒臣承担顾问职能。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咨询，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只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咨询，而并没有权力去阅读诸司的章奏，然而，从翰林院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

张宪博：明朝只有个别一两个重要的中央机构，它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一个是通政司，，再一个就是内阁，特别是内阁，这是以前没有的，所以他要摸索内阁的权力定位，它的职能，这些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确定。

朱元璋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文，而他的四儿子朱棣并不乐意，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手握重兵，对北平一带的军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以清君撤的名义起兵，最终率大军攻下南京，夺取皇位，就在朱棣骑马进入南京时，一名文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朱棣正要发怒，那位文官却提醒说，殿下准备先谒陵，还是准备先即位。朱棣一愣，马上醒悟，他立即调转马头，先去拜谒孝陵。孝陵坐落于现在南京市钟山南麓玩珠峰下，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

张宪博：因为他是篡位，本来不应该他当皇帝，那么你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呢他必须得先去谒陵，才能表现出他的忠孝，因为朱元璋说过，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那就完了，你怎么当皇帝。

朱棣向父亲朱元璋一样勤政，将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宰相制度制度同样被他摈弃，但朱元璋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在他统治时期却以内阁的形势继承了。朱棣即位不到一月，即命解缙，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俨，杨荣等七人入翰林院，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其中杨荣就是那位提醒朱棣谒陵的文官，他成为第一批内阁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后来一直很受朱棣器重。内阁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起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他们成为皇帝最核心的智囊团，在朝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随时要接受皇帝的咨询，一天晚上，有奏报说宁夏被围，朱棣连夜召见内阁学士，恰好只有内阁杨荣值班。朱棣把奏章给杨荣看，杨荣看后说，宁夏城防坚固，士兵都英勇善战，这封奏报是十天多前的，现在估计已经解围了。到半夜，果然又得到宁夏已经解围的奏报。

商传：到了朱棣做皇帝的时候，明成祖他仍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他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一个是他父亲选的中级官员，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是他的侄子，选那些真正能干事的官员，干练又不是那种窝囊的人，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什么人最合适呢，那就是那些年轻的低品级的官员，就是后来的翰林院为主的官员，以他们为主体，就形成了一个秘书班子，这个秘书班子到皇宫里来办公，这才叫内阁。

第一批内阁学士中，最有名的当属解缙与杨士奇，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这是江西省吉水县博物馆珍藏展出的《解文毅公集》，这些刻在烧制的青砖上的文字，是解缙当年写的奏疏和颂言文。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的《解缙墨迹卷》，收录了解缙近万字的墨迹，包括了楷书、行书、草书，以及解缙对书法的见解。解缙博学多才，是明初一位诗、文、书法皆精绝的奇才。因为起草《登基诏》草旨，解缙从此受到明成祖的信任，入籍文渊阁，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解缙还奉朱棣之命，参与重修《太祖实录》，又负责编纂《文献大成》，即后来的《永乐大典》。如今解缙手扶这两部书的雕像，黯然屹立在家乡江西省吉水县的中心公园。然而，因为卷入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嫡位之争，解缙被谪到广西，不久又谪到交趾，公元1410年，他从交趾回南京，晋见了正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被人指为私谒太子，投入锦衣卫大牢，几年后被埋于雪中，活活冻死。

商传：也许死对于解缙来说是最好的归宿，因为他是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君主专制政体的，在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下，让自己适合它，改造自己，让自己变为一个适应的人，他做不到。

解缙墓地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搬迁，如今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城，解缙的后人也经历了被流放的悲惨命运，在解氏的家谱中还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

解洤：解缙的家人还在辽东啊，当时因为是流放，从吉水走路走到辽宁省，很远啊，我们那个家族全部迁徙到那边去受苦，这边是流放之地，朱高炽就这样说，解爱卿家人还在那边，先把他家人放回原籍，发放家产，现在就回来了，现在在辽东还有我们解家的人在那边，因为有些人是回不来了，太远了。

在距离江西省吉水县100多公里的泰和县，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墓地，杨士奇的命运比解缙要好得多，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深为朱棣信任。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特命杨士奇出任东宫属官，辅佐太子。公元1409年，朱棣巡守北京，命杨士奇等人辅佐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当时朱棣十分警惕藩王们的举动。又一次远在北京的朱棣写信给朱高炽说，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意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蹇义，金忠，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如此绝密的敕书，给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看之外，还可以给两位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看，反映内阁学士确确实实在参预机务。

张宪博：朱棣基本将明代的内阁制度完备了，因为他整合了他以前两代这个辅政的这种资源，所以呢基本就完备了内阁制度。

公元1424年夏，朱棣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的拥护下，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此时杨士奇与朱高炽之间已经有了20年患难与共的岁月，关系非同寻常。朱高炽即位后，擢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尚书，杨荣在朱棣逝世时，因为支持朱高炽即为，也得到回报，进工部尚书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进礼部尚书，朱高炽还赐给吏部尚书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四人各一枚银章，上刻绳愆纠缪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使得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是阁权逐渐重于部权的开端。

李嬊平：每人赐了一枚银章错的，刻的是绳、愆、纠、缪，绳所谓准绳，就是标准，规矩，愆是过失，缪是错误，他赐给他们吃这些银章，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我在朝政上有什么不足，或者群臣的建议我没有听从，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没有重视，那么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用密封的形式盖上这个章，来提醒我。

明仁宗朱高炽统治时期，杨士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仁宗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傅，秩从一品，不幸的是仁宗即为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但仁宗之死并不妨碍内阁实际权力的增长。这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南部的文渊阁，简洁素雅的文渊阁，早期主要用于藏书、编书，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它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理，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随着明朝政治的发展，文渊阁成了秘阁禁地。

李嬊平：文渊阁是藏书的地方，同时呢又兼作为这些大臣的值班的地方，这个制度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所以从记载上说，所谓文渊阁一共有十间，西五间，中间挂文渊阁匾，那么，它并没有挂内阁匾，原因也就在这，它所谓称为内阁，是因为地在宫禁，他属于地处宫禁吗，而且又经常随侍皇帝左右，所以称为内阁。

内阁学士兼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但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内阁学士的顾问职责逐渐只能通过书面形式来呈现。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替皇帝票拟逐渐成为内阁大学士们的重要工作。

张宪博：票拟的出现要追溯到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他出现了这个议政这种形式，但是内阁议政形式，不能接近皇帝，因为顾问必须得在一起，问吗，对不对，如果都靠着票拟，这就不叫顾问了，就是处理章奏，所以有了票拟之后，内阁的顾问职能基本上消弱了。

票拟又称条旨，票旨、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叫小票贴在奏疏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在宣德朝，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等大臣也可以给皇帝票拟。公元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朱祁镇即为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预政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是交内阁议决进呈，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而票拟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内阁也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

张宪博：内阁只是对其他衙门提供来的章奏进行建议，或者哪儿不合适，建议皇帝怎么做，它没有，不能够代替六部的这些衙门来越俎代庖，然后呢，提出一些庶政的实施方案，它没有这个权利，内阁只是具有议政职能的一个机构。

这是两份明朝末年兵部尚书张凤翼上呈皇帝的奏疏的草本，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草稿经过修改成文之后，会用正楷的字体抄写，加盖公章，就成为题本，呈送皇帝批阅。在明朝，皇帝御笔的奏本或题本的原件是不出皇宫的，而由于战乱或火灾，明代奏折几乎全部被销毁，难以找寻。而当时贴在奏疏上的内阁票拟的票签，则更是无处找寻了。

高焕婷：题本送到内阁以后，就由内阁大臣，他们主要是根据题本的内容，还要依据明代的典章，史籍商讨出处理的意见，以供皇帝参考，然后他们将这些处理意见，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这就是票拟，经过票拟的这张小纸片就叫票签。

从《明会典》的记载上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票拟之外还有很多的职权，如知经筵，修《实录》，即主持对皇帝集皇室的教育工作，以及修国史的工作，包括主持大的典礼活动等工作。不过《明史.职官制》对内阁的核心职权却概括为二十一个字，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其中票拟批答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诸司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内阁票拟如果禀受了皇帝的具体意见，便要照录旨意，作为拟旨的题本，形成所谓的丝纶簿。

高焕婷：题本上的红批，经过内阁大臣抄写，装订成册叫做丝纶簿，也就是常说的王言如丝，齐出如纶，皇帝的话刚出来的时候就很细，它的威力不是特别的大，当它发出去执行的时候，那就是齐着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它就像纶。

票拟的效力虽然最终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当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特别重视。例如嘉靖二年（公元1523）二月，刚刚即为不久，还缺乏处理政务经验的嘉靖帝朱厚熜，没有让内阁票拟，就在都察院请求差御史巡盐的奏疏上作出批答，结果出现错误，被六科封还。为此，刑科右给事中黄臣上疏说，我朝设内阁，处以文学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拟，最后皇帝朱厚熜也只得改批如制，之外，凡是皇帝向下发放的文书。包括诏、诰、制、册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都由内阁起草，为此内阁被称作为作为政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六部衙门。作为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作为相。但是，内阁的形成却并不等同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的，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止是票拟。

内阁大学士要想行使某些举措，或者弹劾某位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而通常需要嘱咐六部，都察院或各省官员通过奏疏的形式来发起建议，在通过自己的票拟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内阁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他们要尽可能的为皇帝分忧，以保证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面临来自官僚集团的压力，在皇帝与文官政府就某些问题僵持不下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在其间的调和人的角色颇为尴尬。而且，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严重束缚于君主的专制权力，总之，一切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皇帝，不在内阁。

李嬊平：在最初的几年啦，因为有这个太皇太后，也就是明仁宗的皇后还在世，在她的支持下呢，就是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都让中使，所谓中使就是皇宫中的太监，到内阁去咨议，然后得到这个内阁的答复以后，再来决定怎么裁决。

张宪博：实际上票拟出现之后，奏疏可以留中，批答可以拖延，然后呢，甚至可以反复地议，因为皇帝见不着我啊，我就是拿那个批一下就行了，而且还会出现中间的，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出现司礼监，代为皇帝批红的这样一个程序。

在内阁权力上升的同时，宦官权力也在增长，内阁获得票拟权的同时，宦官24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也获得了批红的权力。批红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票拟的意见，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之手，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內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的说法，这里的寺人就是指宦官。为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说，内阁非但没有宰相之名，而且没有宰相之实，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正统末年，宦官王振就是因为掌管司礼监，而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宦官。

张宪博：王振由于这个与票拟有关系，因为票拟的问题，所以呢他在里边，就容易蒙蔽皇帝。

商传：如果内阁不拟这个票，那就什么都别谈、做不成，可是你拟了这个票，如果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不批红，你也白拟，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行，那后来，那就只好是内阁和宦官就得勾结，他勾结起来，这权力就大，他要是对着，这这事儿就永远解决不了。1966年，考古队员在南京马家山，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明代墓葬，清理出100多件陶瓷、紫砂、铜、石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仪卫陶俑群，这批陶俑包括陶马与马夫俑，马吏俑，内臣俑，仆从俑，骑马甲士俑，骑马近侍俑，骑马旗仗俑，骑马吹鼓俑等，文武内臣，旗鼓乐队，前呼后拥，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浩大声势。根据出土墓志上的记载，墓主人竟然是一个叫吴经的明朝司礼监太监。

王涛：这个墓葬时明朝中晚期的一个墓葬，那么我们都知道到明朝的时候，尤其是越往后期的时候，太监的这种权势，这种势力是越来越庞大。最著名的是魏忠贤，他整个掌控东厂。

在明朝，随着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阁诸臣由于需要频繁与太监打交道，对于太监也越来越客气，万历初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权倾朝野，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但他也必须结交太监，因为如果没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等人的支持，张居正无法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也就无法坐好内阁首辅的宝座。

张宪博：总有人说明代内阁它就是丞相，或者是跟丞相差不多，实际上差的非常远，它的职能是议政而不是决策，人们在研究场它们，一开始呢就是对这个分别不是很清楚，所以总认为明代是内阁政治。

商传：有人评价叫真丞相，说他们已经像丞相一样的，那么应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它接近于丞相，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点它就不像丞相，它永远达不到，就是它任何事情要想完成，它通过宦官，他如果不通过，就完不成，宦官是谁，宦官就是皇帝，实际上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只不过皇帝懒，他不想好好去做这事儿，他让他自己最亲近的这个家奴，来替他来延伸他的这之手。

内阁、司礼监、东厂，锦衣卫，诸如此类的互相制约的机构在明朝并存，使皇帝对朝政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即使嘉靖皇帝三十年修道炼丹，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牢牢地把握着最高统治权。然而，曾几何时，这种超乎寻常的制度制约，使得整个政权的内部缺乏了生机，除了控制还是控制，除了制约还是制约，没有新鲜的风吹来，朝廷成了一潭死水，自张居正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萎靡拖沓的作风，大臣们被皇帝之命是从，明哲保身，一味因循守旧，进而贪婪腐败，越来越保守，显然这样的体制出现了巨大的弊端。

商传：张居正死了，明朝的内阁跨了，以后的内阁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出来，全都是庸碌之辈，到了崇祯一朝，50丞相，就50个内阁，阁老的更换，那内阁已经就没有意义了，十七年换50个人，谁还有心来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管一管。

这里是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曾如铜墙铁壁一样，将明朝的中枢密不透风的环卫起来。文渊阁也在其内，由内阁起草的诏旨，可以传送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文渊阁毕竟离不开紫禁城，在高墙环卫之中，内阁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由于始终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内阁没能展现出新的生机，而是注定要伴随着腐朽的皇权政治一起消失于落日余晖之间。

土木村,位于怀来县城东十公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这样的村子所不胜数，但它曾记得名字土木堡，却被历史铭记，因为这里发生了一件战事，曾经使明朝政权几近崩溃。公元1449年八月十五，已明朝推翻八十多年，而退居漠北草原的蒙古瓦剌部十万骑兵，在土木堡将明朝二十万大军围困，明军受到毁灭性打击，此战明朝精锐部队损失惨重，正统皇帝朱祁镇也被沦为了阶下囚，史称土木堡事变，此后围绕这件战事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跌宕起伏，而又让人唏嘘不已的悲喜剧。

公元1427年11月11日，紫禁城的后宫中传出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又一位龙子诞生，他就是日后的明英宗朱祁镇。这一年，经过明王朝建立已整整60年，经过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的创业和治理，明王朝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迎来了堪比汉代文景之治和唐朝开元盛世的太平盛世，史称仁宣之治。史书记载，朱祁镇还在咿呀学语之时，宣宗曾抱着他在膝上问，将来你当了皇帝能使天下太平吗，答，能，又问，如有胆敢干扰国家纲纪之人，敢不敢率六军出征答，敢。宣宗听了什么高兴，当即解下龙袍宝带，覆在朱祁镇身上，并把他抱上宝座，左右齐呼万岁。宣宗朱瞻基对太子朱祁镇的未来寄予无限期望，但是，历史的方向盘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失控，宣德十年七月，三十七岁的明宣宗朱瞻基驾崩，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继位，年号正统，七年后，太皇太后张氏辞世，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老臣也先后从明朝政治舞台上退出，此时，自幼与朱祁镇朝夕相处的太监王振开始大权独揽，操控着年轻的英宗皇帝，成为皇权的代言人。

这里是关于河北省张家口的蔚县，寒露将至，村里的老人们正忙着收获田里的玉米，老张存放粮食的地方，是村里的一间破旧房屋，屋子虽已残破，但仍然可以看出这座宅院当年的不一般，这是一座四合院结构，具有明代早期建筑风格，关于屋子的历史，村里人很少能够说得出来，只是记得这间古屋就是明朝太监王振的故居。500多年前，这座房屋的主人王振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谋求仕途发展，终被写进历史。王振幼年曾经读过两年书，后来进入宫中，入内书堂学习，后升任司礼太监，虽然从贫苦的农村走入朝中，权倾一时，但王振始终渴望能像那些文臣武将一样，寻找机会建功立业，像世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商传：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背景，他进入到这个宦官队伍里边，取得那么高的地位以后，他觉得毕竟我跟你们（太监）不一样，我是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有一定的这种文化程度，更多的接近这些官员。

朱祁镇继位后，王振掌司礼监，英宗对王振很信任，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振开始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太监。此时，一个强敌正在北方草原上崛起，这就是蒙古族的瓦剌部。公元1368年，元朝百年统治被终结，蒙元残余势力撤回漠北，不久蒙古势力分为兀良哈，鞑靼和瓦剌三部，其中瓦剌部势力逐渐增强，正统四年（1439年），瓦剌部的也先继承其父亲的权力，基本同意蒙古各部，瓦剌部也从此构成明朝最严重的威胁，北方边境成多事之地。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分兵四路南下攻击明朝，中路为进攻重点，分为两支，一支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消息传来，王振不忧反喜，因为他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获得文武大臣们的尊重，王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说服英宗御驾亲征，而英宗内心的渴求，跟王振完全相同，英宗一直希望像其曾祖父永乐皇帝和父亲宣德皇帝那样亲率六军，远征大漠，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这样，在出征的问题上，君臣二仁一拍即合，一个涉及帝国命运与安危的出征决定，居然置百官意见而不顾，两人拍拍脑袋便定下来了。

正统14年7月11日，大同参将吴浩与也先的部队在猫儿庄交战，全军覆没，消息传至京城，王振不以为意。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明同父异母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留京自守。

朱祁钰是明宣宗的次子，关于他的出身众说纷纭，其生母吴氏宣德三年因为生育朱祁钰封为贤妃。明宣宗驾崩之后，朱祁镇继位，朱祁钰被封为郕王，显然朱祁钰的地位与朱祁镇无法相比。

商传：在咱们中国历史上，这个宗法的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么他实际上是身为大宗、小宗，他是属于小宗的，你的哥哥是正统的，然后你哥哥的儿子这是一条主线，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你只不过是树枝而已。

公元1449年7月16日，朱祁镇率领大军从北京仓促出发，号称五十万，王振和朝中文武大臣几乎倾巢出动。无论是对于英宗，还是王振，或是留守京师的朱祁钰，这都是一次改变命运的出征。大军浩浩荡荡的出了居庸关，7月23日到达宣府，八月初一到达大同，王振这时才得到消息，在7月16日的战役中，总督大同兵马西宁侯宋瑛和总兵朱冕双双战死，全军覆没。当晚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军士因亲眼目击前线战场上遍野枕籍的同伴尸体，而致营中彻夜惊乱，王振这才感到害怕。由于匆匆出征，军队只准备了一个月的口粮，以这样的储备北上，跟强悍的瓦剌部骑兵作战，显然过于冒险。英宗终于意识到亲征毕竟不是阅兵，这让他勤不安席，但他不会料到灾难即将降临。

商传：有的时候，他是看到了这个惨败以后，都会激发起另外一种精神，比如成祖北征，第一次他让丘福出征的时候，也是惨败，全军覆没，然后朱棣下决心自己亲征，他亲征到那儿的时候，那个战场还在，遍地尸骨，可是他不仅没有被吓坏，而且激发起了这个将士们的这种必胜的信心，最后一下子打过去，把对手打垮了，所以关键的是领导，那个时候人家是真正要开拓国家，要建功立业，到了英宗、王振这时候，我觉得这是玩儿呢。

于是王震决定退兵，数十万军队出来住了一大圈之后，便掉头向京师返回，内阁学士曹鼎建议大军取道紫荆关退回京师，这样可确保安全。但此地距王振的老家蔚县不远。于是王震请求英宗皇帝，仍向居庸关方向回京，顺道可以巡幸他的老家蔚州。这本光绪年间的《蔚州志》中记载了英宗率军撤退的事，但关于王振却只字未提，在如今的蔚县，关于王振的故事也鲜有人知。西楚霸王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王振需要这样一次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英宗皇帝欣然应允王振的要求，然而，军队就要到达蔚州时，王振忽然想到，几十万大军经过家乡，难免要践踏正在成熟的庄稼，便改变了主意，又让军队改变方向，取道宣府返京。行军路线的突然改变，在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商传：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把一个国家的出征，保卫国家安全了这么一个重大的事情，儿戏化了，这是王振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既不懂军事，又没有政治头脑，不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你说王振这个人是不是坏人，这很难说哦，但是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误，确实造成这个土木堡之变，包括这个造成明朝前期的这么一次大的危机，他是一个祸根。

土木堡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是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如今的土木村只是一个普通的村落，唯有村里残存的几处城墙遗迹，让人依稀记起昔日的峥嵘岁月，明朝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村子里。公元1449年8月14日，大军取道宣府撤退返京时，行至土木堡，此时天色尚早，但王振传令部队选择高地扎营，等待后面尚未到达的千辆辎重车，兵部尚书邝埜力请以重兵断后，让皇帝先行入关，以防不测，却遭到王振的拒绝。

毛佩琦：这时候是继续前进还是原地驻扎，军队里发生了分歧，按照兵法来说，四处是高的，这里是平川，而且没有水源，这是兵家大忌。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明朝大军像一头被老虎盯住猎物，瓦剌骑兵跟踪而至，铁壁合围，他们切断明军营地上游15里处溪流，25万人断水，恐慌之至，掘井二丈又不见水，更是乱作一团。瓦剌军越聚越多，明军防线危如累卵，形势危在旦夕，这是，也先忽然派人前来议和，并作出撤军的姿态，英宗大喜，命内阁学士曹鼎草诏议和，王振趁机下令移营就水。

商传：在这样两军对垒的情况下，你这个一移营的话，人家趁你这个动的这个机会，冲击的威胁很大，这个时候，就要稳住阵脚，如果你真的在一个城里边守住了，他们攻城攻不了，他们并不善于攻城，但如果你在野外，跟他发生野战的时候，他全是骑兵，那个冲击力相当强大。

也先终于觅得机会，明军移营约三四里时，瓦剌骑兵立即蜂拥而上，包围明军，明军阵脚大乱，无数兵士东奔西突，部分被瓦剌骑兵屠戮，绝大部分相互踩踏而死，战场上尸横遍野，遗弃的兵器变成刀剑的丛林，面对刀丛剑雨，英宗竟然表现的出奇的冷静，静候最后时刻的到来，敌军将他送至也先营帐，也先得知大明皇帝居然成为手下俘虏，欣喜若狂，复兴蒙元的希望之火，又在他胸中熊熊燃烧起来。大军溃败，皇帝身陷困境，英宗的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他抡起铁锤，对着王振的脑袋狠狠砸了下去。一个月前还在做梦光宗耀祖、建立功业的大宦官王振，而今眨眼间便一命呜呼，魂归西天。这一站，明朝的25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随征的文武大臣几乎尽数命丧他乡，这就是土木堡之役。

毛佩琦：王振希望做一个好宦官，希望建立功业，朱祁镇希望做一个皇帝，也希望建立功业，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走到了一起，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导致了一场错误。

8月16日夜，北京城中的更鼓声响起，子夜过后，三更时分，一封书信送至紫禁城，传递了正统皇帝被俘的消息，送信者来自怀来卫，带来了朱祁镇的手书。朱祁镇在信中说，让宫中多拿财宝速去将他赎回。

毛佩琦：从当时的整个明朝和瓦剌之间的军事态势而言，明朝并没有衰弱到可以被瓦剌随意打败的这样一种地步，他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这么容易得到，而且竟然抓到了明英宗，所以他们把明英宗居为奇货，向明朝提出要胁。

17日，残兵败卒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事情再也瞒不下去了，皇太后孙氏召集百官，宣布败报，命坚守的郕王朱祁钰监国，不久又下诏，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一时间人心惶惶，部分官员害怕京城不保，着手将家眷送往南方，与此同时，要求京城南迁的声音甚嚣尘上，一些主战派坚决反对弃城南逃，两派争议不下，此时兵部侍郎于谦站了出来。

商传：当时于谦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文皇建陵寝于此，是子孙不拔之地，因为他们想南迁，想跟我跑南京去，放弃北京就算了，可是呢，于谦说不能放弃，因为成祖文皇帝，他把陵墓都修到这儿了，就是告诉他的让子孙不能走，我们能把我们祖宗的坟墓扔给敌人，然后我们自己跑吗。

这是位于杭州祠堂巷42号的于谦故居，于谦十五岁考中秀才，24岁中进士，于谦年少立志，身怀救国抱负，最崇拜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喜欢他殉国忘身，舍身取义的气概。土木堡之变的前一年，于谦至巡抚的任上回朝，任兵部左侍郎，时年50岁。土木堡之变将于谦推到前台，他兼任兵部尚书，主持北京防务，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救时宰相。由郕王朱祁钰监国，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谦便联合诸位大臣，启奏皇太后孙氏，请以朱祁钰即皇帝位，以安人心。皇太后虽然同意，但朱祁钰却似乎有些惶恐，逊让再三，群臣反复劝勉，朱祁钰方才答应继位。九月初六。朱祁钰继位，遥尊兄长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土木堡之变，大明王朝先失君，后得君，失君得君，朝政大局得以控制，但皇位异人，接下来将会出现怎样悲喜交集的故事呢。

毛佩琦：虽然当时明朝的兵力并不是说衰弱到不堪一击，但是毕竟皇帝被扣留，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如果这个事态不能够马上扭转的话，很可能勾起也先更大的野心，这是当时明朝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担当了保卫北京的重任。

8月19日，于谦开始布置京城防务，下达全国兵力总动员令，火速征调河南。山东及南北直隶各卫所的部队，以及运河沿岸的运粮官军赴京守卫，被动员百姓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以解除京城军民用粮的后顾之忧，在京城九门放置炮仗铳石，设置路障，在城垣出设置门扉、栅栏以阻击敌军入城，于谦还亲临防守一线，督导备战。

毛佩琦：在于谦的组织之下，不仅从各地调来的军队，而且任命了很多有能力的将领，同时他还动员当地百姓，一同参加北京保卫战，这是一个保卫关内和平生活，保护农耕文化现有秩序的战场战争。

正统14年10月初一，也先挟持英宗为人质，兵分三路向明朝进攻，初九，也先率主力抵达紫荆关，亲自督军进攻，紫荆关陷落，瓦剌军队由白羊口，紫金关西路向北京城逼近。德胜门，坐落于北京市北二环路边，始建于明正统二年，是明清北京城内城九门之一，是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城等组成的群体军事防御建筑，为出兵征战之门，故得名得胜。德胜门素有军门之称，明永乐皇帝北征，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乾隆皇帝镇压和卓叛乱，都是出师德胜门，然而这座明英宗建起来的城防阵地，建成仅仅十二年后，便迎来一场惨烈的战争。公元1449年10月13日，也先就是从德胜门开始率兵向明朝首都北京城发起了总攻，德胜门门外一场激战，也先败退，旋即调转兵峰直指西直门，又是一场激战，双方伤亡很大，也先未能占到便宜，瓦剌军转而向彰义门发动攻击，久攻不下，被迫退回。瓦剌军队退回塞外，北京解除戒严，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朱祁钰下诏抚安天下，按照惯例，次年的黄历在头年年底颁行下去，即将进入一个以朱祁钰的年号纪年的第一年，景泰元年。

商传：北京保卫战的结果是使得这个明朝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延续，如果你真的把北京放弃了，到南边去了，那北方都彻底乱了，如果北方全都是这个蒙古人进来了以后，你再想北伐重新重振，谈何容易。

也先将英宗作为人质进攻北京，未能捞到任何好处，反而损兵折将，便又将英宗带回了漠北。景泰元年（公元1450）正月初一，是汉初传统新春的第一天，此时的漠北天地苍茫，天寒地冻，英宗赖以御寒的仅帐房一顶，英宗被冻得彻夜难眠，他遥望南天，不禁怆然涕下。在孤独悲愁中，父皇的话又在朱祁镇耳边响起，你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使天下太平，三个月前，朱祁镇统帅文武百官和25万大军挥师北上时，脑子里想的只有凯旋归来，现在英宗羁留朔漠，有家难归，冬夜苦长，思念家乡，朱祁镇常出帐仰望天空，自语道，天意有在，我终当归尔。也先终于知道，英宗在自己手里成了一张废牌，这位聪明过人的瓦剌部领袖，尽管干净漂亮的赢得了土木堡这场几十万大军参与的大战，此刻，却在朱祁镇兄弟两的皇权较量前一筹莫展。但也先还是有足够的政治智慧，采取了善待英宗的措施，据史书记载，也先每二日向英宗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作筵席，逐日进马奶、羊奶。

景泰元年8月2日，英宗在塞外做了一年俘虏之后，被朝臣扬善奉迎南归，也先率众送驾半日路程，众将帅与英宗挥泪告别，相处一年后，双方居然难舍难分，朱祁镇终于踏上返回故乡的路途，到达宣府时，英宗命人祭奠一年前以土木堡一战中血洒疆场的将士亡灵，数十万将士因他的决策失误而永远倒下。又是一年的中秋佳节，正好是土木堡之变整整一周年，英宗终于回到他熟悉的紫禁城，百官迎接与安定门外，朱祁镇自东安门入，景泰帝迎拜，英宗答拜，兄弟相见，各叙授受之意，二人叙让良久，这是事先早就安排好的仪式，在一分谦让背后，是兄弟二人的尴尬。昔日的皇帝归来，而紫禁城新晋皇帝的宝座却尚未坐热，等待英宗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客套场面结束，朱祁镇立刻被送入南宫的崇质殿中，刚摆脱异族人的囚禁，很快又变成弟弟的囚徒，从此作为年轻的太上皇的朱祁镇开始了他长达六年多的寂寥的幽禁生活。

普度寺，位于紫禁城的东南角，与紫禁城一河之隔，曾为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在明代，普度寺所在地是皇城东苑，也就是囚禁明英宗朱祁镇的南宫，幽囚生活十分艰苦，以至于他那贤淑的妻子钱皇后，只好每日亲自刺绣，以贴补朱祁镇匮乏的饮食，让他稍感宽慰，朱祁镇的时间似乎停止了，景泰帝却一直在筹划自己的未来，已饱尝权力滋味的朱祁钰，不想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来自南宫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令他寝食难安，南宫的重门紧锁，每餐膳食均从孔穴中递入，如此严密防范仍不能使景泰帝放心，他最后竟然下令伐尽南宫中的树木，以防有人逾越高墙与太上皇密谋复辟。景泰三年（1452），景泰帝悍然废掉原太子朱见深，代之以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但是，朱见济不幸于次年夭亡，于是要求恢复原来太子之位的呼声愈加彰显，景泰帝十分惊恐，实施无情的镇压，回想当初的朱祁钰，众人推举他继承皇位而百般推辞，将皇帝宝座当成可怕的恶魔，避之唯恐不及，而今即为仅仅一年，却痴迷皇权而费尽心思，权力对人心的腐蚀可见一斑。六年多来，深深幽禁与南宫中的太上皇朱祁镇，不知道对于皇权的回归有没有断绝过念想，然而塞外一年多的囚徒生活以及南宫中六年多的幽闭生活，反而让朱祁镇变得变得冷静，他知道时机需要等待。

景泰八年（1457）正月17日凌晨，四更刚过，南宫院外传来一阵阵沉重的撞门声，很快，被紧锁了六年多的宫大门终于被撞开。武清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掖英宗登辇，一行人向东华门匆匆行去。此时天空，突然云开月朗，星月光照，如水银泄地，至东华门，守卫大声呵斥，英宗高喊，朕太上皇也，东华门应声而开，此一事件，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七年多来惊心动魄和孤苦寂寞，至此终于画上了句号，朱祁镇上演了一部王者归来的大戏。2月1日，朱祁镇废景泰帝，七年后，兄弟二人角色互换，朱祁钰开始了他的幽禁生活，但朱祁钰显然没有哥哥那般坚强与忍耐，他心情抑郁，不到半个月便死了，年仅30。

一朝得势，大权在握，复辟有功人员立即开始清除景泰旧臣，于谦顺理成章的成了罪魁祸首，这位曾经力荐景泰帝上位的人，以欲谋立外藩的莫须有罪名被关入狱中。

商传：英宗完全知道于谦是冤枉的，没有于谦在那儿打，那么瓦剌能够把你给放回来，但是问题出来了，那借口怎么办啊，只能找到了当时的景泰朝的这些官员，而于谦首当其冲。

景泰八年正月21日，在熹微的晨光中，英宗再次走向紫禁城奉天殿的宝座，英宗颁诏，宣布复位，并大赦天下，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九岁登基，23岁成为俘虏，一年的囚徒，七年的幽禁，最后的夺门成功，再次成为帝国的皇帝，这一年，朱祁镇年仅31岁，年轻的生命负载的岁月太过沉重。这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山麓的景泰陵，景帝死后，英宗废其帝号，剥夺了与明朝皇帝共葬，昌平天寿山的待遇，仅以王礼葬之。宪宗即位后，不计前嫌，为景泰帝上谥号为景皇帝，必将原郕王墓扩修，直到将近200年後的南明弘光时期，才给景帝加谥号至17字，庙号代宗。如今的景泰陵孤独的深藏于一片苍郁的密林中，回望朱祁钰的一生，为命运所捉弄，身不由己，登上皇位，随后被夺，沦为兄长的阶下囚，死后则被剥夺皇帝名分，生前身后，皆因名分，生死之间，八年的帝王生涯仿佛南柯一梦。

这是位于杭州市三台山麓的于谦墓，天顺元年（1457）1月22日，英宗命斩于谦于市，籍没其家，家属戍边，于谦死后第二年，都督同知陈奎将其灵柩运回杭州，将他的忠骨埋葬于西湖畔青山之上，明弘治二年，孝宗皇帝将于谦冤案平反昭雪，表彰于谦的功绩，并在墓旁建祠纪念。今天，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于谦墓前和于谦纪念祠中，凭吊这位民族英雄，喟然长叹之间，那句相传为于谦所著的诗句又破空而来，回响不绝，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北京城中寺庙广布，智化寺，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东口路北，初为司礼太监王振的家庙。英宗复辟之后，在智化寺内为王振立旌忠祠，塑像祭祀，乾隆七年，塑像毁废，只留下这座英宗给王振塑像时的石碑。如今的智化寺已成为一座佛教寺院，石碑孤寂的立于寺庙一角，连同它的主人已被世人所遗忘。跟历史上其他许多反派角色一样，王振已被历史定格，今天的我们只能遥想，英宗对王振竟如此念念不忘，必有发自人性深处的缘由。

商传：他认为王振是很好的，很忠心，你想他跟王振什么关系，他当太子那么小，几岁在宫里边，就跟着他，看着他长大起来的，然后当了皇帝还跟着他，这么多年最后死在他身边，如果要从一个好人、坏人简单的分类来说，我觉得英宗也好，王振也好，都不是那种坏人，让我们感觉一看就是坏人，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王振，一直到最后还有这种感情，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显忠祠，地处怀来县土木村，是景泰初年为祭祀土木堡之变中为国殉难的百余名朝廷文武重臣和25万大军英魂而修建的，显忠祠历经风雨侵蚀和战火磨难，现仅存三间大殿，这个隐匿在村落深处的显忠祠，早已与当年的人和事一样被人遗忘，漫长的岁月里，很少有人愿意去触摸的那段沉痛的记忆，在时间面前，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从屈辱的困境中走出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人因此变得更加进取，因为他想洗刷耻辱，证明自己，另一种被变得缩手缩脚，愈加退缩保守，朱祁镇不幸成为后一种人。

在历经劫难和人情变故后，朱祁镇在掌控权力方面变得更为谨慎，他的子孙们也更加循规蹈矩，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在北部边疆由攻势转向守势，明王朝与蒙古各部之间的力量趋于平衡，明朝开启大规模修筑边墙的高潮，此后的100余年间，明王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规模修筑边墙堡塞，构建了以明长城沿线的九镇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并基本为此划定了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的界限。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经历了土木堡之变的每个人，都在这长河中漂流沉浮，数百年之后，散落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历史遗迹，或被人铭记，或被人遗忘，但都在向人们倾诉着那段沧桑岁月。

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教育家、一位政治家、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的功业事迹，完美实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最崇高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代学者赞誉他是立言、立德、立功的圣人，他上马为将，下马为师，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用内圣开出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是最活跃的儒学思想家之一，他开宗立派，掀起了明代儒学的一波高潮，对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就是王阳明，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被门人称为圣人的王阳明，曾经是个狂绢少年，这种狂绢在他十五六岁时已表露出来，年少的他希望能够真正参透程朱理学的真谛，这是宋朝以来大多数学者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少年王阳明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格竹，宋代的理学家大师朱熹提倡格物穷理之说，认为普遍的真理蕴含在具体的事事物物之中。因此，要寻天理，必须借助格物这一手段，格物的格就是研究，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讲具体事物之理研究一遍，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便能恍然大悟，而万事万物无非是天理的呈现。

父亲官署后院的那片竹林，成为了少年王阳明寻求天理的载体，他独对幽篁，如老僧入定，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竹林，感受着竹林的风吹草动，体察竹子细枝末节的变化，就这样他整整七天，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期待着恍然大悟，最终眼前的这片竹林已不是往日的那片竹林了，然而，伴随着天旋地转，积劳成疾的王阳明无法坚持，终于败下阵来，显然，他没有通过格竹而领悟到天理。

杜维明：他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人，那么这个老师说读书登科，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状元，也许就好好学你的父亲，结果他很直接的一个反映，他说也许不是，也许是读书做圣贤，当然，他父亲王华听了以后也感觉到高兴，也很震撼，说你居然想做圣人，当然到了阳明的心里面，圣人是什么，很难说，就是说第一等人，这是他的志向。

王阳明，名守仁，他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据王氏的家谱记载，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东晋的世家大族，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贵为天子身边的文学侍臣，出身诗礼簪缨世家的王阳明，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曾即兴创作《蔽月山房》诗，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潇洒开阔的诗境，不拘一格的眼光，展现了他超越年龄的机敏和思维水平。王阳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收入到《王阳明全集》的诗作就有600多首，现已经发现的散秩诗有40多首，他善诗文，工书法，多以行草为主，被全世界争相收藏，其书法规矩古法又出新意，诗风淡雅而又自然率真，点画精熟，法度含蕴，其中蕴含着他的人生哲理。

从十一岁离开家乡余姚，跟随为官的父亲王华到京城，王阳明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像一团火一样，激励着这个少年，他渴望去探索事物中蕴含的真谛，也渴望去发现外面的位置世界，王阳明开始实施下一个行动。这一次，他远赴边塞，游历了河北境内的居庸关，紫荆关与倒马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当时，西北边疆常有战事，他向边境的人们问询缘边各族部落的情况，听他们说备边防御的良策，他便览山川形势，长城逶迤起伏，绵延万里，胸中豪气顿生，建功立业、勒石记功，何尝不是少年郎的梦想。

杜维明：儒家里面，主要讲修身，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分外和内，向外修身就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推到天地万物，但更重要的是向内，就怎么能够正心，怎么样能诚意，怎样致知、格物。

在边塞考察一个月之后，游侠王阳明回来了，心急如焚的王家总算安定下来，但事情远没有结束，自古英雄出少年，豪情万丈的王阳明要向皇帝上书，提出削平草寇的防御之策，带着青春幻想的王阳明将奏章写好后，郑重呈给了父亲王华，请其转呈给当今圣上。然而，热血沸腾的他迎来的却是父亲当头棒喝，斥责他这样的做法是狂妄，父亲的棒喝，没有让王阳明放弃，他研习兵法，每逢家宴便收集核桃练习排兵布阵，一个少年整日纸上谈兵，父亲觉得儿子该结婚了。需要婚姻来管束他那躁动狂绢的心灵，明孝宗弘治元年，王阳明奉父亲之命，远赴南昌迎娶诸氏，这位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有着无尽的求知欲和内心世界的追求。此时的王阳明不是需要婚姻的管束，而是需要一位导师来指明心的方向。1489年，婚后的第二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回浙江老家，途径江西上饶时，特地去拜会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对王阳明的一生起到重要作用的理学名宿娄凉。娄凉可以说是青年王阳明的精神导师，指引他通往向上之路。

俞兆鹏：娄凉说收敛放纵之心是居敬之门，这是入门的基本方法，第二句话以何思何滤，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有各种各样杂念，这种思虑，那种思虑，也不要依靠外界来帮助你提高道德品质修养。

做圣贤的远大志向解决不了王阳明的现实问题，在那个时代，要治国安邦，要有所作为，每个人都必须要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入仕为官的必经之路。十九岁时，父亲责成他学习经义，准备科举考试，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熟读程朱理学经典教义，明朝以经义取士，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明代前期，朱子学是明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朱熹《四经集注》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已经完全发挥了古圣先贤的心思而无余蕴，后人不繁著作，只需依照朱熹所说，循序渐进，躬行践履。

杜维明：明代的时候，最具影响力的是朱学，朱子的学问因为通过科举考试是朱学，有个基本的这个朱学我们叫渐教，就是佛家里面有顿教和渐教，他是一个逐渐的，就是逐渐地积累你的知识，然后积累了知识以后，先知后行，你先有知识，积累了知识，多半人都准备科举，就跟我们的现在人高考一样，准备高考，那么你要读很多书，你要背很多的文本，然后你学做人，战战兢兢，亦步亦趋，按照一个规定来做。

按照父亲的指示，王阳明开始准备参加科举，十年后，二十八岁的王阳明参加弘治十一年的会试，考取进士，终于如父亲所愿踏入仕途。出入官场，王阳明被派到工部实习，当时，西北常有战事，又值星变，朝廷下诏求言。长期有着边塞情结的王阳明一直都在关注边境形势，于是王阳明上《陈言边务疏》，终于实现了自己十五岁以来就有的上疏愿望。在上疏中，他提出八项对策，蓄材备急，舍短用长，简师省费，屯田足食，行法振威，弗恩激怒，捐小权大，严守乖弊。十多年的准备，令这次上疏极为切中事理，但是，王阳明遗憾的发现，自己的奏章如泥牛入海，渺无回音，此时的朝廷官员只知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整个官场犹如一潭死水。程朱理学，不但无法为大明王朝注入活力，反而使他更加僵化，虽然已届而立之年，王阳明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往日的价值观念正在坍缩，自己的思想与学问亦无从施展，他感到异常的苦闷与彷徨。

这是宛委山南路的阳明洞天，距离浙江省绍兴市约6公里，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圣地，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请假归乡养病，筑室于阳明洞旁，他暂时放下程朱理学与家国天下，也无心欣赏千岩竞秀的自然风光，他打坐勤修，试图在佛道之中找到疗救精神危机的良方。他每日只是静坐冥想，苦苦思索，困扰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人生问题，在阳明洞，过去种种，一一浮上王阳明心头，骑射兵学，虽是实用，终究无用武之地，佛老之学，虽可怡悦心智，如果要离世，祖母曾氏与父亲却又割舍不得，怎么办呢。一天王阳明突然领悟到对亲人的眷恋之情，是在孩提时候就有的，是人类的本性，也是做人的根本，如果割断孩提时就具有的人伦之情，便是毁灭人性。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能以求仙访道，打坐参禅为借口，而舍弃人伦责任，而应以接受人类的普遍情感为前提。

杜维明：假如我祖母这一念能忘，我还是不是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儒家和其它学术之间最为关键的一个课题，儒家的思想史入世，就是有一些情不仅不能忘，不能切断，而是你之所以作为人的必要条件。

对于王阳明来说，阳明洞不只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物理空间，是他弃绝佛老而回归儒学，在离开阳明洞前，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归孔孟，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洞中所悟，隐然已非程朱理学的规矩，而要开始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阳明洞的思考，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让他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改变。

周月亮：要出来建功立业，必须是走在儒家的这条金光大道上，那别无选择的，练完以后，他觉得那个颠簸精神没有意义，就是那个要不朽，就是立功、立言、立德。

1505年对王阳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三十四岁的王阳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正是这一年，他开始在北京正式招收门徒，讲学论道，这期间，他还遇到了理学家湛若水，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湛若水的老师陈白沙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主张弃书册，废文字，去闻见，静中体验心体，是开启明代心学的重要人物，这与王阳明的思想暗中吻合。此时王阳明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与湛若水二人，相互砥砺切磋，期许在主流思想界之外开辟出一道新的天地。但是，要跨越程朱理学，他还有一座大山需要跨越，那就是他自己。

明孝宗死后，武宗继位，时年十五岁，太监刘瑾等人日益得宠，转圈山镇，紊乱朝纲，打击排斥正直的大臣，先朝留下的顾命大臣多半无奈地辞职回乡，言官戴宪等人疏谏，逮系诏狱，身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面临着两种选择，是明哲保身还是仗义执言，选择前者可以确保仕途无虞，选择后者必将招来牢狱之灾，是活在违心的现实里，还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王阳明陷入了知与行的矛盾之中。他意识到遵循孔孟之道就要直道而行，道德只要落实在实践上才是真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王阳明决定挺身而出，冒死进谏，建议宽恕言官，刘瑾大怒，将他投入诏狱，廷杖四十打的昏死过去，许久之后才复苏过来。虽然没被打死，但之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王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经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驿，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之中，规模很小，只有驿丞一名，吏一名，刚到的时候连住所也没有，只好搭了个草棚居住，但这个草棚难以遮风挡雨，于是王阳明移居东峰一处洞穴，称之为阳明小洞天，阳明小洞天位于贵州修文县，城东的龙岗山上，如今洞中留有明、清、民国年前的摩崖石刻43幅，是国内外溶洞摩崖石刻最多的一处，它们或许是表达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情，或是感叹王阳明非凡的人生经历，或是感念王阳明由此而开启的心学之路。在明朝，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多为苗族、黎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留蹿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居夷处困，不为恶劣的环境打败，始终保持着昂扬的乐观精神，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

杜维明：假如是一个儒者，你在一个一无所有，任何人际关系都没有，你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你还能做到儒者吗，就在那个时候他的顿悟，叫做吾性自足，作为一个人我就圆满了，可是，这个顿悟和佛教或者道家的那种顿悟或者彻悟有很大的不同，他第一个就把他所背下来的五经，他重新在脑子里过一遍，叫五经臆说，就是我现在的这样一个感觉，这种吾性自足的感觉，和我念的儒家的经典有没有矛盾，他经过这五经的检验之后，他觉得没有矛盾，所以后来才发展处就是儒家的心学。

王阳明的自念是向外格物，还是求之内心，是应付外界的直接挑战还是关注内心的主体性，他日夜在石窟中端坐，逐渐体验到内心的平静。经过长久的冥思苦想，一天晚上，正直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狂欢，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

杜维明：那么心即理呢，从这个陆象山开始，因为性即理，就是所有的只要是从事宋明儒学研究的人都接受了，荀子不接受，这是孟子的学说，就是性，我们人性本身，他是体现了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理，如果用孟子的学说来讲，这个本质就是你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所谓心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种内在的，不是受外面的影响，内在的一种同情感，内在的一种是非标准，内在的一种辞让，内在的一种羞恶。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构建的开端，自此以后，他的心学思想如江河决口，沛然莫之能御，王阳明自此创立的心学学说是对朱熹以来的儒家正统思想的一次革命。当他用心即理的眼光来看待万物时，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少年时苦思不得的格竹问题，此时竟然涣然冰释，居住的条件也逐渐好了起来，当地百姓，为王阳明构建了几间房屋，作为他安居和讲学之所，分别名为龙岗书院，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经过近代返修，龙冈书院的原貌得以保存下来，龙冈书院因王阳明而盛名天下，成为圣学之地。王阳明在龙岗讲学的盛况不久就传到省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率诸生拜王阳明为师，又聘请他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针对当时的人们只知死读圣贤经书，远离人伦日用，王阳明在与席书的交谈中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认为因为知行脱节，人们知道埋头于书本知识，以纯粹的知识为知，而忽视了活泼泼的实际行动。

杜维明：阳明就说我自己要孝，那我没有行孝是不可能的，我那个知，要知孝的那个知的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把它付诸实践，他认为这个是知行的本来的面貌，知呢就是一种明觉精察，你知道应该怎么做，那么行呢，就是要落实你这个明觉精察的本身，所以这个中间，它的关系是不可分的。

王阳明的心即理与执行合一的新说起初影响并不大，王阳明的讲学也只是局限在贵州一隅，他的心学理论体系此时尚未圆融成熟，这团新思想的火焰，还需要一定的锻炼，才会越烧越旺。

商传：王学是在理学基础上的一个发展，但是王学里面包含了一定的，我个人认为他有一定反理学的一些东西，因为他宣传个性，他要抒发个人的一些东西，和理学的东西克己复礼，要求约束自己，克制自己，这个一切就尊崇最传统的规矩去办，那显然中间互相是不同的。

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在龙冈书院立下了这座石碑，上面刻着王阳明当年在龙岗写下的诗句，卧龙一去亡消息，千古龙岗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咸英，江沙漠漠遗云鸟，草木萧萧动甲兵，好共鹿门庞处士，相期采药入青冥。这首诗写出了王阳明内心的苍凉，深处偏僻之地，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悠闲的隐居生活并不是王阳明所向往的。好在王阳明并没有在龙场停留太长的时间，王阳明一年内连升三级，正德十一年，因江西盗寇频发，四十五岁的王阳明经荐举，出任都察院左俭都御史，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总览赣南、闽西一带的军务。从正德十二年二月到次年三月，王阳明先后指挥了漳南之役，横水通钢和沥头之役三次战役，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江西、福建等地的盗贼，他认识到欲治世，先治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些盗寇与那些被残害的山民们，曾经是亲密的父老乡亲，或儿时的玩伴，为什么会从一夜之间从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变成穷凶极恶的盗贼。在那些山贼心中是否还有良知，盗贼能否返朴归真回归为民呢。

商传：保甲法是原来这个明朝最早他对于基层的管理是里甲，里甲更重于赋税，保甲更重于治安，他用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把整个的基层社会管理起来了，然后又用这个乡约的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改变过来，就是灭心中贼更胜于灭山中贼，他这套思想，他能够贯彻到他的所有的施政的这个工作和活动中间去。

江西可以称得上是王阳明的第二故乡，在南昌迎娶了她一生的伴侣，在上饶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娄谅，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江西也是阳明心学的成熟之地。正德十四年六月14日，王阳明平定江西寇乱后不久，江西便爆发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朱宸濠在南昌举兵造反，直至南京。朱宸濠系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之玄孙，弘治十年嗣宁王位，面对这场大乱，王阳明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凭借临时凑齐的两三万军队，只用了35天就平定了叛乱，对于这场军事大捷，王阳明更是思绪万千，宁王朱宸濠的妻子娄妃，竟是十七岁他拜谒的精神导师娄谅的孙女。以前叫做水观音亭的南昌画院，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这里的格局和风貌乃至建筑器物都保存完好，这里也曾经是宁王朱宸濠的行宫，当年娄妃就居住于此，如今南昌画院还保留着娄妃井，石碑等与娄妃相关的文物。

这块巨石碑上的屏字，据说是娄妃用青丝为宁王所写，宁王起兵前，娄妃曾经苦苦劝谏，宁王兵败之时娄妃以白色锦帛裹身，投水自尽，朱宸濠被生擒以后，也悔恨自己不听娄妃之言，乞求王阳明能够礼葬娄妃，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王明明对善恶有了更深的思考，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还是失望者，内心都有着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良知，但是良知的呈现，必须身体力行，否则良知只是一种隐性的道德存在，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以此丰富自己的心学体系，他认识到，以前的学说一则发明本心，一则强调知行合一，但本心之知与外在之行仍然断为两截，不如致良知来的简易明白，单刀直入。他自称致良知三字是自己从百死千难中体贴出来的，只有唤醒人人心中的良知，使得人人成为圣贤，才能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杜维明：致良知很难了解，孟子里面说的良知良能，就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善所体现的四端，因为侧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原来我们都具有的。但阳明的重大的贡献，就把这样一个一般讲起来是道德实践，道德哲学里面的一个范畴，变成了整个认识论，和这个本体论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和观念，怎么说呢，就是天地万物都是气，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这个气就是良知良能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良知良能不是就人有，这个动物有、植物有，无生物都有。

这是浙江省余姚市龙泉山北麓的王阳明故居，故居规模宏大、格局完整、给人以庭院深深之感，又不失端庄典雅之气度，故居大堂寿山堂内挂有当代书法家姜东舒所书的，真三不朽匾，这是历来对王阳明一生在立功、立德、立言三方面皆居功绝顶的确切评价。正德16年11月，王阳明因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勋，被封为新建伯，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已决意放弃仕途，八月即已回到家乡绍兴府。王阳明在绍兴的六年时间里，他专事讲学，达到一生思想的巅峰状态，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士子络绎不绝，以弟子礼师事王阳明，就连年届古稀的老人也用杖肩挑瓢笠诗卷，拜倒在阳明门下，这些学生环绕在他的住处，弦歌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

杜维明：明代的时候，到后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那种思想，当然跟阳明心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那种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变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如果这个社会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多，这个社会就祥和，这个社会就仁。

大道如人心，万古未尝改，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从16世纪到17世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着中国知识界，近代学者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无不推崇他的学说。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远达于欧洲和美洲，在全球的哲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对东亚、东南亚的影响更为巨大，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

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为之用也。

杜维明：日本幕府以来的以朱熹学为主的日本学说，日本这个学术传统一个重要的冲击，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发展是打破了，这个朱熹所代表的一个制度非常严格、礼俗非常全面的一种架构，开发出他的那个创造的力量，这就是阳明学所代表的。

王阳明心学不仅对儒学思想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明代中晚期尊重人性，提倡个性解放，勇于表达自我的文化思潮同样始于心学，随着王阳明心学的扩大与普及，心学思想直接影响到明末清初的艺术创作动态，形成了艺术发展的异彩纷呈、风格各异的艺术创作风潮。这幅收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馆的《聚贤听琴图》是明末著名画家董其昌的作品，画中的人物神态祥和、安逸，自由而有生机，心学思想直接影响作者对艺术的表达。《水墨花卉》徐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心学提倡的个性解放，很好的融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艺术风格。

商传：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儒家思想，因为大儒，一代大儒，而且是新儒家，但是呢，儒家并不是书呆子，并不是说坐在书斋里边读书的人，而是经世致用，我要把我学的东西，能够为这个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才。

王阳明，最终用他的生命践行了心学学说，当王阳明以为自己可以讲学终老时，朝廷派他赴广西平定叛乱，56岁的他无奈抱病躯前往，临行时，学生向他请教为学的宗旨，阳明留下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融汇了儒释道三教的智慧，有代表儒家的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无代表了内心的宁静与超越，有无之境的融合正是以敬畏求洒脱，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精神气质和境界。嘉靖七年11月29日，公元1529年1月9日，57岁的王阳明在平叛叛乱后返程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临终前，弟子问他有何遗言，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确，只有内心澄澈光明，元气淋漓，才有这份勘破生死的境界，这份内心的光明。这份光明亦如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激励着后人。一位儒者于兹离世，一位圣人从此诞生。

巍峨壮伟的长城，在明朝北部边疆的山川之间逶迤盘旋。在景泰二年（公元1451）到嘉靖年间，前后经过十八次重新加修。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14600多里，防御来自北方的蒙古骑兵。与此同时，另一道长城，在明朝的东南海岸线上蜿蜒而行，至明朝中期，在北起辽宁金州湾，南至广西钦州湾的海岸线长，明朝政府建立起以沿海军事卫所为主，以巡检司、寨讯、烽火台为辅的海防体系。通过它们，明政府构筑起一道铜墙铁壁般的海上长城，抵御来自东南沿海日益猖獗的海上倭寇。一南一北的压力，对明朝政府构起了极大的威胁。

在16世纪中国沿海，有一个由中国走私商人、倭寇与葡萄牙人自行开辟的所谓国际自由贸易港，纪录在西方史料中。1540年，曾访问过这个港口的葡萄牙商人门德斯.平托，在他的《远游记》中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港口由对峙二小岛组成，岛上人口3000，其中葡萄牙人1200，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除平托的《远游记》外，同时代的外国著作中，也都记录了它的繁盛景象，这个在外国人中间名噪一时的港口，名叫双屿港。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却很少提到双屿港这样一个海上贸易中心，少有的零星描述，与国外资料的浓墨重彩也大相径庭。

赵现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查阅了大量明史书籍，很少看到对双屿港繁盛状况的描述。最多只是在方志与地图中偶而会提到它。双屿港，似乎湮没在茫茫的史籍之中，因为它只是明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岛而已，但在明朝的抗倭将领眼中，情况却不相同。在他们看来，双屿港是一个倭寇的大本营，那么，这个各持一说的地点到底在哪里？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双屿港的位置，就是在现在今天浙江省宁波东面的一个岛屿。这个岛屿的位置比较特殊，它是在海洋的一个边缘地带，是实力进入中国的一个跳板。

据学者考证，双屿岛在今天舟山市的六横岛附近，如今，任何与倭寇大本营和海上贸易相关的历史印迹均已找寻不到。只是，中外史料大相径庭的描述，哪一种说法才是真的呢？是相信来自西方的叙述，双屿岛是个国际自由贸易港？还是信赖出自明朝的官方文献，双屿港是个倭寇大本营呢？又或者是认为双屿港扮演着这双重的角色呢？明朝建立初期，正值日本南北朝内乱。混战中，日本的失职武士与破产农民纷纷流亡海上，武装侵略中国沿海。另一方面，元末割据江南沿海州县的张士诚和方国珍，被朱元璋击败后，余部亡命海上。为了防倭寇侵犯以及昔日政权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明朝政府迫不得已祭起了严厉的海禁大旗。为防止沿海百姓私通倭寇。早在洪武四年（公元1381），朱元璋正式宣布严禁濒海百姓私自出海，此后又多次重申了禁令。所谓寸板片帆不许下海，与明朝密邻的东南亚各国，以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来华进行贸易及文化交流。这标志着海禁作为明朝的一项国策正式确立。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明政府强行将舟山居民三万余人几乎全部迁往内地，只留下少部分平民和守军留守。舟山群岛自此几乎成为无人之境，双屿港自然也成了一个海禁无人岛。

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海禁政策当时产生是有时代背景的，今天我们也不必过多的去责备。因为国家的安全问题，我们今天也都知道，比如现在的马六甲。这个海盗问题，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安全确实是很大的危险隐患。

明政府的海禁政策终究敌不过漫长的海岸线，寂寞的双屿岛渐渐迎来了人烟。安土重迁的百姓时时刻刻思念着故乡。不久，许多人违反禁令，从迁徙地跑回岛上，部分被迁岛民的后裔跟随巡海、抗倭的军队陆续回迁。与此同时，内地的一些渔户、商户为了生计，来此生产作业。他们的到来，使双屿岛恢复了生机。此时的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地的变化，推动着双屿岛的潮起潮落。航海业的发展及西方人的到来，极大的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地大物博的中国，正成为一个巨大的产品供应者和市场。在民政府不断强化海禁政策的同时，葡萄牙人的船队正在不远的海域中游荡，寻找其在东方一个又一个落脚点。1822年，麦哲伦船队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在此之前，葡萄牙商人到达广州，但因为没有朝贡贸易的文书堪合，被明朝政府逐出。被逐出广州的葡萄人载着满船的香料，循中国海岸一路北上，试图寻找贸易机会和落脚点，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在靠近宁波的地方，葡萄牙人发现了双屿岛。“利之所在，民不畏死”，葡萄牙商人随即与当地的海尚一拍即合，沿海走私贸易兴盛起来，促成了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口的诞生。葡萄牙商人门德斯.平托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港口有海岸数处，最宜泊舟，房屋千余栋，有两所医院，一座仁慈堂。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这个港口，正是被众多欧洲书籍交口赞誉的海上自有贸易港—双屿港。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当时双屿岛非常繁盛，船只大概有一千多只，而且规模都非常大。人口也相当的多，而且成份比较复杂，语言各种各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目标，就是在这里进行一种贸易。

双屿港繁盛自由的贸易，直接冲击明朝的海禁政策，引起了明朝政府的不安。相对来说，主张开放海外贸易的有识之士，毕竟是少数，保守派的观点占据了上风。默许奸民招引外国夷人，在双屿港日子壮大，成为一个海上贸易天堂，这无疑是明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也与明朝沿袭已久的海禁政策相左。对于明朝政府而言，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民间不受约束的发展，于是，风暴即将降临双屿岛。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一个风雨昏黑，海雾弥漫的夜晚，双屿港的人们还在沉睡，他们并不知道危险正在悄悄降临。明朝政府责成提督浙闽军务兼巡抚浙江右副都御使朱纨务必尽早捣毁双屿港。朱纨的舰队将港口团团包围，次日凌晨，港内的走私商人纷纷逃逸，明军乘胜追杀，俘斩、溺死者数百人。朱纨还下令，用木石堵塞通往双屿港的南北水道，使船只无法入港。而此时，从外洋而来的商船正日夜兼程驶向这个国际贸易基地，他们不知道双屿港早已灰飞烟灭。自四月七日双屿港被攻破到五月十日，先后到达的各国商船，竟达1290余艘之多。而此时的双屿港已然是一片废墟，双屿港的覆灭，并没有给这次扫荡行为的指挥官带来荣誉。负责浙、闽海防的朱纨，出身进士，属于铁腕海禁派，发誓要将倭寇从明朝的领海肃清。荡平双屿港后，朱纨又挥师入闽，追击倭寇，福建走马溪一战中，朱纨将俘虏的96名违反海禁政策的中国商人全部斩首。朱纨的刻薄寡恩，断了一些普通民众的生计，更断了豪门世族的财路。引起了民间和部分朝廷人士的极大反弹，闽浙等出身的官员，如御史陈九德等，弹劾朱纨专权滥杀。不久，朱纨被革职，朱纨不愿意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服毒自杀。

陈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其实走私贸易是很多福建，浙江沿海的世家大族他们支持的，因为他们从中获利了。所以，朱纨实行严格的禁倭政策之后，等于是他们的财路会收到影响。

被毁灭的双屿港，从此退出世界贸易舞台，彻底沦为一个海禁无人岛。而此时在远离海洋的中国北方，长城以外，一座新兴城市即将兴起，它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将与呼和浩特一起名垂青史，这个人就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俺答汗，是蒙古著名的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孙子，他承袭祖父与父兄的基业，统领土默特部，驻扎在河套东北部地区。并在1539年，从蒙古大汗那里得到索多汗封号。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四月，年仅二十八岁的俺答汗，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来到长城边塞向明朝求贡。

陈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因为贡市是一体的，他把贡物带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在沿途会有交易了，到了北京后，向皇帝缴纳贡品后，他剩余的东西，还可以在京城进行交易。

俺答汗所在的土默川，属于漠南中西部地区，当时集中了近十万人，几乎到了饱和状态。而粗放、单一的游牧经济根本无力支撑。当时蒙古各部要想得到汉地的物资与粮食，只有两种途径，一是贡市贸易的和平方式，另一种就是入侵掳掠。对他们来说，朝贡和打仗，既然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哪一种成本低而收获高，自然就采用哪种方式。俺答汗向明朝伸出橄榄枝，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双边贸易，然而，他拿到的却不是明朝政府的热烈回应。

彭勇（中国民族大学教授）：明朝是取代元朝而建立的，而蒙古贵族他们是主动从元大都退到草原上去的，他们政权的延续性，还时隐时现的保持着一个连续，对于这样一个北元政权的存在，明朝一直视为最大的敌人

明朝从元朝统治者手中夺得政权，对于退向塞北的蒙古政权时刻保持警惕。尽管不少大臣深知其中利害，主张与俺答汗通贡，但是，嘉靖皇帝却不赞同通贡，在了解皇帝的真实想法后，大臣会议后说，蒙古人的请贡是不可信的，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要趁机侵扰边疆。因此，最好是大义凛然地予以回绝，这样，他们的奸谋也就自然破产了。至于互市，明朝君臣更会认为，堂堂天朝与边臣互市是冠履倒置，有损大国威严，不符合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更重要的是，在朝廷大臣看来，互市会造成土默特部坐大，削弱明朝对蒙古各部的控制。于是，与俺答汗同龄的嘉靖皇帝，非但不允许通贡，轻易拒绝了俺答汗的要求。而且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还下令将俺答汗派来的请求通贡的使节石天爵处死。俺答汗求贡不成，只好回归掳掠的老路上来，明朝的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等边镇，因为距离俺答汗的距离近，常常受到侵扰。缺乏正常的、和平的物资交换环境，战争成了游牧民族掠取农业物资的重要手段，此后的十多年，俺答汗一直用和平和战争两种手段，不断要求与明朝通关互市。俺答汗之所以不能放弃与明朝和平互市的机会，是因为有许多后顾之忧。北有骁勇剽悍的兀良哈人，东有以宗主大汗自居的察哈尔部，西北是与东蒙古有世仇的原瓦刺诸部。他门时时刻刻觊觎着士默特的土地。这些威胁，令俺答汗如芒刺在背，所以每一次蒙古骑兵深入明境掳掠一番之后，很快就北撤了。俺答汗也希望借助与明朝通贡互市所得的经济利益,称雄草原诸部。就这样，明朝与蒙古的战争断断续续，打打停停，俺答汗的求贡之路，漫长而曲折。

为了应对俺答汗的骑兵强扰，明朝政府不断加固长城。明代长城大部分是砖石给构，唯黄河以西多是夯土长城,即使夯土而成，据说每米造价约为一两白银。可以想像，万里长城的修建，又得耗费多少人力和白银。为了阻止蒙古人南下，明朝政府麻靡费了大量军费和物资，而俺答汗为了生计或者打通陆上丝绸之路，这样更为宏大的目标，不惜牺牲人口和马匹，不断侵扰明朝边塞。双方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僵局，是俺答汗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僵持下去，俺答汗的土默特部将会在内耗中崩溃，他决是逼明朝就范。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八月，在多次求贡不成和骚扰无果之后，俺答汗大举入侵明朝。俺答汗亲率大军，越宣府，走蓟州，入北古口，围顺义，长驱直入，直逼北京。蒙古军队在京师一带大肆剽掠，掳掠的目的，无非是迫使明朝政府，答应通关互市。他特意向明政府释放出一个信息“予我市，通我贡，即解围”。俺等汗进逼北京的事件,震动京城。这是土木堡之变之后，蒙古第二次进犯到北京，面对俺答汗强大的军事压力，嘉靖皇帝深切认识到，再不开关互市。可能带来连年战争的后果，便暂时同意了俺答汗的互市要求。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四月二十八日,俺答汗期待以久的马市，终于在大同开市，此后，明朝又在宣府开放马市，并制定了在延绥、宁复开放马市的计划。集市上一片祥和，俺答汗似乎看到了光明的景象。和平的曙光降临在北方地平线上，多年的贸易禁制一旦开放，明蒙贸易出现井喷现象，这让明政府有些指手不及。由于马匹只有蒙古贵族才有，普通牧民只有牛羊,俺答汗请求扩大以马易帛的范围，以满足一般牧民的需求。他向明朝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以牛羊、羊毛、兽皮交易栗豆、麦等粮食，这一要求对双方边境安定都有积极意义，但却遭到了的明朝政府的拒绝。

薄音湖（内蒙古大学教援）：这下明朝皇帝就我不干了，他说我答应用马来交换我的产品，这已经是对你非常宽容了，你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你不是贪得无厌吗?

同时，马市还受到逃离到蒙古的权汉人头目的追害，他们害怕开放贸易，影响自己在蒙古部落的地位，于是唆使俺答汗的部下再次侵犯明朝边塞。俺答汗未能及时约束部下，以致于马市虽行,而抢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本来对互市就敷衍了事的明朝政府，一看到边境风吹草动，立刻借口蒙古乞请无厌，而且在互市之后，仍然继续犯边为由，匆匆关闭了互市之门，皇帝严令，再有请开马市者，斩。马市只维持了一年，即告破产，犹如昙花一现，和平之光再次为战争的阴云吞没。长城沿线又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战争。俺答汗不断入侵明朝边塞、明政府继续加固长城，又一轮恶性循环重新开始。面对单一落后的草原经济，俺答汗认识到战争不足以解决蒙古民族的生存问题，与其低声下气地与明朝进行时断时续的互市，不如建设自己的农业基地来得稳妥，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农耕逐渐发展起来，漠南地区呈现出农牧杂糅、蒙汉一体的局面。伴随农耕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个定居的村落，这种定居点一般被称为板升，对板升的经营，是俺答汗一生事业之基石。嘉靖、隆庆年间，板升收获的粮食，已经可以基本满足漠南西部广大牧民的生活需求，板升农业，成为蒙古游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俺答汗来说，意义还不仅仅如此,板升还是他能够大体上维持漠南西部的统一。东与察哈尔争雄,西向青海瓦剌扩张的强大物质基础。俺答汗还把他的眼光聚焦到了西部。他准备实施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那就是重新打通丝绸之路，构建欧亚内陆的贸易渠道，营造一个由东蒙古控制的中亚自由贸易区。

16世纪中期，俺答汗武力平定了青海湖地区，他的梦想并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连通内陆的商业网络。由此往西，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再住西，濒临里海的哈萨克斯坦，黑海的伊斯坦布尔，地中海的威尼斯，大西洋东海岸的里本斯，一个个国际贸易中心都已形成。十六世纪的世界，无论是陆路还是海洋，都在企盼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广表无际的大海上，葡萄牙、荷兰的使船正源源不断地驶向亚训。双屿港的覆灭，也下会改变他们的航向，只是让亚洲另外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得以崛起，它就是日本平户。其实将平户打造成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个中国人，徽州海商，王直。王直或称汪直，徽州人，他是海上走私贸易的经营者和调停者，其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王真一直想做合法生意，但由于的朝政府厉行海禁政策剿灭双屿港，只得纠集余部亡命日本，这直接促成了国际自由贸易港口转移到日本，使得日本海外贸易飞速生展，各国商船都聚集于平户,但频繁出入平户的却是中国商船。王直也逐渐成为日本与中国海上走私贸易的关键性人物。

彭勇（中央民族大学教援）：根本问题是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只要发展，它就一定要构建最为宏大的市场，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广泛的原材料以及最庞大的市场。那么这样三个因素是商人追求利润的一个保证。那么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国内的一些商人，在加上这时期西方的一些探险家或者冒险家，也就是由于这个时期，它们的近代经济也已经要开始快速发展起来了。它们也需要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原材料的供应地。

王直的崛起引起明政府的注意，因为他的行为冲击着明朝海禁政策。王直徽州老乡，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是明朝政府内部的开明派.他对倭寇的性质有更深的认识，决定剿抚并用，着手招抚王直，王直，则姑终想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成为一个合法的海商，这注定了他的悲剧。胡宗宪派遣两位使者去日本面见王直，答应他的通商互市要求，旅居海外多年的王直，无法抵挡成为一个合法海商的诱惑，最终踏上了回国的征途。王直船队抵达舟山岑港后不久，被胡宗宪成功诱降，在送往杭州后，王直被巡按御史王本固投入监狱，围绕着王直的命运，明政府响起了两种声音，海禁派认为保留王直的性命意味着默许开放海外贸易，与祖宗成法不合，开明派认为，处死王直，必将引起倭寇的全面反弹，请求赦免王直。开明派和海禁派的较量，以海禁派胜利而告终。在被羁押两年之后，王直被判处死刑。

这是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明朝画家仇英所画的《抗倭图卷》，描绘的是嘉靖年间，浙江沼海军民抗击倭寇侵扰的情节。王直入狱后，原来的武装走私集团失去约束，东南沿海秩序大乱，胡宗宪只得全力围剿。居住在台州的任君峰，多年来心目中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戚继光。他一直试图破解戚继光鸳鸯阵法的奥妙。当年的戚继光为了剿灭海盗提高军队战斗力，组建了一支新军，他亲自到浙江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3000人，组成了天下闻名的戚家军。鸳鸯阵法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大举歼灭了来犯倭寇。

任军峰（浙江省临海市市民）：当然这个阵法它有许多创新之处，也有一些发明，最基本好像就是从我们这个常山蛇阵上演变而来的，它最大一个特点或优点就是首尾能够呼应，不至于有头无尾。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率戚家军在台州各地与倭寇决战，彻底肃清了进犯台州的倭寇，史称台州大捷。倭寇畏之如虎，窜入福建-广东沿海，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至四十三年（公元1564），戚继光又率兵增援福建和广东，扫除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是，战争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厉行海禁的明政府难以走出自己设他计的鸳鸯阵，看似平静的海面下涌动着无数暗流。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倭寇它如果只是日本人的话，禁绝起来就比较容易，实行海禁就可以了，但是由于倭寇他们主体力量其实是中国的这样一个走私势力，而且这种走私势力他具有这样一个海外市场。所以，禁绝倭寇完全用这种政治或者说军事的这种强硬手段是没有办法禁绝的。

南方沿海局势好转之时，北方长城沿线也出现了转机。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至隆庆元年（公元1567），俺答汗统治下的板升地区，遭遇连年灾荒。灾荒让俺答汗一筹莫展,板开农业的歉收和物资的匮乏,即将拖垮蒙古游牧民族的脆弱经济。面对这一困境，是继续以战争手段掳掠物资，还是下决心与明朝政府取得和议，取得农业物资的稳定供应，俺答汗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在内蒙古社科院珍藏着一本明朝时期蒙文文献,这其中记录了一件戏剧性事件，正当俺答汗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的孙子把汉那吉，因家庭矛盾，于隆庆四年，率妻子与奴仆投奔明朝，这让六十四岁的俺答汗心急如焚。但是，俺答汗没有想到的是把汉那吉的逃亡，反而帮他解开了心中的死结。此时，嘉靖皇帝已经过世，在位的隆庆皇帝任命高拱、张居正为内阁大学士,他们决定放回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借机与俺答汗讲和，进行互市贸易，结束明蒙之间几十年的战争。

曹永年（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明朝方面，因为世宗的去世，穆宗的上台，明朝执政集团的变化，高拱、张居正、徐阶、王崇古他们执政，这从明朝方面就有意要缓和这个，从蒙古方面来说，俺答汗经过多年战争，并没有达到目的。而且，板升内部的矛盾爆发，所以，以把汉那告投降为导火线，双方接触，最后就达成了这个贡市。

隆庆五年五月(元1571)，在大同得胜堡边外的晾马台，广设黄帷兰帐，俺答汗接受了明朝皇帝封的顺义王称号，其子、弟和各级头目均授以都督、指挥、千户等官。俺答汗宣布了十三条和平条款，表示明蒙世代友好，永不相犯，史称隆庆和议。不久，双方商定了宣府至甘肃的十一处互市市场。和平互市，为草原带来了新的生机，然而，六十五岁的俺答汗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在板升的基础上,建造一座永久的城市，要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草原根据地，它就是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意为青色的城，这座城市比照内地城市的格局建造，用青砖修起城墙，房屋上覆以青瓦，远远望去一片青色。万历三年(公元1575),呼和浩特城正式建成，对于呼和浩特的建成，明朝政府可谓五味杂陈，原有的遏制政策，反而刺激了蒙古的壮大。然而，顺应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明朝应俺答汗之请，为这座城市赐名归化，呼和浩特从此成为明蒙贸易中心和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与中亚资易网络连接起来，成为世界贸易格局中的一个重镇。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以前的时候我们说北方的这种商业的中心，其实都是在长城以内，而现在这个商业贸易地点已经推进到蒙古草原这个地方去,这样的话，蒙古草原和中亚地区，还有和明朝北方这样一个沙漠地带，他这个经济往来更加密切。所以说整个草原也成了一个经济交往、文化来往的核心地带。

随着东南沿海的逐步平静，明政府也开始反思长期以来的海禁政策,嘉靖打倭寇的现实让明朝政府痛苦地认识到，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要彻底平息倭患，政府必须反思，必须面对现实，作出收策调整。隆庆元年（公元1567)鉴于日益紧张的财政危机和海禁政策的失败，明朝政府终于同意放宽禁令，选择在走私贸易最为猖獗的福建.准许开放月港一地对外通商，某种意义上说，开放海禁是嘉靖时期海商集团反海禁政策的结果。从此，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地位，海盗纷纷解甲为商，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福建漳州的月港成为重要通商港口。百姓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国家财政收入也大为增加。

陈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闭关锁国是不好，但走私贸易也不好。对于走私商人，包括跟他有关系的倭寇，他有他的合理需求的一面，但他不是积极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有序的开放。

不过明朝的开放海禁，只是有限的解禁，规定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前往日本，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政府都有严格的限制，明朝政府犹如一个裹脚的女人，走走停停，反反复复，步履蹒跚地走在乡间小路上，但无论皇帝还是高官大吏们，完全不知道一个有西方新兴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大潮已经风生水起，这个时候装载着佛郎机炮的葡萄牙商船继续在海上游弋，荷兰帆船航行到南洋群岛，接着占据了澎湖、台湾，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新的海上霸主，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畅游在这个大航海时代。

明代的长城与海岸线曾像两道紧箍咒，紧紧捆住了明朝人的手脚。如今，我们有更大的勇气与气魄，打开国门融入世界，它们一则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一则成为我们民族复兴的海上生命线，引领和激励中国崛起。

公元1573年，刚做首辅不久的张居正在一封信中说：我前年冬天读《华严经，悲智揭》很有感悟，当时就发下誓愿，愿以身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与此同时，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拉开大幕。张居正主导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成就了晚明最为繁荣昌盛的十年，被史家成为耀眼的暮光，无论是改革前的残酷斗争，还是改革中的力挽狂澜，改革后的不测命运，张居正本人都与改革的成败紧紧勾连，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耀眼的改革符号，吸引着世人不断解读。

公元1554年，30岁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突然辞职，离开锦绣之地，这令许多人大惑不解，翰林院虽然没有实质性行政事务，但称得上是明王朝最为清贵的地方，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官员都来自翰林院。张居正年龄不大，极受内阁大学士徐阶等人的器重，正是前途无量，然而，张居正义无反顾地离开京城，返回南方的老家江陵，理由是健康不佳，其实只有徐阶最清楚，张居正正是对朝政的不满，失望和无奈而离开的。此时坐在皇帝宝座的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当政早期还能勤修政事，整顿朝纲，后期却痴迷道教，一心想得道成仙，他非常重视青词，青词是喜道教举行斋醮仪式时，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奉献给玉皇大帝的奏章表文，许多大臣正是以撰写青瓷博得皇帝的欢心，但也有大臣因没写好青瓷而遭到皇帝的冷落。

《明史》记载，内阁首辅夏言因进青词往往不合皇帝旨意，引起皇帝的不满，另一位大臣严嵩却因精治其事，获得皇帝的信任，此后严嵩更是以收复河套一事，攻击夏言与陕西总督曾铣互相勾结，结交近侍，家靖皇帝竟将夏言斩首示众，夏言死后，严嵩如愿以偿成了首辅。为了潜心修炼，嘉靖皇帝将朝政事务委托给了严嵩，严嵩媚上欺下、贪赃枉法，政治风气日益败坏，弊政百出，内忧外患日甚一日。

商传：严嵩得到了这个嘉靖皇帝的喜欢，是他会写青瓷，是吧，但是严嵩不仅仅是自己会写青词，字也写的漂亮，文章也写得漂亮，人家的苦读那么多年的书，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丞相，严嵩专权那么长时间，20年的时间专权，那大家都简直烦死了，都想把他搞掉，但搞不掉。

公元1553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向皇帝提议交奏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此举惹怒了严嵩，也惹恼了正宠信严嵩的皇帝，弹劾严嵩的官员不是被充军，就是被借故处死。如此一来，严嵩很难垮台，而严嵩不垮台，整个官场作风、社会风气都无法好转，张居正感受到深深的无奈。离京前，张居正给他的恩师徐阶写了一封长信，在称颂徐阶崇高声誉的同时，也指出徐阶在国家危难之际，有太多的顾忌，不敢向皇帝直言，也不敢于权臣斗争，秉持公道。张居正刚入翰林不久，就写了《论时政疏》，指出当时政治有五种臃肿痿痹之病，它们分别是宗室骄滋、庶官骄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亏，就是张居正在嘉靖年间仅有的一道奏疏，他已洞察到当时的政治的贞洁，敏锐地指出朝政弊病，希望引起皇帝的主意。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建议，犹如石沉大海，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怀着抑郁的心情，张居正离开了京城，踏上了回乡之路。

商传：《论时政疏》是他对当时的看法，一个让上方对他的一个了解，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当然这个《论时政疏》后来成为他的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基础。

这里是位于湖北荆州的张居正故居，公元1525年，张居正出生于此，他幼年时就有神童之誉，十六岁中了举人，23岁时被选为进士，此后通过考选进入翰林院。他始终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官场腐败，使他无用武之地，回到家乡后，张居正表面上过着闲适的生活，其实时时关注时局，更加意识到国家的危难。再给朋友耿定向的信中，张居正流露出对政治危机的深深忧患，他说，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时之隙，则不可胜纬矣。这样的局面是非常糟糕的，但糟糕的局面需要磊落奇伟之士打破常格，扫除廓清，以弥天下之大患，张居正具有担当天下重任的雄心壮志，所以在家乡居住几年后，他仍然回到京城，暂时委蛇于官场，耐心的等待时机。

公元1561年的一个深夜，时机来临，一把大火将皇帝潜修学道的西苑永寿宫烧毁，如何善后，嘉靖皇帝征询严嵩的意见，严嵩建议皇帝暂居南院重华宫，不小心触犯了嘉靖皇帝的禁忌，南苑重华宫曾是景泰帝幽禁明英宗的地方，严嵩是何居心，嘉靖皇帝对严嵩起了疑心，其不就是倒严的最好时机，张居正的恩师徐阶乘机以最快的速度修好永寿宫，让嘉靖，皇帝搬回自己喜欢的地方，改名万寿宫，此后嘉靖皇帝将大权从严嵩手里转移给徐进，严嵩的境况急转直下，种种罪行迅速浮出水面，很快被格为平民，悲惨的死去。公元1564年，张居正40岁的时候，终于迎来了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徐阶的安排下，张居正充任了裕王朱载后的讲官，嘉靖皇帝晚年不立太子，裕王在顺序上将继承皇位，做裕王的讲官，意味着能够接近将来的皇帝，两年以后，嘉靖皇帝死去。临死时，主持朝政的正是内阁首辅徐阶，时间非常紧急，徐阶连夜召见张居正，两人一起谋划，起草了嘉靖皇帝的遗诏，次日清晨，当朝公布，裕王朱载垕顺利继位，改年号为隆庆，徐阶和张居正趁机把自己的政见加入遗诏中，强调了已故皇帝对痴迷道教的反省，从而拨乱反正，惩处了主持玄修的道士，为以前因反对玄修而受罚的官员恢复官职和名誉，朝中气象为之一新。

新上台的隆庆皇帝重用藩邸旧臣，张居正因此平步青云，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职内阁，不久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终于进入中央政权的核心层。公元1568年，44岁的张居正向皇帝上了一道《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纲本、饰武备六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相比于十五年前的改革建议，这一次不仅指出朝政的弊病，而且提出想对应的药方。

毛佩琦：他从嘉靖末年执政，到了万历初年，实际上已经有执政十几年，将近20年的历史，所以他对国家的情况了解了如指掌，他知道边防的问题，知道财政的问题，知道赋税的问题，所以从哪里着手，他会在他的上疏当中切中时弊。

政坛纷争仍然禁锢着张居正，隆庆元年，内阁辅臣的名单排位依次是徐阶、李春芳、郭璞、高拱、陈以勤、张居正，这六人当中，张居正资历最浅，权力斗争在徐阶高拱之间很激烈，张居正的恩师徐阶被迫隐退之后，张居正也逐渐被推到前台。隆庆六年，隆庆皇帝病逝，遗命高拱、张居正、高益共同辅助太子朱翊钧，朱翊钧即历史上有名的万历皇帝，此时只有十岁，无法处理朝政。一时间身为内阁首辅的高拱炙手可热，但深得太后和小皇帝信任的司礼监太监冯保也同样手握重权。

商传：这个明朝啊他最后因为皇帝他不去管理国家了，国家外廷就靠内阁，那个内廷里边就靠司礼监，太监，那么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如果不结合，他们就斗，如果结合了就变成了一个最强有力的联合体。

同样是朝廷重臣，此时的张居正成为了这个权力天平上的最具决定性的砝码，他究竟会偏向哪一方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看谁能更有助于他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元1572年6月16日早朝，太监捧出一道圣旨，高拱以为是驱逐冯保的诏旨，不料自己却被贬为庶民，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利争夺战中，笑到最后的是张居正，张居正终于成为了内阁首辅，他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结成牢固的权力联盟，得到了皇太后、皇帝的大力支持，牢固控制政权十年之久，大刀阔斧地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这位处心积虑上位的人，将会给大明王朝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官场是张居正最熟悉的，也是张居正最亲近和最痛恨的，已经从政将近30年的张居正非常清楚，长期以来官场习气已经变得非常浑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非常可怕，到了万历年间，明朝官员们只求专营、但求无事，一件本来几小时可以办好的事，一拖能拖上数年，最终不了了之，如此下来，朝廷还能做成什么事，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为此，张居正上疏万历皇帝，他说天下之事，不难于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在张居正看来，制定法规不难，难的是有法必行，所以要想改革，张居正首先必须整顿吏治，要想整顿吏治，就必须先改变官场的拖沓风气。

商传：我们去看那个《万历实录》，你不要看后面，就看前十年，张居正在位子上，这十年的实录里面，那稀奇古怪的事儿简直让你就没法理解，这生员就敢打老师，学生就敢闹事，站朝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不上朝，然后呢在上朝的时候可以打架，官员之间可以打架，互相骂互相打，然后呢来迟到的官员，就可以穿过这个站班的队伍，找自己的那位置，随便乱找，它已经无序了，以至于纠班的御史，三个纠班御史，两个人不报道，就是该管这个事的人都不来，你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员的管理，公务员的管理到这种地步，涣散到这种地步，而且当时贪污腐败非常严重，所以首先要重新整顿这个公务员队伍，那怎么整顿，就是考核。

万历元年，张居正提出提出考成法，雷厉风行地建立起一套随事考成的制度，为了保证各衙门严格遵守公文事先设定的处理程限，张居正要求各衙门逐日将奏章登记，分别将内容和处理期限分别登记在三份文簿上，除一份为衙门的底册外，另外一份送到六科，一份送到内阁，实行一件注销一件，然后每年每月按事情的完成程度加以考察。为了切实执行考成法，张居正采取由上而下、缓缓紧扣的措施，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及六部稽查各省的巡抚和巡按，各省巡抚巡按考察地方官员。这几个环节中，六科十分重要，六科是明代秩轻权重的监察机构，六科给事中的官秩仅为七品，但可以稽查二三品的六部官员，因此是以六科控制六部。张居正还规定六科隐蔽则阁臣纠之，以内阁控制六科，于是大权集中到了内阁，而内阁的权利又集中于首辅张居正。他总揽全局，各级官吏不再敢敷衍，吏治因而得到很大改观。

毛佩琦：张居正他执政的核心理念，概括为六个字，叫做尊主权、苛吏治，所谓尊主权，实际上就是加强中央的控制，苛吏治就是加强对于地方官员的管理，他通过严格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促成了他的所有政令能够不折不扣地来实现，这就使得万历年间出现了明朝的中兴。

考成法推行后受到了很好的成效，户科给事中石应岳上奏，自考成之法立，数十年废弛从积之政渐次修举，在学者看来，从1572年到1582年的十年中，明朝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顶点。

毛佩琦：当时有一话叫做中央有令，朝下虽万里之外而夕奉行，什么意思呢，说皇宫要发布命令，哪怕是再远的地方，命令早晨发布，晚上的地方就已开始执行，他怎么做到这一点，张居正采取了整顿吏治的方法。

然而即便如此，张居正仍要承受重重压力，言官余懋学提出，崇惇大以反对考成法，他认为设立考生法以后，上下官员虽然恪尽职守，但对国家而言，不能培养元气。张居正予以反击，在他的影响下，小皇帝指责余懋学，假借惇大之说邀买人心，将余懋学革职为民，张居正继续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按照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原则，以霹雳手段裁汰冗官，这一举动必然会受到汹涌而来的非难，在反对张居正的人看来，张居正是在滥用他的权力，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被保守势力视为离经叛道。万历三年，御史傅应祯上疏，把张居正与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相连起来，在他眼中，王安石变法时提出的，天变不足畏，宗族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贻误了当时的皇帝宋神宗，现在他认为万历皇帝应该敬畏天变、效法祖先，体恤人言，而张居正就像王安石一样贻误皇帝。

傅应祯的奏疏引起了万历皇帝的极大不满，将其充军，小皇帝要以酷刑处置傅应祯，倒是张居正出面劝阻了。张居正希望以缓和的方式平息反对浪潮，但刚过一个月，更激烈的浪潮汹涌而起。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写了5000字的奏疏，猛烈抨击考成法，不过是张居正制胁六科，独揽大权的手段，认为张居正完全忘了君臣大义，权势比皇帝还要高，刘台的奏疏不仅言语犀利，更为致命的是，刘台式张居正的门生，这种弹劾使张居正真正的尝到了厉害，一向以刚健自诩的张居正心头沉重，他伤心地提出辞职申请，称国朝200余年来，从没有门生诬告师长的先例，如今竟然发生了。此时的皇帝当然离不开张居正，再三挽留，并表态一定严惩刘台，张居正这才不再辞职，刘台被关进监狱，受尽严刑拷打，但言辞更加激烈，最终被削籍为民，四年后旧账重翻，留戍浔州，在那里凄凉地死去。

毛佩琦：张居正所做的一切在于加固皇权，在于控制舆论，比如说他限制思想的随便表述，他反对自由讲学，下令禁毁天下书院，一切都是为了加强皇帝的控制，加强中央的集权的强化。

商传：任何改革都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所以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张居正他特别注意抓舆论，他很强势镇压住了，但这些人反弹性相当强。

刘台的死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反对张居正的声浪在1577年达到最高潮，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礼制，张居正应该回家乡为父亲服丧三年，这势必会耽误张居正的改革大业，在张居正的默许下，皇帝下诏，命令张居正继续担任官职，处理政务，而不用回家守制，这种做法被称为夺情。这件事违背了正统的伦理道德，引起了许多官员的弹劾，要求张居正离京。

毛佩琦：实际上张居正在演了一个双簧戏，别人上疏皇帝，说朝廷离不开张居正，张居正听了心里很高兴，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说张居正你这样做不符合礼法，以孝来治天下，说天下之大以孝为先，你自己作为首相怎么不做呢。

商传：正派的人，没有这种鬼心思的人，也觉得这张居正做的不对，这是应该的，这从来就是惯例，怎么你为了你这点权力，这你都不能做到，你实在太不孝了，你太不像样了，就产生了这种想法，所以这一下子对张居正的影响非常不好。

这里是故宫的午门，历史上这里发生了很多故事，但只有一件是因为是守孝而引起的，万历五年10月24日，翰林院官员吴中行、赵用贤率先弹劾张居正夺情，各自遭到了廷杖60的处分，被革职为民，永不续用。刑部员外郎爱慕、主事沈思孝也联名上疏，各自被廷杖80，发配边疆充军，永不赦免，当吴中行等人遭受酷刑时，新科进士邹元标正带着抨击张居正的奏疏上朝，他目睹了现场，却没有被廷杖吓倒，反而更加怒不怒，他担心自己的奏疏无法正常上呈，所以谎称这是告假的奏疏，还塞给太监一些银子，太监这才代为提交，结果可想而知，邹元标花钱买重刑，也被廷杖80，打个半残，被发配到边疆充军。面对巨大的压力，张居正试图用严酷的手段回击，没想到引来更强烈的舆论攻击，最终张居正成功的留在了内阁首辅的位置上，但人们对张居正品行的评价却因为夺情一事而大打折扣。

商传：我们过去叫礼法，法大家得遵循，礼仪你也得遵循，礼同样有法的作用，它是法的补充，你不遵循了这个东西，别人要是打你，那一打一个准呢。

张居正此举虽然严酷，但改革大事因而能更加深入，张居正将改革向财政方向推进，嘉靖和隆庆两朝，国库长期入不敷出，张居正执政后，提出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方针，采取了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的应对策略，他裁剪冗官冗费，抑制国家财政及宫廷财政支出，加强对边镇钱粮的管理工作，以减轻军费支出对财政的影响。在节流的同时，张居正要求地方官员积极清理历年拖欠的逮赋，以求开源，不过这样的节流和开源还只是表层的，要想彻底改变明王朝国匮民穷的现实，光靠这些还远远不够。

林信春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人，是一个民间收藏爱好者，1993年开始收藏各类钱币和旧票证，在他的收藏品中，年代最为久远的是几件明代的老物件。林信春收藏的这些清丈归户单，都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土地凭证，明代的土地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种，官田属公田，国家所有，民田属私田，业户所有。随着改革的深入，张居正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那是一方面国匮民穷，另一方面却是豪强兼并土地，贪吏盘剥农民。长期以来勋戚、权贵享受着许多免除赋税的特权，等他们兼并土地后，这种特权不断的被扩大，严重影响了王朝的财政收入。要想改变这种弊端，清丈田粮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万历六年，张居正首先在福建进行清丈田粮的试点工作，选择福建是因为福建巡抚是张居正的同乡耿定向，也是张居正的得力助手，在给耿定向的《答福建巡抚耿楚东言致理安民》中，张居正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显然张居正看到国匱民乏，豪强权贵敛积财富的危害，并把它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因此财政改革是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改革的成败在此一举，在给耿定向的信中，张居正同时详细的阐述了治国与安民的关系。他提出，治理之道，莫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在他看来，只有全面清丈土地，使土地归于农民，才能得民心而国富民强，通过两年多的努力，到万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结束，取得很好的成效。

福建的成功给了张居正很好的决心，万历九年、万历十年，张居正决定将福建清丈之法推行到全国，然而此举将损害特权阶层的直接利益，风险很大，张居正虽然早有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信念，但要想获得成功，仍需稳妥的展开。在张居正的严厉督办下，清丈后的全国田亩面积比清丈前的万历六年，多出了180多万顷，万历清丈的成就于此可见一斑。

商传：他给整个的这个国家经济的土地改革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强有力的基础，从我们传统的政治观念来看，他是要解决这个土地兼并、土地的占有、要解决国家对于土地的控制，而不能够到豪强手里面，从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什么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了，我要改革了，我要把这个变成一条鞭，我连有多少土地，什么家底我都不知道，怎么一条鞭呢，我怎么改啊，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系列的这样的国家的政策的推行。

推广一条鞭法是张居正在财政方面最重要的改革，实施一条鞭法之前，赋役的征收是分开的，赋以田亩为征收对象，收夏税和秋粮，役以户、丁为征收对象，分为里甲、均瑶、杂泛三种，实施一条鞭法以后，化繁为简，赋役合二为一，一律折算成白银征收，并将徭役从主要由人丁负担，改为按田亩、户丁两项分摊，政府所需要的役由政府从稅银中拿出一部分，统一雇人代役。

商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实际上是相对的解决了人的束缚关系，他是放宽了这个，等到那个雍正皇帝摊丁入亩，人头税没有了，全都在田里面收了，这问题就解决了，这个东西在税收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不是凭空而来，嘉靖年间，南方各地已陆续有推行一条鞭法的记载，在这段时间里，明朝的商业性农业迅速发展，市镇星罗棋布，白银的货币地位已经确立。这些社会条件的成熟，使得一条鞭法得以推行，张居正的贡献，则是排除干扰，将一条鞭法推广到北方以及还未实施的地区，山东的官员却极力反对一条鞭法，他们认为这样的改革在南方适用，在北方却未必合适。此时的张居正已有至高的权威，一条鞭法最终在全国实施，张居正的财政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京师储量达七百万石，是隆庆年间的三倍，足足可以供京营官军消费六年之久。

万明：张居正的改革实际上到清朝也是承认的，而他的改革确实比王安石要成功得多，因为王安石主要是顶层设计，那么于实践中就会遇到种种的阻力，可是张居正是一个半世纪的前期准备。

商传：我认为改革家，不一定发明什么制度，他发现了一个局部的东西，把它推广到全国去，对整个国家有一个改造，这点是没有人能取代的，张居正恰恰是起了这个作用，我们今天对张居正的有些看法呀，不是很好的主要是集中在张居正这个人的人品上。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真正成功之时，他内心的危机感越来越强，无论是清丈田亩还是一条鞭法，表面上并没有遇到像夺情那样的弹劾，其实张居正心里明白，他已得罪了太多的权势，为了改革大业，张居正已经身心俱疲。

商传：最主要的他得罪了地方的，我们叫缙绅的势力，他们把土地都弄到家里边了，然后你现在丈量，你不允许我侵吞这个老百姓的土地，当然这是这就是一个矛盾，激烈的矛盾，另外一个矛盾的是什么呢，这些人在朝廷里面都有他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往往是一些地方涌现出来的官员，那么这些人在朝廷里面，就要不断地反对你的政策。

万历八年，一向无所顾忌的铁腕人物张居正，突然间正式提出退休的请求，当改革成功之后，张居正希望自己和家人有个好的结果，万历皇帝是张居正从小培养起来的，为了王朝大业，张居正对小皇帝严厉督促，小皇帝对他也是言听计从，如今皇帝已经成人，张居正觉得自己该离开了，避免与皇帝产生矛盾。然而在皇太后的反对下，张居正未能如愿，他虽然有意识的让皇帝亲手处理一些政务，以展示皇帝独立行事的能力，然而万历皇帝仍觉得自己被笼罩在张居正的权势当中，这对张居正非常不利。万历十年6月20日，58岁的张居正病逝，万历皇帝为之辍朝数日，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荫一子为尚宝司丞。然而张居正死后，他辅政期间酿成的怨恨之情，也开始慢慢的宣泄出来，皇帝在感恩之余，怨积之情也在寻找宣泄的通道。

万历12年，湖光荆州府的辽王府次妃王氏，声称张居正生前曾强夺了辽王府的产业，绝情寡义的万历皇帝派宦官张诚及侍郎邱顺前往荆州查抄张府，查抄中，张居正长子张敬修抵刑不过，最终以自杀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抗议，对万历皇帝来说，清算张居正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在政治上打倒张居正，也就是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然而，接任的大学士们都以张居正为戒，一味软熟，明神宗在短暂的勤政后，开始在明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怠政，二十年不上朝，于是纲纪废弛、百弊丛生。

商传：其实一个改革家、政治家，你需要的不是对你的态度，而是你的改革，你的政治主张会延续下去，小平同志，我们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他做了一件事，让这个改革不可逆，我不管你是谁呢，骂我也好，你恨我也好，你都得推着这个改革向前走，这才叫伟大的改革家。

当年因弹劾张居正被打得半残的邹元标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张居正死后，邹元标两次担任要职，然而，当他看到吏治败坏，国势衰微时，不由得回想起张居正改革时的生机勃勃，提议为张居正平反，他说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著名的清官海瑞则给了张居正八个字的评语，工于谋国，挫于谋身，当明王朝国将不国的时候，万历皇帝的后人明熹宗、明思宗想起了昔日的功臣张居正，给张居正和他的家人平反，以勉励臣民，力挽狂澜，可惜已为时过晚，明王朝在耀眼的暮光之后，沿着衰亡的轨迹一路下滑，直到灭亡。

他是最早对中国儒学深入钻研的欧洲学者，他是第一位在中国内地长期住下来的外国传教士，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的到来，在中欧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从澳门经肇庆、韶州，再到南昌，南京一路北上，最后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目的地-北京。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他就是耶稣会士利玛窦。

与邻近的香港相比，澳门如今已平静了许多，然而，公元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前期的100年间，澳门是连接中国，欧洲和拉丁美洲海上贸易的枢纽，是东亚最繁荣的商埠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和欧洲相互遥望，幻想着对方，1511年，葡萄牙人穿过马六甲海峡，终于看到了中国的身影，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马可波罗笔下黄金遍地、香料堆积如山的神奇国度。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以晒晾货物为借口，开始在澳门长期定居下来，随之而来的是天主教传教士。于是，一个以来华传教士为媒介，中欧文明接触，交流，相融的时代开始了。

林金水：因为葡萄牙吧，他一直想跟中国要做生意，那么一直想利用澳门这块地的，我们讲的桥头堡，怎么样踏上中国。一个方面跟中国要经商，一个方面他们念念不忘，就是怎么样把信仰带到中国。

对于众多抵达澳门的西方传教士而言，他们最大的目标是够深入中国内地传教，在这方面最成功的无疑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安东尼大教堂是西方传教士在澳门建成的教堂之一，经过多次修建和改建，一直保留至今，现在，一项古老的弥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这种仪式已经延续了几百年，当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大概也经常参加这种活动。作为天主教的一支，耶稣会致力于开拓国外传教事业，他们得到了葡萄牙国王的批准和资助，与其它天主教会一样，把澳门当作东方的传教中心，向亚洲各地，派出一批又一批传教士，利玛窦即使其中的一位。利玛窦十九岁时在罗马加入耶稣会，1577年，他告别的父母和老师，离开了家乡，几经辗转后，于1582年8月7日抵达澳门，为了实现进入中国的计划，利玛窦先在澳门学习中文，方块汉字令利玛窦倍感困难，但他决心掌握这门语言，他给以前的修辞学老师写信，介绍了自己学习中文的情形。您要知道，中国语文较希腊文和德文都难，在发音上有很多同音而异义之字，中国文字的构造实在难以形容，除非亲眼去见，亲手去写，正如我们今天学的，真不知从何说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利玛窦的中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他仍然无法进入中国内地，问题出在哪里呢。

汤开建：明朝对外的这个政策，随着有海上势力的，郑和下西洋以后出现这个状况，就就是中国本来在这个永乐、宣德这一段时间是对外开放的形势比较大，但到了后来，由于海上的这个民间走私特别强大，所以中国政府开始，再加上这个倭寇的势力，海上海患强大以后，海禁逐渐逐渐加严。

由于当时的明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外的传教士一时无法进入中国内地，1552年，也就是利玛窦出生的那一年，到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先驱沙勿略病逝于广东的上川岛，未能等到中国内地向他敞开大门。1583夏末，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突然来临了，耶稣会士罗明坚当时负责在中国的传教事务，他会说汉语，言行举止显得文质彬彬，给中国官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两广总督答允了罗明坚的请求，批允他和同伴进入中国内地，这意味着，沙勿略的梦想在三十年后即将变成现实。利玛窦跟随罗明坚迫不及待的准备乘船前往中国内地，为了被中国人接受，利玛窦他们不得不做出重大改变，他们希望中国人把他们当成洋和尚，于是，脱下了天主教的教服，转而穿上佛教徒的僧袍，他们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使命，以免被立即驱逐出境。

这是一段危险而又令人兴奋的旅程，这也是利玛窦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他将要把他的一生献给即将踏上的这片土地。经过一番辗转，利玛窦终于踏上了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这是他深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

林金水：他为什么要选择肇庆，这就是一个，我来这里要传教，我要想传教收到效果，我要走什么路线，最佳的途径，我直接给我们当地的广东的最高当局接触，那么当然一下子就是，我想，如果那时候两广总督所在地不在肇庆在广州，他就到广州。

虽然这里并没有马可波罗笔下遍地的黄金和堆积如山的香料，但丰富的物产，肥沃的土地，美丽的景色，足以给利玛窦惊喜。从踏上前往肇庆的旅程那一刻起，利玛窦就明白，他将拥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1608年8月23日，利玛窦在致德法比神父的信中说，可敬的神父，中国人不相信任何外国政权，不许外国人进入，除非像我们，不打算再回欧洲的传教士例外。所以，可爱的神父，除非在另一个世界外，我们已不怀希望今生有再会的可能。肇庆知府当地官员接待了这两位传教士，为了表示友好和谢意，利玛窦向知府王泮赠送礼物，但多被退回。不过，包括知府在内的中国人，对安放在他们住所内的自鸣钟都很感兴趣，因为这种钟表与中国传统计时工具完全不同。知府希望自己出钱，请罗明坚到澳门定制一座同样的西洋钟表，传教士们前往澳门，将一个外国钟表匠带到肇庆，在两名中国匠人的帮助下，他们制成了一座自鸣钟，利玛窦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大概派上了用场。利玛窦他们带来的西方器物，敲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

汤开建：进入中国，这应该说是耶稣会天主教传教士的一个梦想，做了几十年的梦想啊，一直没有获得成功，不管是耶稣会好，方济各会也好，他们都是想在中国找的一块能够给他们定居的地方啊。所以他在澳门，他们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基地，但是澳门毕竟还没有进入中国内地，当时的澳门是借出去的一块地方啊，所以，如果能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他们的一个天主堂，能在中国的内地建立他们的一个基地，那他们在表明了天主教在中国已经立下了足。

官员们准许他们选一块地方建屋居住，罗明坚和利玛窦选中了西江边上的一块空地，修建了一座两层的建筑作为教堂，教堂建成后，知府给它起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仙花寺。这座内部装饰迥异的寺庙，吸引了不少当地人前往参观，人们争相在怀抱婴儿的圣母玛利亚像前跪拜祈祷，利玛窦起初不知道人们的热情从何而来，很是惊喜。但他随即了解到，原来中国人误认为那是在中国佛教寺院里常见的送子观音，甚至还有人误以为画像中怀抱婴儿的女子就是上帝，类似的情形不断发生，使利玛窦意识到，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天主教信仰远比预想的要困难。

利玛窦将眼光转向了中国的知识阶层，他新结识的中国朋友中，有一些是文人儒士，通过与儒家士人交往，他发现，中国知识阶层与他这样的传教士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话题，更容易引起共鸣。于是，他将传教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文人儒士身上，在中国，儒士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地位，而制造各种器物的工匠则地位不高，靠制作钟表，虽然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却显然无法从根本上影响儒家士大夫，相反还会使人们误当成钟表工匠。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来与中国的知识阶层深入交流呢。利玛窦接下来要呈现给中国儒家士大夫的这件礼物，将彻底改变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他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这是利玛窦绘制的第一幅在中国流传的世界地图。

15世纪到16世纪，欧洲船队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探索，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满足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地理大发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地理认知，而世界地图使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成果第一次直观的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为了迎合中国人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利玛窦巧妙地移动了本初子午线，使中国看起来仍然处于地图的中心。

宋黎明：我们当时中国的图，比如说我们画一个什么，天下全图什么的，那我们中国就占了绝大部分，首先中国是绝对的中心，就是中央的左边，另外就是旁边放几个岛，日本啊，什么高丽啊，就完了。世界就是那样子，中国差不多就是整个世界，我们的世界观是这样的，所以他贴在这个肇庆寓所的那个墙上的那个世界地图，首先中国在哪儿，那么一点点大的地方，而且偏向这个，所以中国人就是很不习惯，所以利玛窦就作了一个妥协，就是把中国整个移到中间来。

中国人由此发现，天下原来如此之大，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天圆地方，地球原来是圆的。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对他们传统的地理观念，乃至世界观的巨大冲击，世界地图成了耶稣会士结交中国士人的重要媒介。

林金水：文明它总是有先进落后，但如果先进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比他所在的地方更先进的时候，那必然，从来没有一个我们中国士大夫愚蠢到，人家很好的知识我们去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用文化上的优势，通过地理大发现，在西方科学技术上的优势，来博得他们的认可。

从利玛窦绘制的第一张有中文注解的世界地图，到《山海舆地全图》，再到后来的《坤舆万国全图》等，利玛窦世界地图出了各种刻本和绘本，陆续传播到中国各地，正是这些地图，使文化背景和思想信仰迥异的耶稣会士和中国士人，在科技层面上发生了共鸣。利玛窦兴喜的向耶稣会总会汇报了这一成果，您应知道，这张地图在中国是多么受到重视，还是知府本人在他官邸中亲自督印的，但他不愿卖给任何人，只把它当作贵重礼物，赠送给中国有地位的人。自鸣钟和世界地图使利玛窦在中国士大夫间获得了声誉，为他的传教工作打开了局面。从1583年到1589年，他们在肇庆发展而来大约80名信徒，这六年间，利玛窦更近一步了解了中国，他的服饰打扮和言行举止也尽力向中国人靠拢，但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却惹来了麻烦。

在亚洲其它国家，信众在仪式及服饰方面，都要模仿葡萄牙神父，建造的教堂，也要模仿欧洲的风格。利玛窦他们不同的传教方式，在天主教的内部引发了强烈质疑。罗明坚返回欧洲，试图向教廷说明他们在中国特殊的传教策略，此时的欧洲风云变幻。罗马教廷连续有四位教皇辞世，罗明坚在摇摇无期的等待中心力交瘁，后来逝世于萨勒诺城，利玛窦只能独自在中国撑开局面，等待机会。然而，祸不单行，1589年，新任总督突然下令，要求他离开肇庆，六年的努力化为泡影，利玛窦被迫由肇庆移居韶州。

陈时龙：过去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西方学者都认为，利玛窦离开肇庆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官场的人事变动。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利玛窦给西方的书信，但是新发现的资料却表明，利玛窦的离开也许另有隐情，这是当时一位韶州官员的家谱，一直流传至今，家谱内记载的一则材料，给利玛窦离开肇庆提供的另一种解释。

刘明强：就是族谱里边，有专门有一篇这个文章，题目就叫做《利玛传》，写这个《利玛传》的这个人呢，就是我的第14世先祖，叫做刘承范，他呢他当时就是韶关的同知。

在这部家谱中，有刘承范与利玛窦交往的三千多字的记录，当时刘承范受两广总督委派，详查外国人在广东的活动情况。因为当时广东沿海受到倭寇的侵扰，一次驱逐外国人的行动即将展开。显然当时的中国官员不可能告诉了利玛窦这个重大的秘密，但刘承范也认为利玛窦不会对中国沿海安全构成威胁。于是，劝他离开肇庆，转往相对偏沅的韶州，利玛窦被迫移居韶州，接下来他该怎么推进他的事业，利玛窦开始实施他的新的计划。首先，他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放弃而来僧袍，蓄发溜须，该穿中国儒家文人的服装，他开始寻找机会北上，以进入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求得中国皇帝对天主教的支持。利玛窦成了第一个穿上中国儒服的洋教士，他还坚持着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1595年夏天，利玛窦几经曲折，来到了南昌，将这里当作自己新的安身之处，在距离南昌100多公里的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有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它名列北宋时期四大书院，是宋明理学的摇篮之一。在与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等中国学者的交往中，利玛窦更深切的了解和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并萌生将其介绍到西方的想法。在南昌，利玛窦目睹了一次约有四千人参加的科举考试的盛况，这让他打开眼界，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文武官吏的制度，在明代，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于当时的欧洲相比，科举考试提倡以公开考试来选拔官吏，是比较先进的，利玛窦将这次考试的种种细节记录下来，写信告诉欧洲友人，这引起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选官制度的倾羡。

史芬娜（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科举考试制度使欧洲人特备惊讶，尤其是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欧洲人认为中国是一个被儒家所管理的国家，欧洲的耶稣会士最早地发现了这种制度，当时的中国信息完全依托耶稣会士传播到17世纪的欧洲。当时的耶稣会士特别有文化，也特别尊重中国文化。

此时的中国儒士们也在津津有味地阅读利玛窦的作品，利玛窦写下了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交友论》，引用了一百句与友谊相关的西方格言，这本书大受欢迎。利玛窦在写给欧洲友人的信中说，这篇文章给他带来而来声誉，人们称他是一个有天分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道德的贤人。这位原本带着传教使命而来的意大利人，借助西方科技和文化，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开启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双向交流。

万明：他一步一步地走到南昌，他的这个易服啊，实际上就开始，他是跟这个儒，儒士这一层开始有一个交流，那就是进入到中国文化的，就是说比较深一层的一个交融了，一个那么像《交友论》就非常清楚，《交友论以后，写出来以后，实际上就为许多的文人学者所了解。

这时期，利玛窦被任命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他决心加快觐见中国皇帝的步伐。1599年初，居住在南京的老百姓正准备过初年，但利玛窦都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他进京的希望破灭了。之前，利玛窦跟随一位官员朋友已抵达北京附近的通州，不巧的是，赶上日本侵犯朝鲜，京城戒备森严，外国人根本无法获得入城许可，利玛窦智只得抱憾而归，回到南京住下来。这是他来到中国内地已有15个年头了，年华渐逝，更使他感到时不我待，新的职位，也让他深感肩负的使命重大，他渴望尽早见到中国皇帝以完成使命。

1600年，历史即将进入17世纪，就在这个时候，利玛窦再次获得了进入北京的良机，他满怀信心和希望，携带了许多为中国皇帝精心准备的礼物，乘坐押送丝绸贡品的船只，再次踏上前往北京的路途。然而，这一次行程更加充满磨难，利玛窦随身带着一个耶稣受难的木雕像，就在他临近北京时，这件普通的天主教圣物却引起了一个太监的怀疑，认为这将对皇帝不利，太监将他和助手关了起来。一次次的挫折和磨难使意志顽强的利玛窦也不禁产生而来绝望情绪，感觉前途一片黑暗。利玛窦被囚禁了大约两个月之后，好消息突然传来，宫廷里收到了他的礼品清单，万历皇帝要求利玛窦将礼品清单及其礼品送到京城。此时北京城的居民们正在忙着准备欢度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这是十七世纪的第一个春节，苦苦等待了十七年之后，利玛窦终于踏上了北京的街道，这座规划严整的帝国都城，曾经遥不可及，如今却近在眼前。利玛窦在礼部大臣的陪同下，步入皇极殿，但他惊讶地发现，宝座上没有皇帝，他们只能对一张象征皇帝地位的宝座行礼。

陈时龙：当时的万历皇帝是属于怠政期间，就是非常懒惰的一个皇帝，他根本是不上朝，不接见任何大臣。

见不到皇帝，又怎能指望获得他的支持来传教呢，利玛窦再一次陷入绝境，但让他稍感欣慰的是，他带来的西方科技器物再一次帮助了他。万历皇帝对宗教器物毫无兴趣，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自鸣钟，利玛窦送上一大一小两件自鸣钟，万历下令，在宫中专门建一座钟楼安放大钟，小钟则放在自己面前玩赏。他特别喜欢这种新奇之物，担心皇太后夺他所爱当皇太后要求看一看自鸣钟的时候，万历皇帝命人做了手脚，一段时间后，皇太后对不能自鸣的报时钟失去而来兴趣，于是，它又回到了皇帝身边，庄严雄伟的中国宫殿内，不时响起西洋钟表报时的声音。

从耶稣会士来华开始，中国皇宫和民间就有了收藏自鸣钟的嗜好，但在很多收藏着眼里，它们并非准确的计时工具，而是精致的玩物，精美的外观，好听的报时声音，以及复杂的活动部件。居住在北京城的大臣们则对利玛窦带来的三棱镜非常感兴趣，他们着迷于这种光学仪器，奇特的外形，变换的光影，但没人知道它究竟有什么用。利玛窦进献的世界地图，并没有引起皇帝和大臣们多少关注，在皇帝和大臣们的漠视之下，地图上边缘地区的欧洲却正悄然发生许多重大的社会转折。进入17世纪后，欧洲生产力大大解放，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欧洲正在向近代社会转型。世界地图、自鸣钟和小小的三棱镜，折射出欧洲即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但是在中国，从皇帝到士大夫，再到普通民众，都无法看出这一切，他们对西方器物，只是停留在好奇的程度。

陈时龙：中国士大夫在阳明学盛行的时代，可能好谈哲理的东西，在哲理那个风潮过去之后，如果讲究实的话，他可能会去考虑的是经史之类的东西，他未必会钻研到具体的那种科学技术层面上去。

被中国皇帝和大臣们冷落的宗教器物，也许才是利玛窦的最爱，显然，让皇帝皈依天主教的设想根本无从实现，利玛窦向欧洲的好友坦承，在中国传教之路仍很漫长，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时候，不但不是收获季节，而且连播种的时期也不是，而是筚路蓝缕，拔除毒草的开荒的工人而已，以备未来的传教士来播种、收获。当然利玛窦也并非一无所获，皇帝对他进献的西方器物的喜爱，使他成功的留在了北京，自鸣钟，成了皇帝与利玛窦之间的联系纽带。

他曾多次入宫修理钟表机械，在钟表的滴答声中，五年时间过去了，利玛窦被准许在宣武门内购地，建造了一所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南堂始建于1601年，利玛窦曾以500两黄金买下此地，将其作为私人祈祷所，但规模很小，直到1605年，利玛窦将其改建成了一座正式的教堂，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这意味着利玛窦在北京城站稳了脚跟。

余三乐：皇帝默许他在北京长城长久居住之后呢，他们的地位就跟原来明显不同了，就等于是皇帝允许他们在北京的存在，对吧，这样的话呢，官员们当然是，即使想把他们赶走，也做不到。

社交宴饮是明代上流社会的生活常态，通常一天就有三四次，利玛窦在北京过的非常忙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交才能，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士大夫，其中就有被称作为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庭筠。徐光启思想敏锐，见识深刻，不但是著名的农学家，写下了《农政全书》，而且还经常与利玛窦一起研究西学，并协同利玛窦将一些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他们最重要的译作就是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这本书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国生活期间，利玛窦还研究光学，天体观测、地质学等。耶稣会士从欧洲带来了大量书籍，将西方科学的新成果带到中国，据统计，在华耶稣会士译书达400余种，其中有将近一半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如今，人们还能在一些图书馆内看到这些著作，由利玛窦开启的西学东渐之风，对中国文化影响广泛，涉及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历法，机械，乃至音乐、美术、语言等各方便，让中国人耳目一新，初步了解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科技和文化成就。利玛窦也深深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计划将四书五经都译成西方语言，但由于精力所限，最后只将四书译成了拉丁文，除了利玛窦，其它来华耶稣会士也将中国的文字、历史、制度与文化向西方进行了介绍，这些书籍在欧洲广为流传，成为欧洲汉学的起源。

史芬娜：这些被翻译的书籍对欧洲影响很大，这些书籍不只是利玛窦翻译的，还有其他的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书籍的翻译，这些书籍对启蒙时期的欧洲非常重要，让欧洲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由圣贤和哲学家所管理的一个国家。

1609年2月17日，已经五十七岁的利玛窦写下了现存的最后一封书信，写下了他在中国传教的感慨，对这个传教区，我尽我的能力去工作，一切全由天主的大能协助，但成果平凡，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因为，这块园地太大了。去年年底，不知怎样，忽然有一个思想涌到我的脑海里，就是我是首批进入中国传教的唯一幸存者，除我以外，可以说没有第二人知道教会如何传入中国的。一年之后，利玛窦病倒在床，1610年5月11日，这位最具有儒士风范的耶稣会士，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北京十年，利玛窦始终被皇帝当做一名御用钟表匠，他从无机会实现耶稣会的宏伟传教计划，这是他终生的遗憾。但他更应该感到欣慰，耶稣会士来华在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搭建起一座友好的桥梁，双方相互探求、理解、交流，为中国和欧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利玛窦去世95年之后，一场围绕着中国传教适应政策的争论发展到了顶点，1705年，清朝的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东西交流的这扇窗口被关上了。这是北京阜成门外一块古老的墓地，其中最醒目的一块墓碑，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高大的汉白玉墓碑碑额上，在盘绕的锶首之间雕有一枚十字架，墓碑无声，却似在讲述利玛窦这位来华传教士的传奇一生，这是万历皇帝赐给利玛窦的墓地，后来成为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在北京的集体墓地。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著名的耶稣会士也都长眠于此，他们作为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肩负着传播宗教、沟通文化及协助西方殖民主义海外扩张的多重使命，前赴后继来到中国，把生命和梦想留在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相传明朝洪武初年，就在朱元璋，东进攻占苏州城后，不久，一位江南富商让这位开国皇帝龙颜大怒，惹怒朱元璋的，正是来自周庄的商人沈万三。相传他富可敌国，家中有聚宝盆。沈万三慷慨解囊，捐资帮助朱元璋修筑南京城墙，却不料，让草根出身打天下的朱元璋妒火中少。明史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

最终在马皇后的劝解下，朱元璋没有杀沈万三，而是将他发配到偏远的云南，洪武26年，沈家再度卷入蓝玉党案，从此萧条没落，周庄沈氏富有的程度。竟让皇帝都眼红，而这样的富户就生活在江南的一个小市镇中，到了明代中晚期，在太湖沿岸星罗密布大大小小的市镇之中，云集着更多的富商大贾，名门望族。

震泽镇，是座落在太湖南岸的一座江南市镇，这天，一个年轻的织工，带着他的妻儿来到这里，他们将在这座小镇开始新的生活。那时的震泽镇只有三四百户人家，此前元代诗人王杰曾以“存世萧条数十家”的诗句作为此地的景况写照。这一家人选择在此定居，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好的生活，逐渐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震泽镇，在明代隶属于苏州府的吴江县，明代的苏州府下辖吴县、长洲县、常熟县、吴江县、昆山县、嘉定县和太仓州。相当于今天的苏州市以及上海苏州河以北的各个区。苏州府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地区的六个府之一，其余各府包括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它们处于环太湖流域，是明清两代最繁荣富庶、最有文化气息的地区，城市化程度很高，这便就是狭义的江南。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市和镇把它合起来作为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呢，一般的明代方志里都有，依旧是带有市场贸易功能性质的镇，叫市镇。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跟过去的军镇区别开来，它说明了农业的中国商品交换、商品贸易发生得很早，农业跟商贸是同时发展的。

明代的一家三口迁居之地震泽镇就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市镇。到弘治年间，已成为吴江县的四镇之一，尽管这个孩子刚刚到的时候，这里只有三四百户人家。然而等当他长到青壮年时，也就是到了弘治年间，短短二十几年时间，居民增加到了近千户。到明朝正德嘉靖年间，也就是十六世纪初，震泽镇已经成为地方三里，居民三千的中型市镇了。据学者统计，在明清时期，中国约有7100个小型城市，其中，绝大部分是市镇，而江南地区的市镇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密度上都具有代表性。那么，为什么市镇会大规模的出现在江南呢？

沈菊中和徐静红夫妇，在苏州市近郊的太湖湖畔，经营着一家丝织厂，工厂虽然规模不算大，但每天几十台机器开动起来，生产量足以实现他们一家的小康生活。现代化大机械生产技术让一根根细细的丝线很快就被织就成结实耐用的绸缎，这在几百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即使那时的人们使用者最传统的手工工具，苏杭一带，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现代私商，看到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远销海内外的那份喜悦，一定也是曾经在明代江南市镇因丝织业发达起来的私行绸庄主人们常有的心情。人们对丝绸的迷恋，不仅因为它的质地柔软轻薄，她的美丽时尚，更因为他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那么，她与江南市镇又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呢？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丝绸的历史我们很久，夏商周以来（就有），说江南的丝绸的手工作坊实际上大多数是官府的。但是呢，后来发展了，发展了什么呢，官府手工业本身工作效率很低，后来采取什么呢，发包，发到过去的丝绸户，这样呢，所以丝绸呢也是一大头，我们的市镇呢主要是把生丝收来变成精丝，就盛泽这些地方呢才有丝绸加工”。

位于今天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盛泽镇，是明代重要的丝织品生产基地和产品集散地。如今这里已经很难找到古镇的建筑群落，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这片被被现代都市的喧嚣和不同时代的建筑层层裹夹的昔日庄面的遗址。

朱小田（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盛泽的庄面，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丝厂交易的场所，它的格局有点像科举时代的考场，里面有数百间的店铺，留着租给绸行使用”。

昔日的妆面，而今是普通的居民区，但这片遗址却见证着盛泽镇丝织业的辉煌。盛泽镇，原名青草滩，直到明代初年还只是一个村落，居民仅五六十家，到了成化年间，居民附集，商贾渐通。嘉靖初年，逐渐形成了一个市镇。至十七世纪初期，万历天启年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镇了，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盛泽镇的描述：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桑蚕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原来，盛泽镇作为丝绸重镇的发展与当地百姓的桑蚕经济不无关系。由于丝织业的兴盛和高额的经济回报，江南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户由种植业转向种桑养蚕，而市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收购蚕茧的市场。

如今，生丝厂大多从江南迁到江北，但在没有大机器生产的明代，江南却是丝织业的中心。江南的人们用传统的工艺络丝缫丝，一捆捆生丝就是一箱箱白银，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向往的丝绸王国。保持着当时任何国家无可匹敌的贸易顺差的神话。

在盛泽镇，至今保留着一座先蚕祠（江苏苏州），正殿中供奉着丝绸行业的祖师爷嫘祖，传说她是黄帝的妻子，由于教会了百姓养蚕缫丝被人们尊称为“先蚕娘娘”。“春蚕到死丝方尽”，从蚕宝宝吃桑叶，到吐丝成茧千百年来，华夏子孙受惠于先祖的智慧与文明。养蚕织丝，成为农民在种植业之外最重要的的副业之一。江南又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江南的劳动人民在蚕桑养殖和丝织工艺上又能精益求精。太湖流域内大大小小的市镇不少是丝织市镇。

朱小田（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盛泽，为什么它发展这么快呢？重要的就是跟这个绸业发展之后的人口迁移很有关系。大家都知道无会不成镇，江南的市镇也是他们聚集的一个地方，徽商呢在这里不仅仅经营绸业他也经营，比如说徽墨，茶叶，典当啊这些行业，稍后一些时候呢，一部分绍兴人来到盛泽，从事丝绸后的行业，比如说染坊、踹坊和练坊蹭饭，那么这些活计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都是重体力活，盛泽本地人不愿干。明代的洪熙，宣德年间，这个时候有一部分苏州人到盛泽去传播织绸的技术，所以他就了下来“。

随着丝绸业的发展，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闻名于世的盛泽镇，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其中自然少不了那些身怀绝技的丝织技工。与盛泽镇相距只有20公里的震泽镇，同样也以桑蚕养殖和丝织业闻名，除生产蚕丝外，震泽镇及四乡农家还兼事丝织。不少机户会议丰厚的酬劳雇请有经验的机工，所生产的绫绸颇有名气。移民到震泽镇的的那一家三口，就是因为这里丝织业的发展，让自己有用武之地才来到震泽镇的。像震泽镇和盛泽镇这样的市镇也就不断推动者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像妻络夫织的生产模式转变，而市镇的人口也不断的扩大。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过去，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数量最多的可能有1000多个，所以我们今天用星罗棋布，星星点点来（形容），这个网络中间呢，底层的最大的基础是市和小镇，市和小镇的功能是什么样呢？就是每一个市和镇周围有四周的一个腹地，腹地大概是六、七里路，十几里路大的二十几里路，四周的农村的农民把他们的农产品和副产品农副产品卖到镇上来加工，所以再把这些产品由商人销往各地“。

这里是国家著名的5a级景区乌镇，今天，人头攒动的古镇西大街，在明清时曾经是乌镇最繁华的商业主干道。从大街上密集的店面，不难想象当年这座江南市镇商贸的发达程度，市镇起源于集市。江南市镇中的集市也多依水而建，在乌镇西栅景区内便完好地保存了这样一片水域，它被一条东西走向的木栈桥一分为二，木栈桥与景行桥隔西市河相望，水域东西两侧临河都建有水阁。昔日乌镇地处二省三府七县的交界处，河道密布，四通八达。四乡八邻的镇村居民习惯在清晨摇着船出来喝个早茶，顺便赶个早市，也有农民把自家种的蔬菜和养的家畜，带到集市上来买卖，添补家用。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江南市镇实际上是农业中国，也可以说是世界农业经济时代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它和工业化时代市镇城镇发展完全不一样，那么它是建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农业带动手工业、带动商业、带动跨地区的贸易，农工商贸互动良性的发展，形成一个市场经济的新局面。这个状态在明朝，应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时期，江南地区农业应该归功于北宋，北宋在江南地区的水利灌溉搞的很多，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圩田”，“圩田”据说是当时农业的一个先进技术，这使得整个农田处一个水利灌溉网”。

明清最重要的大型市镇，会集中出现的江南，这要从江南经济的开发谈起，自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枢纽，无论是人口、税额、农业生产与商业经济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地区的人口压力逐渐增大，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唐代以来，江南农民通过修筑围堤不断地开发适合耕地的低地湿田，叫做圩田。明代时期，江南耕地开发饱和，外延式的圩田走到了尽头，人们，又通过分圩的手段分割大型圩田，将残存于大型圩田中心处的湿地改造成耕田。这表明，经过数百年的人口迁移与持续开发之后，人多地少耕地紧张，成了明代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大问题，以太湖以南的湖州地区为例，在唐宋时期，这里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宋朝更流行着，“苏胡熟，天下足”的谚语。可是到了明代，湖州的种植结构与粮食供求状况开始发生改变，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耕田面积减少，而桑地面积增加。另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在粮食供应上，反而要依靠长江中游的湖广一带。

朱小田（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种植业结构的变化，它的原因主要是一个人口的这个增长，耕地的紧张，人地矛盾突出，然后，江南地区也是个重赋的地区，所以农民就要通过种植经济型的作物来寻找出路”。

金长根（苏州澄湖水八仙基地主管）：“这是我们苏州澄湖水八仙基地，有八个品种。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红菱已经下市了，那边是鸡头米，这个是莲藕，这个是荸荠，这个就是茨菰了。你看叶子现在已经开始发黄了，这片全部是茭白，秋茭，水八仙一种，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传下来的”。

水八仙，江南地区独有的水生经济作物，它的生长都离不开太湖水。太湖在古代有一湖跨三州之说，这三州指的就是苏州常州和湖州。明代的江南市镇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环太湖城市群。浩渺的烟波秀美的山色为隐没于湖岸的市镇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江南农民勤劳，但是很苦，一年到头忙活，因为他要搞多种经营，所以这些是消费的重要对象，还有本镇的居民，本镇居民中间很大头的，是地主士绅。因为地主从农村出来以后，第一站，大量的居住在市镇，所以市镇教育发达文化发展，都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地主文人，那么这些地主家当然是消费对象，这些镇我都说，是小镇，最大都说小镇，那么大镇呢他一定实际上供求规律决定了这些产品具有超地区，甚至跨国贸易性质，那这个呢我们今天看来明朝主要是两样东西呀，一样是丝绸，一样是棉布”。

棉布业是与丝织业并驾齐驱的江南市镇主要经济来源，这种蓝印花布就曾是广泛流行于江南民间的古老手工印花织物。从刻纸为版到刮去镂空花版上，用黄豆粉与石灰粉制成的染桨，再到蘸染上以蓝草提取的燃料，江南百姓，把这种质朴的美留在了各种棉布制品上。

明代的棉纺业主要集中于松江府一带，即今天的上海一带，包括当时属于苏州府，而今已划归上海市的嘉定县等地。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松江府以它的特产——标布誉满全国，朱家角镇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标布贸易中心。这里以生产棉布闻名。在明中叶，崭露头角，在万历年间，朱家角镇一跃成为商贾云集的巨镇。今天，这里去上海四大古镇之一。就位于青浦区。当年，青浦县所产棉布，号称衣被天下，朱家角镇，更吸引着全国各地前来购买标布的客商。那时，松江府一带的棉纺业会从华北和长江中游各省输入棉花，在嘉定县制成的棉布也远贩至北方各省。朱家角镇，可以说是年度交易的一个中转站，供各地往来客商停留休息的客栈、饭馆……林林总总。崇祯松江府志记载说：朱家角镇，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

明代的江南市镇靠着丝绸与棉布两大产业，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不仅成功的解决了人口压力和耕地紧张的矛盾，还吸引各地客商到这里发展跨地区贸易，其中，徽商的频繁往来，不知不觉间，造就了江南市镇独特的人文景观，这也是在今天的许多江南古镇中多集中着一些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明天启年间，一位年轻的徽商，乘着乌篷船，来到了太湖南岸的南浔镇。这在当时是一座丝绸业大镇，盛产蚕丝，船还没靠岸，他便迫不及待地站到了船头，看一看这座对他来说陌生而又充满希望的地方，他准备在这里大展拳脚，闯出一片天地。在太湖东南面积不大的扇形地带上，分布着大批丝绸业市镇中，南浔镇是最著名的一个。在明清两代，南浔镇隶属于湖州府的乌程县，但同时与苏州府嘉兴府毗邻。自明代万历时期以来，南浔镇，进入到了空前的繁荣鼎盛期，繁荣的丝织手工业与贸易，使他一跃成为江浙雄镇，镇上富豪达数百家。

如今镇上的高墙大宅依然能见，一座连着一座，民间，将南浔镇的著名望族，称为四象、八牛、72金狗，他们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南浔镇，作为蚕丝贸易中心的经济优势持续兴盛了数百年而不衰。这背后主要依托于当地的丝织业生产。湖州府农民生产的一种优质湖丝，又叫辑里丝或七里丝，享誉海内外。

陆士虎（南浔镇民间历史研究者）：“湖丝的历史是很早很早的，三国的时候已经成为王家的贡品，到了唐代呢，他已经成为全国蚕桑丝绸的一个重要的程序，那么明代的时候就是南浔的辑里村的人，用了串珠湾的息荡桥的水，水清丝白，由于这个水缫丝缫出来这个丝非常好，成为湖丝的极品。明代的中叶，辑里湖丝声名鹊起，成为皇家的贡品。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镇呢，依靠这个辑里湖丝的发迹，商人们，就是镇上的人都是生意人，农民的养蚕缫丝，慢慢的就是富裕起来，辑里湖丝在明代的时候已经是蜚声京都，远销海外”。

著名的湖丝便出产于这座村庄辑里村又名七里村，因距横街，马腰，南浔等地均为七里路而得名，如今的辑里村早已全然没有了昔日湖丝主要生产的的热闹景象。但是农户家门前养蚕的竹盘和过去传统丝织业踹坊用的元宝石，却像是一些历史的余音缭绕于村头。

明代江南市镇的水道上也常有大大小小的忙碌的船只，四乡农户都会划着船来到离自家不远有水运便利的繁华市镇，为自己的蚕茧和湖丝寻个好的价钱。在市镇中，农民生产的生丝或其他商品往往不与外地客商直接贸易，而通过镇上的牙行进行，这时候，便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在市镇中应运而生。那就是专门从事居间贸易的牙侩及其雇用的店伙，他们充当贸易的中介，是市镇经济运行的枢纽。在明清时代编纂的供商人出行的手册上，江南市镇，往往被标注，是商人们的必经之地。那位来到南浔镇的年轻徽商，也是和当地牙快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迅速寻找商机。他以极具市场优势的价格做起了辑里丝的生意，很快便在镇上开了一家规模较大的丝行。

南浔镇有一座始建于宋代的古桥，原名浔溪桥，后改为通津桥，这座桥所在的河段正好是东西南北方向的交汇处，从湖州到平望的运河沿东西方向从镇中穿过，南北方向的市河与运河在镇中心交汇，这是典型的十字港型的市镇。明清时期，每年都会有大批的船只来到十字港，采购优质的湖丝，也就是辑里丝。通津桥就位于十字港正中，是全镇的水陆码头。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我们江南地区本身是湖网地区，所以所有的交通啊，不是靠陆路，因为陆路被湖网所隔，所以它一定是水道，船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所以市镇兴起的时候，它一定是在水道上，而且多数水道是交通要道口，交叉口最容易发展，那么水地和陆地相连呢，很多是用桥，所以你看，市镇一定多桥，否则这边跑到那边就不行，最大镇呢是十字港，你看十字港以后去东南西北四个头，那么这四个头旁边农商进来，是先到这个地方，所以慢慢这四个头的地方呢也会有商店，人口多了，过往多了，他有个治安管理，就是栅这个东西是治安管理需要”。

明代的乌镇作为京杭大运河边上的一座丝织业大镇，其十字形的内河水系将全镇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区块，西栅景区，以旧修旧，再现了一座河道纵横百步一桥的迷人乌镇，在今天的乌镇西栅景区内，依然保留着过去江南市镇的一座栅门，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这座西栅大门早已不再发挥昔日的作用了。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早晨开栅，晚上闭栅，晚上也不准船只进来了，这保证正常的居民的安全，那么边上有四栅”。

与乌镇相距二十多里的南浔镇，也有东西南北四栅，四栅也通常是市镇范围的明显标志，按照四栅的范围计算，南浔镇的规模很大，东西三里，南北七里，而且南浔镇在嘉靖年间已是烟火万家，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县城和府城。当时的俗谚就说，湖州一个府，不及南浔半个镇。江南市镇繁华的集市商行，虽然已不复存在，但今天生活在南浔古镇里的居民依然保持着和水乡河道的紧密联系。位于古镇东北侧沿老运河两岸建造的百间楼是南浔镇最富明代建筑风格的生活区。几百年过去，这里依然有河边洗衣的居民，只是河道两岸，安静的进只剩下捶打衣物的声音，高跟鞋的脚步声如同穿越时空的隧道，发出清脆的混响。

陆士虎（南浔镇民间历史研究者）：“说起这个百间楼，有一个传说，相传就是明代的礼部尚书叫董斌，老家是在这里，他的孙子要讨媳妇了，这个媳妇就在我们这里南浔邻乡的毛坤的一个孙女，毛坤也是一个名人，也是个进士，那么毛家那就是，到这里来说。你们家的房子太不够，她陪嫁的丫鬟有100个怎么办，那么，董家说没关系，我造100间楼房，让你们的丫鬟尽可以很舒服地住在这里，因此呢他就在这里一河两岸造了100楼房，因此这里的建筑有一个特点就是明代的一种风格，但是明代这个砖木结构的房子，经过历史的沧桑，它已经都要修复的，历经百年沧桑。

如今我们要在江南市镇中找到一座明代建筑已经非常不容易，经当地民间历史研究学者陆老介绍，我们在南浔镇的董家弄四号，找到了还在明代老宅中的李先生，“我们还能在哪看到一些明代的痕迹呢？”，“可以的，你这边可以先拍一下那这个墩子，古时候的一个必须造房子的时候他必须要有这个，垫起来的，我在这里做了快50年了，这是我外婆的家，舅舅的家，从小就搬到这边来了外公姓董妈妈姓董，我两个舅舅姓董，这个楼梯也要小心一点的，有一点危险的，这个楼梯没走习惯危险，好像都是，些，古时候的稍微有一点古的东西柱子上面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好像还不太看得清楚，还在那里呢，哎，这些人都是名人……”

江南，既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又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之地，因为经商致富的富商大贾会积极培养子弟读书，追求功名和仕途。在明代，人文气息很浓厚，曾经有过七名进士，二十七名举人，在商品经济的脉动下，在喧闹的市井之中，财富的激增，却推动者士大夫们营建了一处处曲径通幽的江南园林。园林不仅展示江南的财力与成就，也彰显江南的文化与品位。明天启年间，来到南浔镇闯天下的那位年轻徽商也随着江南市镇经济腾飞发了家，不出几代，他的子孙们便都生活在了大宅子和富有情趣的私家园林里，从经商致富到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市镇给他们带来了机遇，他们也给市镇营造了不一样的天地。在南浔镇上，有一座著名的园林，名叫小莲庄，他曾经是南浔镇首富刘墉的私家花园，也是南浔五大名园之一，亭台楼阁，莲叶成片，在繁华喧嚣的市镇之中，这里别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之韵。浓厚的商业氛围和清雅的文人气息，就这样奇妙的混合在水乡泽国之间。

明代处于鼎盛发展期的江南市镇如今在现代都市和新的经济结构中已隐退于历史的长河，然而他曾经的辉煌，以及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伴着它密集的市镇网络和通向出海港口的水运交通，对外贸易空前发达，常年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一个闪亮的白银时代悄然来临。

它，曾经沉睡在连绵的群山中，不为人知，它曾经是蕴藏在世界上最早的货币，默默无闻，然而，一经成为货币，它的银色光芒即刻照耀整个世界，为了寻求它，运输它，世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为了获取它，占有它，世界第一次有了货币战争，有了它，中国成为了16世纪世界第一经济体，离开它，中国的封建之路在一片萧条中走向穷途末路，它或许是一切的根源，或许又是这一切的表象，它就是白银资本。

每天伴随着机器的轰鸣，一种特殊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却可以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这就是人们天天使用的纸币。它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是第五套人民币，在人民币的票面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发钞行名称，中国人民银行，这些图案正是支撑货币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最为重要的支柱，国家信誉，所以人民币又称为国家名片，在经过精密繁杂的加工制造后，具有防伪性能的钞票纸的华丽变身为国家的法定货币。今天，人民币是世界第七大贸易货币，它的发行流通以及价格的稳定，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

孙建华：这货币印刷量是完全由国家控制的计划任务，每年都是国家下达生产任务，由中国印钞币公司接到指令以后，向我们各个下属企业所分发全年的生产任务，不能多印一张，也不能少印一张。

为此我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和金融体系，而这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探索旅程。早在六七百年前，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机械，但是工匠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这看似简陋的印刷作坊，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钞厂，明朝的法定货币，大明通行宝钞，就在这里印刷完成。

杨君：大明通行宝钞是洪武八年，也就是公元1375年，开始在全国发行的，大明通行宝钞，它的长度大概将近35厘米，宽22.5厘米，是世界上尺幅最大的纸币。

明朝并不是中国最早发行纸币的封建王朝，早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将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运用到经济领域，人类第一次摆脱大自然的束缚，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货币。

杨君：当时由于四川地区流通的是铁钱，铁钱由于重量非常重，市值非常低。据当时的记载，十枚钱只相当于一枚铜钱的市值，它严重地影响了四川地区的商贸往来，当时成都有16家商户，一起发行了一种称之为交子的一种准货币，它是纸币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由于发行的时间特别早，距今有一千多年了，再加上四川地区潮湿，不利于纸张的保存，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交子的实物留存下来。

当货币第一次以纸质的方式出现时，它便于携带和容易获得的性质，让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便利。13世纪末的一座欧洲监狱里，一个囚犯正在绘声绘色的演讲，无论何人都不敢冒死拒绝使用，事实上他们都乐于用它，因为一个人无论到达大汗领域内的什么地方，它都通用，有如纯金的货币那样，这位讲述者就是曾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过中国的马可波罗，他所讲述的正是元朝发行的纸币。

继宋金之后，纸币在元朝取得了新的发展，元朝第一次将纸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立国之初，忽必烈以丝或银为钞本，根据钞本的多少发行货币，这种钞本制与现代意义上的准备金十分相似，他还首次制定了纸币管理政策和法律，这使得元钞信用昭著，得以在全国以及与元钞通商的许多国家畅行无阻，也无怪见多识广的威尼斯商人如此称赞纸币。当时整个欧洲仍使用金银币，纸币在这里出现，是四百年之后的事儿了。围绕纸币建立一系列的金融制度也就无从谈起了。然而由于元朝连年用兵，巨大的战争费用和奢华的宫廷生活，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政府想到来钱最快的就是印制纸币，铺天盖地的元钞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经济风暴，当然这里头总有一个水平持续性，你涨个一天两天那不能叫通胀，所到之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最终连蒙古人一起卷回了漠北草原，发行无度让纸币露出了面目狰狞的一面，也成为无数统治者难以破除的一道魔咒。

李国平：通货膨胀就是物价的总体水平持续性地上涨，这个通胀呢很难解决，到现在没有说哪个国家解决了，这个影响主要是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比较大，然后对生产影响比较大，生产没有办法来安排生产，比如说买钢材，今天一千，明天两千，后天涨到五千钱了，这无法安排生产，然后对于国家主要就是把金融系统全部给破坏掉，老百姓的那个钱不值钱，当废纸一样的，老百姓不用你的钱了，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就会垮掉。

元朝之后建立的明，并没有因为前朝的失败而停止对纸币的探索，洪武八年（公元1375），政府正式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从此宝钞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直至明朝灭亡。明初发行宝钞时，一贯宝钞折1000文铜钱，或一两白银，到洪武二十年前后，一些地方一贯宝钞只能换铜钱160文，从最初发行到六十年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原来价值的千分之一，形同废纸，历史的轮回似乎即将重演，建立了六十余年的大明王朝会不会和前朝一样短命而亡呢。面对宝钞不行，百姓不顾政府禁用金银的法令，一时间黄金、白银、铜钱都成为宝钞替代品，而相比铸造铜钱，印造纸币可以极大的节省成本，已尝到甜头的明政府无论如何不愿退回到使用铜钱的老路上。此刻，寻找一种民间、官府都能接受的货币或许是大明王朝转危为安的唯一希望。

李国平：此时的明朝经济发展起来了，尤其是江南一带，江南一带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贸易量很大，贸易量大还带铜钱那肯定是经商不方便的，那么就要有一种新的货币要它给替代，这种货币要求什么特点呢，第一个重量轻，第二个又很值钱的，这当然是贵金属了，比如说白银。

就在此时，转圜之机不期而至，正统元年（公元1436），有大臣上奏说北京的官员仍要前往南京领取俸米极为不便，大家往往就地贱卖，七八石的俸米只能换一两银子，这样国家官员都不得利，请求皇帝在部分省份征税时折算成布、绢和白银运往北京，充当官俸，英宗同意了大臣的请求，并说这是权宜之计，不为常例。第二年，一百多万两白银便运抵京城，这些银子后来有一个专属名称，叫金花银，这些足色而又有金花的白银成为明代破解纸币魔咒的灵丹妙药。

明正统的时候，为了稳住宝钞，他还曾经再一次的禁用铜币，但是他自己也是因为已经有大量的白银需求，民间上已经是这样地流通，那么这个国家它也不可能是孤立的，所以它也需要白银，那么从正统以后，当时的话有太仓库，太仓库原来只收粮食，就是储存粮食的库，后来就开始收白银，这个白银是货币化本身带来的，给这个国家带来一些影响。

继金花银之后，白银的使用范围逐步变广，正德年间，官俸、军饷几乎全部用白银支付，在赋税折银后，徭役折银，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也最终完成金花银为明代白银货币化迈出了关键一步。16世纪中期，名义上银、钱、钞并行，但由于宝钞贬值过于严重，日常生活中几乎全部不见踪影。嘉靖年间，不仅国库收支以银两核算，而且朝廷明确规定了宝钞、铜钱和白银的折算比例，之后，隆庆皇帝登基之初就颁令，买卖货物值钱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至此大明王朝建立近二百年后终于正式承认了白银作为货币的合法地位。

毛佩琦：到了嘉靖晚年，白银作为流通的货币，就已经得到了官府的正式承认，嘉靖的儿子，到了隆庆年间，那么白银货币的主要地位就确定了。即便是在最偏远的乡村，用白银来买卖东西也是十分常见，这一切在来华的拉斯戈台斯神父看来是如此神奇，每个中国人在购买东西时，都会随身带一把钢剪，根据货物的价格，把锭银绞成大小不等的银块，在称出小银块的重量，人们在做这件事时非常的熟练，如果需要二钱或者五里银子，他们往往一次就能凿下准确的数量，在中国连孩子们都会估量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人们会随身带一个类似铜铃的东西，里面装着蜡块，用来收集减下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把蜡块熔化就可以回收银子。

张宇燕：白银它切割比较方便，而且识别它的成色的这个技术也比较发达，史书上记载，一个学徒到钱庄什么的，他工作三年就基本能练就这个水平，就是拿出一块银子，他掂一掂，看一看就知道你的成色是多少，误差不超过千分之三。

在著名政治家张居正大刀阔斧推行各项改革期间，他顺应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推行一条鞭法，即把田赋与各种名目的徭役一并折成银两一并征收，其中徭役原先主要由人丁负担，改为按人丁和田亩分摊役银河田赋，一条鞭法的实施真正为市场上白银的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白银的地位更加巩固。滚滚而来的白银席卷着整个大明王朝，将它推为更加广阔的新天地，白银也从幕后转向台前，成为中国封建经济史上的最重要的角色，在之后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李国平：我们现在讲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以货币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货币，你商品是不可能变商品化的，所以一条鞭法把当时明朝的经济货币化了，货币化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越发达，货币供应量应该要相应的增加的，但是这个货币量应该怎样增加，一个是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第二个方法就是纯粹的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比如说印刷钞票，或者说在明朝的时候增加白银的开采量。

这里是福建、浙江两省交界处-云和，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暗藏宝藏，据《天工开物》记载，凡银中国所出。在一次偶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洞，首次将明代银矿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与当地保留的其它古迹一起为世人呈现出明代白银开采、加工、运输的完整景象。为此他专程邀请丽水市，地质勘探和测绘专家进行实地勘探，一个明代白银开采之谜即将展开。

里面因为没有风吹雨打，有点原来的风貌，当时像这种地方，有一点点洞上去之后，这个洞当时是怎么爬上去的，我有些疑问，可能当时采的时候是上面下来的，上面往下踩的，往下挖的，像这种地方生锈一样，可能是金属含量比较高的地方。开采高峰期，云和每年向国家缴纳白银九万两，然而，这里很快便开采殆尽，烧了一块位置水一泼，这种当时都是燃爆过的痕迹，这种松落的都是被炸落的，那个颜色怎么有点点不一样，这是水蒸气，因为有水分，可能有些菌类就会在这里生长，银闪闪的好像是那种银粉的亮光，其实不是，有一些东西到现在来说，还是一个迷，未知数。

云和与糊、广、云、贵等8省市的银矿为大明王朝提供了约两三千万两的白银，这看似庞大的数目，相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近一亿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需求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帝国的经济血脉迫切渴望注入更多的白银。就在中国用有限的白银苦苦维持的同时，银荒野严重困扰着欧洲各国，与中国一样，欧洲也不富产金银，14世纪15世纪随着人口的增加，新兴工业的产生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欧洲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渐枯竭的金银开采之间矛盾激化，最终黄金白银促使一大批冒险家扯起远航的风帆，迎着海风巨浪，向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富饶东方进发了，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文明进程进入到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新时代。

李国平：15世纪末，欧洲人开始了大航海时代，就是地理大发现，这个大航海呢，它开始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包括欧洲人在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之后，认为中国很富有，所以他们想来到他们早已向往的东方，另外一些原因就是，在当时的欧洲，比如英国实行的也是银本位，但是欧洲这些国家也并不富产白银黄金这些贵金属，所以欧洲人为了寻找这些贵金属也开始大航海。

当西班牙人漂洋过海来到墨西哥时，他们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银矿，在几万名印帝劳工日夜劳作下，难以计数的白银被开采出来，白银从此改变了两个地区的命运，每年数以万吨的白银漂洋过海来到西般牙，继而在整个欧洲流淌。当时的欧洲所产物品极其有限，大量日用仰赖东方的进口，而此时东方的大明帝国，正在深受白银短缺的困扰，就这样远隔重洋的两个地域，即将在大海上交汇，随着潜水员的一次次下潜，打破了南澳岛多年的沉寂，曾经这片海域热闹非凡，它就是明朝海上互市的所在地，也是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泊点。上世纪末在此发现一艘明代沉船，又将人们带回到了那段曾经繁华的历史。水下探测表明，南澳一号沉船上装载着上万件瓷器和大量丝织物，人们相信沉船所在的必经之路是一条瓷器之路或是丝绸之路，而对于明代中国来说，这更是一条海上白银之路。从南澳一号沉船打捞出水的文物，共计两万六千余件，其中绝大部分陈列在广东博物馆的这间仓库内，崔勇和他的同事正在对出水的文物进行分类整理。

崔勇：这一件是典型的青花缠枝牡丹大罐，这个是典型的漳州窑的瓷器，而且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里有接胎，接胎里面摸的接胎痕迹特别明显，而且因为可能当时是供货比较紧，所以她这个做的很粗糙，变成一种流水线生产的一样，本来这种传世的就很少，而且就是现在能见的都不多，南澳一号可能出的也就是最多的了。

正是这些利润高达百分之六百的外销瓷器，为中国换回了当时最为紧俏的产品-白银，南澳一号装载的货物总量共计六万余件，如果它能顺利返航，整船货物可换回的白银数量一定是个天文数字，转件根据出水文物年代推测，南澳一号沉没的年代应该是万历年间。此时明朝已废除海禁祖制，外贸商船帆帆点点遍布中国南海，正是这庞大的外贸船队，使困扰中国的白银短缺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

崔勇：南澳一号发现在广东汕头的南澳岛，南澳岛刚好介乎于东海和南海的交界，也就是广东和福建的交界地方，所以它是从福建到东南亚这条航线的中间的一个点。

这些瓷器从中国到东南亚的一些商品，正好证明当时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从中国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到欧洲各国。公元1573年，第一艘满载美洲白银的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出发，直奔菲律宾而来，当时的菲律宾是国际贸易中心，来自远东各国的产品在此集散，此后，每年马尼拉大帆船将约15吨的西班牙银币运抵马尼拉，又满载着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返航，因此这些船又称为中国船。这些西班牙银币由于含银量较高，可以直接熔成银锭，深受中国商人信任。在16/17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白银作为自己的本位货币，正是美洲出产的海量白银使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经济一体化时，有了全球通用货币-白银。

周卫荣：到了15世纪以后，随着贸易的大发展，世界各国就是进行贸易的各个国家，都普遍接受白银作为这个支付手段，这样这个白银才成为世界货币，成为了真正的白银资本。

此后，不管是西班牙的双柱洋，荷兰的马剑，还是葡萄牙的银饼，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都源源不断的来到中国，伴随着马尼拉大帆船的一次次航行，以马尼拉为中间点，一头连接丝绸哦，一头连接美洲白银的海上通路就此诞生，在这条海上通道上进行的东西方贸易，被称为丝银对流。

李国平：中国不是个富产白银的国家，所以明朝的时候把白银作为法定的货币了，那么这个白银怎么来中国，当时明朝的时候这个白银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据估计日本的白银占据当时明朝白银供应量的大概20%；另外一条就是通过马尼拉贸易过来的，从欧洲那边过来的那么这个白银进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当时明朝末年的经济商品化做出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清晨，苏州从睡梦中醒来，沿河而居的人家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这个水巷小桥多，人家尽枕河的两岸，至今仍旧是鳞次栉比的明清建筑和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古镇，冯梦龙笔下的明代苏州，却是另一番热闹景象，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余百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17世纪前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丝织物价值占总值的95%，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丝绸这一典型的中国制造，需求量激增，当时来中国采购生丝的外商，如此写道，“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够比得上”。

中国的丝货运往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之后，当地的民众，特别是富有的上层人士，争相购买享用，除纺织业外，明代的棉纺业，印刷业、陶瓷业、造船业、矿冶业等众多手工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巨多的海外贸易需求不仅使得苏州由传统的鱼米之乡转变为全国的纺织中心，而且催生出了大批专门从事纺织生产的手工业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自由的劳动者，他们涌入市镇，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城镇的发展。

毛佩琦：首先是农业的发展，它可以单位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允许一些农民脱离土地，从事其它行业，什么行业呢，一个是传统的手工业，再一个就是商业，很多人转向了手工业生产，转向了贸易，转向了海外贸易。

李国平：那么明朝与马尼拉的贸易就保证了当时白银可以比较稳定的流入中国，白银的稳定流入对于当时明朝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它保证了货币的供应量，比较稳定。

明中叶后，江南地区乃至整个南方，不少地区由农村逐渐转变为手工业的专业城镇，在公元1550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这些专业市镇走出的约236中商品为中国换回了数万吨的白银。天启元年（公元1621），一位葡萄牙商人写道，它（白银）在世界到处流淌，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根据美国学者艾维四的研究，公元1530年到1570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地是日本，公元1570年后变成了美洲。另一位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综合了当代众多学者的估算后，归纳到，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可能还从马尼拉获得了10000吨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获得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一半，中国凭借着自己的质优价廉的商品，在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中国长期保持着出口顺差，使得整个世界的白银都流向了这里，中国也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

毛佩琦：外国学者说，中成为白银的终极秘窖，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中国是巨大白银的吸纳者，不论是日本产的白银，还是南美洲产的白银，最终都大部分流向中国，这是一个意义，那么另外一个意义呢，中国在吸纳了白银以后，不再流出，它不再让它流入到资本的市场去运转，它成为了一种凝固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说，大概是终极秘窖的意思。

李国平：经济的发展是需要货币的，这个货币可以是经济的润滑剂，但是货币太多了不行，太少了也不行，明朝以白银作为货币，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所以明朝等于把白银的供应量完全寄托在国外，如果一天国外切断了明朝的白银的供应量，那么经济马上就会瘫痪。

终极秘窖的美好时光在持续了几十年之后，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减少，公元1640年后，这一情况突然加剧，由于美洲进口的白银减少了一半还多，由日本进口的白银减少了近三分之二，几乎完全依靠外来白银维持经济运行的大明王朝，此时并不知道白银已经在世界的另一端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财政危机，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时代即将到来。就在白银源源不断的向中国汇聚时，欧洲人惊异的发现，自己钱袋子里的白银越来越少，白银在到达西班牙、葡萄牙后，并没有变成资本投入到本国的生产建设中，而是通过海上贸易，转手奉给了东方，当欧洲宫廷里的瓷器越来越多时，市场上可供流通的白银却越来越少。一时间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英国、甚至是奥斯曼帝国，凡是沾染了美洲白银的地方，无不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欧洲的财政危机导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不断萎缩，直至彻底终止，中国失去了最为重要的白银来源，白银短缺成为困扰欧洲和明代中国额世界性难题，也让东方和西方同时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历史性节点。

李国平：贵金属的短缺，不仅仅是明朝有这个现象，在欧州也同样有这个现象，比如说当时英国也是白银作为货币的，它重新铸造货币，因为白银不够用了，所以英国经常性的重铸货币，但是它里头白银的含量越来越低，等于掺杂了很多假在里头。

为此，欧洲人大胆尝试围绕货币和金融进行一系列探索，当欧洲人将严重贬值的银币当成足额货币使用时，银币的性质被彻底改变，它和我们今天使用的硬币一样，不再凭借金属的价值衡量一切，而是凭借发行者的信誉流通，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

李国平：牛顿在当了铸币局的局长之后，认识到，他当时研究了中国、日本、印度这些国家的黄金跟白银的比价，他认识到在英国白银短缺，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就制定了这个金本位，就把黄金作为一个本位币，金本位确定之后，因为用黄金作为准备金，可以发行纸币，这样呢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欧洲货币短缺的问题。

白银短缺让欧洲人因祸得福的创建起了现代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雏形，而此时的明政府没有做出任何改变，随着白银流入日趋减少，中国的经济情况不断恶化，江南地区开工严重不足，大量手工业者失业变为流民，全国范围内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严重的经济萎缩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而最先感到寒意的是当时的外贸窗口-广州。广州曾经是明代中国最为繁华的港口城市，今天这里有着中国规模最大、成交额最高的国际性贸易交流会-广交会，它的起源在历史学家眼中，可以追溯至明代。

骆文静：欧洲人他们的船呢，就顺着洋流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广州、泉州、北部湾等等这些地方，慢慢才形成了所谓的集中的朝贡的这种情况，因为季风呢，每年它有两次，乘季风而来，乘季风而去，两次比较集中的交易时间。

这种国际性贸易交流会在明代被称为早朝市，然而当运输白银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少时，广州的官员在奏章中无奈的写道，这里的日子已越来越难过了，面对白银短缺掀起的金融巨浪，大明帝国犹如折断桅杆的帆船，无力前行，风雨飘摇的明政府无计可施，任由经济一步步滑向崩溃的深渊。公元1643年，重新发行纸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最终未能实施，大明帝国这艘巨轮错过了最后的转向机会，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彻底沉没。在导致明朝灭亡的众多因素中，白银短缺导致的财政危机无疑是根本原因。

李国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明朝的灭亡是因为白银短缺导致的，但是呢，这个白银短缺本来也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用欧洲人的方式来解决，就是以白银作为储备，发行一定的纸币，但是中国，我们没有，明朝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

清朝建立之初，曾经试过发行纸币，然而短短十几年后，又退回到白银资本的老路上，中国再一次错失金融改革的良机，此时的欧洲轰轰烈烈的金融改革，已取得一些列成果，公元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公元1694年，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诞生，公元1717年，英国率先废除银本位制，建立金本位制，随后欧洲各国相继采纳。新的货币体系，新的金融体系，新的经济秩序，将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置于现代金融体系的框架内。金融革命取得的丰硕成果又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基础，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

李国平：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经济，跟欧洲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后来呢，在短短两三百年之间，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仍然在封建社会，而西欧呢，迅速通过工业革命，走向了近代、现代社会。

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这是白银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公元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1935年，彻底放弃银本位制，发行法定货币。中国的货币制度重新与世界接轨，白银完成了它长达五百年的本位货币使命后，重回贵金属的本性。今天我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凭借着坚挺的币值，强大的购买力，和在合理区间浮动的外汇比价，成为强势货币，在国际经济往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中国重返世界经济舞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我们已经建立起公平、有效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比较健全完善的金融制度，正在由一个经济大国通过深化改革向经济强国大步迈进。

这是公元1610年，北京的农历岁末，持续了几天的雨夹雪，让这座古老的皇宫，又多了几分阴森。每年的这个时候，太监和宫女们都分外的忙碌，因为再过几天，就要迎接又一个新年的到来。腊月二十四清晨时分，一声婴儿的啼哭从东宫传来，皇长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也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来到了人间。在大雪纷飞的清晨来到人间，在凄风苦雨的夜里告别人世，这个亡国之君的一生都没有晴天。

朱由检的生母在他五岁时便去世了，父亲让西李选侍康妃来抚养他，十一岁时又改由东李庄妃抚养。庄妃宽厚，给了小朱由栓全部的关爱。这个巨大而又阴森的皇宫，对朱由栓来说充满了阴郁。祖父万历皇帝嗜酒好色，父亲即位后一个月就突然去世，只有长他几岁的哥哥朱由校与他手中情深。这个皇帝哥哥似乎对本职工作并不感兴趣，又或许是没有勇气扛起破败的江山。总之，这位大明熹宗皇帝更精于木工，做木匠的本领比当皇帝强得多。

朱由检和哥哥十分亲密，有一次他问哥哥，你这个官我能不能做。熹宗微笑的说，可以，等我做几年之后，就由你来做。不料，一语成谶。熹宗真的只做了短短七年皇帝。游玩时的一场意外，让他染上重病。天启七年（公元1627）八月十一日，熹宗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了朱由检，准备将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交给了不满18岁的弟弟。他鼓励弟弟要大胆理政，中兴明室，并托付了两件事：一是善视中宫，二是魏忠贤可任。

天启七年（公元1627）八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哥哥去世后的第二天，朱由检入宫。入宫前皇嫂张皇后一再告诫他，不要吃宫中食物，入宫时记得在袖中私藏些麦饼，因为那位被熹宗认为可以信任的魏忠贤随时都可能加害于他。当初熹宗病危时，魏忠贤意欲发动宫廷政变，后在死党崔呈秀的劝阻下，并未实施。然而，他此时对朱由检的拥戴，纯属违心之举，暗藏的杀机时刻都在。朱由检由巡逻宦官那里拿来一把佩剑放在身边，但依旧彻夜未眠。

公元1627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本该秋高气爽的季节，却依旧阴云密布，朱由检在皇极殿举行即位大典，决定次年改年号为崇祯。

商传：崇祯皇帝登基有时候，正是他们（宦官）专权最猖獗的时候，因为天启皇帝就是一个完全不管朝政，就是一个玩闹的皇帝。其实在明朝的历史上，这种玩闹的皇帝不少。但是这些皇帝，他们在玩的过程中间，都有人给他干活，就是内阁。而内阁的首辅大臣，包括内阁的这些成员，他们都是社会精英，他们是从士大夫文官考制制度涌现出来的一些干吏，由他们来管理。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内阁已经变得很弱了，变成宦官专权了。像魏忠贤目不识丁，他不识字的。这些人素质极低，谋求个人利益的欲望极强烈。所以把整个朝政，用乱政两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差。

然而，初登皇位的崇祯皇帝所面临的危险与挑战，远不止来自朝廷内部的阉党之乱。在距离京城仅有几百公里的辽东地区，帝国的边防局势起来越严峻。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起兵攻明，并在两年后攻陷抚顺。次年，明朝政府以18万大军，分四路讨伐后金，两军在萨尔浒一带决战，明军大败，彼此元气大伤。后金的崛起，成为明朝东北边界的心腹大患。

国内局势更不容乐观，从万历朝以来，百姓赋税不断加重，官僚权贵生活奢侈，战事频仍，所有费用全部出自百姓。到天启年间，名目更多。百姓衣食无着，四处逃亡，最后揭竿而起。天启二年（公元1622），山东河北等地爆发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天启七年（公元1627），陕西白水王二带领饥民杀死知县，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宦官专权，朝廷黑暗，边防危急，民生凋敝。崇祯帝从皇史那里接手的，竟然是如此一副烂摊子，烂的让他惊愕不已。那么，这位年轻的皇帝，将选择什么做为终结乱象的突破口，实现他的中兴之梦呢？

终结乱象，首先从铲除阉党开始。天启七年（公元1727）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阉党五虎之首崔呈秀。七天后，崇祯帝免云崔呈秀兵部尚书的职务，自此揭开倒魏大幕。

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罗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崇祯帝让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奏疏。魏忠贤听罢，万分惊恐，第二天便请求辞职。几天后，崇祯帝下诏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贤居然气焰不减，离京时带着卫兵一千余人，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崇祯帝闻讯大怒，下谕将其缉拿回京。

天启七年（公元1727）十一月初六，在阜城县南关，慌乱逃命的魏忠贤和贴身太监李朝钦，在一个小施舍中栖身。此时的魏忠贤已彻底明白了崇祯帝的决心，自知必死无疑，长虚短叹，与小太监相对狂饮。

夜半之时，隔壁房间竟有人唱起了名叫《桂枝儿》的小曲。如此万念俱灰之时，这段小曲在魏忠贤听来，无异于催命之曲，绝望之中，解带自缢。

在崇祯帝的严厉督责下，对阉党的清算开始了。崇祯帝启用了一批曾经被魏忠贤排斥的官员，平反冤案无数。这些人干净利落的办事态度，让崇祯帝非常欣慰。他不特意留下墨宝，夸赞身边的官员：“明理纪实，心领神会，五韵精严，八法清贵，周旋于规矩之中，超越科万象之外，有以似其人乎，然也，若止于笔，方焉则未。”崇祯帝此时的捣鼓之情溢于言表，铲除魏忠贤阉党，更加坚定了他扭转乾坤中兴明室的信心。

崇祯二年（公元1629）三月十九日，持续一年多的阉党逆案，终于定谳。钦定的阉党分子共计258人。铲除阉党，的确让崇祯帝踏实了不少。他一方面开始内政改革，重振朝纲，另一方面则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内忧外患，把注意力转向了辽东，这也是崇祯帝中兴诸葛的第二步。这一决策，让一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就是曾因魏忠贤排挤而辞官归隐的名将——袁崇焕。

明朝与后金爆发萨尔浒之战的那一年，袁崇焕考中进士。几年后，他便受命奔赴辽东。天启六年（公元1626），袁崇焕孤军驻守宁远，用红夷大炮击败后金，努尔哈赤重伤而退，不久病死于沈阳，而袁崇焕则一战成名。他在辽东精心布局，加强防务，使明朝政府在辽东战局上，获得了一个绝好的转机。在崇祯帝看来，重新启用袁崇焕，无疑是平定辽东的重要一步。崇祯帝升任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将解决辽东外患的重任全权委托给他。在崇祯元年的一次召见时，袁崇焕慷慨激昂地对崇祯帝说，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然而，当有人私下里问袁崇焕有何韬略时，他竟不以为意，轻描淡写地说，聊慰上意耳。

商传：当然，袁崇焕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但是袁崇焕不是一个了不起政治家。那个时候辽东已经坐大了，不是当年萨尔浒之战之前的情况了。因为已经完全是人家后金，后来的清，人家采取攻势，明朝节节败退，采取守势。最后只能把山海关外沿基本上没什么力量了，没有回天之力了，只能守住山海关。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说这样的大话，无非就是要表现自己。

短短几年后，袁崇焕就为他夸下的海口付出了性命的代价。到任之后，袁崇焕很快发现，辽东局势错综复杂，五年平辽远非易事。镇守皮岛的将领，毛文龙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袁崇焕的关注。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先斩后奏，以十二条当斩之罪擒杀毛文龙。袁崇焕发誓说，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以谢尔。

商传：实际上明朝后期，党争很厉害，形成了各种政治派别。在这种情况下，他杀了毛文龙以后，当时有很多人非常反对他，而且写了《孤独昊天录》之类的这样的文学作品来披露这个事件，引起了大家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实际上就埋下了他跟相当大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

毛佩琦：作为一个军事将领，每到一个地要树立自己的威信，震肃一方是必要的。但是擅杀大将很可能带来整个军事格局的变迁。毛文龙的部下遍布各地，他就是一个严密的防御网，也是一个严密的关系网。那么毛文龙一杀，这些人的态度，这些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整个北方边境的安全格局，也就会发生变化。

擅用尚文宝剑斩杀镇辽大将，袁崇焕的这一做法，大大超支了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毛文龙被杀之后，侧后方对后金的牵制丧失了。崇祯二年（公元1629）十月，后金军队便大举南下，直接导致后金军队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己已之变”。

皇太极的十万大军，避开重兵防守的宁远、锦州一线，绕道哈剌慎部，很快便突破长城边隘，在十月下旬，兵临军事重镇遵化城下。遵化城距北京不过二三百里，十一月初一，京师宣布戒严。按理说，袁崇焕应该率部，在顺义、蓟州、三河一线阻击后金军队，不应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焕以京城安危为念，率军直驱京城，抵抗后金的战线，一下子被推到了北京城下。部下劝他说，外镇之兵，未奉旨而贸然进至京师城下，万万不可。袁崇焕却说：“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他随即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抢在皇太极之前，抵达广渠门外。次日，袁崇焕军队开入京师的消息传开，朝野舆论哗然，说袁崇焕这样做是故意召敌。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军与后金军队，在广渠门决战。袁崇焕身先士卒，明军大胜，皇太极退兵。第二天，皇太极故意放走了被俘的太监。急忙逃回宫中的太监，给崇祯皇帝带回了一个令他极为震惊的消息。太监说，前一天晚上，他亲耳听到皇太极的手在低声耳语，说今日撤兵是皇太极与袁崇焕的密约，事情很快可成。这其实正是皇太极精心布下的反间计。十二月初一，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当迁宣布将他逮捕入狱，同时合大同总兵满桂，统领各路勤王之师。后金兵退不久，崇祯皇帝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死状惨不忍睹。

商传：即使不是作为卖国的罪行而死的话，袁崇焕也很难再维持下去了。他是崇祯皇帝看重的能臣，而不是崇祯皇帝的近臣。在袁崇焕的政治生涯中，他最没注意到那时候各种政治势力交错，这些政治派别之间互相争斗。袁崇焕杀毛文龙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很多人对他的记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么好，现在机会来了，我们一定要失去这件事情，让他死。

袁崇焕通敌卖国的罪名，直到南明时期才得以平反，后金实施的反间计，固然是袁崇焕之死的一个原因，后来的清朝政权，也愿意以此炫耀皇太极的谋略。然而，其决策武断，刚愎自用的性格，也酿成了袁崇焕自身的悲剧。无论如何，一代名将袁崇焕，最后惨死在他一心效忠的君主刀下，死于朝廷纷杂的政治斗争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朝自毁长城。外患还未平息，内忧又烽烟四起。崇焕元年七月至十月，短短三个月里，陕西定远逃卒王嘉胤，白水的王子顺，安塞的高迎祥，清涧的王左挂，公元1616年汉南的王大梁，纷纷举旗，率众造反。崇祯二年（公元1629），李自成在榆中发动兵变。崇祯三年，张献忠在脂起义，农民起义军犹如燎原之火，由陕西向外蔓延。让谁去担当剿灭农民军的任务呢，陕西三边总督之职空缺数月，杨鹤临危受命。他采用安抚政策，但是收效甚微，县城有农民军旋降旋叛，反复无常，因此遭到朝廷大臣指责，杨鹤请求辞职，但崇祯皇帝不许。崇祯四年，杨鹤终于因一个叛军的反复，而下了大狱。崇祯四年十一月，洪承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变扶为剿，大开杀戒，一时收到奇效。到次年年底，陕西全境基本荡平。但是，零散的农民武装，向旁近各省溢出。数万农民军渡过黄河，深入河南、湖广、四川等地。剿灭农民军的拉力棒，传到了陈奇瑜手里，崇祯七年（公元1634），陈奇瑜聘任山、陕、豫、湖广、四川五省总督。最后竟在关键时刻铸成大错。崇祯七年六月，陈奇瑜将败退的李自成农民军，围困在车厢峡。李自成走投无路，只好诈降，而陈奇瑜居然答应，李自成得以死里逃生，后来复叛。崇祯帝大怒，将陈奇瑜下狱，

商传：它（崇祯帝的做法）是两种，一种是在打着乱伏的过程中间，有一个人打赢了，好，这就归你管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都不行了，派一个人去，派一个人去了没两天，打败了，打败了就撤了，再换一个人去。

毛佩琦：你想一个官员，在位子上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他不可能有所作为。在崇祯的十七年当中，内阁成员先后有五十人之多。你想他们能够做成什么事。

燎原烈火再次熊熊燃烧，农民军的再生力量，超乎了皇帝的预料，农民军溃围而出后，刘集河南境内，然后兵分四向。威胁迅速升级，明军的围剿大军还没来得及集结，一部分农民军，便从河南进入南直隶凤阳府。崇祯八年（公元1635）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凤阳皇陵被毁。在崇祯皇帝的布置下，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昇督剿西南，就在洪承畴卢象昇围剿农民军稍有起色之时，辽东边事却再度告急。

崇祯九年（公元1636）四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齐集盛京沈阳，举行隆重典礼，大清国正式成立，皇太极即位，他就是清太宗。

崇祯九年六月底，清军从喜峰口南下，京师再次戒严，几天后，满洲铁骑，攻至北京皇陵所在的天寿山，进抵昌平，前锋到达西山。崇祯帝不得不调兵遣将，全力对付，卢象昇调任宣大总督入卫京师，农民军再次获得喘息机会。

毛佩琦：崇祯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他在选择的时候，确实费了踌躇，先安内还是先攘外，这一点在他的政治格局当中，实际上是一个走钢丝的局面。当然明朝曾经几次有彻底平复国内农民起义的机会，但是崇祯皇帝低估了明朝政权的腐败程度，也就是低估了农民对政府的仇恨与不满，也低估了农民起义的再生能力。

果然，获得喘息的农民军又很快壮大，被推为闯王的李自成，继续在四川、甘肃、山西一带征战，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向崇祯皇帝提出了一个“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剿灭农民军的策略。这个策略首先限制了农民军的流动性，然后步步为营，个个击破，一经实施，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在渭南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烈部17人躲进商洛山中。得此大捷，崇祯帝大喜过望，他特意赐书杨嗣昌，对他大加赞赏，“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意思是你杨嗣昌是个贤德的人才，在国家有难之际，你出兵镇压作乱的流寇，从此使国家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危难之时得此良臣，无异于绝地逢生，崇祯帝似乎再一次看到了一线生机。然而，就在张献忠兵败，李自成退回陕西之际，辽东局势再度告急。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九月，清军入墙子岭，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京师戒严。危急情况下，崇祯皇帝又只得从农民军作战前线调回洪承畴。在崇祯紧急调遣的精锐部队保护下，北京安然无恙。然而清军铁骑却深入内地两千里，破城70余座，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一番饱掠之后北归。

商传：因为他毕竟是个少数民族，他才多少人啊，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他信心不足。所以他主要的，从蒙古那时候开始，到清军入关都是骚扰型的，他还不以占领你的地方扩大我的领土为目的。

毛佩琦：为什么崇祯帝没有专心一致地去镇压农民起义，就是因为北方有一个干扰。他一旦有还手之力，他立刻主小西那奈面对北方的问题。他从来就把清军的敌对，放在第一位，他并没有把李自成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是不幸的是，当时的国内矛盾，已经如火如茶。

无论皇太极当时是否有入主中原的野心，此次南侵却实实在在让崇祯帝开始焦虑，时局似乎很难再发生逆转。他的两个心腹之患都已强大起来，噩耗接踵而至。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进入河南，适逢河南大灾，李自成收留饥民，开仓放粮，提出均国免赋的口号。一时间远近饥民一呼百应，唱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荷锄而往。李自成部快速壮大，对明王朝威胁最大的一支农民军力量就此形成。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二月，张献忠攻下襄阳，将襄王朱诩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杨嗣昌四正六隅计划彻底破产。同年正月，李自部也风生水起，攻占洛阳，钉死福王朱常洵，剁其肉与鹿肉相杂煮熟，称之为福禄宴。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三月，清军再次大兵压境，洪承团全军覆没，最终变节。松山、锦州相继陷落，塔山、杏山失守，明朝丧失宁远以北大片疆域。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一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四月雷震奉先殿兽吻。五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权。九月，凤阳地震。十月十一是，李自成占领西安。这一年，京城还疾病流行，死者枕藉。

莫非天要亡我大明，江山破败，国之将倾，作为君主竟已无能为力。崇祯帝怀古思今，感慨万千，提笔抄录了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西原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诚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心怀中兴之梦的崇祯帝，何尝不希望大明王朝能如汉朝一般的强盛。然而此时，他已无力回天。

崇祯十六年年底，北京城中，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着又一次辞旧迎新。然而，在紫禁城红墙深处，一切都显的那么阴沉、晦暗，了无生气。在新年的钟声中，李自成的部队横扫秦晋大地，正向京城悄悄逼近。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正月初一，北京城内阴云蔽空，日色无光，大风骤起，沙石横飞。南京凤阳地震的恶讯，也传进宫来。巫师占卜，卦辞更是大凶之兆。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星入月中，国破君亡。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早早来到大殿的崇祯皇帝，只看到值班的锦衣卫指挥使，直到上进钟声不断敲响，文武群臣们才纷至沓来。

这一天的西安城，却是另一番景象，天朗气清，红日高照，喜气洋洋。李自成改国号为大顺，大明崇祯十七年成了永昌元年。正月初八，大顺军主力挥师东向，目标直指北京。李自成大兵压境，决战的时候到了。崇祯帝急诏天下兵勤王，而官员们却因为军饷问题和他讨价还价，最后应如入卫的，只有区区八千人马。崇祯帝此时才意识到，李自成的威胁，远远超越了满洲军队。大明王朝两百多年基业，难道就这样葬送在自己的手上。崇祯帝决定最后一搏。他痛下决心，命镇守在宁远前线的吴三桂火速进京。然而崇祯帝没有料到，此刻的吴三桂，却带着五十万人马犹豫不决。三月上旬就从宁远启程，日行仅仅五十里，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而这一天，李自成攻下昌平，随即进犯明皇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祖坟被刨。崇祯帝闻讯，号啕痛哭。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高碑殿和西直门外，都响起了隆隆炮声，崇祯帝坚持早朝，群臣相对而泣。次日的北京城，被凄风苦雨所笼罩，城中的官员们很多都已四处逃散。一位不知名的小吏，在他的《燕都日记》中写到，先是，连旬天气阴惨，日色无光。是日，大风、骤雨、冰雹、雷电交至。还有人记载说，当时的北京城阴雨蔽天，飞雪满城，惨钉之气，透人心脾。明朝政权和崇祯皇帝最后的日子来临了。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三月十八日夜，北京城内的明朝官兵大开城门，争相迎降，炮声停止，农民军控制了全城。这天夜里，北京城上空细雨夹杂着雪花，在烟雾迷蒙中洒向大地。崇祯帝带着心腹太监王承恩，悄悄登上煤山眺望，确认内城已经沦陷，决定下山布置善后事宜。他让三个儿子，换上平民衣服逃走，好让大明王朝留下一线希望。生离死别之际感慨万千，尔三人何不幸生我家也。皇宫嫔妃们，也到了和崇祯帝雇别的时刻。袁妃与周皇后，一个死在崇祯帝的剑下，一个自缢身亡。其他几位公主嫔妃也倒在了崇祯帝的剑下，就连熹宗的皇后张氏，也选择了自缢。

商传：崇祯皇帝他没有选择，就是所有的官员都有出路，他可以投降啊，换了一个主子，谁我都可以投降。只有他没有出路，他没有投降的机会，要不然做皇帝，要不然什么都不是。

毛佩琦：明朝灭亡的趋势，实际上到崇祯时期已经不可挽回。尽管他的勤奋，尽管他的力图振作，都没有能够起作用。所以个人以一已之力云力挽狂澜，挽回一个已经倾倒的大夏，那是无力回天的。

三月十九日子时，王承恩再次陪同崇祯帝登上煤山。两人相对，默默无语。最后，在寿皇亭旁边的一棵大树下面，主奴双双解带自缢。

据说，崇祯皇帝自缢时，留有血衣遗诏“腾自登基十七载，三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腾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

十九日，大顺农民起义军完全占领北京，秋毫无犯，开入内城。正午，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自城北德胜六入城。驿卒出身的李自成，成了明王朝的掘墓人。

北京城并未因崇祯帝的死去而陷入悲痛之中。市民们张灯结彩，摆香设案，到处张贴着迎接新主子的标语。

朱由检十八岁即位，三十五岁离世，在位十七年，勤于政事，夙兴夜寐，以图中兴，和他的皇祖皇父皇兄，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曾对廷臣说，朕御极以来，夙夜焦劳。确实如此，他即位之初，即恢复了久已废弛的召对传统和日讲、经筵。不久，又恢复每日视朝的祖制，十几年如一日。就在他生命结束的最后两天，仍坚持上朝。如此勤勉，沦为亡国之君的偏偏是他。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一次，明王朝的历史选择了朱由检当它的奴隶，而且为它殉葬。

公元1598年，一位名叫利玛窦的欧洲传教士带着尚未褪去的仆仆风尘踏入了大明帝国的皇城，眼前这座城市令他感到震惊，当时的欧洲名城巴黎，总人口才不过20多万，而北京城则是一座拥有百万之众的超级都市，以他为中心的大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明体之一，对于周边的影响可想而知。就在此前公元1559年，位于东北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女真族山寨，迎来了一个男婴的降生，孩子的啼哭打破了山谷的寂静，没有人会料到，几十年后，正是躺在这张摇篮里的小生命，给他的整个族群带来了命运的转机，甚至改写了东北亚的历史，这个男婴的名字叫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他和他的子孙们来自关外，却最终入主中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就是一个盛夏的早晨，在苏州相城区陆慕镇这座不起眼的作坊里，工匠们在红红的炉火前继续着一个数百年的传承，这里就是御窑，一直以来，它只生产专用宫殿建筑所用的铺地砖、金砖。金砖的做工繁复而精致，要经过取土、练泥、制柸、阴干、烧窑、打磨和炮油等20多到特定的工序，一块金砖从采泥到出窑，耗时一年多，据说每块砖的价值相当于一两黄金，故名金砖。金砖的坚硬象征着江山永固，从而深得明清两代帝王的钟爱。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里就铺设着4718块这样的金砖，这一块块金砖，代表着一种成熟的文明，一种显赫的帝王之气，无声地向世界彰显着这座古老的东方帝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大明帝国后，给中国皇帝敬献了一张《坤舆万国图》，在几百年的这张世界地图上，澳洲的位置依然是一片海洋，而中国，则被画在了中心的位置，这似乎暗喻了欧洲人对大明朝的向往。

黄一农：在明朝末年，东方跟西方这两个文明，在近代史上面的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接触，然后明朝末年，又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比如说跟战争有关啊，一方面，就是这个农民军的一个崛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外的满洲的政权，也在不断的往外面扩张，，就这两个内外压力对于明朝政权产生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呢，军事上面的改革提升对于明朝的政府也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所以从利玛窦开始，他们直接、间接地介入这些事情，当然利玛窦他没有真正去参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他把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相关的知识，包含及几何学各方面的知识，弹道的一些知识就慢慢地引进中国。

在西方传教士的协助下，明朝著名的西洋火炮专家，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山东创建了一支全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采用西式的大炮装备，甚至聘请西方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将士，看上去大明朝的强大似乎毋庸置疑，可它又怎么会在接下来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覆灭的呢。就在东西方文明开始增进交流的这个时期，整个东亚文明体系内部也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集中反映在东北亚地区。公元1598年，日本关白丰成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在明朝出兵相助之下，以日本战败而告终，日本开始与朝鲜议和，返还俘虏，并退出朝鲜，丰臣秀吉的郁郁而终是日本第一次东亚大陆之梦黯然破碎，日本势力退归本土。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一方面派出朝贡与通报消息的燕行使，与明朝保持着战略上的联系，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女真崛起的强大压力，对与明朝之间互为犄角这一战略关系的维系忧心忡忡，明政府长期大力支持察哈尔部正在崛起的女真力量。

潘振平：这个明朝、朝鲜、蒙古、女真，互相之间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更应该深入去了解，这是常态，就是大家大家互相怎么来交流物资，互相来生存，打仗只是一方面，蒙古在15世纪，然后他被明朝赶到草原上去，回到了草原，退回草原之后，它长期就分裂，东部西部这分裂的，他们互相征战，那么所谓的黄金家族的系统也得不到一个很强有力的恢复，就是说他都是傀儡，那么到了达延汗的时候，他是重新，就是说黄金家族以及就忽必烈的后裔，就叫元裔，他们重新掌控，应该是嘉靖中期，他们就进入了辽东了，越过来进入谁的领地，就是原来女真的领地，这批女真被控制起来，这个蒙古的史书里，有很零散在这地区活动，这就是后来满洲崛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当时被称为建州国汗的努尔哈赤通过十几年的征伐，逐步统一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建立了雄势关外的后金政权，离公开以武力对抗明朝只有一步之遥。那么究竟为什么东北亚地区整治格局的震荡会不约而同地发生在17世纪呢。

鱼宏亮：15世纪后半页到17世纪这一时期呢，是北方地区的、北半球地区的一个小冰期时代，这个时代的气候特点，是以太阳黑子非常活跃为标志，它影响到了北纬40度附近，以明朝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广大地区。那么这一时期的气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频繁发生的旱灾、水灾、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出现，这给北方的游牧民族的现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不停的南下寻找生存空间，这样给中原地区成熟的农业文明和农业国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生存在众多历史悠久的名族，女真是当时东北亚整治格局当中势力相对弱小的一个，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它与西周有着密切联系，肃慎在汉代称邑楼，南北朝时称勿吉，隋朝改成靺鞨，在这几百年中，尽管中原王朝屡次更迭，但女真的祖先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屡次谴使入贡。

鱼宏亮：女真族一直活动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明代，连续不断地存在着，到了明代，它大概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建州女真，一个是海西女真，一个是野人女真，底下又有许多小的部族，从永乐七年开始，明朝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叫奴儿甘都司，奴儿甘都司就管理北到外兴安岭，东到库页岛的广大地区，这是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从行政上来讲，它是属于正式的明朝的领土范围。

朱诚如：他们女真这个部族，它从金以后不停地在移动，建州女真移动的步伐最快，它从黑龙江流域移到长白山，最后在这个辽宁新宾东部山区定居下来，应该这么说吧，在明代中国哦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封建制文化，那么汉族地区的农业经济文化和现今的这个封建制的经济形态，对少数民族地区肯定是对他有影响的，那么你越接近汉区，受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所影响，这样呢，这个少数民族的提升就快。

位于今天辽宁锦州的北镇，在明代被称为广宁城，是辽东的军事重镇及广宁卫，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就带兵驻扎于此，并与后金政权多次征战，争夺辽东治权，为表彰李成梁驻守辽东有功，明王朝特修石牌坊一座，这座李成梁石牌坊如今依然屹立在北镇城内，鼓楼以南。明朝对女真众部族的管理，一直是实行卑仍旧俗，各统其部，即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策略，是不允许一家独大的，大明一直以来察哈尔蒙古、朝鲜为屏藩，注意平衡应对女真各部，所以李成梁带兵不断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再一次攻打女真部落的战斗中，觉昌安和塔克世父子二人，为李成梁做向导，却被军士误杀，作为补偿，李成梁代表明朝，任命觉昌安的孙子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殊不知这位新任命的年轻人正是日后叱咤风云、撼动明朝根基的努尔哈赤。

很多女真头领，通过这样的政治任命成为明朝敕封的官员，明朝规定建州各卫都要以时朝贡，朝贡制度是我国古代管理周边藩属国家的特有形式，包含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一方面，藩属地方通过朝贡向中原王朝定期述职，报告地方管理事务，并向中央贡献朝贡物品；另一方面，通过朝廷的赏赐和马市制度，属国获取盐、铁器、农具等生产与生活资料，作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年轻的努尔哈赤也曾经带着他的朝圣队伍向中央进贡，中原的地大物博，皇权的巨大诱惑，以及埋藏心底的杀祖、杀父之仇，也许在那时就已经开始让努尔哈赤的心不再安分。赫图阿拉是满语的发音，其意为横岗，走在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老城村的街道上，我们可以回顾努尔哈赤草创这第一座都城时的艰辛。从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集合祖父辈留下的力量，开始着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到公元1603年，建造了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迅速实现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他避免与海西女真发生冲突，并且对蒙古、朝鲜拉拢合作，对明朝中央政府表示恭顺，每年谴使通好，进贡岁币。

潘振平：他比较能够沉得住气，他跟那些一般的，这是我们所描写的蛮族的那些首领不一样，那么蛮族首领就是很豪爽，然后我碰到这些情况，我就做出反应，然后我就大杀大砍，他不是这样。

努尔哈赤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在向东征服了东海女真各部，向西兼并海西女真各部，招来大量民丁之后，他初步建立起统治秩序，并且创立了以旗统人，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这就是满族统治者实行的八旗制度，所谓八旗，是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单位，下设牛路、固山等的组织形式，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旗，共为八旗。

潘振兴：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关系，这就解决了它的一个分配的问题，财产的归属的问题，清朝一直到入关以后还是很清楚的，谁的牛录出多少，他是轮换的，是很公平的，你还不能说都你们去，都他去，不行，大家都得去，所谓8家，都得去打，大家再一起来分战利品，少数民族的这些首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组织能力，号召能力，成吉思汗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但最主要的能力是提供一个组织形式让大家跟着他走。

据明人记载，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这些保存下来的老满文木简，正说明了这一点，努尔哈赤于公元1599年下令，以蒙古文的字母，女真语的发音创造了满文，进一步完成了他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大业。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追溯其先祖北宋时期的女真政权—金，建立新的政权，大金，史称后金，自称奉天承命养育列国英明汗，改元天命，开始学习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

朱诚如：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就是1583年开始，到1616年，33年不到34年时间，他的势力不断地壮大，实际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韬光养晦，他在这三十年里头，明朝政府养虎为患，他的力量壮大起来了，最后得以和明朝对抗。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口号，正式对明发动进攻，一战即克抚顺。

潘振平：女真都是战士，他们的弱点就是他们分散，只要他们得到有效的组织，那他就能形成可怕的战斗力。

黄一农：你不能不佩服这个民族，他的很多的制度方法呢很特别，它规定谁最先爬上城墙，第一个攻上城的话，我就给你赏赐，那这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现在也会想得出来呀，但是呢，他给你的赏赐是什么东西呢，他是给你世袭制度，就给你一个爵位，你因为这个功劳封赏，你的子子孙孙都有机会继续不断的承继，所以你不是只为了自己一己的利益呀，你为了一个家族啊。

公元1619年，面对辽东迅速崛起的后金，明朝汇集了几路大军，由辽东经略杨镐为总指挥，率军88000多人，朝鲜以大将姜弘立为五道都元帅，带领13000多人前来助战，此外，努尔哈赤尚未降伏的叶赫步兵也前来参战，总兵力达十几万，分兵4路，直指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朱诚如：明朝后期的卫所腐败，卫所腐败了，调动那些士兵去准备打仗也不能打，长期不训练，卫所制度，卫所的官兵他不仅仅当兵，他是主要从事生产，家族也带了，他们在哪有什么训练，基本上都种地了。

而努尔哈赤兵力仅有一万，虽处劣势，他却豪迈坦言，随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便是努尔哈赤一战成名的萨尔浒之战，以少胜多，胜的淋漓尽致，经过此战，明、金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

鱼宏亮：萨尔浒之战的失败，表面上看主要原因在于明朝几路大军缺乏统一调度，缺乏协同作战的结果，最后呢被金朝各个击破，从而导致满盘皆输，这暴露出明朝在军队管理上长期贪腐横行，野战单位缺乏训练，将士人心浮动，使得军队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立即溃散，没有能力迅速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或者反击措施，从这个后来的反思来看，从前线的将士到朝廷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都负有责任，所以这场战争的失败，反映出明朝后期，军事、行政、制度都在走向衰败，这场战役是制度腐败的效应延伸到基层组织毛细血管中，所带来严重后果的一个典型事例。

400年前的萨尔浒战场，如今已经被水淹没，成为了位于辽宁抚顺以中大伙房水库库区的一部分，平静的水面让人难以想象，当年女真军队的金戈铁马是如何威震天下的。萨尔浒一战令明朝在蒙古、朝鲜、诸藩属国家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再下明朝关外重镇沈阳、辽阳，随后迁都沈阳，改名盛京，并陆续占领了辽河以东70多个城池，辽东地区的整体态势，日益对明不利，但是明朝中央由于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还在无休止的争论着战还是守的问题。

朱诚如：中央政府里头，官员和地方的人、士绅互相勾结，形成朝廷内各种帮派集团，我们叫党争，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一些宦党，就是这太监集团，在这个明朝后期也不起好作用。

腐败和党争的直接结果，是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宦官魏忠贤陷害并冤杀，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试图重建明朝协同蒙古、朝鲜以及海道的制夷方针变为泡影，明廷从此很难选择一个能担当大任的统帅，再辽东地区长期建立的防御体系完全解体，从此再无力举行大规模进攻，只得转入防御。辽宁兴城，古称宁远，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在老城区中心，还留有明代的钟鼓楼，从满街写有袁字的翻飞的旗帜来看，宁远是属于袁崇焕的，登上古城墙，走到城角，还可以看到古老的炮台，这里是用来架设红夷大炮的，当年正是这种最先进的武器，重创了汹汹而来的后金大军。

黄一农：那这些大炮怎么来的，它并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他是上次在广东，当时呢有葡萄牙的船只沉船，这船上有大炮，很难想象，在那么遥远的时代里面，他们已经发展出打捞沉船的技术，把大炮啊这个从海底里面打捞出来，所以当时打捞了很多门的大炮，广东地方的这个人打捞大炮，假设你是当地的官员，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送到北京去啊，所以这个炮到了北京之后呢，大概有这个一半留在北京城，另外一半呢送到前线，就交给了袁崇焕。

努尔哈赤得知明朝辽东换帅，感到战绩可乘，尽举八旗精锐直扑关外孤城宁远，百战百胜的努尔哈赤感到大有胜算，可惜他碰上了袁崇焕。公元1626年，袁崇焕抗拒兵部尚书高第命其撤回关内的命令，坚守宁远，他虽然兵微将寡，却有着与城共存亡的坚定决心。努尔哈赤屡招不降，气急攻心，八旗兵攻势如潮，袁崇焕带伤激励士气，多次击退努尔哈赤的进攻，并以澳门运抵的红夷大炮击伤努尔哈赤，迫其退兵，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捷报传来，京师士庶，空巷相庆。而对于一向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来说，这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朱诚如：他打宁远的目的，就是想打开宁远以后，他往关里推，他是有这个雄心、有这个野心的，但是他没想到宁远打不下来，宁远打不下来，他很悲伤的，他之所以后来死，都跟宁远打不下来有关，他觉得宁远打不下来，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耻辱。

努尔哈赤退回盛京之后，于公元1626年8月11日发病身亡，当年34岁的皇太极因才干出众，被众贝勒推继为汗位，为了实现族群入主中原的梦想，皇太极首先加强汗权，取得独尊地位，并仿照明制，设立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在军事上，因为统治的人民增多了，皇太极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把统治下的汉人和蒙古兵编入八旗，旗主由汗任命，不能世袭。公元1627年，皇太极发兵攻破朝鲜，通过江都和约，约为兄弟之盟，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皇太极又先后发动几次对林丹汗的西征，驱使漠南蒙古成为后金的附庸。而明朝这边，年仅十六岁的崇祯皇帝于公元1628年在紫禁城登基，尽管他本人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烂摊子。崇祯登基之后，北方连年大旱，饥饿的流民开始大量聚集，导致多地出现了农民起义。

鱼宏亮：明末的许多农民起义，其实都是因为老百姓没有粮食吃了，加上这个明朝的地方政府非常腐败，他在处理社会保障方面，官员和政府都不能第一时间响应这些灾害所造成的危机，老百姓得不到救济，这些腐败行为侵蚀着政府本应该有的救济、赈灾这些职能，如果一个政权连腐败到连这些功能都不能发挥的话，它存在的合法性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因为连年辽东用兵，全国的辽饷沉重，财政艰困，以至于在公元1629年，明廷为缩减开支，不得不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地方官府都不知道自己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城。这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一位名叫李自成的驿卒，因为驿递系统被砍而失去工作。

鱼宏亮：李自成失去了驿站的工作以后，他也加入了流民队伍，最后因为没有生计就揭竿而起，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这股大洪流当中，在这之前安塞的高迎祥已经称闯王，高迎祥去世以后，李自成才成为了闯王。

此时，后金则逐步完成了内政改革，女真人在吸收了汉人、朝鲜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多民族成分后，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公元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正式下令把族名定为满洲，他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这标志着满洲族的正式形成。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宣布将国号由金改为清，从此，皇太极将主要力量放在了进攻明朝上。

黄一农：皇太极做什么事情，你不得不佩服他，他每一场战役在关外呢，他这等于什么，他就是在练兵，史书上面偶尔就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记录，他怎么做呢，我打这个城，然后你就看到皇太极坐在山丘上，然后他指挥他底下三个民族的部队，满、蒙、汉三种兵种，步兵、骑兵、炮兵，看你怎么样来围攻一个城，他一次一次的练兵，每场战役呢他就把满洲所有的最精锐的，包含大炮全部调过来，打你一个小城，明朝每个城都有炮啊，我打下你这个城，之后呢我把你的炮收过来，然后再拿所有的炮再去打你下一个城，然后练兵练完以后，那么1644年，他们开始进到中原，总共多少人，十万人左右，带着100门的红衣大炮，要入主中原，那么这个过程，如果只有这样子的数字，对不起，他没有机会打下大明江山，但是呢这个起始点，接下来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明朝有100万的部队投降了，所以历史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的，我自己非常的相信，这一场战争，真的不是满、汉两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两个利益群体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创造的很不一样的历史。

位于如今湖北省的襄阳市，至今还保留着始建于汉代的古城墙，公元1643年，李自成就是在这里被拥立为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农民军在此确定先取关中，以陕西为基地，然后攻击山西、河北，在进军北京的战略。

潘振平：李自成后来进北京，如路无人之境，哪有什么抵抗，明朝后来留下来，按我看能够带兵的这些人，基本上99%全是军阀，全是机会主义者，只会想自己的私利，已经没有道德观了，没有道德观的军阀。

此时的东北地区羽翼渐丰的清国，却发生了一件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公元1643年8月9日，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暴毙，清朝因为继位问题发生严重内乱，最后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的幼子福临继位，由多尔衮与其堂兄济尔哈朗二人摄政，解决了继位危机。

潘振平：这就是斗争的结果啊，当时豪哥和多尔衮两个人，谁也不让谁，最后代善起了很大作用，这两个人用现代话说，还算顾全大局，最后都让步了，所以我有时给满洲下了定义，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在关键时候，两代都没出现问题，你看它这么一个落后的民族，在权力交替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公元1644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一年发生，是年春节，李自成正式宣布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三月中旬、两路农民军会师于北京城下，开始攻城，3月19日凌晨，崇祯皇帝脚步釀呛，在煤山东麓的一颗槐树上自缢身亡，由此相传十六代，统治中国276的明王朝覆灭，3月19日上午，农民军占领北京，李自成进入北京城，踏入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中心，如愿以偿的坐上了龙骑，但是他的江山却并不稳固。还是在这一年，1644年初春时节，北方天气尚未转暖，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正准备大举进攻明朝，竟传来北京城破的消息，多尔衮深感意外。此时，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佣兵关外自重，对何去何从尚未定论。

潘振平：他本来准备投降李自成了，但是他到了这个附近，是永平还是什么地方，反正他的家人就来报信，他家受到了折腾，主要他父亲也被囚禁了，拷问，拷银，拷账了这些事情，李自成的军队到了北京，我看他们的这个意思好像不想长久待下去，他当时一个就拷赃，你是当官，你一定有赃银，就是我自己要弄大把银子，运回家里，然后我就过太平日子了，好像是这个劲头，从这个思路上来讲，那么吴三桂当然就反了。

当多尔衮率领的十四万清军，走到连山之时，接到吴三桂泣血请清出兵，助明平息叛军的书信，多尔衮感到进军关内，占领中原的时机已经到来，遂回书吴三桂，打着为明朝皇帝复仇的旗号，日夜兼程，开赴山海关。距离三海关不远处的九门口，属燕山余脉，群峰簇聚，，层峦叠嶂，山势较高，坡陡崖峭，众山之水，汇为一流，明洪武年间，徐达督军到山海关一带修筑长城，为了保护长城不被洪水冲毁，在桥墩四周及上下游地面上，铺砌了连片的巨型花岗岩条石，铺石7000平方米，一万多块条石铺出的河床，石与石之间用铁腰胶合，远远望去像一片巨大的板石，故九门口又称一片石关，历年为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1644年，决定中国未来300年命运的山海关大战，正是在这里展开的，刚刚占领北京的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后，亲率二十万大军前往攻打，4月21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在一片石，西罗城等地进行恶战，接着李自成军猛攻东罗、北翼二城，吴三桂逐渐不只，但至次日，满洲铁骑突然杀入战场，与吴三桂军联合作战，如簧的箭雨倾泻而下，已激战力竭的李自成，不得不仓促应对两只敌军的合围，兵力损失惨重，迅速的全面溃败。

潘振平：现在看起来满洲骑兵的冲击力还是很大，农民却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对付这个的利器，李自成也太顺利，一路你也没遇到什么，他除了亲历的恶仗都是在关内打的，李自成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很张扬的人，也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也是一个心机比较深的，但是那个部队进了北京，如果不进北京，假说他没进北京，直接拉到山海关去打，可能情况也不一样，进了北京的人心思都不一样，兜里银子都揣着满满的，我赶紧弄个地过舒服日子，我干嘛刀头上舔血呢，是吧，这个动力，真是缺乏动力，那你在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军事组织，把他控制住，那么部队的战斗力就会受影响。

4月26日，李自成退回北京，29日，李自成率领新政府的文武百于紫禁城武英殿匆匆即位，过了一夜的皇帝梦后，于三十日狼狈撤离北京，返回关中，以图后起。十月初一，被多尔衮从盛京沈阳请来的清国幼主福临登上了紫禁城的大清王朝皇帝宝座，班即位诏书于天下，入山海关，破贼兵20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标志着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满族，从此开起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后的一个帝国时代。在崇祯皇帝自缢后的第四年，即公元1648年，另一处朝代的更迭大戏在英国上演了，但是剧本的内容全然不同，英国的议会通过了审判国王的决议，由135名议员，法学家，军人组成的最高法庭，经过多次激烈辩论，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敌人的罪名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王宫广场上的断头台，英国变成了共和国。东西方两个帝国皇帝的死都同样惨烈，但是对两个帝国未来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在中华大地上，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在它300年的统治中走向闭关锁国，而查理一世的死，则拉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历史大幕。

鱼宏亮：17世纪一大批传统帝国的倒掉，改变了世界格局。实际上欧洲为近代化做好了准备，它很快进入了近代国家的形态，它的科学技术、启蒙思潮等相继发生，而中国明朝灭亡以后，以采摘、狩猎为生的北方民族，在这场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清朝，清朝又开始重建中原地区传统的统治模式，这使得中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文治武功一度显赫的清王朝盛极而衰之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也越洋而来，此后，中华民族开始陷入了深重的危难。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轨道上各自奔跑，总有一天它们会相遇、交锋，或者是在公元1644年，或者是在公元1840年，也可能是在未来的任何一天。

17世纪40年代，在世界的东西两端，亚洲的中国和欧洲的英国几乎在同时发生了两件相似，但又完全不同的事情，明朝崇祯皇帝被一群不懂的农民起义军逼的走投无路，吊死在景山的槐树上，另一件是英格兰广大的市民在白厅广场目睹了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同样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人生的悲剧谢幕，却昭示着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走向，公元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标志着开始步入近代化历程，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大陆，到十七世纪中叶，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此时，在东方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也在上演着一场新变动。

公元1644年3月19日，昔日莺歌燕舞的紫禁城，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北京城高大的城墙没能挡住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至的农民军冲进来幽深的皇家宫苑，仓促之际，34岁的崇祯帝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上，最后深情的环顾一眼，决然自缢，史称甲申之变，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统治轰然崩塌，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谢幕，公元1644年的北京，更是一个历史的舞台。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曾在宁夏的驿站当驿卒，他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虽然建立了大顺政权，攻占了明朝都城北京，自己也在紫禁城做了一回皇帝，但没能改写历史。此时，一股强敌正狂飙般袭来，它就是经历了东北统一战争，锋芒已经直指关内的十余万八旗铁骑，率领这支铁骑的是清政府的实权人物，摄政王多尔衮。

李治亭：是皇太极的弟弟，但是他入关时候才33岁，在他的兄弟里面，大家推荐多尔衮，虽然年岁小，但是智谋不小，很有智谋的人，也受到他兄弟们的拥戴。

1636年，皇太极改号大清，定都沈阳，又称盛京，这边标志着从努尔哈赤开始，与明朝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已经进行到了最后的较量的时刻，皇太极大胆改革，对于满族、蒙族、汉族同等对待，满蒙汉三个旗成为清朝立国的基石。

李治亭：他把他的父亲的政权模式，政权机构、名称、组织全部改变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实行满蒙汉一体的，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皇太极在世的时候，就要有心夺取天下，一定要和明朝争天下。

然而担当大任的皇太极突遭不测，公元1643年，皇太极意外猝死，宫廷里的一场围绕汗权的激烈斗争瞬即展开。

杨珍：皇太极去世的时候滴，第一他没有明确的指定皇位继承人，因为心有所属的那位皇子，几个月就去世了，这种情况下，两个人物，一个是他的亲弟弟多尔滚，睿亲王多尔滚，再有一位是他的长子，肃亲王豪哥，他们俩争夺皇位，争夺皇位就像僵持不下，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孝庄，她联合孝端皇后，经过非常激烈的争斗啊，就是达成了一种妥协，由孝庄的儿子，六岁的福临来继承皇位。

福临就是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因为他尚未成人，大全把持在多尔衮手中，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14子，他聪明多智，当他登上历史前台的时刻，历史的大变局也开始了。此时多尔衮的敌人，已经不是明朝的军队，而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公元1644年，一位智勇双全的谋士向多尔衮建议，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这个人叫范文程，辽东人，曾经求见过努尔哈赤。

李治亭：那么范文程向多尔衮进言，他分析天下大的形式，说现在正是我们夺取政权的最好的时机，千载难逢，现在我们夺取的政权对象呢，不再是和明朝夺了，我们是是和谁呢，是流贼，这是当时他们对李自成的称呼，和他角逐天下，其它的都不在话下。

山海关，修筑于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因其依山近海，故名山海关，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它与万里之外的嘉峪关遥相呼应。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时，执掌明朝军队最后一支劲旅的吴三桂，眼看大势已去，决定投靠李自成。就在吴三桂率部匆匆赶往北京的途中，他得到了一个令他勃然大怒的消息。

李治亭：又问那个人呢，就指他心爱的美人陈圆圆，探子告诉他了，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不听则已，一听吴三桂怒发冲冠，这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就说大丈夫连一个女子不能保，有何面目立天地间。

历史给李自成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同时也给多尔衮制造了一个喜剧性的情节，当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开始进攻山海关，明王朝的最后一张底牌，吴三桂的军队已是岌岌可危时，历史的拐点在这里出现了，4月21日夜里，吴三桂竟然一夜八次派人请求多尔衮火速出兵救援。

李治亭：所以那天晚上使者往返八次，到最后天快亮了，吴三桂一看，清军还不见动静，还没有动静，他就再也沉不住气了，所以他亲自出关，因为山海关西边是李自成的大营盘，那时候叫关内，山海关东门，那就叫关外，关外正好没有李自成的军队，所以把门打开以后，带着少数兵护卫着他，就到了威远台，见多二衮。

据守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投降清军，多尔衮率领八旗满族、蒙古、汉军等共约14万大军，日夜兼程扑向了山海关。

李治亭：当时他剃发了，他换了服装，那么他的好几万部队，剃头也不能几个小时就剔完，也得剃个几天吧，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凡是吴三桂的军队左胳膊都缠着块白布做记号。

公元1644年4月22日，对于数十年驰骋征战的李自成以及他的大顺军，山海关成为他们无法迈过的坎，这一天残阳如血，大顺军尸横遍野，溃败在多尔衮和吴三桂联军的铁蹄下，吴三桂，这位屡次易主，反复无常的明朝叛将，日后终究为清朝埋下祸根。五月初二，多尔衮率领八万八旗兵从朝阳门进了北京城。公元1644年11月1日，年仅六岁的清幼主福临宣布即位，因为紫禁城的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新皇帝福临便在皇极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仪式完全说不上盛大隆重。但是它却标志着原先狩猎于白山黑水间的民族，由此入主中原，也正式宣告作为辽东地方民族政权的清国，由此开始转变为统治全中国的大清王朝。古老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清皇帝福临他是清朝入关定鼎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祖辈二十八年浴血鏖战未能实现的理想，在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身上实现了，对于刚入关的清朝统治者来说，稳固政权成为了头等大事，顺治名为皇帝，但他的任务不过是学习和玩耍，实际执政者，摄政王多尔衮此时则表现出了不凡的才干。多尔衮首先按照皇帝的礼节，给吊死在景山的崇祯皇帝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此外，还把满族的军队和汉族的军队分开居住，不扰京城民众。

阎崇年：多尔衮就接受范文程意见了，说什么呢，官仍其职，名复其业八个字，原来明朝所有的官员该干嘛就干嘛，老百姓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社会一下稳定了。

从盛京来到北京，对年幼的顺治皇帝来说，只是宫殿变得奢华而已，而对于手握重权的多尔衮等人，则意味着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的战争。放眼当时全国形势，新诞生的清王朝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清军尽管已经控制了辽东，畿辅，山西大同，山东德州等地，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依然拥有整个西北，以及山西、河南，湖广等地，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了政权，明王朝虽然崩塌，但遗留的实力据守江南之地，建立了弘光等政权。实际上，弘光政权拥有的已经是一只破产的军队，明朝覆灭前，财政已经崩溃，所欠明军饷银高达数百万两。

李治亭：那么怎么办，多尔衮统筹全局，在军事上他叫刻不容缓，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在军事上采取迅速行动。

公元1644年10月19日，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顺治王尚可喜率部追剿李自成的大顺军，几个月后，与多尔衮感情最好的胞弟多铎率军进攻南京的弘光政权。当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建立后金，最后统一了东北，如今他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以疾风暴雨般的气势横扫关内，实现父辈建立一个地域辽阔的大清国的梦想。然而，进入关内的清军，无视汉族文化传统，在占领区强行命令汉族人剃发，作为是否归顺清朝的标志，这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阎崇年：多尔衮打下南京之后，脑子发热了，汉人一律剃发易服，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一般的人认为是民族冲突，也对，还有一种角度来看，就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在关内百姓支持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南明军队坚决反击，进攻的清军连连受挫，一度撤退到黄河流域一带，清军入关将领，河南巡抚罗秀锦告急求援，他正面临南明军队与李自成大顺军的夹击。多尔衮重新调整进军策略，决心集中力量先击溃势头最猛的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下令多铎所部大军改南下为西进，先救罗秀锦，转攻陕西取潼关，与阿济格形成夹击之势，以彻底摧毁李自成军。黄河自北而南，在中原大地的拐弯处，便是始建于东汉建安元年的古老雄关潼关，潼关据河山之险，是关中平原的东大门，它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公元1645年，李自成在潼关的南原同清军主力展开了决战。

这位陕西米脂的汉子，从1629年起兵，浴血转战大半个中国，目睹了明朝的覆亡，然而此时的他却面临着清军八旗兵与明朝降将吴三桂联合部队的合围，大战的结果，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大败，大顺政权就此凋零。几乎在同时，多铎率领另一路清军渡过长江，直逼福王朱由嵩据守的南京，南京各官奔窜，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这是清人绘制的《得胜图》，描绘了多铎率军进入南京的场面。公元1647年1月，靖远大将军豪格统率的清军在四川西充一个叫凤凰山的山林中，用暗箭射死了骁勇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这标志着清廷剿灭明末两大农民军主力获得了全面胜利。

盛京城外，一片皑皑白雪，五岁的福临跟随叔父皇太极出城狩猎，兴趣盎然，这是关外满族人的习俗，孩童到了七八岁，就能骑马奔跑，射猎山林，短短两年后，时过境迁，福临在北京紫禁城里做了清王朝的皇帝，除了偏远地区的明朝遗民在反抗，整个国家基本平静下来。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多尔衮和顺治帝身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多尔衮，权力欲越来越膨胀，他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集团，蔑视小皇帝福临，俨然以皇帝老子自居，自称皇父摄政王。顺治帝曾愤慨地说，岂意轻蔑朕躬，显然，多尔衮及其势力集团的存在，已严重威胁到了皇权，就在冲突一触即发之际，一件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的12月9日晚上，年仅39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因外出围猎时意外摔伤，猝死于喀喇城。摄政王多尔衮的去世使得顺治皇帝的亲政问题，和消除尾大不掉的多尔衮势力被提上了政治日程。公元1651年，也就是顺治八年正月12日，14岁的少年天子福临在紫禁城太和殿宣布亲政，然而，表面看来波澜不惊的核心权力转移，背后却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顺治亲政一个多月后，原来多尔衮近侍苏克萨哈等，上书揭露多尔衮私制帝服，私藏御用之物，随后又联合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联合上奏，治罪多尔衮的风暴就此来临，在顺治帝看来，多尔衮罪不可饶恕。最后他以多尔衮想篡位夺权的罪名，下诏全国，严惩多尔衮，为清朝定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多尔衮，以暴尸荒野的结局画上了人生的句号。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的利益纷争和矛盾，才开始展开，满汉文化的差异，使得入主中原后，清廷究竟应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治国思略，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阎崇年：生产的方式也不一样，汉族主要是农村，耕田织布，衣食解决，那满族森林文化主要是什么，主要叫做渔猎经济，弓马射猎为生，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异，蒙古是以游牧为生，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其他方面差异，就形成一个剧烈的冲突。

亲政的顺治皇帝，虽然年仅14岁，但他执政伊始，就显示出一股清新之风，这是顺治帝的亲政诏书，体现了他兴利除弊，整顿吏治的决心，顺治帝首先对多尔衮等人的错误政策进行清算，这当中由以侵犯广大汉族民众利益的圈地、投充、逃人法三大弊政为最。顺治帝先下令停止圈地，将以前跑马圈地的田地归还原主，又免圈京畿良乡等十三个县的土地，同时督促各级官吏招来流民开垦荒地，丈量土地，汇成鱼鳞图册，并将人丁、丁银、地、粮四项编制成黄册，即户口册，对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赋役制度进行整顿，编纂成《赋役全书》，颁行全国。

治国必先治吏，顺治帝也同时提倡满汉参用，乃至满汉一体，他大力整顿吏治，严惩一批贪官，汉族将领和士人，平定反清力量有功的汉族将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人都得到了重用。顺治二年，范文程上书顺治帝，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阎崇年：就是多尔衮没有把这个民族矛盾处理好，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没有处理好，没有处理好呢，中原地区久不断的反抗，一直到顺治18年，到康熙元年，武装的反抗才基本上被平息下去，但是心灵的就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范文程给顺治上奏章，说得天下才得民心呀，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怎么得民心，首先要得士心，知识分子的心，因为这是民族的优秀部分，这部分人先解决谁呢，康熙皇帝用博学鸿儒，先解决那里面知名度大，贡献大、影响大，先解决这批人，把他纳到政权里面，有些人还不参加，但是心里头已经软化了，所以他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化解心灵上的矛盾和冲突，才把政权巩固下来。

一些列体恤民生的政策也随之出台，顺治十年，也就是公元1653年，要修葺乾清宫，因为水旱灾害严重，顺治帝决定暂停工程，款项用于救济灾民，他还决定永远不再向江南征收橘子，永免江西进贡龙琬，四川进贡扇柄，湖广进贡鱼炸。

成崇德：他接受传教士的、西方的一些思想，顺治又接触汉文化，所以顺治本身这个人，从我们现在来评价是个很开放的一个人，书法写得很好，他这个思想很活跃，他说他追求个性解放，他追求爱情。

公元1657年3月15日，北京城李花盛开，顺治帝来到了宣武门内的一处住所，举行他19岁的生日庆典，这处住所的主人，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精通天文历法与医术，早在1623年的明朝末年就来到中国，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位西方传教士，同东方的青年皇帝建立了传奇的友谊，也戏剧性的影响了清王朝的政治走向。公元1661年，顺治18年正月初七子时，紫禁城养心殿笼罩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因为感染天花病毒，正在带领清王朝走向兴盛的青年顺治帝溘然病逝，年仅24岁，作为清王朝的第一位帝王，顺治帝虽然生命短暂，但他勇于开创的作为与魄力却并不平凡，天花夺去了顺治的生命，却成就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皇三子玄烨，玄烨出国痘，脸上留下麻子，就是这九死一生的得病经历意外地成全了他。

在孝庄皇太后和传教士汤若望的支持下，年仅八岁的玄烨被确定为嗣君，顺治考虑到玄烨年纪尚小，在征得孝庄皇太后的同意后，指定索尼，素克萨哈，鳌拜，遏必隆四大臣辅政，并将此写进遗诏，在当年拥护顺治帝及同多尔衮的抗争中，索尼等四人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地站在孝庄皇太后一边，从而深受孝庄皇太后的赏识和信任。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的正月初九日，也就是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年号康熙，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执政六十一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勤于国事，史书载，好学不倦，午夜批阅，每至宵分。康熙立志高远，亲政之前饱读经书，使得他受到浓厚儒家文化的熏陶，为他日后处理满汉关系，治理国政打下了基础。

阎崇年：就是要满汉文化融合，就是皇帝带头，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以康熙五岁，虚岁五岁开始上学，学什么呢，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再升一级，就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再升一级，就学习儒家的其它儒家经典和文史等等，康熙带头，《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要朗诵120遍，还有在背诵120遍，刻在脑子里头。

康熙登上帝位，面临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转变，如果不恰当地处理满汉民族关系，就有可能会重蹈蒙元最后被赶回漠北的历史悲剧。早在康熙亲政之前，就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江南三大案，哭庙案，通海案，江南奏销案，这是清廷高压统治激化满汉矛盾的典型案例。官府对于在江南地方田赋征收所欠者，都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处死了一大批江南的官绅，历史上称之为江南凑销案。探花，昆山人叶方蔼，仅仅因为欠官府一里税钱，就受到处罚，当时有一句话，叫做探花不值一文钱。康熙亲政，一件急迫而重要的事情就是翻案遗诏，朝廷公布的顺治遗诏中，历数了他当政期间的十四条错误，实际上全面否定了顺治帝的革新功绩。

公元1668年，康熙六年正月，康熙帝撰写了《孝陵神功圣德碑文》，为皇父翻案，碑文写到，视满汉一体，遇文物无轻重。康熙继承父辈满汉一体，将满汉两种文化融为一体的治国思路，为父翻案的深意正在于此。

阎崇年：他带头到山东曲阜孔庙去祭孔，这个之前没有啊，进门之后，三跪九叩，不是个礼仪问题，表示什么呢，表示满州文化接受汉族儒家文化，并且把它融合到满洲文化里头，这是一个政治行为。

十几年后的康熙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冬，康熙帝到山东曲阜孔子故里祭孔，书写了万世师表的匾额，匾额左侧为康熙甲子孟冬敬书，一竖排小金字，康熙令全国各地孔庙将题词一体刻制成匾，悬挂于大成殿中，今天这幅匾额依然高悬于曲阜孔庙大成殿外的前檐下，在经济方面，康熙执政伊始，就提倡文教，治河重农，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然而，康熙的新政受到了鳌拜等四大辅臣的严重掣肘，他们对康熙帝更张旧制，渐习汉俗的做法话越来越不满，提出率寻祖制，咸复旧章的治国主张，尤其是鳌拜，居功自傲，把持朝政，一些重大的朝政，鳌拜先在家中议定后实施，竟然在康熙御门听政时施威，当年多尔衮专权的一幕即将再次上演。

李治亭：鳌拜势力那么大，掌控了朝臣，朝中大臣他一人掌握，甚至后来他写了批书，比如说苏克萨哈啊，他代替康熙写成了判死刑，要叫皇帝康熙画个押，康熙皇帝不干啊，那是多大的事啊。

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年，年以十四岁的康熙帝到了亲政的年龄，身居首位的辅政大臣索尼担心鳌拜的势力越来越膨胀，便提议皇帝亲政，不久索尼去世，鳌拜俨然以首辅自居，这一事态使孝庄皇太后深感不安，她同意康熙帝亲政。

吴伯娅：他甚至说过没有祖母就没有他的成就，所以他是对祖母感情非常深的，所以这个孝庄太后，实际上她是辅佐了两代皇帝。

少年天子如何战胜老辣的政治人物鳌拜，关系到清朝的统治与长久，鳌拜的亲信党羽，几乎遍布朝中，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将会酿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少年老成的康熙帝筹划出一个智取鳌拜的妙计，一些十五六岁的少年，整天陪着皇帝玩，布库之戏，即使鳌拜来也照常进行。

吴伯娅：他不动声色，他叫布库少年，就是练习摔跤的一些少年，这些侍卫跟他一起练习摔跤，这个就根本就不会、不容易引起那个鳌拜的警觉。

康熙八年五月初十，宫中里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康熙帝在南书房召见鳌拜，当鳌拜刚走进房内，早就埋伏好的布库少年们给冲了出来，将他擒住，很快鳌拜的其他主要亲信党羽，也全部缉拿收监，康熙列出鳌拜三十条罪状，不久鳌拜死于狱中。康熙智取鳌拜，一举扭转了清王朝这艘巨轮的航向，拨乱反正，开启了兴盛之路。

宫廷里的斗争刚刚平息，然而远在千里之外，割据坐大的三藩之地却让刚刚执政的康熙遇到了人生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三藩指叛明降清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分别掌管了福建、广东，云贵势力范围，这虽然并非朝廷封地，却不折不扣是一个独立王国。三藩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更为严重的是三藩各握兵权，拥兵自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为朝廷一大祸患。

吴伯娅：清王朝最早建立三藩的目的，也是为了解除朝廷的南顾之忧，就是需要他们的屏障，最早的目的是这样的，但是的这三个王，他们驻守在各自的那个辖区范围内，他们就不断地扩大扩张，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有扩张，他们的野心也在膨胀，他们逐渐就走上了与中央集权对立的一种道路。

就在康熙出生那年，朝廷开始封三藩，到了顺治十七年，形成三藩格局，康熙剪除鳌拜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于上宫中柱子上，夙夜牵念，三藩不仅垄断地方财政，还不断以兵饷和行政开支为由，向朝廷伸手索要巨额经费，这对朝廷造成恶劣沉重的经济负担。以顺治十七年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875万两，吴三桂年耗饷银就达九百万两，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铲除鳌拜之后，解决三藩问题正式提上日程，然而真正去撤藩，显然是一步险棋。

公元1673年，康熙12年，这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上书，自己回到东北老家去，让他的儿子来继承王位，康熙觉得这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为试探康熙帝的态度，吴三桂、耿精忠于七月也疏请撤藩，康熙帝将计就计，答应撤藩，吴三桂没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大为恼怒。公元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处死不肯依附他的云南巡抚朱国治，公开举兵叛清，拉开了三藩指了的序幕，就此，康熙帝与吴三桂的一场生死博弈开始了，吴三桂振臂一呼，一时间叛乱四起，耿精忠于康熙13年3月15日，尚之信于15年2月21日，先后举起叛旗，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也纷纷反叛，时人描述为东南西北，在在鼎沸，大半个中国都陷入战火。反叛四起，年轻的康熙皇帝面临严峻的考验，一开始由于吴三桂等叛军势头猛烈，多路进攻，清军疲于应付，处于不利局面，面对十分险恶的局势。康熙帝镇定自如，他深知这是一次决定大清命运的生死之战，为了稳定军心，他每日游览景山、观骑射，康熙帝还下令处死吴三桂的儿子。

吴伯娅：所以吴三桂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就表明康熙的决心，我一定要把你解决掉。

康熙15年，也就是1676年，康熙帝对战略部署重新做了调整，将军队主力部署在中线，即湖南前线，将次要兵力部署在左翼的浙江、福建一线和右翼的陕西、四川一线，康熙亲自指挥各自重大战役，他命前线主帅，绘制敌我双方军事形势图，反复研究，决定作战方略，因为战事紧急，康熙帝每日接军报，多达三四百疏，甚至深夜三更，坐待军书，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午夜迢迢刻漏长，每思战士几回肠。康熙十七年，吴三桂中风病亡，清军展开前面进攻，一场历时八年，战火烧遍大半个中国的大动乱终于被平定吗，康熙帝接军报后，写了一首《滇平》诗，表达心中的喜悦和感慨，洱海昆池道路难，捷书夜半到长安，未矜干雨三苗格，乍喜征输六诏宽，天末远收金马隘，军中新解铁衣寒，回思几载焦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康熙20年，也就是1681年12月20日，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宣捷中外，三藩之乱的平定对清王朝来说，是基本实现统一大业，确立稳固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久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来临了。

公元1544年，也就是明朝嘉靖二十三年，一支葡萄牙的商队前往日本国进行贸易，途径台湾海峡时看到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海面上的台湾岛不禁惊呼：福尔摩萨，意思是美丽之岛。台湾介于东海与南海之间，东临浩渺的太平洋，西面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遥遥相望，最近处相距仅130公里。台湾总面积约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呈南北长、东西狭之势。由于台湾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清朝时就被视为东南之锁钥，数省之屏障。

据考古发现台湾很早就有人类居住生息繁衍。闽台两地之间的古人类与文化关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家在台南县发现的人类头顶骨化石残片，年代距今约三万至两万年，而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发掘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年代距今约五千年至一万五千年之间或更早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发现的左镇和长滨两处古文化遗址，和福建清流、漳州、东山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其体质形态基本相同，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征，可见两岸古人类有着共同的起源。

陈祖武（中国社科院学都委员）：远古时期，中国今天的大陆和台湾是连成一体的，后来因为地壳的运动，台湾出现了海啸，就把大陆和台湾岛分隔开了，因此很多我们中国的先民，为了谋求生存的条件，就跨过今天的海峡，就到了台湾去。所以这不仅是地质学上，而且从考古学上，从民族人类学上，从历史学上，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台湾的原住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据文献记载，自汉代起大陆与台湾的交往就正式开始了。这其中既有大陆民众因战乱或迫于生计移民到台湾求生的，也有因贸易而往来于海峡两岸者。尤其是11世纪中叶以后，两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趋紧密，由此中原王朝也日益对台湾予以关注和经营。南宋时，开始在澎湖派兵戍守。南宋乾道七年，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隶属于晋江县。元朝至元年间，又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至此，台澎地区开始正式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自大洋航道开辟以来，西方国家便不断地将殖民势力投向东方，以攫取高额利润。中国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

17世纪初，荷兰也加入到这一行列。然而由于明朝初年，中原王朝海上用兵失策，造成东南海防形容虚设。加之明朝末年的衰败，更是给了西方殖民者以可乘之机。公元1604年至1622年，荷兰船队两次进犯澎湖，在澎湖岛修建城堡，向福建地方官府提出通商要求，并在沿海地区不断进行骚扰。明廷对此深感不安，派遣平倭名将沈有容率军驱逐荷兰。沈有容率领一支舰队驶抵澎湖，会见荷兰侵路者韦麻郎，勒令荷兰人尽速退出。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回了中国的领土。为了纪念沈有容不畏强权，斥退侵略者的壮举，当地民众立下了台湾第一座石碑，上刻有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

陈祖武（中国社科院学都委员）：明朝中央政府只考虑的是把澎湖列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保证东南沿海一时的安宁。所以他就同意荷兰殖民者去经营台湾。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签订的协议。它带来的后果，就是把台湾这个宝岛，让荷兰殖民者占据了好几十年。

公元1624年荷兰人入侵台湾后，在台南站稳脚跟，构筑了热兰遮城、赤嵌城等城堡，并逐步向中部、东部和北部不断扩充势力。两年后，西班牙人也入侵了台湾的北部，以同样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翁佳音（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后来荷兰人知道西班牙人在淡水和基隆的兵力很少，因为西班牙人大部分兵力都放在菲律宾还有美洲那里，荷兰人知道兵力少，所以在1641年开始派兵打。荷兰人到1642年八月派军队打没多久就在今天基隆的和平岛，因为西班牙的军队人本来就少，所以在他们占领山顶的城堡之后，西班牙人就投降了。直至公元1642年8月，荷兰人向西班牙人发起军事进攻，西班牙人战败投降，荷兰人独占了台湾。据统计，荷兰人侵占台湾期间，从台湾年均运回荷兰的财富，相当于四吨黄金。就连荷兰远征队统帅宋克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付中国人的手段，确实也是非常刻薄和残酷的。外来侵略者的残暴统治，深深刺痛着台湾人的心，也更坚定着中华儿女收复家园的决心。在荷兰人统治台湾期间，反抗的声浪此起彼伏，显示了台湾同胞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勇气。巧合的是，就在荷兰人入侵台湾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624年，一位中华民族的英雄诞生了，他就是郑成功。

陈洋（厦门市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崇祯十七年的时候，因为清兵入关，我们明朝灭亡。在明朝灭亡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建立了几个由当时明朝的王室的分支建立的残明政权，主要在我们福建建立的隆武政权，它跟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整个福建的军事，以及整个福建沿海对外贸易的整个网络，都掌控在郑芝龙手上。郑成功德父亲郑芝龙，早年跟随颜思齐在台湾笨港登录，在诸罗山安寮扎寨，一面狩猎垦荒进行农业生产，一面在福建沿海进行掠抢和走私贸易。势力日益壮大的郑芝龙，还鼓励乡亲到台湾移民开垦，史称颜郑开台。

洪茂仁（台湾省云林县水北村村长）：因为郑芝龙精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所以后来荷兰就经援郑芝龙，郑芝龙就再返回故乡，鼓励漳州、泉州老百姓到台湾来开垦，每三个人就给三两黄金，一头牛。所以对明朝末年这些来台湾的人有莫大的贡献。

集官、商、盗于一身的郑芝龙，对儿子郑成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读书人博取功名。郑成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一面努力求学，视读书为至爱，一面热衷于习武练剑，这为他日后念念不忘故国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郑成功在七岁时回到了家乡安平，住在石井书院的隔壁，郑成功从小就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奠定了他忠君爱国的思想。然而，郑成功的人生发展方向，却在明清易代的动荡局势中，发生了重大转折。

陈立华（福建省南平市郑成功研究会副会长）：郑成功在延平跟随隆武皇帝抗清的时间是最长的，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政治、经济思想，都是在这个地方形成的，他的这些思想为他后来的收复台湾、抗清活动奠定下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所以延平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郑成功军事生涯和政治生涯的一个起点地。

在父亲郑芝龙的引荐下，郑成功谒见了南明隆武帝，得到了隆武帝的赏识，当即赐他和皇帝同姓，从此人们称他为国姓爷，也由此开启了郑成功在延平的军政生涯。

陈洋（厦门市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在1646年清军逼近福建的时候，郑芝龙因为已经准备秘密投降清朝，所以他就下令撤掉仙霞关的守军。所以清军很快从福建和江西的交界处的仙霞岭打进来以后，就在我们福建的汀州这个地方，俘虏了隆武帝，所以隆武政权也就这样灭亡了。

郑芝龙旋即接受了清朝的招抚。郑芝龙的决定遭到了郑成功的激烈反对，在苦谏无效的情况下，决心与父亲决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郑芝龙率手下投诚时，清军却打进了他的老家安平，其妻田川氏因不堪忍受清兵羞辱投缳自尽。一连串的变故让郑成功深受打击，何去何从时刻萦绕在他的脑海。面对国破家亡，郑成功最后做出痛苦抉择，坚拒了父亲和清廷的劝诱。他曾作诗明志说：天以艰危付吾俦,一心一德赋同仇。最怜忠孝两难尽,毎忆庭闱涕泗流。

郑梦彪（郑成功后人）：郑成功他看到了父亲降清了，母亲死于非命，国仇家恨涌上心头，郑成功就脱下儒服，从他家的大门里面一把火焚毁了郑府，脱掉他的青衣，当场站在上面燃起他的青衣，在这个地方就开始祭起了反清的大旗。

在孔庙祭拜的郑成功，奋笔疾书、表明心迹：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所用。谨谢儒服，唯先师昭鉴之。他毅然弃文从武，矢志走向抗清复明的道路。郑成功于公元1647年1月在金门岛誓师起兵，很快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武装力量，自称讨伐大将军的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展开了与清军的较量。公元1646年11月，桂王朱由榔在广西肇庆称帝，建立又一个南明政权，改明年为永历元年。郑成功起兵后，改奉南明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为了表明对郑成功的重视，从永历三年至十二年，先后赐予郑成功延平公、延平郡王等封号。对清廷来说，势力不断壮大的郑成功，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军事进攻，厉行海禁没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清廷又用尽各种手段招抚郑成功。但因郑成功始终坚持抗清，从而使清廷劝降的图谋落空。

杨成和（福州市马尾区闽安古镇文物保护组组长）：郑成功当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五百多艘战舰，三万多的兵力，就在闽安镇这一带，闽江口下游跟行港河两岸，特别是在郑爷鼻这个地方，长期在这里训练。他把闽安镇作为反清复明的战略基地。郑成功进攻江苏南京跟浙江沿海，就是集结了大量的军队，从闽安这个地方出发。

公元1657至1659年，一心要实现抗清复明中兴大业的郑成功，先后三次北伐，其中第三次北伐在抗清派张煌言的配合下直逼南京城下。郑成功满怀豪情挥笔赋诗：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但是由于部署失当，错失良机，郑军在清军六路增援大兵的反攻下遭到重创，不得不返回金厦基地。从此郑成功再也无力发动战略性进攻。为了避免倾覆的厄运，郑成功在征得大多数将士的同意和支持后决定进取台湾，以形成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的有利形势。

就在这时，原郑芝龙的旧属，时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的何斌到厦门。他将台湾地图、赤嵌城木制模型，以及荷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呈献给郑成功，并极力劝说他收复台湾，这更增强了郑成功进取台湾的信心。于是他开始积极着手制定攻台方案，训练军队、修造船舰，并采取措施以麻痹占据台湾的荷军。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郑成功于1661年2月由厦门移驻金门，令其子郑经和郑泰、黄廷等人留守金夏。

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亲帅大军，从金门岛料罗湾出发，吹响了攻取台湾的号角。在何斌的引导下，郑军于四月初一抵达鹿耳门港外。鹿耳门是外海船只进入台湾的北航道，但沙石淤浅，航道迂回，一向只能通行小舟，所以荷兰人放松警惕，并未派兵把守。而热兰遮城旁侧可通行大船的深水航道都处在荷军重炮的有效射程之内。为了避开荷军火力强大的防守，郑成功选择了北航道从鹿耳门进入。根据海上经验，在农历三四月交替间多有大潮，因而郑成功冒险决定鹿耳门作为突破口，趁大潮之势，顺利驶入鹿耳门港湾，在台湾民众的协助下成功登陆。

登陆后，郑成功一面立即向荷军发动军事攻势，一面致书荷方强调台湾乃中国之土地，荷方应将台湾无条件归还。但是荷兰殖民者哪里肯轻易就范，仍然进行抵抗。为了彻底摧毁荷军，郑成功先是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攻克了赤嵌城。郑军攻克赤嵌城后，继而采取围困的策略，封锁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台湾城。殖民者当局从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西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拼凑了七百名援军，于八月十二日达到台湾海域，与郑军展开激烈战斗。在激战中郑军英勇杀敌，用火船烧毁了荷军主力舰——克登霍夫号，并用密集的火炮，击沉了战舰科克伦号，同时还俘获了小艇三艘。战败的荷军仓皇逃回巴达维亚，再也不敢靠近台湾。荷兰援军逃离后，在台湾城被围困近九个月的荷兰殖民者，因大势已去，弹尽粮绝，不得不选择投降。

在签署《郑荷协议》的过程中，荷兰殖民者依然垂涎于台湾的美丽富足，不断用各种手段企图赖在台湾。但郑成功坚持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荷兰人必须从台湾撤走。公元1662年2月1日，郑荷双方代表在大员市（今台南市安平）市政税务所签下了《郑荷协议》，完成了协议换文。至此，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宝岛台湾，重新回到了炎黄子孙的怀抱。郑成功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将台湾视为抗清的一个长久基地，为了实现反清复明的心愿，他开始倾全力着手各方面的建设。在行政建制上，郑成功建立与内地相同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日后的台湾治理奠定了基础。

邓孔昭（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郑成功他第一次把我们中国的这种郡县制度传播到了台湾，他当时去收复台湾的时候，1661年他就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两县，这是我们在那里设立的最早行政建制。郑成功也确实是把台湾当做一个长远要发展的地方来建设。首先他解决了自己军队的这样一些粮饷供应的问题，他就开始把军队分布到南北各地，开始去屯垦，开发土地，去农业生产的建设，建孔庙，然后建了学校。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我觉得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那以后就发展起来了。

为了改变台湾文化的落后状况，以及消除荷兰殖民教育的影响，郑成功大力发展台湾文化教育事业，把中华文化的种子播撒在祖国的宝岛，促进了台湾文化的繁荣。从此，台湾文化教育事业日益兴盛，并形成与大陆文化同根同种、同源同质、一脉相承的关系。当这一切刚刚初见成效，年仅三十九岁的郑成功，却不幸于公元1662年五月初八去世了。

陈洋（厦门市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他在台湾其实也就一年零一个多月时间，然后就病逝了。所以后面的工作，实际上是他的长子郑经继续开发台湾，继续进行开发荒地，进行屯垦，发展农业生产，然后还在手工业以及贸易方面继续发展。在这三十年时间，基本上把台湾建成一个跟大陆的明朝基本相同的，跟清朝相对峙的一个区域。

郑成功去世后，郑成功之子郑经执掌了台湾的控制。公元1664年郑经着手开发经营台湾，在谘议参军陈永华制定的十年成长、十年教育、十年成聚、三十年与中原相甲乙的方略下，政权建设、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台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文化发展方面，文人儒士沈光文，以传统的诗文形式，写下了台湾最早的一批文学作品，成为台湾文化的开拓者。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认为反清复明的机会来了，于1674年亲帅大军西征，但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损兵折将大伤元气。

邓孔昭（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郑经当时参加西征时，主要是前面一个大的反清形势比较好，西南有吴三桂，广东有尚可喜，福建有耿精忠。郑经早起在福建时，他是跟耿精忠他们联合的，后来因为各自的一些利益争端，后面就逐渐地其他三藩势力很快就被清军慢慢的瓦解了，所以说后面就变成他自己的一股势力。当他自己一股势力去面对比较强大的清军时，他当然后面就会失败得快一些。

从此郑氏政权只能进行消极防御，郑经也再无抗清复明斗志，甚至无心过问政事，终日沉溺于花酒之中。公元1681年正月为酒色所戕的郑经中风死去，郑经死后，郑氏政权内部因争夺统治权发生动乱。接下来的三年，旱灾、水灾、火灾接踵而至，台湾经济大幅度下滑，民生困顿，台湾的前途再次陷入迷茫。对于郑氏在沿海和台湾的动向，清廷一直密切注视，并采取应对之策。在以招抚手段诱使郑氏归降的同时，也尽力进行军事打击。康熙三年十一月，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施琅，奉命统率周全斌等原郑氏降清水军，开始了远征台湾的行动，但先后两次的进攻都因遭遇飓风无功而返。这致使清廷对施琅心存疑虑，康熙七年撤掉福建水师提督，召施琅进京授予内大臣。

杨珍（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清政府对于施琅的态度，是经过了一个变化过程，从疑虑到逐步信任，我想这个和施琅本身这种很复杂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施琅早年是郑芝龙的部下，并且曾经跟郑芝龙一起降清，后来他又跟随郑成功抗清，直到顺治八年施琅和郑成功反目，又再一次投诚清朝。在各种因素的这种相互作用下，他被撤除福建水师提督整整十三年之后，直到康熙二十年，他又再次被清廷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

福建水师提督，是决定收复台湾成败的核心人物。闻鼙鼓而思良将，康熙皇帝慎重考虑清军水师的主帅人选问题。在康熙看来，统帅水师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熟悉水军事务，要有指挥海上作战的经验；二是要了解郑军的情况，所以施琅又再次成为福建水师提督的考虑人选。公元1681年，康熙帝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等规划平定台湾澎湖事宜，在李光地、姚启圣的大力推荐下，施琅重新被起用为福建水师提督，抵达厦门就任，积极为攻取台湾做准备。公元1682年10月，施琅奉旨率三万水兵，在福建莆田平海练兵时遇到干旱，军中饮水奇缺，施琅令人挖掘天后宫的一处废井，泉水源源涌出且甘甜无比，足够将士饮用。施琅认为，这是妈祖赏赐甘泉给水师，特立碑于井旁，并亲书师泉。公元1683年6月14日，一切就绪，施琅遂统率水师三万余人，战船三百余艘在铜山港誓师后，浩浩荡荡地向台湾的门户澎湖进发。

而比此稍早的五月，郑将刘国轩亲率精锐部队赴澎湖驻扎，集结兵力达两万余人，在清兵有可能登陆的重要地点加强防守，共设置了14座炮台，在沿海地带构筑了长二十多里的防御工事。一方严阵以待，一方志在必得，澎湖海战在所难免。施琅首先夺取了郑军防守薄弱的八罩岛，这样就获得了船队的锚泊地，和向澎湖攻击的基地。施琅在对天候和海潮的正确判断下，率清军水师向郑军发动了全面攻击。激烈对攻之后清军大获全胜，而郑军则损失了一百九十四艘战船，一万五千余人，另有四千八百余人倒戈投降。刘国轩仅带领三百多将士，从没有清军堵截的吼门，狼狈逃回台湾，和平解决台湾已是大势所趋。

澎湖海战结束后，清军对台湾郑氏集团已经形成大军压境的有利态势。同年闰六月十八捷报传到北京，康熙皇帝大喜，说澎湖乃台湾咽喉之地，克取台湾即在旦夕。康熙皇帝坚持和平招抚，他叮嘱施琅要以国家大局为重，抛弃郑、施两家结下的旧怨，不要以私害公，迁怒于无辜。施琅随即下令暂停军事进攻，并采取措施拖动台湾问题，向和平招抚的方向发展。施琅颁布《晓谕澎湖安民示》，表达他对澎湖贫苦百姓的同情，并采取各种优抚战俘的措施，使得战后的澎湖鸡犬不惊、人民乐业。由于施琅进驻澎台时，极力禁止杀戮和抢劫，所以当年的台湾住民对他都报有极大的好感。与此同时，施琅也积极与郑氏集团进行交涉，晓以大义，最终使郑克塽上表请降。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军登上台湾岛，处理善后事宜。十五日，在孔庙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至此，清初持续了几十年的反清复明斗争，落下了最后一幕。

明朝皇帝后裔宁靖王朱术桂闻讯，知道反清复明已完全没有希望，自己西归故土的梦想也破灭了，竟和他的五个妃子相继自缢而亡。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墓庙合一的五妃庙。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攻下澎湖后，清廷的大臣们对于台湾的或去或留，意见不一。然而施琅却清醒地认识到，台湾的弃留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并积极进谏说明台湾的重要性。在经过长达八个月的权衡后，康熙帝于公元1684年决定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廷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同时清廷宣布取消海禁，使得东南沿海一带流民归者如市，两岸民众自由往来。清政府顺利完成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大业，从此台湾步入全新的发展轨道。当收复台湾的捷报传到宫中，正值中秋佳节，康熙帝欣然挥毫赋诗：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悬处海隅二十二年的宝岛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尽管历经许许多多的沧桑变幻，台湾与中国大陆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则是始终不变的。实现统一，更是海峡两岸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历史是不会忘记那些为台湾回归祖国大陆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烈的。海天一色，荣辱与偕，台湾曲折的发展历程，向后人提供了一个镜鉴，台湾与祖国大陆血脉相连，休戚与共。

康熙四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08年，一支队伍从北京出发，踏上了遥远的行程，这是一支皇家的测绘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要完成康熙帝提出的对中华大地千万平方公里的实地测量，并绘制出一幅幅原辽阔的国土疆域图。在管理国家以及长期的战争中，康熙帝养成了使用地图的习惯，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寄托着康熙帝内心对辽阔壮美江山的热爱。

这是紫禁城里平常的一天，官员毕恭毕敬出入前殿，宫女婀娜多姿往来后宫，世界上最大宫廷里，讳莫如深的宫廷生活，让宫墙外的人们感到无比的神秘。对于入主中原的清廷来说，这仅仅是表面的平静，在遥远的西部，来自北方和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挑战与威胁，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以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察哈尔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最为强悍，这是元朝覆亡后残留的力量，他们依然拥有强悍的骑兵，以及重建统一汗国的梦想。

李治亭：明朝是276年，明朝和蒙古打仗也200余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在北方草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以狂飙之势，打造出蒙古帝国的辉煌，明王朝建立后，成吉思汗的后裔们被迫退守大漠，他们难以割舍的黄金家族情结，希望有机会再现昔日雄风。公元1636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位王公齐聚盛京沈阳，尊奉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尊号，此后，在逐鹿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中，蒙古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1638年之后，喀尔喀还开始向清进九白之贡，即一只白驼，八匹白马，喀尔喀也在名义上成为清廷的臣属，然而蒙古部落各有自己的游牧范围。由于对牧地、部众，尤其是全蒙古汗位的争夺，各部内部或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摩擦，甚至攻掠。

这是清人绘的《厄鲁特蒙古图》，表现了恬静闲适的厄鲁特蒙古人的生活，厄鲁特部蒙古分为和硕特部、杜尔伯特、土尔扈特部、准噶尔部。准噶尔部游牧与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首领叫噶尔丹，少年时候，他就去了西藏，跟随达赖喇嘛学经，成为了达赖喇嘛的得意门生。

马大正：那么在康熙的时候呢，正好是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的首领、就是赫赫有名的噶尔丹，这噶尔丹，实际是准噶尔部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人物，那么噶尔丹这个人呢，从蒙古族的一个民族领袖来说，他还是很有自己的政治抱负的，他的政治抱负的什么呢，他的政治抱负就是要恢复他的这个先祖成吉思汗的伟业，这个对每一个蒙古族的政治家来说，可能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梦想。

摆在康熙面前的强敌，就是厄鲁特蒙古的首领噶尔丹，噶尔丹娴熟弓吗，长于谋略，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梦想成为蒙古的霸主，所以，当他掌握了准噶尔部统御权后，很快就对厄鲁特中部，及邻近的的蒙古部落发起一系列兼并和掠夺战争。

李治亭：他把战胜漠西蒙古，还不足以完成他祖先的事业，那怎么办呢，向漠南蒙古进兵，想把漠南蒙古吞并了，吞并之后再把漠北蒙古吞并了。

远交就是噶尔丹给清廷进贡，以利于他对漠西蒙古各部的统一，入主中原之初，清廷将主要精力放在摧毁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以及南明政权上。进入康熙初年，清廷忙于平息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已经没有力量去控制西部边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蒙古诸部和西藏地区采取安抚、怀柔政策，噶尔丹也借此机会发展壮大起来。就在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已经占有天山北麓的噶尔丹派遣12万骑兵，进入今新疆喀什一带，控制了南疆，接下来，噶尔丹又开始了东进计划，将进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硕特部蒙古和喀尔喀蒙古，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和清廷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噶尔丹的扩张，逼迫战败的厄鲁特蒙古部落，由西向东涌进青海、甘肃，深受其害的喀尔喀蒙古由北向南，逼近长城，威胁京师。此外，令康熙帝夜不能寐的是，噶尔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沙俄形成联合，这对正在维护疆域完整的康熙帝来说，造成了极大的被动。

马大正：噶尔丹这个人物，他不是想投靠沙俄，他想利用沙俄的力量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大家都知道《尼布楚条约》，当时清朝跟俄罗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国与俄罗斯在东北方向的正式的按现代意义的边界线，就在这个签订《尼布楚条约》谈判的过程中，噶尔丹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吸引俄国对他的支持，俄国当时也想利用噶尔丹这股政治力量，作为牵制康熙的一个筹码，希望在《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当时在这个过程中间，噶尔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想利用沙俄，实际上被沙俄所利用。

康熙帝所生活的年代，正逢西方列强崛起，清朝北面和东面后来的两大强敌，沙皇俄国和武士道盛行的日本，一个羽翼尚未丰满、但扩张领土的野心已经勃发，另一个仍很落后，却喜欢率意妄动。明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歌萨克骑兵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带，第二年就发生了古勒寨之战，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战死，俄国不断侵扰清廷，对中国西北以及东北大片肥美的土地觊觎良久，为了东北边境的安全，康熙第一次东巡，在松花江上，写下了夜来雨过春潮生，流花叠锦绣谷明的诗句。康熙27年，也就是公元1688年，正当喀尔喀蒙古的抗俄斗争进入高潮，噶尔丹在沙俄侵略军头子戈洛文的挑唆和支持下，率三万人马侵入喀尔喀地区，喀尔喀各部惨败，南下归附了清廷，噶尔丹又以追逐喀尔喀蒙古为名，进犯当时已为清廷所统一的乌珠穆沁地区。两年后，噶尔丹又侵入乌尔会河以东的欺辱乌兰地区，也就是今天内蒙古中部乌拉盖草原一带，同清军发生了第一次激战。

吕文利：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乌尔会河发生双方历史上的第一次比较大的冲突，这次战役是以清军的惨败而告终，那么双方共投入了有四万多的兵力，激战了半天。

第一次击败清军的噶尔丹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显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气势正盛的噶尔丹乘胜长驱而入，逾过呼伦贝尔草原南下，直抵距离京师仅仅350公里远的乌兰布通。面对危机，康熙帝清醒的认识到，噶尔丹这个人，力强志大，必将窥视中原，至殒命不止，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安宁边疆，他迅速作出断宜速灭的评定方针。从明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努尔哈赤骑兵开始，到康熙二十二年，时间跨度整整百年，这100年，中华大地处于战火与分裂当中，作为一代雄主，康熙需要重新实现金瓯完整。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七月初六日，康熙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了出征仪式，亲自将出征将士送至东直门外，随后自己也亲自带领大军北上，遗憾的是，途中因为患病又返回北京。其中一路清军在康熙皇帝之兄瑜亲王福全率领下，出古北口，经热河上塞罕坝，据敌40余里处安营扎寨，大将军本营共有十二座，时称十二座连营。今天，营寨的痕迹依然可辨，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境内的浑善达克南缘，乌兰布通峰耸立在这里，300多年前，康熙帝以20万大军与葛尔丹在这里展开大战，史称乌兰布通之战，葛尔丹帐篷于峰顶，在峰前河畔丛林布阵，将骆驼敷蹄卧地，背负箱跺，称为驼城，士兵则藏于驼城后。

吕文利：清军是利用他们的大炮进行轰击，对准噶尔的军队造成了有效的杀伤。

乌兰布通古战场，乌兰布通峰前有一片水面，叫将军泡子，因清朝大将军佟国纲战死于此而得名。

20万铁骑来到这儿，当时指挥这块的是他的舅舅，康熙的舅舅佟国纲，就我背后这块，这战场就在这儿，这就是将军泡子，背后有个山你们看到了吧，乌兰布通就是指的这块儿，

乌兰布通就指着这个山，咱们汉语翻过来就是大红山子战役，蒙语翻译过来就是乌兰布统之战，当时就发生在这里。

如今乌兰布通古战场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克什克腾草原深处，安国大将给佟国纲长眠在这里，尽管清军没能再乌兰布通剿灭噶尔丹，但是送到噶尔丹威胁的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了清廷。公元1691年，康熙帝从北京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这里他主持而来一项盛大的宴会，参会的蒙古喀尔喀部的众多首领，为了使得会盟增加气氛，康熙还特意从北京带来四头大象。

多伦是蒙古话，多伦是七个意思，这个原文是多伦诺尔，七个湖，康熙在这个七个湖的地方，扎了很多营帐，把那个蒙古的所有王公都请来了，很多帐篷、蒙古包，把内蒙古的王公都请来，新疆的王公请来，西藏的喇嘛请来，外蒙古王公请来，举行一个阅兵、会盟，大家都来，然后呢在这个仪式上正式宣布，外蒙古归我清朝，正式宣布，宣布完了以后呢，就说外蒙古的这个部落，从此以后就是我清朝的一部分，这个制度呢就按内蒙古的制度走，官呢我给你们封，然后呢每年进贡，九白之贡，九匹白马一匹白骆驼，叫九白之贡。

康熙帝按照内蒙古编制，将喀尔喀诸部分设34旗，实行扎萨克制，赐封了各首领的亲王、郡王等爵号，还亲手把酒递给喀尔喀蒙古首领哲布尊丹巴。为尊奉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习惯，会盟之后，康熙决定在会盟地敕建喇嘛寺庙，敕名汇宗，康熙亲写匾额。这次会盟，使得清廷从此将漠北地区纳入到直接管辖之下。

阎崇年：说康熙皇帝，虽曰守成，时同开创，虽曰守成，就是把原来的祖先事业加以守住，并且巩固了，而且呢开创了疆域，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前三朝都没解决，特别是入关之后，顺治甚至用了18年没有解决，到康熙22年，1683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比方蒙古，特别是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康熙完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康熙说什么呢，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多伦诺尔会盟五年后，康熙帝再次出征噶尔丹，公元1696年2月30日，康熙帝率京师八旗兵及火器营共三万余人开向草原，按照康熙的计策，清军将噶尔丹诱至昭莫多，就是今天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这是反映清军后勤保障的《北征督运图》，噶尔丹据守山头，康熙要求清军将领费杨古率军下马步战，集中火力猛攻山头。最后噶尔丹大败，清军在月色下追杀三十余里，他的妻子阿奴被斩，噶尔丹自己带领二十等骑兵逃入大漠。这次战役历时98天，历史上称为昭莫多之战，经过这一战，噶尔丹军的有生力量被消灭殆尽。公元1697年2月，康熙帝第三次率军亲自征，决心彻底消灭噶尔丹割据势力，在早春凛冽的寒风中，康熙率领大军一路到达了今天蒙古国境内的克鲁伦河北岸的托诺山。康熙三十六年润3月13日，噶尔丹亡身与草原深处的阿察阿穆塔台。清廷平定噶尔丹，在统一西北和北部边疆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西藏，一片遥远而神秘的雪域高原，西藏旧称吐蕃，康熙末年时改称今名，在元朝已经归附中央管辖，并赐予喇嘛对于吐蕃的统治权。康熙55年，也就是公元1716年，一只强悍的骑兵向这片雪域高原奔来，这支部队的首领叫策妄阿拉布坦，他是准噶尔部新的首领，策妄阿拉布坦趁青藏各派势力冲突，企图控制青藏地区，悍然发动了对西藏的武力征服。

吕文利：他派遣了支军队走戈壁、沙漠，然后越过这个和田的大雪山，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隐蔽，所以说呢，在西藏的拉藏汗并没有发觉。

策旺阿拉布坦所部在西藏大肆屠杀，非黄教寺院被毁坏500多所，一时间，清王朝遥远的西南边陲狼烟四起。公元1718年5月，康熙帝派侍卫色楞入藏平叛，色楞侍勇轻进，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色楞被俘后惨遭杀害。两年后，康熙皇帝派皇14子胤祯率军挺近青海，直取西藏，拉萨的藏民欢迎大军到来，还他演奏起了乐器，清军将准噶尔军清除出西藏，还从青海请回真五世达赖洛桑加措，并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随后，清廷在西藏拉萨设置噶伦，并派四千军队留驻拉萨，维护治安。

马大正：当时清朝呢在那个时候，还是康熙的时候，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噶尔丹给收拾下了，跟那个策妄阿拉布坦的力量还处在一个战战和和的这么一种状态，他怎么能容忍你这个力量又跑的西藏去给我添乱了，所以呢，康熙皇帝就是一点没有含糊，马上派军队进藏，清朝军队把准格尔的军队赶出了拉萨以后，那么实际上呢，就为清朝的进一步控制西藏，确立清朝在西藏的管理体制上开了个好头。

清廷对西藏的统御由来已久，皇太极时就遣使致书西藏的可汗和大喇嘛，顺治帝对西藏问题的处理，就是对其父祖策略的成功延续。早在1642年，厄鲁特蒙古和和硕特部领袖顾实汗，在五世达赖喇嘛的邀请下，率军入藏，推翻的统治卫藏20多年的噶玛噶举教派的藏巴汗政权，成为西藏及青海地区的最高权力者。这个地域空前寥廓的国家里，多民族聚居共存，处理好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成为了入关后顺治帝稳定政权的新挑战，在扶持顾实汗的同时，顺治帝还大力扶持达赖喇嘛，顺治九年，五世达赖洛桑加措率领班禅及顾实汗的代表一行三千人赴京，经历了长途跋涉，终于在年底抵达北京，经过反复斟酌，顺治帝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五世达赖一行，相聚那天，顺治帝以田猎为名，与达赖相会于南苑猎场。马大正：清朝对五世达赖是很看重的，这个跟清朝当时的一个国策有关系，咱们都知道清朝它作为一个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一个满洲的边疆民族，它要来成为中国的主人，它依靠什么，一个是依靠满洲和蒙古的结盟，他把蒙古的力量作为他的统治集团里面一个核心力量的组成部分，满洲跟蒙古所以能结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那就是藏传佛教。

达赖在京城居留期间，下榻在顺治帝专为他建造的寺庙里，也就是今天北京安定门外的黄寺，顺治帝对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并用的政策，扶持顾实汗和达赖喇嘛分别掌管行政、宗教事务，使得西藏归于清廷的领导。公关1653年，顺治帝派遣大臣携带金册金因入藏，正式对顾实汗进行册封。

成崇德：历代达赖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不是重要的，是不是地位高的，就看这个封号，金册金印在谁手里，这金册金印传给你了，转世灵童是你，那就是你的。

公元1722年，69岁的康熙帝因病去世，这位南征北战，也为治理社稷江山而奔劳一生的皇帝，为清朝开启了大治的时代，也基本奠定了一个统一国家的雏形。这一年，45岁的雍正皇帝登基，他在位13年，然而刚刚即为的雍正皇帝却面临着西藏分裂的挑战，就在清军驱逐策旺阿拉布坦的过程中，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精以及青海和硕特各部首领曾随清军入藏，出了不少力，清廷为表彰他们的功劳，分别给予赏赐，并重新进行了人事安排，但早就想独霸青海、西藏之地的罗卜藏丹津对清廷的安排大为不满。罗卜藏丹津于雍正元年发动的反清武装叛乱，正式宣布要恢复先人的霸业，即据占西藏，遥控青海，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雍正帝希望罗卜藏丹津能罢兵和睦，但罗卜藏丹津根本不听劝告，清廷的反应迅速而强烈，雍正二年二月，雍正帝任命年庚尧为抚远大将军，从西宁急行军，夜袭罗卜藏丹津，还在酣睡当中的罗卜藏丹津慌乱中换上女人的衣服，投奔准噶尔汗国，仅用十五天的时间，清军便把面积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到管辖之下，解决了青藏地区的问题后，雍正帝又把视线转向准噶尔部。

雍正五年，策旺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凌继立，雍正七年，清廷决定两路进军西北，以解决准噶尔部的威胁，一直到雍正十一年冬，元气大伤的噶尔丹策凌向清廷求和，雍正帝决定议和，希望准噶尔和喀尔喀两部的游牧界限明确划分，永息兵戈，准噶尔汗国的存在，客观上使得清朝西部疆域保持了完整。

成崇德：准噶尔蒙古很强大，他们经济上发展，社会稳定，所以雍正的时候，和他们画了一条边界线，雍正的一个任务就是把他们和清朝和准噶尔界线划了，他这个界限的不是国家之间的界限。

在瑞典国家图书馆，有一幅出自噶尔丹策凌之手的地图，这幅图转流传，展示了三百多年前清朝西部疆域的广大。

成崇德：1617年，瑞典的炮兵跟俄国兵打仗，瑞典炮兵的被被抓了，被俘虏了，被俘虏以后呢，这个在俄国军队里，然后俄国军队又和准噶尔人打仗，又被准噶尔人俘虏了，俘虏以后呢，就被弄在噶尔丹策凌手下，住了17年，住了17年以后，这个人在走的时候，1643年，走的时候回的瑞典的时候，噶尔丹策凌给了他一副地图，亲手画的准噶尔地图，就画的西北疆域，这幅地图呢，他带回去以后，就收藏在瑞典国家图书馆，这幅图是实际上是什么的，就是清朝统一西北新疆，那边的中国疆域图。

公元1735年，雍正帝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年号乾隆。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巡，这是一次历时100多天的长途旅行，此次旅行，乾隆拜谒了明太祖陵，还登了泰山，乾隆帝放眼天下，可谓国泰民安，他心静安逸，他发出谕旨，提倡百姓开垦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60年后，全国土地大约增加四五千万亩，人口增加过亿。

成崇德：最后就到了乾隆时代，这个时候，中国的疆域，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已经逐渐地的疆域巩固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在这个时期奠定的，第二个，中国的人口从一亿人口到了三亿人口，每年有六七千万两的财政收入，这个时候你看看这个书法家、画家、小说、诗歌大量的出现，我觉得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的中国的经济、人口什么的，在世界上和18世纪的同期的欧洲比较，和其它国家比较，已经在世界领先了。

然而在康乾盛世的太平里也隐藏着危机，就是西部遥远的新疆—西藏时时出现分裂的现象，这也是清朝入关以来一直在致力解决的难题，25岁登基，在位60年的乾隆帝，回顾他的平生，认为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用兵新疆，一件是六次南巡。公元1745年，乾隆执政第十年，久与清廷为敌，雍正帝一直没有剿灭的噶尔丹策凌病逝，达瓦齐成为准噶尔部首领，1754年，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穆尔萨纳被达瓦齐击败后，率兵投降了清朝，十一月，乾隆帝从北京乘马，疾驰三日，冒着严寒赶到避暑山庄，接见阿穆尔萨纳一行。

张杰：乾隆皇帝这样吧，咱俩先出去打打猎吧，结果皇上五发五中，阿穆尔萨纳呢五发才中两三箭，一看这家伙怎么和清朝打，皇上都那么厉害。

乾隆帝用蒙古语同阿穆尔萨纳交谈，决定采纳他的意见，改变秋季用兵的传统，而在春季彼马未肥，则不能遁之机，大举用兵。就在这年夏天，乾隆帝从圆明园出巡，经热河，由古北口出，取道吉林，而后到达盛京，此时，他已四十四岁，正值壮年，乾隆帝归故里，拜祖陵，抚今追昔，在祖辈开创业绩的的土地上驻足观瞻，这次东巡历时153天，是他六次东巡时间最长的一次。

张杰：用我们今天话说，是为了对这些满族王公、八旗官兵进行传统教育，这个我们要牢记传统，这才有乾隆20年以后的统一新疆的重大事。

就在乾隆帝这次东巡之后，一场面对遥远西部的战争开始了，乾隆帝开始采取了主动进攻的策略，乾隆20年，也就是公元1755年二月，乾隆帝派兵出击，清军已到伊犁，达瓦齐能从睡梦中惊醒，自立为汉的达瓦齐，最终被清军俘获。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平息的战火又突然燃起，原本归顺清廷，被封为亲王的阿穆尔萨纳因向清廷请求当准噶尔四部总汗的愿望未获应允，于八月举兵叛清，震怒之余，乾隆帝决定再次出兵征讨，清军第三次进入伊犁，公元1757年四月，清军在库龙葵之战中获得大捷。此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了江浙富庶的鱼米之乡，还在江浙阅兵三次，这一年六月，阿穆尔萨纳逃往俄国，不久患天花病死。至此，自康熙年间以来为患西北、屡向清廷挑战，长达近70年的准噶尔部，最终被评定，纳入国家版图，从秦始皇以来的2000多年，游牧民族南扰中原农耕民族的难题终于获得解决。

阎崇年：到乾隆中期，新疆问题完全解决了，完全归附到清朝的管辖之下，譬如说，设立伊犁将军，伊犁将军驻地在惠远城，现在新疆伊犁的霍车县，管辖的面积在清朝大约相当于210万平方公里。

清廷于乾隆27年，也就是1782年，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管辖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官员。

马大正：从这次开始，新疆直接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当时伊犁将军在新疆管理的体系很有意思，充分体现了清朝政府的因俗而治的策略，这么一种思路。

经过几代长期努力，整个西部边疆地区终于与内地形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整体。此外，康熙帝收复了宝岛台湾，一些列的军事行动，尽管花掉了年均国库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但对促进边疆的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康乾盛世的光阴里，从瓜果飘香的南疆，到蓝天白云的西藏，都吹拂着统一与和平的猎猎长风。拉萨的大昭寺和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藏有一卷重要文书，它奠定了西藏的长治久安，这就是乾隆帝的《钦定西藏章程》藏文版，也叫水牛年文书，这一本书将西藏地区的行政、人事、司法、财税、外交、军事等权力赋予驻藏大臣，《钦定西藏章程》标志着清朝对西藏更加全面有效的管理。马大正：清朝就觉得在西藏该怎么办，怎么治理西藏这么一个偏边之地，所以呢他当时就是说两个举措吧，一个呢正式从中央政府派出驻藏大臣，这个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驻藏大臣，另外呢，他还得考虑到清朝的地方统治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因俗而治，那么根据这个因俗而治的原则呢，他在西藏必须面对的一个百分之百的藏民，都是信仰藏传佛教的，他的宗教氛围很浓厚。第二呢，西藏有这么两个活佛系统，主要的两个活佛系统，当然还要一些其他的分支活佛系统，那就是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系统，所以他要把达赖跟班禅这两个活佛系统，首先得把这个两个活佛系统要维持平衡，这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予以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不断的强化驻藏大臣的职权的过程中，他就确定了活佛要死的，死了怎么办，他为了强化中央的权威，所以他就制定了一个金瓶挚签的活佛转世制度，这个金瓶挚签的活佛转世制度这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你转世必须我中央政府确认。

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灵童转世，金本巴瓶掣签决定，这一制度解决了西藏宗教领袖的历史难题，也是乾隆帝的一个创造，直到今天，西藏仍然按照这一制度来选定班禅。公元1778年，乾隆帝庆祝自己的七十大寿，邀请第六世班禅进京，第二年6月，六世班禅率随行人员两千余人从西藏札什伦布寺启程赴京。在北京，六世班禅不幸染上天花，病重时，乾隆亲自画了一幅百梅图，祷求六世班禅早日康复，可是贵为皇帝的乾隆也回天无力，为了纪念六世班禅，乾隆特命在他生前住过的黄寺西侧，建立一座清净化城塔，俗称西黄寺，以志纪念。

乾隆帝天资聪颖，擅长书法绘画和诗文，乾隆在位60年，仅记载他言情的清高宗实录就达1500卷。图大鸿谋远红楼远，宅中燕翼垂，即今大一统，前烈万年知，乾隆帝的这一感叹，也体现了清朝所达到的新高度。至清代，中国最终形成了一个疆域空前辽阔，又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也成为几十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这是康熙帝时代开始测绘完后的清朝全图了，乾隆帝两次派人到新疆补充测量，完善地图。清朝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东到大海，北抵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

陆地总面积达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岿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00多年前，当紫禁城还沉睡在一片黑暗之中时，乾清宫门外，隆宗门内北墙下的这片低矮的平房内，已是灯火通明，房间内的大臣们或挑灯夜读，或伏案疾书，旁边还有官吏在来回走动，或分发奏折，或来回踱步，一片忙碌的景象之中，却没有人敢高声喧哗，只有在天光放亮时，大臣们才放下手中的笔，前往后宫参见皇帝，他们被皇帝视为左右手，被同僚们视为权威和榜样，在百姓眼中，他们就是大清王朝的宰相。这些大臣们日常的工作场所，虽显简陋，却是清朝官僚行政体系的核心，更代表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顶峰，在史书中，这里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名字，军机处。

作为曾经的相城十绝之一，苏州缂丝织造技艺，一向有丝中织王的美誉，对于手工艺人王嘉良来说，缂丝织造是能够促使家族延续的技艺，也是家族的历史。苏州王氏缂丝的前三代传人，都是清廷御用匠人，专门为皇帝制造龙袍，同时也为朝廷官员们织造官服上的补子，在清朝九品18级的官制中，原本没有军机大臣的位置，他们都是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内选拔的亲信，重臣，少则2、3人，多则8、9人，军机大臣的任命或者罢免，也并不由礼吏部掌管，而是直接由皇帝最后圈定，这样的选拔办法使得军机大臣之间没有等级差别，仅因个人的资历、年龄、入值时间，特别是受皇帝宠信程度的不同，名次才有前后之分，以及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名称，其中资历最深者为首席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或领袖，也被称为揆首或领袖。

从雍正十年开始，领班军机大臣都由执掌内阁的大学士担任，各种文件奏章，只能由领班军机大臣先行阅览，至于新进者，不仅没有发言权，每次奏对进出宫殿时，还需趋前卷起门帘，因而被戏称为挑帘子军机。据清人吴振玉记载，军机大臣为任亲信，不问出身，他们与皇帝的亲近程度从军机处所处的位置便能够充分体现。按照清朝的规定，乾清门前的这片被称为天街的广场，是划分内外两朝的分界，天街以南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是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主要场所，在这片被称为外朝的区域内，还聚集着内阁、六部等维持政府日常运作的主要衙门，天街以北的内朝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内，是皇帝与他的后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军机处的位置在天街的西北角，由此向北便是后宫之中最接近外朝的养心殿，从雍正皇帝开始，养心殿就称为了大多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场所。根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记载，乾隆每天起床的时间都在卯时，按照现在的时间来算，即凌晨五点到七点之间，用罢早膳他便开始办公，而接受接见的第一批臣子就是军机大臣。

李国荣：从雍正皇帝以后呢，有军国大事啊，皇帝就要找一墙之隔的军机大臣到养心殿面议，应该说是有事则召，无事则免，那么军机大臣呢，耳提面命记住以后，回到这个军机处，再进行起草诏书，弄好以后再送到养心殿交皇帝审阅，预览，钦定。

从军机处到养心殿，步行的距离不足五十米，这样的设定显然是方便皇帝，使他能够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传达谕旨，处理政务。根据雍正时期张廷玉制定的制度，当天的奏折必须在当天处理完毕，这让军机大臣们每天都能与皇帝见面，有时甚至不得不多次往返于军机处和养心殿之间，职务的便利，为军机大臣们带来了更多的权力，但在军机处草创之时，这样的权力却十分有限。雍正四年，即1726年，为了彻底解决西北地区的叛乱，雍正开始积极谋划征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为了保密，雍正只同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等少数人秘密商议，在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后，开始向西北秘密调集兵马粮饷，因事属机密，办理了几年，内外臣民并不知晓国家将有用兵之举，直到雍正七年，大军将发，因不得不动用民力，秘密筹办之事才浮出水面，而雍正也正式宣布，在户部专门设立临时承办军务的办事机构，军需房。随着战局的变化，前线战事吃紧，军需房的办公地点才被移到现在的位置，机构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

李国荣：军机处刚刚开始设立的时候呢，并没有衙门的印信，在一起，直到雍正十年的三月初三日，根据皇帝的旨意，大学生们进行商议，才确定正式颁发给军机处一颗大印，印文就是办理军机印信，当时命令由礼部去铸造，是银制的龟钮，那么到了乾隆初年，又重新造了一个军机处的印信，印文改成办理军机事务印记。

我们现在看到的军机处，并不是它原来的样子，在军机处初设时，这里只有几间比较窄的板屋，附近高大的隆宗门，使得这里的光照严重不足，办公条件很差，到了乾隆初年，皇帝借着修缮宫殿的机会，下令将原先的板屋改建为瓦屋，才有了现在的模样，尽管办公条件有所改善，但军机处作为临时办公机构的性质，却并未改变，在很长时间内，军机处一直没有被列入国家的政治机构，也没有被授予正式的国家最高政务机构的名义。在雍正和乾隆时期修订的记载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大清会典》中，甚至没有军机处的名字，因为对于雍正皇帝来说，创立军机处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公元1620年9月，在设立太子的尝试，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后金的创始者努尔哈赤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他在自己的儿子和侄子中，挑选了八名和硕贝勒，在五日一次的集会上，讨论国策、制定军政、奖惩官员，甚至可以罢免皇帝，这被后世称为八王议政的举措，让努尔哈赤带领的草原部落日趋强大，并最终成为足以与明朝相抗争的后金政权，但它也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最先感受到的这种烦恼的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1626年，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汗位，不过其他几位和硕贝勒拥有几乎与他一样的权利，为了确立自己君权至上，大权独揽的统治格局，皇太极先是通过设立总理一切事务的八大臣，剥夺了诸贝勒直接统兵、理财，断狱的特权，而后命宗室贵族的中王，八旗固山额真和每旗另选出三名议政大臣，共同处理国政，这种新形式，被定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

吴伯娅：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颇具特色的一种制度，他们议决的内容除了军国要务外，还有制定法规，处理王公大臣等，那么入关之后呢，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有很大的权力，有史料甚至揭露，其决议即成即定，皇帝已无可奈何。

为了进一步削弱皇室宗亲对皇帝权力的影响，1636年3月初六日，皇太极,仿造明朝的制度建立了内三院和六部，分别掌管起草诏书，发布命令和处理日常政务。但这样的改革并没能改变后金政权的民族特征，熟悉儒家典章的文臣们不能参加有关国家事务的会议，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同样也无法阻止议政王大臣们对权力的争夺。清崇德八年，集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在八旗诸王都有资格作为候选人的情况下，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将年仅6岁的福临伏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在清朝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少主重臣的局面。

手握大权的多尔衮和他所掌握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被满洲八旗成为中原正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对于年幼的顺治皇帝来说，多尔衮却成为了清廷实际最高决策者，顺治四年十二月，在满汉大臣的请求下，多尔衮被允许不对皇帝行使跪拜大礼，第二年十一月，顺治又晋升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

吴伯娅：多尔衮实际上是清朝建立全国统治的一个真正的缔造者，缔造人物，因为那个时候呢，顺治皇帝只有几岁，清朝那个时候是多尔滚指挥那个清军入关，派兵去打那个农民起义，然后下江南去消灭那些南明政权，那个时候都是多尔衮在那指挥的，所以多尔衮对清朝的建立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三十八岁的多尔衮病故于河北滦平，因为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权臣突然去世，却是年仅十四岁的福临亲政的意外机会，他把多尔衮的一系列罪状公之于众，清除了多尔衮的亲信，起用了被多尔衮罢免的大臣。刚刚亲掌皇权的顺治皇帝，急需在制度上打破祖制的束缚，减少决策上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依赖，但在已经日趋完善的议政王会议制度面前，年轻的皇帝并没有太多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已经成熟的明朝专制体制自然成为顺治皇帝不得不学习的榜样。1658年，顺治下令，在内三院的基础上建立内阁，试图将一个马背上建立的国家改组成为一个稳定的文治政府，但仅仅三年后，他就驾崩了，随着年仅八岁的玄烨登上皇帝的宝座，顺治帝的改革尝试也宣告终结。根据顺治遗诏，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位并非宗室亲贵的议政大臣被任命为辅政大臣。

常建华：顺治皇帝突然去世，新立的康熙是小皇帝，他还没有处理政务的能力，很现实的就需要一些年老的大臣来辅佐他，由于顺治皇帝汉化比较严重，满州的王公大臣对这点很不满意，他们会利用新皇帝即位这样的契机，加强和突出满洲王公大臣的权力。

四位辅政大臣上台伊始，便立刻下令废除内阁，将顺治皇帝做出的汉化改革一一废除，而四大臣中原本排位靠后的熬拜，也逐渐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

陈连营：这四个人都是皇帝指派的，顺治时期出过大力，他是作为一个托命的大臣。他制约这个议政王大臣的权力的，四个人，而且不要一个人，一个人都是专权了，后来鳌拜跋扈，成他一个人的专权了，专权都是危害皇权的，皇帝大了之后他肯定给灭了。

1669年，康熙八年五月，在一举铲除专权跋扈的鳌拜集团之后，被迫中断的改革在年纪15岁的康熙手中得以继续，第二年八月，康熙下令重启内阁，并按照明朝内阁的体制，将制度细化完善，使得清朝内阁真正成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中枢，来自全国各级官员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之前，都要由内阁学士先行审阅，再把他们的批阅建议和处理意见，连同原先的奏请文书一起送交皇帝钦定，这种被称为票拟制度曾经是明朝内阁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内阁大学士们最核心的权力。但鉴于明朝内阁首辅权重的教训，康熙授予大学士的权力极为有限。

陈连营：在这边就是原来文渊阁的旧址，明代的文渊阁，后来要烧掉了，不知道具体哪个位置，大概就是这个位置，过去这个值房，过去这个办公人员，有这个档案房，红本库这类的，基本上内阁在明代，在清代的内阁不太重要。

在康熙建立的政治格局中，没有实权的内阁成为名义上的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最高机关，但在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下，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保留了议奏军国重务的特权，为了进一步加强手中的皇权，康熙开始尝试从明朝承袭的政治体制中寻求突破。在乾清宫广场南侧的这排房子，是在故宫之中唯一比军机处更接近大内的场所。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从翰林院内选择了博学善书的年轻汉族官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新的办事机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康熙皇帝读书的场所，而负责南书房的官员们每日的工作，便是陪伴皇帝讲今论史，诗文唱和，以及编校图书，尽管康熙曾多次告诫，入值南书房的官员们不得干预外朝处理的政务，但是有时也让他们参与特颁诏旨的草拟、书写工作。从南书房向北，穿过这边空旷的广场，便是康熙平时居住和处理政务的乾清宫。

吴伯娅：入选到那个南书房的这些人呢，挑的好多都是一些汉人，文学水平很高，就是一开始就说陪他一起讨论学问，后来就逐渐发展到，让他们参与机密，所以从康熙中期以后，参加中枢决策的就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内阁，还有南书房，大事关大臣，群事关内阁，那么撰拟谕旨则关南书房，这三者，他们各有分工，又互相掣肘，最后的权力还是集中在皇帝。

与皇帝的关系越亲近，手中掌握的权力就会越大，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王朝中是亘古不变的法则，对于皇帝来说，大臣手中权力的增长，就是对帝王手中皇权的削弱，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从这幅雍正皇帝亲笔手书的对联中，我们便能感受到他对集权的渴望。

1722年，当45岁的雍正皇帝的宝座时，已是清军入关的第78个年头，历经康熙皇帝61年治理的大清国，已初步呈现出盛世的局面，但20多年实办政务的历练，也让为正值盛年的皇帝十万清醒，康熙末年，政务松弛，积弊丛生，在两次废黜太子之后，争夺皇位的斗争也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而清朝历史上曾经两次上演的少主重臣的政治格局，更让雍正皇帝对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心有余悸。终于在西北军情刻不容缓之时，能够帮皇帝总览军权的军机处，成为雍正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创设军机处，得以将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雍正皇帝找到了一种能够将更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工具。

李国荣：奏折是在清朝的康熙年间才开始用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捷保密，因为以往啊，大臣向皇帝奏事进言，他所用题本都是层层机构递转，而中间又经过写提要，票签等等环节，所以这样容易泄密，速度呢又慢，奏折是大臣本人亲笔书写，派专人送到皇宫，由内奏事处的太监把这个奏折直接送到皇帝的办公桌御案上，中间没有任何环节，时间快而且很保密。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奏折是内务府包衣出身的李煦于康熙32年上奏的，在八旗制度之中，内务府包衣属于皇帝私人的奴才，而奴才与主子之间的通信，也可以被视为皇帝的家信。事实上，李煦最初十余年的密折之中，都是关于雨水、收成、物价等当地的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但在密折之上，康熙皇帝还是用朱砂笔做了批语，叮嘱李煦凡事奏贴万不可与人知道。

常建华：康熙皇帝对地方上，对一些汉族大臣还不是很放心，搞奏折制度很重要的一条呢，就是他让他的一些心腹大臣在地方上来监视地方动向，监视地方上士大夫的活动，监视其他的官员。

公元1722年，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立刻下令，将有权进呈奏折的官员品级扩大到五品，京内外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幸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是寺庙的住持和尚也可以上奏折言事。在故宫之中，军机处是为数不多的向公众开放的展馆之一，展出的藏品中，便有雍正皇帝命令宫中的能工巧匠特制的专门放置奏折的匣子，为了保证奏折在传递过程中不被泄露，匣子上的小锁只有两把钥匙，一把分发给得到皇帝特许上折奏事的官员，另一把则由皇帝自己掌管。奏折匣的广泛推行，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及全国各地，而对各级官员来说，利用奏折秘密言事更像是一种皇帝赋予的权力，因为除非经过皇帝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得知奏事者在奏折中所写的内容。如此一来，中央部院与地方官员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事无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密折中直接了解到，同时，同省督抚与司道，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了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这样扁平化的监察体系，在民主体制日益发达的今天，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而在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期的清朝，却成了刷新吏治，惩治贪腐比较有效的工具。但是，由此也造成一种弊端，即大臣之间可以相互告密，下级官员可以越级举报。

现在存世的奏折稿本中，康熙年间的奏折共有3000余件，而只有十三年时间的雍正朝，却又奏折四万一千件，这样算来，在执政的四千个日日夜夜中雍正每天要批阅十件奏折，这些奏折上，大多有雍正亲笔书写的批语，少则数字，多则近千字，甚至上万字。经过后人的统计，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间，批奏的文字大约有一千七百万字，这个数字让现代的高产作家们，也望尘莫及。而在奏折之外，雍正时期的题本和奏本还有十九万余件，每日平均批阅题本在四十件以上，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让雍正基本没有时间离开自己的书案。根据《雍正起居注》记载，每天清晨五时，雍正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阅奏章，忙碌的工作常常要持续到深夜子时，即使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对雍正来说，惟以一人治天下的代价，便是不巡幸，不游猎，日理万机，终年不息。雍正皇帝的勤政，对他的继承者来说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乾隆13年，被正式任命的军机大臣已多达十三人，而协助皇帝处理奏折已经成为军机大臣的主要工作，在乾隆一朝留存的奏折中，最为常见的朱批，只有知道了三个字。

陈连营：他批那个知道了也多，相对来说重要性差一些，是一个知会了，皇上看过了，阅过，已阅，有旨意，另有旨，在这几种，有旨意就是另外还有处理意见。就这样的提示你还有其他的具体意见在后边，或者是另外我已经处理了，你关注另外的旨意吧，清代皇帝一直强调着乾纲独断，不是大权旁落，设军机处本来就是为了提高效率，保密，皇上的意志容易贯彻，这么设立的一个目的。

位于河北怀来的鸡鸣驿是我国仅存的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驿站，在交通和通讯并不发达的古代，驿站最主要的功能，便是为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提供食宿，更换马匹。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传递速度，则根据事情缓急程度，分为日行三百里的马上飞递，或者日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以及六百里加紧等。遇有特殊情况，甚至会只换马、不换人。朝廷的命令就是通过设立在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驿站，直接送达地方官员手中的，尽管看上去形势落后，但皇帝与他的庞大帝国之间却保持着有效而紧密的联系。经由驿站传递的大多是根据皇帝的命令，不经内阁之手，由军机大臣迅速秘密办理的廷寄。而皇帝发布的命令，经由军机大臣转交给内阁办理的，则被称为明降谕旨，但无论用何种发布命令的手段，军机处都成为了清朝政治体制中名副其实的中央枢纽。

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内阁，演变为一个日常的行政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则彻底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在此形势下，已经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乾隆皇帝，于乾隆58年下令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务名称，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对于皇帝来说，军机大臣成了他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这样紧密的联系之中，军机大臣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起草谕旨那样简单，他们需要随时听候皇帝召见，以备咨询，参与高级和重要官员的选拔，与有关部门官员商议大政，甚至是审理重要案件。他们即为行政首长，又有机会参与机密，同时还监管部务，可谓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但除了的地位与名声之外，他们手中已没有了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力。这些经历层层选拔和多年磨炼，最终得以进入权力核心的清王朝精英们，只能作为秘书和智囊协助皇帝管理国家了。

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是北京城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王府花园，其规模之大，格调之高，构筑之精，已远远超过故宫的御花园，所以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更加令游客感兴趣的则是这座花园的第一位主人，大贪官和珅。乾隆40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仪表堂堂的和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7岁的和珅便被皇帝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军机大臣，镶黄旗副都统，内务府大臣。尽管乾隆皇帝规定，非奉特旨，军机大臣既不能看奏折，也无权议论国家大政。但在得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宠信后，官员们便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

李国荣：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十全武功，花费相当惊人的，他个人开销也相当大，和珅在这方面恰恰满足了乾隆的这种需求，这也是讨得乾隆特别宠信、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过大臣弹劾奏参和珅的事情，都被乾隆压下了，应该说乾隆很看重他，很信任，也有些离不开他，所以也庇护着他。

公元1795年，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将皇位禅让给儿子永岩，自己做起了仍然掌管国家大事的太上皇，而和珅手中的权利也达到顶峰，在担任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同时，和珅还兼管着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颇有挟太上皇，以号令皇帝之势的和珅，让没有实权的嘉庆皇帝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在私下见面时，他甚至允许和珅不行三跪九叩大礼，以至于许多人私下里称和珅为二皇帝。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驾崩，仅十天之后，嘉庆皇帝便宣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下旨抄家，十八日，曾经权倾朝野的和珅被赐自尽。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军机大臣专权，嘉靖皇帝开始了对军机处的大力整顿，严禁内外官员将所做之事通知军机处，严禁朝臣阿谀逢迎军机大臣，亲王不得入值军机处，军机大臣与御前大臣不得相兼，为防军机处泄密，嘉庆皇帝还特地命都察院派监察御史一人，在隆宗门内以北首的内务府值房，轮流值班监视。经过这一系列的建章立制，军机处大为改观，在嘉庆23年修的的嘉庆会典中，正式出现了办理军机处的名目，军机处才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中央权力机构。其后道光皇帝于道光30年颁布军机处章程九条，军机处的规章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军机处的权限进一步得到控制，不仅难以与过去的相权相比，甚至雍正、乾隆时期的情形也无法企及，一个完整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框架已日趋完善，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使得封建皇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在清朝权力分配的版图中，这也没有一个职位能够威胁至高无上的皇权。

在没有对手的政治格局里，最容易滋生的便是统治者的盲目自信和固步自封，但在统治者的视野之外，变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在嘉庆、道光和咸丰皇帝执掌清王朝命脉的60年里，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一跃成为占有世界陆地总面积四分之一庞大帝国，通过一系列战争、购买、兼并等手段，新成立的美国的领土也从大西洋西岸扩展到了太平洋东岸，已经将世界瓜分殆尽的欧洲强国，开始将目光移向亚洲东部最后一片完整的大陆，即将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清统治者们，却没有他们祖辈的眼光和魄力，在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随时调整国家政策的时候，遵循祖制成为清朝当政者应对变革的最基本态度。而在东西方文明的直接冲突中，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又不得不为名为新政，却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政革，这种封闭保守的态度势必将代表皇权专制的军机处推向覆灭的边缘。宣统三年，即1911年4月，随着责任内阁的建立，军机处再度被废除，至此，存在180余年的军机处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中用此来表达王权的核心思想，它不仅构建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总体发展框架，也成为执政者治理社会合法性的依据，正是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下，生活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的民众，都必须承担缴纳赋税和提供劳役兵役的义务，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国农业传统社会来说，赋役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明朝末期的天灾人祸恶性循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因为天灾，土地欠收，人民无力缴纳田赋，而此时辽东军饷催缴日紧，更造成大量流民，流民又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加入农民起义队伍，成为明朝的掘墓人。面对天灾边患，明廷的财政已无力应对，结局只能是天下分崩离析，广大百姓更遭涂炭。刚刚入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地亩荒芜，芜百姓流亡、十居六七的严峻现实，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尽早着手整顿赋役制度，对明朝积累的弊政大加厘剔，就难以维系民心，稳固和进一步扩大对全国的统治。于是，清朝初年，一系列整顿财政赋役制度的政策得以实行，直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制度被正式启用，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成为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突出大事，被誉为良法美政，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赋税制度，它又给清王朝的统治和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北京西郊民巷，晚清以来到20世纪中期100年间的金融街，如今，狭窄的街道两旁，唯有高大的法国梧桐静静的守候着曾经的洋行，其中一座成为了中国钱币博物馆的所在，低调的门面和标牌，毫不显眼，却留存着中国钱币发展的历史。回溯最早的货币，贝类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字中，凡是与财富、价值、交易有关的汉字，几乎都带有贝字旁，比如财宝的财，富贵的贵，贫贱、赏赐、贿赂、贸、货、贷，还有赋等等，其中赋字由贝和武组成的，武代表着用兵、国防和军事，可见，赋还意味着与用兵有关的钱财，也就是国防税。

历史上，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赋，后面还经常跟着一个役字，役从象形字面来看，是一个人手持武器的形象，依然与国防军事有关。所以，役意味着从军，或者是与军事有关的劳役，比如修建长城。历史上，人民与国家或者君王，一直存在着赋役关系，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的安全，而人民有义务向国家奉献赋役。

潘振平：你要养活国家，它总要获得收入，因为在古代的话，它不是收钱，整个国家的税收来讲，它赚了两块东西，一块东西就是出自于田地的，它就叫赋。一个呢，它要征劳力，那就叫役，劳力它一般都是从丁开始征的，因为丁就是成年男子，小孩、老人、妇女都不在那啊，就是有劳动力的那个成年男子，这是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传统社会，包括清以前很多地方它都是这样。

丁，最早是指年纪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说到摊丁入亩，必然与丁和亩的概念，也就是人口和田地紧密相连。珍藏于安徽休宁县档案馆中的鱼鳞图册，给后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诠释，国家要向老百姓收税，要有据可依，在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期，更是如此。休宁县馆藏的鱼鳞图册是清朝顺治和康熙年间重新编纂的，作为收取田赋的重要依据之一，他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比较科学的土地赋税管理办法。中国以农业立国，所以赋役制度离不开人口与土地的核查，明清两代，关系到土地核查的就是鱼鳞图册。而关系到人口核查的主要是黄册，这是农业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逐步成熟完善的一个结果。

这个鱼鳞上册主要是田地册，方位在哪儿，落实到每个户，黄册呢，主要是记录人丁的，然后黄册和鱼鳞册相对呢，这就是当时明朝的这个赋税征收的一个基础，清代实际上，在清朝初年也曾经想恢复，但是它已经很难了，要搞这个东西，就要相对和平的时期才能做。

自先秦时期，实行贡、助、徹制以来，赋役的增收随时代和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像秦汉的租赋徭役制，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力役制，隋与唐前期的租庸调制，唐后期至明前期的两税法，以及明中叶开始实行的一条鞭法，都发端和依存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清朝的赋役制度正是在前朝制度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同时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那么回溯历史，中国的赋役制度，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摊丁入亩的呢。

河南郑州巩义市南窑湾村，杜甫故居便坐落于此，这位对于社会生活观察入微，对百姓疾苦体味尤甚的唐代诗人，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与中国的赋役制度恰好息息相关，那就是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郭松义：石壕吏里面反映的主要就是苛捐杂税，为什么我们在好多诗歌里面，好多文章里面讲的这个苛捐暴吏，实际跟抓丁有关系，天赋的话，丰年就好一点，欠年就差一点，那么交税有难不难的问题。那么这个差就很难说了，比如说打仗了，他就不管你是农忙还是什么，他就要抓丁。

抓丁带给老百姓的痛苦给古代社会的赋役制度，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何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基石的赋税，会以狰狞的面目出现。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对人民三征，包括布缕，粟米，还有力役，也就是国家向每一个人征收相同定额的税种，其实都有人头税的性质。人头税古来就有，每个成丁都跑不掉，在清朝雍正皇帝全面实行摊丁入亩之前，人头税就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唐前期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两石，为租，输绢两丈，棉三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服役者每日纳绢三尺，或布三点六尺，为庸，租庸调制针对的是大量存在着的自有土地的自耕农社会，人头税的成分很大。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唐朝中后期的两税法，就变成了以家庭财产为征收标准，开始以货币的方式向国家缴纳赋役。

郭松义：由实物变成银子，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农民对商品的概念，就相对的比过去明确起来了，过去农民就不管了，反正我就交这些，到街市里面也是，我拿两个鸡蛋去换点盐来吃，一般的经济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济，比较自然型的经济，那么交银以后，种东西就可以相对的自由多了，哪个赚钱他就可以种哪个。

潘振平：到了明朝之后，张居正万历初年进行赋役改革的话，主要是一条鞭，一条鞭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原来是收粮食，征用劳力，他现在都把它转化成征收银子啊，用钱的办法。这样因为明朝当年这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啊，白银流通可能也到了一定的数量，到了一定的数量主要跟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有关系，所以他可以进行这样的一种改革了。

宋元两代的田赋和人头税比较重，一直到明朝的一条鞭法，针对古来杂乱的赋役条目与缴纳方式，开始实施统一的以白银的方式缴纳，才让老百姓稍事喘息。但是，明末内忧外患加深，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又加派辽饷、练饷、剿饷，即所谓的三饷，这样一来，使得一条鞭法简化税项后，减轻人民负担的效果被全面破坏了。明崇祯十年，明末文学家张岱在一首诗中曾感慨，因思世界尽如此，死兵死赋均死耳，辽东一破如溃痈，强蟊流毒势更凶，民间敲剥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被称为明末三大贤之一的吕坤，在描述整个明末社会的芸芸众生时，也感慨万千的写道，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岾蒿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

满洲贵族入关之初，面对明末如此景象，一些官员开始呼吁，议国用，定经赋，期望恢复正常的赋役制度，以使天下重归有序状态。顺治元年十一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成勋率先倡议，对征收赋役依据的赋役全书进行重新编纂，他强调，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

郭松义：清代初期，因为它经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战乱，从明朝崇祯年间开始，一直到了顺治十八年以后，全国性的战乱才告一个段落，而导致这个社会经济是相当凋敝的，那么清朝初年，它就谈不上其它的东西，一打仗，整个县都乱了，那么这个原来叫交税的底子都给烧掉了，或者遗失了，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要去征税，你总得要你家有多少地啊，多少人，那你总要有个凭证了，从顺治元年就开始要编那个赋役全书。

顺治三年，御史张茂锡在请成赋税定额方册疏中，对如何编纂赋役全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虽然各府县的册籍经战火存据不可靠，但存藏于户部的原明朝《赋役全书》、《会计录》二书，并未焚毁，如果以此为凭据，那么赋税所入之数就可以理清十之八九了。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所在位置以南，就是明清时代的户部旧址，现在已经看不到户部衙门的影子了。

明清时代的户部，主管着民政与财政的工作，顺治三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颁布一道谕令，命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公英俄尔岱彻底察核，并责成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官员严核详稽，以拟定赋役全书。随后，多尔衮又特命户部右侍郎王宏祚专职负责牵头组织编纂赋役全书，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编纂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一直到顺治14年七月，一部纲举目张，官民两便的《赋役全书》才算告成。《赋役全书》以，明朝万历年间的则例为基准，确定了征收赋役的定额原则，但是，万历年间是个模糊概念，这一时期赋役征收的额度前后多有变化，究竟以哪一年为准，清廷并未明说，所以顺治帝一再强调的，钱粮则例，俱照明万历年间，只不过是个大原则而已。为了尽快充填国库，向最富庶的地区征收重税，历来是统治者的首选，江南地区因此也深陷于赋税矛盾的漩涡中心。

郭松义：江南是个很重要的赋税地区，不光经济发达，文化程度总体相对高，那么当时在明朝，朱元璋为了对这个地方征税，这里的赋比其它地区要高出很多，实际上后来经常完不了，完不成。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缙绅，就是士绅的力量很强大，所以呢他对清朝实际上经常三心二意，反剃发斗争啊，那些活动也很多，所以清朝政府就想找个机会把他压一下。

顺治18年7月13日，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与另外十七名闹事的士子被集体执行了斩立决，据说，金圣叹这位才华横溢的江南大才子，被行刑前，竟然向监斩官索酒畅饮，边饮边幽默的调侃，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金圣叹生于明末，作为亡国的一代文人，他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而最终夺取他性命的这起案件，起因正和清初的赋税制度有关。当时苏州吴县的县令任维初，一面以严刑催缴赋税致人死命，一面又私自倒卖官米，从而激起苏州当地的一些士子来到苏州文庙，以哭庙的形式向孔夫子表达心中的不满与愤懑。此时恰值顺治帝刚刚驾崩，已受任维初贿赂的巡抚朱国治，不但不治任维初之罪，反而向朝廷报告江南士子集体哭庙惊动先帝之灵，如此一来，遂导致哭庙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被杀，这便是清初著名的抗粮哭庙案，它与江南的奏销案和通海案一起被称为清初江南三大案。其中哭庙案和奏销案有着很相同的背景，都是清初江南地区因粮税催缴任务过重导致的社会事件。

郭松义：最大的一个案子就是奏销案，奏销案当时就是被撤革的上万人，所以名义上是追讨钱粮，实际上也是借这个机会压你一下。

清朝统治者要想顺利地征税，仅仅靠着追讨钱粮显然是不够的，归根结底，需要让赋役条款和程序变得更为简化和有利于养民，为此，顺治朝编纂的《赋役全书》，在政策层面继续完善，通过归并合则，使明朝后期以来名目繁杂的赋役款目，到了清代基本上规范为田赋和丁银两大项。

潘振平：他还是分两块征的，就是从地亩征的赋-田赋，和成年男子正征的所谓丁银，这是两块，是分头收的，那么清朝入关之后，它也就是实行了明朝的这个制度，继承了明朝这个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它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没地的人，就是没地的农民，他也要承受他的人头税，人头税他也要征，那么对他们来讲，这块东西它就不公平，他会觉得他没有必要征呀，所以他就跑，所以这款东西的征收比较麻烦，可能从数额上来讲也不能征收得足。

康熙二年，清廷又采纳工科给事中吴国龙的建议，将所有的杂项都成为地丁钱粮，于康熙三年开始执行，后来康熙帝鉴于户口、田地比过去有所增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容易造成混淆，于24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

郭松义：到了明朝后期，田赋的这个折银的趋势越来越多，那么役也有变化，就是可以不用去抓丁去了，你出银子就行了，那么由官府来招人去雇这个人，去代役去，那么这样子呢，不是又比原来就好多了。

在明代一条鞭法上，把赋役折银化，把差徭、上供、杂办等正赋化，这是清代中期实行摊丁入亩达到最终赋役一体化的必要前提，而完善赋税政策的另外一项措施，是清初对各地无主荒地进行统计，统计以明代的鱼鳞老册为准，主要针对有地无粮，有粮无地者进行重新评测辑录。顺治十四年，重编鱼鳞图册告竣，户口清查与土地清丈同时起步，顺治四年，清廷正式下令编审人丁，第二年，再次下令编审户口，并责令州县官照旧例编制黄册。十三年，顺治帝下令将人丁编审和编制黄册合而为一，并把黄册改为简明黄册，只登载当时的里甲、熟地活丁，及应征钱粮总数，其它款目一概删除。第二年，简明黄册编制完成，正式颁行。

郭松义：比较起来，这个赋税相对好征一点，对于官府来讲，因为你只要有地，你地很难跑掉，你只要有地、有田，那么你就去征钱两就行了。但丁呢，这可是活的，他要是实在交不了了，他就跑掉了。

从鱼鳞图册和黄色的编制滞后于《赋役全书》的编制来看，清廷对土地和户口的清查，目的不在土地、户口本身，而是为了保证赋役的顺利征收，和达到规定额度。然而清代赋税改革，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新问题，比如火耗，就是衙门把老百姓的散碎银两收纳上来以后，重新熔炼成锭银，在熔炼过程中银两自然会有所损耗，这损耗的部分则由老百姓来承担。就连康熙年间任湖南偏沅巡抚的赵申乔，也不得不感慨，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私派。对此，康熙皇帝深表关注，在一道上谕中，他指出，地方官员每于正项钱粮之外，增加火耗，或者将易知由单不行晓示，而设立名色、恣意科敛，要么装入私人腰包，要么拿来贿赂上官，从而导致小民脂膏竭尽，陷入十分困苦的境地，此等情弊，深可痛恨。

为了防止官吏、书手等徇私舞弊，滥派加征，为害乡里的事情发生，清朝统治者从顺治十六年开始实行自封投柜，这是一直延续到清末的一种自主纳税的形式。每到缴税期，百姓自持官府颁发的税票携带稅银，来到县衙门里的缴税点。稅银由官吏称重，验看银两成色，当面包封盖章，由纳税百姓自行将银两投入到银柜，完成纳税过程，这是清政府在纳税的执行层面建立的制度。随着清政府的赋税制度在政策与执行层面的逐步完善，社会也进入了平稳发展期，此时的康熙大帝认为，已没有继续增加钱粮的必要，而他想要搞清楚的是，各省编审人丁增长的实际数字，于是在上谕中强调，将直隶各省征收钱粮已在册的人丁作为一个定数，以后所生人丁不再加增钱粮，而应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这样做岂止是有益于百姓，更是国家的一大盛世，这就是康熙五十一年，推出的一项历史上的重要举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潘振平：康熙的51年吧，康熙已经规定了这个，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就地丁银这块东西，不管你成年男子增加多少，我的国家我要征收的东西是固定，那么这就更便于这个摊丁入亩了，这个改革了，因为你原来摊进去之后，你如果说人口不断增生，你要多收人头税的话，如果固定下来，你不就等于少了吗。

郭松义：当时从康熙来讲，他并没有想到，后来的摊丁入亩的问题，因为他到南巡看到好多，实际上丁漏的很多，有的是家里面五六个丁，他只报了一两个丁，有的富人，他甚至就是把丁都给瞒下来了，他后来逐渐作规定。按康熙50年为准，这一年的丁数，以这一年为准，在这以后增加的丁就不加赋了，那么有了这个数字以后，就为出台这个摊丁入亩呢做了一个前期准备。

不久，大学士九卿遵旨议奏，今后编审人丁，根据康熙50年的征粮丁册，定位常额，那些新增加的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此，清廷遂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基准，将丁银征收固定了下来。

郭松义：这个只是把丁银的数字固定下来，不等于说丁银不征了，所以他还有个问题，所以要最终解决问题，还是要摊到地里面去，但是富人如果是地主的话，有可能相对的就会负担加重一些，所以摊丁入亩当时也有人反对。

杨珍：因为从康熙22年以后，就是在几十年之内没有大的战事，社会比较安定，而且经济是在逐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五十一年，清廷才颁布了这样的谕旨，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可是，颁布了这个谕旨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啊，就是丁粮分开，就是丁役不均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清朝官吏吴振预曾指出，滋生丁既永不加赋，而额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故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无其户，势难完纳。所以田赋、丁银分征造成的矛盾仍然十分严重，这一矛盾，不仅普遍存在与各省之间，即使同一省内的各府或各县之间，甚至一县之内也很不平衡，其结果，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则由有征收不力而遭参劾，官和民皆受其累，这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而如何妥善处理的地、丁之间的矛盾，成为朝廷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

郭松义：现实的东西他要作为一个大的制度变化，他还要一个实验的时间，所以直到从康熙年间，已经不断的有地方官员，包括督抚，也有官员向皇帝上过奏折，就是要求这个丁随地摊，丁随田摊。但是呢，当时像康熙呀，他都比较慎重。

康熙朝后期，江苏吴县知县雷霆，江苏巡抚韩世琦，直隶乐亭县知县于成龙等，都针对赋役不均的问题，提出了各种赋税改革方案。直到雍正帝即为后，一些大臣纷纷吁请实行摊丁入亩，他们的理由是丁不离地，地即有丁，既可以避免贫富不均之叹，也可以避免逃亡转赔之苦，更可以避免吏胥贿赂嘱托之弊，从而有裨于国计，便利于民生。

杨珍：雍正皇帝他是做了有44年的皇子，康熙47年以后，他呢就是帮助康熙来协理政务啊，你想他已经44岁，44岁在当时就是说那个比较完全成年，或者从中年开始走向老年的年龄了，他当时就是对朝政有了很多的看法，包括对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他可能也会有很多看法，但他有这个想法，这么做还是继位以后吧，一两年之内，他在看了大臣的建议以后，逐步形成的。

雍正元年7月12日，刚上任不到五个月的直隶巡抚李维钧，也上书请求将所属丁银摊入田粮征收。

潘振平：李维均也是一个比较敢干的人，比较敢于任事，雍正提拔他，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然而，李维均的上奏却得到雍正帝这样的批示，此事略早了些，更张之事在丰年举行好，候部议来再定。于是，八月初六日，李维均决定亲自进京觐见，可是，雍正帝却当面对他说，摊丁千古更张之事，你才做巡抚，不要轻举。

杨珍：因为要是摊丁入亩的话，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就是特别重要的举措，因为就取消人头税了呀，从此就取消人头税，这个在中国封建社会确实还没有过。

九月初八日，户部对李维均的上疏作出答复，认为可以应允李维均所请，从雍正二年开始，将丁银均摊到地粮之内造册征收。雍正帝未表态，而是下令，让九卿、詹事、科道对此事再进行商议。9月22日，九卿提出商议意见，应该令直隶巡抚李维均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将如何摊入田亩，分别定例，以使无地穷民免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雍正帝对九卿提出的意见很不满意，认为他们依违瞻顾，只想迎合皇上，没有真正据理祥议，九卿并没有真正体会到雍正帝令他们再度商议的真实意图。其实，雍正帝决心已下，最后明确表态说，著仍照户部议行。

潘振平：雍正这个皇帝是比较爱干事的，他的个性是他很雷厉风行，他想做事，因为康熙这个皇帝，康熙叫圣祖仁皇帝，他是比较仁慈，对官员比较宽松一点，所以当时亏空很多，各地都欠，就追不上了，就这个田赋都收不上来，多的时候都几百万，上千万的这样。雍正类雷厉风行，派出官员就到那个地方就去，第一步就追欠，你地方官要负责任，你欠了，为什么欠，你要把税追回来，追不回来我就抄你家，拿你的财产来抵，我换人抄你家。所以这个追欠雷厉风行，这个实行了几年的效果很明显，国家的这个国库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其实他的这些改革，改革手段在雍正时期很多。

雍正帝本人细致缜密，勤奋异常，是奠定清朝康雍乾盛世的重要人物，他还在任内废除了贱籍制度，把历史上世代相传的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开豁为民，编入了正户，使贱民可以读书科举，也能做官，这样也使国家增加了户口，对于推动生产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像这样的举措跟他实行摊丁入亩有着相同的心理基础，那就是最大限度的促进社会公平，扶助贫弱。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摊丁入亩这一重大赋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序幕。

郭松义：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另外的做法也不一样，所以有的采取全省统一标准，一亩地摊多少人，这个丁银，有的按州县为单位，有的是按亩来计的，每一亩田摊多少钱，摊多少丁银进去，就是交应该增加多少丁银的钱。有的地方，按交的钱两的数量来算，按银摊，就是一两银子摊多少，所以名义上说的摊丁入亩也好，摊丁入地也好，它实际上是在形式上、在内容上、在做法上还是有所差别的。

潘振平：摊丁入亩，这个问题，我刚才解释过了，就是从实际出发来讲，主要目标是国家要增加税收，或者获得更稳定的税源，那么背景那就是，既然丁银都不增加了，我这块东西就可以固定化了，所以在当时的这个事情，受到的反对，受到的阻力，其实还是比较小的，比那个耗羡要小很多，那么再加上雍正又是一个敢于任事的人，所以在他的这个任上，他就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摊丁入亩全面实现了人丁徭役税从土地税征收，使人口税与财产税合一，这就使无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税的徭役负担，使有田产的民户增加了土地税额，对于政府来说，并没有减少税收，而对百姓而言，没有名义上的人口税了，这是赋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土地、人口、财税的管理开始渐趋一体化。

潘振兴：它起码简化了手续，另外它还能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因为没有多大反对，一定意义上还有一些公平的意义，你没有地的人，你就不用再去付这个人头税。本来你就没有地，没有什么收入，你还让他付人头税，那不公平，就像现在一样，你挣得少挣得多，那个人所得税，你挣得多多交，挣的少少交。

大体来看，地多丁少的，地亩分摊丁银率低，相反的，地少丁多的分摊丁银率高，除山西等个别省份外，各省摊丁入亩虽然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一定的阻力，但整体来说，进展得相对顺利。

郭松义：摊丁入地最大的进步意义就是，人头税没有了，过去的是有人头收税的，实际上对一般老百姓来讲，他就迁徙，相对就可以自由流动，这个人员流动意味着，封建国家对人身的控制相对松弛了。

在摊丁入亩实行的相关历史时期，国家库存银两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多万了，全国人口由顺治十八年的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五年的三亿多人，不过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耕地毕竟是有限的，而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没人所得粮食日益减少，很容易导致粮价上涨，更多农民失去土地，背井离乡，从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摊丁入亩的的最终效果，还是印证了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冷静观察，他说，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这些小害累积的结果，往往是税赋改革每改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是越来越重。

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这样一番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也正是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的初衷。因为普通的农民能够细微感受赋税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公与不公，都会影响民心的向背，社会未来的走向。

公元1657年，岁次丁酉，这一年，一场全国性的客场舞弊惩治举动震惊朝野，10月27日，顺治皇帝下旨，将在当年顺天乡试中存在舞弊行为的李振邺、张我朴等七名官员和新科举子立斩，抄没家产，父母、兄弟、妻子等108人的流徙尚阳堡，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

一个月后，江南贡院再次爆出科场舞弊丑闻，最终17名负责江南乡试的考官因此事被判绞刑，第二年春节一过，顺治皇帝亲自命题，分两次对之前中榜的举子进行了复试，接着，顺治皇帝下旨，对没有通过复试的士子们分别进行处罚，共有22人被革去举人资格，24人被罚停会试，另有八人被仗刑之后，连同家属一起被流放关外。这是自科举考试以来最严厉的一次作弊惩治事件，这一次处罚几乎蔓延全国，不仅参与作弊的考官及士子被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参与作弊的士子也牵连其中，被取消功名，抄没家产。对于读书人，顺治皇帝是爱惜的，他曾经不顾满洲大臣的反对，任用精通儒学的汉臣，还亲自去太学祭拜孔子，以示对读书人的重视，并把崇儒重道定为国策。但是，他为什么又会对读书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呢。

公元1652年9月22日，顺治皇帝在太学举行隆重的释奠先师孔子典礼，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把圣人之道时刻铭记在心，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顺治的这一做法，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他所代表的清朝统治核心层，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重大决定。这是满洲贵族入住中原的第九年，关外时期，他们虽然已对汉族文化有所接触，但实行的主要还是满洲传统的风俗习惯，入主中原之后，面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有着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庞大国家，清朝的统治者很快发现，如果继续采用满洲的传统治理国家，在很多方面是行不通的。经过一番艰难抉择之后，顺治皇帝决定以中原历代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立国的根本，治国的大法。公元1653年4月，在顺治皇帝举行祭奠孔子仪式半年之后，他颁喻礼部，将崇儒重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皇帝认为帝王治理国家，要把儒学放在第一位，辅助君王，也要以儒家经典作为基本准则，只有兴文教，崇经术，才能实现天下太平，因为崇儒重道的国策已被一批精通儒学的汉臣得到了顺治皇帝的重用。

扬艳秋：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它的建立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它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样，要面临一些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之外，他还面临着很大的这个民族问题需要处理，在建立的时候它吸取了这个蒙元王朝排斥汉文化遭到灭亡的这个教训，所以呢，从顺治朝一开始呢，他就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开太平这样一个文化策略。

但是，任用汉臣对于顺治皇帝来说，这个决策并不容易，也造成了很多满洲贵族的反对，甚至顺治皇帝对自己的决定也有所怀疑，在临终前的罪己诏中，顺治皇帝把见习汉族，没能坚守纯朴旧制列在了自己过错中的第一项。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一度试图回归满洲旧制，然而，随着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以儒学作为指导国家治理的方略，再次被提上日程。傅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以博学著称，精通儒学、佛学、医学，在诗书书画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康熙初年，隐居山里的傅山接到当地官员的通知，要求他去京城参加考试，不仅仅是傅山，当时全国各地有近两百名学者，都接到了考试的通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他由康熙皇帝亲自在体仁阁主持，参加考试人的要求，学行兼优，文词卓越，而且必须由中央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地方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举荐，康熙皇帝希望从这些优秀的读书人当中选择出更为优秀者，是为博学鸿儒。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康熙求才若渴的举动，堪称旷世盛典，各地的才子名士对这次机会十分重视，除了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少数以明朝遗民自居以外，多数人都欣然前往。

陈连营：从统治阶级来讲，他们需要精英阶层进来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来源于相对落后的一个一个民族，他需要汉文化，可这一批人又不为你服务，怎么办，他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满足下知识分子一些扬名立言吧，立功、立言的这个角度，这是从国家的角度来征集博学鸿儒，有学问的人，国家授予一定的官位、名誉，这等于也是一种收买。

傅山则被地方官强行抬入京城，虽然他装病以逃避考试，但康熙皇帝爱其才，下诏对其免试，并赐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职。

杨贵生：这个傅山进了北京以后，他没有进北京城，在北京崇文门外一个圆觉寺，他就在那里一直养病，到了第二年以后，考试的时候，傅山还是告了病假，他坚决不参加清人主持的考试，在当时的话，他的民族心理较强，所以说他不剃头，不留辫子，所以说，毅然就出家当了道士，因为在当时，当了道士以后不需要剃头，留辫子。

祭孔是民间的一种对先贤尊敬仰慕和追思的纪念活动，至汉高祖刘邦之后，天子祭孔成为惯例，清朝时期，天子祭孔活动成国之大典，皇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祀礼规格又进一步提高为上祀、奠帛、祝文、三献，行三拜九叩大礼。康熙23年11月18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亲临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谒孔活动，他不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在推尊孔子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表彰朱熹和理学，他认为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明白精确，公正而不偏不倚，是继孔孟之后能够给读书人以最大帮助的圣贤之人，在征得大学士、九卿等的意见后，康熙下旨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宪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并指示精通理学的大臣熊赐履和李光地先后主持，将朱熹的论学经义汇编成朱子全书，由此，理学成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

袁立泽：民国时代的著名的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论断，叫做就是清世理学，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什么意思呢，就是理学做为一个学术形态，在整个清代的社会，它处在一个衰败、没落的过程之中，但是它并不妨碍统治者，把理学做为一个纲常名教的利器，去维护它的统治，所以清代的统治者，在理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去不断地去推崇它，同时呢以身作则，做了很多解释工作，所以，理学在帮助清代统治者，执行它的统治理念方面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1749年开始，乾隆皇帝先后数次下诏，请内外官员荐举潜心经学之人，可设经学特科，这次经学特科从举荐到录取，历时两年，经过层层选择，严格审核，虽然乾隆皇帝最终仅选定了四人，但这次经学特科，却让各地的经学之士大受鼓舞，江南经师惠栋更是感慨，这是自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没有过的旷世盛典。江南贡院旧址，位于南京城最繁华的夫子庙景区，秦淮河两岸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这里的景点也大多和文化有关，科举曾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如今依然在不断给后人带来无尽的财富。康熙皇帝选定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是为了建立适合清王朝统治的文化伦理，但是，如何让这样的文化伦理深入人心，成为百信教化的一部分，是康熙皇帝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就是位于北京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博物馆内的一件藏品，真实记录了当年康熙皇帝对于教化民众所采取的措施。省谕16条发表于康熙九年，对于理学的研究，使康熙皇帝认识到，治理国家不仅需要法律的令行禁止，教化民众才是第一要务，为了实现对老百姓的教化，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康熙皇帝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具体化为圣谕16条，希望借此达到尚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目的。为了使百姓能够更好地理解圣谕，各直省府州县官员，以及富有教化之责的学政系统，或以图解、诗、谣的形式，或以百信直接理解的白话，或直接讲解，或将其与律合释等，对圣谕16条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和通俗化的努力。

公元1698年九月，康熙第三次南巡，在开源通往盛京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臣工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原已经16个年头，在得到皇帝东巡的消息后，他向开原的地方长官申请，并经盛京将军批准，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人，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一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便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康熙39年，陈梦雷根据自己家中经史子集类藏书，以一人之力开始了图书的编纂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三皇子胤祉的支持，胤祉允许他利用王府中所藏典籍，并提供经费让他雇人缮写，以尽快完成图书编纂工作。六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这部书稿暂定名为汇编，分为六汇编，三十二志，六千部，约一万多卷，康熙皇帝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专门开馆，命胤祉和陈梦雷主持工作，率领八十名人员，对该书做进一步修改润色，负责印刷事宜，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四年最终完成，今全书包含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零九部，计一万卷，它不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类图书，就是比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也要大三四倍，因而被外国学者称为康熙百科全书。

雍正皇帝亲自作序，认为该书海纳百川，包罗万象，集诸子经史百家之大成。乾隆皇帝，大学士张廷玉也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但古今图书集成确实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清代总结整理古代文化，与此书已初见规模，事实上，清王朝早在建国之初，就对搜访，纂修图书给予很大关注，顺治十四年三月，顺治皇帝令各省学臣购求遗书，以此为开端，康熙、乾隆年间，搜访遗书的活动愈加推进，同时，编纂图书也越来越活跃，经史。政典之外，性理、诗文、音韵，历法、数学、地理、名物、汇编等一大批图书也相继问世，仅以清宫藏书来看，其藏书量之大，藏书质地多，内容之博，校勘之精，书品之佳，雕板技术之高，装潢之美，利用之广，都超过了历朝各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到今天，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依然藏有清代图书30多万册，其中30多万册存储于北京故宫博物馆，令十五万册收藏与台北故宫。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文治武功，到乾隆时期已经进入全盛时代，乾隆皇帝曾于公元1741年，颁诏各省督抚、学政，访求天下遗书，公元1772年正月，他再次颁诏求书，但因应者寥寥，乾隆皇帝大为恼火，于十月又下诏进行督促。

陈晓华：因为清朝的前期文字狱相当兴盛，虽然乾隆一再下旨说，只会罪书不罪人，就是你的书有毛病，我只会把书给毁了，我不会最罪人，你把书籍献上来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文字狱留下的阴影，老百姓不敢把自己的书籍交上去，那么同时这些督抚，他摸不清楚乾隆到底想干什么，所以说在没有揣摩好自己主子的意思之后，他们也不敢积极地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说当时的征书工作很不顺利。

在此情形下，安徽学政朱筠率先响应，对图书征集、著录、校雠等提出四条具体的意见，朱筠基校永乐大典的建议，一度在朝堂上引起大臣们的激烈争论。最后乾隆皇帝作出指示，基本采纳朱筠的建议，他下令将所辑佚书，各省采集上来的，及武英殿所有官刻书籍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陈连营：从那个乾隆个人来说，他有政治目的，他就是统一思想，对古代文化典籍需要整理，从乾隆37年，37年下半年，这个主意提出来，很快就受到这个乾隆皇帝的呼应。

四库全书指公元1773年2月开馆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便投入其中，仅四库全书卷首开列诸臣职名既有360多名，而事实上，参与者远远超过此数。据学者郭伯恭考证，仅前后选用的榶录人员就多达3826人，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计79309卷，存目6793种，计93551卷，如果加上以各种原因而淘汰不存的书籍，数量就更为庞大了，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计四十四小类，六十六子目，为了有所区别，经部封面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进行标识。公元1781年12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缮写完工，公元1782年至1784年，又各完成三份，这四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文朔阁，成为北四阁。此外乾隆为彰显国家藏书美富，便利江浙士子就近观摩誊录，还下令再缮写三份，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子湖畔文澜阁，成为南三阁。

陈连营：把中国的这个典籍做了一次梳理，集出来的一批训释书，包括永乐大典，后来见不到的书，它又把它集出来，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好多人能看到，咱们不是现在的印刷时代，那时候图书流通毕竟还是有限，它能集国家的物力，包括这个人力，对文化的传播应该是起到积极作用。

清朝的修书活动，对于整理典籍，发扬学术，固然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是皇帝下旨修书的唯一目的。公元1722年11月13日，康熙皇帝去世，皇四子胤禛即位，年号雍正，新皇帝登基之时，陈梦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正在印刷过程中，这一年，陈梦雷已经72岁，他为了编著这本图书已花了20多年的时间，这部凝结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即将问世，陈梦雷也将完成他报答康熙皇帝和皇三子胤祉知遇之恩的夙愿，但是最终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却没有署上陈梦雷的名字。

杨珍：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从我们发现的史料来看，陈梦雷是卷入这个康熙朝中后期的储位之中的汉族人中卷入最深的一个人，他有很多行动，比如说他和庶士在一起，为皇三子希求大位，而且还政宴一些跟皇太子关系不好的皇子，这里面包括废太子胤礽，还有皇长子胤禵，甚至也包括后来的雍正皇帝，当时的皇四子胤禛。

原来，雍正即位之后，因为和皇三子的政治斗争，他不仅将陈梦雷及其门生排挤出古今图书集成馆，甚至将陈梦雷父子再次发谴关外，重新任命蒋廷锡，陈邦彦担任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蒋廷锡，陈邦彦接收后，对已经印刷的9621卷再次校正，改正错字，对未印刷的379卷重新审核、印刷和装帧，并把原书中的志改为典。除此之外，并没有对陈梦雷已经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做大的修改，而就在古今图书集成出版的当年，新任副总编纂官陈邦彦也莫名其妙地被雍正皇帝革去官职。陈邦彦被革职，和一首诗大有关系，江南武进人钱名世，康熙42年探花，与年羹尧为乡试同年，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钱名世曾作诗8首赠年羹尧以表示祝贺，其中有一句写道，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据钱名世自己注解，这句诗的意思，是年将军率兵平西藏，应该刻一座碑，立在康熙皇帝平藏碑的后面。不过，钱名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这句用作唱和酬答的诗却为自己引来了一场大祸，也让其家族蒙受了多年的屈辱。

陈晓华：雍正皇帝惩处他的方法比较有趣，他给他写了一个匾，写的是名教罪人，挂在他家门口，让所有的官员路过去都骂他，还要写诗去斥责他。

袁立泽：那么名教，我们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纲常礼教这个东西，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投的这个诗，他给年羹尧投诗，后来呢，罪名是什么呢，就是他谄媚奸恶，因为年羹尧本身是大奸大恶之人，在后来给年羹尧案子里边呢，雍正给了大概给他罗列了92条罪状，当然很多都是子虚乌有的，那么名教罪人，实际上就是说，你对这个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构成了一个犯罪，所以读书人嘛，因为他第一不是年党，第二他又不是反清的义士，所以他不过就是写了几首诗，而且，应该说是他希望自己的这个仕途更发达一点，最后雍正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叫做明教罪人，所以说对当时士林的打压是很可怕的。

雍正皇帝还命令科举出身的在籍大小官员，作诗批判钱名世的罪恶，最终雍正挑选出自己认为满意的385名官员的诗作，汇在一起，令钱名世自己花钱，把这些讽刺他的诗出版刊印。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因作诗没有达到皇帝的要求，而受到了严厉处分，像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此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正在负责修订古今图书集成的陈邦彦，以及他的堂弟陈邦直，就是因批判钱名世的诗作没有过关而被革职。雍正何以对一首诗如此震怒，以至于大动干戈呢，实际上，雍正最担心的是官员结党，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他希望臣工心里只有皇帝，对皇帝一心一意，俯首听命，绝对不能有其它的想法。为了掌握官员的思想动向，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关注官员的言行，一旦发现对朝廷不利的言论，则采取严厉手段进行打压，从诗文和书籍中，寻章摘句，发现臣民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乃至捕风捉影，妄加罪名，从而对相关人员严厉镇压，这就是清朝的文字狱。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尤以乾隆时最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不超过十起，雍正时近20起，乾隆时则多达130余起，平均一年两起还多，其中骇人听闻的大案由庄廷龙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维民所止案，曾静和吕留良诗文案，及湖中藻坚磨生诗钞案等等。

陈晓华：到龚自珍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到清朝中后期了，龚自珍还在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也就是说这个文字狱的阴影，给清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清朝人的一些思想受到了限制。

与文字狱相伴行者是清朝统治者掀起的禁书、毁书狂潮，其中尤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最为肆无忌惮，借修书之名查缴禁书，正是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目的，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明令查缴禁书，一直到五十八年，近20年间，历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毁，或遭抽毁，遂酿成空前未有的图书浩劫，据统计，清廷毁禁的图书达3100多种，十五万一千余部，销毁的书板在八万块以上。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四库全书的编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陈连营：当时也毁掉了好多书，有的说是毁掉十五万册，也一万多卷，那量很大，整个四库全书也不过三万多卷，他又毁掉了几万卷，包括有些研究说是，包括一批明代档案，毁掉了1000多万件，你想整个明代档案，就毁掉了不少，涉及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这个对东北地区，对满族的先世，有些问题它都是属于禁止之列的。

明史，中国24史中的最后一部，这部史书从清军入关后的第二年开始筹备，到乾隆四年最后完成，前后历时九十四年，这部史书的编纂众多，几乎囊括而来清朝前一百年中最有名的博学鸿儒，可谓人才济济。最初，清朝统治者设立明史馆，是为了笼络明朝遗臣，增加汉族官员的感情寄托。

杨艳秋：当时呢清王朝实际上它的政权是不稳定的，而且抗清的战争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而且经济也不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实际上是不适合修史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来修明史了，这里面的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深层的政治原因，因为清王朝它是以少数民族来入主中原，它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来昭示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清朝呢，在这个时候，在顺着二年的时候，这么仓促地提出这么一个修明史的举措，实际上他是一个维护统治政权的一个需要，来向天下宣扬、昭示明朝已经灭亡了，我是继明朝之后的一个正统王朝。

随着编纂过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人加入了进来，成为了清王朝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而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在这些读书人中不断剔除与自己统治思想相悖部分，一部明史见证了清朝前100的的文治，也见证了这一百年来因推行文字而出现的文字狱。怀柔与镇压相互使用，是清朝统治者对待汉族知识人的策略，清朝统治者称之为宽严相济。清王朝的前150年，是一个从乱到治的过程，这150年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整体呈上升趋势，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比较重视宽严并用，以加强对广大臣民，汉族知识人的引导与控制，从而实现有效的统治。

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之使人始终是不信任的，他们对结党深恶痛绝，对有名望的儒臣深怀疑虑，对草野遗民更是念念不忘，于是他们一方面笼络读书人，一方面打压读书人，交互使用怀柔与镇压的两手，最终达到天下读书人不敢有二心，只为我所用的目的，这种所谓的宽严相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清王朝的根基，使国家实现了由乱到治，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宽严相济，也导致了可怕的后果，清朝时查缴禁书，文字狱横行，这对于中华思想文化来说，无异于一次浩劫，而当时的读书人因惧怕文祸，不得不将学术思想限定在朝廷允许的框架内，学问多用于保身，而缺少争鸣与探索。如此一来，清朝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狭隘和禁锢，时代在变，国际形势在变，如何应对决定了清王朝的未来命运。

国家自强运动的口号。

这里是福海，上世纪80年代在圆明园遗址上重新建造的一片水域，150多年前，这里有这一片更大的水域，也称福海，是当年圆明园最大的湖，有着最漂亮的水景。雍正皇帝精心设计，在湖中心三座小岛上建造了美轮美奂的亭台，暗喻这里是瀛海三山，蓬莱仙境。到清朝中期乾隆时代，圆明园已汇集了各具特色的园林景观群，悬挂着匾额的楼堂殿阁，约600多座，占地350公顷，被誉为万园之园。公元1860年10月6日，这片建筑史上的杰作开始遭遇连续多日的大劫难，一位历史的见证者也在那一晚跳福海自尽。圆明园管园大臣元丰，有着一份傲人的履历，咸丰十年的八月，刚刚到圆明园走马上任，其个人的前途看似灿烂无比，殊不知此时此刻，整个大清的前途依然黯淡无光，当英法联军蛮横地闯入圆明园的时候。文丰身边只有二十几位手拿传统冷兵器的技勇太监，尽管这些技勇太监毫无畏惧，奋勇抵抗，但是一个个血肉之躯所面对的则是闪烁着火星的子弹。在这场完全不对等的对抗中，文丰知道自己已无力回天，史载，文丰从容赴难，不愧完人，而他也没有机会看到由此即将拉开的自强运动的大幕。

1861年3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报道，题目是香港卖奇珍，北京战利品令人炫目，文中提到，香港天天转运着英法两国的部队、军粮和其他军用物资。从北京回来的部队，尤其是法国远征军，无不满载着抢回来的赃物返回欧洲，一位法国军官以2000英镑的高价卖给该文作者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项链，140颗珍珠颗颗大如樱桃，这位军官甚至还有几件明显属于清国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贵宝石，这些战利品大部分流向了欧洲和美国，仅香港就为购买这些罕见的奢饰品，花费了至少100万英镑，正如这篇报道提到的，北京战利品正是来自于皇家园林圆明园。

1860年10月7日随后的几天，圆明园内的皇家珍宝被洗劫一空，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再次冲入圆明园，纵火将之焚烧，大火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对于热河躲避战火的咸丰皇帝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在第二年，也就是1861年，这位只有31岁的年轻皇帝边撒手人寰。圆明园建造于雍正乾隆年间，可以说倾举国之力，呕两代帝王之心血而建成，是雍正、乾隆这样有才华有所作为的帝王，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如今毁在了咸丰的手上，愧对先祖的压力可想而知。詹姆斯.霍普.格兰特，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英国陆上部队指挥官，1860年8月1日，登陆天津北塘之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完成了攻占北京的目的，历史上对他是否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枪掳并没有特别的记载，但这张照片中，格兰特身旁分明是一件精致昂贵的中国瓷器，而其目光中则流露出一种得意与贪婪。当千百年来在农耕文明滋养下，谦逊隐忍的华夏百姓，遭遇西方列强的狼性扩张时，是继续保守自闭，还是勇敢的迈步自强，是中国人站在历史关口前必须面临的抉择。

1840年与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然而，对于道光皇帝和办理交涉事务的官僚来讲，却是一种解脱。他们终于为摆脱了洋人要求直入北京谈判的麻烦，并将之限制在五个开放口岸而暗自庆幸、耆英以《南京条约》签订人的身份，在战后获得空前的权力，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除了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入城内，北发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几个士大夫痛心疾首的编著了几本了解外国的著作外，没有迹象表明这一事件对这个体制产生多大的震动。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英法两国的赔款到八百万两，天津外国商务区对外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英国割去了九龙半岛，甚至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也夫，以居间调停的角色，也能诱使清朝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巧取豪夺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使得俄国人不废一兵一弹便夺取了中国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便主权一次又一次的受到侵犯，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却仍然对西方的先进技术表现出被动与麻木。

马勇：中国被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败了，之后开放了五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该再接再厉，向林则徐、像魏源讲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就好了嘛，但是满洲人不这么想，满洲人想现在很好嘛，五口通商口岸就够了，原来一个，现在五个，他好官制嘛，因此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从1842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就错过了18年的发展机遇，就没有能够主动向西方学习。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有着上百年宗藩体制，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从没有把西方人看在眼里，而战后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的大清国，仍然不能正视西方比自己强大的事实，清廷内外依然认为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敌夷是没有文化的，学习西方就是溃夷夏之防。可见，比起国土国权的沦丧，文化的优越感似乎更能让清廷聊以自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将中国牢牢地禁锢在外国的特权之下，直到雅尔塔会议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这套体系的掠夺。英法联军攻破首都，迫使皇帝外逃，焚毁号称着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这标志着自称世界中心的文明古国遭到无情的羞辱。四年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这也完全是由于其内部原因，才使得清政府平定内乱取得成功，在签订条约后出现暂时平静与内部危机暂时消失之际，使得一部分士大夫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近二十多年来内忧外患的症结所在，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由此而生。

历史在150多年前，开启了中国文明在近现代意义上第一次自强运动，以求强、求富，培养实用人才为三大具体目标的洋务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增强清王朝抵御外侮、镇压内乱的实力，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并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运动的结局，却如同落花流水般消失，其最终的失败到底是在哪里埋下的伏笔呢？

雷颐：第一次鸦片战争，你被他的武器打败了，就应该走这一步自强的运动，但是朝廷从上到下都没有认识到，林则徐提出了这个，还受到了批判，他让他的好友编了一本书叫做《海国图志》，提出明确的提出了这些观念，结果中国从上到下都批判这本书，排斥这本书，抵制这本书，这本书传到了日本，日本在很短时间内刊刻了二十多版，所以这本书对20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林则徐、魏源为了启蒙中国人编的书，中国人拒绝接受，直到过了20年后，这时候曾、左、李才觉得这个枪炮确实厉害，我们得承认，洋枪洋炮就是比我们的大刀长矛要先进，用它不是用夷变夏。第二步，我要改造，不仅要买还要造。

大力开展洋务运动的洋务派大臣大多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员，他们都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随清廷以汉制汉的战略原则下，得以施展拳脚，但在重满抑汉的政治格局中，他们的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谨慎，洋务运动的每一项举措都要不断的向清廷上奏。此时，清廷内部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但支持洋务运动里也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

雷颐：因为曾、左、李都是地方官，没有中央的支持或者中央某个得力的大员支持很难推行的，那么朝廷里面有个人是支持的，就是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可以说是当时朝廷里面最有见识的一个人，那么他支持，为什么他要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他通过这个跟洋人的谈判，就是第二此鸦片战争，他是留下来跟英法联军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发现了，突然发现英法并不是说要把清王朝推翻，他自己当皇帝，他只是要求你通商，关税，租界，赔这个军费，他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甚至可以跟他合作，他并没有要推翻我，所以他支持用洋枪洋炮。

1864年的一天，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的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突然发现天津大沽口有三艘丹麦商船，由于普鲁士与丹麦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作为自己上任途中的战利品。其实，正是美国传教士丁提亮在总理衙门下属机构同文馆，翻译的万国公法完成不久，于是清朝官员根据万国公法中国际法的相关条例，拒绝接纳李福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理由是这种将欧洲战争扩大到中国内水的行为使非法的，最终，李福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金，这位颇具胆识远见的清朝官员，正是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䜣，总理衙门也当即印发了三百部万国公法给各省当局，让中国的官员们开始学习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权益。

道光皇帝龙生九子，第四子是咸丰皇帝，而第六子便是爱新觉罗.奕欣，恭亲王奕欣，身份高贵，为人机敏，勇武有力，作风果断。1861年，他留在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也在痛定思痛之后，会同大学士桂良、文祥上了一个奏章，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这个奏章是心理上遭到严重挫折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全面反思和总结的文件，它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承认俄、英、法、美等国实力上强于清朝，无论剿还是抚，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丧失，而在灰心丧气中，咸丰皇帝也不得准奏。这六条建议是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处理外交事务，在天津设立一个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三个北方口岸，令广东、上海各派两名通晓外语的翻译来京当差，在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颖，年龄在13、14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各海口内外商情与各国新闻纸按月层报总理衙门。尽管这个奏折并没有显示清朝统治者愿意主动地了解外界事物的改变，但至少表明他们愿意面对现实了。

马勇：所以在1860年的底，恭亲王给朝廷写了就是善后六条，这是决定后来几十年自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决定后来几十年就这样，它的逻辑关联什么呢，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还必需从海军开始，从水军开始，因为原来是中国农业文明，我们没有水军，我们的沿海只要筑炮台就行了，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要海军，要有这些东西，那么要有海军，就要有自己能掌握海军的人，那么这样教育起来了，留学，办新教育，办新学堂，那么自然就发生了，要有这个现代化的这种军队，就必须有这种制造枪炮，制造船舰的工厂，因此，军事工业就自然发生。

为了富国强兵，各省的大员积极主动更新旧式军制和装备，纷纷兴办制造枪炮的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其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炮局，左宗棠也在福建开始仿造开花炮无壳抬枪等装备。1865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精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创办，制造总局内先后增建翻译馆，气锤常、枪长、黑色火药长和枪子厂，虽然所造枪跑在技术上与国外还有近十年的差距，但在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的过程中，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作用不容小觑。另外一个大型军工企业，是左宗棠在福建期间于1866年奏请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以建造军舰和火炮为主要任务，先后建造万年青号，镇海号，杨武号军舰，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一批能够自主仿造轮船及轮机，能够按照图纸完后各项工艺的技术工匠，因此在1874年遣散了所有聘用的洋人技师和工匠。到1894年，福州船政局共造成34艘格式轮船，其中有巡洋舰，鱼雷舰等铁甲舰。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各省设立的军工企业，已经遍布十八个省，达到三十四家。1889年，刚刚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率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并以其为依托，兴办了汉阳兵工厂等一些列军工企业，汉阳造由此闻名全国。

除了在各地建造兵工厂，自己生产武器，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在对外和对内的战争过程中。原有的八旗和绿营为主的军事体制，已经到了要改革的时候，虽然新式团练的湘军和淮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装备和管理与外国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华的利益已经与清朝紧紧维系在一起，所以不断建议清朝训练和建立新式军队。1862年，由17名英国军官训练使用英俄枪炮组成的两个营和一个炮兵队，开始在直隶练兵，这是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此后，编练新军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经常出现的现象，但这些新军，则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巨大的财政压力也让洋务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瓶颈，朝廷中反对者纷纷以国库亏空为名要求停止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曾国藩则上奏分析国际局势，坚持不能停，那么钱从哪里来呢。1876年9月，李鸿章上奏朝廷，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他指出，国家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则在于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因此，从同治末年开始，各种以富国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开始大规模兴办，而突破口就是航运业。

樊勇：中国自古代以来，有上百年的这种漕运的历史，那么漕运呢就是说嗯从这个江南这个鱼米之乡一带，走水路、走内河、走运河，而向政府向北方京津唐一带，运送政府的官粮，这在历史上成为漕运，这种模式到了晚清时候就无力继续维持，一方面由于这个运河堵塞，泥沙淤积，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大量的海轮运用到中国，那么海轮它的运力强，速度快，那中国原始的这种沙船，木质沙船，是不占优势的，这种局面下，为了就是解决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漕粮运输的这么一个困难，那么李鸿章就提出了要购买这个外国的这个大型的蒸汽动力的轮船，建立中国近代的商船队，发展民族航运业，在这个基础上，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同治皇帝上传了一份奏折，设局招商，试办轮船，纷纭江浙漕粮，那个奏折在三天以后得到了批准，招商局就因此而成立。

位于深圳蛇口的招商局博物馆内，记录着在晚清洋务运动中，这家民族工商业先驱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当年，清朝中央淯于旧的思维，排斥民间国人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立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购轮船。1873年1月，清朝统治者总算打破旧思维，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采用由政府设立商局，招徕民间各商船所有轮船股本，实际上政府设立公司，民间资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这种体制被称为官督商办。

雷颐：有一帮跟澳门，就是香山的那一边人，跟澳门有所来往的那人也不考科举，被人瞧不起的这帮人，他知道中国这个租界，上海租界有很多洋商，洋商他们毕竟外语，这中国话也不会，对中国国情也不了解，他们需要一些中国人帮他们做事，就是历史我们说的买办，这些买办实际上是帮洋人做事，他们有很多钱，又懂得这个外国的现代化的企业，现代化技术，他们特别想办，但是政府进行压制，不许可，所以洋务运动为什么开始只能官办，因为连官办，连曾、左、李那么大的权力，他遇到还有那么大的阻力，你民间办他根本就不许可。

清政府的财政一直非常困难，而这些生产现代化的枪炮是极其费钱的，财政有点维持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不是停，而是想办法赚钱，怎么赚钱，由政府生产民用品，民用机器，从生产枪炮，同时还要生产民用品，这时候洋务运动就从求强变为这个求富。

现在的开滦煤矿，前身叫开平煤矿，由于各地军工企业的兴起，煤炭等能源日趋紧缺，因此李鸿章等人开始建议开采煤矿，以广利用。到1884年，总共开办12个煤矿集中，大多数是官商督办。李鸿章还将电报总局改为官商督办，招募民间资金进行发展，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官、商电线总计达到46492里，基本形成了一个东北达到黑龙江中俄边界，西北达甘肃，新疆，东南达到福建、台湾，西南达到云南、广西一个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报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三十多年间，中国社会从完全闭塞，对外界没有认知，到造轮船，通电报，修铁路，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的变革，以往，清政府对外界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三个不同的部门，礼部、理藩院与鸿胪寺，它们的主要功能便是用于安排每年元旦，各国使节来北京朝贺的班次，与接待礼仪，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的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则归广州将军管辖。

随着沉重的国门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不断轰击之下缓慢地开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面孔开始出现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角落，这场由汉族官僚们发动的学习西方的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门之外的世界。继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后，上海于1864年设立广方言馆，其后，湖北、新疆、台湾、广州都设立了各种新式学校。同时，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与天津武备学堂的设立，则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的前身。1872年，经过十年的酝酿，清政府决定分四年，每年30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带领，这些学生分别在法政、工科、矿学、化学等专业就读，其中詹天佑等人学成，地方大员中，有船政大臣沈葆桢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的举动，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后，丁日昌继任大臣继续了这项事业。这批留法学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刘步蟾、方伯谦、萨镇冰、严宗光等人都成为了日后海军的中坚力量。由此同时，同文馆，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江南翻译局等机构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从此，西方政法，军事、工程、科学、历史等著作进入中国，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早期林则徐、魏源时代有了更直接的媒介，也有了更多近距离感知西方的机会。

1875年，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的郭嵩焘，成为了大清帝国第一任驻英国大使，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方面，貌似终于走上正轨，但从十九世纪起，西方各国已经逐步建立起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体系，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几年变革之路的中国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们来说，却依然十分陌生。

马勇：当时在1860到1880年代，中国能出去的人很少，像郭嵩焘同时和之后呢，一个公使都驻好几个国际，就很少了，有很少的原因，不能说中国没有钱，而是中国没有事，那就是你在这个国家没事，那设个大使馆很无聊嘛，当年出使，最早一批出使的使臣，是每天都要求写日记，见到什么遇到什么都记下来，这个东西记下来之后呢，总理衙门应该把这东西应该是安排出版，给的高级干部作为范本，作为学习，你要了解外国是怎么回事。那么郭嵩焘在这里边就描写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描写的那么仔细，那么好，结果回国之后，他是187几年回来吗，这是洋务运动都已经用了20好几年了，结果这书一出来，一下遭到这个普遍性的反对，反对就像什么崇洋媚外，最后，他就郁郁而终。

在洋务运动这段时间，抑郁而终的清朝官员不仅郭嵩焘一人，他们的顽固与和多多少少西方不可避免的接触与碰撞有着必然的联系。胡林翼，道光年进士，他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被称为中兴名臣。从朝廷的角度说，胡林翼有能力，有功绩，有忠心，即便是这样一个能臣，当他看到洋火轮在长江中逆流飞速前进时，心中仍然会产生对洋人莫可名状的恐惧，不久，他就在忧惧中病逝了。能曾国藩却截然不同，他于1862年在安庆制造了一艘新式轮船，但在试航的时候却遭到失败。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气馁，他更加坚定的要求，解开制造轮船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洋人对先进火器技术的垄断，然而像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却凤毛麟角。在洋务重臣的内部，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尚且差异巨大，而在更多官员心中，不愿学习，不想改变，更成为一种可怕的历史惯性。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便处于自我体系的溃散中，调整心态，推进自强的速度似乎一直都赶不上在于异文明对抗的失败中而引发的自我崩溃的速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整个大清国以重创，这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努力，看起来如镜花水月，收效甚微。

马勇：甲午战争，我们总共打，在朝鲜战场，就牙山打了两小时，平壤打了12个小时，黄海打了五个小时，就一败涂地，那后来就在检讨这个事情，120年了，我们都在检讨甲午战争，多种说法都有，但我觉得可能最根本还是孙中山讲的，就是当时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清政府不是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它就是一个自强么，就是这种，我要使我的这种军队不一样，那么这种自强运动，它就没有政治架构方面改革，没有制度改革，更没有文化的改革和这种其他的这种国民心理素质改造。

整个自强运动的实际操作者是洋务派重臣，而在朝廷层面的领导者，却是恭亲王奕䜣，但可悲的是位高权重的奕䜣依然是一枚可以被拿掉的棋子，因为他头上还有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1861年，弥留之际的咸丰皇帝，决定将已经动荡不安的帝国留给自己的长子年仅六岁的载淳，这一刻也决定了大清王朝的最终归宿。在以后的近五十年中，载淳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新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杏贞，就是左右了这个帝国半个世纪的慈禧。1861年，恭亲王奕䜣帮助慈禧发动政变，将咸丰皇帝去世时安排的顾命大臣一网打尽，从此在外籍臣僚面前，奕䜣成为了慈禧太后的一枚棋子，但慈禧又同时警惕着奕䜣势力的发展。由于成功解决了与英法两国的谈判，以及顺利设立总理衙门，奕䜣集议政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于一身，成为大清王朝最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这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奕䜣所指挥的军机处进退失据，慈禧太后借口萎靡因循，将恭亲王奕䜣所有的职位一举解除，从此清政府中枢再也没有出现过有能力的领导。

雷颐：他用人的体制呢，慈禧是在掌握一种平衡，她既不能说完全不要这个自强运动的这批人，她知道必须得有这些人，但又不能让你的力量过大，始终有一批这个反对者，她也是支持的，今天支持这个，明天支持那个，所以中国的这个自强运动，始终没有很顺利的发展，总是在妥协，艰难地一点一点妥协，要不然你一点都不能慢，只能说中国的自强运动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土壤，或者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他们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走得那么远，因为当时他们遇到的阻力太大了。

奕䜣淡出政坛之后，接任中枢领导的是身为主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以及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这两位庸碌之辈，在保守派的非议与阻挠之下，更显无能，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大员的经营，而每个决策都会面临来自所谓保守派的攻击，这些保守派大臣大多都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清流人士，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认为任何妥协谈判的行为都是丧权辱国，而且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会导致以夷变夏，使得华夏文明遭到玷污，这种道德上的纯净主义，在价值上是可贵的，但在社会实际层面却往往无所作为，甚至为社会进步的阻力。

雷颐：实际上到后来洋务运动，它的弊病，自强运动的弊病已经开始出来了，这种官督商办企业产权不清，开始办的很好很好，没什么问题，后来办得很大了，或者企业赚钱赚的很多了，究竟是谁的，政府觉得那就是属于我的呀，注册就是我的，登记就是清政府的，商人觉得就是我的呀，是我注资的，都是我的钱，我经营发展了这么大，你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产权不清就会产生矛盾，那么有一些官员一直反对这个的，始终借着说这是官企，那里面贪污的没有，要查账，一次一次查账，都对这些企业就造成损害，包括它的官企，它的贪污腐败，尤其后来产权不清，双方在那儿争，一出现这种争执，这个企业还能办得好吗。

在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的立场自强运动，或者名曰洋务运动，也有人说是同光中兴，其结局并没有带来清政府所期待的振兴，反而是更彻底的溃败，随后的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用人体制的弊端和体制性腐败，最终断送了这场自强运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与借鉴。1887年的一天，天津武备学堂模仿西方的制造方法，做了一个小型的氢气球，在试验放飞的时候，不料牵绳断裂，气球随风飘去。当局向周边居民发出公告，倘有军民等人捡得，即日送桓本堂，并记明某日某时捡到，送到后，除酌量路途远近给予川资外，并赏银十两。同年八月，天津武备学堂有举行了一次试飞，邀请海军驻扎沈阳军队的营防统领前往观摩，这是中国第一次试制、试放自己的载人气球。这次小型的氢气球放飞活动，是一次饶有兴味的暗示，尽管在旧制度的皮囊下，开展的近代工业化的努力步履维艰，但中国仍然没有停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探索，至少在器物的层面上开始进入世界体系，对于华夏子孙来说，秉承百年前的自强精神，今日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公元1840年四月七日星期二，英国伦敦春天里普通的一天，在英国下议院，一场异常激烈的辩论刚刚拉开序幕。在场的四百多位下议院议员都加入了论战之中，这样的辩论足足进行了三天，但是让他们激烈争论的不是英国的法案和政令，而是攸关万里之外另一个国家国运的决策。辩论焦点只有一个，英国政府到底该不该籍鸦片之名，对遥远的中国发动一场战争，议员当中，被后世誉为英国汉学之父的托马斯斯当东备受瞩目，他极力鼓动用战争取代对中国的外交谈判，这一主张来自其几十年来怼中国情况的广泛了解和切身体验。

十二岁时，斯当东曾跟随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作为使团中年龄最小和唯一会讲中文的成员，受到乾隆的青睐，得到一个皇帝亲手赠送的荷包。随马嘎尔尼出使是斯当东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开始，对中英两国来说，这更是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重要事件，它是东方的首席代表中国和西方的新锐代表英国，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具分量的大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令无数曾对中国魂牵梦绕的欧洲人改变他们对这个东方古国的印象的转折点。

这里曾是避暑山庄的詹泊敬诚殿，公元1793年9月24日，乾隆皇帝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八十三岁生日，并在此接见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一行，马嘎尔尼访华的名头是庆祝乾隆皇帝大寿，但根据国务大臣邓达斯的训令，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是增进与中国的来往，以便在中国销售及其印度领地的产品。为此，英国人做足了准备，光礼物就带了六百多箱，包括全欧洲最精美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各国国土、首都和航海线路的地球仪，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英国最大战舰-君主号模型，以及榴弹炮等武器。他们确信这些代表欧洲先进科技的礼物，一定能使中国人印象深刻，让皇帝眼花缭乱。使团上下对完成使命信心十足，尤其是马嘎尔尼，这位颇有名望的贵族，曾出任驻俄公使，外交经验丰富。当船队经过一年的艰苦旅程，临近目的地，他注视着阳光下的海岸感叹-我感到了希望。可是在前方，等待这些满怀希望的来客的究竟是什么呢。

鱼宏亮：让马嘎尔尼不能接受的是他必须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君臣之礼，而他只肯单膝跪地或者行吻手之礼，中英双方官员为这个问题僵持不下，在这个礼仪的背后，隐藏着中英双方难以逾越的认识上的鸿沟，英国试图通过贸易手段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则把使节来访当作纳贡称臣。

当马嘎尔尼终于获准觐见乾隆皇帝，他失望的发现，他们精心挑选的礼物，在大清皇帝眼里都不过是奇技淫巧，他们提出的增设贸易口岸，固定关税等贸易请求，遭到断然拒绝，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敕谕上，豪迈的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沮丧之余，马嘎尔尼仍想方设法做了各种努力，例如请大臣福康安，观赏英国卫队演练欧洲新式火器，他以为这位备受乾隆喜爱的将军，会对此大感兴趣，或许能帮忙美言几句。结果福康安冷淡的回答，看也行，不看也行，想来没有什么稀罕。

此次通过外交打开中国市场的尝试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精疲力尽的马嘎尔尼在清廷的反复催促下坐船返航，但他没有空手而归，离华前，使团用了三个多月由北京南下，沿途观测中国内地形势，跟各地的军事设施、水陆交通，重新审视这个貌似强大的古老帝国。眼光敏锐的马嘎尔尼在日记本中写下了他的判断，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到在地。他不发自豪的写道，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他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马嘎尔尼相对客观地说明了当时清政府的国际观，以及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抱持的心态。

鱼宏亮：清朝以一个游牧民族为主要特色的政治体制，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他在塑造自己的政治文化过程当中，主要是学习明朝，学习儒家文化的国家治理思想，这也使得它同时接受了传统中国王朝，认为中国就是世界中心的观念，这种文化优越感，使得清朝在早期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过程中，并不能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他们，从而在双方的地位、关系的认知方面产生巨大差异。

乾隆二十二年，即公元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清王朝开始奉行彻底地闭关锁国政策，除广州一地外，其它港口停止对外贸易，这道圣旨后来一直被认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颁布闭关措施的直接原因，是怕西方商船北上，洋人深入内地，会支持沿海地区已经存在的反清情绪，内外勾结，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闭关锁国的直接后果是中国与世隔绝。清廷和士大夫们自满于帝国的强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局势变化一无所知。

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下令撰修的清朝第二部《大清一统志》完成，其中，关于欧洲的记述基本沿用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说法，认为欧洲大国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提都没提英国的名字。就在这一年，英国发明家瓦特已经取得他在改进蒸汽机过程中的第四项专利，亚当斯密赞颂自由贸易的杰作—《国富论》已经在英国出版了十八年，并被无数次销售一空。英国的上空响彻着机器的轰鸣声，与弥漫着新时代降临伴有的新鲜气味。公元1764年，织布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能一次将棉花纺成多跟棉线的珍妮纺纱机。公元1774年，经瓦特大力改良后的蒸汽机投入生产，公元1819年，史蒂芬森发明了旅行者号蒸汽机车，因为前进时烟囱不断冒火，它被称为火车。各种新发明层出不穷，英国领先世界各国进入工业革命，并在这场革命的滚滚浪潮中，从一个农业岛国崛起为工业强国。到182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

马勇：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主导是西班牙和荷兰，但是英国崛起的原因是工业革命，新的产能蒸汽机这种技术的发现，那么发现之后国内的产能迅速饱和，欧洲市场也饱和，因此他面临产能输出的过程，我们要注意到就在16世纪，人类又面临一个大转折，航海的发现，指南针的应用，这一系列发现使东方和西方的距离拉近了，而中国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西方眼里面很早就知道中国，那么这样的话，中国就成为一个没有被工业化开发的地区，当然成为英国资本家的首选。

如果四亿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都加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能忙上几十年，只要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一厢情愿的畅想。拥有辽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和数之不尽的人口，在英国商人眼中，再没有比中国更加人兴奋的国家了，而且这里还出产迷人的茶叶。茶叶最早由荷兰人从中国运到欧洲，当这种散发芳香的绿色叶片来到英国，他很快就迷住了英国人，甚至改变了他们对酒精的依赖和日常生活习惯。17世纪早期，一份英国人的早餐主要由冷肉、鱼和啤酒组成，茶叶普及后，面包、土司和一杯茶成为最常见组合，英国政府对茶叶进口收取高达百分之一百的关税，使其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拿英国机器产品换取中国的茶叶，英国人是这么盘算的，令他们头疼的是，中国人什么都不想要。

马勇：因为在西方来之前，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就是士农工商，这四个阶级使这个社会很稳定，但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是工人、农民很稳定，他稳定就是没有更多的消费能力，那么这样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当中，中国是初级农产品出去，英国是他的工业品进来，那么在这种状态，中国就没有办法接纳西方的工业品，因此当时中国面对解决贸易顺差的关键，只在于能不能提升中国士农这两个阶级的消费能力，能不能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更重要的能不能刺激他的消费的冲动，没有能力，没有习惯，没有冲动，那当然社会就不可能接纳更多的工业品了。

中国就像一个吸收白银的黑洞，从公元1701年到1759年，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高达两千六百万英镑，而向中国的出口仅有九百万英镑，英国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商船，时常载着极少的货物，和90%甚至高达98%的金银，到18世纪末，他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凑到足够的钱运往广州换取茶叶，中英贸易里，中国占有严重的顺差。令英国人愤怒的是中国人不仅不打算回报他们对茶叶的热爱，甚至根本不欢迎他们的到来。

这里是广州十三行路，今天十三行已经是全国著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据说中国五分之一的服装都是从这里被批发出去的，早上五点钟，街头的人流已经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此起披伏，这种繁忙景象，丝毫不逊于两百多年以前。闭关锁国时期，清政府在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广州，授权了一批商行，负责与洋人的所有买卖，这就是十三行，清代一段竹枝词描述了十三行当时的辉煌，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洋商并不能自由地与中国商人接触，只能把货物卖给十三行的行商，也只能通过行商来采办自己所需要的货物。

鱼宏亮：除了经商，行商们有时还要兼任非正式的、外交官的职能，负责把天朝的规矩告知洋人，因为根据规定，洋商不能直接接触中国官员，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些官员不屑与蛮夷往来，但实际上他们通过各级代理人牢牢地把持着中外贸易中最丰厚的礼金和回扣。

十三行画卷上的这座临江建筑，是粤海关盘查衙门，旗杆上高悬着写有钦命粤海关盘查的旗子，衙门口的门柱上分别挂着禁止走私和盘查字样的牌子。公元1689年，第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广州，被要求缴纳近两千五百两的管理费，经过讨价还价，这笔费用打了五折，降到一千二百两，条件是付给粤海关监督三百两的感谢费。

鱼宏亮：无论是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还是从事对话贸易的商人，都难以容忍这种局面，他们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在官方谈判暂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利用清政府的管理漏洞来打破这种僵局。

如果中国人没有需求，那就为他们创造一个，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最早产于希腊，公元7世纪经由阿拉伯人之手传入中国，明代以前仅被作为药物使用，罂粟花结果后的汁液经过熬制，可以制成一种毒品-鸦片。明代后期，熬制鸦片作为烟来吸食的方法从外洋传入中国，大清皇帝们对这种外来玩意的警惕由来已久。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就颁布了清朝第一道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诏令，公元1796年，他的孙子嘉庆皇帝在即位当年，又下令禁止进口鸦片，这些禁令是否起到了作用呢。作为应对，垄断印度鸦片种植和出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不再直接出面向中国出售这种商品，它的做法是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提高产量，设立加工厂，用心研究怎样让出产的鸦片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然后向一定数量的英国散商颁发特许执照，把鸦片批发给他们，再由他们走私到广州去。

马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的内部它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力，所有的英国商人都能做了，大家都是围着利润去奔跑的，这也是在后来短短的时间里面，使鸦片泛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每年东南季风即将结束的十月，到次年西北季风即将开始的一月，无数装满鸦片的商船如过江之鲫，云集在广州附近的洋面，这是鸦片商人们的盛大交易会。以广州为中心，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一箱箱鸦片被搬进船舱，长驱直入整个中国，就像无数英国人爱上喝中国出产的茶，上百万中国人染上吸英国制造的鸦片的习惯。地主、商人、士兵、官宦，甚至和尚道士、妓女乞丐都拿起了细长的烟枪，广东和福建的烟馆多得像英国的酒馆，英国人再也不愁没钱买茶叶了，贸易平衡向不利于中国的一端不断地倾斜。

公元1800年到1839年四十年间，由于鸦片走私外流的白银高达六亿两，平均每年流失白银一千五百万两。而在公元1821年，道光皇帝即位之初，大清国库里的白银统共也不过有二千万两，白银大量外流的结果是银价的高涨和国内经济的动荡。除了影响社会经济因素，鸦片也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十二年，即公元1832年，广东连州的瑶民发动起义，两广总督李鸿宾带兵镇压，结果伤亡惨重，户部尚书禧恩奉命赶来协助，回来上奏朝廷，李鸿宾剿匪不力，是因为广东士兵多食鸦片，不耐山险。道光皇帝闻之震怒，围绕日益泛滥的鸦片，大清官员们展开了一场持久论战。公元1836年5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称禁烟法令毫无效果，不过沦为官吏受贿的借口，而吸烟者虽多，却多是无足轻重的平民百姓。他提出弛禁鸦片的主张，建议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政府对其征税，以货易禁，禁止使用白银交易，允许内地种植罂粟，抵消进口数量。弛禁的观点无视鸦片贸易对国家体制和百姓的危害，实质上是为了逃避禁烟责任，维护长期从中获取货贿的部分广东官员和商人集团的利益。

公元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请严塞漏危以培国本折，提出以重刑严惩吸食鸦片的人，一年内无法戒绝吸食就定为死罪，朝廷上下为之震动，支持严禁的奏折大量出现，其中有一个人的奏章深深触动了道光皇帝，那就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奏折中，林则徐厉声警告，如果不禁绝鸦片，数十年后，中国将没有能抵御敌人的士兵，国库也没有能充当军饷的银两，最终令道光皇帝下定决心，实施禁烟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公元1838年10月，东直门外的灵官庙，正在为主持广真尼姑做寿，有御史举报，广真多年来时常招揽妓女，来庙里唱曲赌博，引诱官员寻欢作乐，官兵赶来查抄，竟然抓到庄亲王跟辅国公在此吸食鸦片，这件事被当时的好事者编成名为灵官庙的曲子四处传唱。鸦片的危害已蔓延到皇室，道光皇帝盛怒之下迅速将庄亲王和辅国公革职，对提出弛禁的许乃济降职，让支持严禁的林则徐进京，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就此开始。

公元1839年1月8日中午，钦差大臣林则徐焚香九拜，从正阳门出彰仪门，由北京启程南下，于三月十日抵达广州，入住越华书院，三月十八日，他在书院召集十三行行商，命令他们说服外国商贩，三天内上缴所有鸦片，出具永不携带的保证书，并对持观望态度的鸦片商人宣称，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拒不合作的外国商人被林则徐软禁在广州商馆中，针对林则徐的举措，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做出了一系列回应。这个一直反对英国对华走私鸦片的海军上将，在未来那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马勇：义律是英国政府任命的大中华区的商务代表，对华贸易代表，因此英国商人必须接受他的管辖，但是英国商人又面对的是，就是中国现在，林则徐要求商人都要交鸦片，那么商人如果交给中国，那当然是纯粹的一个商业贸易事件，不构成一个国家关系。鸦片战争这件事情上，义律确实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在中国成为了英国的唯一代表，因此他的判断决定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因此这时候讲谴责义律，谴责英国的侵略者，那当然百分之百是正当的。

公元1839年5月，林则徐已经收缴烟枪四万多杆，鸦片两万多箱，道光皇帝下令将鸦片就地销毁。虎门销烟沉重打击了鸦片走私，但是无论林则徐还是道光皇帝，都没有预见英国政府的反应，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应对准备。有外国人这样评价，中国人已经落入了使他们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当英国政府得知广州禁烟的情况，外相巴麦尊勃然大怒，狂妄的放言，对付中国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走他一顿，然后再做解释。

公元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在巴麦尊主导下，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反对党托利党就这一决议向议会提交了弹劾议案，在三天的辩论之后，投票开始，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最终，英国下院以九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战争决议。英国战舰排除了他们在国内遇到的异议，来势汹汹地集结于广东海面，一场揭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的战争迫在眉睫。在广州预想到英国不会善罢甘休的林则徐，已调集清朝水师，雇佣民船，以洋炮巩固了虎门炮台，做了各种迎战准备，可是出乎林则徐意料的是，英国舰队只是封锁了珠江口，并没有进攻，而是转而北上了。林则徐并不知道封锁珠江口，只是英军整个军事战略的第一步。

公元1840年7月2日，一支英军舰队幽灵般地出现在浙江舟山群岛间的海面上，舟山群岛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因此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天然深水港的自然条件，在贸易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英国舰队，定海县令姚怀祥感到无比得惊异，这么多的如此巨大的战舰，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内心已经感到了势态的严重。公元1840年7月5日，对于道光皇帝而言是十分平常的一天，在向太后请安后，他处理了几道日常奏折。正是这一天下午两点三十分，英国舰队打响了进攻定海的第一炮，驻守定海的清朝官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九分钟，只用了九分钟，英军就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战船和岸炮，当晚，英军攻入了定海县城。一面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败局，一面是作为定海父母官的守土之责，县令姚怀祥最后选择了投水自尽。

徐平：定海失守，当时英国舰炮仅用了九分钟，就全部摧毁清军所有的海防设施，这里就体现出了当时中英两军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当时清朝的大炮，炮管由于是铸造的比较粗糙，而英军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它利用先进的技术，这个生产出来的炮管，明显比铸造的炮管更加均匀，对称和光洁，这些特点就提高了火炮的精确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上的差距，才使得英国战舰在清军岸炮的射程之外，就可以猛烈准确地摧毁了清军所有的防御设施。

占领定海后，英军继续北上，八月十一日，抵达天津附近的白河口，直逼京师，英军的第三个战略目标就是北上抵达北京，用武力震慑清政府。这次他们又如愿了，英国兵舰陈兵天津白河口，震动了北京皇城的太和殿，朝廷的意愿是将中外的冲突解决在遥远的广州，绝不允许他们威胁到北京。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林则徐被撤职查办，接替他走到历史前台的是时任直隶总督琦善，他代表政府接下了巴麦尊写来的信函。在白河口亲眼见识到英国的炮舰后，琦善深受震撼，向皇帝汇报英国的汽船，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中国用的炮，却还是前名留下来的东西，无力对抗并非良策，他力劝英军只要南下广州，问题就能得到解决。9月15日，英军南下，琦善以一张空头支票化解了一场近在天子脚下的危机。

鱼宏亮：在广州，琦善更加坚定了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他跟义律就停战条件讨价还价了一个多月，直到公元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虎门口的沙角和大角炮台，他才被迫拟定了一份穿鼻草约，包括割让香港岛，赔偿洋银六百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内容。

这份几经周折才得以拟定的草约，没有结束战争，它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令琦善跟义律双双丢了官职，道光皇帝怒斥琦善擅自割让领土，认为他所汇报的清军军械不利，兵力不固，民情不坚都是怯懦之辞，将琦善革职抄家。远在伦敦的巴麦尊同样暴跳如雷，认为义律的要价极其不够，谈判根本没有必要，对中国只需要用大炮说话。英国政府以藐视训令撤掉了义律的职务，新的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派遣来华，道光皇帝则派出侄子奕山为靖逆大将军和钦差大臣，统帅大军清剿英军。奕山到达广州之后，对战局日益失去耐心的道光皇帝不断下旨，催他进剿。

公元1841年5月21日，清军对英国船舰发动了攻击，此战以奕山向英军求和，最终付给义律六百万元的赎城费而告终。公元1841年8月，璞鼎查抵达澳门，按照巴麦尊命令，英军主力绕开广州一路北上，十月一日定海失守，十月十日，镇海失守，十月十三日宁波失守，东南沿海，连连告急，英军一路势如破竹。是因为清军将士胆小怯战吗，公元1841年10月1日的第二次定海战役中，定海总兵葛云飞与调来支援的安徽寿春总兵王锡鹏，浙江处州总兵郑国鸿率兵五千余人血战，直打到枪管和炮管不能再发射，先后壮烈殉国。这样的故事在这场战争中并不少见。然而，不管这些清军官兵如何英勇抵抗，换来的却还是一次次的战败。

徐平：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军事失败，充分体现了当时中英两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这个差距不单单体现在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上，也体现在军事理论与战略战术上，英国在与欧洲列强两三百年的海上争霸战和殖民地扩张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战、海岛争夺战，登陆战、要塞攻坚战等一系列近代战争经验，而这些经验对于闭关锁国、墨守成规的清王朝来说，是非常生疏的，例如，在这次战争中，英军在虎门、定海、镇海等多次登陆作战中，都采用正面用炮火狂轰，而在清军的视界之外，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法，成功地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

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国旗舰康华丽号抵达南京江面，钦差大臣耆英与璞鼎查在军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九月十五日，道光皇帝痛苦地批准了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十二月二十八日，维多利亚女王批准了条约，《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包括赔偿两千一百万洋银银元，废除广州的公行垄断制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割让香港岛，核定关税等内容，在随后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中，又增加了英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等一系列内容。

公元1844年，美法两国利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的困难局势和恐惧心理，迫使清廷先后签署《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这些条约在日后被不断修订和扩展，中国从此从天朝上国时代进入不平等条约时代，被亦步亦趋的拖入西方列强主宰的国际秩序中，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

鱼宏亮：鸦片战争的发动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英国带来了超乎预料的巨大收益，这些利益主要体现在巨额赔款，优势贸易，占领土地，司法特权等方面，所以英国璞鼎查返回国后，兴奋地宣布，我为你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对于清政府来讲，更为严峻的是，通过战争和谈判，列强认清了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英美等国获得的巨大收益，刺激了西方列强蜂拥而至，此时的清政府面临着群狼环伺，危机四伏的局面。

战败没有促使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公元1845年，俄国因清政府赠送原文大藏经，回赠了各种天文、地理仪器和八百多册现代科技图书，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翻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十三年后，公元1858年，日后的中国首位驻外外交官郭嵩焘来到北京任职，看到这些书大为感慨，认为如果早点翻译出来，一定会在保卫海疆中起到作用。也是在这一年，远在德国的马克思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认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决斗中杯打垮。

这颗长在古井旁的龙眼树距今已经有将近一百九十年，当年种下这颗树的人，原名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那一年他十二岁，十几年以后，他为自己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洪秀全。

公元1837年，洪秀全23岁，初春的时候，他来到广州参加当年的府试，如果考中，他将获得读书人最低一级的称号，成为一名秀才，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样的府试，但遗憾的是，他又落榜了。清明节这天，洪秀全雇了两名轿夫，将自己抬回了官禄布村的家中，回家之后，他就病倒了，旅途的劳顿，加上屡试不第的精神打击，洪秀全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他不停的昏睡，时断时续地呓语，直道四十多天之后，病情才渐渐有所好转。随着建康慢慢恢复，洪秀全的生活也回到了与往常一样，他在附近私塾中一边教书一边准备第四次应考。广州，中国南方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公元1843年，二十九岁的洪秀全重返广州城，参加第四次府试，这时的广州城内，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广州为通商口岸，随后，英国人将商船和军舰一起开到珠江岸边，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洪秀全完成了他人生中第四次考试，然而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考中。相比上一次，洪秀全显得略为平静，他只是把家里的经书都丢到了地，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清朝科举，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这是洪秀全在屡次落第和愤怒中所说的一句气话，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气话在十几年后竟然会成为现实。

公元1843年的夏天，他的远房表哥李敬芳来到洪家，在洪秀全额书堆中找到了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这本文字浅显易懂，只简单分了九个小节的小册子，让李敬芳很着迷，他劝洪秀全一定要看一看。这本《劝世良言》的作者叫梁发，公元1815年，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马礼逊和米凌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份叫做察世俗每日统记传的刊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一份中文期刊，这本期刊以神道、人道、国俗、天文、地理为主要内容，旨在宣讲基督教教义，梁发是米凌所雇用的一名中国刻字工人，他在刊刻过程中，对基督教产生兴趣，随后他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公元1827年，梁发被伦敦布道会任命为第一个基督教中国传教士，1832年，他编写的基督教传教读本刊行，即《劝世良言》。在当时，宣传基督教的活动，受官府禁止，传教士们不顾清朝官府的禁令，冒险在广州城的贡院附近向过往的生员散发各种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那一年是公元1836年，洪秀全正在广州参加他的第二次府试，也就是这一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这本《劝世良言》，不过当时的洪秀全一心求取功名，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太在意。七年之后，在表兄李敬芳的劝说下，洪秀全开始认真研读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中关于世人崇拜偶像等罪孽的论述，给洪秀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鱼宏亮：19世纪传进来的基督教，是经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么新教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反对偶像崇拜，强调信徒通过个人修行和日常的修行而获得皈依上帝，这种反对权威，打击偶像的思想在洪秀全心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读完这本小册子之后，洪秀全终于为自己多年不能得志的人生理想，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不久之后，洪秀全所在的乡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闯进寺庙，将塑像捣毁，并将私塾中孔子的牌位扫地出门，这些破坏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洪秀全。在此之前，洪秀全和表兄李敬芳已经按照《劝世良言》上所说的方法，给自己进行了洗礼，在他的引导下，他的亲戚和家人都相继成为信徒，公元1844年四月，洪秀全和他的远房亲戚冯云山等，几个自行洗礼的基督徒离开了禄布村，开始了他们即虔诚又别有情志的传教事。他们最早发挥的一些椒教徒，大部分来自于一个特定的人群—客家人，在中国历史上，北方中原地区的人民，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曾经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迁行动，尤其是南宋因为军事打击，而退守到淮河大散关以南的地区，大量中原地区的人，南迁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这些客居异乡的人们，保持着原来的方言、生活习惯和礼俗，有些地方还保留着中原地区的生活传统，因此被称为客家人。作为当地的外来人口，客家人不可避免的在选择居住和占有耕地的问题上，和原著民发生矛盾和冲突，而随着鸦片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许多原来从事茶丝贸易的商人和工人失去生计，不得不回归本乡土地，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矛盾愈加尖锐。

在世界历史上，宗教的传播与各地的政治、经济现实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初，基督教传入中国之际，包括梁发、洪秀全、冯云山在内的一批客家人，成为了最早的信徒，公元1844年五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和冯云山经过近两个月的步行，在广西境内一个赐谷村的地方落了脚，洪秀全很快在这个远离官府的山区发展了一百多名客家信徒，为了加快宣教的速度，他开始自己编写传教的小册子。洪秀全自幼熟读经书，其中《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大同世界描绘了一个人们没有私产、没有私心、社会没有犯罪、老弱病残都得到妥善抚养的理想世界，洪秀全将圣经与四书五经中的礼运、大同等经典结合起来，写出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作品。五个月后，洪秀全回到了他的老家禄布村，他的好友冯云山则沿着贵平县北部紫荆山区的河谷一路前行。一路上，他不断结识那些生活穷苦的客家人，把他们发展成信徒，组织起了拜上帝会。到公元1847年，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共发展了三千多名拜上帝会教众，这些以矿工、烧炭工和客家贫民为主体的信徒中，也渐渐加入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子弟。烧炭工杨秀清，贫苦农民萧朝贵，读过私塾的韦昌辉，以及家境富裕的石达开，都是其中的骨干成员。这年七月，洪秀全再次来到紫荆山，受到冯云山和拜上帝会会众的欢迎，在这样众望所归的气氛中，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成立了。

鱼宏亮：洪秀全组织了拜上帝会以后呢，也需要在这个宗教系统中给自己找一个神的身份，神的地位，那么他就把自己当做耶稣的弟弟，上帝的第二子，这么一个身份，来从事组织拜上帝会的工作，那么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这些人也被安排为耶稣的弟弟，也就是上帝的第三到第七子，甚至他的妹妹也被安排为上帝第六女，他的妹夫被安排为上帝的女婿。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围绕着洪秀全为核心而形成的这么一个神圣家庭。

洪秀全模仿基督教圣经旧约里上帝为犹太人所定的摩西十诫的内容，编写了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这些天条规章与他之前编写的原道救世歌等小册子随后传遍紫荆山区，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了拜上帝会，教民们砸碎乡间庙宇，捣毁祭坛上的神像，在庙宇的墙壁上提上各种宣扬教义的诗文，并留下太平天王的署名。当时的官府都认为拜上帝会仅仅是个下层民众偶尔集会、信仰邪教的松散组织，并未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力量。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变得愈加猖獗，中国每年外流的白银达一千多万两，白银外流加剧了经济的混乱，随着洋货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家庭手工业频临破产。此时清王朝政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的疾苦几乎无人问津，从1847年开始，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也在全国蔓延，河南、湖北、广西等地相继出现饥荒，面对这样接连不断的天灾，政府的救济力量实在微薄，而这些微薄的救济资金，还往往在发放之时，就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了。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已经是个火药桶了，社会的不安定感，在民众的心里持续发酵，加上各种外来因素，社会动乱一触即发。公元1849年到1850年，越来越多走投无入的百姓加入拜上帝会，人们真诚地皈依这个外来的上帝，希望上帝可以为自己贫苦而绝望的人生提供光明和希望。而在公元1850年六月，他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希望，当时教会的所有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投到设在金田的圣库，人们将从圣库领取生活用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对穷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通过聚集会众、建立圣库等一系列措施，从理论和制度上，拜上帝会已经做好了发动革命的准备。

1850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季节，四月三日，洪秀全于平再山穿起了黄袍登基，就势任命太平天王，入夏后，拜上帝会的首领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开始发动群众集结，至十一月，两万多名会众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调度下，集结到桂平县金地区，他们修筑工事，训练教众，秘密打造武器，做好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851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生日这天，拜上帝会决定发动起义，用建立新政权的方式为其祝寿，洪秀全以太平天王的身份，宣布建立太平天国，以本日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太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则来自于圣经，太平天国的目标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消灭人间的阎罗妖，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太平军宣布清朝统治者为妖魔，称之为清妖，太平军不再剃发，按照原先中原地区本来的习俗留起了长发，因此被清政府称之为长毛。

公元1851年，从春天到盛夏，太平军一直在金田紫金山一带与清军展开拉锯战，最终太平军决定放弃金田向北推进，在永安城下，太平军让马拖着装有石头的篮子绕城飞奔，发出巨大声响，以夸大军阵的阵容，他们又在附近找来许多烟花爆竹，点燃后向城内投掷，在虚虚实实的进攻中，太平军与九月二十四日攻破永安。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以积聚粮草，进行制度建设，原来神圣家族的领导核心们被分别封为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国按照周礼，设置了王朝的各级官职，颁布新历法—太平历，于此同时，太平天国正式向全国发布檄文，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政府。面对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清朝统治者决定派兵镇压，但派哪只军队呢，却让朝廷感到头疼。

马勇：他的武装力量的构造在清建国以来一直比较少，八旗、绿营，他们是在维护地方，但我们注意到，八旗、绿营这个很快就被解体，就被生活的安逸性所腐化掉了，另外它没有后继的力量，更重要的一条是清朝实行民族不对等政策，从清朝开始对汉人，心里边就有忌讳，就因为太平天国起来，清政府没有力量镇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拨人才回到家乡办团练，后来我们归纳为湘军和淮军。

到公元1851年底，前来剿灭太平军的官军总数超过4万六千人，每隔一阵，官军会对太平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公元1852年四月三日，洪秀全发布动员令，令太平军抛弃辎重，轻装全军突围，从此太平军经过围困桂林，攻占全州，力量迅速壮大，并于六月突入湖南，在这一过程中，起义元勋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不幸遇难，先后殒命于战斗中。武昌，华中的重要交通枢纽，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百六十多年前，太平军曾经和守城的清军在这里进行殊死血战。公元1852年十二月，太平军向武昌发动进攻，湖北巡抚下令守军将城外屋舍全部焚毁，腾出空地便于还击太平军的进攻，并下令召集城中居民悬赏捉拿太平军。由于官军拆毁民房，民心怨愤，转而同情太平军，官军防线不久即告崩溃。公元1853年一月十二日，太平将领陈玉成率领几十名童子军登上城墙，太平军攻取武昌。

公元1853年，因母亲去世正离职在家守孝的曾国藩街道朝廷谕旨，命其帮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在当时和曾国藩同样接到命令还有四十多位在籍的汉族臣僚。由于绿林军屡战屡败，咸丰皇帝不得不决心起用汉臣，训练地方武装以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在家乡湖南湘乡县，以捍卫孔孟之道为号召，很快建立起一支精悍的部队，这支军队被称为湘军，曾国藩由此崛起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之上，而他所率领的湘军也成为剿灭太平军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

公元1853年二月二十日，太平军大部队撤离武昌，直扑南京，南京六朝古都，繁华盛地，历史上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富庶的经济环境，也让南京在历史上屡屡遭受战火侵袭。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将南京层层包围，展开了一次次攻城。

公元1853年三月十九日，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南京北城仪凤门城墙，涌入南京，三月二十九日，洪秀全乘坐三十六人抬扛的大娇，像皇帝那样进入南京城，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并为天京，太平军继续东进，攻克镇江、扬州，作为保卫天京的防御屏障。

同一时间，清朝调集大军，在南京东郊设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城外设江北大营，虎视眈眈，试图将太平天国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敌人的围剿，如何对占领区进行建设和管理，以凝聚和壮大自己的力量，成为摆在天国核心决策层的首要问题。太平天国对占领的地区，主要是南京城区，推行一系列以军事化为主的社会组织建设措施，他们首先拆散家庭，将男女人口编入男行、女行，严禁男女私会，家庭生活，所有个人和家庭财产都需要上缴天国圣库，生活所需实行供给制，他们下令居民蓄发变服，每日诵经敬拜上帝，并严厉禁止吸食鸦片、饮酒、嫖娼。

公元1853年十二月，天国领导层制定出了更为系统的基本社会制度，这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理想之上，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财富无疑就是土地，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为田产均耕，按人口平分土地，是这个制度的精华。公元1853年春末，洪秀全宣布开科取士，以白话文取代清朝科举的八股古文，内容为拜上帝会宗教文献，考生则来自三教九流，包括算命者和巫师，至此，洪秀全终于实现了自己开科取士的誓言。不仅如此，太平天国科举还打破常规，开设女科，这个叫傅善祥的女子，因文才出众，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与此同时，妇女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天朝的政治机构中设有女官，女馆则用来收留那些家人阵亡和孤身在家的妇女。这些社会措施的基础，不仅因为基督教要求男女平等，也因为在太平军的战斗中妇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鱼宏亮：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来自《礼记》中大同这一篇，和整个儒家学说中的完美社会为原本，加上结合近代传来的基督教的社会理想，他把这两种资源认知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社会蓝图，他忽视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包括人性的种种局限，直接取消各种差别，要求一步进入完美世界，这样一个空想社会，在理论上并没有存在过，在实践中往往会带来更加有破坏性的结果，这是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上历次以空想为思想指导的社会运动，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太平天国忙于在南京城内建章立制的时候，军事上也采取攻势，以掌握战略主动权，北伐虽然失败，但在西征取得接连胜利。太平军在公元1855年至1856年，分别夺回武昌，摧毁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围困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本营，整个长江流域都变成太平天国的占领区。然而就在这个节节胜利的过程中，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太平天国内部悄悄滋生和蔓延开来。公元1853年攻占南京之后，洪秀全以原清朝两江总督衙门为宫殿，随后即开始大兴土木，改建新宫，天国皇宫分为太阳城，金荣殿，后林苑三大部分，皇宫南面修建了大型广场，广场中设一高台，叫做天父台，供人登高敬天，天国的其他王侯也各有王府，极尽奢华。以无处不均与为口号而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走向了自己理想的背面，不久太平天国内部首领的分裂出现了。太平天国的内部分裂，始于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或明或暗的王位之争，而这种明争暗斗早在公元1850年就出现了苗头。

鱼宏亮：实际上，早在1850年四月，洪秀全就在拜上帝会领导层的劝说下，就在平再山已经称王了，但是当时的革命力量还不成熟，加上冯云山由于偶然的原因，被官府抓捕，所以他不宜公开起事，他就隐藏在一个信众胡以晃的家中避吉，在这样一个领导层的空窗期，杨秀清以代理人的身份进行而来大量的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杨秀清需要有一个身份来加强他的号召力和他的合法性，他就利用广西当地的一种降僮的仪式，宣称自己世耶稣的代言人，他实际上是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加上他率领太平军两次打破清军围剿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后，他的出色的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定都南京后，天王与东王在执政方法和权力分配方面摩擦不断，这让洪秀全感到了巨大的危险，他怀疑杨秀清正在策动一场政变，想取代自己。公元1856年九月一日，接到洪秀全勤王密诏的韦昌辉率三千名老兵连夜赶回南京，将毫无准备的东王及其属下两万多将士杀戮殆尽，随后，韦昌辉又将质疑他行动的石达开全家老少全部诛杀，只要石达开一人只身逃出天京，而最终洪秀全也无法容忍韦昌辉的滥杀，于三个月后将其诛杀。这场内讧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太平天国由全盛转向衰落，也让清政府隐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天京事变让洪秀全感到而来严重的信心与信任危机，他封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然而，这个举动再次引起太平军将领的不满。1857年夏天，遭到洪秀全猜疑的石达开离开了南京，带走了最忠于他的二十万部队，石达开沿途张贴布告，表示要继续西征，拓展太平天国的势力，从此一去不返。公元1859年四月，洪秀全封他的堂弟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写出《资政新篇》，主张效法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方案无法得到实施。天京事变后，洪秀全情绪消沉，完全沉湎于奢靡的后宫生活，这显然与圣经对教徒的要求背道而驰，洪秀全迷途不知返，竞对圣经内容进行删改，以修正十款天条和圣经内容有所矛盾的地方。1856年到1860年四年间，清朝政府一直忙于调兵遣将以镇压太平军，仅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机动部队既一度超过十万人。同一时间，英法联军也趁中国内乱之机，向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鱼宏亮：清朝的总理衙门在成立的时候就上奏朝廷了一个叫做通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的一个奏折，对当时清朝面临的几大主要威胁，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太平天国，它称为心腹之患，排在第二位的才是英法联军的侵略，它称为肘腋之患，排在第三位的是俄罗斯，叫做肢体之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的目的是要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而当时在清朝看来，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提出的要求，主要是经济上的诉求，还没有领土方面主权方面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清朝把主要兵力放在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各地的农民起义上面来。

公元1861年九月十二日，在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指挥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太平经粮断援绝，最终投降。太平天国后期，尽管有李秀成、陈玉成这样的军事天才指挥作战，但终究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战局。公元1863年，天京被围的铁桶一般严密，城内已经无梁可吃，洪秀全只能勉励人民吃野草来活命。公元1864年六月一日，精神崩溃的洪秀全自尽身亡，李秀成辅佐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福登基，七月十九日，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天京城太平门，攻入城中，对全城百姓进行杀戮。

太平天国，这个存在了十四年，征战十八省，攻克六百多个城镇的农民政权，终于耗尽了最后的气力。曾国藩记载破城后的杀戮时，这样写道，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清朝的统治者在弹冠相庆。但这场漫长而又激烈的内部战争已经耗尽了帝国的兵力和军费，致使各国的侵略军得以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长驱直入。这个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庞大帝国，此时已经摇摇欲坠。

这棵洪秀全十二岁时种下的龙眼树，至今仍然枝叶茂盛，它见证了洪秀全十年寒窗的刻苦，见证了洪秀全屡试不第的苦闷，见证了洪秀全从一个信奉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叛者，也见证了中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和中国近两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太平天国的出现，使原本就已经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不得不启用汉族士大夫的力量来维持其最后几十年的国运。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为镇压太平天国所创建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成为几十年后影响中国进程的北洋军阀的前身。

太平天国运动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革命实践，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传统的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和控诉，彰显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所展现出的反抗精神，成为激励中国革命的重要源泉，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1894年3月，一个初春的夜晚，紫禁城内上书房灯火未熄，光绪皇帝仍在批阅奏折，他亲政的时候也恰逢晚清历史上难得的一段好时光，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各地洋务蓬勃发展，连和西方列强的外交也出现了暂时和好的局面，所谓同光中兴，给这个开始腐烂的王朝带来了一抹生机。这个夜晚，一封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递上的奏折出现在了光绪的案头，北洋海军噶刚刚出巡南洋归来，李鸿章上奏朝廷，痛陈北洋海军舰船与装备已经开始落后的事实，向海军衙门申请，即使短期内不购买快船，也应为主力舰安装先进的速射炮，这样的奏折，光绪并不陌生。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李鸿章多次上书，要求更新海军装备，然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却捉襟见肘，在加上帝师翁同龢素与李鸿章政见不和，每每为此事争论，犹豫中，光绪帝只给了一个五个字的批示，该衙门知道。奏折石沉大海，很少人注意过它曾透露出的危险信息，西洋各国船式日新月异，即日本撮尔小国，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14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恐后难为继。1894年，农历甲午年，在大清朝和它的邻国之间，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即将打响，一方蓄势待发，一方却懵然不觉。

在今天威海湾西北侧，一艘巨大的军舰停泊在威海客运码头岸边，舰体黑色，舰墙白色，是19世纪流行的维多利亚式涂装，这艘军舰一比一复制了当年威震亚洲的清朝北洋舰队旗舰，120年前，定远号的巨炮曾是海上最令人胆寒的武器。1879年起，清政府为了增加海防，开始向英国购买新式铁甲舰，李鸿章接受了驻德国公使李风苞的大力推荐，选定在德国伏铿锵船厂订造两艘巨型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排水量七千吨的定远，配有德国克虏伯公司生产的305mm后膛炮，威力惊人。1885年10月29日，定远升起龙旗，正式成为北洋海军舰队旗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它是中国的第一支近代海军，代表了洋务运动在军事领域的最高成就，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三十年自强成果的集中体现。

此时，北洋海军的实力雄厚，号称亚洲第一，远超邻国日本，共有德国造、英国造舰船25艘，其中的两千吨以上的主力舰，日本海军只有五艘，总吨位不足1.5万吨。北洋海军有七艘，总吨位为2.7万吨，有谁能料到，这样一支在历史舞台上华丽登场的海军，连同它看似坚硬无比的坚船利炮，竟然在短短六年之后，便灰飞烟灭。而断送他的并不是海战实力雄厚的欧洲舰队，反而是在海军实力上一直相对落后、奋力追赶于后的东亚邻邦日本。这使得这场战争在整个清朝历史中成为影响深远的拐点。

陈悦：甲午对中国的一个最为消极的影响，其实是什么呢，戳破了大清国的纸老虎形象，在这场战争之前，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也好，他们虽然曾经有些国家出来打过我，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是东亚的第一，霸主地位的这么一个国家。

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地缘与文化辐射的原因，东亚地区的众多政治实体都与中国保持着一种被称为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包括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在内的东亚国家，都将中国看作自己的宗主国，在这个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子的政治秩序中，日本也成为中国明朝的朝贡国，并在1433年到1549年中，共派出十一个朝贡使团前往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封建国家，德川幕府占据着统治地位，像清朝一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外洋与日本展开贸易，不过一支黑色军舰的到来改变了一切。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停泊到了日本的江户湾，一年后，在巨舰的威慑下，《日美神奈川条约》签订，英国、俄国闻讯而来，日本被迫向西方开放。然而，这次黑船事件却成为日本革新的契机。

陈悦：他们开始对西方也是抵触的，黑船，就美国的佩里舰队的蒸汽轮船，到了日本之后，日本怎么反应，他专门去挑了一帮子身形很魁梧的相扑、大力士，干嘛呢、给美国传送大米，送补给，不用一般的民妇，全用相扑的人去送。让老外、让美国人觉得这个国家是个大力士之国，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就等于赶紧跑吧，把你们吓坏，但是后来发觉这招其实是挺可笑的，自己就挺可笑，他们自己当时的这个思想启蒙家，就突破禁令，冒着下监狱的危险上了美国船，到了美国以后，看见那种就是高鼻梁、深眼窝的美国人以后，直接跪倒在地，趴在地上磕头，请美国人收留他，他要学习美国人的东西，他们的思想转变会是在这一瞬间，因为我觉得是他们的生存危机感太强太强了。

相比起日本这座岛国，中国的资源显然要丰富得多，生存危机感自然也不会那么强，在轮船出现之前，中国就像身处温室，不需要跟任何人接触也能活的很好，西方人渴望打开中国的贸易市场，交换茶叶、瓷器，却发现，他们用什么交换，中国人都不稀罕，大环境下滋生出的惰性，不知不觉间让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近代发展反应起来要比日本慢上好几拍。1868年以明治天皇为首，一批主张改革自强的维新人士主持了明治维新，在短短的几年中，模仿西方，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国家制度，从而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第一个走出了传统王朝的模式，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李国荣：在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标榜所谓的大陆政策，实质就是对外侵略扩张，明治维新之父，吉田松阴，他更是十分具体地提出了这种侵略的这个计划，北面要割据中国的东北，南面呢要占据中国的台湾、占据朝鲜。历史上的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是要称霸东亚，这是由来已久，甲午战争，正是日本的这种侵略扩张的一次大暴露。

明治天皇登基仪式，即颁行诏书，开拓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并开始着力发展海军，一海相隔的中国，并非没有发展自己的海军，这是位于今天福州的马尾港罗星山上的百年古塔罗星塔，它曾经是国际上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之一，塔顶原有一扇小窗，据说是用来供守塔人点灯导航用的。马尾被称为中国船政的摇篮，早在1866年，左宗棠任浙江总督时，就创建了福建船政局，也就是今天的马尾造船厂。作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这里率先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和内容，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的船政人才和高级将领，其中很多人都在残酷的甲午海战中英勇牺牲。

马勇：都在1860年，中日两个国家都转身向西方学习，两个国家在学习西方，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日本是全心全意的学习西方，脱亚入欧转型向西，彻底的学，中国呢？是经过鸦片战争打击之后，开放一点国门，象征性的学，因为中国是被打败之后学，中国就带有一种什么，我学我是要复仇呢，我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这个是中日之间的接纳西方当中一个最大差别，这个差别就使中日之间的矛盾在1860年之后慢慢凸显，中国是一个我是守住的一个通商原则，日本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我一定要走出去的状态。

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立即作出反应，率兵一万一千名赴台迎敌，这是一个100多年前的海底电缆，1874年，沈葆桢在赶走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在福建与台湾之间铺设了一条电信通道，这跟电缆便是其中一段，在那场战争中，由于日本军队中疫病流行和战斗不利，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谈判，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调停下，中日于1874年10月签订条约，清朝的软弱非但没让日本为其入侵行为受到谴责，并付出相应的代价，反倒让清政府为日本的侵略赔偿了50万两白银，以换取双方的平安无事。

马勇：中国的1860年，走向那个洋务新政之后，中国对外部事物不愿意管了，因为我们面临着很迫切的自我发展任务，因此中国在1860年之后，我们慢慢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就在明朝以来的，我们一个庞大的藩国体制，不愿意再去维护它。

对于同样藩属国的琉球，清朝并未进行保护，尽管从1872年起，日本一步一步的实行侵占琉球的计划，琉球国王仍然坚持向清朝派出朝贡使团，以示对清朝宗主国的承认。但在1879年四月，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成为日本的冲绳县，从而吞并了琉球国，琉球最后一个国王尚泰被送往日本软禁，对此清朝应对无力，只能听任日本吞并琉球国的野心得逞。1875年，日本派出舰队侵略朝鲜，同时派遣使者森有礼前往中国试探总理衙门的反应，时任直隶总督大臣的李鸿章代表中方声称朝鲜虽为中国藩属，但内政外交，悉听自为，中国概不干预，清政府这一软弱无知的态度，无异于同意日本的侵略。1884年，朝野发生亲日派策划的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的帮助下，平定了政变，日本政府为此派出伊藤博文前往中国，要求赔偿日本损失，正忙于中法战争的李鸿章迅速妥协，于1885年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野日后如果发生重大事变，中日两国如需出兵，必须通知对方，这个协议实际上为日本在1894年出兵朝鲜提供了依据。

在各海洋列强从东南沿海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俄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亦不甘落后，虎视眈眈地从中国西北、东北两个方向无时不刻的觊觎着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奕䜣曾在1860年统筹夷务全局折中，将俄国列为外部侵略的第一大威胁，他称俄国为肘腋之患，而英法等国为肢体之患。通过彼得大帝时代的征战，俄罗斯获得的波罗的海的一个出海口，也取得了一个了解欧洲的窗口，在东方俄罗斯则一直致力于从中国夺取更多的土地，并在远东地区获取一个不冻港。1871，新疆伊犁被俄国总督考夫曼占领，清政府不得不急调正在福州忙于筹建海防事务和福建船政事务的左宗棠赴西北征战。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的心腹之患暂时消失，来自俄国的危险上升到首要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近邻中，东亚第一个开始近代化的日本，正在日益成为新的心腹之患，但是，在财政上，清朝无法支持既在西北展开一场收复疆土的战争，又在东南沿海发展海军的计划，这形成了朝廷中央关于海防和塞防的争议。

就在清政府还在内耗之时，一条由日本谍报系统组成的暗流，也开始蔓延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宗方小太郎，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日本间谍，因其在甲午战争中潜入威海卫军港侦察立下功劳，甚至获得天皇破格接见，由此可见，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已经有意识地在情报上做着充分地开战准备，而此时的大清朝，却对日本政府的步步为营一无所知，更不关心日本人如何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海军，日本政府不仅发行了用于海军建设的专门国债，烟草税、药物税也都投到了海军这个无底洞之中，最高时达到岁入的八分之一。再来看看当时的清政府，虽然比起日本，中国地大物博，但其实国库也并不充盈。1889年，光绪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共计耗资白银550万辆，相当于购买三艘北洋海军定远级铁甲舰的经费。因为光绪皇帝大婚亲政，慈禧太后理应从清政府中枢的政治舞台上隐退，为了养老之所，决定重修位于北京城西北郊外的颐和园，这又是一笔巨款，而这笔资金竟然是以训练海军在颐和园开办昆明湖水师学堂为名，堂而皇之的从海军衙门挪用出来的原本应用于海军建设的经费，为了给颐和园筹款，海军衙门还以海防名义，向官员和社会吸纳捐款，国防成为敛财的招牌。然而，钱还是不够，1891年六月一日，户部尚书翁同龢突然上奏，以撙节财政支出为由，奏请暂于两年内禁止南北洋购买西方的军舰、枪炮，这对于已在勉力支撑的海军来说，无异釜底抽薪。

陈悦：从1874年日本侵略了台湾，到了1882年，他们居然在朝鲜找事情，跟我们找麻烦，1884年法国人来找我们麻烦，日本又在那个朝鲜找我们麻烦，接连的问题呀，再往前更多，一次二次鸦片战争。但是，从1885年海军衙门设立，定远、镇远回来之后，一直到1890年，这五年间我们的东亚海疆真的做到了海不扬波，风平浪静，这样子满朝文武都觉得这支力量已经足够让我们睡觉了，那么就认为应该让它停掉，而且不是说停止，用了一个词，叫暂停购买外洋枪炮，关键这个暂停这个时间节点太巧太巧太寸了，1890年的时候，西方海军的大变革，就在那一年，我们这时候停掉了，欲哭无泪的一个时候，而日本海军正准备对我们加速，正中下怀，而中国海军停下来了，他们迎头赶上。

甲午战前几年，日本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海军新增军舰十一艘，总排水量和主力战舰均超过北洋海军，老旧舰船也装配了速射炮。而北洋舰队自1891年限购军火后，未添一炮，甚至连炮弹都吃紧，清政府建立了一支海军，却不明白如何建设它、维护它，更不懂得如何使用它。1894年5月下旬，大连湾，北洋海军正在进行三年一度的大教阅，在震耳的炮声中，一封电报被交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中，朝鲜东学党起事，倭人已派舰来此保护其商家与居民，望着眼前的大舰队，李鸿章心里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忧虑，自己两个月前上奏朝廷，申请购买快船，快炮，尝试向户部军火禁令发起挑战，然而在清流派的一致反对声中再一次被搁置，如果此时和日本开战，北洋海军等于是丧失了战前最后一次更新装备的机会。

马勇：因为原来你建了个海军，结果你没有近代军事机构啊，你的海军是孤零零的，不整套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当中，不光是军事改革，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大本营制度，叫联合指挥系统，我们当年就没有这个东西了，一个甲午战争打得是，整个日本是全国的总动员，军事总动员，各个军队一起打，中国是什么，是各个战区各自为战，两广的总督不管这个事，湖广的总督也不管，只剩下一个直隶总督李鸿章管。我的文章就是在讲，一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在和日本一个国家的打。

1894年，朝鲜秘密社团东学党发动起义，朝鲜国王请求中国平息事态，清朝海陆两军进入朝鲜，得知此事，日本欣喜若狂，认为这是挑起战争的绝好机会。日本内阁会议迅速通过决议，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借口，派兵前往朝鲜、进驻汉城。在起义平息后，日本不仅不退兵，反而在朝鲜半岛持续增兵，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示驻朝大使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施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6月5日，日本成立了一个以天皇为名义首脑由日本军人精英组成的战时大本营，并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日军总目标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迫成城下之盟。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是海军的作战胜负，所以，日军部署第一阶段，派遣一部分兵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在海上与北洋海军进行决战，争夺制海权。而此时的大清朝却是猝不及防地面对一场近代化战争，举国上下对于该不该打，究竟该怎么打，一片茫然，朝堂上一片扰攘，不少朝廷大员仍将日本视为不堪一击的小国，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对敌策略，李鸿章则试图求俄、英两国进行干涉，牵动日本动兵，然而，这一次，李鸿章的外交斡旋并没有换来实质性的支持。在军情和舆论的压力下，李鸿章租用英国汽船，在北洋战舰护航下向朝鲜增兵，7月25日，遭到日舰突然袭击，英籍商船高升号被击沉，700多名清军葬身大海，就在同一天，日本陆军也由汉城出发，南下进攻驻扎在牙山的清军。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高升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也要求对日本实施报复。

陈悦：日本在海上战争中，不断的在利用或者说玩弄国际法，像高升号事件，我们的运兵船被打沉了，不得了，我们有一条运兵船被日本人打沉了，而且是英国运兵船，我们在期待着英国赶紧出手揍日本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这个事情，结果再怎么也没想不到，突然翻盘了，日本人跑到英国去，找了牛津、剑桥的几个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给他写文章，一下子把这个事情的性质给颠覆过来了，说这不是打沉了一条英国的商船，这条英国商船之前被中国士兵给绑架了，说的中国兵拿着刀架船长脖子上，然后英国的船长非常及时地提供了一些配合这个的证词，那么好，这件事情颠覆了。

当年十一月，英国法院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清政府则要赔付英国商船的损失，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惨败直言不讳的说，所有的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时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我不相信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支筷子不能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这是当年北洋海军镇远舰的巨锚，它曾见证过甲午战争中最壮烈的一战，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北洋海军主力在清朝陆军护航过程中，在黄海海域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北洋海军的黑色煤烟导致行踪被别人提前一个小时发现，这只由劣质渣煤驱动、舰型老旧、航速不高、炮弹不足的军舰，和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一场几无胜算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战斗。由于航速不及对手，北洋海军遭遇日舰合围，间处劣势，靖远、来远因伤重离开战场，致远、经远重伤沉没，铁甲舰定远、镇远孤独的漂浮在黄海海面。黄海一战，日军成功夺得制海权，此时，陆上战局也开始按照日本人的谋划展开，北洋舰队拼死保护的陆军本应驰援平壤，而平壤早在一天前就已陷落，朝鲜全境被占领，中国本土也很快被日军突破，在日舰掩护下，日本第二军开始在中国海军重镇旅顺后路花园口登陆，意在占领旅顺半岛，建立直隶决战的根据地，日军三十六艘运兵船，两万四千人，加上大量辎重，十几天便成功登陆，居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在日军接近大连港的时刻，慈禧的六十寿庆正在举行，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慈禧宣布，赏赐皇帝和王公大臣听戏三日，一切军国大事一概放下停办，当日，大连陷落，两周后，日军由大连向旅顺进攻。

李国荣：1894年11月22日，日军攻占了旅顺，接着是日军在旅顺兽性大发，连续大屠杀四天，被杀的民众达到两万左右，当时的欧美的武官和记者看到这种惨景，也纷纷写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日本政府十分恐慌，就说这些报道是渲染，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清宫档案里所记载的，就印证了日本的旅顺制造大屠杀的这种实况，像李鸿章当时就有一个电报，奏报朝廷，在旅顺的街道上，被杀的百姓就有两千六七百人，被埋在一个大坑之内，在旅顺周边的山上，被杀的兵民就更多，而且都没有收埋。

屠杀持续到26日，此时旅顺已经无人可杀，宫中的歌舞升平，与敌军残忍的暴行，在这个国度同时上演，帝国的末世哀歌依然奏响。开往刘公岛的客轮即将靠岸，一条黑色的铁线出现在视野之中，古老的铁码头所在之处便是威海湾，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北洋海军葬身之地。刘公岛上已经作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原北洋海军公所门口，一尊缺嘴的大炮默默地坐在那里，这种由上海江南机械制造局的亚洲国家最早的地井炮，曾是北洋海军最后的防御。1895年2月2日，日军进占威海城，利用先后攻占的南北海岸炮台，与联合舰队相互配合，对困守在港内的北洋海军进行攻击，北洋海军则以刘公岛炮台以及舰上的火炮进行还击，炮战进行了将近十天，日本舰队仍未能突入刘公岛防线，然而，因腹背受到炮击和鱼雷偷袭，包括定远在内的主力舰均有损伤，甚至搁浅、沉没，威海卫之战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结局落幕。

马勇：那么在这个攻防战打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已经没法支撑，但是这个战争还是勉强的在进行着，但是中国有了一个基本原则，我们不去打，保存实力，找准机会就和日本达成妥协谈判，结果日本不依不饶，日本不依不饶，中国的战舰又按李鸿章的要求，都到港里面去了，最后也出不来，日本从山东半岛登陆作战，一下子就把威海给围住了，突围不出来，日本就先发这个劝降信，丁汝昌很快就转给了朝廷，朝廷没给答复，也没有讲你可以降，不可以降，没讲，这个时候等到救援的不能达到，那你走怎么办，突围又突围不了，最后只能是丁汝昌自杀，两个副将自杀，之后让部下去做这种投降。

2月11日当晚，丁汝昌自杀殉国，北洋水师官兵为免资敌，亲手引燃了旗舰上的炸药，轰然巨响中，定远巨舰终于沉没，中国近代化的最高成就北洋舰队就此覆灭。陆地方面，日军将李鸿章的淮军赶出朝鲜后，成立了以朝鲜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权，宣布朝鲜独立，进而全面占领中国辽东地区。自此，经过三十年自强运动的中国在陆上、海上遭到最惨重的失败。

1895年3月14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给日本。《马关条约》签订六天后，俄国联合法国、德国向日本发出联合照会，声称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将威胁北京的安全，并且使朝鲜独立成为空谈，进而威胁整个远东的和平，日本迫于国际形势的不利，不得不交还辽东，但条件是，另赠五千万两白银的赎回费用，最后在三国协议下减为三千万两。清政府为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用，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各国银行借款。

陈悦：它到哪里去找两亿两白银，所以《马关条约》一签，约文一公布以后，欧洲那个银行界沸腾了，说挣钱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跑到中国来借钱，借给我们钱，中国人觉得危难的时候有人肯借钱给你是很好的事情，等他借完以后就发现出问题了，这个高利贷吓死人了，我们总共就借了两亿两，最后要还给他六个亿，这笔贷款最后还到什么时代呢，还到1937年，都抗日战争了，我们还在还这个东西。

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取得山东境内建筑两条铁路的特权，英国则租界了威海卫，并拓展了九龙新界，同时要求清朝的长江流域不得出让他国，法国租界广州湾，并将云南，两广作为势力范围。

马勇：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很惨，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恰恰通过这场战争，中国民族真的达到了3000年来的真正觉醒，不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康有为，来自各个派别的都强调，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之前中国人浑浑噩噩，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海权，反思海洋、反思海防战略，就是中国人醒了，不管这个朝廷有没有醒，中国人醒了，之后才会有辛亥革命，才会这么多的学生去到日本去求学，他们都是在想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才能救中国。

这里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它曾经接纳国一批来自福州船政学堂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包括一位影响后世的伟大思想家，被康有为尊称精通西学第一人的严复。甲午战败两年后，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国闻汇编》中刊出，引起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中国人通过战败的屈辱，终于明白优胜劣汰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自那以后，通过努力革新，改变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就成为中国人的目标，一个变革的时代到来了。

1912年二月十二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如同人们已经习惯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三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位共和立宪国体，诏书声明，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诏书劝诫人民保持冷静，维持秩序，支持新政府，由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照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位者。清帝宣告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不是数千年来一个王朝替代另外一个王朝的轮回，也不是政治权力一家一姓的再次转换，退位的小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这里是北京的孔庙，始建于元朝，鼎盛与清朝的皇家祭孔之地，从顺治皇帝开始，历代清朝皇帝就在这里祭拜孔子，并成为制度一直延续下去，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承袭明朝的教育制度，学习汉语，和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大力推进文治的儒学化，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为了更好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在入住中原后，迅速调整单纯的军事征伐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致力于国家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建设和完善。清初的统治集团朝气蓬勃，奋发激昂，康雍乾诸帝平定了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台湾采取多项军事、宗教和政治政策，巩固了清王朝在新疆、西藏、蒙古和西南地区的统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随着统一局面的稳定，清王朝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

卜宪群：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潮流，也是历代的统一，都没有达到清王朝这样的高度，所以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应该说是在康雍乾时期，清初这个时期奠定的。

在北京，艺术家们正在绘制一个长两百米的京城繁华盛景图，再现的内容正是清朝鼎盛时期的京城全貌，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到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清朝达到了其鼎盛时期，这是一个不逊于汉唐盛世的时代，史称康乾盛世。城市的繁荣，人口的增长，耕地扩大，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进步，海外贸易的出超，铸就了康乾盛世的物质基础，这个时期，清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都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感慨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版图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当时的西欧国家，一直进行着外贸交易，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国的优势地位，随着中英贸易国的继续扩大，除丝绸、瓷器外，中国向英国大量输出茶叶，盛世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也非常的频繁、深入，一些西方科技成果在中国得以传播，多种西方颜料也从这个时候传入中国。康熙皇帝非常喜欢这种颜料，他倡导用西方的颜料结合中国传统的陶瓷制作技术，经过制图、拍图、勾线彩料、填色渲染等72道工序，终于研制出一种中西结合的艺术品—珐琅彩瓷器，专为清代宫廷御用。

李胜：康熙他热爱这个珐琅彩研究，不仅仅说是我们所说的玩物丧志，单独、纯粹说去热爱一个物件，他是把这种珐琅彩作为一个国家，这种文化、艺术还有科技、经济各方面的一个象征。

清朝的统治者能接受中英贸易，也能够接受西方进口的颜料，但并非所有西方的东西他们都能接受。1973年的一天，正值乾隆八十大寿，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当马戛尔尼登上东方这片大陆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资源丰富的国度。英国使团代表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符合其利益要求的国家关系，改变中英贸易的失衡状况，让更多的中国人购买西方的商品。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扩大贸易的主张不予理会，对在中国领土建立贸易据点的要求更严词拒绝。

卜宪群：清王朝自认为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外界进行贸易往来，那么马戛尔尼使团这次和清王朝关于通商问题交流的失败，应该说是中国失去了与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个机会。

马戛尔尼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在中国，他的使团品尝到了功夫茶，他们把更多的中国茶叶和令人难以忘记的中国功夫茶的口味带回了欧洲，回国后调制出了红茶。

采访：随着时间的过去，茶在英国越来越流行，这时刚好碰上工业革命时代，混配茶也变成机械化。

当时的英国一蒸汽机为动力从纺织业开始，这种技术逐渐被广泛应用于采矿、冶金、磨面、制造和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加上地理大发现，英、法等国的海外扩张已抵达东南亚、印度等地，西方已经在盘算如何开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清王朝面对的是一个以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为主要标志的全球化到来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寻找庞大的市场，中国无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无论清王朝愿不愿意，它都会被迫卷入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之中。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接替乾隆帝位的是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嘉庆皇帝深深体会到了大清帝国内部的种种积弊，但他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甚至更加保守。

卜宪群：与当时大部分精英知识分子一样，嘉庆皇帝也沉迷在停滞的辉煌中，他们不了解西方正在发生着新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么同时康雍乾以来，社会经济的短暂的繁荣，也使他们蒙蔽住了自己的眼睛，使他们不思进取。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又一艘英国商船出现在中国的海面上，英国乔治三世派出以阿美士德为正使的外交使团，再次出使中国。但嘉庆皇帝仍沿着他父亲的老路，来应对这个远来的使团，连续受挫的欧洲人开始筹划以另外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

鱼宏亮：这也是把一批麻烦制造者赶出中国去，对于阿美士德使团来讲，他们一方认识到了清朝上下、政府上下运作的这个手段和官员的这些素质和他们的眼界，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实力和国力更有信心。

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欧洲人打开中国市场的决心，清王朝虽然拒绝了西方对外贸贸易限制的请求。但是，西方并没有放松步步紧逼中国的步伐，当欧洲船只再一次踏上远赴中国的征程时，船上装载的不再是进献皇帝的礼品，也不是庞大的使团人员，而是一提起来就让中国人痛心疾首的一种特殊货物，它就是鸦片。19世纪二三十代，也就是嘉庆道光之际，中国的内外危机开始加深，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加强了对中国鸦片贸易，输入数量猛增，仅英国一家，从1938至1939年度即高达35500箱，鸦片的大量进口，也让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欧洲人又用这些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转瞬间，清王朝的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原已无兵可用，国库更无可用之饷。不平衡改造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激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在《南京条约》纪念馆，珍藏的国内唯一一份当时英国舰队攻打南京作战地图的复印件，这份当时的绝密文件，时隔一百年后我们才亲眼看见。

苏真：这个就是深圳晚报的梁二平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英军围困南京关系最密切的一张图，当时英军来到南京以后兵分两路，陆军从我们南京城北的燕子矶直插迈皋桥，水军英军的军舰就顺着长江停泊在我们南京下关的江面上。

为了洞开中国的大门，英国军队几乎对中国的每一座重要城镇都做了类似的准备，而此时的清政府也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为了应对战争，中国军队并没有坐以待毙，在军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也在作着周密的部署，并封锁了广州和珠海口岸。1840年，中国与英国的战争如期而至，在浙江舟山，英国舰队仅仅用了9分钟的时间就占据了海上要冲定海，接下来中国的口岸一个个被陆续攻占，清军手中的长矛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无计可施，这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被称为通商战争，双方的战争都有理由，中国人指控英国人走私鸦片，荼毒中国的罪恶行径，英国人则在强调自己貌似正当、实则不义的目的。

邹振环：为什么决定打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要打开中国的一个商品市场，要让他们的货物销到中国来，殖民地就是他扩展的一种方式，他要把自己生产的货物销到殖民地，然而把殖民地那个地方的原料运回他的本土。中国当时人口众多，所以认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商品倾销的市场。

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历史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从此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岸，紧闭的中国大门被迫打开。如今的上海是一座拥有二千五百五常住人口的城市，其中外来常住人口是一千万，是现今中国经济金融的中心。清朝通商口开放后，由于地处长江如海口，东接东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得上海成为西方商船将大量工业产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的首选之地，西方列强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纷纷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租界。由此同时，银行，现代化港口，现代化建筑逐渐出现，昔日的渔村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从这时起，中国城市的职能和建造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此时在上海出现了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它是由英国人修建的，从吴淞码头到上海，当时的英国人正是通过这条铁路将中国的资源源源不断的运往本国。

鱼宏亮：我们可以这样讲，传统对中国的沿海贸易或者是远洋贸易，它是对内地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的内陆经济的补充，所以它的地位是从属，但是经过鸦片战争以后，整个海洋时代来临了，中国开始跟一个以海洋规则为主体的海洋秩序开始接触了，那么沿海开始变成中国发展的前沿。

李宜群：这个是当时的粗纱机，那么当时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纺纱的原理一般是通过梳棉、并条、粗纱、细纱，这就是一台粗纱机。

汹涌的西方产品击垮了中国的手工业和纺织业，以纺织业发达而著称的中国江南地区，则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在英国有人发明了一种珍妮纺织机，它一次可以纺织出许多根棉线，比中国传统纺织机快乐八倍，与战争失败带来的震惊相比，这些工业革命的产物给中国人带来了更大的震撼，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尽管包括皇帝的大部分中国人，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是必然的，但是他们已感受到由天朝上过沦落为战败国的历史巨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冲击。在漫长的中国史上，人们找不大类似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

鱼宏亮：从政治层面来讲，当然第一次鸦片战阵对清朝的朝野上下都有很大的震动，从这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都使清朝发生一些变化。

这里曾是远东的最大造船厂，福建船政局，也就是如今的马尾造船厂，福建船政局创建于1866年，是中国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

林樱尧：我们这个车间，当年就是制造船用蒸汽机的，因为它需要蒸汽机的动力，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条件下，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创办人左宗棠，还要第一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他采取了一个办法，主要就是从国外、欧洲聘请而来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马尾这个地方，知道我们中国工人制造轮船。

第一鸦片战争以后大量西方工业产品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众多的中国精英阶层同样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变化，他们痛感中国在技术上已落后于西方，于是破天荒地主动向西方学习，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一批批军用工厂和民用工厂陆续开办起来。中国近代工业迅速崛起，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清政府拥有了当时一支庞大的海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洋舰队，而且这些舰船上的指挥人员大多是从海外专业的军事院校学习归来的留学生。当时，它的实力堪称亚洲第一，名噪一时。

鱼宏亮：洋务运动是这样的一个运动，主要是在技术和工业方面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开始了一场自强运动，它的主要就是富国、强兵这两个目标，确切的讲，洋务运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它为清朝或者是比较古老的中国，奠定了一个比较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

杨毅一直从事清朝末期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二十几年来他收集了大量早期关羽中国留学生的珍贵资料，中国第一代赴欧美的留学生也是在办洋务过程中派出的，鸦片战败后，中国人也在慢慢警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派出了四批留美儿童，这批学生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他们带着王朝的期盼，带着祖国的未来，带着民族的希望踏上了征程，他们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他们在美国所学的专业大都与军事、科技、机械有关，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学生中有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在这些学生中，有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清华学堂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院副总理唐绍仪，除此之外，清政府先后派出了四批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先进的海上作战技术。与此同时，清王朝对统治的重大危机也得到了解决，这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者深切体会到了内外交困的滋味，他们费尽心力，最终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了下去，随着内外问题的解决，政局开始稳定下来，人民生产生活开始恢复，此时正值同治皇帝时期，因此这段时期也被成为同治中兴。

鱼宏亮：应该说当时无论西方观察家来说，还是中国士大夫来说，都感觉清朝有了一种积极的、所有作为的这么一种姿态，所以把这个叫做同治中兴，给人们觉得，给了人们包括西方观察家在内，许多人都认为清朝有所作为、积极进取的气象。

在这段时期使中国人看书了解世界的，有一本书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就是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魏源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详细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法律，军事技术，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使得中国人开阔了视野，了解了世界。但是遗憾的是，这不呕心沥血之作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并没哟引起太大的反响。

马勇:《海国图志》里面讲的很明白的，用英国的设备，用英国的厂子来办一个中国的英国企业，我们今天认为这很正当的，但是在当年就算了，这对当时的中国没有影响，但是它给世界有影响，给我们的邻居日本有影响。

就在此时，在太平洋的西海岸上，除了中国的北洋舰队之外，另一支海军力量正在快速崛起，它就是日本舰队。《海国图志》传到一水之隔的日本之后，引起了日本各个阶层的高度重视，他们也像中国一样，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到欧洲学习，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都成为了舰队上的核心人员，由此同时，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在十年之间，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的飞跃，日本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益强盛，产业革命出现高潮。而作为岛国，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日本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无疑成为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于是，这两个快速崛起的国家终将走上战争之路。198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对于这场战争，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志在必得，而清政府及其军队则暴露出各方面的严重问题，曾经被认为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北洋海军，由于经费紧张，近十几年来就在野没有增添国任何舰只，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当年正值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洋务派官员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几近全军覆没，洋务运动由此宣告失败，日本由此跻身列强。随着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一次次的战争失败，接踵而至的便是各种不平等条约，大门被列强洞开，尊严被无从谈起，宰割便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条约，除了勒令赔款之外，还要求清政府同意扩大开放，增设通商口岸，修改关税税则，允许自由传教，允许各国军船在通商口岸停泊，各国趁此机会扩大对华出口，抢占市场份额，各种商品被进一步倾销到中国，列强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利益，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进一步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王开玺：中国人上上下下都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人的一个奇耻大辱，为什么他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是一个奇耻大辱，并不完全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各个条款内容很苛刻，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赔款非常巨大，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中国这次是失败给了一个小小的岛国，是败给了一个同中国同文同种的蕞尔小国日本。

甲午战争结束后，春天如期而至，随着这次春季一同到来的还有一波新的思潮，它们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活跃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他着眼于中西方文明比较这个大背景，认为中国落后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也包括观念那和文化，他开始呼吁变法，希望清王朝知耻而后勇，切实进行改革，效法东西洋，走向富强，当《天演论》问世之后，产生了连他本人都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

王开玺：严复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就开始致力于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翻译，那么严复翻译《天演论》，他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为了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警醒中国人，让中国人能懂得物竞天择的道理，懂得天演的规律，就是懂得世界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挽救中国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能够走上一个独立富强的道路。

与此同时，一本连同全国十八省组成的联名上书把改革推向了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为了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纷纷呼吁上书光绪皇帝，发起了一场公车上书运动，最终光绪皇帝接受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一系列主张，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都在进行着或酝酿着轰轰烈烈的改革，由此也揭开了晚清维新变法的序幕，当年是戊戌年，因此这次变法也被成为戊戌变法，清政府开始大力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等，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五十项改革法令，戊戌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立了京师大学堂，他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他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在中国传统教育之外，京师大学堂还设了由西方引进的数学、地理等科目，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文科、理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由此发端，各地采用现代教育方式的学堂纷纷建立。研究者发现，当时光绪皇帝为了更好的了解西方，甚至开始在学习英语，由于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也意识到，不向先进国家学习，不变法图强，大清帝国就真的危险了。

邹振环：其实晚清政府在在最后的那些年代里面，他们其实是一直有这样一个变革的愿望，但是到底这个变革的路怎么走，这个我们说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现在的我们看起来，当时的那条路的选择是必然失败的，因为它完全依赖的是清朝的，我们说高层当中的、上层当中的一部分贵族，要保证这部分的贵族的利益，我们说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

遗憾的是，1898年十二月二日，慈禧再次训政，百日维新宣告失败，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献出而来自己的生命，希望唤醒众人，一百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壮举依然震撼着世人，他们为变法图强而英勇捐躯的精神，仍然在激励着后人，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命运的探索和追求始终没有终结。维新派的代表虽然倒在了血泊之中，另一股新生力量却一悄然兴起，它就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孙中山等人的觉醒，犹如星星之火，很快变成了更多人的觉醒，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觉醒。

王开玺：孙中山他也是警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孙中山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史丧师辱国，堂堂中华不齿于列帮，就感到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救国，所以孙中山就开始进行前仆后继的反清革命的斗争。

1911年十月十日，一场以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为目的的战争爆发了，它就是拉开辛亥革命大幕的武昌起义，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历史的逻辑，当中国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走向了普遍觉醒，大清帝国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仅仅两个月之后，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的退位诏书也意味着大清王朝和它的最高统治者，已无法担任起引领国家继续前进的历史责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清廷没有做垂死挣扎，人们在平静中接受了它的无奈消亡。

卜宪群：那么1911年以来，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等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它已经汹涌滂湃，民国也建立了，这一时期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被动摇了，还有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些列不平等的条约的签订，使整个社会，丧失了对清王朝的信心，清王朝的整个社会基础也瓦解了，所以说这种平静，实际上是一种对整个清王朝统治失败的失望，一种无奈的平静。

两千年来，在这片中国大地上出现过很多皇帝，中国人在专制制度的高压下，似乎一直都尊崇和敬畏皇权，然后这样一种自秦始皇以来就一直延续的国体和政体，这样一个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的王朝就这样崩溃，而普通民众却没有对它更多的留念，这是发人深省的。帝制终结了，但中国人寻求国家、民族发展之路的思潮却没有停止，洋务运动所创建的工业体系，还在运转，许多前清官员纷纷化身为实业家。就在这一年，逃亡海外的梁启超已提出了他著名的《少年中国说》，穿行于各个国家的康有为，还在为他的理念而不断努力。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在酝酿颁布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死约法》，其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国民人人平等，并享有诸多自由和权利，新的启蒙思想者陈独秀、李大钊等还在不断地接受着更为先进的思想。

这一年，毛泽东十九岁，已经来到长沙，两年之后他进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蔡和森、周世钊等都在这所学校学习，他们在这里接收到了先进的思想，并共同组织了新民学会，邓小平年八岁，已进入望溪乡初级小学堂，接收新式教育，与此同时，在全国一批新式教育的中小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众多求知若渴的青少年学子开始了一次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和探索，中国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蓄积做力量，呼唤着新时代的到来。